一、調查基本情況
本次調查涉及全市100戶384人，XX年總純收入1770600元，人均純收入4611元，95%為非低保戶;5%為低保戶，低保戶中有80%是因疾病損傷致貧，20%是因家中勞動力少致貧。
二、農村醫療服務狀況
1、 73%的人選擇距離家最近的衛生組織是村衛生室，10%的人選擇是私人診所，9%的人選擇是社群衛生服務中心，7%的人選擇是鄉鎮衛生院，1%選擇縣級以上醫院;家到最近的衛生組織的距離60%的人選擇不足1公里，39%的人選擇在1-2公里，1%的人選擇在2-5公里。
2、99%的農戶參加新型合作醫療制度。在被調查的100戶中， 只有1戶沒有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參保率達99%。
3、66%的人認為農村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應以保大病或保住院為重點，33%的人認為門診、住院都保，1%的人認為應以保門診或保小病為重點。
4、19%的人對農村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感到滿意，71%的人基本滿意，8%的人不滿意， 2%的人選擇說不清楚。不滿意的地方主要有報銷醫藥費少，報銷手續煩，定點醫院收費高，定點醫院看病手續煩，定點醫院少，就醫不方便，定點醫院醫療水平低等。
5、47%的人認為農村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個人所承擔的比例基本合適，11%的人認為過高，10%的人認為過低，32%的人選擇說不清楚
6、在現有合作醫療基礎上，44%的人願意再增加醫療保障支出，56%的人不願意增加。
7、如果有家庭成員患病，經常就診的醫療單位44%是村衛生室，44%是鄉鎮衛生院或社群衛生服務中心，7%是私人診所，5%是縣級或以上醫院。選擇上述單位的主要原因56%是離家近，13%是質量好，11%是定點醫療單位，8%是有熟人，7%是價格低，5%是其他原因。
8、調查前半年，22%的農戶沒有家人患病，59%的農戶有家人得了小病，10%的農戶有家人有慢性病，7%的農戶有家人患了大病、重病，2% 的農戶有家人得了其它病。89%的人患病後及時就診，共花費醫藥費121743元，按照規定能報銷或減免43509.4元，實際報銷或減免20712.3 元。沒有及時就診的主要原因有病輕，自己治療，經濟困難，能拖則拖，醫藥費不能報銷等。
9、43%的人認為現在看病難，51%的人認為不難，6%的人選擇說不清楚。認為看病難的主要原因有經濟困難，醫院缺少名醫，醫務人員服務態度不好，手續太煩等。
10、86%的人認為現在看病貴，5%的人認為不貴，9%的選擇說不清楚。認為貴的原因主要有藥品太貴，檢查太多，醫療機構亂收費，個人支付比例高等。
11、9%的農戶因家人得病向醫生送過紅包。
三、農村居民醫療服務中存在的問題
1、報銷範圍窄、比例低，報銷的醫藥費少。調查顯示，實際報銷或減免僅佔全部醫藥費的17%，農民掙錢不易，他們希望每一分錢的投入都要得到回報。而目前我市推行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是以大病統籌為主，對小病、門診補償的比例很低。 而一般來說，農民患上需住院治療的大病相對較少，而頭痛、感冒等小病時有發生，但不需住院治療。因此，農民在繳納費用後，往往全年得不到任何的醫療補償，導致農民認為付出多，回報小，不划算。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農民的積極性，身體健康、沒有患過大病的農民不太願意參加。調查顯示在XX年僅17%的農戶得到補償，表明絕大部分農戶近期並沒有在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中得到實惠。部分農戶在問卷上寫上了他們的困惑：“為什麼只有非要得大病才能報銷?”。
2、部分定點醫院不規範經營，亂收費，農民利益受損。調查顯示藥品太貴、檢查太多及亂收費是目前看病貴的主要原因，而現在的醫療機構都是按市場經濟規律經營，追求利潤最大化是目標之一。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定點機構有在合作醫療制度中受益的期望。而定點醫院是新型合作醫療制度實施第一線的部位，它的服務好壞和收費高低至關農民切身利益。定點醫院收費普遍較高，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所能獲得的補償相比微不足道。許多農戶反映，同樣一個感冒或其它小病，在私人醫生那裡只花二十多元，而到定點醫院卻要花費幾百元。一些比較常見的小病，醫生卻要病人作各種檢查，什麼心電圖、b超和各種化驗，小病大看現象時有發生。為了能報銷，有病往定點醫院跑，路費、餐宿費、誤工費再加上虛高收費等，化了許多冤枉錢，就算得到了一定補償，仔細算算反而不划算。
3、定點醫院少，看病手續煩。調查顯示，農民就醫大多數選擇鄉鎮衛生所、村合作醫療站以及個體醫生。因為他們覺得這些醫療單位離家近，就醫方便，藥價便宜，收費低，服務態度好。定點醫院少，給農民看病帶來不方便。
4、村衛生室及私人診所的醫療服務水平低。所調查的100戶中，有51%的農戶患病選擇經常就診村衛生室或私人診所。在這些醫療單位中，規模小、裝置簡陋、藥品種類少。醫生的文化素質低，難以滿足農民就醫需要。在80年代以前從業的人員中，很多都是集體經濟時期的赤腳醫生，他們的醫療技術水平普遍較低。
5、醫務人員的素質差。調查顯示患大病的農戶有超過50%的人給醫生送過紅包，部分定點醫院的醫生服務態度欠佳也是農民看病難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我們建議採取以下措施加以改進
1、加大政府的投入程度，充分體現政府為民辦實事的誠心。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是一項涉及千家萬戶、維繫全市農民的民心工程，能否真正受到人民群眾歡迎，能否具有較強的生命力，關鍵是我們的工作能否得到群眾的認可和信任。從調查情況看，政府要加大對農村醫療衛生的投入，各級人民政府應按照中央有關檔案要求,逐步加大對農村衛生醫療的投入力度，加強基礎醫療，這是解決農民“看病難、看病貴”問題的一項重要措施。政府要切實承擔起組織和資金支援的責任。沒有政府出面組織，合作醫療就會失去組織基礎，政府的適當(根據財政支付能力)資金支援能夠對農民參加合作醫療產生很大的引導和激勵作用。
