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桂梅校長又上熱搜了，但這一次不是讓全網熱淚盈眶，而是捲入觀點爭議，讓支援她的人感到心情複雜。她在一檔專訪節目中表達了對“女性當全職太太”的鮮明反對。她講道：一個學生領著丈夫和孩子回到華坪女中，準備給母校捐一筆錢，當她得知這名學生已做起全職太太，便直接轟人，“你給我滾出去。家庭那麼困難，把你供到現在，反而當起了全職太太?”
當全職太太怎麼了?為什麼不能尊重別人的意願呢?說尊重女性獨立，為什麼不尊重女性成為全職太太這種獨立選擇呢?有誰比一個女性自身更知道什麼對自己有利、什麼能讓自己幸福、什麼更適合自己?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觀和幸福觀，為什麼非要把自己的這種偏執以如此強烈排斥的方式強加到學生身上?當全職太太怎麼就對不起“教育改變命運”了，貧困生出身怎麼就不能當全職太太了?一個個問題像雨點一樣飛向昨天被視為“教育天使”的張桂梅，天使的“人設”似乎因為那個“滾”字而黯然失色。幸虧是張桂梅說了這段話，網民能口下留幾分情，如果是一般人，早被群毆得鼻青臉腫了。
我覺得當全職太太是一個人的自由，也並不意味著就沒有自我和缺乏獨立，但我實在不忍去批評張桂梅的觀點。當然，會有一定的道義因素，面對這樣一個“教育聖雄”般的人物，批判本身似乎有失道義和力度。泰戈爾的那首詩，“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見腳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來，當作火把點燃，照著自己向前走吧”——張桂梅就是這樣的人，把自己的肋骨拆下來當火把，點燃了很多大山裡的女孩前行的路。她為了教育，為了改變那些女孩的命運，連自己的命都不要了，用命換了一代人的命運。說到關心、愛護、心疼、尊重那些大山裡的女孩，我們這些蜷縮在都市咖啡廳裡、在鍵盤上敲敲字、熱衷於談論抽象概念的人，怎麼比得上她?我們談論的只是抽象概念，她接引了幾千個女孩走出大山，我們沒有理由覺得我們比她更“懂”貧困山區女孩教育這個命題。
這麼說並不是失去了一個評論員的判斷力，好像一個人成為道德典範，身上有了道義光環，就不能被批評了。不是這個意思。道德聖人也會有認知侷限，張桂梅用生命在做教育，並不意味著她每句話都是對的。我說的“不忍”更包含著“同情的理解”這個意思，不要把“支援還是反對全職太太”當成一個抽象的命題，當成吐槽大會、脫口秀、大專辯論賽供選手抖機靈的辯題，而要進入張桂梅所生活和麵對的那種環境中，進入貧困山區女孩教育這個具體語境中理解“反對女性當全職太太”這個命題，看到它的條件性、矛盾性、語境性和問題針對性。
很多人首先是被那個“滾”字刺激了，如果進入語境，就不會把這個字當成激烈對抗中那種粗野、排斥、敵對的意思，而會看到一個教育者又愛又恨、就像父母不滿孩子某種行為時那種帶著失望意味的“滾”。
好像不近人情，人家過來捐款，你何以這種態度?人家當全職太太，怎麼礙著你了?這可能正是張桂梅作為校長的態度，善良是有牙齒的，學校雖然很缺錢，但對錢的接受是有原則的。接受捐款，接受的不僅是錢，而且也有一種認同的價值觀。以後跟學生介紹這筆捐款時，怎麼介紹呢?我們的畢業生、你們的師姐捐的?她靠什麼給學校捐錢?張桂梅可能覺得無法向學生傳遞一種她一直傳遞的那種獨立價值觀。一個人可以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捐款涉及學校倡導一種何種價值觀，所以我理解她的那種堅韌的立場。她就像一隻老母雞一樣，張開翅膀，護著下面的那些小雞，生怕她們被辛苦培育的價值觀受到任何一點誤導和傷害。
在抽象層面爭論“有無權利當全職太太”並沒有什麼價值，只有打成生活的碎片，在水裡泡一泡，在風中晾一晾，日晒雨淋一下，才有生活的質感。張桂梅也許正是在這種生活質感中持那種觀點的。如果看到山區的貧困，看到很多大山裡女孩的命運，她們沒讀書，一輩子就被綁在山裡、綁在丈夫和家庭、綁在幾個孩子身上，重複著貧困的命運並承受著生活的重壓，也許就能理解張桂梅所說“家庭那麼困難，把你供到現在”包含的失望了。讀書改變命運，對一般人來說，就是可以有多元的選擇：當詩人、出國讀書、追求自己的興趣，甚至就是當一個幸福的全職太太。可在經歷了極度貧困，窮怕了，因為缺乏事業缺乏獨立而在惡性迴圈中苦怕了、卑微怕了之後，很容易對那種“本以為讀了書可以改變命運卻又被家庭綁住沒了自己”的選擇充滿警惕。
作為大山女孩的擺渡人，作為拼著命去讓女孩通過讀書獲得獨立能力從而改變命運的人，把“一個女孩讀書可以改變一家三代命運”當成信仰，看到自己教出來的孩子讀了書卻沒有自己的“獨立事業”，還能給學校捐錢，可想而知她的憤怒，甚至覺得是一種價值觀的挑釁。
這就是我不忍批評的原因，如果身處她的位置，我可能也會這樣做。
最新訊息是，被“滾”當事人感激張桂梅。黃付燕在華坪女高同學群裡看到了這則新聞連結，“感覺像是在說我”。當天，她把新聞連結轉發到了微信朋友圈，並配上了一句轉發語——“我們有個性的老大”。
20__年，黃付燕回到母校華坪女子高中捐款，被張桂梅拒絕。那時，孩子不到一歲，黃付燕沒有工作，全職帶娃。捐款被拒的第二年，黃付燕考上了貴州安順某國小的特崗教師。10月27日晚，黃付燕接受採訪時迴應，“張老師話醜理正，她是從我們的立場去說的”。
“孩子，別哭，有什麼困難跟我說。”
11月30日中午，記者剛剛踏進雲南麗江華坪女子高中的校門，便看到一名女學生依偎在校長張桂梅懷裡哭泣。
這位女孩是華坪女高畢業生呂娜的妹妹，目前在當地一所國中讀書。張桂梅在家訪時認識了她，並一直支援幫助她上學讀書。但女孩因為思念去世的父親，好幾天沒有上學。
“想爸爸了就到墳上跟他說說話，要好好讀書，不能讓爸爸失望。”
張桂梅話音還未落，便從兜裡掏出一個信封，塞到女孩母親手裡。信封裡裝著的，是教育部給她看病的1萬元慰問金。
原來，張桂梅知道女孩母親一個人供兩個孩子讀書，經濟十分困難，家裡的杧果林因為缺水收成也不好，便拿錢給她去修個水窖。通過張桂梅做思想工作，這名學生當天就回到了課堂。
像關心呵護這位女孩一樣，張桂梅帶領華坪女高守護著每一位學生的未來，建校12年來已累計把1804名女孩送入大學，點亮她們的人生夢想。63歲的張桂梅，被學生親切地稱作“張媽媽”。
張桂梅，女，滿族，中共黨員，1957年6月出生於黑龍江牡丹江市，1975年12月參加工作，1998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現任麗江華坪女子高階中學黨支部書記、校長，華坪縣兒童福利院(華坪兒童之家)院長。
參加工作以來，她就像一個不知疲倦的永動機，用初心和信仰書寫著一名共產黨員一輩子對黨忠誠、一輩子為民奉獻、一輩子堅韌執著、一輩子於己克儉的大愛情懷，無怨無悔、無私無我地在平凡崗位上奉獻著自己、燃燒著自己，譜寫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壯麗篇章，先後獲得“全國先進工作者”“全國十佳師德標兵”“全國十大女傑”“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全國最美鄉村教師”“全國百名優秀母親”“雲南省優秀共產黨員”“興滇人才獎”等40餘項榮譽稱號。
