籌來了錢，可籌不來分數。
張桂梅本以為，只要提供給這些女孩機會，學習是水到渠成的事。但她發現這些學生基礎差，試卷測驗幾乎都不合格。
質疑的聲音不止。張桂梅去縣裡開會，聽到人議論，“說得可好，成績那麼差出來怎麼辦?”“如果只給機會她不學，那麼這個機會等於沒有，等於養她3年。”高一還未結束，她意識到這是個“嚴肅問題”，“高中要講分數，不講分數，大學聯考設定就沒有用。”
17個老師走了9個。心灰意冷時，她怕耽誤學生，找縣裡反映，想將學生分到其他高中就讀，遭到數落，“不讓你幹你非幹。”
後來她給老師下任務，一個班要考上多少一本和二本。她希望學校出清華北大畢業生。
更直接的方式是打時間戰。晚休時間從晚上9點半延長到10點半，最後延到12點20分。學生從6點起床提早到5點半，只有5小時睡眠時間。每天下午，學生回宿舍洗漱15分鐘，穿拖鞋回教室，以便晚上回宿舍躺下就能休息。
剛建校那會，為了給學生餘出更多學習時間，學校衛生被老師包攬。早上6點，全體老師要起床打掃校園。建設中的工地四處是灰，一下雨都是泥巴，老師們要去溝裡抬水，把水泥板沖洗乾淨。
每次臨近放假，張桂梅跟學生商量，再幹兩天，結果乾著幹著開學了，第一屆學生只在寒假休息了幾天。有人給張桂梅起外號“周扒皮”“魔鬼”“半夜雞叫”，那時的張桂梅每天守在教室門口，有學生坐著睡覺，她就把學生捅醒。後來，學生打瞌睡會主動站著聽課。
吃飯時間被壓縮到10分鐘。張桂梅要求食堂飯不能太燙，菜炒出來，要及時扣上鍋，不能過涼，她計算，一分鐘能有30個學生打飯，159人5分鐘能全部打完，最後一個學生也能有5分鐘吃飯時間。為了加快遞碗的速度，張桂梅不允許學生就餐過程中說話。
為了節省時間，女高學生去縣醫院看病不需要排隊。有醫生聽說吃飯只花10分鐘，向張桂梅抗議學生壓力太大，還有人罵她沒兒沒女，不知道心疼別人家孩子，張桂梅毫不在意，“只要不傷害她們，對她們有意義，就這麼幹。”
實際上，學校也曾有過一段“民主”時期，張桂梅借鑑其他重點高中，組織學生分組討論，她在旁邊聽，發現討論什麼的都有，隨即叫停。起初，學生6點半起床，9點半休息，結果學生越來越懶，成績越來越差。
張桂梅希望，學生能養成好習慣，有限的時間幹特定的事，“幹不完你就虧了”。有的女生愛乾淨，早上4點就起床洗漱。張桂梅於是將水停用，只在上午5點半到下午6點間放水，逼著學生休息。睡覺前，學生們提前用盆接滿水，用來沖洗廁所，內褲有時要積攢到週末洗。每週末僅有兩三個小時休息，學校沒有澡堂，學生要去校外賓館洗。
剛進校的17名教師沒有一位教過高中，張桂梅帶著他們去麗江學習。一位老師記得，那會學校流行評課，教室後面坐一排老師，專挑講課老師的缺點。板書哪裡不到位，課哪裡有毛病，老師們常常互相不服氣，當場頂起來，一堂課火藥十足，“女老師有的記仇嘞，下課了還追著問，你講給我聽聽。”
張桂梅鼓勵這種爭吵，反對互捧。一次評課，聽到老師們互評只講好的，她提起凳子就走人，把10多個老師晾在一邊。
學校花費18萬元去各個高中買試卷，開啟題海戰術。學生們高一高二上完課，高三刷題。有人說這種刷題方式不科學，她說，“我們不管科不科學，能考走一個好學校算一個。”
第一年，張桂梅在兒童之家和學校兩頭奔波，一邊是50多個需要照料的孩子，一邊是96個渴望考出大山的女孩，做著做著工作時間就沒了，她“把自己的生活忘了”。
這些女孩是學校老師通過滿大街和菜市場貼廣告、口耳相傳從大山裡招來的。
