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規劃建議的學習體會
今天的報告主要分兩個部分。第一，我個人學習《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十二五”規劃建議）的幾點體會。第二，對“十二五”時期乃至2020年我國經濟發展前景的預測。這預測包括三種情景，一是在現有發展方式沒有發生大變化的背景下，我國未來發展情景是怎樣的，二是在發展方式轉變較快的情景我國的發展前景是什麼，三是如果我國深化改革、轉變發展方式的進展都不理想，國際環境繼續惡化，我國發展將面臨怎樣的風險。
學習“十二五”規劃建議的幾點體會
第一，提出主題和主線是“十二五”規劃建議最鮮明的特徵。
“十二五”規劃建議明確提出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除個別年份外，以往的五年計劃、規劃建議通常沒有提出鮮明的主題和主線。
“九五”計劃建議沒有提出主題和主線，但“九五”計劃建議有一個特徵是鮮明地提出了兩個根本性轉變：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這是“九五”計劃建議的突出特徵，我們現在講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軌、轉型都是從“九五”計劃提出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沿襲、發展來的。
“十五”計劃建議中有主題和主線的提法，即以發展為主題，以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為主線。
“十一五”規劃建議中沒有提出主題和主線，但當時曾培炎副總理做了一個輔導報告，這個輔導報告指出“十一五”規劃建議的主線是發展的轉軌。
當前提出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主要基於以下幾點考慮。
一是環境所迫，形勢所逼。
我國現在面臨的國家安全態勢對我們的發展理念、思路、方式都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大家也知道我國的戰略資源對外依賴度比較高，像石油這樣一些戰略性資源主要依靠海外市場，我國陸上石油50%是從中東運過來的，海上石油90%的運輸得經過馬六甲海峽，這兩個通道一旦出了問題，我們就只能回到煤炭時代。最近京藏高速公路堵車20多天，被堵車輛綿延上百公里。各大媒體都在報道、反思，京藏高速公路大堵車不是一次兩次了，半個中國的卡車都到內蒙古拉煤，能不堵嗎？我也不從更多的角度討論這件事兒，只是說這件事情又是我國經濟增長方式太粗放的一個例證，不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平常我們就要遇到這樣那樣的重大問題。國家安全態勢如此嚴重，一旦出現問題我們如何突圍？胡總書記講這次金融危機不僅是對我國經濟增長速度的一次衝擊，更是對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嚴重衝擊，暴露出非常深刻的結構性矛盾。
二是人民期待，全黨共識。
大家也知道我們現在遇到了住房、教育、看病、養老、交通、生活環境等很多關係到人民的切身利益的問題，也是人民熱切期盼政府解決的問題，為了使我國人民的小康生活水平更高、生活質量更好，我們的發展理念、思路應該切實按照科學發展的主題和加快轉變發展方式的主線來考慮、部署和推動。
在“十二五”規劃建議起草之前中央發了一個調研提綱，讓我們到各省、各地區去調研，包括主題主線、主要目標、重大任務、重大舉措等幾個重要方面的內容，從各省調研反饋的情況來看大家的看法非常一致，這樣就形成了全黨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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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實踐昭示，行動指南。
近兩年全國各地都在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各地的領導普遍反應說這次學習實踐活動的主題跟當地的發展是真正結合在一起了，比如過去要關停汙染大、能耗高的專案時領導班子內部形不成共識，一些領導擔心關停之後本地的就業、稅收出問題，但通過學習實踐活動領導班子的意見得到了高度統一。只要是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認真實踐就能取得進展，反之問題就暴露得更加明顯，比如現在我國社會矛盾集中、多發、複雜，有的還相當尖銳，如果不按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去處理，這方面會遇到越來越嚴峻的挑戰。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同時能源利用效率和汙染物排放下降幅度也達到了世界的中等水平，關於這一點我認為我們講的不夠，我們通常都在講我國跟美國、日本、歐盟相比能耗水平高，當然這樣比較能夠看到我們的差距，但這樣比就容易使一些人看不到我們採取措施後所取得的成效，所以我認為這樣比是不夠客觀的，還要跟同等發展階段、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在一段長時期內做比較，這樣才能看出規律性的東西以及我們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效，增強我們堅持這條道路的信心。不能為了強調某一件事情，為了領會某個精神，就把過去說的一無是處，把負面的東西講的很到位，卻忽略了正面的東西，這不是客觀的分析態度。
