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劉永福將軍率黑旗軍南征北戰、逐鹿中原、顯赫一時、威振四方。然而最終抵不過列強的洋槍洋炮，最終含恨九泉。其部下王五善使一把大刀，重六十九斤，刀鋒薄、刀背厚;並訓練了一批武藝高強的大刀隊員。這批大刀隊員，在王五的率領下，夜襲敵營，最後只剩王五一人。從此王五萬念俱灰，隱退江湖。
1898年，甲午風雲過後，朝政腐敗，民不聊生，在國家危亡之際，湖南出現了有名的維新人士譚嗣同。譚嗣同，字壯飛，滿腹經綸、才高八斗、思想先進，深受康有為先生器重，覆命進京。在進京途中，因遇袁世凱的新軍與北方“樓蘭”之眾械鬥，在營救災民的過程中，恰逢打鐵的王五，只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句箴言，讓王五彷彿在黑暗之中看到了晨曦的一點曙光，看到了國家復興的希望。之後，視譚嗣同為知己一同進京。從此便拉開了《一刀傾城》的序幕。
傾畢生精力撰寫《仁學》，譚嗣同可謂風靡一時。他飽學史書研究西方思想，主張新政，力推變法，廢除舊的體制，舊的禮儀。在維新變法的行途中，他經歷艱難險阻,險象環生，但始終遵守“視榮華為夢幻，視死辱為常事”為座右銘;視“自古成大事者，要麼大成，要麼大敗”為人生信條。他剛直不阿、秉公辦事、表裡如一。為新政即使赴湯蹈火，肝腦塗地也萬死不辭。在舊勢力面前，他鋒芒必露，以維新理念脣槍舌劍、口若懸河、針鋒相對，令對手束手無策，啞口無言。在生死悠關的危急關頭，他當機立斷，以迅雷不及俺耳之勢，採取霹靂手段，籌劃利用袁世的新軍，弒逼慈禧退位，並輔佐皇帝推行新政。然而天意難違，“信誓旦旦”的袁世凱倒戈告密，康有為、梁啟超聞風而逃。而譚嗣同大義凜然，含恨入獄，決心用自己的鮮血來做一口“警世之鐘”。激勵後人為新政前赴後繼，直到成功。在獄中用自己的鮮血寫下了：“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的豪言壯語，最後在菜市口慘死在劊子手的屠刀之下。真是“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縱觀譚嗣同的一生，可謂英雄的一生。他以國家為重，胸懷蒼生;他禮賢下士，兢兢業業;他激情一腔，生性秉直這是他光輝的一面。然而譚嗣同始終沒有看透袁世凱，這是他做人的失敗;在生死關頭，他沒能利用機會脫險，喪失了東山再起的良機，他雖憂國憂民，但始終沒有看到人民的力量，這也是他失敗的根本原因。
一身是膽，武藝超群的“大刀王五”同樣是一位“可歌可泣”的英雄。他出身黑旗軍，刀法精純，勇冠三軍;他滿腔熱情，然而報國無門;他組織大刀隊，夜闖敵營，浴血奮戰，最後隻身一人，與坐騎一同跳下大江。從此便隱姓埋名，在京畿附近打鐵為生。他心中那把“火焰”早已熄滅多時。就在這多災多難之時，適逢譚嗣同進京覆命。與壯飛相遇是王五一生命運的轉折。在康有為、譚嗣同的幫助下，王五在京城成立了“強武學會”。“強武學會”在民間聲望頗高，弟子如雲。王五不僅傳授武藝，更重要的是宣揚以武救國，以武強國。王五在京城又逢一位絕色佳麗，這也是一位琴藝高超，而父母之命難違的失意女子。她與王五可謂知音。王五秉性直率，不與朝中那些頑固派同流合汙，因而遭到奕親王為首的舊勢力陷害。恰逢譚嗣同等人救出。最後為“戊戌六君子”報仇而血濺黃沙路。王五的一生，光明磊落，與朋友義字當先，為國家豪情壯志、溢於言表。然而終究是一介武夫，沒有政治家的氣度和遠見卓識，但他的這種俠肝義膽的品質卻值得後人稱讚。
“八面光、八面玲瓏”要屬袁世凱。從政治角度來說，袁世凱是一位政治投機者。他行伍出身，卻頗有韜略，帶兵有道，教兵有方，而且立論中庸，處事圓滑。所以他能在維新派和保守派兩大勢力中間左右逢源，應付自如。最終經過反覆斟酌，為了自己的“光明”前途，他終於投靠保守派奕親王，並向保守派告密，揭發了“康譚”政變。最終讓“戊戌變法”在短短的三個月便“夭折亡命”。從倫理學角度說，袁世凱是一位寡廉鮮恥，毫無信用的人，他把“做人直接宜交心，做事圓滑能立足”做為人生的座右銘。這說明他看重的是權名利，淡泊情誼，他是一位政治投機者，他踏著親友鮮血染紅的土地一步步邁上了“洪憲”皇帝的寶座。
《一刀傾城》是一部英雄的血淚史。不僅是譚嗣同、王五等個人的悲劇，還是時代的悲局，也是歷史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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