學生什麼也不用準備，只需帶著乾糧和衣服，坐上大山通往縣城的汽車，去女高尋找屬於自己的一方課桌。周雲麗是那個夏天的96個幸運兒之一。
報考女子高中時，周雲麗正苦於沒錢讀高中。媽媽早逝，父親養豬、種地、幫人鋤草，養活一家四口。在周雲麗的記憶裡，有些跛腳的父親總是一清早出門，用碗裝著冷飯上山勞作，傍晚才回家。
打從記事起，周雲麗就和姐姐去山上，替父親分擔農活。姐妹倆讀書的動力很直接——擺脫土地與貧窮。
但讀到高中，父親發了愁。兩個女兒都讀高中，一年花費上萬元，難以負擔。九年級還沒畢業，父親就開始為讀書湊錢。那時，父親總是坐在院壩邊、豬圈門口不停地抽菸。
在女高最初建立的兩年，來讀書的女孩幾乎都是因為貧困。周雲麗後來才意識到，自己很幸運。在她所在的村子，許多女孩十五六歲就已定親。山裡人覺得女孩讀書花錢，不如早早嫁人。
女高成為貧困女孩人生的第一個轉折點。當時，第一屆學生成績很多未達到會考分數線，且年齡偏大，有學生補習3年還未拿到國中畢業證。
女高接納了這些女孩，只要是農業戶口，想讀書，就收。僅有的一棟5層教學樓成為全校師生吃、喝、睡的場所。學生們住在3樓3間教室裡，每間教室有女老師陪同，其餘女老師和男教師被分入4樓兩間大教室。男老師們輪流在一樓木板床上守夜，夜晚，學生們要去隔壁中學上廁所，女老師陪同，男老師打手電筒護送。
開學不久，張桂梅就遇到一件糟心事。一個女孩去醫院做闌尾手術，被發現已懷孕4個月。一陣批評的浪潮襲來，女孩的父母也質問學校。女孩說了真話，孩子的父親是對面一所高中的男孩，兩人在入學前的假期發生關係。
張桂梅長了教訓。學校沒有圍牆，常有男孩來戲耍，張桂梅守在教學樓前，見到逗留等候的男孩就趕跑，大罵“小混蛋”。
學校沒有性教育課。有性知識輔導老師問需不需要支援，張桂梅讓他們“滾一邊去”，“手機上已經很過火了，還用教嗎?”
後來，教學樓一樓安裝了鐵柵欄。一向吝嗇的張桂梅在安全管理支出上毫不心疼，有宿舍門壞，她立即請師傅來修。每當大學聯考季來臨，張桂梅會請幾個人日夜看守教學樓，讓學生看到“樓前樓後都是人”，安心。
為了杜絕攀比，張桂梅規定，學生必須剪短髮，穿校服，女老師在校不能穿裙子和高跟鞋。
教學樓的一樓貼滿捐款人的名字和捐款數額，牆上的企業和個人幫助支撐起這所免費高中。每當有人來校捐款，她要求學生向捐款人集體敬禮，唱《不忘初心》。但她反對學生手舉捐贈牌被拍照的行為，有企業提出此類要求，張桂梅寧可錢打水漂也不同意。
有畢業生回母校捐款，但也不知道最終資助給了哪個學妹，張桂梅希望這種“背對背”的方式，讓學生沒有壓力地接受捐贈。
在張桂梅看來，貧困對女孩是一種隱私，對外，她稱呼自己的學生“山裡的女孩”。
學校師生的付出得到了回饋。20__年，華坪女高向社會輸送第一屆畢業生，96名學生69人考取本科，綜合上線率100%。這個成績讓華坪女高在縣城站住了腳跟。
周雲麗考上大學後，父親總是笑嘻嘻，做什麼都有勁，“覺得再讀4年就出頭了。”父親讓她和姐姐揹著裝滿菜和雞肉的筐子，當面感謝張桂梅。
踏上前往昆明的火車，周雲麗第一次認識大山以外的世界，也體會到不同成長環境帶來的差距。
同學來自全國各地，周雲麗發現他們能歌善舞，自己沒有才藝可展示。舍友問她用什麼乳液護膚時，她還不知道乳液是什麼東西。父親不願女兒落於人後，聽女兒說班裡同學都有電腦，他跑到縣城，花費4000元為女兒買了一臺電腦。
