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結束了晚唐五代長期分裂割據的局面，人民獲得比較穩定的生產環境，統治者也採取一些放鬆壓迫、減輕剝削的措施，使階級矛盾趨向緩和，農業、手工業得到一定的發展，社會呈現了繁榮的景象。下面是本站的小編為你們整理的文章，希望你們能夠喜歡
西昆派和宋初詩文
為了粉飾太平，宋王朝有意提倡詩賦，並常在宮延賞花釣魚，君臣彼此唱和，形成風氣。這樣，晚唐五代以來的浮靡文風乃自然繼續發展。西昆派的形成正是宋初文壇這種趨勢的集中表現。
西昆派以楊億編《西昆酬唱集》一書而得名。億(964—1020)，字大年，建州浦城(福建浦城)人，早有文名，特別為太宗、真宗所賞識。《西昆酬唱集》是以楊億為首的十幾個御用文人典型的點綴昇平的詩歌總集。楊億在序中說：“餘景德(真宗年號)中，忝佐修書之任，得接群公之遊。時今紫微錢君希聖(惟演)、祕閣劉君子儀(筠)，並負懿文，尤精雅道，雕章麗句，膾炙人口。……因以歷覽遺編，研味前作，挹其芳潤，發於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靡。”可見他們是在修書和寫作制誥的餘暇，從“遺編”和“前作”裡摭拾“芳潤”，以作詩為消遣的。他們或詠前代帝王和宮廷故事，如《始皇》、《漢武》、《宣曲》等;或詠男女愛情如《代意》、《無題》等;或詠官僚生活如《夜宴》、《直夜》等;更多的是詠物如《梨》、《淚》、《柳絮》等等。他們自認是學習李商隱，實際只是片面發展了李商隱創作追求形式美的傾向。他們缺乏真正的生活感受，寫出來的詩大都內容單薄，感情虛假，寫來寫去，無非為了搬弄幾個陳腐的典故，如《淚》：
錦字梭停掩夜機，白頭吟苦怨新知。誰聞壠水迴腸後，更聽巴猿拭袂時。漢殿微涼金屋閉，魏宮清曉玉壺欹。多情不待悲秋氣，只是傷春鬢已絲。
全詩缺乏感情上的內在聯絡，只是把有關下淚的幾個典故堆砌在一起，雜湊成章。但形式上卻詞藻華麗，聲律諧和，對仗工穩，正好為那些生活空虛的官僚士大夫提供一種以文字為消遣的玩藝。由於楊億等在書本知識與詞章修養上已超過了晚唐五代的許多作者，和王朝對這種詩風的偏愛，“楊劉風采，聳動天下”(歐陽修《六一詩話》)，西昆派在宋初風靡了數十年。
和晚唐五代浮靡文風在宋初發展的同時，對立的復古主義思潮也正在發展。韓柳之後，古文運動的高潮雖已低落，但影響並未中絕。五代時牛希濟作《文章論》，已認為韓愈獨正唐代的文風於千載之下，並指責當時“唯聲病忌諱為切”的浮靡文風。到宋初，柳開更以繼承韓柳古文傳統為己任。開(947—1000)，字仲塗，大名(河北大名)人。他提倡一種“古其理，高其意，隨言短長，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的古文;宣揚文道的合一，“吾之道，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文也”;並認為道和文有主次的關係，“文惡辭之華於理，不惡理之華於辭也”。他特別強調道對文的決定意義，認為文應該為現實政治文化服務。柳開的古文理論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宋初浮靡的文風，但他的古文也未能密切聯絡實際，“隨言短長”，得心應手，而不免有“辭澀言苦”的缺點，因此影響還不大。
和柳開同時，反對宋初詩文的浮華作風，並從理論和創作上表現了現實主義精神的唯一作者是王禹稱(954—1001)。禹稱字元之，濟州鉅野(山東鉅野)人。他家世務農，出身清寒。太平興國八年進士，曾為右拾遺、左司諫等官。“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為己任”。因此“八年三黜”，曾作《三黜賦》，表示“屈於身兮不屈其道，雖百謫而何虧”。他久歷州縣官，比較瞭解人民的疾苦。他的守正不屈的鬥爭精神，以及面向現實的創作態度，是使他在文學上取得較高成就的根本原因。