張桂梅同志把全部身心投入到邊疆民族地區教育事業和兒童福利事業，創辦了全國第一所全免費女子高中，是華坪兒童之家130多個孤兒的“媽媽”。她堅持用紅色文化引領教育，培養學生不畏艱辛、吃苦耐勞的品格，引導學生銘記黨恩、回報社會。她堅持每週開展1次理論學習、重溫1次入黨誓詞的組織生活，發揮黨員在學校各項工作中的先鋒模範作用。她常年堅持家訪，行程11萬多公里，覆蓋學生1300多名，為學校留住了學生，為學生留住了用知識改變命運的機會。她吃穿用非常簡樸，對自己近乎“摳門”，卻把工資、獎金捐出來，用在教學和學生身上。她以堅韌執著的拼搏和無私奉獻的大愛，詮釋了共產黨員的初心使命。
國家領導人曾講：“一個人做點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張桂梅數十年如一日，堅韌執著、勵精圖治，勤儉節約、無私忘我，不忘初心、獻身扶貧，為群眾辦好事、辦實事。她用實際行動詮釋了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
堅韌執著、勵精圖治。丈夫去世後，張桂梅隻身去了祖國西南邊陲的貧困山區從事教育工作，並選擇了師資最弱、條件最差的民族中學任教。在任教期間，她全身心投入教學，為貧困的學生和簡陋的學校出錢出力，又當老師又當母親，不留餘力的細心照顧著學生們的學習狀態和生活起居，為了學生們能夠走出大山，她勵精圖治創辦了全國第一家免費女子高中，她主動帶頭免費為學生們補課，因操勞過度導致身體狀況越來越差，長期拖著病體就算腹部長了肌瘤，也忍痛站在講臺上，只為孩子們能夠取得更好的成績。除此之外，她還義務擔任華坪縣“兒童之家”的院長，成為了54名孤兒的母親。她十年如一日，從未退縮，從不言棄。天道酬勤，在她的不斷努力和堅持下，孩子們取得了優異的成績，學校的教學質量和師資力量也得到了大大地提升。她的到來改變了許多孩子的一生。
勤儉節約、無私忘我。張桂梅在貧困山區任教期間，全身心的投入到教育事業和慈善事業中。在學校裡，學生沒有錢吃飯，她拿自己的錢給學生;學生沒有衣服穿，她拿自己的衣服給學生;學生生病需要看病，她帶學生看病並自己掏醫藥費。總之，只要學生們缺什麼只要她有，她都能解決。在兒童之家，她義務成了眾多孩子的“媽媽”，一把屎一把尿、不分晝夜的照顧著幾個月大的孩子，為了維持兒童之家，她把自己有的能用的都拿出來給孩子們用，並利用空餘時間到處籌措資金。然而她不是萬能的，她自己並不富裕，她只捨得吃饅頭、青菜、麵條，衣服也是好心人給的，她省下來的錢都用到了教育和慈善事業中，自己未留下一分一毫。
不忘初心、獻身扶貧。張桂梅作為一名基層黨員，她深知教育在扶貧工作中的重要性，她曾說：“只要還有一口氣，就要站在講臺上”，她不忘自己的初心，並積極響應國家扶貧號召，扶貧先扶智，為了貧困山區的教育，她心繫群眾，勤儉節約，幫助困難學生，帶學生看病，給學生添置衣物，對貧困家庭進行家訪，為孩子們爭取學習機會。她前前後後為山區的孩子們、為慈善和教育事業投入了100多萬元，其中包括自己的工資、獎金和社會各界捐給她治病的錢，她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教育，並無怨無悔。
國家領導人指出：“一個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沒有英雄，一個有前途的國家不能沒有先鋒。實現我們的目標，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張桂梅巾幗不讓鬚眉，在平凡的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績，盡顯巾幗英雄本色。她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踐行了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她這種堅韌執著、勵精圖治，勤儉節約、無私忘我，不忘初心、獻身扶貧的英雄精神值得我們深思和學習。在此也號召廣大黨員、幹部真正把堅定的理想信念化作不忘初心、奉獻一生的實際行動。
進入女子高中的陳法羽很快發現：溫柔的面紗之下，是嚴苛的管理。
學生早晨5點半起床;跑步上下樓梯;課間出操1分鐘站好隊，晨起5分鐘洗漱完畢，從下課鈴響，到跑到食堂排隊、打飯，到吃完飯10分鐘內完成。為了不讓學生打理頭髮、洗衣服費時間，張桂梅要求所有學生留齊耳短髮，把洗衣時間嚴格限定在每週六的晚飯後。女孩子的愛美之心被抑制，連女老師都不能穿裙子來學校。
張老師每天拿著小喇叭，不厭其煩地喊學生起床、跑步、吃飯、睡覺。她告訴學生們：“你們遲到一分鐘一秒鐘我也不幹!”
“她們私下裡有時候叫我周扒皮、魔鬼，說我‘半夜雞叫’”，說起學生們給她的綽號，張桂梅哭笑不得。
不要以為張桂梅老師是個柔弱女子，她的強悍令人肅然起敬。她一直和疾病鬥和老天鬥，說“就看老天能把我領走不”，說“不能把寶貴的時間浪費在無休止的看病上”;她和貧困鬥，“挽救一個女孩拯救三代人”，探索教育扶貧二十多年;她和老師、學生“鬥”，不帶黨徽的黨員老師要批評，去山裡家訪當場燒了學生床底下的言情小說;她也和自己鬥，從不讓自己苟且浮生……
華坪兒童福利院的女孩吳思思說：“媽媽在福利院和藹可親，可在女高罵起人來嚇人。”陳法羽說：“我們來女高讀書是來改變命運的，不拼拿什麼和別人比?再說張老師也在拼。”
張桂梅勸慰學生最多的話是：堅持，再堅持一下唄。華坪女高校辦主任張曉峰告訴記者：張老師堅持拿命辦學，師生們服氣，其實“她是嚴師，更像慈母”。
張桂梅言傳身教，感染著女高老師們。韋堂芸老師一次左腳骨折，想到還有一百多天就要大學聯考，她拄著雙柺給學生上課;教師勾學華婚禮當天早上還在上課，中午趕到婚禮現場，晚上又回學校;語文老師楊曉春常悄悄給學生墊付醫藥費、生活費，卻從不往外說——這樣已知和未知的故事，在女高還有很多。
張老師宿舍裡有四張床鋪，一張自己睡，三張留給不好好學的、生病的等“特殊生”。有個女生不愛學習性格孤僻，和張老師住在一起的時候，不管張老師怎麼關心她、開導她，她都不怎麼說話。張老師疾病纏身，每天早晨5點起床，忙裡忙外一天，晚上還和她聊天。如此三個月後，這個學生抱著張老師大哭起來，說一定好好讀書，不會讓她白白受苦……
張桂梅知道，女高許多學生家庭貧困、變故多，她們的心要好好去捂。
12月5日，對年輕的南航乘務員朱靜怡來說是難忘的一天。在飛機上偶遇一名乘客後，她難掩激動給她寫了封信：您為這些女孩在荊棘重重的道路上開出了一片天，督促她們走向更高更遠的地方;您將愛給了山區的女孩子們，讓她們看到了更廣闊美麗的風景。我從心底敬佩您這樣的人，這樣的人生……
朱靜怡碰到的，正是張桂梅老師。她告訴記者：我在網上看過張老師的事蹟，感動到淚流滿面，所有褒獎詞語都不足以形容張老師萬一。收到信的張老師下飛機時給她一個擁抱，對聲音哽咽的靜怡說，“沒事的，沒事的”。
這就是張桂梅——麗江華坪女子高中校長，點亮了一千八百多名大山裡女孩子的夢想，把她們送到“更高更遠的地方”，剛剛被中央授予“全國優秀共產黨員”。張桂梅贏得了全社會的尊重，影響也已超越國界。多少素昧平生的人瞭解她的事蹟後，把她作為“人生燈塔”。是什麼，賦予一位山區人民教師如此力量?