為什麼要鮮明地提出以科學發展為主題？溫總理對此做了四點說明。
一是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緊緊扭住發展不放鬆。近年來有一些人認為，現在我國社會發展有很多不足，“經濟腿長、社會腿短”，是不是應當以社會發展為中心？這種認識是不全面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以社會發展為中心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還是以階級鬥爭為綱才是同一層次的問題。現在社會發展的矛盾比較突出，社會領域不如經濟領域發展快，這些反思是必要的，但因此認為我們現在提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忽略了社會建設則是不準確的。溫總理講的緊緊扭住發展不放鬆，包括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生態等方面的協調推進。
二是牢牢把握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現在面臨的挑戰很多，但機遇也很多，挑戰前所未有，機遇也前所未有，總體判斷是機遇大於挑戰。能不能抓住重要的戰略機遇期，直接關係到2020年能不能完成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構想。機遇稍縱即逝，錯過了以後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三是更加註重以人為本。“十二五”規劃建議中的許多目標、措施、任務都是圍繞“以人為本”這一科學發展觀的核心要求進行考慮和部署的。
四是更加註重全面協調可持續。鄧小平當年講過，發展以後可能比不發展時的問題還要多，現在發達地區遇到的問題比欠發達地區遇到的問題更為複雜。在當代中國，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本質要求，就是毫不動搖地堅持科學發展，而不是不全面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發展。
如何把握“十二五”時期的國際環境？
目前我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國際壓力，比如黃海軍演、釣魚島爭端等都很突出，雖然區域性挑戰更加嚴峻，但總體大環境沒變。
一是和平、發展、合作仍是時代潮流。之所以作出這樣的判斷是基於以下三點考慮。
其一，經濟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後，許多西方政治家都在擔憂經濟全球化的逆轉、停頓，因為很多國家出臺了貿易、投資保護的政策，但很多事實證明這些政策並沒有影響到經濟全球化的程序。1、全球產業轉移在加速，投資規模在擴大。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使一些低端製造業從中國向周邊低成本國家地區轉移，但向中國轉移的高階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在增加，這是2010年底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外經部對1500家在華外資企業進行問卷調查得出的結論。2、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序在加快。聯合國貿發會議統計、預測2010年底全世界將有400個區域經濟一體化協議簽署，其中90%以上是自由貿易協定。3、科技革命導致了技術和資本流動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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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世界經濟政治格局出現了新變化，多極化趨勢更加明朗。在當今國際經濟版圖中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佔的份額明顯上升，這些國家的話語權也在提升。由此導致了國際政治格局的再調整，出現了20國集團、77國集團等，發展中國家參與其中的多國集團在全球治理中的發言權和影響在上升，這是一個好的態勢。
其三，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孕育著新的突破。現在很多國家組成戰略聯盟，聯合研發新技術新產品，這樣做是為了規避風險，同時加強了合作，促進了全球化的發展。