王禹稱是宋代最早提倡繼承杜甫、白居易現實主義傳統的優秀詩人，自稱“本與樂天為後進，敢期子美是前身”(《前賦村居雜興詩二首……聊以自賀》)。他對杜詩博大精深的現實內容有獨特的認識，稱讚“子美集開詩世界”(《日長簡仲鹹》);對宋初的浮薄詩風也深致慨嘆：“可憐詩道日已替，風騷委地何人收!”(《還揚州許書記家集》)他寫了不少揭露當時階級矛盾，具有人民性的作品。他敢於向宋太宗獻《端拱箴》，對“一裘之費，百家衣裳”，“一食之用，千人口腹”的宮廷奢侈生活大為憤慨，直接控訴了“聚民膏血”的統治者;而對於“室無環堵”、“地無立錐”的廣大人民，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如《感流亡》：
謫居歲雲暮，晨起廚無煙。賴有可愛日，懸在南榮邊：高舂已數丈，和暖如春天。門臨商於路，有客憩簷前：老翁與病嫗，頭鬢皆皤然;呱呱三兒泣，恂恂一夫鰥。道糧無鬥粟，路費無百錢;聚頭未有食，顏色頗飢寒。試問“何許人”?答雲“家長安，去歲關輔旱，逐熟入穰川。婦死埋異鄉，客貧思故園。故園雖孔邇，秦嶺隔藍天。山深號六裡，路峻名七盤。襁負且乞丐，凍餒復險艱;惟愁大雨雪，僵死山谷間”。我聞斯人語，倚戶獨長嘆：爾為流亡客，我為冗散官;在官無俸祿，奉親乏甘鮮。因思筮仕來，倏忽過十年;峨冠蠹黔首，旅進長素餐。文翰皆徒爾，放逐固宜然。家貧與親老，睹爾聊自寬。
這是王禹稱貶官商州時寫的詩。詩中同情由於旱荒而流亡他鄉的饑民，想到自己十年仕宦，無異是廣大人民的蠹蟲，實際也是對那些無功食祿的官僚們的尖銳諷刺。在商州，他學習民間的歌唱，還寫了《畲田詞》五首，熱情地歌頌人民集體互助的艱苦而歡樂的勞動：
鼓聲獵獵酒醺醺，斫上高山入亂雲。自種自收還自足，不知堯舜是吾君。
北山種了種南山，相助力耕豈有偏。願得人間皆似我，也應四海少荒田。
他始終抱著羞於作官，關懷人民疾苦的態度。類似《感流亡》這樣的詩，還有《對雪》、《對雪示嘉右》、《十月二十日作》等。這些篇章，特別是古體長篇，大都以單行素筆，直寫胸中所見，而不甚著意刻劃描寫，初步表現了宋詩議論化、散文化的風格特徵。此外，他的一些寫景抒情的小詩，如《泛吳松江》、《寒食》、《春居雜興》、《村行》等，則明淨洗煉，清新悅目，頗見情趣。
王禹稱還批評了五代以來“秉筆多豔冶”的頹風，抱有“革弊復古”的願望。他的復古主張，以六經為旗幟，實際和柳開一樣，強調取法韓柳。他認為文是“傳道而明的工具，是“古聖人不得已而為之”的產物，因此復古的意義並不在於“模其語而謂之古”，而是要象古聖人那樣為了不得已的明心和傳道。這樣，他就得出了為文貴乎“句之易道，義之易曉”，並取法韓愈“惟師是爾”的結論(《答張扶書》)。他的古文如《待漏院記》，借題發揮，生動地刻劃了兩種不同政治態度的官僚形象，表現了鮮明的愛憎感情和對國事的關切。又如《唐河店嫗傳》，借一個老年婦女機智勇敢地推敵墜井的故事，說明邊疆人民保衛鄉土，“習戰鬥而不畏懦”的精神，並指出統治者把邊疆的兵力調到內地以自衛的失策。他的古文，不僅多有現實政治內容和鮮明的思想傾向，而且一般語言平易近人，繼承了韓愈古文“文從字順”、以表達恰當、易道易曉為貴的基本作風。
繼柳開、王禹稱之後，提倡復古的，有姚鉉(968—1020)。鉉字寶臣，廬州(安徽合肥)人。他根據《文苑英華》選的《唐文粹》，“文賦惟收古體，而四六之文不錄;詩歌亦惟古體，而五七言近體不錄”(《四庫總目提要》)。還特別立了“古文”一門，以示接受韓柳的古文概念和傳統。更著名的是穆修(?—1032)。修字伯長，鄆州(山東鄆城)人。他繼承柳開的步調，當西昆體風靡一時之際，不顧流俗的詆譭，刻印韓柳集數百部在京師出售，以提倡韓柳文自任，對後來的詩文革新運動起了先驅的作用。但他和柳開一樣，創作成就不高。
