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一寸光陰一寸金，個人如此，民族更如此。
第一章講述了道光、咸豐年間的外患。全章圍繞“剿夷與撫夷”展開，其間不乏作者個人獨特的觀點和思考。
提起鴉片戰爭，中國封建社會的落後腐朽與英國資本主義制度的船堅利炮之間嚴重力量對比自不必說，但從學習歷史以來，教材多是強調英國發動鴉片戰爭的不義與霸道，此書卻更加重視描述英國發動戰爭的無奈，這場戰爭已是歷史的必然。鴉片戰爭其中有一部分不能不說是中國人自己招致的，正如作者在本章中所說：“中西的關係是特別的，在鴉片戰爭以前，我們不肯給外國平等待遇;在以後，他們不肯給我們平等待遇。”
鴉片戰爭以前，中國一直以天朝上國自居，其他各國皆為“夷”。這種意識是自古以來中國領先於世界的現實所造成的，也不能全怪中國人夜郎自大。但中國的大國意識充滿著矛盾，既希望萬邦來朝，天下共主，又有一種極端狹隘的民族主義心理：清朝政府不允許外人買中文書籍，瞭解中國的文化。我認為這種矛盾來源於當時的中國是一個由少數民族統治的、以漢人為主的中華帝國。
滿族是發源於中國東北部的少數民族，與泱泱大明相比自然弱小很多，雖然備受壓迫，但當他們推翻了多面的壓迫者的時候，自己卻並沒有給他們自認為弱小的夷好臉色看，反而更加的自大與狂妄，這與滿族接受漢族的文化不無關係。漢族的先進文化就像一個大染缸，能將所有外來的文化染成自己的顏色，清朝的統治者無疑也秉持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觀念，這種觀念不只停留在本國的禮儀制度，甚至也影響著中國的對外關係。當時的中國用自己的這套的等級制度拿來面對世界，中國天朝上國的地位無可避免的被擴大抬高了。即使當時中國人還沒有世界的意識，但在大部分人的觀念裡，中國確實是凌駕於世界各國之上的，大概他們認為中國的優秀文化只能自己的民族傳承下去，外夷既不配也不能弄懂中國的文化。
同時，清朝的統治者歸根結底是一個少數民族，害怕漢人勾結外夷推翻自己統治的狹隘民族心理又無可避免的貫穿於清朝歷代的統治政策中，從大興文字獄的歷史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當時的清朝統治者擔心漢人造反的恐懼心理是多麼的嚴重。就是這樣兩種矛盾的心態造成了中國近代史上最大的悲劇：中國成為了一個落後的國度，即使現在仍然在追趕中……
回顧那段屈辱的歷史，最讓人心痛的並不是戰爭、割地、賠款、開口岸。戰爭輸了，還有贏得機會;香港割了，還有回來的時候;銀子沒了，還有再賺回來的日子;口岸開了，還有再關上的可能(以當時來看，清朝上下確實是對開口岸耿耿於懷，即使這一條款又利於中國走向世界)。這些都沒關係，最讓人心痛的是戰爭後中國的不思進取，整整二十年光陰任其白白流走，一個國家怎可愚昧到如此地步!沒有危機意識，沒有進取精神，一個民族一定不會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註定在歷史的舞臺上黯淡了曾有的全部的光彩。
突然想起了一句詩：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惜取少年時。一個人只有一次少年時，一個民族又會有多少少年時?對於一個國家，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把握時機，銳意進取才是唯一的出路。
第二章：士大夫和政府縱使有救世之心，亦無救世之力。
第一章作者討論了外患，這一章作者筆鋒轉向了內亂。
清朝末期的農民起義可謂此起彼伏，其中最具有影響力的莫過於太平天國，它不僅改變了大清的歷史，也改變了中國的歷史。
清末的農民起義雖是時代的產物，但也離不開中國封建社會興衰的歷史規律，這一規律的核心即是人口和土地，簡單概括起來，不過是人少地多則是黃金時代，人多地少則是大亂之年。
中國到了嘉慶年間已到了迴圈套的最低點，外加西洋勢力侵略，洪秀全式的人物的出現其實是遲早的事，即使沒有洪秀全，也會有其他類似的人來擔當他的歷史使命，用“時勢造英雄”來形容洪秀全實不為過，當然這句話也同樣適用於洪秀全的對頭曾國藩。
