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麗覺得，網上關於全職媽媽的那些謾罵和爭議，“是因為他們沒有親眼見到超乎想象的貧窮”。她70年代出生在華坪縣城，從小家裡吃的是大白米飯，有一溜兒的玩具，沒吃過什麼苦，直到跟著張桂梅去家訪，才真正理解了她所說的貧窮。
深山裡頭，一些人的家只是四面黃牆。政府給的低保不知道怎麼花，家裡的男人們就拿去買酒喝，房子邊上的酒瓶壘得比屋簷還高，白日裡口齒不清醉醺醺，女人們也沒有任何辦法，燒點苞谷，燒點洋芋，混著發黴的米飯，一頓頓吃下去。
也不僅僅是貧窮。一個小姑娘的父母去了成都打工，很多年不回來，她和爺爺住，七十多歲的爺爺還做著石匠的工作，家裡破敗。小姑娘要大學聯考了，叔叔打電話讓父母回來一趟，王秀麗看到，小姑娘害羞地揪著母親的衣角，笑得十分開心。但是母親神情僵硬，不知道該怎麼和多年未見的女兒相處。王秀麗也有一個女兒，她覺得難過：母女間的關係不應該是這樣子的。
從這個家離開之後，王秀麗心裡憋悶，下車步行了一段時間，天色將暗，天氣寒冷，她想，如果讀了書，這個女孩是不是就不用重複母親的命運：早早嫁人，生養一個女兒，卻不懂得如何去愛、去教育她。
那時，張桂梅已經是華坪縣孤兒院“兒童之家”的院長，第一天收來36個孩子，女孩多於男孩。華坪縣產煤，一些男孩因為礦難成為孤兒，但女孩們大多是被丟棄的。張桂梅生於1957年的黑龍江，家裡有6個孩子，她是最受疼愛的小女兒。但在華坪，她看到健康的女嬰們，“就是你丟了我揀”，輾轉來到孤兒院。
孩子背後的母親，遭遇也是慘烈的。一個小男孩的母親，因為不堪忍受丈夫虐待，找來哥哥把丈夫打死，自己也進了監獄服刑;離開丈夫和一雙女兒的女人，到另一個城市生活，卻被追來的丈夫殺害;一個小男孩的母親，生育第二個女兒的時候，在家用土辦法接生，產後大出血，她想見丈夫，但是婆婆不讓，覺得晦氣，最終女人遺憾離世，丈夫終日買醉，犁田時死在了田裡，留下一老一少。後來張桂梅才知道，這位婆婆，一輩子沒下過山。
同時，張桂梅還是民族中學的老師和班主任。雲南一共26個少數民族，華坪縣就有26個，民族中學的女孩們多來自大山深處，常常讀著讀著就不見了，張桂梅就進山裡，去找那些消失的女孩們。有時候敲門，介紹自己是老師，屋裡有動靜，卻沒人來開門。家長們怕她把女孩們領走，家裡沒了勞動力，反正國家給補助，生活可以就這樣過下去，“烤洋芋就烤洋芋，跟著太陽走就跟著太陽走，反正也餓不死”。
從年幼到後來成家，張桂梅的生活還算富足，直到進了大山，她第一次切實地接觸到貧窮，接觸到女性身上的悲劇，她也是迷茫和困惑的，“我想不出來一條出路，我想了很久很久，不知道到底怎麼辦。”最初，她只有一個樸素的想法，讓班裡的五十多個孩子都不輟學。
但在去家訪的路上，她看到了更多輟學的女孩。遇到過一個放牛的小姑娘，她跟人家說，走，跟我去讀書，同行的人說，你是不是瘋了，看見人就要人去讀書。張桂梅執意，走，跟我去讀書。女孩只是看了她一眼，吆著老牛就走了。張桂梅看著她的背影，背個小包包，手裡還拿著一個黑不溜秋的粑粑當糧食。
“把這些地方從窮坑裡拔出來我是做不到了，但是我想救她們啊。我想讓這些山裡的女孩子讀書、見世面。看看為什麼別人那樣，你自己卻這樣?”家訪的時候，她會問家有多少人，有多少畝地，有多少花椒，是否掛果了，掀掀鍋蓋看看裡面煮的是什麼，去摸摸床上的被子，就知道家境如何了。
“那是現實情況讓我辦的(女高)，並不是我非常先知先覺的，並不是。”11月，在她的辦公室裡，張桂梅提起往事，依舊有些激動，會用手輕輕推身邊人的胳膊，拍拍旁人的大腿。她的辦公室位於兩間高三教室的中間，方便她巡邏，女孩們的讀書聲隱隱傳來。她也承認，這種投入和回饋，讓她找到了一種新的精神寄託。
建起第一所免費女子高中
1974年10月，17歲的張桂梅跟隨姐姐從家鄉黑龍江來到雲南，支援邊疆建設。45年來，她不是一步步走向大城市，而是一步步走向貧困山區。
1996年8月，她的丈夫去世，父母雙亡、無兒無女的張桂梅黯然神傷，她決定離開傷心之地，調入麗江市華坪縣。她放棄進入全縣條件最好的華坪一中，選擇了師資最弱、條件最差的民族中學任教，承擔起4個畢業班的教學任務。
一年後，不幸再次降臨。1997年4月，她查出患有子宮肌瘤，且肌瘤已經有5個月胎兒那麼大，需要立即住院治療。
張桂梅忍著疼痛繼續站在講臺上，她不願意因為自己而影響學生們會考。直到7月會考結束，她才住進醫院。開啟她的腹腔，醫生們倒吸了口冷氣：腹腔內的器官全都移了位，腸子已經粘連在後壁上了，取出的腫瘤有兩公斤多。
20__年，張桂梅兼任新建的華坪縣兒童福利院(華坪兒童之家)的院長。第一天，兒童之家收了36個孩子，最小的兩歲，最大的12歲。此後，張桂梅除了上課，還要一把屎一把尿地照顧這些幼小的孤兒。
兒童之家的工作，讓她萌生了創辦一所學校、讓貧困山區女孩免費接受高中教育的想法。經她到處遊說，這一善舉得到了各級黨委政府的支援。華坪縣委、政府協調出土地，省、市黨委政府劃撥了100萬元的辦學經費。
20__年8月，全國第一所全免費的女子高階中學在華坪建成。11年來，華坪女子高階中學連續10年大學聯考綜合上線率100%，1645名貧困女孩從這裡走進大學。
如今，王秀麗的女兒在女高讀書，生了大病，為了方便照顧女兒，她搬進了女高的教職工宿舍。12年了，建校時種下的芒果樹已經鬱鬱蔥蔥，走在女高的路上，王秀麗指了指掩在樹後的教職工宿舍，說，“她開心的時候，會拿喇叭在那喊我”。
秀麗啊，你出來一下，秀麗啊。聽到張桂梅的聲音，王秀麗通常是穿著睡衣就往外跑。那個瞬間，小喇叭變成了張桂梅手裡的一個玩具，用來呼喚自己的好友。