當西昆派詩人酬唱方酣、影響愈來愈大的時候，宋真宗於祥符二年(1009)下詔復古，指斥“近代以來，屬辭多弊，侈靡滋甚，浮豔相高，忘祖述之大猷，競雕刻之小巧”;告誡“今後屬文之士，有辭涉浮華，玷於名教者，必加朝典，庶復古風”(《徂徠先生全集·祥符詔書記》)。統治者這個詔令是由於楊億、劉筠的“唱和宣曲詩，述前代掖庭事，辭多浮豔”，旨在維護名教而發的，但客觀上也打擊了西昆派，推動了詩文革新運動。到了仁宗即位，歐陽修、尹洙、石介、梅堯臣、蘇舜欽等登上文壇的時候，他們繼承並發展了柳開以來的復古主義傳統，把詩文革新運動推向了高潮，並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歐陽修與詩文革新運動
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廬陵(江西吉安)人。四歲喪父，家境很貧窮，母親用荻杆畫地教他識字。二十四歲中進士後，在西昆派文人、西京留守錢惟演的幕府裡，開始和尹洙、梅堯臣等互相師友，唱和詩歌並提倡古文，逐漸成為著名的文章家和文壇領袖。他一生作過朝廷和地方的許多官職，也是北宋中葉重要的政治人物。
當歐陽修登上文壇和仕途的時候，北宋社會的階級矛盾和民族危機都日趨嚴重，統治階級內部以范仲淹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呂夷簡為代表的保守派鬥爭異常激烈，歐陽修堅決地站在范仲淹的一面，關切國事，同情人民的疾苦。他指責那些“先榮而飽”的人不知為天下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而能憂天下的人“又皆遠賤”(《讀李翱文》)。他指出王朝誘民、兼併、徭役等大弊(《原弊》)，主張輕賦稅、除積弊，實行“寬簡”的政治。由於他直言敢諫，屢曹誣陷和貶斥。但由於他政治上、文學上的才能為王朝所重視，貶官不久，往往又得到起用。他早年敵視王倫、王則等的起義，表現封建地主階級的反動立場;後來官越做越高，名越來越大，政治上傾向保守，因此反對王安石的“新法”。
歐陽修在政治上和范仲淹等對保守派的鬥爭，和他在文學上提倡詩文革新對西昆派的鬥爭，是互相呼應的。范仲淹在天聖三年(1025)提出的改革時弊的主張，就包括對文風的改革。他強調文章和社會習尚的關係，認為“國之文章，應於風化，風化厚薄，見乎文章”。因此，他建議統治者“可敦諭詞臣，興復古道，……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奏上時務書》)。宋仁宗後於天聖七年(1029)下詔書，指責文士著作，“多涉浮華”，並認為“文章所宗，必以理實為要，……庶有裨於國教，期增闡於儒風”(《宋會要輯稿》)。可見，以歐陽修為代表的詩文革新運動，正是由上而下，適應當時政治運動的要求而產生併為其服務的。也因為這樣，所以歐陽修在嘉右二年(1057)知貢舉時，就通過科舉考試來提倡平實樸素的文風，排斥了繼西昆派氣焰被打擊後而起來的“險怪奇澀之文”，使“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宋史·本傳》)。至於王安石、曾鞏、蘇軾、蘇轍等人的詩文，名重一時，也和他的揄揚提拔是分不開的。
歐陽修詩文革新的理論是和韓愈一脈相承的。在文和道的關係上，他和韓愈一樣，強調道對文的決定作用，認為道是內容，如金玉，文是形式，如金玉發出的光輝，“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答吳充秀才書》)。但是他也看到，有充分道德修養的人，並不一定就能文章，“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能言之士哉”(《送徐無黨南歸序》);而且也不一定需要表現於文章，如顏回。可見道與文雖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但它們畢竟不能等同起來，混為一談。他認為“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答吳充秀才書》)，要真能工文的首要條件是對於道“務深講而篤信之”，要使道“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與張秀才第二書》)。他反對那種“舍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的文章，反對那種“棄百事而不關於心”的“溺”於文的態度。這樣，他使文章和他所關心的“百事”聯絡起來，在一定程度上擺脫“道統”觀念的束縛，寫出了一些反映現實生活、為現實政治服務的文章。