洪秀全雖是個讀書人，但是他的小農本性是無法改變的。目光短淺，貪圖享樂的弱點註定他即使成功也不會建設新社會，只是建設一個新朝代而已，一個新的封建朝代的建立對當時中國影響無法細究，但我想縱使有改觀也不會很大，因為不推翻封建制度，中國便是無希望的，這已被之後的歷史所論證，所以對於太平天國的失敗也大可不必惋惜，歷史的潮流從來都是披沙揀金的。
再來看曾國藩，曾國藩在歷史上一向是一個爭議頗多的人物。他是清朝官僚，替清朝剿滅了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讓清朝繼續他的腐朽統治，從這一方面來看，曾國藩不能算是個正面人物;然而他為人正派，建立了盛極一時的湘軍，倡導了洋務運動，推動了中國的進步，這樣看來也算是中國的改革之士。
我對曾國藩是欣賞的。之後的洋務運動姑且不說，從這章來看，他剿滅了太平天國，維持大清似乎是逆歷史潮流的，但仔細想來，曾國藩的這一做法卻是很自然的事情，正像作者所總結：曾國藩作為士大夫階級的代表不能不忠君，同治年間清朝的中興氣象也讓他人為清廷經過大患難之後必能覺悟，而最重要的一點即是曾國藩恐清亡而國亡，無疑，曾國藩在自己的階級立場上已做到了最好。
在這一章論述曾國藩的文字中讓我印象最深的是這樣一句話“他(曾國藩)的行政用人都首重主義，精神教育是曾國藩終身事業的基礎。”對於曾國藩的這一點，作者無疑是肯定的。這讓我想到了五四運動時期的問題與主義之爭，雖然這兩個主義不是一回事，但實質上卻頗有相似之處，不知道當時的人們有沒有想到曾國藩，他就是一個“問題與主義”同步進行且處理得當的極好的例子。重視主義而又不忽略做事，這才是中國的頭等領袖，至於幾個文人的爭論是在可笑，本是相得益彰的兩種品質，何必一定區分孰輕孰重?
總之，從這一章看來，正因為清朝既無救世之心更無救世之力，所以歷史上有了洪秀全，有了曾國藩，更有了在那段混沌歷史中閃光的兩點。
第三章：不幸，時人不許他們，對自強事業則多方掣肘，對邦交則好輕舉妄動，結果就是誤國。
這一章作者講述了以李鴻章為首的自強事業，這一過程始終伴隨著清朝統治者內部的分歧與外來侵略者的戰爭。本身就具有一系列缺陷的自強事業在朝廷頑固派及未開化的民眾阻礙之下，必然難逃失敗的命運。
中國的民眾有無限的生機與活力，但是相比於法國大革命期間的巴黎民眾來說，還沒有建立一個全新政體的意識，多年的封閉使中國人民缺乏了一種寬闊的視野，一切的奮爭只是為了改變貧窮的生活狀態，而大眾的愚昧雖然不是中國無改革之力的主要原因，卻也造成了整個社會如死水般的灰色基調。
洋務運動發生在此時，又由個別封建地主領導，結果其實已經可以預見。然而洋務運動在中國近代史上卻依舊有著不可泯滅的特殊意義，雖然以失敗而告終，但是這場運動銳意改革的時代精神是永不可磨滅的，作為後人我們大可不必對其所留下的遺憾而扼腕嘆息，一些人物，一些記憶曾經在歷史中輝煌過，也許這就是中華民族最寶貴的一筆財富。
就像說到太平天國不得不提曾國藩一樣，提起洋務運動與那段中國的改革史，我們便不得不提李鴻章，與他的老師曾國藩一樣，李鴻章也可以說是一個備受爭議的人物，甚至比曾國藩的爭議還要大。
曾經我認為李鴻章是中華民族的罪人，挪用軍款，貪汙受賄，簽訂條約，喪權辱國，即使洋務運動期間興辦了不少近代企業並籌辦了海軍，但是相對於他身上揹負的國恥來說，這點正面形象似乎永遠是一個歷史人物無足輕重的影子。
然而看了這一章，雖然看法沒有完全轉變，但是覺得自己多多少少對李鴻章有些誤解，對於歷史人物的解讀永遠是這樣的，必須完完全全多方面瞭解一個人物才可能真正對其做出正確的評價，單單憑教科書或者某種言論就對一個人妄下論斷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行為。
李鴻章，一個王朝正走向滅亡路途中的關鍵人物，揹負著太多的歷史責任和使命，一舉一動都可能使他流芳百世或遺臭萬年，這樣的人物註定又太多的無奈，是的，李鴻章有太多的無奈了，在無奈情況下做出的選擇有可能就讓世人產生了誤解。
