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勢與政策課堂論文3000字

形勢與政策課具有政治性與政策性、多元性、時效性和前因導向性等教學特點,是任何一門政治理論課所不能替代的。本站小編在此整理了20xx年形勢與政策課堂論文3000字，供大家參閱，希望大家在閱讀過程中有所收穫!

摘 要：本文從民生財政建設的現實意義出發，通過分析當前民生財政建設的不足，從如何構建適合社會發展需求的現代化民生財政管理模式的角度出發，進行關於民生財政建設的若干思考，並提出了能夠提升民生財政建設水平的若干建議，以便為相關財政工作者提供參考，力爭全面促進財政事業向前發展。

關鍵詞：民生財政建設 若干思考

民生財政，顧名思義就是一種以人為本的財政體系，伴隨著我國對民生財政投入力度的加大，民生財政建設引發了社會各界人士的廣大關注，特別是在教育領域、生活保障領域、就業領域等重點領域，民生專案的投資更是呈直線增加態勢。無容置疑，民生財政建設已成為了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重點專案，在當今社會經濟體系不斷深入改革的今天，我們如何從“重視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角度出發，對關於民生財政建設做出詳細思考將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1、民生財政建設的現實意義分析

改革開放之後，我國經濟水平不斷提高，呈現出良好的經濟發展態勢。伴隨著經濟的良好發展，社會事務需求也不斷增多，與此同時也引發出來越來越多的人民利益訴述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改善民生建設的難度，民生建設改善工作面臨著新的挑戰與機遇。要知道，民生財政是“庶政之母”，加強民生財政建設能有效緩解社會經濟壓力，消除社會經濟矛盾，確保社會經濟得以長久穩定發展。以下就民生財政建設的現實意義展開分析。

1.1、是實現“中國夢”，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關鍵

改善民生財政建設，巨集觀角度上是要求財政建設從社會經濟體系架構改革出發，立足社會經濟發展實際，跟隨社會經濟的發展步伐而進行相應的改革與創新，特別是在社會保障領域、教育領域、住房保障領域、公共衛生領域等民生方面的財政消耗，以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多種不同的社會需求，進而達到“中國夢”與“人民夢”的相互統一，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奠定良好的民生基礎。

1.2、是經濟社會轉型發展的現實需要

經濟社會轉型發展需要多方面要素支援，巨集觀角度上要求通過科學規劃合理配置充分發揮財政分配功能作用與地位，著重改善民生和保障民生，把財政支出向人民群眾保障領域轉移，重點解決人民群眾關心的難點、熱點問題，包括公共衛生醫療裝置、教育、社會住房等社會服務問題，進一步緩解社會民生矛盾。

1.3、是推動社會基本公共服務建設的具體體現

資料表明，20xx年，全國31個省(區)市的財政支出中，民生支出普遍增長，且多數地方佔到了當地公共財政支出的50%以上。以安徽省為例，據財政廳廳長羅建國說：“20xx年，安徽省民生支出3161.2億元，增加553.8億元，增長21.2%，佔全省財政支出近80%。”一系列資料說明了民生支出比重正在不斷優化。可見，加強民生財政建設，必須把財政支出重點向人民群眾公共需要或公共服務轉移，解決公共服務不到位的局面，進一步推動社會基本公共服務建設。

2、民生財政建設面臨的問題

2.1、管理體制問題

隨著社會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財政撥款的形式也向複雜化、多樣化趨勢發展，政府投資形式也更加多元化。然而，財政管理體制中的事權和財權不匹配，無論是大事還是小事決策權都在上級領導手上，下級領導空有管理頭銜，卻無法實施正確的管理許可權。這種不平衡的決策方式，使得地方政府壓力加大，導致很多民生政策無法落到實處。除外，由於財政局財政管理的組織建設不完善、財政管理人員配置不合理、職能分配不明確。財政局在進行財政管理工作時，缺乏健全的財政管理監督與控制體系，甚至出現私自挪用單位內部資金、私設賬外賬，避開財政監督把單位預算外的收入據為私有，進行公款玩樂等情況，嚴重影響了財政局的經濟利益，民生財政建設受到影響。