今年春節，張桂梅給了王秀麗一張自己病例的影印件，類風溼性關節炎、支氣管炎、嚴重骨質疏鬆、神經鞘瘤、骨瘤、肺氣腫、小腦萎縮……她被查出來23種病，有時候太痛，也會和王秀麗訴苦，我死了算了，我把這窗戶開啟，就從這裡跳下去。
但更多時候，被小喇叭叫出來後，兩人只是鬥一會兒嘴，閒聊。很快，張桂梅又舉起小喇叭——下課鈴聲響了，10分鐘的吃飯時間開始倒數計時。“跑快點”、“說你呢”，張桂梅又變成那個嚴厲的女高校長，學生嘴裡的“大魔頭”、“周扒皮”。
張桂梅初來華坪那幾年，和喜洲一中的一位楊老師經常通訊。那時候，張桂梅的名聲漸起，楊老師寫信告訴她，喜洲一中有了一些議論，覺得張桂梅那樣活著沒有意思。沒有家庭，不能完整地過日子，放棄了世俗的快樂，那麼拼命，把老師和學生都折磨成那樣。楊老師記得，她沒有生氣，只是回信說，人活著，反正要做點事情。
每次到昆明開會，張桂梅一定要當日來回，女高的清晨被她的喇叭聲劃破，夜晚，再用喇叭聲結束。要是哪天聽不到喇叭聲，女孩們總會探頭探腦地問，老大呢?在女高三年，殷鑑常常聽到張桂梅說的一句話是，每個人都需要一個舞臺。但女孩們進了大學，有了舞臺，張桂梅幾乎再不和她們聯絡，“老惦記人家幹嘛，她出去放飛，放飛就行了”。
跟著張桂梅看多了山裡酗酒的父親、愚昧的母親、女孩們被安排好地早早嫁人的生活，殷鑑覺得，如今她們能過上平常的生活已經足夠珍貴。很多當年的女高學生們都成家了，他經常能在朋友圈看到她們晒孩子、聚餐，以及回老家的時候拍山裡的風景。那些風景對於她們已經有了不同的意味，不再是貧窮、被困住的生活，“因為她自己走得高了”。
而張桂梅急劇地衰老了。20__年，幾種病湊在一起發作，她被送進了醫院，那之後，她瘦了二十多斤，衣服變得空空蕩蕩。如今起床，她會留下一床凌亂的被子，以便夜晚能順勢再躺進去——她已經沒有力氣扯開疊得整齊的被子。離開女高回北京後，殷鑑給她打電話，她說，前幾天差點人就沒了。他聽著揪心，後來打電話給她，都需要下半天決心。
這兩年，王秀麗感覺張桂梅的性格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前，女孩如果在學校不聽話，她家訪時會當著父母的面罵：我們都供你讀書了，你還如何如何。但現在，她只是會說，姑娘，你要好好讀書，要不然對不起那些幫助我們的人。“當一個人開始溫柔地對待她周圍的人和事的時候，她就是老了。”
張桂梅身邊的人說，她似乎只剩一口氣撐著了。人人都知道，她想讓女高的孩子考上清華北大。每次課間操期間，她讓高一高二的學生齊聲大喊：學姐加油!加油上清華!加油上北大!“我的學校要是能出一個清華、北大的就好了。”她最常說這話，沒事她就拉著王秀麗觀察她的女孩們，“你看我這些孩子，胖嘟嘟的，是不是看著很好嘛……我的學生裡到底哪一個是清華、北大的啊……”
“我看啊，哪一個都不是。”楊文華又來潑冷水了。他的班裡出過雲南省第一名，培養過清華、北大的學生，知道大學聯考每個科目應該不得低於多少分，“但張老師一點概念都沒有”。
有一回，張桂梅犯心臟病，趴在柱子上動不了，一個女孩走過來拍拍她，不說送她去醫院，只是說，彆著急，我給你考清華，就走了。女孩把課本背了五六遍，最終上了浙大，那是張桂梅離清華、北大最近的一次了，她也知道，孩子們都是在硬考，“累個半死”。
還有一回，張桂梅花了幾萬塊錢請了一位名師來講課，對方不帶課本，公式一個套一個，從高一套到高三，高三再套回來，“嘩啦啦講完了，我們全部傻了”。張紅瓊教地理，女孩們高中入學了，問她們美國在哪兒，都指不出來。女孩們努力了，考了個20分，也急，也哭，老師們不敢罵，只能安慰。那個上浙大的女孩，書背到第四遍的時候，她告訴了張桂梅，張桂梅說，那再背一遍好了，咱再多考一分，也許就上清華了。
每一年大學聯考成績出來，都讓張桂梅失望。但殷鑑說，“我們又覺得也挺好，那要是真有了，她可能當時就……因為她現在的這個身體，真的靠這個作為精神的支撐。”
早上5點15分醒來，張桂梅每天都在想，不幹了不幹了，明天就不幹了。每天成把成把地吃著藥，也止不住地疼。下床感到非常艱難，腿落地就像針刺一樣。但她又想起來她的清華北大，“六十多歲了，不想徹底治病了，這點餘光我放著就行了，繼續追逐我的夢想”。
《人物》最後一次見到張桂梅，是11月的一個傍晚，她從兒童之家出來，穿著羽絨服，頭髮溼漉漉地貼在頭皮上。剛洗完澡，她的右肩疼得很，孩子們幫她擦了藥。“擦完藥也不好使啊，難過得要死要死的。”她說，“此刻我就想找個地方好好躺著。”每天傍晚，她都會去兒童之家待一個小時再回女高。10分鐘的路程，她已經走不動了，一個兒童之家的孩子騎著電動車送她。
她拒絕了和我們再聊一次，“給我留點力吧，我還要去找學生聊。再不回去，她們估計又以為我去醫院了”。她用手撐著騎車人的肩，側著身子一點點挪上了後座，“到我明年大學聯考完，我能活到明年大學聯考完……到時候你再來，看我的成功與失敗。”
20__年，王秀麗看到了張桂梅在全國xx大代表大會上的新聞，她喊著，我有一個夢想。辦一所全免費的女子高中，那個聲音從小縣城傳到了全國。在公交車上，王秀麗給她發了一條簡訊，祝賀她的夢想終於要成真了。
最初，張桂梅提出這個想法時，一片謾罵聲淹了過來。“別人說我得精神病了，或者是榮譽得太多了，得出癮來了，老想怎麼著怎麼著。”那時候王秀麗也勸她，已經得了這麼多項全國榮譽了，可以好好地到老了，躺在榮譽上，過完這一生。還有一次縣委組織的論證會上，所有專家都投了反對票，“什麼年代了還把男女分開?”
20__年，時任華坪縣教育局副局長的楊文華，陪張桂梅到央視錄製一個節目。去北京的路上，張桂梅說起了自己的這個夢想。楊文華教高中出身，要給學校修個實驗樓，修個學生宿舍，和校長一起跑斷了腿要錢。他看著這個只教過國中的普通老師，沒有任何管理經驗，一個人居然想辦一個學校?還一身病，隨時有可能倒下。而且，師資、錢、校舍在哪?