二是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深遠，外部經濟環境複雜多變。我們可以從以下四點進行具體分析。
其一，世界經濟復甦曲折坎坷，增長放慢。雖然今年很多國際組織對世界經濟復甦的預期調高了，比如國際貨幣基金今年初的預期是增長3.2%，7月份調高到4.5%，最近又調高到4.8%。但發達國家美日歐盟三大主要經濟體的復甦出現了反覆，尤其是5月份的歐洲債務危機導致了歐盟經濟增長嚴重放慢，美日的失業率居高不下，這些必然導致世界經濟未來增長速度的放慢。
其二，全球供給結構和需求結構發生明顯變化。美日歐盟主要經濟體提出了振興製造業、擴大出口等計劃，扶持本國製造業出口。法國明確提出法國製造戰略並且提出七大振興戰略性產業，其中包括食品工業。而食品出口、輕紡工業出口是我國出口的傳統優勢，一旦發達國家緩過勁兒來了跟我國形成新的競爭，我們原有的市場可能會丟掉。美國提出五年內將出口翻一番，成為世界第一齣口大國。日本也提出了製造業振興計劃，大家都清楚這些國家的技術力量、研發力量。中國製造要保持自己的市場優勢，必須進行發展方式的轉變。
其三，氣候變化、資源和公共安全等全球性問題更加突出。一些別有用心的國家動不動就把這個禍水引向中國，說中國是第一排放大國，能耗也越來越大，國際能源和糧食價格高起就是由中國和印度這些發展中大國的需求增加而導致的。在中國的發展過程中，我不願意用“崛起”這樣的字眼，我們以為我們壯大就安全了，但恰恰相反，越壯大別人越打壓。在這樣情況下，討論到一些全球性問題的時候就把中國當成出頭鳥來打，對此我們要有一個長期的應對準備。比如如果我們的發展方式繼續粗放就會越來越多授人以柄，只有轉變發展方式才可能在一些全球性問題上有更多的話語權，營造出較好的發展空間和環境。
其四，世界經濟面臨諸多不確定和不穩定因素。主要從以下四個方面來分析。1、國際金融危機尚未結束。一些不良資產和有毒資產還沒有完全暴露出來，水有多深我們還不知道並且很難預見。2、國際貨幣體系缺陷明顯。美元作為一個國家的主權貨幣成為全世界各國的結算工具和儲備貨幣，一國貨幣主導其他國家主權的局面沒有改變，未來還會發生震盪。中國現在面臨的問題就是美元資產貶值，這將是“十二五”時期以及更長一段時間內我國不得不面對的嚴峻問題。3、多極化趨勢存在變數。發達國家數量少，價值觀也比較一致，容易抱團。而發展中國家的價值觀不一致，目標不一樣，國家體制也不一致，現在很多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的要求也多了，這些不同導致發展中國家很難在國際政治中形成一個聲音。我們要與發展中國家團結在一起，爭取發展中國家的權益，同時也擴大我們的發展空間。4、國際市場震盪頻繁，並且迅速地傳導到中國國內，有些我們可以預見，有些我們沒法預見。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國內的經濟率先反彈，各方面的指標都比較好，已經進入穩定階段，但前段時間我國股市卻往下掉，這是很反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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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握“十二五”時期的國內環境？
一是國內環境的有利條件。主要是發展潛力和迴旋餘地大，要素組合優勢比較明顯，微觀經濟活力和巨集觀經濟調控能力增強，政治穩定，黨和國家駕馭複雜局面的能力也有所提高。
二是內部挑戰也很突出。這裡我列了八點：資源環境壓力加大，投資消費關係失調，城鄉、區域和收入差距明顯，農業基礎依然薄弱，就業總量壓力和結構性矛盾並存，國際收支不平衡，社會矛盾複雜多發，制約科學發展的體制障礙仍然較多等，這些我不一一展開講了，主要講以下兩點。
其一，投資消費關係失調。2010年投資拉動對當年gdp增長貢獻8個點，消費拉動的貢獻是4.6個點，這是1986年以來消費對當年gdp貢獻最大的一年，進出口貢獻的是負3.7個點。不難看出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明顯大於消費，所以投資和消費的關係進一步失衡，這就給“十二五”規劃帶來了嚴峻的挑戰。
如果“十二五”期間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繼續發酵，而我們既要擴內需，又要調內需結構，就是調整投資消費的關係，調高居民消費在經濟總量當中的比重以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現在看要完成這個任務還是相當困難的。要提高消費是很不容易的，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黨和政府提出投資消費雙拉動。比如，以前七戶人家的總電錶是15安培，通過城鄉電網改造把照明電改為動力電，每一戶的電錶是30安培，通過投資拉動了家用電器的消費。即使如此消費增幅只有8%—9%，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並不大，經濟增長仍然是靠投資拉動的。2010年、2010年我國的消費實際增幅是16%—17%，剔除價格上漲因素，用了10年的時間才翻了一番。而投資一年就可以增長几十個點，所以在應對經濟短期波動時，要想擴內需，最見效的就是投資，但這給投資消費關係的調整帶來了新的挑戰，“十二五”期間我們要努力使二者的關係更為平衡一些。