2、及時調整補償標準，擴大報銷範圍。以收定支、量入為出、逐步調整、保障適度是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補償標準確定的基本原則。從調查資料分析，報銷比例低是農民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不滿意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在已掌握一定資訊資料的基礎上，通過分析研究，及時調整補償標準，使基金既不沉澱過多，也不出現透支，提高農民受益程度。
4、逐步擴大定點醫療機構，方便參保農民就醫。在全市依據一定標準確定一批定點醫療機構，並根據成熟一家擴大一家的原則，逐步擴大定點醫療機構覆蓋面，參保農民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自主選擇定點醫療機構，方便參保農民就醫。
5、調整優化農村衛生資源，加快服務模式改革。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動員和鼓勵社會力量參與興辦農村醫療衛生事業。多渠道籌集資金，重點加強鄉、村兩級醫療機構建設，逐步配套必要的醫療衛生裝置，合理調整優化農村衛生資源，加快改進鄉村衛生機構服務模式，加快開展農村社群衛生服務。
6、加強對醫務人員的培訓，加強人才培養，提高服務質量和技術水平。鼓勵優秀的醫學院校畢業生到衛生院工作，提高現有醫務人員的業務技能，特別是要加強市、鄉、村衛生機構縱向業務合作，不斷提高鄉、村衛生機構的醫療服務能力和水平，讓更多村民能在鄉、村就診醫治，既降低了醫療成本，又能保證村民及時就醫，努力做到讓農民“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鄉，疑難重病不出縣”，從而減少農民群眾醫療費用負擔。
7、進一步完善藥品採購制度，切實降低農村藥品價格。從調檢視，醫療支出已經成為農村居民一項沉重的經濟負擔。在全部調查農戶中，醫療支出占人均純收入的 7%。儘管經過幾次醫改，藥價幾度下調，但高昂的醫藥費用仍是農民進醫院道路上的首要障礙。因此，加強農村藥品監管，平抑農村藥價，是當前農村衛生工作中迫在眉睫需要解決的問題。必須加強監督、檢查，糾正醫藥購銷中的不正之風，使各級定點醫療機構以醫德醫風取信於民，服務於民，切實維護參合農民利益，最大限度地讓利於農民，讓困難群眾也能看得起病。最大限度降低藥價，更大限度地讓利於農民。
8、繼續糾正行業不正之風，控制不合理醫藥費用，減輕群眾負擔。狠剎醫務人員收受回扣、"紅包"、開單提成、亂收費等違規行為，加強對醫療機構和醫療服務的監管，全面落實糾風工作責任制。嚴肅查處違背職業道德，違反法律法規，損害群眾利益的行為。強化醫德醫風教育，大力弘揚白求恩精神，學習業內先進模範人物的高尚品質和道德情操，發揮先進典型的示範帶頭作用。廣泛開展衛生行業精神文明建設，充分運用輿論引導，自覺接受社會和群眾監督，有效促進醫德醫風建設，為衛生改革和發展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
9、可以對患重病、大病的因病致貧農戶實行醫療補貼。
10、多渠道、多方面增加農民的收入，用發展的方式解決農民“看病貴”的問題。
滬居民醫療調查報告：排隊時間長最受市民詬病醫療調查報告範文（2） | 返回目錄看病難、看病貴是百姓反映強烈的民生問題。上海社科院社會調查中心、社會學研究所公佈的“上海居民醫療、健康狀況最新調查報告”顯示，排隊時間長、檢查過多和開貴藥排名上海主要醫療服務問題的前三甲。
八成居民健康良好
此次調查顯示，去年一年裡從未去醫院的居民比例為38.7%，偶爾(1-3次)去醫院的佔42%，有兩成居民經常去醫院看病，這表明八成上海居民健康狀況良好，很少看病就醫。
在居民遭遇的醫療服務問題中，以排隊時間長最嚴重，比例達到38.6%，其次為多做檢查(19.2%)和開貴藥(16.2%)，醫生不耐心(13.4%)和多開藥(12.7%)情況也比較明顯。報告分析認為，排隊時間長，與外地來滬就醫人數過多、部分居民喜歡去大醫院、好醫院有關，反映出分級診療制度的必要性;多做檢查、開貴藥，可能與醫院和醫生的收入利益掛鉤，反映破除公立醫院逐利機制、落實醫藥分離制度的必要性。
年齡越大看病越勤
進一步的調查顯示，本地戶籍居民經常看病的佔22.8%，非本地戶籍居民經常看病的佔6.8%。30歲以下、30至39歲、40至49歲、50至59歲和60歲以上的居民經常看病就醫的比例分別為5.7%、11.9%、17.4%、33.4%、65.6%，這表明，年齡越大的居民，經常看病就醫的比例越高。
資料顯示，收入最低者經常看病比例高。年收入3萬元以下的居民達到30.5%、3萬元至5萬元的則為23.6%、5萬元至7萬元的為13%、7萬元至10萬元的更少只有11.6%、10萬元以上的居民則為17.3%，這表明收入越低的居民，經常看病就醫的比例越高。為此，上海社科院提出建議，未來醫療改革應著力降低藥價和看病成本，讓低收入者看得起病。
近一年，本市居民家庭用於健康保健的支出並不高，調查顯示開銷在千元以內超過了半數，而1001至3000元、3001至5000元、5001至10000元的比例分別為28.60%、13.20%、2.50%，超過萬元者只有0.6%。
農村醫療保障調查報告醫療調查報告範文（3） | 返回目錄[摘要] 農村醫療保障由衛生服務供給體系和農村醫療保健制度兩方面構成。長期以來，合作醫療是我國農村醫療保健制度的主要形式。然而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自建立以來，在我國廣大農村地區經歷了幾起幾落，時至今日，大部分地區的合作醫療已走向衰落。在農村經濟社會發生了重大變革以後，合作醫療能否恢復?醫療保險是否可行?什麼是可行的農村醫療保障制度?這一系列關係農村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一直為政府、農民和研究者所關注。本文在對山西省聞喜縣8個村莊的部分農民進行個別訪談的基礎上，分析了農民對醫療保障的主要看法，提出：第一，建立農村醫療保障必須考慮農村地區鄉土社會的特點;第二，雖然合作醫療能否恢復不取決於是否存在集體經濟組織，但社群前公共資財的確是合作醫療必須具備的一個條件;第三，在農戶分散經營後，在社群的再合作、再組織基礎上的村民自治組織同樣是合作醫療必須具備的一個條件;第四，醫療保險組織的信譽是實施農民醫療保險必須具備的條件。