他故意問她，我們辦一所高中最起碼要有實驗室吧，你覺得這個實驗室大概要花多少錢?
她說，兩萬夠了嗎?
你做夢去吧!楊文華乾脆地說。他覺得自己非常自信，畢竟經驗上遠遠超過她。他發現張桂梅不僅理想主義，還非常幼稚，對建一所學校一無所知。
張桂梅態度也非常強硬，她著急地說，我們等得起，孩子們的成長等不起。早一天把學校辦起來，就減少一批走進惡性迴圈的女孩了是不是?
誰也沒有說服誰。後來他聽說，張桂梅去昆明“化緣”了。他還聽到了她當時的“化緣文案”：我們全縣十多萬人，一個給我10塊錢，我也是好幾百萬了，全省那麼多人，一個人給我5塊錢……“你說天真不天真?”
在昆明，張桂梅請雲南省總工會的人把她的身份證、勞模證明、報紙報道和種.種獲獎資料影印了一大堆，她上街去募捐，一是為了辦女高，二也是為了兒童之家。最初答應當兒童之家的院長，一個基金會一年提供7萬塊錢資金，她也天真地以為，足夠了。
第一次去要錢，她下不了車，也張不了口，滿大街轉悠。她住在省總工會花錢開的賓館裡，翻來覆去睡不著，要不著錢，幹賠住宿錢和吃飯錢，自己在幹些什麼事啊，“我的生命的意義在哪裡?”天亮了，她繼續坐車，看到一個樓梯上鋪著紅色地毯的房子，想著這樣的地方一定有錢。她進門，對方一看，你是張桂梅老師不是?三個月前聽你的報告。那時她剛被評為十大女傑，學習的標語還沒有撤下，轉頭就變成乞丐了，“有個地洞鑽進去算了”。她說明來歷後，對方批了一個五千的條，說給孤兒院，辦學校不管。
後來她有經驗了，不去單位找難堪了，就在街上要，她拉著人問，你能不能給我點錢，我有個孤兒院，我想辦個學校。人家說，好手好腳不幹活，戴個眼鏡出來騙人。姐姐聽說了，也說她：你的臉皮真厚啊，這是人做的事嗎?是什麼讓你變成了這樣。
那5年裡，除了克服自己的清高和難堪，她還要面對身體的衰弱，她被查出癌細胞轉移到肺，怕身體完全垮掉，她沒有選擇化療，因此引發了一系列併發症，常常感到呼吸困難。在昆明，她老怕自己忽然窒息，把自己憋死。即便如此，“化緣”來的錢遠遠不夠。
轉機在20__年出現。“最最直接的，我不迴避，就是張老師幹到xx大代表了”，這個曾經堅定的反對者楊文華，看著張桂梅在北京“一炮放出去了”。“華坪通天了”，各級的壓力就來了，女高的建設進入了實質性階段。
xx大新聞播出那天，王秀麗收到了張桂梅的回覆，只有一句簡短的“謝謝”。後來見面，王秀麗就說她，你還挺傲嬌的呢。但她知道，張桂梅有很多很多的困難和委屈。女高建校那年，張桂梅有一次打電話給王秀麗，在電話裡一直哭，說，你要是再不來，我就要死掉了。王秀麗趕緊去找她，半個小時後到了，張桂梅還在哭，也不說為什麼。那天，王秀麗沒去上班，就陪在她身邊，靜靜地聽她哭完。
笑容，是治癒的力量，可以將溫暖傳遞給他人;笑容，是生命的陽光，可以消解他人的煩惱;笑容是無聲的語言，可以傳遞給別人快樂的心情。回首_，這一年，你曾被誰的笑容治癒?
這一年，你可曾被鍾南山院士的“久違之笑”治癒?_年3月份，鍾南山院士與專家團隊會診結束後，“偶遇”在樓下等候的“粉絲團”。他們自發組織為鍾院士送上鮮花，並齊聲唱起《感恩的心》，平時一向嚴肅認真的鐘院士臉上露出了久違的笑容。84歲的他一邊告訴公眾“儘量不要去武漢”，一邊自己義無反顧地登上去武漢的高鐵，掛帥出征。廣大幹部要起而行之、勇挑重擔，把黨的初心、黨的使命銘刻於心，不斷增強責任感和使命感，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把群眾的冷暖安危銘刻於心，用實實在在的付出切實提高群眾的幸福感與滿意度。
這一年，你可曾被袁隆平院士的“燦爛之笑”治癒?_年11月2日，在湖南省衡南縣，第三代雜交水稻新組合試驗示範基地測得晚稻平均畝產為911.7公斤，至此袁隆平團隊雙季稻畝產突破1500公斤，聽到這個訊息，袁隆平院士臉上露出了燦爛的笑容。“知識是成就事業和夢想的基礎”，袁隆平院士幾十年如一日，他始終秉承“學無止境”的品格，堅持以雄厚的遺傳學專業知識做基礎。廣大幹部要克服“知識恐慌”和“能力危機”，堅持幹什麼學什麼、缺什麼補什麼，不斷提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提升幹事創業的質量和水平，在“摸爬滾打”中增長才幹，在層層歷練中增長經驗，在攻堅克難中不斷把事業發展推向新境界。
這一年，你可曾被張桂梅校長的“欣慰之笑”治癒?_年2月25日，張桂梅被授予“全國脫貧攻堅楷模”榮譽稱號。她幫助1800多名女孩兒走出大山用知識改變命運，她用教育事業為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付出了一生。在接受央視面對面採訪時她說到，“我這輩子的價值，我不管怎麼著，我救了一代人，不管是多是少，畢竟她們後邊比我走得好、比我幸福，就足夠了”時臉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廣大幹部要堅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後，時刻保持“縱飲冰十年，亦難涼我心中之熱血”的心態，多修潛功，多做潛績，心懷“釘釘子”精神，抓鐵有痕，踏石留印，耐得住浮躁與喧囂，把實事辦好，把好事辦實，打通為人民群眾服務的“最後一公里”。
無我之愛：“希望她們忘了我和女高”