其二，就業總量壓力和結構性矛盾並存。最近在討論中國的人口紅利期要結束了，拐點即將出現，不過也不是馬上就結束，至少還有5年的人口紅利期。我國人口學界的測算結果顯示，到2015年、2016年我國的適齡勞動人口增長高峰結束，但由於我國人口的基數很大，在拐點出現之後每年仍有700—800萬新增勞動力要就業。
現在很難僱傭到熟練技工，隨著產業的轉移，這種問題還會進一步出現，比如東部的製造業轉到中西部，中西部的農民工就不到東部去打工了，勞動力結構性矛盾更加突出。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的XX年對東、中、西三大地帶2700個村的調查，74%以上的村已經沒有青壯年勞動力可以再向外轉移了。那麼留在農村的勞動力還有1億多，他們主要是老人、婦女、兒童、殘疾人，這些人是很難出來打工的。
勞動力結構性矛盾突出意味著以往靠低成本勞動力推動經濟增長也就是吃人口紅利的增長模式要轉型，否則我們最多再堅持5年，如果到那個時候再轉型代價會更高。
第二，關於主線的重要概括。
五中全會有許多新的提法值得我們注意，如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關係經濟社會發展全域性的一場深刻變革，不僅僅是經濟增長本身的事兒，必須貫穿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過程和各領域，以此來提高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面性、協調性和可持續性，在發展中促轉變，在轉變中謀發展。發展是硬道理，但如果不促進發展方式的轉型，就可能是一種違背科學發展規律的發展。這些概括都是比較有新意、有高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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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遠的不講，從這次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衝擊中我們可以反思以下四點。
一是投入結構太粗放。主要依賴物質資源的投入推動經濟增長，主要依賴第二產業拉動經濟增長，這是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此次金融危機之後，土地、勞動力、環境成本都在上升，利潤空間受到擠壓，所以我國經濟處於回撥期，也就是調結構，加快優勝劣汰，這也是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危機衝擊下，外需驟降，內需回撥，這兩者的疊加作用使中國經濟增長一下跌到6%，同時暴露出產能過剩等問題。
為了應對危機，就要擴內需、調結構，但調結構容易被忽視，擴內需是大家關注的熱點，原來環評不能上馬的專案又重新申請審批，而確實有一大批高能耗、高排放的專案上去了。
二是內需結構不協調。前面講了，投資消費關係失衡，問題在於不是消費自身增長太慢，而是投資增長太快，經濟增長也太快。經濟增長快於消費增長意味著什麼？意味著收入分配格局出了問題，發展的成果沒有更普遍、公平地被全民分享。但客觀地說，中國老百姓的消費是全世界增長最快的，關於這一點講的人比較少，我覺得這也是不公正、不客觀的。
我們一定要準確刻畫我們的問題，不要大而化之地說中國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得給人們描述清楚了，找得準問題才能對症下藥。那我們的問題到底在哪兒？我們的問題就是相對於增長更快的投資和gdp速度，消費增速相對慢。1990年到2010年中國老百姓實際消費年增8.3%，而同期全世界消費增長平均只有2.9%，發達國家才2.3%，因此國際上那種中國消費不足的論調是站不住腳的。
三是收入分配結構失衡。這是導致內需結構失調的重要原因，發展成果的普惠共享程度不夠，如果我們在這方面沒有大動作、大決心、實招兒，內需結構不協調的問題還將進一步惡化。大家知道現在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再分配當中所佔的比重低於政府和企業的比重，工資收入增長低於企業利潤增長，這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結構都出現了比較大的失衡。要解決這個問題，“十二五”期間應當有一些措施，比如工資增長要與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居民收入增長要與經濟增長同步，這兩個同步就是一種政策導向。
四是出口增長太粗放。附加值低，結構不合理，國際分工地位低下，能耗高、排放大，這是我國出口增長粗放的集中表現。通俗地說，就是幾億件襯衫換一架波音飛機，所以我們要下決心轉變粗放型出口增長方式。粗放的出口增長模式代價很高，傳統低成本優勢正在弱化，必須加快轉型升級，努力提升出口增加值率，形成新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