1. 建立農村醫療保障所依存的鄉村社群土壤
中國農村社群具有濃厚的鄉土特色，它在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收入來源、人際交往、尋醫問藥等方面，有區別於城市的典型特徵。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農村醫療保障是建立在這種鄉土特色基礎之上的。
土地仍然是農民家庭對國家完糧納稅和解決自己吃飯問題的最基本保障，而農民家庭的其它一切開銷越來越依靠現金收入，這就要依靠種植經濟作物和外出打工來實現。但是這幾年種植經濟作物受市場的影響很大，價格也在不斷下跌。同時由於種植業生產週期較長，靠結構調整也比較難以增加收入。
由於農村經濟社會的變化，疾病譜也發生改變，農村中患惡性腫瘤和心腦血管疾病的人近年來有所增加，並且心腦血管病的發病年齡有所提前。有個村莊的心腦血管病人的發病年齡都集中在四、五十歲左右，雖然農民認為可能和農村中的環境汙染、人們不再吃粗糧以及體力勞動減輕有關。但同時我們也認為這可能和競爭環境帶來的生存壓力增大有關。
當前農民家庭保障的資金來源主要是通過家庭積蓄解決醫療費用支出的急需;通過大家庭成員之間的互濟減輕醫療費用負擔;通過向親朋好友的借錢緩解醫療費用負擔。這種行為方式就形成了以家庭為核心向親戚、朋友擴散的互助互濟的人際網路。
鄉村醫生是來自農民的鄉土醫生，長期的農村常見病的醫療實踐造就了他們，許多60年代、70年代培養的鄉村醫生在農民中行醫時間長，在村裡有一定威信，對開展預防保健工作和治療農村常見病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是農村經濟改革以來，村衛生室的承包經營使鄉村醫生越來越把提供醫療服務作為謀生手段，而同時在鄉土社會裡，農民又很難把鄉村醫生的服務這種無形的產品當作需要購買的勞動產品，而只把藥品作為必須為之付費的商品。
鄉村醫生也常常感到“鄉里鄉親的，怎麼可能像城市醫院一樣收掛號費、治療費、出診費?”因此不論鄉村醫生還是個體醫生，都提供“免四費”(免掛號費、診斷費、注射費、出診費等)的服務，同時，傳統醫學中的簡便治療方法由於不能賺錢已多不被鄉村醫生採用，賣藥、處方藥品、靜脈輸液則被廣泛應用。但是鄉村醫生對於本村的貧困家庭，往往出於醫生懸壺濟世的職業傳統和鄉土社會中的鄉誼和同情心給予醫療費用的減免。
在就醫機構的選擇上，農民選擇大醫院是在得大病或疑難病時為求得較好的治療;尋求私人診所一般是在大醫院治療效果不明顯或費用較高的情況下，為找到較便宜的服務和尋求特殊治療效果時的選擇。這種選擇往往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即所謂“有病亂投醫”。
通常在常見病的治療上，農民是靠自己的經歷和他人的經歷對縣、鄉、村各種醫療機構的醫療水平進行判斷，各種治療資訊的獲得又是靠農民之間的人際傳播。由於政府衛生部門沒有向農民釋出醫療保健資訊，鄉村醫生也沒有對農民提供健康教育和宣傳醫療保健常識的服務，使農民缺乏獲得醫療保健資訊的正規渠道，只能靠非正規的渠道獲得零散和不確切的資訊。
2. 合作醫療必須具備社群的公共資財
我們從訪談中瞭解到對於建立農村醫療保障制度，除部分貧困戶外，多數農產家庭具有一定的籌資能力。但是這僅僅是農產家庭經濟上的可能性，這一制度能否建立，還存在著某些社會制約因素。在訪談中農民談的最多的是“合作醫療沒有集體經濟不能搞”;“現在都個人顧個人，合作醫療沒人組織不能搞”;“醫療保險要講信用，實施要長久”。
我們認為，合作醫療是社群和農戶共同籌資的醫療保障，是一種社群的公共產品。在集體經濟時期，生產大隊提留的公益金為合作醫療基金提供了大部分資金，農民個人只在年終分紅時由生產隊代扣少部分資金作為個人交納的合作醫療費，這使每個社群成員通過集體提留的預先扣除，得以享受社群的醫療保障。然而，這種社群醫療保障的有無及保障水平的高低，要視社群的經濟發展水平而定。
從一些農民的回憶中可以看出，即使在70年代時，各生產大隊合作醫療的興衰及持續時間也不同。集體經濟實力強的大隊，合作醫療持續的時間也長，有的一直堅持到實行生產責任制為止。集體經濟缺乏實力的大隊，合作醫療持續的時間則短，有的甚至不到一年就解體了。這說明並不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使合作醫療解體。
那麼，為什麼在訪談中農民把合作醫療的解體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聯絡在一起呢?這是因為集體經濟組織的終結使合作醫療失去了預先扣繳合作醫療費的籌資手段。實行生產責任制後，聞喜縣和我國多數中、西部農村地區一樣，村莊的公共積累逐漸減少，缺乏經濟實力，村提留只能維持村幹部的工資，村莊的任何公共事業就只能依靠農民一家一戶的集資予以解決。對於村莊電路改造一類的公共事業，由於是每家農戶都明確受益的事情，即使是平均分攤公共電路改造的費用，挨家挨戶集資的難度還小一點;而醫療服務消費則是一種不確定的行為，當合作醫療籌資無法通過集體經濟組織預先扣除時，其挨家挨戶籌資的難度就可想而知。
因此，這種“空殼”的集體經濟由於沒有社群的“公共資財”， 而缺乏合作的經濟基礎，就像有的農民說的，“合作醫療沒有集體資金，和誰合作!”這就使我們不難理解在村裡常可以聽到的“現在集體沒有錢，對農民沒有吸引力，合作醫療沒法搞”的說辭。
3. 合作醫療必須具備社群的組織資源
改革前的傳統體制時期，集體經濟組織不僅有組織生產的經濟職能，也有組織村莊社會事業的行政職能。70年代，正是通過公社體制使合作醫療制度幾乎是在一夜之間迅速推行，廣泛實施。改革以來，伴隨公社體制的終結，合作醫療制度大面積解體。但是在合作醫療的落潮中，人們相繼看到以下兩種情況。
一種情況是蘇南模式堅持集體經濟，依靠集體經濟發展鄉鎮工業，促進村莊經濟和社會事業的發展，促使合作醫療向合作醫療保險過渡。蘇南模式使我們一度看到在傳統的集體制沒有徹底解體的情況下，村莊社群的醫療保障得到了不斷地發展。