千難萬難，最難得的是辦女子高中10多年來，張桂梅老師走過11萬公里的路去家訪，走進1300多名學生家。都是何等艱辛的山路啊!都是怎樣困難的家庭啊!包車司機不願去，懸崖峭壁正常人尚且心驚膽戰，爬山常常是幾個小時，張老師家訪中人生第一次騎馬出山，還曾摔斷兩根肋骨……
但小腦萎縮行動失衡的張桂梅來了。她握住家長黝黑皸裂的手，擦去她們臉上的淚水，“命令”隨行者捐錢，脫下外套塞給人家，自己凍成傷寒……她說，女高不是普通的學校，是黨委政府和山區貧困群眾的橋樑。
各級黨委、政府對女高也是關愛有加，當地還解決了50個教師編制，教師工資和辦學經費均由縣財政全額撥款。張桂梅說：“女高能走到今天，離不開黨和政府作堅強後盾”。
在女高教學樓走廊牆上，掛著大大小小的綠牌子，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捐款記錄，堪稱“愛心長廊”。張桂梅說：“學生們每天經過‘愛心長廊’，會記住得到的幫助。”
經常會有一些人聯絡張老師，要給女高捐款，但條件是提供學生家庭地址和貧困照片，女高對此堅決不要!張桂梅要求對學生的資訊保密，既維護學生的自尊，又保護她們的隱私。張桂梅說，給女高的孩子貼上“山區貧困女孩”的標籤也不合適。她對畢業生說，走出這裡，就忘了女高和我吧——她不想讓孩子們揹負精神負擔。
現在的張桂梅一無家庭，二無房產財產，三還沒有健康的身體。她甚至給縣領導反映：能否把自己的喪葬費預支出來，用到孩子們身上，自己火化後“骨灰撒到金沙江就行了”。有人問她：那樣我們想你了，去哪裡看你?張桂梅回答：你想我了，我就會來到你身邊。
如今女子高中的畢業生遍佈全國，她們把“艱苦樸素、發奮圖強、堅忍不拔、感恩回報”的女高品質帶出了大山，有的則又回到了山裡。
女高第一屆畢業生周雲麗，出生於貧困的山村家庭，苦日子讓她曾經夢想“賺大錢”。20__年以優異成績大學畢業的她，考上了寧蒗縣一中數學教師崗位。正當她準備上崗時，聽說母校緊缺數學老師，於是放棄“正式編制”，回到女高任代課教師……
陳法羽將第一個月的工資全部寄給了學校，之後每月拿出500元錢資助在校貧困學妹。她說：“女高改變了山裡女孩的人生，我們該把張老師的精神傳下去。”
張桂梅，女，滿族，中共黨員，1957年6月出生於黑龍江牡丹江市，1975年12月參加工作，1998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現任麗江華坪女子高階中學黨支部書記、校長，華坪縣兒童福利院(華坪兒童之家)院長。
參加工作以來，她就像一個不知疲倦的永動機，用初心和信仰書寫著一名共產黨員一輩子對黨忠誠、一輩子為民奉獻、一輩子堅韌執著、一輩子於己克儉的大愛情懷，無怨無悔、無私無我地在平凡崗位上奉獻著自己、燃燒著自己，譜寫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壯麗篇章，先後獲得“全國先進工作者”“全國十佳師德標兵”“全國十大女傑”“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全國最美鄉村教師”“全國百名優秀母親”“雲南省優秀共產黨員”“興滇人才獎”等40餘項榮譽稱號。
張桂梅同志把全部身心投入到邊疆民族地區教育事業和兒童福利事業，創辦了全國第一所全免費女子高中，是華坪兒童之家130多個孤兒的“媽媽”。她堅持用紅色文化引領教育，培養學生不畏艱辛、吃苦耐勞的品格，引導學生銘記黨恩、回報社會。她堅持每週開展1次理論學習、重溫1次入黨誓詞的組織生活，發揮黨員在學校各項工作中的先鋒模範作用。她常年堅持家訪，行程11萬多公里，覆蓋學生1300多名，為學校留住了學生，為學生留住了用知識改變命運的機會。她吃穿用非常簡樸，對自己近乎“摳門”，卻把工資、獎金捐出來，用在教學和學生身上。她以堅韌執著的拼搏和無私奉獻的大愛，詮釋了共產黨員的初心使命。
“堅持，再堅持一下唄”
進入女高的陳法羽很快發現：關愛的同時，是嚴格的管理。
每天早晨5點半起床，課間出操1分鐘站好隊。張老師每天拿著小喇叭，不厭其煩地喊學生起床、跑步、吃飯、睡覺，“你們遲到一秒鐘我也不幹!”
張桂梅和病魔鬥：“不能把寶貴的時間浪費在無休止地看病上”;
她和貧困較勁：“挽救一個女孩拯救三代人”;
她對學校老師、學生要求嚴格：“堅持，再堅持一下唄!”這是張桂梅勸慰大家最多的話。
陳法羽說：“我們來女高讀書是來改變命運的，不拼拿什麼和別人比?張老師也在拼啊!”
校辦主任張曉峰告訴記者，張桂梅老師是在拿命辦學，師生們服氣。
張桂梅的言傳身教也感染著女高老師們。韋堂芸老師受傷左腳骨折，想到還有100多天就要大學聯考，她拄著雙柺給學生上課;楊曉春老師悄悄給學生墊付醫藥費、生活費，卻從不往外說——這樣已知和未知的故事，在女高還有很多。
張桂梅宿舍裡有4張床鋪，1張自己睡，3張留給“不聽話”的和生病的學生。有名女生性格孤僻，和張桂梅住在一起。不管張老師怎麼關心她、開導她，她都不怎麼說話。張老師疾病纏身，每天早晨5點起床，忙裡忙外一天，晚上還和她聊天。3個月後，這名學生抱著張老師痛哭，說一定好好讀書。
“女高的許多學生家庭貧困、變故多，她們的心要好好去焐。”張桂梅說。
學校師生的付出得到了回饋。20__年，華坪女高向社會輸送第一屆畢業生，96名學生69人考取本科，綜合上線率100%。這個成績讓華坪女高在縣城站住了腳跟。