2.2、財政約束問題

從現階段我國政府的財政決算預算看來，財政管理模式單一，無法精確、完整地反映出政府的債務、資金等情況。從財政局釋出的財政預算資訊來看，財政報告不夠全面，對資金使用細化不到位，存在多方面不足，極容易滋生腐敗行為。由於財政資金管理缺乏足夠的公開透明度，這種模式下的財政報告也缺乏足夠的約束力，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民生建設工作開展的難度。

2.3、資金管理問題

首先是資金來源渠道單一。教育、科學技術、文化體育與傳媒、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等相關的一些民生領域尚未完全向社會資金開放，再加上社會公益、慈善等民生領域制度建設不健全，使得社會資金流入民生建設領域的渠道單一，民生建設支出仍然需要附屬財政投入。

其次是民生資金使用存在“越位”與“缺位”現象。民生建設專案雖然遍佈社會各大民生領域，然而發達地區卻相比於經濟欠發達或者偏遠地區更為深入。

在經濟發達地區，由於經濟水平較高，在這種經濟條件較好的大環境背景下，出現“越位” 的情況就比較多;而在經濟落後地區，由於受到經濟限制，一些應用政府承擔的民生領域得不到相應的建設，多會出現“缺位或不到位”的狀況。顯而易見，民生建設現階段還存在明顯的資金管理難題，出現地區建設不平衡現象。

3、完善民生建設的幾點可行性策略

民生建設工程意義重大，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針對當前民生建設工程存在的種種問題，必須加以改變，才能提高民生建設水平，以更好地發揮民生財政對擴內需、調結構，促和諧的多重效應。

3.1、在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領域加大公共財政投入，嚴格控制行政經費的過快增長。通過把財政支出向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公共教育、社會保障和社會公共設施等方面轉型，凸顯社會公共保障在國民經濟總值當中的比重，加大公共裝置與產品的供給，努力做到經濟性公共服務與社會性公共服務相互統一，讓民生建設專案功能充分發揮出來，得以服務大眾，服務社會。

3.2、要以財政改革為先導，強化政府的社會公共服務職能，加快向服務型政府的轉型。實踐證明，行政改革與財政建設制度的變革有著密切的聯絡。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財政建設制度的變革會引發行政建設改革同步改革。因此，財政制度改革可以作為先導，現行一步進行改革，引導政府行政改革。例如通過將預算管理、資產管理、財務管理等整合到統一的平臺，加強對單位基層和管理層的內部控制，確保財政管理記錄、財政報告資訊和其他財務管理資訊的及時性、真實性、完整性。在企業崗位設定上，建立合理高效的管理機制、執行機制、激勵機制、決策機制，建立科學的考核標準，制定比較合理的，操作性強，有激勵性的考核方案，形成相互激勵、相互制約為主體的運作模式，以把更多的力量放在發展社會事業和解決人民生活問題上。

3.3、繼續改革和完善轉移支付制度，進一步照顧經濟欠發達地區和基層政府。民生建設工作不僅聯絡著政府的各個職能部門與處室，與千家萬戶也有著緊密的聯絡。在當前的分稅制財政體制下，一些欠發達地區及基層政府事權、財權不匹配，財政財力不足。民生建設要因地制宜，根據各地實際情況，進行不同建設。對於一些經濟基礎較好的地區應重點建設，而一些地處偏遠，遠離中心城區的地區應充分放權，給予優惠政策，大力鼓勵其快速發展。

4、結語

民生財政建設工作的進行，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其目的不單是為了優化民生管理，同時也是為了通過科學規劃和合理配置使民生財政建設發揮最大的功能效應，從而改變人民群眾生活環境，進一步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事業的發展。對關於民生財政建設做出思考，以找出提高建設水平的可行性策略，對於實現民生建設事業的可持續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同時，其也是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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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朝鮮帶來的核威脅和導彈威脅與日俱增，建立導彈防禦體系是美國未來關注的重要領域之一，也是美國與韓國和日本兩個亞洲主要盟友進行三邊合作的重點。”據韓聯社2月20日報道，美國助理國務卿幫辦安妮塔・弗裡特當天在東京的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發表了上述講話。報道稱，美國一直希望與韓日共同建立地區導彈防禦系統。但分析人士認為，美國此舉不僅為了應對朝鮮的威脅，同時也是為了制衡中國。

事實上，美國宣稱的該計劃的組成部分―在韓國部署“薩德”反導系統，已經“提上了美韓合作的日程”，最近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

“薩德”是什麼?