歐陽修有一些政論性的散文，是直接為政治鬥爭服務的。如《與高司諫書》，直斥諫官高若訥趨炎附勢不敢主持正義的卑劣行為;《朋黨論》反擊保守派對范仲淹等革新人物的誣衊，諷諫統治者應該任賢退惡：這些作品都表現了他鮮明的政治態度和鬥爭精神。著名的《五代史伶官傳序》，通過後唐李存勖興亡的典型事例，說明國家的“盛衰之理”，非由天命，實由人事，表現了他對國家興亡的樸素唯物主義見解。
方其系燕父子以組，函樑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跡，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它一唱三嘆，為北宋統治者提供歷史教訓，不僅富於現實意義，在寫作上也顯示了歐文的語言婉轉流暢和筆端富有感情的特點。
歐陽修的散文，無論狀物寫景，敘事懷人，都顯得搖曳生姿，具有較強的感人力量。如《釋祕演詩集序》、《瀧岡阡表》等。《醉翁亭記》寫滁州山間朝暮變化，四時不同的景色以及滁人和自己在山間的遊樂，層次歷落分明，語言自然流暢，表達了擺脫約束、從容委婉的情致。他的《秋聲賦》，用散文的筆調，通過多種譬喻，描摹無形的秋聲，烘托出變態百端的秋天景象，一變向來一般辭賦凝重板滯、略無生氣的面貌，表現了他在藝術上的獨創性。
歐陽修的散文雖以學習韓愈相標榜，風格實各不相同。如果說，韓愈的文章如波濤洶湧的長江大河，那麼歐陽修的文章就恰象澄淨瀲灩的陂塘。韓文滔滔雄辯，歐文娓娓而談;韓文沉著痛快，歐文委婉含蓄。他繼承並發展了韓愈文從字順的正確作法，而避免了韓愈尚奇好異的作風。他敘事簡括有法，而議論迂徐有致;章法曲折變化，而語句圓融輕快，略無滯澀窘迫之感。又注意語氣的輕重和聲調的諧和。歐陽修在散文方面的成就，作為當時文學革新運動的領袖，是毫無愧色的。
歐陽修也是當時的重要詩人。他有部分作品，反映人民的痛苦生活，現實意義較強。如《食糟民》把“日飲官酒誠可樂”的官吏與“釜無糜粥度冬春”的貧民對比，並對“我飲酒，爾食糟”的不合理，深深感到內心不安。他的《答揚子靜兩長句》，指出統治階級的殘酷剝削，貴族王公的享樂，是人民生活貧困的直接原因。其他如《明妃曲和王介甫》、《再和明妃曲》，借王昭君的傳說故事，同情婦女的命運，也譴責了昏庸誤國的統治者。歐陽修詩中較多的是抒寫個人生活情緒以及親朋間題贈應和的作品。這類作品，一般思想內容較為貧弱，在比較平直的抒情寫景之中，往往憑藉一聯半句，集中地表現了新穎的意境。如《黃溪夜泊》中的“萬樹蒼煙三峽暗，滿川明月一猿哀”;《春日西湖寄謝法曹歌》中的“雪消門外千山綠，花發江邊二月晴”等都是。
歐陽修詩也是學習韓愈的。前人已經指出他有些設想奇怪的詩，如《凌溪大石》、《石篆》、《紫石硯屏歌》等，都是模仿韓愈的《赤藤杖歌》(見陳善《捫蝨新話》下集)。但一般地說，歐陽修詩吸收韓愈的議論化、散文化的特點，而又避免了韓詩的造語險怪和生僻，因此他的詩語言自然流暢，無韓詩艱澀拗口之弊，風格清新而不流於柔靡。有些詩因說理過多，缺乏生動的形象，不免乏味。歐陽修的詩歌成就雖遠不能和散文相比，但它們清新自然的風格，對掃除西昆派的浮豔詩風，仍有其良好的作用。
當時政治上改革派的中心人物、為歐陽修所欽佩和擁護的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蘇州吳縣人，在古文創作上也有其一定的成就。他的古文，一般富於政治內容。政論文如《上執政書》等，表現了愛國愛民的政治態度。著名的《岳陽樓記》，描寫了洞庭景色的陰晴變化引起登臨者或悲或喜的不同情緒，歸結到“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為己任，更表現了博大堅貞的政治抱負。
