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屆五中全會的一些學習心得體會
10月將召開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中新網7月23日文章《中共將開十七屆五中全會引關注:中國發展重要抉擇》寫道 “有評論說，中國的發展走上新的十字路口，又到做出重要抉擇之時。” “新的十字路口”，“重要抉擇之時”說明了這次全會是一次十分重要的道路選擇的歷史性會議。我們必須非常關注。
會議要到10月才召開，我本自己的“部落格，是人民的議院”主張，準備在召開前提出自己思考的問題，和關心五中全會的網友共同探討，供決策者考慮。
“新的十字路口”
從國內媒體所報道的各方面反應看，下一步如何改革，確有不同意見，而且明顯方向不同；這次會議是“轉型”，“新的十字路口”的說法有根據。
XX年10月11日新華網發表新華社記者王建華範迎春趙曉輝的綜合報道《中國新五年規劃的制定理念將發生革命性變化》。文說北京的一些分析人士預測，中國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制定理念將發生革命性變化，勾劃出新的發展思路和途徑。在中國改革開放發展思路中佔據了20多年的一個重要命題——“先富論”，將在十一五規劃中轉變為“共同富裕”的主調。中國進入經濟社會發展新階段。準備於9月3日重新發表我XX年年4月12日發表在人民網和新華網的舊文：《改革已經進入第二階段，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先富幫未富實現共同富裕問題》，但是，昨天改變了計劃，把它放在9月7日去發表，現在先概說一下政要和專家學者對未來中國發展道路的不同觀點與主張。
首先最重要的當然是，8月26日中國新聞週刊的《深圳重提政改引關注或為深化改革訊號》文中所說：“此前兩天，第8次到深圳考察，並在慶祝中國特區成立三十週年之際發表了講話，其中特別表示，‘不僅要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還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就不可能實現。’還說，‘我們站在一個新的偉大的歷史起點上，要繼續解放思想，大膽探索，不能停滯，更不能倒退。停滯和倒退不僅會葬送30多年改革開放的成果和寶貴的發展機遇，窒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勃勃生機，而且違揹人民的意志，最終只會是死路一條。在這個關乎國家前途和命運的大事上，我們不能有絲毫的動搖。’”
文章說：“對比5年前在深圳特區成立25週年之際的講話，當時更側重經濟改革，對政治改革所提較簡。在今年講話中提出‘一個新的偉大的歷史起點’，令外界對中國將有新動作推進政改有所聯想。”
文章還說：“杜導正、陳小魯、王長江等三名內地知名政、商、學界人士還聯合呼籲，‘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完成鄧小平未竟事業’，這番討論後被刊登在本月出版的《財經》雜誌上。”
8月30日聯合早報網韓詠紅髮文《觀察家：中國政改陷膠著 “只是個傳說” 》，重述了上述講話，並稱“更多知識分子與社會精英不再將行政體制的改革，視為為改革的推進。他們目光聚焦在政治體制改革，即權力來源的問題上。現實中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政府預算公開等行政領域的改革，被認為雖有必要，卻不能解決根本問題，社會矛盾激化的根源。政治體制改革滯緩的現實，與社會精英的期望落差不斷拉大。”
我們知道，“十一五”遠沒有完成從“先富論”到“共同富裕”發展道路的革命性轉變，事情提出來了，但做的很少，現在提出向政治體制改革保障經濟體制發展成果“轉型”，一個強調經濟基礎——共同富裕，一個強調國家組織制度——政治權力來源。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都是社會主義革命應有之義，問題是如何改。
我認為，無論從經濟上、政治上看，當前急需解決的，還是“共同富裕”問題。中國有句俗語：“保暖思淫慾，飢寒起盜心”。如果人民不富裕，需求怎麼能夠擴大？在自由競爭中，哪有可能參與上層政治活動？誰又有心思參加？要參與，如果不是在共產黨領導下，就會搞無政府主義，民粹，或者被一些人收買利用。這是歷史上的經驗。
所以，對於今後發展轉型問題，重點在哪裡，決策者要慎重考慮。