另一種情況是一些村莊經過了改革初期的分散經營後，在“既承認合作者個人的財產權利，又強調法人成員共同佔有”的基礎上在村域內再組織起來，這種再組織的社群合作體系：“超級村莊”，推動了包括醫療保障在內的村莊社群的公共事業的發展。
然而，與上述兩種情況不同的是大量的村莊;如同我們訪談的這些村莊基本上既沒有保留原有傳統體制發展生產和組織社會事業的組織功能，又沒有產生出新的再合作的社群組織，社群的組織資源正處於實質上的“空位”狀況。名義上每個村都有村委會和黨的基層組織，但是常常從村民那裡聽到“不知道誰是村幹部”的說法。這就造成了依託社群組織的合作醫療在缺乏社群組織資源的條件下難以為繼。雖然1982年的憲法就確立了村民委員會的法律地位，1998年又正式頒佈了試行XX年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但是，村組織的完善和功能的有效發揮，還需要一定的過程。在訪談中，農民幾乎都一再提到“現在是個人顧個人，沒有人組織，搞不了合作醫療”，當說這些話時，我們在農民的臉上看到的是無奈。
4. 信譽是推行農村醫療保險必須具備的條件
通過訪談，我們發現當地農民一般都對醫療保險缺乏瞭解，有些人對人壽保險、平安保險以及農業生產上的保險等其他商業保險還有所瞭解，但對社會醫療保險都一無所知。
但無論是哪種情況，農民都對醫療保險的信譽表示了極大的關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產是獨立的經營實體，農村改革以來，產權明晰的結果，使風險和利益對稱，這既調動了農產生產、投資的積極性，同時也使他們獨自承擔著市場的風險。因此對一個新事物，他們完全是以一個獨立的生產經營者的眼光來觀察的。
對於保險組織和保險制度來說，在農民那裡，信譽就是關鍵。他們要確信其對醫療保險的投保確實能夠得到分擔風險的回報才會投保。就像有的農民說的那樣，“現在基本是一部分貧困戶確實交不起錢：一部分富裕戶個人付得起醫療費，但不一定投保，多數農戶能付得起30元以內的保費，但是不是投保，還要看可信不可信”。訪談中，農民表現了對鄉、村幹部的極大不信任，對保險公司商業信譽的不滿意和對政府政策多變的擔心。醫療保險能否實行?醫療保險由誰來辦?對於這些問題的回答，農民是從現實農村社會發生了的和正在發生著的各種事情中尋找答案的。以往合作醫療的失敗，合作醫療中的種種不合理現象;以往農村社會事務中的種種失誤和反覆折騰，甚至生產經營中的損害農民利益的事件，都使農民變得懷疑、謹慎，不願意輕易失去自己的血汗錢。
與此相關聯，農民提出瞭如果實行醫療保險，就要長久實施，管理要透明等制度建設的要求。他們擔心如果醫療保險放在縣裡管理，則可能是可望不可及，他們難以獲得醫療保險的支付，甚至擔心如果經辦的人攜款跑了，他們都不知道。如果醫療保險放在鄉、村管理，他們又擔心管理有漏洞，保險金被挪用等腐敗現象的發生。然而作為制度建設，為防止這些問題的發生，在地域廣大，人口分散的農村社會，醫療保險就必然要付出較高的管理成本。
由於合作醫療是以社群和農產共同籌資為基礎的一種社群醫療保障，因此如果沒有社群公共資財的經濟基礎，沒有村級組織在村民自治基礎上的重新整合，僅依靠政府政策和衛生部門工作的推動，合作醫療就無法持續實施和發展。農民的社會醫療保險是以政府保險機構信譽和農產投保為基礎的一種社會醫療保障形式，則政府和保險機構的信譽是能否實施農民醫療保險的關鍵問題。
我們的結論是：
其一，建立農村醫療保障必須考慮農村地區鄉土社會的特點。
其二，雖然合作醫療能否恢復不取決於是否存在集體經濟組織，但社群的公共資財的確是合作醫療必須具備的一個條件。
其三，在農產分散經營後，在社群的再合作、再組織基礎上的村民自治組織同樣是合作醫療必須具備的一個條件。
其四，醫療保險組織的信譽是實施農民醫療保險必須具備的條件。
健康和經濟發展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一方面，人民的健康是重要的人力資本，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源泉，另一方面，改革和發展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提高人們生活水平，讓人們活得更健康、更幸福。因此，人民的健康既是發展的手段，也是發展的目的。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大部分人口還生活在農村，改善農村的醫療衛生條件，提高農民健康水平是農村發展的重要工作，也是民族復興的根本。我國“xx”期間的重點任務之一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改善和提高億萬農民的教育和健康應該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關鍵所在。因此，加強農村醫療衛生建設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內容，這也為農村醫療衛生髮展提供了大好機遇。
一.中國農村醫療衛生面臨的挑戰
我國的農村衛生工作曾經取得過世人矚目的成績。建國以後初步形成了農村初級保健網，尤其是上世紀60年代，在“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指導方針下，直到70年代末，農村合作醫療的創立使農村衛生保健得到了很大的發展，農村居民健康狀況得到很大改善。但是80年代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直接衝擊了農村醫療衛生體系，農村衛生的人、財、物等外部條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期間，一是合作醫療紛紛解體，二是城鄉衛生資源的配置差距逐漸擴大。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所經歷的五個“五年計劃”(1981—XX年)，可以發現，上世紀80年代農村醫療衛生所受到的重視程度最低，“xx”計劃綱要只提到了“加強赤腳醫生、農村衛生員和接生員培訓”，而“七五”計劃綱要對農村醫療衛生工作基本沒有提及。進入90年代後，日趨薄弱的農村衛生服務體系開始重新得到一定的重視，“八五”計劃綱要重提“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在農村”，提出恢復和發展農村三級合作醫療衛生網，努力扶持“老少邊窮”地區衛生設施建設。“xx”計劃綱要提出重點改善農村醫療衛生條件;加強農村基層衛生組織建設，完善縣鄉村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十五”計劃綱要提出健全農村初級衛生保健服務體系，重點加強農村衛生基礎設施建設，因地制宜發展合作醫療，努力解決農民基本衛生醫療問題。上世紀90年代開始，政府針對農村醫療機構的效率低下、醫療機構不合理的補償機制以及醫療市場結構等出臺了一些政策，例如，開展農村初級衛生保健、實施農村衛生“三項建設”、促進和恢復合作醫療，實施鄉村衛生組織一體化管理等。