陳法羽一輩子也忘不了在華坪女子高中入學時那張貼在床邊、寫著自己名字的小紙條。她是女高第二屆畢業生，如今是麗江市永勝縣一名民警。
20__年，陳法羽國中畢業，沒達到高中錄取線。父親對他說：“自費讀高中咱家供不起，要不你回家種地，過幾年找個好人家嫁了。”那一年，陳法羽十六歲，反覆咂麼父親的話，一個幾乎註定的命運將她籠罩，真是欲哭無淚。此時有人告訴她，華坪建了所免費女子高中，專門招貧困山區國中畢業的女孩，想讀高中可以去試試。這讓陳法羽抓住了救命稻草!
開學報到來到宿舍，床已經鋪好了，嶄新的被褥整整齊齊，床位邊貼著同學們的名字。陳法羽找到自己的名字，撫摸著那張字條，忍不住哭了。“這張小床讓我感到安全和溫暖;這張紙條為我打開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門”，陳法羽說。
幾乎每個華坪女高畢業生，都有和陳法羽差不多的感慨，她們對張桂梅的敬重難以言表——有什麼比改變命運和點亮夢想更重要的?
“熱愛孩子是教師生活中最主要的東西”，張老師對學生的愛真摯熱烈，又一以貫之。她為了畢業班的孩子拖著病體上課不去住院;她把丈夫的遺物一件毛背心送給了生病學生;為了幫助山裡窮學生她節衣縮食捨不得吃肉;為了學生課堂興趣她常常唱首歌念幾句詩……至今，張老師還每天五點半就起床，為女高學生開燈趕走路上小動物，怕孩子們膽小害怕。
泛愛眾，而親仁。對山區學生的愛也讓張老師深思：如何通過教育阻斷貧困代際傳遞?女子高中的初心從此發生。
有人曾說，張老師快枯竭了，人的愛是有限的。張桂梅聽後說：不會的，因為有源源不斷的愛奔向我鼓勵著我!
1996年丈夫去世，對未來無望的張桂梅從大理調來華坪教書，後來自己又身染重病。華坪民族中學的老師們把她當家人：她不想吃藥，同事親屬煮好中藥勸她喝;老師們誰家做了好吃的，都不忘給她送去些;她病重，女老師晚上就到宿舍陪她休息;為讓她多些樂趣，大家找藉口約她去唱歌。
得知張老師生病，學生們上山給她採野核桃，剝了滿滿一大盆核桃仁，雙手黑乎乎的;有學生家長去山上採野靈芝，磨成粉讓她拌在飯裡吃。他們認為，吃這些能治病……
無我之愛：“希望她們忘了我和女高”
千難萬難，最難得的是辦女子高中10多年來，張桂梅老師走過11萬公里的路去家訪，走進1300多名學生家。都是何等艱辛的山路啊!都是怎樣困難的家庭啊!包車司機不願去，懸崖峭壁正常人尚且心驚膽戰，爬山常常是幾個小時，張老師家訪中人生第一次騎馬出山，還曾摔斷兩根肋骨……
但小腦萎縮行動失衡的張桂梅來了。她握住家長黝黑皸裂的手，擦去她們臉上的淚水，“命令”隨行者捐錢，脫下外套塞給人家，自己凍成傷寒……她說，女高不是普通的學校，是黨委政府和山區貧困群眾的橋樑。
各級黨委、政府對女高也是關愛有加，當地還解決了50個教師編制，教師工資和辦學經費均由縣財政全額撥款。張桂梅說：“女高能走到今天，離不開黨和政府作堅強後盾”。
在女高教學樓走廊牆上，掛著大大小小的綠牌子，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捐款記錄，堪稱“愛心長廊”。張桂梅說：“學生們每天經過‘愛心長廊’，會記住得到的幫助。”
經常會有一些人聯絡張老師，要給女高捐款，但條件是提供學生家庭地址和貧困照片，女高對此堅決不要!張桂梅要求對學生的資訊保密，既維護學生的自尊，又保護她們的隱私。張桂梅說，給女高的孩子貼上“山區貧困女孩”的標籤也不合適。她對畢業生說，走出這裡，就忘了女高和我吧——她不想讓孩子們揹負精神負擔。
現在的張桂梅一無家庭，二無房產財產，三還沒有健康的身體。她甚至給縣領導反映：能否把自己的喪葬費預支出來，用到孩子們身上，自己火化後“骨灰撒到金沙江就行了”。有人問她：那樣我們想你了，去哪裡看你?張桂梅回答：你想我了，我就會來到你身邊。
如今女子高中的畢業生遍佈全國，她們把“艱苦樸素、發奮圖強、堅忍不拔、感恩回報”的女高品質帶出了大山，有的則又回到了山裡。
女高第一屆畢業生周雲麗，出生於貧困的山村家庭，苦日子讓她曾經夢想“賺大錢”。20__年以優異成績大學畢業的她，考上了寧蒗縣一中數學教師崗位。正當她準備上崗時，聽說母校緊缺數學老師，於是放棄“正式編制”，回到女高任代課教師……
陳法羽將第一個月的工資全部寄給了學校，之後每月拿出500元錢資助在校貧困學妹。她說：“女高改變了山裡女孩的人生，我們該把張老師的精神傳下去。”
許多年前，張桂梅過的是一種和現在完全不同的生活。那時，她在大理有丈夫，有一個家。
她是黑龍江人。母親在近50歲時才生下她，在她年少時去世，她跟著哥哥姐姐們長大、生活，一直有寄人籬下的滋味，她渴望有一個自己的家。1974年，17歲的她跟著三姐來到雲南支邊，在中甸林業局當過播音員、宣傳隊隊員，80年代，經人介紹，她認識了一個男人，是中甸林業局子弟學校的校長，"為了他，我也申請去當了老師"。很快，他們結婚了。
她跟著丈夫回了他的老家大理喜洲，在喜洲一中任教。在她的回憶裡，丈夫多才多藝，兼職給別人修傢俱、講微積分課，賺來的錢給她花，給她買她愛吃的楊梅罐頭。她不愁衣食，不用自己做飯，兩人常常去洱海邊上散步，想去哪兒玩就買車票。丈夫對她好，去大理市裡開會，只要當天能夠趕回去，一定會和她一塊吃飯。
她是極其外放的性格。在東北，她有過一段不安生的少女時期，在家排行第五，跟著哥姐長大，沒有嚴厲的管束，人送她外號五猴子，總是上躥下跳，後來在文工團裡當舞蹈演員，調皮搗蛋，會哄騙鄰居家的小女孩，把人家的長髮剪掉，還會抓毛毛蟲嚇別的孩子，老師一巴掌拍死毛毛蟲，手就腫起來，她捱了一頓罵，往外跑，在野外遇到了狼，最後被老鄉送回家。