差距顯而易見。一位華坪女高的畢業生說，大學的口語課上，自己蹩腳英語口音一出，很多同學忍不住笑。還有人說，自己溝通力欠佳，不主動，不擅長處理人際關係。第一屆學生畢業後，張桂梅不斷收到這樣的反饋，一位浙大畢業生打電話對她傾訴，自己不如別人，英語也說不清楚。
這樣的反饋是張桂梅不曾預想的。張桂梅意識到，學校也需要與時俱進，她開始讓學生跳鬼步舞、穿黃色校服裙，讓兒童之家的孩子吃漢堡、披薩，將生活習慣改成“洋式的”，“免得出去讓人瞧不起。”
一位女孩考上大學後，向張桂梅傾訴，說自己跟同學相比又小又黑，穿得不好，說話也土氣，常受排擠，7個舍友同去宿舍樓底抬水，不許她喝，還經常留她一人掃地，不過自己沒哭過。張桂梅誇獎她好樣的，還對她說，“欺負我，就給我揍回去，別看你長得小，不怕。”
還有考入北京的學生跟她說同學來自人大附中、衡水中學，張桂梅鼓勵學生不要懼怕競爭，迎頭上。她相信華坪女高畢業的學生“後勁非常足”，不會被輕易打倒。
女孩們不可避免審視過去。一位20__級的畢業生說，自己曾有一段時間充滿沮喪，上大學後，她發現同學在高中階段就出國旅遊，考上大學順理成章，而自己的高中生活被枯燥的學習生活填滿，拼盡全力只是為了擺脫農民身份。不公平感會在某些時刻冒出來，但她也因此看到奮鬥的價值——大山走出來的她能通過大學聯考同優秀同學站在一起，這件事本身就值得欣喜。
張桂梅在教學樓外牆上貼了幾個字：剛強、慈惠、質樸。她常鼓勵學生，哪怕落榜了，也不要怕失敗，“天塌不下來”。但有畢業生結婚後回來看她，帶著孩子，又沒有工作，張桂梅會面露憂慮。
張桂梅希望，女孩們走出大山，不要再回來，也不用回母校。有當醫生的畢業生想捐工資，張桂梅沒有收，她不願拿學生的錢。如果未來實力允許，她希望學生能把錢捐給沒錢治病的窮人，而母校和她本人都不需要報答。
張桂梅常說，女子高中是為社會培養人才，一個人奮鬥不是為自己和父母，而是為國家和民族。如果看到有人落水，張桂梅覺得，不管自己是否自信有能力救人，都應該伸手拉一把。
她知道被人拉一把的感覺。來華坪縣任教前，她在中甸子弟學校當老師，在那裡與丈夫相識、成婚，度過了一段平靜的時光。
1995年，為了給身患癌症的丈夫治病，張桂梅花光了全部積蓄，最後給丈夫立碑的錢也沒有，又借不到錢，她在大馬路上撞車尋死，被司機破口大罵。那一刻，張桂梅體會到，“人需要幫忙時，只要有人提一把，真的感激不盡。”
校長就是“心理醫生”
華坪女子高階中學沒有專職的心理醫生。學校老師們開玩笑說：“張桂梅校長就是心理醫生。”
緊張的高中學習生活，家庭貧困的陰影，經常會使一些學生精神狀態低迷，學習成績滑坡。每當遇到這種情況，張桂梅不僅耐心地開導學生，而且親自去家訪，瞭解學生背後的家庭原因。她不能讓任何一個孩子輟學。
張桂梅每晚住在學生宿舍。高一年級的一名女生情緒低落，學習成績退步。張桂梅就讓她與自己同住，經常開導她。瞭解到女孩的父母經常打架，女孩還常被父親嫌棄辱罵。張桂梅3次到村中她家裡為其父母調解，終於讓全家和好，小姑娘臉上有了笑容，學習也更努力了。“我要救這個孩子，就要救她父母，救她全家!”張桂梅說。
“陳小琴(化名)最近考試成績才390多分，這個成績究竟是什麼原因?”今年國慶家訪，張桂梅帶著滿腹疑問來到船房鄉華榮村高三學生陳小琴家。陳小琴家是貧困戶，母親有精神疾病，父親受到村裡幫扶，當了村裡的保潔員。張桂梅明白了陳小琴的心病，親切地鼓勵她：“大家都在幫助你家，你在學校的生活費有學校補助，你不用擔心家裡，應該全力以赴地專心讀書。”
