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

中國現代文學與古代文學最明顯的區別之一就是文學語言的差別，“言文合一”是新舊文學轉型的重要標誌。因此，“言文合一”文學主張的提出無疑是確定現代文學起點的一個標誌性事件。嚴先生指出，“五四”文學革命倡導白話文學所依據的“言文合一”說早在黃遵憲1887年定稿的《日本國誌》中就已提出，它比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等同類論述早了三十年。僅從這一史實的客觀性上看，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似乎應該早於“五四”文學革命。然而，對於任何一個理論或主張來說，其誕生時間的早晚固然很重要，但是該理論或主張誕生的初衷、理論的深度與影響也不容忽視。《日本國誌》是黃遵憲耗費八年時間完成的心血之作，全書共十二志四十卷，是中國近代第一部系統地研究日本的百科全書式的著作。黃遵憲撰寫《日本國誌》的主要目的在於全面而客觀地介紹日本明治維新後的社會制度，以期望為清政府進行政治變革提供借鑑。全書各志除客觀記述之外，均以“外史氏曰”的方式簡短地論述了日本維新變革的經過及得失，並推論及我國。在第三十三卷《學術志二》的文學條中，黃遵憲在記述了日本文字與語言的發展演變之後，發表了一段自己的議論。他肯定了日本文字與語言相結合的變革舉措，提出了“蓋語言與文字離，則通文者少;語言與文字合，則通文者多”的思想，並寄希望於中國也能“更變一文體為適用於今，通行於俗者”，使“天下之農工商婦女幼稚者皆能通文字之用”。

雖然黃遵憲的這些議論中已經具備了“言文合一”的思想，但是他卻並沒有指出白話文就是那個“適用於今，通行於俗”的文體，更沒有明確地提出用白話進行文學創作的主張。此外，黃遵憲“言文合一”思想的理論初衷僅僅是為了尋求一種明白曉暢、通俗易懂的“文體”來普及教育和開啟民智，而並非要借這一“文體”來取代文言文的正統地位。這些正是他的“言文合一”思想的侷限所在。而胡適的“言文合一”的主張無疑打破了黃遵憲的侷限。雖然黃遵憲“言文合一”的思想比胡適的問世要早，但當時遠在國外留學的胡適稍後提出的主張卻與黃遵憲的思想並無直接的關聯。胡適“言文合一”的理論主張主要是建立在西方的“進化論”思想以及他對中國曆代文學發展史的深入思考的基礎上的。他不僅從中找到了中國文學“適用於今”的語言工具———白話，而且明確提出要建立一種廢文言文而立白話文的“國語的文學”。在《文學改良芻議》中，胡適開宗明義地說：“然以今世歷史進化的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他甚至斷言：“若要使中國有新文學，若要使中國文學能達今日的意思，能表今人的情感，能代表這個時代的文明程度和社會狀態，非用白話不可。”

除此之外，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胡適的歷史貢獻還在於，他不僅是一位“言文合一”的倡導者，而且在實踐上也是率先用白話進行文學創作的。他在最難攻克的詩歌體裁中嘗試運用白話，其創作的《嘗試集》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第一部白話新詩集。他還創作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個白話話劇的劇本《終身大事》。胡適曾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中用大量的篇幅回顧了晚清白話運動的歷史。從最早的沿海各省維新志士創造拼音字母到王照、勞乃宣的“官話字母”運動，從吳汝綸、張百熙、嚴復、張謇等晚清名流力推學校教育使用拼音文字到民國初期教育部頒佈國語注音字母，這段歷史本應是“五四”白話文運動的前奏，卻被胡適定下一個“運動失敗”的結論。胡適甚至自信地認為，“白話文的局面，若沒有‘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至少也得遲出現二三十年”。雖然黃遵憲的“言文合一”的思想不至於被冠以“失敗”二字，但是他確實沒有明確地提出“白話文學”這一口號，更沒有表現出推翻文言文正統地位的現代意識。因此，筆者認為，包括黃遵憲的“言文合一”思想主張在內的一系列清末民初的白話文運動，都只是白話替代文言的這一古今語言轉變過程中的“量變”，它們對現代白話文的建構只是起到了一個鋪墊的作用，真正的“質變”是到“五四”白話文運動才實現的，現代白話和白話文學也是直到“五四”才基本上得以定型的。由此可見，“五四”文學革命時所倡導的“言文合一”的白話文運動更能夠作為中國現代文學起點的一個標誌。