等結了婚，她喜歡去歌舞廳，不想去開學校例會，作為校長的丈夫就包庇她去唱歌跳舞……有時候喝醉了，丈夫就把她揹回家。那時候她是一個美麗的老師，說一口動聽的普通話，化妝，穿紫色皮鞋、藍色褲子、紅色上衣，她和丈夫的宿舍裡，掛著一個手編的門簾，小個小個的珠子掛起一串，美極了。
一位喜洲一中的女老師回憶，到了午休的大課間，在桃子樹下的草坪上，張桂梅會帶著孩子們圍著圈圈唱歌、跳舞，"裙子穿起多漂亮多飄逸"，學校裡關係好的老師給她取了個外號：老妖精，簡稱老妖，她也回嘴，小妖，"生活有滋有味的"。
1993年12月，張桂梅的丈夫被查出胃癌晚期。後來，她形容那段歲月，"我看那山和水都是灰濛濛的一片，這意味著我有家的生活即將終止，愛與被愛的生活即將結束。"
她盡了最大努力留住丈夫，把房子賣掉，家裡所有能賣的東西也全部賣了，總共籌了二十多萬。她到處跟親戚朋友們借錢，後來丈夫的家人勸她別治了，她不願意。丈夫自己也想放棄，她勸他，我們能活一天算一天唄，就等於你陪我一天就行唄。不管多貴的治療方案，她都試，7千多一天的進口藥也用上，二十多萬，半年就見底了。
1995年2月，丈夫還是走了。她不想埋葬他，也不想火化他。她走到昆明的大街上，萬念俱灰，往行駛的車上撞，駕駛員踩了剎車躲開，讓她尋死別連累別人。回去以後，她和停屍房的人說：請您把他從冰箱裡頭搬出來。她最後一次抱著丈夫痛哭。愛與被愛的生活，結束了。
抱著丈夫的骨灰盒回到大理，處理完後事，她失去了生命力，頭也不洗，只是躺著，什麼都不想幹。只要一出門，她就看到丈夫活在小草裡，活在洱海中。
這樣的日子過了一年，她想，她必須離開。她申請調動，填了許多地方，只有華坪接收了她。對於這個小縣城來說，大理是個大城市，她是個來自大城市的老師。1996年，她把裙子和門簾都留給了同事們，帶著一件丈夫留下的毛背心，來到華坪。
起初，這更接近於一種放逐和逃避。她先是在中心中學當老師，一年之後，申請調動到新建的民族中學。但到了華坪，她看到的事物有些不一樣了：有學生冬天穿著一兩塊錢的塑料涼鞋，有學生買不起飯，晚上抓一把米放進熱水瓶，作為第二天的早餐。她常帶學生下館子，幫他們交學費、添置衣服和被子，把丈夫的毛背心給一位小男孩。這裡的孩子需要她，"為了能讓他們走出大山，我做了一點小事，我感到快樂"。她的心裡有了一些輕鬆的感覺。
她清楚地記得，一個帶著女兒前來交書本費的父親，走了五六個小時，把賣桃子的收入、一大包的錢塞給了她，"他很樸實地告訴我，就這些了啊，我有錢還給你送來。"她動員了幾個學生一塊數錢，一分錢、五分錢、兩毛錢的紙幣，零星的幾個硬幣，髒兮兮的，總共不到50塊錢。但她把紙幣捆成了一捆，留作紀念，"你看看人家這日子過的，還滿高興滿高興的，然後把孩子還送給你。人家沒有一句怨恨的，一句都沒有的。我們還怨天怨地在這兒怨的。"
她反觀了自己。"人家還沒像我，我不缺吃，不少穿啊，這個人的生死應該是自己明白的。這個天災人禍自己應該明白。自己(就別)糾結在那出不來的情感，是不是?"她慢慢打起了精神，內心的苦悶和空虛漸漸被驅散了。
"但不幸再次降臨在了她的頭上"，用華坪縣前教育局局長，如今是張桂梅宣講小組一員的楊文華的話說。1997年4月，張桂梅被診斷出患有子宮肌瘤。從醫院到學校10分鐘的路程，她走了40分鐘。回到了宿舍，她哭一會兒，站一會兒，一夜未眠。
當時她是四個國中畢業班的政治老師，第二天，鈴聲一響，她本能地走進教室。她想陪孩子們走完這關鍵的幾個月，他們來不及適應新的老師了，那是他們考學的機會。她還能怎麼辦呢?當年患癌的丈夫撐了一年多，是因為自己百般籌錢，在他身邊照顧，如今輪到了自己，沒有醫藥費，也沒有人安慰。
吃止痛藥，再疼就捂著肚子上課，就這樣，她送走了四個班的畢業生。後來，她借了幾千塊錢，坐上了夜班車，到昆明做手術。她的腫瘤拿下來，腸子粘連到了後背，每次摸的時候就感覺到非常硬，肚子像一塊石頭一樣，疼的時候是一陣陣的，人也變成黑瘦黑瘦的了。
萬幸的是，這個從外地來的、埋頭苦幹、帶病上課的女人被看見了。當時華坪縣正大力發展開採煤礦，學校裡的老師工資低，就幹著第二份職業，或者辭職出來做煤礦生意，縣裡正需要一個正能量的老師作為宣傳典型。一個政協委員告訴她，我們絕不能捧著骨灰盒來宣傳您。她的事蹟開始在小縣城裡傳遍，兩次手術期間，一天晚上她喘氣困難，學校裡的幾位老師冒著大雨去醫院，給她取氧氣袋，一晚上跑了五六次，整夜在身邊照顧她。還有一位山裡的女人，把五塊錢的路費也捐給她治病，自己走了六個小時的山路回家。
她形容，那是一種"愛的支撐"。
後來，她有過幾次成家的機會。她的名聲傳出了縣城以外的地方，有人慕名而來。有一次，王秀麗接到了她的電話，說北京來了一個作家，你過來看一下嘛。王秀麗想，跑上門跟人家說自己是作家的人，通常都是不厲害的，便沒去。第二天才知道，那是張桂梅的追求者，見面的時候，張桂梅還塗了口紅，穿了高跟鞋。王秀麗立刻叫個摩的就去了兒童之家，但那人已經走了。
要是成家了，必然是要分一半的心給對方，張桂梅說，找一個伴有什麼用呢。王秀麗說，每天很累地回到家，至少有個人跟你說一下話嘛，抱一抱你也是好的嘛。
王秀麗聽說，是兒童之家的孩子不喜歡那人。那人坐椅子，孩子就說，你起來一下，假裝要掃地。那人坐床邊，孩子就說，你起來一下，假裝要疊被子。一天都不讓那人坐下。他們還問張桂梅，你要忙著結婚嗎?你就怕以後我們養不起你嗎?