12年來，華坪女子高中沒有一個學生因為貧困輟學，沒有發生過學生自殺、自殘的事件。12年來，跋山涉水的家訪，每個學生和家庭的甘苦張桂梅都瞭然於胸。
李桓英，一位98歲的老人，在麻風病防治的道路上，還在繼續前行。
1958年，李桓英拒絕世衛組織續簽5年的合同，瞞著定居美國的父母，毅然回到國內。“我是中國人，我在北京出生，我不能忘本，我要把最好的年華奉獻給祖國。”
1978年，李桓英調到北京友誼醫院、北京熱帶醫學研究所任研究員。從此，57歲的她將全部精力奉獻給麻風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用一個“拼”字來形容她，恰如其分。
麻風病是人類古老的疾病，曾經是深受歧視的“不治之症”，不但給患者帶來極大痛苦，還給社會帶來莫大的恐懼。但是，李桓英不怕。她不信邪，要和這種錯誤觀念鬥爭——病人家的水她仰頭就喝，飯捧起就吃;為病人診治，從不把自己嚴實地包裹起來。
1980年，能說一口流利英語的李桓英，被派到世衛組織做訪問學者。她瞭解到，世衛組織正在研究一種聯合化療的新方法：由一種藥物的治療改為多種藥物聯合化療。藥物的配方已經完成，但是缺乏臨床實驗。為了爭取到世衛組織免費的藥物支援和試驗專案，李桓英開始在全國進行走訪調查。
當時，世界治療麻風病基本都採用終身服藥的辦法，醫學界普遍認為，一旦停藥就會復發。為了縮短療程，使有限的藥物能夠治療更多的患者，1983年，李桓英帶著聯合化療藥物在雲南省的一個村子開展試點，將麻風病的服藥時間縮短至兩年，這種短程聯合療法為麻風病治療開闢了新天地。後來，原衛生部將其在全國進行了推廣，全國麻風病人數量迅速下降，由1987年的7萬和每年發現4000餘名病人，分別降至1999年的7000和近20__例。經過10年監測，複發率僅為0.03%，遠低於世衛組織規定的1%的標準。這一經驗得到了世衛組織的高度評價，1994年開始向全世界推廣這一做法。
正是由於對我國麻風病防治工作的肯定，第15屆國際麻風會議1998年在北京召開。在這次具有紀念現代麻風防治100週年特別意義的大會期間，李桓英被推選擔任大會的輪值執行主席。
多年來，李桓英不斷優化治療方案，消除社會對麻風病的歧視。她解決了該領域的重大策略和技術上的關鍵問題，為我國政府制定控制和消滅麻風病的整體規劃，為全球實現消滅麻風病目標的可行性提供了重要依據。她在麻風防治研究上的成就贏得了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評價，6次獲得省級科技進步獎，20__年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一等獎1項;20__年9月，第19屆國際麻風大會授予她“中國麻風病防治終身成就獎”。
20__年，95歲高齡的李桓英懷著對黨的無限忠誠向黨組織遞交了入黨申請書，她這樣寫道：“我雖已進入耄耋之年，但願意以黨員的身份為麻風防治事業奮鬥終身!”當年12月，李桓英莊嚴宣誓，正式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員。
作為李桓英的入黨介紹人之一，北京友誼醫院黨委書記辛有清說，從李桓英身上，看到了她對黨的忠誠，對祖國的熱愛，對科學的執著，對事業的追求!