但是農村醫療衛生、農民健康面臨很大的挑戰，“看病貴、看病難”問題在農村尤為突出，“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現象也更多發生在農村，這些情況在上世紀90年代末至本世紀初體現得最為明顯，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1) 政府對農村醫療衛生投入不足。農村衛生總費用中政府、社會和個人投入的比重在1991年至XX年間的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政府農村衛生投入比重由12.54%下降至6.59%，社會衛生投入由6.73%降至3.26%。政府對衛生投入下降的直接後果：一是農民個人醫療負擔的增加，同期，農民個人直接支付費用從80.73%上升到90.15%;二是農村公共衛生的削弱。政府撥款主要用於醫療，而公共衛生相對較少，對農村的就更少。在政府公共衛生支出的構成中，人員經費呈逐年上漲的趨勢，而業務和公務費、公共衛生專案補助呈逐年減少的趨勢，很多公共衛生機構只能通過有償服務進行創收。
(2) 缺乏醫療保障的農民在醫療費用居高不下的情況下，醫療服務可及性下降。合作醫療紛紛解體後，絕大多數地區農民沒有任何醫療保障。根據三次全國衛生服務調查的資料，絕大部分農村居民自費承擔醫療費用(1993年84.1%，1998年87.3%，XX年79%)，XX年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在全國全面推廣之後，合作醫療的覆蓋率上升，更多的農村居民具有了一定的醫療保障，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農民的醫療負擔，但是和農村居民的醫療需求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隨著收入的增加，農民的醫療保健支出也不斷上升，其增長速度超出收入的增長速度很多。農民醫療保健支出佔收入的比重和佔消費支出的比重也都逐年上升。上世紀90年代末，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而醫療費用快速上漲，全國衛生服務調查顯示，1993年、1998年、XX年的農村平均門診費用分別為22元、25元和50元，平均住院費用分別為541元、837元和1455元(均為可比價格)。
研究表明，由於缺乏醫療保障，發展中國家的醫療價格格外重要，醫療服務價格的上升會降低醫療衛生服務的可及性，尤其是對貧困人群，最終會影響健康狀況。醫療費用上升情況下，農民直接支付費用方式導致農村居民醫療服務的可及性降低。第三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結果顯示，農村中應住院而沒有住院的佔30.3%，其中70%是由於經濟困難;應就診而未就診的比例為45.8%，其中38.2%是由於經濟困難。農民未就診率、未住院率呈逐步上升趨勢。收入越低的農民，未就診率和未住院率的比例越高。
(3) 三級醫療轉診體系的打破，導致有限的農村醫療資源效率不高，進一步扭曲農村醫療機構的行為。在過去的20多年裡，中國原有的農村三級醫療轉診體系被逐步打破。雖然農村衛生服務供給規模仍在增加，但效率低下。一方面，更多的患者集中到縣及縣以上醫院，使得這些醫療機構人滿為患，而鄉鎮衛生院和村衛生室所提供的醫療服務不斷下降。另一方面，農村醫療機構病源下降，發展受到限制，進一步加強了患者去大醫院就診的傾向，從而增加了農民的醫療負擔。農村衛生技術人員所佔的比重不斷下降，從建國初的近70%下降到XX年的不足40%，縣及縣以上醫院的床位數歷年一直在增加，而鄉鎮衛生院的床位數自80年代以來沒有明顯的增加。80年代初，衛生院還承擔很多的醫療服務，但是到了80年代中期，縣及縣以上醫院所承擔的醫療服務超過了衛生院，此後，衛生院的診療人次逐年下降，相關研究表明，鄉鎮衛生院服務的利用率較低，接近70%的鄉鎮衛生院出現虧損或接近虧損的邊緣。
政府投入的不足，醫療條件和醫療人才的缺乏，使得鄉鎮衛生院的業務收入只能以賣藥為主，有研究表明鄉鎮衛生院藥品收入佔收入的比重一般在70%—80%，而就診患者的減少，使得鄉鎮衛生院只能通過不規範的行為從為數不多的患者那裡獲得收入，如一些鄉鎮衛生院不是定位在提供更符合當地農民需求的基本醫療服務和護理，而是定位於提供利潤高的新專案、建立特色專科以增加收入，有條件的就競相引進高科技、高費用的檢查裝置吸引患者就醫，這進一步破壞了原有三級網路的功能，導致更多不必要的醫療費用。
近幾年，尤其是XX年“非典”之後，隨著政府對農村發展以及對醫療衛生建設的重視，情況有所好轉，但解決農村醫療衛生問題仍有很長的路，而且隨著中國社會和經濟的發展，農村醫療衛生還面臨一些新的挑戰。
一是農村經濟發展所帶來的一些新情況的影響。例如農村人口流動性增加，艾滋病、非典、人禽流感等新發傳染病等使農村公共衛生問題更為嚴重。進城農民工的健康狀況基本沒有保障，一旦有病一般只能回到農村。再如交通、生產事故導致的意外傷亡的增加也增加了農民的醫療負擔，同時也對醫療衛生體系，尤其是急救體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又如由於迷信的復燃、家庭空巢、文化生活缺乏等原因造成的精神健康方面的問題也日益突出，如何促進農民的精神健康，不僅是農村醫療衛生的工作和麵臨的挑戰，也是農村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任務。