“薩德”是美國“末段高層區域防禦”(英文縮寫為THAAD)的英語音譯，這套系統的攔截高度達到40―150公里，即大氣層的高層和外大氣層的低層，該高度實際是射程3500公里以內彈道導彈的飛行中段，是射程比它更遠的洲際彈道導彈的飛行末段。因此，它與其他系統配合可以攔截洲際彈道導彈的末段，形成雙層攔截，也可以與“愛國者”等低層防禦系統中的“末段攔截系統”配合，攔截中、短程導彈的飛行中段。

美國自1987年起研製“薩德”反導系統，20xx年5月開始裝備軍隊。在美國的“末段地面反導”系統中，“薩德”負責高層反導任務，“愛國者”負責低層反導任務。

“薩德”系統以連為基本作戰單位，每個“薩德”連由攔截導彈及其發射車、雷達和電子指揮控制系統組成。配備攔截彈150枚、發射車9部、雷達1套等。該系統既可由飛機空運，也可裝載到地面車輛上機動部署。

“薩德”配備的攔截彈運用了當今世界最先進的動力、材料、電子和控制技術，彈長6.17米，發射重量662公斤，最大飛行速度可達每秒2.5公里，有效射程在40―200公里。一個可供對比的資料是，俄羅斯“山毛櫸”防空系統的9M317導彈重量與“薩德”攔截彈相當，但其最大射程只有50公里，最大射高25公里。

“薩德”系統的核心裝備是AN/TPY―2雷達。該雷達是當今最先進的防空雷達，採用了有源相控陣技術。它主要負責目標探測與跟蹤、識別和彈道落點估算，並可實時引導攔截彈飛行及攔截後毀傷效果評估。據雷達的研製方美國雷神公司公佈的資訊，該雷達的解析度非常高，具有跟蹤和識別假彈頭能力。對戰術導彈彈頭的有效探測距離為1500公里，對彈體的探測距離更遠。“可用於對‘敵方’發射的彈道導彈進行早期預警跟蹤並對其飛行的末段實施攔截。”

中國“沒有理由反對”?

對於韓國將有可能部署“薩德”反導系統，中國駐韓國大使邱國洪曾明確表示“堅決反對”，稱這將嚴重損害中韓關係。韓國媒體高度關注，稱這是中國政府人士第一次發出警告。美國方面則進行辯解，今年2月6日，美國副國務卿布林肯表示，此舉完全是為了應對朝鮮，“中國沒有反對的理由”。

對此，有中國專家指出，就如同5年前美國計劃在東歐部署反導系統“為防伊朗”(實為擠壓俄羅斯)一樣，如今說為了防朝鮮，實則針對的是中國。俄羅斯戰略和技術分析中心專家瓦西里・卡申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在太平洋西部針對中國部署數十枚“薩德”及其升級版導彈，可對中國造成嚴重威脅。卡申認為，美國給出的在東亞地區部署反導系統的“官方理由”太過牽強，因為該國的頭號軍火商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生產的“薩德”反導導彈攔截的目標是超音速導彈。在可預見的未來，朝鮮是無法造出超音速導彈的。

此外，“薩德”系統中的AN/TPY―2雷達，除了可以監視朝鮮的彈道導彈發射，還能監控中國境內的彈道導彈發射。中國在華北、東北的導彈發射試驗，出不了大氣層就會被部署在韓國境內的該雷達系統捕獲。該雷達平時能夠偵測中國方面的各種飛行引數，可為其他反導系統提供預警。該雷達還具備相當強的反隱形能力，對於探測中國的隱形飛機也具有特別的意義。

俄羅斯社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耶夫謝耶夫認為。美國國防部正在打造從阿拉斯加經日本、韓國和臺灣到澳大利亞的“反導弧”，這是美國實施重返亞太戰略中的重要一環，其目的在於制約中國。

今年2月上旬，美國國防部發言人卡比和宣傳負責人傑夫・保爾先後宣稱“我們正與盟國韓國(就部署‘薩德’問題)持續進行協商”，“美韓正在就‘薩德’問題進行非官方協商，並且已完成韓國境內的選址調查”。這說明，“薩德”真的已經離中國越來越近。

