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機關招商引資的問題又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２月２３日報道，江蘇省副省長蔣定之表示，各地方政府不得給公、檢、法等部門下派招商任務，公、檢、法等部門不得外出招商。而去年內蒙古呼倫貝爾市政府卻是給海拉爾區法院定下了1000 萬元的招商引資任務，並對招商引資的指標實行“一票否決制”。此間媒體紛紛發表評論，為江蘇省的做法叫好，筆者也不吝淺陋，也想談談一點想法。
正如許多論者所說，司法機關招商引資弊多利少，在司法機關本職工作也如此繁忙，去從事外行的招商任務，必然是兩者都做不好，“丟了西瓜也撿不到芝麻”。況且，以維護公正為天職以中立者面貌出現的司法機關去從事商務活動，混淆自身角色，誰還相信他們能主持司法公正呢？在司法機關被迫招商引資後面，我們看到的是司法機關在地方化、附庸化，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處於尷尬的邊緣地位。
這些只是問題的一方面，如果我們從有些黨政領導為何在三令五申不準給司法機關下達招商引資任務，仍冒天下之大不韙逆行去思考問題的話。我們會發現，除了他們本身能控制司法機關外，恐怕與上級對他們的考核，與上級及他們本身如何對待現代化、對待gdp的偏差有關。
在區域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現代化成了許多地方政府追求的目標。與此同時，gdp又被他們神化為一個衡量現代化“萬能標準”，於是追求gdp指標的提升，成為了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考核標準，地方政府也是一切圍繞著gdp轉。由此不難想像，既然招來商引來資，“引來金鳳凰，能下金蛋蛋”，有助於提升gdp，能實現現代化，那就要動員一切能動員的力量，全力以赴去招商引資。於是“人人是投資環境，個個有招商任務；完不成招商任務，群眾待崗，領導讓位”的口號甚囂塵上，成為地方主流話語。
然而，gdp是衡量現代化“萬能標準”嗎？學界對此給予了否定的答案。北京現代化程序研究課題組組長張紀斯認為,人均gdp是衡量一個地區現代化程序極其重要的指標,但並不是惟一標準。除經濟因素外，現代化還包括社會、科技、環境等多項內容，現代化綜合指數正是比較全面地反映一個地區的發展全貌。深圳在去年就將對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時間進度作出了適當調整，並對原有的指標體系進行調整、充實。其中最大的變化就是增加了人居環境、自然生態、社會發展方面的指標。今後深圳在對各區、各部門進行考核時也將把環境指標、社會指標與經濟增長和引進外資等置於同等重要甚至更為優先的位置。
由此看來，不再讓司法機關招商引資不僅有讓司法機關集中精力從事司法工作，保持中立、公正的地位，以便更好地為經濟建設服務的意義。而且，保證司法獨立、發展法治文明、建設法治社會，本身就是衡量現代化的重要指標，一個現代化的社會，是一個文明的社會，必然也是一個法治化的社會。
在這種語境下，筆者提出法治gdp的命題。2月24日金磊在《新京報》發表文章指出：正如同國內不少地區政府已對在業績上評估“gdp”不全面，和也要考慮“環保gdp”一樣，也要考慮“安全gdp”。筆者認為，法治gdp也要成為各級政府對下級政府在現代化建設考核中的重要標準，地方政府要將法治gdp指標的提升作為衡量自身工作好壞的一個重要尺度。
衡量法治gdp指標提升的尺度，筆者認為有以下幾點：一是法律、法規是否健全，立法是否能充分體現民主，已制訂的法律是否合憲，是否是良法，不適宜的法律是否能得以及時廢、改；二是司法是否獨立，不當的干涉能否得以及時制止，司法是否中立、公正，司法官的素質是否提高，是否真正依法辦事，司法腐敗能否得以最大限度地遏制；三是全社會的法治意識是否得以較大的提高，官員權力的制約與人民群眾的權利的實現是否有確實的保障，遵紀守法是否蔚然成風。
可以說，沒有法治gdp指標的實現，就沒有文明的社會，也就沒有真正的現代化，從這個意義上講，給司法機關下達招商引資任務確實可休矣！
通聯：江西省贛州市人民檢察院 楊濤 華東政法學院法律碩士
郵編：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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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是衡量現代化的重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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