周雲麗考上大學後，父親總是笑嘻嘻，做什麼都有勁，“覺得再讀4年就出頭了。”父親讓她和姐姐揹著裝滿菜和雞肉的筐子，當面感謝張桂梅。
踏上前往昆明的火車，周雲麗第一次認識大山以外的世界，也體會到不同成長環境帶來的差距。
同學來自全國各地，周雲麗發現他們能歌善舞，自己沒有才藝可展示。舍友問她用什麼乳液護膚時，她還不知道乳液是什麼東西。父親不願女兒落於人後，聽女兒說班裡同學都有電腦，他跑到縣城，花費4000元為女兒買了一臺電腦。
差距顯而易見。一位華坪女高的畢業生說，大學的口語課上，自己蹩腳英語口音一出，很多同學忍不住笑。還有人說，自己溝通力欠佳，不主動，不擅長處理人際關係。第一屆學生畢業後，張桂梅不斷收到這樣的反饋，一位浙大畢業生打電話對她傾訴，自己不如別人，英語也說不清楚。
這樣的反饋是張桂梅不曾預想的。張桂梅意識到，學校也需要與時俱進，她開始讓學生跳鬼步舞、穿黃色校服裙，讓兒童之家的孩子吃漢堡、披薩，將生活習慣改成“洋式的”，“免得出去讓人瞧不起。”
一位女孩考上大學後，向張桂梅傾訴，說自己跟同學相比又小又黑，穿得不好，說話也土氣，常受排擠，7個舍友同去宿舍樓底抬水，不許她喝，還經常留她一人掃地，不過自己沒哭過。張桂梅誇獎她好樣的，還對她說，“欺負我，就給我揍回去，別看你長得小，不怕。”
還有考入北京的學生跟她說同學來自人大附中、衡水中學，張桂梅鼓勵學生不要懼怕競爭，迎頭上。她相信華坪女高畢業的學生“後勁非常足”，不會被輕易打倒。
女孩們不可避免審視過去。一位20__級的畢業生說，自己曾有一段時間充滿沮喪，上大學後，她發現同學在高中階段就出國旅遊，考上大學順理成章，而自己的高中生活被枯燥的學習生活填滿，拼盡全力只是為了擺脫農民身份。不公平感會在某些時刻冒出來，但她也因此看到奮鬥的價值——大山走出來的她能通過大學聯考同優秀同學站在一起，這件事本身就值得欣喜。
張桂梅在教學樓外牆上貼了幾個字：剛強、慈惠、質樸。她常鼓勵學生，哪怕落榜了，也不要怕失敗，“天塌不下來”。但有畢業生結婚後回來看她，帶著孩子，又沒有工作，張桂梅會面露憂慮。
張桂梅希望，女孩們走出大山，不要再回來，也不用回母校。有當醫生的畢業生想捐工資，張桂梅沒有收，她不願拿學生的錢。如果未來實力允許，她希望學生能把錢捐給沒錢治病的窮人，而母校和她本人都不需要報答。
張桂梅常說，女子高中是為社會培養人才，一個人奮鬥不是為自己和父母，而是為國家和民族。如果看到有人落水，張桂梅覺得，不管自己是否自信有能力救人，都應該伸手拉一把。
她知道被人拉一把的感覺。來華坪縣任教前，她在中甸子弟學校當老師，在那裡與丈夫相識、成婚，度過了一段平靜的時光。
1995年，為了給身患癌症的丈夫治病，張桂梅花光了全部積蓄，最後給丈夫立碑的錢也沒有，又借不到錢，她在大馬路上撞車尋死，被司機破口大罵。那一刻，張桂梅體會到，“人需要幫忙時，只要有人提一把，真的感激不盡。”
12月5日，對年輕的南航乘務員朱靜怡來說是難忘的一天。在飛機上偶遇一名乘客後，她難掩激動給她寫了封信：您為這些女孩在荊棘重重的道路上開出了一片天，督促她們走向更高更遠的地方;您將愛給了山區的女孩子們，讓她們看到了更廣闊美麗的風景。我從心底敬佩您這樣的人，這樣的人生……
朱靜怡碰到的，正是張桂梅老師。她告訴記者：我在網上看過張老師的事蹟，感動到淚流滿面，所有褒獎詞語都不足以形容張老師萬一。收到信的張老師下飛機時給她一個擁抱，對聲音哽咽的靜怡說，“沒事的，沒事的”。
這就是張桂梅——麗江華坪女子高中校長，點亮了一千八百多名大山裡女孩子的夢想，把她們送到“更高更遠的地方”，剛剛被中央授予“全國優秀共產黨員”。張桂梅贏得了全社會的尊重，影響也已超越國界。多少素昧平生的人瞭解她的事蹟後，把她作為“人生燈塔”。是什麼，賦予一位山區人民教師如此力量?
陳法羽一輩子也忘不了在華坪女子高中入學時那張貼在床邊、寫著自己名字的小紙條。她是女高第二屆畢業生，如今是麗江市永勝縣一名民警。
20__年，陳法羽國中畢業，沒達到高中錄取線。父親對他說：“自費讀高中咱家供不起，要不你回家種地，過幾年找個好人家嫁了。”那一年，陳法羽十六歲，反覆咂麼父親的話，一個幾乎註定的命運將她籠罩，真是欲哭無淚。此時有人告訴她，華坪建了所免費女子高中，專門招貧困山區國中畢業的女孩，想讀高中可以去試試。這讓陳法羽抓住了救命稻草!
開學報到來到宿舍，床已經鋪好了，嶄新的被褥整整齊齊，床位邊貼著同學們的名字。陳法羽找到自己的名字，撫摸著那張字條，忍不住哭了。“這張小床讓我感到安全和溫暖;這張紙條為我打開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門”，陳法羽說。
幾乎每個華坪女高畢業生，都有和陳法羽差不多的感慨，她們對張桂梅的敬重難以言表——有什麼比改變命運和點亮夢想更重要的?
“熱愛孩子是教師生活中最主要的東西”，張老師對學生的愛真摯熱烈，又一以貫之。她為了畢業班的孩子拖著病體上課不去住院;她把丈夫的遺物一件毛背心送給了生病學生;為了幫助山裡窮學生她節衣縮食捨不得吃肉;為了學生課堂興趣她常常唱首歌念幾句詩……至今，張老師還每天五點半就起床，為女高學生開燈趕走路上小動物，怕孩子們膽小害怕。
泛愛眾，而親仁。對山區學生的愛也讓張老師深思：如何通過教育阻斷貧困代際傳遞?女子高中的初心從此發生。
有人曾說，張老師快枯竭了，人的愛是有限的。張桂梅聽後說：不會的，因為有源源不斷的愛奔向我鼓勵著我!