後來，就再也沒有什麼北京來的作家了。
如今，王秀麗的女兒在女高讀書，生了大病，為了方便照顧女兒，她搬進了女高的教職工宿舍。12年了，建校時種下的芒果樹已經鬱鬱蔥蔥，走在女高的路上，王秀麗指了指掩在樹後的教職工宿舍，說，“她開心的時候，會拿喇叭在那喊我”。
秀麗啊，你出來一下，秀麗啊。聽到張桂梅的聲音，王秀麗通常是穿著睡衣就往外跑。那個瞬間，小喇叭變成了張桂梅手裡的一個玩具，用來呼喚自己的好友。
今年春節，張桂梅給了王秀麗一張自己病例的影印件，類風溼性關節炎、支氣管炎、嚴重骨質疏鬆、神經鞘瘤、骨瘤、肺氣腫、小腦萎縮……她被查出來23種病，有時候太痛，也會和王秀麗訴苦，我死了算了，我把這窗戶開啟，就從這裡跳下去。
但更多時候，被小喇叭叫出來後，兩人只是鬥一會兒嘴，閒聊。很快，張桂梅又舉起小喇叭——下課鈴聲響了，10分鐘的吃飯時間開始倒數計時。“跑快點”、“說你呢”，張桂梅又變成那個嚴厲的女高校長，學生嘴裡的“大魔頭”、“周扒皮”。
張桂梅初來華坪那幾年，和喜洲一中的一位楊老師經常通訊。那時候，張桂梅的名聲漸起，楊老師寫信告訴她，喜洲一中有了一些議論，覺得張桂梅那樣活著沒有意思。沒有家庭，不能完整地過日子，放棄了世俗的快樂，那麼拼命，把老師和學生都折磨成那樣。楊老師記得，她沒有生氣，只是回信說，人活著，反正要做點事情。
每次到昆明開會，張桂梅一定要當日來回，女高的清晨被她的喇叭聲劃破，夜晚，再用喇叭聲結束。要是哪天聽不到喇叭聲，女孩們總會探頭探腦地問，老大呢?在女高三年，殷鑑常常聽到張桂梅說的一句話是，每個人都需要一個舞臺。但女孩們進了大學，有了舞臺，張桂梅幾乎再不和她們聯絡，“老惦記人家幹嘛，她出去放飛，放飛就行了”。
跟著張桂梅看多了山裡酗酒的父親、愚昧的母親、女孩們被安排好地早早嫁人的生活，殷鑑覺得，如今她們能過上平常的生活已經足夠珍貴。很多當年的女高學生們都成家了，他經常能在朋友圈看到她們晒孩子、聚餐，以及回老家的時候拍山裡的風景。那些風景對於她們已經有了不同的意味，不再是貧窮、被困住的生活，“因為她自己走得高了”。
而張桂梅急劇地衰老了。20__年，幾種病湊在一起發作，她被送進了醫院，那之後，她瘦了二十多斤，衣服變得空空蕩蕩。如今起床，她會留下一床凌亂的被子，以便夜晚能順勢再躺進去——她已經沒有力氣扯開疊得整齊的被子。離開女高回北京後，殷鑑給她打電話，她說，前幾天差點人就沒了。他聽著揪心，後來打電話給她，都需要下半天決心。
這兩年，王秀麗感覺張桂梅的性格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前，女孩如果在學校不聽話，她家訪時會當著父母的面罵：我們都供你讀書了，你還如何如何。但現在，她只是會說，姑娘，你要好好讀書，要不然對不起那些幫助我們的人。“當一個人開始溫柔地對待她周圍的人和事的時候，她就是老了。”
張桂梅身邊的人說，她似乎只剩一口氣撐著了。人人都知道，她想讓女高的孩子考上清華北大。每次課間操期間，她讓高一高二的學生齊聲大喊：學姐加油!加油上清華!加油上北大!“我的學校要是能出一個清華、北大的就好了。”她最常說這話，沒事她就拉著王秀麗觀察她的女孩們，“你看我這些孩子，胖嘟嘟的，是不是看著很好嘛……我的學生裡到底哪一個是清華、北大的啊……”
“我看啊，哪一個都不是。”楊文華又來潑冷水了。他的班裡出過雲南省第一名，培養過清華、北大的學生，知道大學聯考每個科目應該不得低於多少分，“但張老師一點概念都沒有”。
有一回，張桂梅犯心臟病，趴在柱子上動不了，一個女孩走過來拍拍她，不說送她去醫院，只是說，彆著急，我給你考清華，就走了。女孩把課本背了五六遍，最終上了浙大，那是張桂梅離清華、北大最近的一次了，她也知道，孩子們都是在硬考，“累個半死”。
還有一回，張桂梅花了幾萬塊錢請了一位名師來講課，對方不帶課本，公式一個套一個，從高一套到高三，高三再套回來，“嘩啦啦講完了，我們全部傻了”。張紅瓊教地理，女孩們高中入學了，問她們美國在哪兒，都指不出來。女孩們努力了，考了個20分，也急，也哭，老師們不敢罵，只能安慰。那個上浙大的女孩，書背到第四遍的時候，她告訴了張桂梅，張桂梅說，那再背一遍好了，咱再多考一分，也許就上清華了。
每一年大學聯考成績出來，都讓張桂梅失望。但殷鑑說，“我們又覺得也挺好，那要是真有了，她可能當時就……因為她現在的這個身體，真的靠這個作為精神的支撐。”
早上5點15分醒來，張桂梅每天都在想，不幹了不幹了，明天就不幹了。每天成把成把地吃著藥，也止不住地疼。下床感到非常艱難，腿落地就像針刺一樣。但她又想起來她的清華北大，“六十多歲了，不想徹底治病了，這點餘光我放著就行了，繼續追逐我的夢想”。
《人物》最後一次見到張桂梅，是11月的一個傍晚，她從兒童之家出來，穿著羽絨服，頭髮溼漉漉地貼在頭皮上。剛洗完澡，她的右肩疼得很，孩子們幫她擦了藥。“擦完藥也不好使啊，難過得要死要死的。”她說，“此刻我就想找個地方好好躺著。”每天傍晚，她都會去兒童之家待一個小時再回女高。10分鐘的路程，她已經走不動了，一個兒童之家的孩子騎著電動車送她。
她拒絕了和我們再聊一次，“給我留點力吧，我還要去找學生聊。再不回去，她們估計又以為我去醫院了”。她用手撐著騎車人的肩，側著身子一點點挪上了後座，“到我明年大學聯考完，我能活到明年大學聯考完……到時候你再來，看我的成功與失敗。”
雲南華坪女高的一天，從清晨的喇叭聲開始。
女高就建在半山腰上，天還沒亮，五點多響起的高亢喇叭聲，是來催促起床的，女孩們揉著眼睛往外走，一個女人的聲音穿透過喇叭："傻丫頭，快點!"到了教學樓，喇叭聲也不間斷："時間快到了，遲到了的掃球場去!"