二是人口老齡化、疾病模式轉變等人口特徵變化帶來的影響。中國已經開始步入老齡化時代，農村老齡人口比重不斷上升;同時，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身體健康的青壯年農村人口進城務工，留在農村的更多是需要醫療保健服務比較多的老年人口。農村人口疾病模式變化的重要特點是55%—60%的死亡和疾病原因從傳染性、感染性疾病向慢性病的模式轉變。與此同時，由於農村居民生活環境、勞動環境和生活習慣的變化，惡性腫瘤、心腦血管病、糖尿病等嚴重疾病的患病人數在農村也不斷增加，成為威脅農民健康的主要病種。老齡人口、慢性病患者和重大疾病患者是農村最需要醫療保健服務的人群，這部分人口的增加會對農村醫療保障帶來財務上的巨大挑戰。
二.醫療衛生應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內容
XX年一號檔案提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並在“xx”規劃中將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作為重要目標，這給農村醫療衛生髮展創造了良好的政策環境。
醫療衛生應該也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方面。首先，投資醫療衛生，投資健康也就投資了人力資本。健康是人力資本的一個組成部分，是經濟發展的一個推動因素。中國經濟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我們健康的、廉價的、高質量的勞動力帶動了整個製造業的發展，但在這個過程中，汙染了環境，破壞了生態，損害了老百姓的健康。在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目標的指導下，應該更重視老百姓的健康，而不是簡單的經濟增長。況且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離不開一支健康的勞動力隊伍。其次，衛生投入，尤其是公共衛生和基礎醫療投入，也是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內容。改水、改廁、垃圾處理、精神衛生促進等本身是公共衛生的範疇，做好這些工作也是“村容整潔”，“鄉風文明”的要求，農民健康狀況提高了，就能更好地參加勞動，“生產發展”才能成為現實，從而使得農民增加收入，“生活寬裕”。
“xx”規劃綱要結合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用單獨的一節來闡述農村衛生工作，內容更為全面，提出加強以鄉鎮衛生院為重點的農村衛生基礎設施建設，健全農村三級衛生服務和醫療救助體系;培訓鄉村衛生人員，開展城市醫師支援農村活動;建設農村藥品供應網和監督網;整合醫療衛生資源，大力提高農村、中西部地區和基層公共衛生資源的比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被定為農村醫改的突破口，也是近期農村衛生工作的重點。根據“xx”規劃和今年兩會精神，XX年“新農合”試點覆蓋面將擴大到全國縣(市、區)總數的40%，XX年達到60%，XX年在全國基本推行，XX年實現基本覆蓋農村居民的目標。
三.完善制度設計，增強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可持續性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農民的就醫用藥問題，促使農民無病早防、有病早醫。回顧合作醫療歷史，分析新農合試點以及其他國家相關醫療保障制度的經驗教訓可以發現，新農合作為一種社群醫療風險分擔機制，其發展的可持續性面臨一定的挑戰。當前新農合的定位是“低水平、廣覆蓋”，從持續發展來看，新農合的目標是在擴大覆蓋面的基礎上逐步擴大保障水平，從而真正解決農民的健康保障問題。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一方面要“開源”，擴大參與率和籌資水平，另一方面要“節流”，控制農村醫療費用。
1. 政府推動是新農合擴大、推廣的重要保障。按照目前的制度設計，新農合以自願參加為實施原則。之所以強調“自願”的原則，既是出於對農民選擇的尊重，也是為了防止地方政府變相加重農民負擔。同時，合作醫療費用個人分擔一部分，在自願參加原則下這是一個必然的選擇。
理論上，自願原則下會存在“逆向選擇”。“逆向選擇”是保險中由於資訊不對稱而導致的最常見的難題，一方面高危人群更願意參加保險，另一方面，保險方更願意選擇疾病風險低的人群。目前合作醫療制度是以農民自願為原則，而且對同一合作範圍內的農民統一對待，沒有根據疾病風險等因素對個人繳納費用進行調整，因此很難避免逆向選擇。如果只是聚集高危人群，那麼就無法發揮合作醫療分擔風險的作用，合作醫療基金不足以補償參加人群的醫療費用。如果量入為出，降低補償的金額，同時就降低了人們參加的積極性。
實踐上，泰國在“30銖計劃”①之前實施過自願性健康卡制度，家庭以500銖購買健康卡，國家每卡配套500銖給定點的有關衛生機構，購卡家庭任何成員可持卡到定點公共衛生機構免費就診或住院，但免費就診及住院次數和享受的服務專案都有嚴格的限定。由於自願購買，購買者多為高危人群，僅覆蓋了10%的人口，最終也沒有能夠持續下去。
醫療機構人力現狀調查報告醫療調查報告範文（4） | 返回目錄近年來，隨著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州醫療衛生事業有了長足的發展，但由於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全州各級醫療機構仍面臨人員不足、待遇偏低等突出問題，成為制約當前全州醫療衛生事業發展的最大瓶頸，亟待進行深入研究，明確改革思路，為進一步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提供真實、可靠的依據。
一、醫療衛生機構現狀