1996年丈夫去世，對未來無望的張桂梅從大理調來華坪教書，後來自己又身染重病。華坪民族中學的老師們把她當家人：她不想吃藥，同事親屬煮好中藥勸她喝;老師們誰家做了好吃的，都不忘給她送去些;她病重，女老師晚上就到宿舍陪她休息;為讓她多些樂趣，大家找藉口約她去唱歌。
得知張老師生病，學生們上山給她採野核桃，剝了滿滿一大盆核桃仁，雙手黑乎乎的;有學生家長去山上採野靈芝，磨成粉讓她拌在飯裡吃。他們認為，吃這些能治病……
李桓英，一位98歲的老人，在麻風病防治的道路上，還在繼續前行。
1958年，李桓英拒絕世衛組織續簽5年的合同，瞞著定居美國的父母，毅然回到國內。“我是中國人，我在北京出生，我不能忘本，我要把最好的年華奉獻給祖國。”
1978年，李桓英調到北京友誼醫院、北京熱帶醫學研究所任研究員。從此，57歲的她將全部精力奉獻給麻風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用一個“拼”字來形容她，恰如其分。
麻風病是人類古老的疾病，曾經是深受歧視的“不治之症”，不但給患者帶來極大痛苦，還給社會帶來莫大的恐懼。但是，李桓英不怕。她不信邪，要和這種錯誤觀念鬥爭——病人家的水她仰頭就喝，飯捧起就吃;為病人診治，從不把自己嚴實地包裹起來。
1980年，能說一口流利英語的李桓英，被派到世衛組織做訪問學者。她瞭解到，世衛組織正在研究一種聯合化療的新方法：由一種藥物的治療改為多種藥物聯合化療。藥物的配方已經完成，但是缺乏臨床實驗。為了爭取到世衛組織免費的藥物支援和試驗專案，李桓英開始在全國進行走訪調查。
當時，世界治療麻風病基本都採用終身服藥的辦法，醫學界普遍認為，一旦停藥就會復發。為了縮短療程，使有限的藥物能夠治療更多的患者，1983年，李桓英帶著聯合化療藥物在雲南省的一個村子開展試點，將麻風病的服藥時間縮短至兩年，這種短程聯合療法為麻風病治療開闢了新天地。後來，原衛生部將其在全國進行了推廣，全國麻風病人數量迅速下降，由1987年的7萬和每年發現4000餘名病人，分別降至1999年的7000和近20__例。經過10年監測，複發率僅為0.03%，遠低於世衛組織規定的1%的標準。這一經驗得到了世衛組織的高度評價，1994年開始向全世界推廣這一做法。
正是由於對我國麻風病防治工作的肯定，第15屆國際麻風會議1998年在北京召開。在這次具有紀念現代麻風防治100週年特別意義的大會期間，李桓英被推選擔任大會的輪值執行主席。
多年來，李桓英不斷優化治療方案，消除社會對麻風病的歧視。她解決了該領域的重大策略和技術上的關鍵問題，為我國政府制定控制和消滅麻風病的整體規劃，為全球實現消滅麻風病目標的可行性提供了重要依據。她在麻風防治研究上的成就贏得了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評價，6次獲得省級科技進步獎，20__年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一等獎1項;20__年9月，第19屆國際麻風大會授予她“中國麻風病防治終身成就獎”。
20__年，95歲高齡的李桓英懷著對黨的無限忠誠向黨組織遞交了入黨申請書，她這樣寫道：“我雖已進入耄耋之年，但願意以黨員的身份為麻風防治事業奮鬥終身!”當年12月，李桓英莊嚴宣誓，正式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員。
作為李桓英的入黨介紹人之一，北京友誼醫院黨委書記辛有清說，從李桓英身上，看到了她對黨的忠誠，對祖國的熱愛，對科學的執著，對事業的追求!
王紅旭同志，男，漢族，1986年年12月出生，大學本科學歷，20__年8月參加工作，生前系大渡口區育才國小體育教師，入黨積極分子，一級教師。2020__年6月1日下午，在長江大渡口萬發碼頭段，兩名兒童溺水被衝入江水中。正在江邊遊玩的王紅旭同志，放下自己三歲的孩子，與其他市民義無反顧跳進江中奮力施救。第一個跳入水中的王紅旭同志先救起一名女孩，傳遞給江邊的接應市民，再次轉身遊向已被江水衝遠的另一名男孩，救起男孩迴游中，耗盡全力將小孩推向接應人員。最終，兩名小孩在其他市民幫助下成功上岸，王紅旭同志因體力嚴重透支，被捲入江中漩渦，他將生的希望留給了孩子，自己卻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年僅35歲。連日來，王紅旭同志的英雄義舉深深地感動著每一個人，他捨己救人的事蹟被廣大幹部群眾廣為傳頌，在社會各界引起強烈反響，告別悼念活動中，數千名群眾自發前往送別、悼念.6月3日，重慶市文明委追授王紅旭同志為“重慶好人”，6月4日，市教委、市人力社保局追授王紅旭同志為“重慶市優秀教師”，號召全社會向他學習.
王紅旭同志在生死關頭，捨生忘死，挺身而出，用年輕的生命譜寫了一曲感天動地的英雄讚歌，不愧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模範代表，是新時代教師工作者的先進典型，是全區廣大黨員幹部群眾的學習榜樣。他用自己的英雄行動傳承了中華民族“見義勇為”的優良傳統，詮釋了人民教師‘大愛無疆”的高尚品格，踐行了大渡口人“大義渡口”的博愛情懷，用生命書寫了“上善之地、大德之城”的城市精神。為貫徹落實關於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指示精神，努力營造銘記英雄、崇尚英雄、學習英雄的濃厚氛圍，進一步發揚王紅旭同志不畏艱險、敢於擔當的英雄精神，我區在全區廣泛開展向王紅旭同志學習動。作為一名人民教師，我要認真學習王紅旭同志先進事蹟，學習他臨危不懼、見義勇為的傳統美德，學習他正直無私、助人為樂的優良品質，學習他舍已救人、不怕犧牲的英雄氣概，學習他樂於奉獻、敢於獻身的高尚情操。今後，在工作中，我要把學習英雄事蹟活動與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結合起來，與當前全黨深入開展學習教育結合起來，進一步學習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化公民思想道德建設，培養良好的社會風尚。
“這麼好的書記，突然就走了，哭都來不及。”說起黃詩燕，湖南省炎陵縣霞陽鎮大源村村民廖建文，悲傷地抹眼淚。20__年起，炎陵縣委書記黃詩燕對口幫扶貧困戶廖建文一家。“他那麼忙，每個月都來看望我們，幫我家建起了新房，幫我安排了工作，還給我張羅媳婦。現在我家一年的收入有兩萬多元，生活越來越好了，感謝的話都不知道找誰說。”
20__年11月29日，湖南省炎陵縣脫貧攻堅的“一線總指揮”，原株洲市政協副主席、炎陵縣委書記黃詩燕，因多日勞累，驟然倒下，年僅56歲。
8年5個月零4天，老百姓心中的“最美扶貧書記”黃詩燕，用生命兌現了“脫貧功成，必定有我”的莊嚴承諾。