中國現代文學在誕生與發展的過程中受到了廣泛的外來影響，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魯迅先生甚至斷言：“新文學是在外國文學潮流的推動下發生的。”外國文學思潮的影響不僅培養了一大批中國的現代作家，而且引發了中國文學的文學觀念與創作方法的變革，更為重要的是，對中國現代文學走向世界文學、走向現代化起到了一個良好的引導作用。因此，要確定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外來影響、對外交流是必須考慮的因素。嚴先生將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定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第二個原因是因為在那個時期，已經有陳季同這樣的知識分子突破了中國傳統的陳腐觀念，視小說戲劇為文學的正宗，並且用法文創作小說與戲劇來傳播中國文學和文化。最重要的是，陳季同還形成或接受了“世界的文學”的觀念。陳季同在當時能擁有這樣一種現代化的文學觀念與世界性的文學意識，無疑是難能可貴的。但是，我們必須要看到，陳季同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例子，他的身份是晚清政府駐法大使館的武官。由於長期在法國工作和生活，又通曉法文、英文、德文和拉丁文，陳季同對西方文化的瞭解自然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正是在西方文化的薰陶下，才使得他能在文學創作與研究中擺脫盲目排外的傳統觀念，以一種清醒的世界意識和現代眼光看世界。但無論如何，陳季同只是那一個時代的“奇葩”，他個人的覺醒還不足以形成一種社會性的潮流，也不能對新舊文學的轉型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真正的社會性的對外交流，真正的社會性的世界文學意識的覺醒，還是在“五四”文學革命時期。當“五四”文學革命還處於醞釀過程和發軔初期的時候，新文學的建設者們就把眼光投向了廣袤無比的外國文學世界。胡適在西方“意象派”詩歌的啟發下，倡導白話新詩運動。周作人從日本“白樺派”的人道主義文學理論中受益，提出了“人的文學”的觀念。《青年雜誌》剛創刊，翻譯外國文學的熱潮便方興未艾。在《青年雜誌》(從第二捲起改名為《新青年》)的帶動下，《新潮》、《每週評論》、《少年中國》、《文學週報》等各種報刊以及出版物莫不爭相譯介外國文學，為“五四”文學革命的廣泛開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幾乎所有文學革命的倡導者和參與者都曾做過譯介外國文學的工作，如魯迅、胡適、周作人、劉半農、沈雁冰、鄭振鐸等人，都是極為活躍的譯介者。新文學家們如此熱忱地評介與引進外國文學，目的當然是為了將外國文學先進的藝術觀念與創作技巧引作良規，用以創造中國的新文學，但這遠不是他們的終極目標。1915年，《青年雜誌》的創刊號上發表了一則《社告》，其中的一條是這樣的：“今後時會，一舉一措，皆有世界關係。我國青年，雖處蟄伏研求之時，然不可不放眼以觀世界。”

可以說，這才是“五四”新文學建設者們最大的心聲。他們評介外國文學的舉措不只是希望藉助吸收外國文學的先進因素來挽救中國文學的頹敗，更在於期盼中國文學能夠從中觀照世界文學的趨勢與時代的精神，趨近於世界文學的要求，從而在“世界關係”中不落人之後。這種“世界意識的覺醒，是成為一個現代人的標誌”，這種“世界文學意識的覺醒，則是成為一個現代作家的標誌”。隨著世界文學意識的覺醒，在“五四”之後的短短几年內，西方自文藝復興以來的各種文學思潮幾乎都先後湧入了中國。在文學的創作實績上，“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象徵主義，新古典主義，甚至表現派，未來派等尚未成熟的傾向”都在當時的中國文壇上“露過一下面目”[7]96。雖然除了現實主義、浪漫主義之外，其他的許多外國文學的“主義”都沒能在中國現代文壇上落地生根，但這每一種“主義”的嘗試，都體現出“五四”新文學建設者們努力向世界文學潮流趨近的良苦用心。在文學的對外交流方面，“五四”文學革命的規模與聲勢完全超過了近代任何一個時期。它不是某一個文學家突破思想束縛的高瞻遠矚，而是所有新文學的開拓者們在世界意識覺醒之後的共同參與、共同努力的結果。正是在外國文學和文化的影響下，中國文學從價值觀念到語言形式都趨向了世界文學的發展方向，實現了現代的轉型。“任何近現代意義上的民族文學的誕生，無不孕育於民族文學的開創者的個性意識和世界意識的覺醒之中”。因此，將“五四”文學革命作為中國現代文學誕生的標誌是最能夠體現中國現代文學對外交流、走向世界的時代特徵和歷史規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