全州州、縣、鄉三級現有醫療機構50個，其中州級醫療機構2個(綜合醫院、民族醫院各1個)，縣級醫療機構8個(綜合醫院5個、民族醫院3個);鄉鎮衛生院40個(中心衛生院12個、普通衛生院28個)。社群衛生服務中心4個，社群衛生服務站12個，村衛生室420所。
州、縣、鄉三級醫療機構編制床位數1650張，實有床位1438張，每千人擁有床位3.20張;核定人員編制1105人，現有工作人員1024人，其中衛生專業技術人員877人(州級醫院228人，縣級醫院368人，鄉鎮衛生院281人)，每千人擁有衛技人員1.94人。
二、醫療機構人力資源現狀分析
目前，全州醫療機構現有人員與上級衛生部門關於醫療機構設定標準有較大差距，根據州情和醫療服務需求，現有人員無法滿足當前基層醫療事業健康發展的需要。
1、從醫療機構服務人口和服務半徑來分析：全州各級醫療機構現在使用的是1988年核定的人員編制，當時全州人口只有35萬，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髮展，全州人口增加到目前的45萬。由於醫療服務人口增加而醫務人員編制未變，每千人擁有專業技術人員數從當年的3.42人減少到現在的1.94人，每名衛生技術人員平均服務面積從當時的37平方公里增加到現在的44平方公里，致使服務成本提高，特別是一線醫務人員和承擔公共衛生服務的鄉村醫生不堪重負。
2、從醫療機構科室設定情況來分析：隨著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和城鄉居民醫療需求的變化，全州各級醫療機構辦院規模不斷擴大，醫務科室的細化和增設，所需醫務人員相應增多。如州人民醫院，當初核定編制時只設有內、外、兒、婦、放射、化驗等30個業務科室，後已增設急救中心、體檢中心、感染性疾病科、骨科、影像科等業務科室22個，總科室達到目前的52個;縣級醫療機構科室也從當初的平均10個增加到現在的平均30個;鄉鎮衛生院大多設定內兒科、外婦科、門診、中藏醫科、檢驗室、心電b超室、x光診斷室、藥房等業務科室15個。加之，隨著公共衛生服務的加強，鄉鎮衛生院和村衛生室承擔的公共衛生服務任務加大(共有10類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專案、5項重大公共衛生服務專案)，在鄉鎮衛生院承擔的職能中，醫療服務佔40%，公共衛生服務佔60%，公共衛生專業人員需求加大。
3、從醫療機構床位數與醫務人員比例來分析：參照衛生部《綜合醫院組織編制原則》，病床數與醫護人員比例應達到1∶1.3—1.4，而我州醫療機構實際床位數與人員平均比例只有1：0.7，比編制標準低40-50%，各級醫療機構人員總量短缺明顯。
4、從醫療機構專業技術人員結構來分析：全州各級醫療機構專業技術人員中，擁有高階職稱的111人，佔總數的12.7%;中級職稱319人，佔36.3%;初級職稱447人，佔51%。大學本科180人，佔總數的21%;大專學歷559人，佔65%;中專學歷120人，佔14%。執業醫師及助理執業醫師617人，註冊護士280人，醫護比例為1：0.45，與編制標準1：2相差甚遠。鄉鎮衛生院大多為中專學歷的衛生技術人員，缺少大專以上學歷的衛生技術人員;村衛生室中專以上學歷的僅佔村醫總數的60%。鄉(鎮)衛生院303名衛生技術人員中，取得執業(助理)醫師和護理執業資格的只有224名，佔74%。尤其是全州40個鄉鎮衛生院具有護理執業資格的在編護理人員只有47名。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缺乏外科、婦兒科、藥劑和醫技等專業人才，全州基層醫療機構目前尚無一名具有完全執業資格的全科醫生。上述情況足以說明，目前各級醫療機構人員結構極不合理。
5、從城鄉居民就醫狀況和醫療機構服務量來分析：從各級醫療機構服務量看，年全州各級醫療機構累計接診患者118.38萬人次，其中州級佔13.1%、縣級佔22%、鄉鎮衛生院佔33.5%、村衛生室佔31.4%，鄉、村兩級佔總診療人次的64.9%，基層醫療機構在醫務人員短缺的情況下承擔了大部分醫療工作。從城鄉居民就醫報帳情況看，年全州城鎮職工醫保、居民醫保、新農合三類醫保就醫報帳17.88萬人次，省、州、縣、鄉四級醫療機構分別佔總診療人次的7.5%、13.3%、59.6%、19.6%。全州92.5%的參保患者在州內各級醫療機構就醫治療，其中縣級醫院佔有量最大，其次為鄉鎮衛生院，說明基層醫療機構在承擔大量公共衛生服務的同時，也承擔了大量的醫療服務。從住院醫藥費用報銷情況看，年全州城鎮職工、居民、農牧民參保患者住院報銷7532萬元，省、州、縣、鄉四級醫院報銷額分別佔總費用的42.3%、25.1%、26.4%、8%。
從以上分析看出，在省級醫院住院的患者只佔總數的7.5%，卻花費了總醫藥費用的42.3%;在州內醫院住院的患者佔總數的92.5%，花費了總醫藥費用的57.7%。這一方面說明了基層醫療機構服務量大，三類醫保就診人數最多，但住院報銷額遠遠不如省級醫院，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基層醫療機構專業技術人員短缺、診療水平低、服務能力差，這與實現“小病不出村、常見病不出鄉、大病不出縣、急危重病人不出州”的目標差距還很大，群眾寧可捨近求遠，花費不必要的人力、財力、物力到省級醫院就診，而不願就近就醫，說明基層醫療機構服務能力遠遠不能滿足廣大群眾的實際需求。
6、從醫療機構編外用人狀況來分析：為了保證醫療機構各項工作的正常運轉，緩解人員緊張問題，州、縣、鄉三級醫療衛生機構共自主招聘了人員534人(其中州級173人、縣級195人、鄉鎮166人)，在醫療服務中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大多數已成為醫療機構業務骨幹。據調查，州級醫院臨聘人員月薪1500元左右，縣級醫院800元左右，鄉鎮衛生院700元左右。這些臨聘人員與在編人員同工不同酬，工資普遍較低，與其他行業臨聘人員相比，工作量大，工資差距較大。
三、對醫療機構人力資源配置和科室設定的思考
(一)全州各級醫療機構人員配置的需求。綜合以上6個方面的分析，我們認為，解決州目前存在的醫療機構人員不足問題，應根據州、縣、鄉、村四級醫療機構不同的服務功能和工作職責，在合理設定科室的基礎上配備相應的醫務人員。