課間操的音樂響起，喇叭聲繼續從人群中穿過："腳抬高點唄!"到了吃飯時間，喇叭裡傳出的是震耳欲聾的紅歌，吃完飯的女孩們趕緊往外跑。到了深夜，喇叭聲喊著女孩們的名字，讓她們趕緊上床睡覺。拿著喇叭的女人就站在樓下盯著，按照規定，宿舍的門不能關，誰要是玩手機或者聊天，她馬上能聽到。
這個木蘭王牌的小喇叭始終握在女高校長張桂梅的手裡，在它之前，她已經用壞了十幾個一模一樣的。喇叭的主人強硬，脾氣挺大，不好對付，掌控著關於女高的一切。
在這所寄宿制學校，性別特質是要被抹平的，女孩們必須剪齊耳短髮，短髮洗起來節約時間，也節約水，吃飯時間被壓縮到10分鐘，每週放假只有3小時。開學時要抄黨章，看革命戰爭片，週六有一堂思政課，張桂梅會拿著喇叭在臺上講，作為一個女性，一定要堅強，要獨立，要讀書，用知識來改變命運。
有高三的學生，把書碼得高高的，在那兒低頭打瞌睡、照鏡子，張桂梅發現了，一股腦兒把桌上的書掃到地上，把鏡子直接砸爛。還有學生11點多下了晚課，被張桂梅揪出來說藏零食的事。按照規定，私藏零食是要退學的。女孩倔著不認錯，張桂梅就要求老師和她一起盯著，有時候僵持到凌晨一兩點，6點多上課，老師快堅持不住了，還是得陪著張桂梅"演戲"，分飾黑白兩角，一定要讓女孩認錯。
女高的畢業生陳法羽回憶說，上學時看到張桂梅站在那兒，她和同學們都不敢往那邊走，乾脆繞點遠路。女高的學生幾乎不敢抬頭和她對視，上課沒注意聽講要被罵，成績下降了要被罵，負責打掃的區域有灰也要被罵……
在女高當過三年志願者的殷鑑告訴《人物》，自己能待這麼久，是個意外，跟張桂梅在一塊，必須處處自覺。他看著之前許多去女高支教的志願者，有人想指導張桂梅搞素質教育，還有人夜裡貼黑不溜秋的面膜，讓女孩們看見，也模仿著買三塊錢的面膜，把臉弄過敏了。這些志願者，基本都被張桂梅轟走了。
女高老師的情況也是如此。20__年，張紅瓊讀大四，在雲南師範大學見到了張桂梅，她和同學們被張桂梅的講演感染，找到了張桂梅住的旅館，說想來女高當老師。張桂梅強調，要能吃苦。她想，自己後來被選上，可能也是因為看著強壯。
來華坪面試那天，張紅瓊看到，校址上只有一片草地和一個廁所。5個月後的9月1日，憑著一棟4層樓，女高開學了。在兩個大教室各放幾張床，男老師住一間，女老師住另一間，學生們住在二樓，宿舍也是教室改造的。晚上學生上廁所，就由一名女老師和一名男老師陪同，到旁邊的民族中學去上。
剛辦學的時候，張桂梅要求老師們五點鐘起床，分成四個小組打掃整棟教學樓，到七點鐘，還要打掃乾淨院子。張紅瓊說，他們一點也不情願，覺得她太壓榨了，違反了《勞動法》，十幾個老師還寫好了聯名信，簽了名，要抗議張桂梅的行為。一年之後，17個老師走了9個。
衛生交由學生打掃後，張紅瓊是學校團委書記，負責每天站院子裡看著學生打掃衛生。有一次，她沒看學生掃地，出門吃飯了。吃著飯，接到張桂梅的電話，她趕緊坐個摩的回學校，但還是晚了，張桂梅在院子裡劈頭蓋臉批評了她一頓：你現在回來幹什麼……張紅瓊一邊哭，一邊走回去繼續看學生打掃衛生。
早上要跟衛生，中午要跟，晚上還要跟，後來張紅瓊懷孕了，她想，以後孩子出來我怎麼辦啊。一天早上，她決定"軟抵抗"，就在宿舍睡著不出來了，想以此退出這個工作。張桂梅找到她，她說，衛生不想管了，我要更多去關注一下孩子。張桂梅同意了。但之後兩年，她明顯感覺到和張桂梅的關係疏遠了，"為了家庭疏於工作的這種人，張老師就不怎麼欣賞"。
一所沒有“門檻”的學校
對於大山裡的女孩們來說，華坪女高沒有“門檻”。
從建校第一天起，張桂梅便定下規矩：學費、住宿費等全免，只收少量伙食費。特別是對貧困家庭的學生，即便基礎很差，會考分數沒過線，也全部招進來。首屆學生幾乎全都是“線下”生。
學校生源差，教學條件更是十分簡陋。校園沒有圍牆，沒有食堂，甚至沒有廁所，只有一棟教學樓和一根旗杆，院子裡滿是雜草。學生在一間教室上課，在另一間教室睡覺，吃飯、上廁所都只能去隔壁學校。
“她心裡著急，如果等學校全部建好，晚一年招生，就又有一批女孩被耽誤了。”楊文華說。
學生入學了，張桂梅卻犯了愁。“有的學生考試只能考幾分，這樣下去可怎麼辦?”張桂梅心想，就是把命搭上，也要把學校辦出名堂。
在華坪女高，學生雷打不動每天5點30分起床晨讀，晚上12點20分自習結束才上床睡覺，連吃飯時間都被限定在15分鐘。
張桂梅有一個小喇叭幾乎從不離手。“傻丫頭，快點!”在校園裡，有學生稍一磨蹭，就會聽到她的吼聲從小喇叭裡傳出來。
十幾年來，她不僅每天陪學生自習到深夜，還一直住在學生宿舍。“我一刻也不能離開學校，老師、學生我都得盯著。”她說。
20__年夏天，華坪女高首屆畢業生一炮打響，大學聯考百分之百上線，還有幾名學生考上了一本。“和學生入學成績相比，華坪女高創造了一個奇蹟。”楊文華說。
20__年，華坪女高完成建設工作，各項設施逐步完善，學校有了食堂、宿舍，還有了標準的塑膠運動場。截至目前，學校3個年級共有9個班，在校生達464人。張桂梅常年堅持家訪，累計行程11萬多公里，覆蓋華坪和周邊縣的1500多名學生。至今，華坪女高已送走10屆畢業生，1804名學生從這裡考入大學，學校不僅一本上線率高達40%多，大學聯考成績綜合排名還連續多年位居麗江全市第一。
學校語文老師韋堂雲說，學生成績突飛猛進，但張桂梅的身體狀況卻一落千丈。她的身上貼滿了止痛的膏藥，平時連爬樓梯都十分艱難。
今年2月，受疫情影響，學生只能在家上網課。心急火燎的張桂梅直接在教室外搭了一張行軍床，每天躺在床上，盯著老師學生上網課。
“我上網課的時候，經常聽到她在床上疼得忍不住發出聲音，但她從來不說。”韋堂雲說。