因為無法得罪西太后與醇親王，他不得不挪用了海軍軍款重修頤和園;
因為左宗棠的高調言論，他看著東部各省建設費移用作為進攻新疆之軍費;
因為士大夫的輕舉妄動，他擔憂多年的日本終於將戰火燒到了中國的海面;
……
而我們看到的只有北洋海軍的慘敗，馬關條約的簽訂，洋務運動的失敗，這一系列歷史事件背後的故事我們竟然不知不覺的忽視了。不錯，李鴻章不能算是一個完全意義上的好人，他對科學無知，況又大發國難之財，北洋艦隊的全軍覆沒與他脫不了干係，只是從這一章作者的敘述中，我明白每一個人都有一些不為世人所知的東西，每一個閱讀歷史的人都應該懷著一份尊重之心去看待從前那些活躍在歷史舞臺上又做出一定貢獻故人們……
第四章：士大夫階級都以為法制是祖宗的法制，先聖先賢的法制，歷代相傳，決不可變更的。
這一章作者講述了中華民族的瓜分史和復興史。甲午戰爭以後，中國割地賠款開口岸，一時間民情激憤，無論是知識分子還是農民階層以及以後產生的資產階級似乎頓時迸發出一種強大的力量想要救國救民。
農民階級領導的革命早在太平天國運動時期就註定不能承擔挽救中國命運的責任，所以此時的義和團運動只是作為顯示中國人民無限生機與活力的表現形式成不了大事，自古以來，中國朝代的更替都是由農民起義改寫的，而在近代的中國，農民階層越來越不能左右歷史潮流，他們可以作為革命的堅實力量，卻再也不能成為領導者了。
康有為、梁啟超領導的戊戌變法在思想和改革措施上是符合歷史潮流的，但具體放在中國的國情上似乎就不是那麼有效了。曾國藩、李鴻章主導的洋務運動在沒有改革政體的基礎上已經遇到了空前的阻礙，倡導君主立憲制的戊戌變法面臨的困難是可想而知的，所以百日維新只是曇花一現，迎不來中華民族的春天。
中國歷史上歷來的改革大部分以失敗而告終，無論是商鞅變法，王莽改制還是王安石變法，結果無疑有兩種，即改革措施基本上未實行，或者改革措施有所實施但改革者卻無一有好下場，縱觀歷史，中國似乎容不得新想法的出現，祖宗之法便是立國根本，正是這種傳統才使中國的封建制度得以千年未變，不過就其根本只有兩個字：利益。
拿這章的維新變法來說，維新派廢八股就是斷了廣大讀書人升官發財的門路，裁汰無用機構就是剝奪了在職官員安生立命的支柱，剝奪了統治階層許多人的既得利益這就是戊戌變法失敗的癥結所在，歷史上變法的失敗都與既得利益者的反對與阻礙緊密地聯絡著。驀然發現，人類在利益面前竟然變得如此自私與殘酷，那時候沒有民族危亡，沒有仁義道德，一切都逃不過利益二字的支配。
想來新中國的改革開放是成功的，是社會主義真的讓人擺脫了利益的束縛嗎，我覺得答案依然是否定的，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之時，整個國家都是一幅貧窮破敗，極端混亂的狀態，此時要說有既得利益者也無非是少數，整個國家的人民都企盼著改革能給他們帶來福音，所以阻力相對來說要小得多，這也是為什麼新中國的改革開放能帶來如此翻天覆地的變化，隨著經濟文化的進一步發展，我國的貧富差距也在隨之擴大，目前我想在中國的社會已經形成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這也是近些年我國政府在各方面的改革都沒有大刀闊斧的力度與真正深遠的影響的原因之一吧，從近代的歷史中，我們很容易想象現在要進行一項改革所遇到的阻力，所以對政府我們不應過分苛責，因為有那麼一大批有勢力的人正影響著政策的落實。
繼續回到近代史中，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可以說給中國的復興帶來了曙光，即使後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革命真正開啟了中華民族的新紀元，每一箇中國人都不應忘記孫中山先生為中華民族的獨立繁榮窮其一生的努力，他永遠都是站在歷史中的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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