比歐陽修較早作古文的尹洙(1002—1047)，字師魯，洛陽人，對歐陽修棄駢文作古文有一定的啟發和影響。歐陽修謂“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尹師魯墓誌銘》);范仲淹亦稱“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尹師魯河南集序》)。所作多章奏記序，一般質樸無文，成就不高。歐陽修非常推崇的石介(1005—1045)，字守道，兗州奉符(山東泰安)人，是反對西昆派的一員猛將。他的《怪說》中攻擊楊億“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元鎪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意，離析聖人之言，蠹傷聖人之道”：是聲討西昆派的一篇檄文。他希望與“三二同志，極力排斥之，不使害於道”(《上範思遠書》)。但他強調文道的合一，而誤以為文和道就是一個東西，立論和柳開相似，而道學氣更甚，在古文創作上亦無甚成就。
由於歐陽修的延譽獎引而身登仕籍的曾鞏(1019—1083)，字子固，江西南豐人，是歐陽修詩文革新運動的積極支持者。他自稱“迂闊”，儒學正統氣味較重。所為古文被認為“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宋史》本傳)。實際他既沒有司馬遷對歷史人物的批判態度，也很少有韓愈那種針對現實鳴其不平的精神，因此他的作品一般以“古雅”或“平正”見稱，而缺乏新鮮感或現實感。曾鞏的文名在當時僅次於歐陽修，風格也和歐陽修相近。敘事議論，委曲周詳，詞不迫切，而思致明晰。如《寄歐陽舍人書》、《越州趙公救災記》等，都表現了這樣的特點。但由於缺乏現實內容，他的成就遠不及歐陽修。
第三節 梅堯臣與蘇舜欽
梅堯臣(1002—1060)，字聖俞，宣州宣城(安徽宣城)人。他只作過主簿、縣令等小官，一生窮困不得志。詩很著名，尤為歐陽修所稱賞。他們互相唱和，並以韓孟自況。歐陽修認為梅堯臣詩的成就是和他的貧困生活有密切關係的，所謂“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梅聖俞詩集序》)。梅堯臣也曾經自稱“囊橐無嫌貧似舊，風騷有喜句多新”(《詩癖》)。官小家貧，使他接近苦難的人民，看到廣闊的現實，這是他的詩所以能工的根本原因。
梅堯臣認為詩是“因事有所激，因物興以通”而產生的;“國風”是要使下情上達，“雅頌”也要有所刺美，表現了現實主義觀點。他憤慨當時“煙雲寫形象，葩卉詠青紅”的浮豔詩風，使詩僅僅成為一種遊戲的技藝(《答韓三子華……見贈述詩》)。他的詩不僅在內容上接觸到現實社會生活，具有較強的人民性，作風也是和西昆派對立的。在《田家語》中，詩人對於人民所遭受的賦稅、徭役、天災、人禍等等迫害，提出悲憤的控訴。又如《汝墳貧女》：
汝墳貧家女，行哭聲悽愴。自言有老父，孤獨無丁壯。郡吏來何暴，縣官不敢抗。督遣勿稽留，龍鍾去攜杖。勤勤囑四鄰，幸願相依傍。適聞閭里歸，問訊疑猶強。果然寒雨中，僵死壤河上。弱質無以託，橫屍無以葬。生女不如男，雖存何所當。拊膺呼蒼天，生死將奈向!
詩題下自注說：“時再點弓手，老幼俱集。大雨甚寒，道死百餘人，自壤河至昆陽老牛陂，殭屍相繼。”詩人描繪了汝墳貧女的悲慘遭遇，指斥了統治者的無情和殘暴。《小村》一詩更形象地寫出了農村的荒涼景象和農民的困苦生活：
淮闊洲多忽有村，棘籬疏敗謾為門。寒雞得食自呼伴，老叟無衣猶抱孫。野艇鳥翹唯斷纜，枯桑水齧只危根。嗟哉生計一如此，謬入王民版籍論。
其他如《陶者》：“陶盡門前土，屋上無片瓦。十指不沾泥，鱗鱗居大廈。”直接反映了貧富階級的尖銳對立。《田家》、《織婦》、《逢牧》等，也都反映了人民貧困的生活，表現了對勞動人民的同情和對殘暴官吏的不滿。