華坪縣融媒體中心記者王秀麗是張桂梅相識多年的閨蜜，也是她為數不多的傾訴物件。
“她全身都是病，骨瘤、血管瘤、肺氣腫……以前她經常讓別人猜我倆誰更重，可現在她已經從130多斤掉到了只有七八十斤。”王秀麗說。
王秀麗覺得，網上關於全職媽媽的那些謾罵和爭議，“是因為他們沒有親眼見到超乎想象的貧窮”。她70年代出生在華坪縣城，從小家裡吃的是大白米飯，有一溜兒的玩具，沒吃過什麼苦，直到跟著張桂梅去家訪，才真正理解了她所說的貧窮。
深山裡頭，一些人的家只是四面黃牆。政府給的低保不知道怎麼花，家裡的男人們就拿去買酒喝，房子邊上的酒瓶壘得比屋簷還高，白日裡口齒不清醉醺醺，女人們也沒有任何辦法，燒點苞谷，燒點洋芋，混著發黴的米飯，一頓頓吃下去。
也不僅僅是貧窮。一個小姑娘的父母去了成都打工，很多年不回來，她和爺爺住，七十多歲的爺爺還做著石匠的工作，家裡破敗。小姑娘要大學聯考了，叔叔打電話讓父母回來一趟，王秀麗看到，小姑娘害羞地揪著母親的衣角，笑得十分開心。但是母親神情僵硬，不知道該怎麼和多年未見的女兒相處。王秀麗也有一個女兒，她覺得難過：母女間的關係不應該是這樣子的。
從這個家離開之後，王秀麗心裡憋悶，下車步行了一段時間，天色將暗，天氣寒冷，她想，如果讀了書，這個女孩是不是就不用重複母親的命運：早早嫁人，生養一個女兒，卻不懂得如何去愛、去教育她。
那時，張桂梅已經是華坪縣孤兒院“兒童之家”的院長，第一天收來36個孩子，女孩多於男孩。華坪縣產煤，一些男孩因為礦難成為孤兒，但女孩們大多是被丟棄的。張桂梅生於1957年的黑龍江，家裡有6個孩子，她是最受疼愛的小女兒。但在華坪，她看到健康的女嬰們，“就是你丟了我揀”，輾轉來到孤兒院。
孩子背後的母親，遭遇也是慘烈的。一個小男孩的母親，因為不堪忍受丈夫虐待，找來哥哥把丈夫打死，自己也進了監獄服刑;離開丈夫和一雙女兒的女人，到另一個城市生活，卻被追來的丈夫殺害;一個小男孩的母親，生育第二個女兒的時候，在家用土辦法接生，產後大出血，她想見丈夫，但是婆婆不讓，覺得晦氣，最終女人遺憾離世，丈夫終日買醉，犁田時死在了田裡，留下一老一少。後來張桂梅才知道，這位婆婆，一輩子沒下過山。
同時，張桂梅還是民族中學的老師和班主任。雲南一共26個少數民族，華坪縣就有26個，民族中學的女孩們多來自大山深處，常常讀著讀著就不見了，張桂梅就進山裡，去找那些消失的女孩們。有時候敲門，介紹自己是老師，屋裡有動靜，卻沒人來開門。家長們怕她把女孩們領走，家裡沒了勞動力，反正國家給補助，生活可以就這樣過下去，“烤洋芋就烤洋芋，跟著太陽走就跟著太陽走，反正也餓不死”。
從年幼到後來成家，張桂梅的生活還算富足，直到進了大山，她第一次切實地接觸到貧窮，接觸到女性身上的悲劇，她也是迷茫和困惑的，“我想不出來一條出路，我想了很久很久，不知道到底怎麼辦。”最初，她只有一個樸素的想法，讓班裡的五十多個孩子都不輟學。
但在去家訪的路上，她看到了更多輟學的女孩。遇到過一個放牛的小姑娘，她跟人家說，走，跟我去讀書，同行的人說，你是不是瘋了，看見人就要人去讀書。張桂梅執意，走，跟我去讀書。女孩只是看了她一眼，吆著老牛就走了。張桂梅看著她的背影，背個小包包，手裡還拿著一個黑不溜秋的粑粑當糧食。
“把這些地方從窮坑裡拔出來我是做不到了，但是我想救她們啊。我想讓這些山裡的女孩子讀書、見世面。看看為什麼別人那樣，你自己卻這樣?”家訪的時候，她會問家有多少人，有多少畝地，有多少花椒，是否掛果了，掀掀鍋蓋看看裡面煮的是什麼，去摸摸床上的被子，就知道家境如何了。
“那是現實情況讓我辦的(女高)，並不是我非常先知先覺的，並不是。”11月，在她的辦公室裡，張桂梅提起往事，依舊有些激動，會用手輕輕推身邊人的胳膊，拍拍旁人的大腿。她的辦公室位於兩間高三教室的中間，方便她巡邏，女孩們的讀書聲隱隱傳來。她也承認，這種投入和回饋，讓她找到了一種新的精神寄託。
就是這樣一位"暴君"，今年夏天出現在央視的《面對面》節目裡。她建起的女高，一所全免費的公辦女子高中，去年有159個女孩參加大學聯考，考上本科的是150人。再往前數，從20__年女高成立到現在，一共有1804名女孩考上大學，離開這裡——在西南邊陲的小縣城，這可以稱作一個奇蹟。七八月份，張桂梅為此接受了兩次群訪，13家媒體的記者圍繞著她，網上都是"女英雄"的稱呼。
在華坪，張桂梅的名字其實20年前就傳開了。成為女高校長之前，她是帶病上課的民族中學老師，也是當地孤兒院"兒童之家"的院長。時代變遷裡，她的故事變得越來越魔幻，隨意問起路人，人人都知道她，一位上了年歲的婆婆說，在電視上看到張桂梅騎著駱駝去深山裡家訪，勸女孩們回來讀書——實際上，華坪壓根兒沒有駱駝，張桂梅騎的，是一匹馬。
在那些過往的語境裡，張桂梅已經成為一個全身心奉獻的、偉大的黨員——少年喪母、青年喪父、中年喪夫，一生無子。她日日往返於女高和兒童之家，連遠在東北的哥哥、姐姐相繼去世，她都沒有時間回去。她沒什麼朋友，也沒什麼興趣愛好，像一個完全沒有縫隙的人——直到她登上微博熱搜的那天。
那是今年10月，張桂梅的一個採訪引發了熱搜。視訊中，張桂梅講述因為學生當了全職太太，而不願意接受她捐款的故事——"我最反對當全職太太，你滾出去"，將張桂梅置於輿論中心，"全職太太也需要尊重和理解"的聲音，一時之間淹沒過了"女英雄"。
在這之後的一個月裡，張桂梅拒絕了不斷前來約訪的媒體，直到11月份的一天，她才出現，穿一件黑色羽絨服，黨徽戴在胸前，開啟羽絨服，裡頭是黑色毛衣，在同一個位置，還戴著一個黨徽。"紅到心裡去了。"她伸手去遮，有些不好意思。
有媒體問張桂梅，你覺得自己現在是一種比較理想的女性狀態嗎?你希望學生們成為怎樣的女性呢?