被威脅方的應對之策

儘管“薩德”反導系統很先進，但也有其短板。實際上，所謂反導系統，通常指的是反擊和攔截敵方的攻擊導彈。少數反導導彈由防空導彈演化而來，大多數反導系統都不具備攔截超低空巡航導彈的能力。包括美國的標準―3防空導彈、地基攔截導彈，都只能攔截大氣層外的目標。因為這類反導系統攔截彈採用的都是紅外成像導引頭，在稠密大氣層內飛行時都會由於氣動加熱而無法看清目標。“薩德”系統基本也是這樣，仍然無法攔截緊貼地面飛行的巡航導彈。因此，巡航導彈或許是對付“薩德”系統的一種有力武器。

另一方面，“薩德”系統攔截彈的造價為1000萬美元/枚，三四枚導彈相當於一架早期三代機的價格，遠遠高於普通的戰術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因此，這種攔截彈的產量非常有限。如果對“薩德”系統實施大規模的飽和攻擊，美國即便有攔截的能力，也沒有攔截的財力。俄羅斯戰略專家曾稱，在歐洲戰場，俄可部署空基巡航導彈來化解美國的反導系統。因此，中國大量打造可攜帶亞音速和超音速巡航導彈的轟―6K型轟炸機，同樣可給中方遏制美國的反導系統帶來機會。

有軍事專家分析稱，中國對付“薩德”反導系統還另有方案可選，就是在衝突早期階段，利用電磁脈衝武器打擊該系統的雷達。俄羅斯“衛星”新聞網近日登載的一篇文章認為，中國成功研製出電磁脈衝武器，是進行資訊對抗的一個重要因素。中程彈道導彈有可能充當中國電磁脈衝發生器的載體。今天，當美國的反導系統距中國邊境越來越近之時，此類武器的作用越發明顯。電磁脈衝武器的一個可能的優先使用目標，是用於防空和對付反導系統的指揮設施。讓敵方的雷達失靈，可保證解放軍最有效地利用自己大量的常規高精度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摧毀敵方重要的交通設施、機場和防空武器。這可讓中國在衝突的早期階段佔有空中優勢，阻止美國向太平洋西部補充軍力。

也有專家指出，對付“薩德”系統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發展由彈道導彈發射的“助推―滑翔”型高超音速飛行器，這類飛行器的飛行高度低，可實施大範圍機動，是目前“薩德”系統奈何不了的。因此，高超音速飛行器的研製成功，將能有效反制反導系統。

美國借道雙邊同盟重返亞洲，在地區安全秩序上試圖構造“雁型安全模式”。美國重返亞洲加大了周邊國家對我國的離心力，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政治互信有所減弱，使我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增加了複雜的不利因素。

說起“雁型模式”，人們都還記得上世紀80年代的一種說法：東亞經濟發展猶如一隊大雁在飛翔，其中日本是領頭雁，“亞洲四小龍”緊隨其後，再後是其他國家……

而目前在亞洲正形成一個新的“雁型模式”，即以美國為領頭雁的“雁型安全模式”。這個“雁陣”中的第二梯隊是美日、美韓同盟;借勢朝鮮半島的爭端，美日韓又在進一步磋商建立三邊軍事同盟。第三梯隊是美國與澳大利亞、泰國和菲律賓等盟國的關係。第四梯隊是美國與越南、印度尼西亞、印度的關係。美國特別強調東盟作為地區多邊主義支點的重要性，同時承諾將提高印度的國際地位，尤其是承諾賦予印度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

在美國試圖塑造的這種亞洲地區安全秩序的第二梯隊中，美日同盟被置於首要位置，是美國與亞太地區接觸的“基石”。20xx年是美日同盟建立50週年，美國高調要求日本復興軍事同盟關係，儘管日本民主黨的鳩山政權初期不打算應承，但隨著中日釣魚島“撞船事件”的發生，日本迅速改變了政策，強化了同盟關係。美韓同盟也因“天安” 號事件和朝鮮炮擊延坪島事件而進一步強化。7月21日，美韓舉行了兩國曆史上首次“2+2”會議，決定深化和擴大同盟合作。