梅堯臣有不少寫景抒情詩，意境新穎，饒有情趣。如《魯山山行》：
適與野情愜，千山高復低。好峰隨處改，幽徑獨行迷。霜落熊升樹，林空鹿飲溪。人家在何處?雲外一聲雞。
描寫晚秋山間的蕭瑟景色，細緻入微。此外如“回堤溯清風，淡月生古柳”(《憶吳淞江晚泊》);“五更千里夢，殘月一城雞”(《夢後寄歐陽永叔》);“野鳧眠岸有閒意，老樹著花無醜枝”(《東溪》)：也都是別具剪裁，捕捉了異常新穎的景物形象的句子。
梅堯臣和歐陽修論詩時曾說過：“詩家雖主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矣。”(見《六一詩話》)這說明他寫詩，既要求形象的鮮明突出，也要求意境的深遠含蓄。歐陽修說他的詩，“其初喜為清麗，閒(當為間)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梅聖俞墓誌銘》)。他自己也說：“作詩無古今，唯造平淡難。”(《讀邵不疑學士詩卷》)從實際看，他的詩雖不廢“怪巧”，而基本風格特徵確乎可以說是“平淡”。這種力求風格平淡，狀物鮮明，含意深遠的詩風，不僅糾正了西昆派錯採鏤金、內容淺薄無味的作法，而且也適當糾正了追蹤韓愈的作者過分議論化、散文化的偏向。宋人龔嘯說他“去浮靡之習，超然於昆體極弊之際;存古淡之道，卓然於諸大家未起之先”(《宛陵先生集·附錄》)。這是很有見地的。但梅堯臣的詩反映現實社會生活，實遠不夠深廣。他作了大量的應酬詩，即歐陽修所謂“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同上)。在許多日常生活的描寫中，如“一杯獨飲愁何有，孤榻無人膝自搖”、“擗包欲咀牙全動，舉盞逢衰酒易酣”：雖琢句新穎，終覺淺薄乏味。
蘇舜欽(1008—1048)，字子美，原籍梓州銅山(四川中江)，實生開封。他年輕時即不顧流俗恥笑，和穆修一起提倡古文，比尹洙、歐陽修等開始作古文都早。二十七歲中進士後，作過縣令、大理評事等小官，“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歐陽修《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因此為保守派官僚王拱辰等所誣陷，由集賢校理被廢除名。後“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同上)。卒時年僅四十一。
蘇舜欽以詩和梅堯臣齊名，時稱蘇梅。實際他們的性格“放檢不同調”，詩風也很不一樣。蘇舜欽雖曾以“會將趨古淡”自勉，但他的詩終究是粗獷豪邁的，和梅堯臣的委婉閒淡顯然不同。梅詩對統治階級罪惡的揭露是比較和平含蓄的，而蘇詩指陳時弊，則直截痛快，略無隱諱。如《城南感懷呈永叔》，直寫見聞，一方面是人民在嚴重災荒下，被迫採毒草充飢，以致“十有八九死，當路橫其屍，犬彘咋其骨，烏鳶啄其皮”;而另一方面則是“高位厭樑肉，坐論攙雲霓”!這種對黑暗現實的揭露和控訴，反映了廣大人民和統治者深刻的階級矛盾。又如《吳越大旱》同樣指斥了統治者不顧“炎暑發厲氣，死者道路積”的慘狀，仍舊殘酷壓榨人民的罪行。作為一個懷有愛國思想、熱烈希望反抗民族壓迫的詩人，《慶州敗》一篇具有更鮮明的特點：
“無戰王者師，有備軍之志”，天下承平數十年，此語雖存人所棄。今歲西戎背世盟，直隨秋風寇邊城，屠殺熟戶燒障堡，十萬馳騁山嶽傾。國家防塞今有誰?官為承製乳臭兒，酣觴大嚼乃事業，何嘗識會兵之機。符移火急搜卒乘，意謂就戮如縛屍;未成一軍已出戰，驅逐急使緣險虛。馬肥甲重士飽喘，雖有弓劍何所施!連顛自欲墮深谷，虜騎笑指聲嘻嘻。一麾發伏雁行出，山下掩截成重圍。我軍免冑乞死所，承製面縛交涕夷。逡巡下令藝者全，爭獻小技歌且吹;其餘劓馘放之去，東走矢液皆淋漓。首無耳準若怪獸，不自愧恥猶生歸!守者沮氣陷者苦，盡由主將之所為。地機不見欲僥倖，羞辱中國堪傷悲!