那時，旁人談“麻”色變，李桓英卻勇往直前，是少有的敢與麻風病人零距離接觸的醫學專家。下鄉不叫苦，翻車不叫苦，生活從不搞特殊，李桓英用一生的奉獻詮釋了“我的生活就是適應國家的需要”，百歲依然堅持工作，感覺自己“活了兩輩子”。
1979年改革開放，在李桓英58歲接近退休的年華，接到了新任務，以第一批訪問學者的身份出國考察麻風病的防治方法。在思想守舊的年代，她突破精神枷鎖，不畏麻風病魔，與病人面對面交流，克服路途艱險，堅持一線調研，解救了成千上萬遭受麻風病折磨的患者。
幾十年過去，如今，她已是一位百歲老人。但在與麻風病爭戰的這場無硝煙的戰鬥中，她依舊堅守奮戰在最前線，堅持麻風的宣傳、現場調查研究，為的就是早日讓全世界徹底消滅麻風病。孑然一身的她，把畢生的精力獻給了麻防事業，取得了常人難以超越的成績。
入黨時，李桓英說：“我覺得自己現在可能合格了，但還不能放鬆，還要繼續奮鬥。”敬佑生命方能救死扶傷，甘於奉獻方能大愛無疆。李桓英，與黨和國家同行，與人民為伴，堅守醫者初心永恆探索、無私奉獻，書寫了敬佑生命的動人篇章，標註了醫者仁心的精神座標。
_年以後，張桂梅離開大理喜洲，隻身來到麗江華坪。初來乍到，她便放棄了進入條件最好的華坪一中的機會，而是選擇了中心中學，承擔了4個畢業班的政治教學工作，畢業班的女生工作，此外還協助學校搞文藝工作。在工作中，她盡職盡責，奉獻了所有精力。
_年8月，民中分設成立正在住院做手術的張老師得知民中學生最窮，生源素質最差，經費最緊張，又看到民中校舍最破陋、裝置最差時，她又主動要求調到民中工作，抓學生學習、管學生日常都親歷親為，一步步推動著教育工作的發展。在她的努力下民中的教育成果不斷湧現。
_年2月，華坪縣教育局黨委和中共華坪縣委分別發出通知;號召全縣教職工和全縣人民向她學習，縣委還授予她"愛崗敬業、無私奉獻的優秀人民教師"的光榮稱號，並獎給她1000元，但張桂梅把1000元獎金當場就捐給了縣慈善機構。
說到慈善，張桂梅這一生幾乎都與慈善事業掛鉤。在民中的教育工作中，女生很少，張桂梅意識到，提高山區女孩的素質，至少可以改變三代人。由此，她便萌生了籌建一所免費女子高中的想法，從_年起她便開始為這個“不切實際”的夢想四處奔波。
_，張桂梅當選為黨的xx大代表。張桂梅和她籌建免費女高的想法逐漸被更多人知道。麗江市和華坪縣各拿出100萬元，幫助張桂梅辦校。_年8月，華坪女子高階中學建成。
張桂梅表示，學校能辦起來並走到今天，離不開黨和政府作堅強後盾。華坪女高的教師工資和辦學經費均由縣財政保障，學校建設由教育局負責。教學樓牆上，掛滿了密密麻麻的捐款人姓名。大家的關心和幫助，她都記在心裡。
為了留住學生，家訪成了很重要的工作。辦校10多年來，張桂梅走了11萬公里家訪路，走進1300多名學生家中。山區偏遠、山路艱辛，很多學生的家只能靠步行達到，連爬山過去都得好幾個小時。
在她的帶動下，10多年來，華坪女高以自身獨有的特色和堅定的理想信念，不斷髮展成長。張桂梅也非常注重新材視角，不斷摸索出貧困山區學生教育的規律;把育人當作教育的前提和目標，走到學生心裡;她通過家訪瞭解孩子的家庭，竭力改變教育背後的貧困。“山裡的學生太窮太苦了，又那麼善良懂事，我想幫幫她們。”正是秉承著一顆仁愛之心，張桂梅“讓教育走得更深更遠”。
建起第一所免費女子高中
1974年10月，17歲的張桂梅跟隨姐姐從家鄉黑龍江來到雲南，支援邊疆建設。45年來，她不是一步步走向大城市，而是一步步走向貧困山區。
1996年8月，她的丈夫去世，父母雙亡、無兒無女的張桂梅黯然神傷，她決定離開傷心之地，調入麗江市華坪縣。她放棄進入全縣條件最好的華坪一中，選擇了師資最弱、條件最差的民族中學任教，承擔起4個畢業班的教學任務。
一年後，不幸再次降臨。1997年4月，她查出患有子宮肌瘤，且肌瘤已經有5個月胎兒那麼大，需要立即住院治療。
張桂梅忍著疼痛繼續站在講臺上，她不願意因為自己而影響學生們會考。直到7月會考結束，她才住進醫院。開啟她的腹腔，醫生們倒吸了口冷氣：腹腔內的器官全都移了位，腸子已經粘連在後壁上了，取出的腫瘤有兩公斤多。