此後，美日韓逐步走向三邊同盟。在12月初舉行的美日韓三邊外長會議上，美國國務卿希拉里聲稱，美國與日本、韓國的條約同盟是數十年來亞洲和平與穩定的基石，而日本與韓國的夥伴關係又有助於這種穩定與合作的三角關係。三國外長會議進一步強化了這種關係。

第三梯隊是美國與泰國、菲律賓、澳大利亞的密切合作。美國啟動了與泰國的《創造性合作伙伴協議》，與菲律賓簽署了《千年挑戰和約》，以加快菲經濟發展，減少貧困。美國和菲律賓計劃於20xx年1月首次舉行兩國間的“2+2”戰略對話。美國和澳大利亞於20xx年11月8日舉行“2+2”會議，雙方表示要強化軍事與防務合作關係，兩國官員同意設立一個工作組，探索加強雙方軍事合作的方案，其中可能包括美國軍隊使用澳大利亞的港口、機場和軍事基地等。

第四梯隊是美國與越南、印度尼西亞以及印度的關係。20xx年7月，希拉里依次訪問了阿富汗、巴基斯坦、韓國和越南。越南在20xx年10月底的東亞峰會上表示，金蘭灣將再次開放，與外國海軍共享。儘管越南方面表示越南不會成為美國的軍事盟友，不依靠美國實現其安全方面的目的，但鑑於越南在東盟的地位，此舉將給東盟造成重大影響。11月初奧巴馬接連訪問印度和印度尼西亞。儘管目前美印貿易只相當於中美貿易的1/9，但美國認為印度是一個像中國那樣在未來可以取得經濟業績的巨人，某種程度上也具有對抗中國地位的戰略意圖。而印度尼西亞則是該地區最大的穆斯林國家，也是美國總統奧巴馬的出生地。

第四梯隊呈現出網路化發展趨勢，是美國塑造亞洲地區秩序的最廣闊依託。印度學者曾提出了一個具有廣泛影響力的觀點，即中國尋求一個多極世界、單極亞洲的格局，而美國需要的是一個單極世界、多極亞洲。也就是說，中美雙方對亞洲地區秩序的理解存在顯著的差異。美國一貫以塑造地區秩序來彰顯實力，現在被塑造的物件輪到亞洲了。9月，希拉里在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的一次講演中，提到與“地區”相關的詞語的次數多達24次，表現出對亞太地區的高度重視。

奧巴馬政府強調亞太地區的新局面，要求搭建新的機構性架構，以最有效地實現合作前景、建立互信並減少競爭摩擦。20xx年1月12日，希拉里在夏威夷專門就亞洲的地區性架構發表講話，闡明指導美國與該地區進行積極接觸和發揮領導作用的五項原則。儘管希拉里強調美國在亞太各種機構中的參與和領導作用可以讓各方受益，但實際上最終美國獲得的利益實現了最大化。

美國非常重視東盟的作用。希拉里於10月28日在出訪亞太地區之前在夏威夷發表的政策講話中，提到美國把東盟視為東亞地區正在形成的地區性結構的支點，是“諸多政治、經濟和戰略問題上不可或缺的機構”。美國20xx年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為加入東亞峰會鋪平了道路。20xx年，希拉里參加了在河內舉行的東亞峰會，美國也表示20xx年東亞峰會在印尼召開時，奧巴馬總統會重返印尼。日本媒體稱，這標誌著亞洲迎來以中美日為核心的新一輪博弈。

除此之外，奧巴馬政府致力於擴大跨太平洋經濟夥伴關係。早在20xx年，紐西蘭、智利、新加坡和汶萊即簽署《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TPP)。20xx年美國積極申請加入該協定，同時申請加入的還有澳大利亞、越南和祕魯。美國向TPP的邁進，可能有助於重新確立美國在未來地區經濟一體化討論中的領導地位。馬來西亞學者認為，未來該地區的經濟前景可能由三個不同區域強國主導的彼此重疊的模式構成：美國將主導TPP八國(P8)，中國尋求全東亞自由貿易區(EAFTA)，日本則將尋求東亞全面經濟夥伴關係(CEPEA)。美國試圖拾起亞太經合組織(APEC)的遺產，在泛太平洋地區構建自由貿易區，在某種程度上，這分離了目前正在談判的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勢力，並且還與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形成一定的競爭關係。