20__年6月25日，47歲的黃詩燕走進炎陵縣委大院，成為這個20多萬人口的貧困縣的縣委書記。此前，他是株洲市委副祕書長、市委辦主任。
7月的大暑天，他戴上一頂草帽下鄉去了。
他去了離縣城最遠的策源鄉梨樹洲村。這裡地處湖南第一高峰酃峰下，旅遊資源豐富，卻是當時株洲唯一的“無電村”。
60多公里崎嶇山路，黃詩燕花了3個多小時。村黨支部書記伍英華向他訴苦：村民自己裝的小型發電機電壓不穩，由於用電強度大幾次把發電機給燒了。全村共25戶80餘人，年人均純收入僅1000餘元。
他去了中團村的一戶果園，和正在忙碌的市農業科技特派員譚忠誠聊起了炎陵的黃桃。20世紀80年代，當時的縣農業局從上海引進了100株芽苗。雖然炎陵有適合栽種黃桃的獨特地理條件，但歷經近30年的發展，還是規模不大，質量不高。
黃詩燕短時間內先後走訪了全縣11個鄉鎮(場)、54個貧困村。他越走心情越沉重，沿途一幅幅圖景在心中揮之不去：船形鄉水壠村大半村民住在“杉皮屋”裡，逢雨必漏;下村鄉坳頭村村民好不容易種出來的水果，因山路閉塞，一公斤兩塊錢賤賣給商販……
一個多月的調研下來，黃詩燕摸清了家底：20__年，全縣農民人均純收入2970元，分別相當於全省、全市平均水平的52.8%、38.8%，貧困發生率很高。
通過深入調研與論證，黃詩燕與縣委、縣政府班子成員形成共識：打造炎陵生態休閒農業風光帶和特色水果、有機茶葉、無公害蔬菜、筍竹、油茶、酃縣白鵝、花卉苗木、藥材八大“農字號”特色產業，鼓勵村民“量體裁衣、宜養則養、宜種則種”。
“一帶八基地”的突破口在哪裡?黃詩燕將目光盯準了炎陵的黃桃。20__年，炎陵縣將黃桃產業納入重點扶持，重點推廣良種“錦繡黃桃”，財政每年投入500萬元獎勵扶持種植戶。
對此決定，贊成的有，反對的也不少：財政本來就困難，黃桃產業看不到稅收預期，每年拿錢去“貼”，值嗎?一家一戶分散種植，品質如何保證?都種黃桃，果賤傷農怎麼辦……
黃詩燕不為所動。在他的主導下，全縣砍掉劣質黃桃苗，培育5個優質高效示範點，扶持171個科技示範戶;建立“合作社+基地+農戶+電商”模式，及時提供良種苗木、技術培訓、農資供應、銷售渠道等服務……
黃詩燕成了炎陵黃桃的頭號推銷員。每年的桃花節、黃桃大會，黃詩燕都出面“站臺”吆喝;北京、廣州等地的供銷對接會，黃詩燕現場促銷;央視推廣炎陵黃桃，黃詩燕琢磨出推廣語：“炎陵黃桃，‘桃’醉天下”。每到黃桃成熟季節，黃詩燕還會到路邊水果店轉一轉，要求有關部門兩天報告一次全縣黃桃銷售資訊。
黃詩燕為炎陵黃桃的品牌推介不遺餘力，有人好心提醒：“領導幹部為產品站臺代言，不妥。你是縣委書記，更容易招來非議。”
“為老百姓脫貧站臺，我怕什麼?”黃詩燕很坦然。
如今，炎陵黃桃迎來了自己的黃金時代。“炎陵黃桃”獲頒國家地理標誌證明商標，出口多個國家和地區。目前，炎陵全縣8000多戶種植黃桃8萬多畝，近6萬人進入黃桃產業鏈，近60%貧困人口通過種植黃桃穩定脫貧。
要實現高質量脫貧，關鍵是提升產業發展能力，增強“造血功能”。除了綠色農業，發展文化旅遊和生態工業，也是黃詩燕緊緊抓住的大事。
為了引進一批優質專案，讓老百姓可以在家門口安心就業，黃詩燕下足了功夫。聽說企業老總來炎陵，他連夜從鳳凰趕回來;一家企業訴苦說招工難，他要求相關部門開著車，帶著招工資訊直接進村入戶……
幾年間，全縣首個年納稅過3000萬元、首個年銷售收入過10億元、首個落戶炎陵的企業等不斷湧現，被外界譽為貧困山區招商引資的“炎陵現象”。
20__年，炎陵縣成為湖南省第一批摘帽的國家級貧困縣;貧困發生率從20__年底的16.57%下降到20__年的0.65%，實現高質量脫貧。
還有什麼傳奇人物比62歲的張桂梅更落魄嗎?
為了省錢，她多年不吃肉，直到後來“吃點肉就會嘔吐，就會難受”。
她去籌款時，被人放狗咬過，腳上鮮血直流;街頭募捐，別人懷疑她是騙子、朝她臉上吐口水。
她家中沒多少家當，最醒目的是40多項榮譽的獲獎證書：全國十佳師德標兵、全國十大女傑、全國先進工作者、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全國最美鄉村教師、全國三八紅旗手……
張桂梅沒有孩子，但有1000多個孩子都叫她“媽媽”。
建起第一所免費女子高中
1974年10月，17歲的張桂梅跟隨姐姐從家鄉黑龍江來到雲南，支援邊疆建設。45年來，她不是一步步走向大城市，而是一步步走向貧困山區。
1996年8月，她的丈夫去世，父母雙亡、無兒無女的張桂梅黯然神傷，她決定離開傷心之地，調入麗江市華坪縣。她放棄進入全縣條件最好的華坪一中，選擇了師資最弱、條件最差的民族中學任教，承擔起4個畢業班的教學任務。
一年後，不幸再次降臨。1997年4月，她查出患有子宮肌瘤，且肌瘤已經有5個月胎兒那麼大，需要立即住院治療。
張桂梅忍著疼痛繼續站在講臺上，她不願意因為自己而影響學生們會考。直到7月會考結束，她才住進醫院。開啟她的腹腔，醫生們倒吸了口冷氣：腹腔內的器官全都移了位，腸子已經粘連在後壁上了，取出的腫瘤有兩公斤多。
20__年，張桂梅兼任新建的華坪縣兒童福利院(華坪兒童之家)的院長。第一天，兒童之家收了36個孩子，最小的兩歲，最大的12歲。此後，張桂梅除了上課，還要一把屎一把尿地照顧這些幼小的孤兒。
兒童之家的工作，讓她萌生了創辦一所學校、讓貧困山區女孩免費接受高中教育的想法。經她到處遊說，這一善舉得到了各級黨委政府的支援。華坪縣委、政府協調出土地，省、市黨委政府劃撥了100萬元的辦學經費。
20__年8月，全國第一所全免費的女子高階中學在華坪建成。11年來，華坪女子高階中學連續10年大學聯考綜合上線率100%，1645名貧困女孩從這裡走進大學。
陳法羽一輩子也忘不了在華坪女子高中入學時那張貼在床邊、寫著自己名字的小紙條。她是女高的第二屆畢業生，如今是麗江市永勝縣一名民警。
20__年，陳法羽國中畢業，會考沒達到高中錄取線。父親對她說：“自費讀高中咱家供不起，要不你回家，過幾年找個好人家嫁了。”
那一年，陳法羽16歲，心有不甘。此時有人告訴她，華坪建了所免費女子高中，專門招收貧困山區國中畢業的女孩，想讀高中可以去試試。這對陳法羽來說，無疑是一次改變命運的機會。
開學報到，宿舍的床已經鋪好了。被褥嶄新整齊，床位上貼著名字。陳法羽輕撫寫著自己名字的字條，忍不住哭了：“這張小床讓我感到安全和溫暖，這張紙條為我打開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門。”
幾乎每個從華坪女高畢業的學生，都有和陳法羽相似的感動，她們對張桂梅的敬重無以言表——有什麼比改變命運更重要?
張老師對學生的愛真摯熱烈，又一以貫之。拖著病體，她堅持為畢業班的孩子上課;節衣縮食，她把省下來的錢捐給學生……有人曾說，張老師快枯竭了，人的愛是有限的。張桂梅聽後說：“不會的，因為有源源不斷的愛奔向我、鼓勵我!”