關於出口的問題，不在於中國經濟增長過於依賴出口，而是中國的出口太粗放了，這個問題一定要刻畫準確，否則政策導向會出問題的。比如2010年、2010年最困難的時候兩千萬農民工迴流，靠的就是勞動密集型的出口企業，所以溫總理在今年的兩會上講，出口是中國擴大發展空間、解決就業壓力、改善民生的重要載體。中央的政策是積極擴大內需，努力和穩定拓展外需，但實際工作中我們接觸到的比較流行的說法是要從依賴外需轉向依賴內需，這樣的說法是不準確的，“十二五”規劃建議中沒有這個說法，我們黨的正式檔案裡也從來沒有這個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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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正確認識中國內外需之間的關係。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主要是靠內需，出口從來不佔主導。中國的內外需比例與許多國家的發展趨勢相當類似，即全球化導致各國內需比例下降，外需比例上升。中國出口不僅拉動投資，也拉動消費。
中國出口依存度高有複雜原因。出口額不是增加值，重複計算導致依存度高估（我們測算約高估50-60%，美國學者估計為35－50％），此外還有國際產業分工、比較優勢、發展階段、海外投資少等因素影響。
中國出口價值佔世界比重低，加工貿易對拉動國外gdp的貢獻遠遠大於國內，據我們計算，我國1元加工貿易增加值拉動國內gdp僅為0.3元，而拉動國外gdp高達0.7元，加工貿易的大部分增加值是在國外實現的。中國製造實為世界製造。
關於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十二五”規劃建議提出了“五個堅持”。
一是堅持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十七大報告裡提出了三個轉變，第一個轉變是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轉向消費、投資、出口協同拉動，第二個轉變是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拉動轉向一、二、三產協同拉動，第三個轉變是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物質資源的消耗轉向依靠技術進步、管理創新和勞動力素質的提高。這三個轉變概括來說就是需求結構的轉變、產業結構的轉變和要素投入結構的轉變，“十二五”規劃建議提出的把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作為主攻方向涵蓋了這三個結構性的轉變，同時又包括了城鄉結構、地區結構的轉變。
二是堅持把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支撐。
三是堅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這是第一次做這樣的概括，過去我們講發展方式、增長方式的轉變一般不落到改善民生上來，特別是講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時候與改善民生的聯絡比較少。現在我們講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其中包括收入分配要更加公平，讓老百姓分享改革發展的成果，轉變發展方式的根本出發點是以人為本，而衡量轉變發展方式成功不成功、成效大還是小的一個根本標準就是看民生保障和改善的狀況。
四是堅持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點。其中包括節能減排，發展迴圈經濟、綠色經濟、低碳技術等，提高生態文明水平。五中全會裡面沒有用“低碳經濟”這一概念，低碳經濟的理念有合理、科學、先進之處，但低碳經濟的提法背後還有很多問題沒有搞清楚，因此我們不可簡單地將它用在我們的正式檔案裡。我看到中科院的一位院士說，迴圈經濟和綠色經濟更符合中國的國情，因為中國的能源結構是以化石能源為主，70%是煤炭，現在讓我國減碳排放的絕對量，就我國的能源稟賦結構以及我國的發展階段而言，是根本做不到的。如果要中國減碳排放絕對量，徵碳關稅，我們等於是作繭自縛。我通常不講低碳經濟，但贊成借鑑相關的低碳技術。
哥本哈根會議上中國已經成為眾矢之的，弄得我們很被動。怎樣通過主動轉變發展方式創造屬於中國自己的經驗，既符合我們的國情，又能為人類應對氣候變化作出貢獻，這些問題是值得我們好好研究的，而沒弄清楚就照搬是不冷靜的。
五是堅持把改革開放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強大動力。
“十二五”規劃建議的學習體會
這五點堅持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五條脈絡，比十七大提出的三個轉變又有了新的進展，體現了突出重點、攻堅克難，跨越危機、引領未來，協調發展、惠民利民，強化動力、助推轉型的特點。
第三，關於主要目標、任務和重大措施。