在美國看來，一個沒有美國參與的東亞新秩序是不能容許的，美國介入亞洲的目的是維持和增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力。有分析人士認為，無論是東亞峰會的擴容，東盟10+8防長會議機制的建立，還是TPP程序的強勢推進，都潛藏著亞太地區國家對中國崛起的不適應和對中國崛起方式的深度疑慮。

朝鮮半島：“軟肋”面臨的威脅

中國周邊安全的最大軟肋是東北亞，朝鮮半島形勢是風向標。20xx年是近20xx年來朝鮮半島局勢最危急的一年，在同一年發生兩起嚴重的軍事安全事件，這在朝鮮停戰後57年來不曾有過。美國和日本趁機迅速介入，在朝鮮半島西部和東部海域進行規模空前的軍事演習，美日韓三邊軍事同盟雛形初現。這給中國帶來了安全威脅，使朝鮮半島出現了停戰以來最嚴重的危機。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以朝鮮半島為中心的東北亞地區是中國安全的致命弱點。歷史上，1895年的甲午戰爭、1920xx年的日俄戰爭以及日本侵佔中國東北等都在這個地區。新中國成立後，上世紀50年代的朝鮮戰爭以及60年代中國與蘇聯的珍寶島衝突都對中國安全造成極為嚴重的威脅，改變了中國的發展方向。

20xx年是近20xx年來朝鮮半島局勢最危急的一年。在同一年發生兩起嚴重的軍事安全事件，這在1953年7月朝鮮停戰後57年來不曾有過。不僅世人關注的“六方會談”遲遲未能重啟，因韓國“天安”號沉沒等突發事件引起的一系列聯動效應，更使朝鮮半島局勢急轉之下，進入新一輪動盪期。

“天安”號事件後，美國和韓國轉而推行對朝強硬路線，試圖以強大的武力來震懾朝鮮。而朝鮮對外政策也趨於強硬。延坪島炮擊事件後，美國與韓國在西海(即我黃海)舉行歷史上雙方最大規模的聯合軍事演習，標誌著朝鮮半島緊張局勢的進一步升級。

不過，朝鮮半島形勢雖然危急，但仍在可控範圍之內。臨近年底，朝鮮的政策出現了緩和跡象。朝鮮向國際社會宣佈，朝鮮需要一個和平的環境以便於集中力量進行經濟建設。

在現階段乃至未來較長的一段時期內，在朝鮮和韓國、美國、日本陣營之間，由於缺乏基本的戰略互信，突發事件可能在短時間內引發地區性的危機，且危機還可能持續升級。在現階段，各方缺乏進行多邊安全對話的基礎和意願，更遑論建立一種各方認可的多邊安全合作的制度安排。總體上看，目前對抗和衝突的邏輯支配半島事態的發展。

朝鮮半島事態發展為美國積極介入創造了機會，美韓、美日的聯合軍演意味著一個兼具攻防能力的美日韓小型多邊安全機制雛形隱現，這對中國的國家安全構成了新的威脅。由此可見，朝鮮半島的軍事對峙行為和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擠壓，已經使中國面臨嚴重的雙重挑戰。亞洲國家彼此間的窩裡鬥，是美國在此地坐收漁翁之利的最大“助緣”。

美國和韓國對中國在“天安”號事件和延坪島事件後的反應不滿，指責中國不主持公道，一味偏袒朝鮮。中美關係和中韓關係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損害。特別是韓國國內對中國的不滿情緒迅速上升，而且仍在持續。

延坪島炮擊事件後，中方關於迅速開始六方緊急磋商的提議再次遭到美韓日三國的拒絕。中國的朝鮮半島外交遇到了複雜的難局。

儘管如此，中國仍然是促使朝鮮半島形勢“轉危為機”不可或缺的斡旋者。因為只要敵對各方均缺乏發動全面戰爭的意願或能力，它們最終會約束自己的行為，回到談判桌前解決問題。而這離不開中國的幫助。因此，在各方可能“擦槍走火”的情況下，中國所要做的是靜觀局勢變化，以靜制動，而不是輕易作出情緒化的反應。