詩人對北宋王朝統治者麻痺於“承平”，以及在對西夏作戰中邊塞將帥的喪師辱國，揭露不留餘地。在《吾聞》中，詩人激昂慷慨地陳述了保衛祖國的雄心壯志，抒發了熱愛祖國的強烈感情。其他如《蜀士》、《己卯冬大寒有感》等，或憤慨於統治者的昏昧失策，或關切邊境士後和廣大人民的苦難，或寄寓自己的理想和希望，也都表現了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
蘇舜欽的許多寫景抒情詩，意境開闊，也和梅堯臣的不同。如《中秋松江新橋對月……》：
月晃長江上下同，畫橋橫絕冷光中。雲頭豔豔開金餅，水面沉沉臥彩虹。佛氏解為銀世界，仙家多住玉華宮。地雄景勝言不盡，但欲追隨乘曉風。
少數小詩也寫得鮮明入畫，如《淮中晚泊犢頭》等。蘇舜欽的詩，由於他的豪情壯志和憤慨不平，以感情奔放、直率自然見長;但短處也正在這裡，他往往落筆急書，不夠精煉，即歐陽修所謂“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揀汰”;因而也就缺乏含蓄和韻味。
第四節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江西臨川人。他出身於中下層官僚家庭。年十七八，即以天下為己任。二十二歲(慶曆三年)中進士後，為淮南判官、鄞縣知縣等地方官，留心民生疾苦，並多次上書上級官吏建議興利除弊，以舒民困。嘉右三年，從常州知州調為提點江東刑獄，有《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即後人常說的萬言書，主張建立宋王朝的“法度”，即效法“先王之政”的精神對現實政治有所“改易更革”。嘉右五年，入朝為三司度支判官。熙寧二年，神宗特拔為參知政事(副宰相)，從此積極推行新法。但由於舊黨的不斷反對，屢次罷相，屢次起用，後退休江寧。元豐八年，舊黨司馬光為宰相，全部廢除新法，王安石憂憤成疾，次年病卒，年六十六。
王安石一生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而鬥爭，他把文學創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絡起來。他反對西昆派文人“楊劉以其文詞染當世”，指出當時“學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窮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顛錯叢龐，無文章黼黻之序”(《張刑部詩序》)。認為“文者，務為有補於世用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刻鏤、繪畫也”，“要之以適用為本”(《上人書》)。正是由於王安石持有“適用”的文學創作觀念，他的詩文都具有濃厚的政治色採，是直接為他的政治鬥爭服務的。
王安石的散文以政論性的為多。這些作品，大都針對時弊，根據深刻的分析，提出明確的主張，具有極強的說明力量。如《本朝百年無事答子》，通過對北宋百年來政治情況的分析批評，指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希望神宗在政治上能夠有所建樹，表現了他對現實形勢的關心和剛毅果斷的政治家風度。《答司馬諫議書》，剖析司馬光對新法的指責，言簡意賅，措詞委婉而堅決，表現了他堅持原則的政治態度。又如《讀孟嘗君傳》，根據對歷史實際的分析，指出雞鳴狗盜之徒出其門正是不能得士的明證，駁斥了孟嘗君善養士的傳統觀念。王安石的散文比較重視理論的說服力，較少注意醞釀氣氛，描摩物象，從感情上打動讀者，因此他的散文一般立意超卓，具有較強的概括力與邏輯性，語言簡練樸素。這是他的文學主張實踐的結果。
王安石的詩也和散文一樣，具有充實的政治內容，傾向性十分鮮明。在他長期作地方官時，就有不少詩篇，表現出對人民的同情，對社會前途的憂慮，以及對傳統思想的反抗，充分抒發了他遠大的政治抱負和積極的人生態度。如《河北民》一首：
河北民，生近二邊長苦辛。家家養子學耕織，輸與官家事夷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縣仍催給河役。老小相攜來就南，南人豐年自無食。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過者無顏色。汝生不及貞觀中，鬥粟數錢無兵戎。
寫統治者搜刮人民的血汗，輸送敵國，以致地無問南北，年無論豐歉，人民一樣地陷入流離轉徒和“無食”的絕境。其他如《兼併》、《收鹽》、《感事》、《發廩》、《省兵》等也都表現了詩人關切民生疾苦、主張改革弊政的進步理想。
王安石對北宋統治者在遼和西夏的威脅面前麻痺苟安，深感不滿，不少詩篇表達了這種思想。如《陰山畫虎圖》：
陰山健兒鞭空急，走勢能追北風及。逶迤一虎出馬前，白羽橫穿更人立。回旗倒戟四邊動，抽矢當前放蹄入。爪牙蹭蹬不得施，責上流丹看來溼。胡天朔漠殺氣高，煙雲萬里埋弓刀。穹廬無工可貌此，漢使自解丹青色。堂上絹素開欲裂，一見猶能動毛髮。低徊使我思古人，此地摶兵走戎羯。禽逃獸遁亦蕭然，豈若封疆今晏眠?契丹弋獵漢耕作，飛將自老南山邊，還能射虎隨少年?