關於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問題，這些年黨和國家都強調“擴大需求”，從投資拉動生產轉變到需求拉動生產；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專門寫了一本書叫《第二次改革——中國未來30年的強國之路》，作者在新書釋出會會上提出，我國當前正面臨第二次轉型和改革的轉折階段。他認為，我國從傳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的改革實現了預期目標，由此使我國從生存型階段開始全面進入發展型新階段。發展型階段的變化和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逼迫我國加快由生產大國向消費大國的過渡，以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由生產主導型向消費主導型的轉變。這是當前的主流。
5月11日，文麗發表的訪談吳敬璉的文章：《增長模式轉型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傳遞了吳敬璉的一個觀點：“從理論層面上說，2010年末以來我一直感到，目前流行的用消費、投資、出口（淨出口）‘三駕馬車’的分析框架來分析包括短期和長期在內的巨集觀經濟問題，存在一定的問題。
所謂‘三駕馬車’的分析，脫胎於凱恩斯主義的巨集觀分析模型，即：總供給＝總需求。
總需求＝消費＋投資＋出口＋政府支出。凱恩斯主義正是運用這個理論框架從需求的角度來分析總量平衡條件的。值得注意的是，凱恩斯從來也不認為它可以用來做巨集觀經濟的長期分析。長期分析還是應該從供給方面入手，就是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式來進行分析。如果只重視短期分析，必然會導致用短期政策解決長期問題。現在我國學界和政界‘三駕馬車’的主流分析框架就是典型的短期分析框架，認為經濟增長下滑的原因主要是‘三駕馬車’中的需求有所不足，於是政策的著力點就放在如何擴大需求方面。
十七屆五中全會的一些學習心得體會
從2010年總需求的構成可以看到，淨出口所佔比重是下降的，消費的比重沒有明顯的增加，相對量和絕對量的增加，主要來自投資增長。19世紀70年代馬克思已經指出，不斷提高的投資率（馬克思稱之為“資本有機構成提高”）會招致勞動者的貧困化和社會矛盾的尖銳化。20世紀50年代中期索洛對哈羅德-多馬增長模型提出的質疑說明很清楚，依靠投資拉動的增長是不可持續的。”
吳敬璉說：“那麼出路何在呢？我看馬克思有一段話說得很正確：人們以什麼方式加入生產，就以什麼方式加入分配。現代經濟學也認為，居民的全部收入都可以分解為各種生產要素所有者的收入。”
現在改革經濟學家不那麼吃香了，象吳敬璉這樣的中國市場經濟改革鼓吹者，更是為左派所批判。我傾向左派，但是我更遵循毛澤東講的，不管是什麼人，只要你說的對，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說的辦。當然，反過來也一樣，你說的不對，不管你是什麼人，是領導，是同一派的，都不行，都要反對。所以， 2010年5月24日在《評吳敬璉反思改革》中，對吳敬璉寫的《我認同“我們仍然處在政治經濟學時代”這個重要提醒》，也給予一定的肯定，認為他講“‘改革意味著利益結構的大調整，就不能不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進行分析。’意味著吳教授的思想在從市場經濟學回歸到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內。”我認為，他、還有許小年等經濟學家提出的“權貴市場經濟”，也確實是現實問題。
顯然，吳敬璉這次談話的觀點與主流思路不同，我認為，吳敬璉觸及了重要的經濟發展理論，他說的“人們以什麼方式加入生產，就以什麼方式加入分配”，一旦剝除去“按要素分配”內容，確實是馬克思主義的。
現在許多人認為缺少改革動力和發展動力。他們把原因歸於“既得利益集團”，這樣看也是問題。“既得利益集團”沒有改革動力，甚至是改革阻力，那末“非既得利益集團”呢？
所以，在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問題上，也是有問題需要討論的。我認為，事情距離中共吉林省委黨史研究室研究員鄭曉亮所說的“摸著石頭過河的時代基本結束，科學改革的時代開始到來”還有一段路要走，還是須要搞清楚“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所有的曲折、錯誤、困惑、迷茫，歸根到底都在於對這個問題沒有認真解決。
三優範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