海上風浪：海洋安全環境惡化

海上安全成為中國周邊安全形勢緊張的重要來源，中國的海洋戰略已成為國際社會判斷中國是否和平崛起的重要指標。中國的深海戰略已經觸及美國的亞太乃至全球利益，周邊國家借美國重返亞太之勢在海洋問題上結成利益共同體抗衡中國的潛力大大增強。因此，中國的海洋安全環境進一步惡化，中國深海戰略面臨的海上壓力將常態化。

20xx年，圍繞南海爭端主要有兩件大事：其一，一些國家利用所謂“南海是中國的國家核心利益”(下文簡稱“核心利益說”)指責中國“日趨明顯的擴張性軍事行動和強硬外交政策”。其二，美國適時利用南海事務，多次堅稱自身在南海的航行自由權，與中國就此數次展開激烈的交鋒，並支援東南亞一些國家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

20xx年4月，美國《紐約時報》發表一篇題為《中國軍隊尋求擴張海軍力量》一文，7月該文被日本共同社引述，引起中國和國際媒體的廣泛報道。文中聲稱，中國政府於20xx年3月首次向訪華的美國副國務卿斯坦伯格和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高階主任貝德聲稱，南海是關係到中國領土完整的“核心利益”，不允許任何人干預南中國海事務。而在這之前，中國只將臺灣問題、西藏和新疆問題等定位為“核心利益”。

“核心利益說”一經出臺，便被國際社會不加分辨地全盤引用，成為佐證中國外交轉向擴張的重要論據。而這一說法並沒有官方來源，沒有得到官方確認。學界和各種智囊機構的態度也較為謹慎並提出質疑，有軍方學者撰文表示，“南海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的提法僅見於中國個別學者的言論，並非高層領導的正式表述，更未寫入國家戰略性報告或者法律性檔案。

長期以來，中國在南海問題上主張“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但這並不代表放棄主權要求。只是中國在美國高調介入亞洲事務時彰顯主權，會成為將東南亞國家及背後支援的西方國家團結在一起、對中國實施遏制的一個契機。

國際社會對“核心利益說”的強烈反應，表現了南海問題的複雜性以及對中國崛起的嚴重憂慮。國外把“核心利益說”解讀為崛起後的中國在劃分東亞的勢力範圍，中國今後的外交政策會日益咄咄逼人。國外還普遍將“核心利益說”與釣魚島“撞船事件”相提並論，據此判定中國將採取日趨強硬的外交政策，中國崛起會對世界秩序產生重大的不確定性。

中日之間圍繞釣魚島的爭端，一直以來就是中日之間的領海領土主權之爭，20xx年釣魚島“撞船事件”的爆發，一方面反映出中國外交的新舉措，以及中國突破美國海軍的傳統勢力範圍之後對舊地區秩序造成的衝擊。另一方面也出現了周邊國家對中國海軍遠洋能力的疑慮。

“撞船事件”後中國的反應速度與力度，讓日本外交界感到中國的反應“超出了迄今為止的底線”，與以往發生衝突時中國儘量防止事態發展成全面衝突不同，此次日本人認為中國的反應似乎已頂掉了“安全閥”。甚至有日本學者呼籲，為阻止中國一意孤行，各國將從經濟、資源和安全保障領域構築對華包圍圈，日美兩國應肩負起主導構築對華包圍圈的重任。

“撞船事件”發生後中國的對日措施引發了國際社會的強烈關注，一些國外媒體和學者、官員將中國的反應“升級化”看待，將中國描繪為“粗暴大國”，甚至給中國的反應與舉措戴上“中國威脅論”的帽子。

與中國存在南沙群島主權糾紛的東南亞國家對中國“撞船事件”後的“強硬態度”也表示了擔憂。日本學者緊緊抓住這種“擔憂”將南海問題與釣魚島問題“扯”在一起。日本學者誇張地斷定，“當前的中國外交似乎是以鴉片戰爭以來的屈辱歷史為鑑，將列強的侵略手法運用至侵犯越南和菲律賓領土以及日本的領海上”。毋庸置疑，日本學者的這種 “邏輯論證”旨在離間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蠱惑東南亞地區人民對中國的信任和友好，實現日本聯合東南亞“共同對付”中國的企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