從陰山健兒的射虎，聯想到古代將士們曾在這裡擊敗過入侵的敵人，使邊疆平靜無事，對比當時“胡天朔漠殺氣高”的形勢，批判北宋統治者的不修邊備，表現他對國家前途的深憂。《同昌叔賦雁奴》、《白溝行》等，表現了同樣的主題思想。
王安石有不少詠史或懷古的詩篇，也大都寄託了他遠大的政治抱負和批判精神。如《商鞅》、《范增》、《張良》等篇，往往以“尺幅千里”的手法，通過對歷史人物的景仰，抒發了自己的政治感情。在《杜甫畫像》中，不僅高度評價了杜詩的豐富性和創造性，更表明了對杜甫同情廣大人民的精神的繼承：“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颼颼!”最著名的是《明妃曲二首》，現舉第一首如下：
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溼春風鬢腳垂。低徊顧影無顏色，尚得君王不自持。歸來卻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著盡漢宮衣。寄聲欲問塞南事，只有年年鴻雁飛。家人萬里傳訊息，好在氈城莫相憶。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
這首詩一掃歷代詩人寫王昭君留戀君恩、怨而不怒的傳統見解，有極大的獨創性。詩人只從側面落筆，勾畫了古今豔傳的絕代佳人的形象，以及她獨去異域、懷念故國的悽苦無告的心情。更深刻的是、詩人在結韻裡道出了在階級社會中普遍存在的婦女受壓迫、被蹂躪的不合理的現實;同時流露了他懷才不遇的心情。因此引起了當時詩壇的廣泛興趣，歐陽修、梅堯臣、劉敞等都寫了和篇。
王安石晚年罷相隱居以後，生活和心情的變化，引起了詩風的變化，創作了較多的描寫湖光山色的小詩，也更多地注意對詩歌藝術的錘鍊。名作很多，如：
茅簷常掃淨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達送青來。
——《書湖陰先生壁》
江北秋陰一半開，曉雲含雨卻低迴。青山繚繞疑無路，忽見千帆隱映來。
——《江上》
京口瓜洲一水間，鍾山只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泊船瓜洲》
這些小詩新穎別緻，煉字煉句，妥貼自然，藝術上確實比早年更成熟了。雖然他有時也還寫《楚山》、《示永慶院秀老》一類流露“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心情的詩篇，但總的看來，他往年詩中所洋溢的那種政治熱情，這時是大大減退了。
王安石詩文的大量創作和獨特的風格，對掃蕩西昆體的殘餘影響有很大的功績，對宋詩的發展也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他有一部分詩，喜造硬語、押險韻，對後來也有不良影響。
王安石的友人王令(1032—1059)，字逢原，廣陵(江蘇揚州)人。他是一個有理想有才華的優秀詩人。可惜才高命短，未能施展他的抱負。他留下的詩篇，大都表露了他對當時黑暗現實的不滿和自己的遠大抱負，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如《夢蝗》：
……嘗聞爾人中，貴賤等第殊。雍雍材能官，雅雅仁義儒。脫剝虎豹皮，假借堯舜趨。齒牙隱針錐，腹腸包蟲蛆。開口有福威，頤指轉賞誅;四海應呼吸，千里隨卷舒。割剝赤子身，飲血肥面板。噬啖善人黨，嚼口不肯吐。連床列竽笙，別屋閒嬪姝。一身萬椽家，一口千倉儲。……貧者無室廬，父子一席居。賤者餓無食，妻子相對籲。貴賤雖雲異，其類同一初。此固人食人，爾責反舍且!我類蝗自名，所食況有餘;吳飢可食越，齊飢食魯邾。吾害尚可逃，爾害死不除;而作疾我詩，子言得無迂!
詩人以鋒利的筆觸，剝掉了達官貴人們“仁義儒”、“堯舜趨”的外衣，顯露了他們“虎豹身”、“蟲蛆腹”的原形。指出剝削階級搜刮民脂民膏，實比蝗蟲更為殘酷可恨!此外如《原蝗》、《良農》、《餓者行》等詩，也各從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表現了他對貧苦人民的同情和對豪門的無比憎恨。
面對黑暗的現實，王令在《感憤》一詩中表現了改變這種現實社會的巨集願：“未甘身世成虛老，待見天心卻太平。……燕然未勒胡雛在，不信我無萬古名!”他的自信心是這樣的強，愛國的激情和救世的熱忱是這樣的昂揚!
王令的詩，無論敘事抒情，都具有開闊而雄健的特色，確如他自己所說那樣：“浩歌不敢兒女聲。”他有一些詩，想象奇特，具有濃厚的浪漫主義色採，例如《暑旱苦熱》：
清風無力屠得熱，落日著翅飛上山。人固已懼江海竭，天豈不惜河漢幹?崑崙之高有積雪，蓬萊之遠常遺寒。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遊其間。
這種雄偉的氣魄，闊大的氣象，在宋人詩中是極其難得的。雖然由於他受韓愈、盧同詩的影響，有些作品不免生硬粗糙，但仍不失為一個具有自己特色的優秀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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