“十二五”規劃建議的主要目標是：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取得重大進展，城鄉居民收入普遍較快增加，社會建設明顯加強，改革開放不斷深化，使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實質性進展，綜合國力、國際競爭力、抵禦風險能力顯著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明顯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更加牢固。這裡突出了“兩個銜接”，即與鞏固和擴大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成果相銜接，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相銜接，突出了巨集觀性、戰略性和指導性，沒有出現一個數量指標。
“十二五”規劃建議的任務和重大舉措我就不展開說了。
我國經濟發展前景預測
第一，基準情景。
這是以過去和當前的發展特徵、發展方式為基礎，並考慮最有可能的一些變化，包括人口、產業結構變化和技術進步等，從而推匯出來的可能情景。它反映了經濟發展的可能趨勢，也提供了與其他情景比較的參照系。
在基準情景的各項設定下，我們的研究表明，中國今後仍將保持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但會逐漸放慢。“十一五”期間平均經濟增速預期接近10%，預計“十二五”期間經濟增速為7.9%左右，2016～2020年經濟增速為7%左右。這只是我們的測算，是一種參照。
增長的來源有三個：勞動力增長、資本增長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全要素生產率包括技術進步、體制改革、效率改進、結構優化等。“十二五”期間勞動力增長的貢獻會逐漸降低，同時資本增長的貢獻也會逐步放慢，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會提高或者保持穩定。
根據這個基準情景的測算，到“十二五”末的2015年，按2010年價格計算，我國gdp總量達到51.86萬億元，合7.46萬億美元。到2020年，gdp總量達到72.83萬億元，合10.48萬億美元，到2030年將達到人民幣133.69萬億元、美元19.2萬億的規模。XX年年，美國和日本的gdp分別為13.75和4.38萬億美元，其人均gdp在4萬美元左右。
根據基準情景測算，我國人均gdp在2014年接近5000美元，2015年超過5000美元（5371美元），2020年超過7000美元，2025年接近1萬美元，2030年約為1.23萬美元。
到“十二五”末，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將達到3.35萬元，比XX年年增長近70%，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將達到7200多元，比XX年年增長近60%。城鄉收入差距仍將繼續擴大，2015年城鄉收入之比從2010年的4.29倍上升到4.61倍（可能高估）,2020年將提高到4.9倍左右。當然，這不符合我們調整收入分配結構的要求。
到2015年，預計居民消費佔gdp比重由2010年的35.3%提高到47.5%，這個可能高估了，5年提高12個點是比較困難的，如果政策力度不到位，就很難做到。到2020年居民消費比重提高到48.3％。這是通過一個模型測算出來的資料，按照我們的研究，我認為“十二五”末我國居民消費率不會這麼高，但到“十三五”末也就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時候，居民消費比重的提高幅度應該比“十二五”還要大。
大家都很關注如何調整個人所得稅的問題，希望調高起徵點，為什麼財稅部門不採納這個建議？現在收入差距大不僅僅是由工薪收入差距造成的，還有經營收入、財產性轉移收入等方面的因素，這些收入還沒有稅收調節手段，瞞報經營收入也很難發現。在這種情況下調高工薪收入起徵點，只能影響到主要靠工薪收入的這一部分人，卻影響不到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經營收入和財產轉移性收入。這樣一來，對於東中西三大地帶來說，如果調高起徵點，收入低的人沒有少交多少稅，而收入高的人卻能少交很多稅，低收入的中西部地區和群體沒有怎麼受益，反而是高收入的地區和群體受益了。所以，調高起徵點對於調節區域收入差距作用也不大。應該採取個人所得稅專項徵收與綜合徵收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完善財產稅，比如遺產稅等。
“十二五”規劃建議的學習體會
基準情景下的產業結構有什麼變化呢？製造業內部高能耗產業和低能耗產業的比重將長期基本穩定，因為轉變發展方式轉的不大到位，2010、2015、2020年大體維持在44.2:55.8。第三產業比重提升會較慢，再過10年才能與第二產業持平，一、二、三次產業構成2010年為10.4:48.8:40.8，預計2015年為7.8:47.3:44.9，2020年可能為5.7:47.1:47.2。現在第三產業正處於一個快速發展期，國際經驗表明，人均gdp達到4000—7000美元是第三產業持續快速發展期，我們現在已經到了4000美元，這是一個機遇。我個人認為從結構調整情況看，這個基準情景是非常不理想的。