州縣級綜合醫院：應根據本地區常見病、多發病的特點合理設定，應設立二級學科專業科室;不具備條件的醫院應設有二級學科專業組。根據本地實際情況，州、縣兩級綜合醫院必須設定以下科室：臨床科室應設內科、外科、婦產科、兒科、感染性疾病科(單設)、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面板科、急診科(120急救中心)、中醫科、麻醉科、康復鍼灸理療科、健康體檢中心。醫技科室應設放射科、檢驗科、藥械科、病理科、電生理科(含心功能、一般肺功能，超聲檢查，內鏡檢查)。職能科室應設醫務科、護理部、院感科、辦公室、財務科、總務科等。另外，應設立社群衛生服務中心部。
近年來，我州加大對州人民醫院的建設投入力度，投資4080萬元的綜合住院樓即將投入使用，將增加病床150張，全院總病床數將達到500張左右，我們計劃今年通過省級評審醫院等級達到三級乙等標準，再經過幾年的努力，達到三級甲等醫院標準。縣級醫院經過“xx”期間的努力，力爭全部達到二級甲等醫院標準，縣級醫院病床數將從現在平均95張達到150張左右，屆時州縣級醫院規模將進一步擴大，醫療綜合服務功能將更加完善，現有科室設定基本滿足醫院發展和人民群眾的健康需求，力爭達到“大病不出縣、急危重病人不出州”的目標。
據此測算，州人民醫院需工作人員490人，現有人員235人，還需補充工作人員255人。縣級醫院需工作人員624人，現有人員281人，還需補充工作人員343人。
州、縣兩級藏中醫院：應設內科(肝膽專科、消化專科)、外治科、婦產科、兒科、感染性疾病科(單設)、藥浴科、製劑科(藥劑科)、放射科、檢驗科、電生理科、醫務科、護理部、院感科、辦公室、財務科、總務科。
根據州縣中藏醫院今後發展和現有科室設定，州縣中藏醫院病床數從現在的平均48張增加到80張，據此測算，州縣中藏醫院需工作人員465人，現有人員198人，還需補充工作人員267人。
鄉(鎮)衛生院：應設防保科(防疫室、婦保計生室)、診療科室(內科、兒科、外科、婦產科、中藏醫科、中西藥房、手術室、放射室、化驗室、功能檢查室、治療室、急診搶救室、產房、病房)。
從全省農牧區衛生事業發展和農牧民健康保障的實際需要出發,按照中心衛生院、一般衛生院承擔的功能任務以及所需醫生、護士、藥劑、檢驗、醫技、預防、保健等崗位的配置條件,按服務人口、服務半徑和工作量,衛生部《醫療機構基本標準(試行)》鄉(鎮)衛生院基本標準完全不適合目前鄉鎮衛生院發展的需要。根據我州衛生調研結果，中心衛生院以設定床位數為15張以上，每院15人以上，一般衛生院以設定床位數為10張以內，每院10人以內為宜。據此測算，我州五縣有鄉鎮衛生院40所，核定床位為460張，實有床位457張，實際需要工作人員460人，實有工作人員303人，還需補充工作人員157人。
村衛生室：應做到四室分開，即診療室、治療室、觀察室、藥房四室單獨設定。
村衛生室承擔一定的公共衛生服務任務，村衛生室村醫按戶籍村人口配置， 400人以下的村配置1名村醫，400人以上的村配備2名村醫為宜。全州共需村醫744名，現有村醫664名，需新增80名村醫。
按照以上科室設定，經初步測算，州、縣、鄉三級醫療機構專業技術人員須達到2042人，現有人員1020人，尚缺人員1022人，其中：州級缺276人，縣級缺589人，鄉級缺157人。
(二)合理核定各級醫療機構人員編制。請求省政府根據衛生部《綜合醫院組織編制原則》和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要求，充分考慮目前服務人口增加、服務職能拓展、科室增加、醫療衛生機構服務半徑增大等多種因素，協調人事、編辦、財政等部門對各級醫療衛生機構人員編制進行科學細緻的評估和論證，按照“從緊、必需”和按需設崗、以崗定員的原則，重新核定我州各級醫療機構編制，使醫療機構衛生人員數達到編制標準。
(三)合理確定臨聘人員工資待遇。在目前全省尚未增加醫療機構人員編制的條件下，各級醫療機構按照核定編制和實際需求，根據按需設崗、公平競爭、擇優聘用、合同管理的原則，招聘具有執業資格的專業對口醫學院校畢業生到醫療崗位開展工作，進一步緩解人員不足的問題。各級醫療機構對自主聘用人員，在單位交納“三金”的基礎上，按照學歷、職稱、執業資格、崗位等級、專業工種、實際工作能力等，比照目前我州衛生系統人員平均工資3500元，確定工資等級，逐步實現同工同酬。
鄉村醫生承擔居民門診醫療、計劃免疫、疾病監測、婦幼保健、健康教育、計劃生育、愛國衛生、新農合、傳染病登記報告等公共衛生任務。按其年內工作量，按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平均工作計算，每名鄉村醫生每月發放工作補助1500元為宜，全年補助1.8萬元，補助與公共衛生服務等任務完成量相掛鉤，年終考核後予以兌現。制定鄉村醫生養老保險政策，解決村級衛生人員的養老保險，對年老退休的村醫給予與村幹部同等待遇，穩定鄉村醫生隊伍，鞏固基層衛生服務網底。
(四)積極開展以崗位績效考核為主要內容的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擴大醫療衛生機構的用人自主權，人員編制以縣為單位實行總量控制，自行調配。側重醫務人員崗位績效考核和收入分配激勵機構，避免吃大鍋飯。積極探索按崗定酬、按業績取酬以及向養分崗位、專業技術骨幹傾斜的績效考核辦法，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和同工同酬的分配原則，根據聘用人員在院工作年限、任職資格等實行動態管理，調動基層醫務人員的工作積極性，真正做到人員能進能出、能上能下、待遇能高能低的激勵機制。
(五)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舉辦醫療機構。制定區域衛生規劃，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在州、縣級舉辦醫療機構，從土地、稅收、醫保等政策方面給予優惠條件，在准入範圍、資源配置、政策支援等方面與公立醫療機構享受同等待遇。在符合准入標準的前提下，新增醫療資源優先考慮社會資本，加快形成以非營利性醫療機構為主體、營利性醫療機構為補充的多元辦醫格局。通過醫療機構有序競爭，合理分流醫療和公共衛生服務，進一步減輕公立醫院人員不足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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