張桂梅輕輕搖了搖頭，不願意回答這個問題，"又提到女性了，算了。"
"全職太太"事件之後，她面對媒體有了些謹慎。那天，包括《人物》在內的一行人來到她面前，她看著縣委宣傳部的人，說你怎麼又來了，是揶揄的語氣，也是她一貫的說話方式，直接、乾脆。
她說她的想法最初是從自己的女學生出發，後來到深山裡的女性，"能救一個是一個"，希望女孩們在成為一個母親之前，還可以讀書，大學聯考，離開這裡，給下一代一個好的環境。
"真的是重要，家庭的背景，家庭的環境，母親母體的肥沃"，張桂梅正講著，我們大笑了起來，母體的肥沃?多麼新穎的表達。
"我說的是知識的肥沃，土地的肥沃……"張桂梅趕緊解釋，但也跟著笑，"我又不好好說話了。"
那些圍繞著張桂梅的"女權主義者"的稱謂，華坪縣婦聯主席劉安萍並不認同。她和張桂梅認識好幾年，覺得對方一直以來的想法就是救山裡的女孩，救一個就是救三代，"可能我和她接觸多，我也認同她的這個想法，我覺得她的這個樸素的觀念就是這樣，如果一定要把她和什麼概念聯絡起來，是不是有點過度解讀了?"
女高辦學路上曾經最堅定的反對者、曾任華坪縣教育局局長的楊文華在採訪時主動提起了那個視訊。很多人談獨立，談自由選擇，不見其語境。他覺得張桂梅反對的不是全職太太，而是反對她的學生們去當全職太太。"這些學生就像她親生的一樣，如果沒有這個學校，她們10年前就是結婚生崽，生一窩的那種。"他激動地側著手掌砸了砸桌子，"她作為一個母親，作為一個老師，把你撈出來，救了，你又回到原點了。"
王秀麗在華坪縣電視臺工作，是最早關注和報道張桂梅的記者之一。作為記者，她最開始書寫張桂梅，並非是那種歌頌式的報道視角。"因為我覺得不管對她的評價有多高，其實她是個非常普通的女人。"她是張桂梅在華坪唯一的好朋友，她們會各自搭著摩的到餐廳會和，相約吃火鍋和披薩，喝幾杯雲南乾紅，偶爾也在辦公室偷偷喝飲料、吃零食。張桂梅和她說起自己年少時的男友、去世的丈夫，以及後來可能成家又被她拒絕的機會。
她們也會爭吵，常常其中一個摔門而出，十幾天不聯絡，直到另一個打來電話。女高建校那年，王秀麗接到一個電話，張桂梅在那頭說，我都要死了，你還不來看我。"她也有她的煩惱，她也有她的委屈。"
跟著張桂梅去家訪，王秀麗會幫忙拍一些鏡頭，家訪的視訊會放給學生們看。但有時候，王秀麗不願意拍，她覺得女孩們會自卑，並不想展示出來。張桂梅固執地要拍，她說，我不這樣做，她們就以為她們像公主一樣。王秀麗還是舉起攝像機拍了，"一個人撐了那麼大一所學校，還要努力地讓這些孩子出去，不要讓人家看她們的笑話，至少要讓她們有一個光明的未來，她的壓力是非常大的，所以那時候她可能稍微有點暴躁，有點尖銳。"
20__年，王秀麗看到了張桂梅在全國xx大代表大會上的新聞，她喊著，我有一個夢想。辦一所全免費的女子高中，那個聲音從小縣城傳到了全國。在公交車上，王秀麗給她發了一條簡訊，祝賀她的夢想終於要成真了。
最初，張桂梅提出這個想法時，一片謾罵聲淹了過來。“別人說我得精神病了，或者是榮譽得太多了，得出癮來了，老想怎麼著怎麼著。”那時候王秀麗也勸她，已經得了這麼多項全國榮譽了，可以好好地到老了，躺在榮譽上，過完這一生。還有一次縣委組織的論證會上，所有專家都投了反對票，“什麼年代了還把男女分開?”
20__年，時任華坪縣教育局副局長的楊文華，陪張桂梅到央視錄製一個節目。去北京的路上，張桂梅說起了自己的這個夢想。楊文華教高中出身，要給學校修個實驗樓，修個學生宿舍，和校長一起跑斷了腿要錢。他看著這個只教過國中的普通老師，沒有任何管理經驗，一個人居然想辦一個學校?還一身病，隨時有可能倒下。而且，師資、錢、校舍在哪?
他故意問她，我們辦一所高中最起碼要有實驗室吧，你覺得這個實驗室大概要花多少錢?
她說，兩萬夠了嗎?
你做夢去吧!楊文華乾脆地說。他覺得自己非常自信，畢竟經驗上遠遠超過她。他發現張桂梅不僅理想主義，還非常幼稚，對建一所學校一無所知。
張桂梅態度也非常強硬，她著急地說，我們等得起，孩子們的成長等不起。早一天把學校辦起來，就減少一批走進惡性迴圈的女孩了是不是?
誰也沒有說服誰。後來他聽說，張桂梅去昆明“化緣”了。他還聽到了她當時的“化緣文案”：我們全縣十多萬人，一個給我10塊錢，我也是好幾百萬了，全省那麼多人，一個人給我5塊錢……“你說天真不天真?”
在昆明，張桂梅請雲南省總工會的人把她的身份證、勞模證明、報紙報道和種.種獲獎資料影印了一大堆，她上街去募捐，一是為了辦女高，二也是為了兒童之家。最初答應當兒童之家的院長，一個基金會一年提供7萬塊錢資金，她也天真地以為，足夠了。
第一次去要錢，她下不了車，也張不了口，滿大街轉悠。她住在省總工會花錢開的賓館裡，翻來覆去睡不著，要不著錢，幹賠住宿錢和吃飯錢，自己在幹些什麼事啊，“我的生命的意義在哪裡?”天亮了，她繼續坐車，看到一個樓梯上鋪著紅色地毯的房子，想著這樣的地方一定有錢。她進門，對方一看，你是張桂梅老師不是?三個月前聽你的報告。那時她剛被評為十大女傑，學習的標語還沒有撤下，轉頭就變成乞丐了，“有個地洞鑽進去算了”。她說明來歷後，對方批了一個五千的條，說給孤兒院，辦學校不管。
後來她有經驗了，不去單位找難堪了，就在街上要，她拉著人問，你能不能給我點錢，我有個孤兒院，我想辦個學校。人家說，好手好腳不幹活，戴個眼鏡出來騙人。姐姐聽說了，也說她：你的臉皮真厚啊，這是人做的事嗎?是什麼讓你變成了這樣。
那5年裡，除了克服自己的清高和難堪，她還要面對身體的衰弱，她被查出癌細胞轉移到肺，怕身體完全垮掉，她沒有選擇化療，因此引發了一系列併發症，常常感到呼吸困難。在昆明，她老怕自己忽然窒息，把自己憋死。即便如此，“化緣”來的錢遠遠不夠。
轉機在20__年出現。“最最直接的，我不迴避，就是張老師幹到xx大代表了”，這個曾經堅定的反對者楊文華，看著張桂梅在北京“一炮放出去了”。“華坪通天了”，各級的壓力就來了，女高的建設進入了實質性階段。
xx大新聞播出那天，王秀麗收到了張桂梅的回覆，只有一句簡短的“謝謝”。後來見面，王秀麗就說她，你還挺傲嬌的呢。但她知道，張桂梅有很多很多的困難和委屈。女高建校那年，張桂梅有一次打電話給王秀麗，在電話裡一直哭，說，你要是再不來，我就要死掉了。王秀麗趕緊去找她，半個小時後到了，張桂梅還在哭，也不說為什麼。那天，王秀麗沒去上班，就陪在她身邊，靜靜地聽她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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