基準情景下的能耗和碳排放怎麼樣呢？大家知道我國在國際上承諾單位gdp的碳排放下降40%—45%，我們要在國際上兌現這個承諾，這不是絕對量的減少，而是相對數的減少，這是我們可以努力做到的。要兌現承諾就必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否則我們在國際上就沒有信譽了，這雖然是個經濟問題，也會對我國在國際政治環境中的形象產生影響。
第二，發展方式轉變較快情景。
假設關鍵領域改革快速協調推進，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得到充分發揮，效率改進的貢獻增加，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力度加大，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取得重要進展，國際環境不發生重大變化。在這種情景中，經濟發展的速度較快，質量和效益較好，協調性和可持續性增強，人民得到的實惠更多。
現在寧可放慢經濟增長速度，也要把發展方式、結構調整往前推。在這種情況下，勞動力增長的貢獻與基準情景下的一樣，資本增長比基準情景略高一些，但也在逐步放慢，拉動經濟增長主要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這就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的綜合成效。
在發展方式轉變較快情景下，我國仍然可以維持較高的增長速度，預計“十二五”期間可達8.4％（模型測算結果，僅供參考），比基準情景高0.5個百分點。按2010年價格計算，到2015年gdp將達到53萬億元（7.63萬億美元），2020年為75萬億元（10.79萬億美元），分別比基準情景高1.18萬億和2.14萬億元人民幣。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高於基準情景，綜合反映了技術創新、生產效率、能源資源利用效率和人力資本的提升等各種因素的貢獻加大。
在發展方式轉變較快情景下，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快於城市居民，城鄉居民收入比從2010年的4.29先提高到2015年的4.39和2020年的4.45，但到2030年降低到4.04，城鄉收入差距顯著低於基準情景中的4.61、4.9、5.03。
居民消費增長更快，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更大。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由2010年的40.1％（可能高估）上升到2015年的49.7％（可能高估）和2020年的51.9％，高於基準情景的47.5％和48.3％。
在發展方式轉變較快情景下，高能耗產業比重將逐步下降，低能耗產業比重相應上升，2010 年為44.2:55.8，2015年為44:56，2020年達到43.6:56.4。第三產業比重會較快提升，到“十二五”期末即可超過第二產業，這就比我們原來預想的在“十二五”末持平更為積極，也就是說加快轉變發展方式，產業結構調整的成效更加明顯。一、二、三次產業構成2010年為10.4:48.8:40.8，2015年預計為8.2:45:46.8，2020年將達到6.1:43.1:50.8。
在發展方式轉變較快情景下，到“十二五”末期，預計能源消費總量為35.5億噸標準煤，比基準情景減少5.7億噸標準煤。到2020和2030年，能源消費總量分別為40.39億和51.1億噸，比基準情景分別少13.6億和33.1億噸。2015年碳排放強度將由2010年的2.44噸/萬元gdp 下降到1.80噸/萬元，到2020年排放強度將降低到1.36噸/萬元，比XX年下降55.7%，下降幅度將明顯高出我國的國際承諾。這樣一來我們就主動了，在國際道德評判中我們就站在了高點上，可以充分證明中國真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為人類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作出了巨大貢獻。
“十二五”規劃建議的學習體會
第三，風險情景。
我們就不再給大家講很多具體的資料，其主要情景設定是城市化放慢，國際環境惡化，改革和技術創新乏力，效率改進的貢獻減弱。
預測結果為：由於投資率和全要素生產率下降，經濟增長放慢，慢於基準情景。產業結構調整緩慢，第三產業增長慢於基準情景，製造業中高能耗產業比重上升，低能耗產業比重下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勢頭難以遏制，居民消費增長慢於基準情景，經濟增長的協調性較差。儘管經濟增速放慢，但由於能源利用效率較低，能源消費總量增長卻較快，能耗和碳排放的強度都顯著高於發展方式轉變較快的情景。
這三種情景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供了一種數量化的或者說多角度的理解，具有一定的前瞻性，關於發展方式定性的研究很多，到底怎麼衡量發展方式轉變了沒有，還缺乏定量的研究。我們的研究也不是最精確的，只能按照現有的最好的方法即情景分析法進行一些測算，告訴大家我們要努力爭取哪一種情景、避免哪一種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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