1921年，李桓英出生於北京，童年時跟隨父母在德國柏林生活。她是上海同濟大學醫學院的本科生，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研究生。在世界衛生組織任職時，她多次橫跨各洲，為貧窮落後地區防治性病和雅司等疾病而努力。
7年任期結束後，世界衛生組織希望李桓英續簽5年合同。而李桓英全家已經移居美國，父母兄弟希望她留在身邊。不過，這兩個選項都被李桓英排除了。
李桓英曾在美國雜誌上看過關於錢學森的報道，得知錢學森毅然回國時，她深受觸動，“時不我待，作為中國人，我很渴望回到祖國的懷抱，想把我最好的年華奉獻給祖國”。
於是，她瞞著家人，繞道倫敦，幾經周折後終於回到中國。這一年是1958年，她37歲。此後的漫長歲月，她始終無悔最初的選擇。
1970年，李桓英在江蘇第一次見到麻風病患者。他們有的臉部毀容，有的手腳畸形，有的面板潰爛。由於沒有有效治療手段，麻風病患者往往被趕到偏僻之地，報團取暖或自生自滅。
飽受病痛和歧視雙重摺磨的患者，給李桓英留下深刻印象，她立志要攻克麻風病。1978年，李桓英被調到北京友誼醫院熱帶醫學研究所後，便將全部精力獻給了這一事業。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世界衛生組織著手研究一種聯合化療治療麻風病的新方法，藥物配方已完成，但缺乏臨床實驗。得知這一訊息後，李桓英開始在全國走訪調查，向世界衛生組織提交了一份關於中國麻風病情況的詳細報告，最終獲得免費藥品和實驗專案支援。
帶著這批藥品，李桓英來到雲南省勐臘縣的“麻風寨”，勸說這裡的每一個麻風病患者服藥。
她的到來引來村民一片驚奇：北京來了個女醫生，不怕麻風!渴了，她舀起病人家的水仰頭就喝;餓了，她大大方方和麻風病患者一起吃飯;病人試探著同她握手，她便拉著手長時間不放。她說：“戰士都知道子彈厲害，上了戰場不照樣往前衝?麻風菌可沒有子彈厲害!”
李桓英將國外先進的治療方法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率先開展了服藥24個月就停藥的短程聯合化療和消滅麻風病的特別行動計劃，這一方法使全國麻風病患者從11萬人下降到不足1萬人，且年複發率僅為0.03%，大大低於年複發率小於1%的國際標準。後來，短程聯合化療法在全球得到推廣。
曼南醒村不會忘記李桓英。經過兩年治療，“麻風寨”的患者全部治癒。1990年潑水節，“麻風寨”摘掉了帽子，作為行政村被正式劃入勐侖鎮。李桓英為村子取名為“曼南醒”，意為“新生的山寨”。
與麻風病的鬥爭沒有就此停止。1996年，李桓英率先在國內開展消除麻風運動，首次提出麻風病垂直防治與基層防治網相結合的模式，被稱為“全球最佳的治療行動”。
李桓英長期輾轉於雲貴川等貧困邊遠地區。前往麻風病區總是山高路險，李桓英曾2次翻車、2次翻船，鎖骨和肋骨都摔斷過。她在勐臘坐獨木舟過河翻了船，被撈上岸後卻仰天大笑：我胖得像個皮球，哪裡沉得下去?
20__年12月27日，李桓英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訊息“刷屏”，因為這位新黨員已經95歲了。為什麼年逾九旬才申請入黨?她說，自己以前還不夠格，現在應該合格了。在她看來，入黨和做研究一樣，都是追求真理。醫療工作者就是要尊重事實、尊重科學，服務人民也是黨員的基本職責。摸著閃亮的黨徽，李桓英說：“如果我能活到100歲，還有5%的人生可以跟黨走，為醫學事業繼續奮鬥。等到舉行葬禮的那一天，希望我的身上能蓋上中國共產黨的黨旗!”
“我要幹到100歲!”98歲時，李桓英依然奮鬥在麻風病防治研究第一線，為徹底消滅麻風病而努力。她曾說：“人的一生很短暫，只有拼搏，才是生命的最好延長，而再長的生命只為自己也將毫無意義。”
進入女子高中的陳法羽很快發現：溫柔的面紗之下，是嚴苛的管理。
學生早晨5點半起床;跑步上下樓梯;課間出操1分鐘站好隊，晨起5分鐘洗漱完畢，從下課鈴響，到跑到食堂排隊、打飯，到吃完飯10分鐘內完成。為了不讓學生打理頭髮、洗衣服費時間，張桂梅要求所有學生留齊耳短髮，把洗衣時間嚴格限定在每週六的晚飯後。女孩子的愛美之心被抑制，連女老師都不能穿裙子來學校。
張老師每天拿著小喇叭，不厭其煩地喊學生起床、跑步、吃飯、睡覺。她告訴學生們：“你們遲到一分鐘一秒鐘我也不幹!”
“她們私下裡有時候叫我周扒皮、魔鬼，說我‘半夜雞叫’”，說起學生們給她的綽號，張桂梅哭笑不得。
不要以為張桂梅老師是個柔弱女子，她的強悍令人肅然起敬。她一直和疾病鬥和老天鬥，說“就看老天能把我領走不”，說“不能把寶貴的時間浪費在無休止的看病上”;她和貧困鬥，“挽救一個女孩拯救三代人”，探索教育扶貧二十多年;她和老師、學生“鬥”，不帶黨徽的黨員老師要批評，去山裡家訪當場燒了學生床底下的言情小說;她也和自己鬥，從不讓自己苟且浮生……
華坪兒童福利院的女孩吳思思說：“媽媽在福利院和藹可親，可在女高罵起人來嚇人。”陳法羽說：“我們來女高讀書是來改變命運的，不拼拿什麼和別人比?再說張老師也在拼。”
張桂梅勸慰學生最多的話是：堅持，再堅持一下唄。華坪女高校辦主任張曉峰告訴記者：張老師堅持拿命辦學，師生們服氣，其實“她是嚴師，更像慈母”。
張桂梅言傳身教，感染著女高老師們。韋堂芸老師一次左腳骨折，想到還有一百多天就要大學聯考，她拄著雙柺給學生上課;教師勾學華婚禮當天早上還在上課，中午趕到婚禮現場，晚上又回學校;語文老師楊曉春常悄悄給學生墊付醫藥費、生活費，卻從不往外說——這樣已知和未知的故事，在女高還有很多。
張老師宿舍裡有四張床鋪，一張自己睡，三張留給不好好學的、生病的等“特殊生”。有個女生不愛學習性格孤僻，和張老師住在一起的時候，不管張老師怎麼關心她、開導她，她都不怎麼說話。張老師疾病纏身，每天早晨5點起床，忙裡忙外一天，晚上還和她聊天。如此三個月後，這個學生抱著張老師大哭起來，說一定好好讀書，不會讓她白白受苦……
張桂梅知道，女高許多學生家庭貧困、變故多，她們的心要好好去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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