20__年，張桂梅兼任新建的華坪縣兒童福利院(華坪兒童之家)的院長。第一天，兒童之家收了36個孩子，最小的兩歲，最大的12歲。此後，張桂梅除了上課，還要一把屎一把尿地照顧這些幼小的孤兒。
兒童之家的工作，讓她萌生了創辦一所學校、讓貧困山區女孩免費接受高中教育的想法。經她到處遊說，這一善舉得到了各級黨委政府的支援。華坪縣委、政府協調出土地，省、市黨委政府劃撥了100萬元的辦學經費。
20__年8月，全國第一所全免費的女子高階中學在華坪建成。11年來，華坪女子高階中學連續10年大學聯考綜合上線率100%，1645名貧困女孩從這裡走進大學。
貧困學生的及時雨
華坪女子高中絕大多數學生來自農村貧困家庭，家庭貧困的陰影對孩子影響很大。張桂梅在家訪過程中，不僅要幫助學生，還經常救濟學生家庭，甚至幫助全家人擺脫貧困。
船房鄉華榮村的文麗麗、文萍萍(化名)兩姐妹分別是華坪女子高中的高三和高一學生。兩姐妹的家不僅貧困，而且她們的父親眼睛患有嚴重疾病，在縣醫院無法醫治，需要到鄰近的攀枝花市醫院醫治，可因經濟困難，一直未能出行。今年國慶到她們家家訪時，張桂梅當場掏出500元給兩姐妹的父親，讓他儘快去看病。
張桂梅看到兩姐妹家有一間裝雜物的危房，人員進出十分危險，當即提出應該儘快拆除。陪同家訪的船房鄉鄉長李桂梅表示由鄉里幫助拆房，並幫助其向民政部門申請低保保障。兩姐妹和父母感動不已，全家攙扶著張桂梅送出村外。
12年來，張桂梅資助學生困難家庭的費用，都來自各級政府給她的獎勵補貼，還有社會各界的捐助。她希望把這些關愛帶到女子高中的孩子們身上。
“我獲得的許多榮譽，是貧困山區老師集體的榮譽。黨和人民沒有忘記貧困山區的老師們，溫暖了老師學生們的心，激勵著我們更加努力做好貧困山區的教育工作。”張桂梅誠懇地說。
“堅持，再堅持一下唄”
進入女高的陳法羽很快發現：關愛的同時，是嚴格的管理。
每天早晨5點半起床，課間出操1分鐘站好隊。張老師每天拿著小喇叭，不厭其煩地喊學生起床、跑步、吃飯、睡覺，“你們遲到一秒鐘我也不幹!”
張桂梅和病魔鬥：“不能把寶貴的時間浪費在無休止地看病上”;
她和貧困較勁：“挽救一個女孩拯救三代人”;
她對學校老師、學生要求嚴格：“堅持，再堅持一下唄!”這是張桂梅勸慰大家最多的話。
陳法羽說：“我們來女高讀書是來改變命運的，不拼拿什麼和別人比?張老師也在拼啊!”
校辦主任張曉峰告訴記者，張桂梅老師是在拿命辦學，師生們服氣。
張桂梅的言傳身教也感染著女高老師們。韋堂芸老師受傷左腳骨折，想到還有100多天就要大學聯考，她拄著雙柺給學生上課;楊曉春老師悄悄給學生墊付醫藥費、生活費，卻從不往外說——這樣已知和未知的故事，在女高還有很多。
張桂梅宿舍裡有4張床鋪，1張自己睡，3張留給“不聽話”的和生病的學生。有名女生性格孤僻，和張桂梅住在一起。不管張老師怎麼關心她、開導她，她都不怎麼說話。張老師疾病纏身，每天早晨5點起床，忙裡忙外一天，晚上還和她聊天。3個月後，這名學生抱著張老師痛哭，說一定好好讀書。
“女高的許多學生家庭貧困、變故多，她們的心要好好去焐。”張桂梅說。
張桂梅，女，滿族，中共黨員，1957年6月出生於黑龍江牡丹江市，1975年12月參加工作，1998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現任麗江華坪女子高階中學黨支部書記、校長，華坪縣兒童福利院(華坪兒童之家)院長。
參加工作以來，她就像一個不知疲倦的永動機，用初心和信仰書寫著一名共產黨員一輩子對黨忠誠、一輩子為民奉獻、一輩子堅韌執著、一輩子於己克儉的大愛情懷，無怨無悔、無私無我地在平凡崗位上奉獻著自己、燃燒著自己，譜寫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壯麗篇章，先後獲得“全國先進工作者”“全國十佳師德標兵”“全國十大女傑”“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全國最美鄉村教師”“全國百名優秀母親”“雲南省優秀共產黨員”“興滇人才獎”等40餘項榮譽稱號。
張桂梅同志把全部身心投入到邊疆民族地區教育事業和兒童福利事業，創辦了全國第一所全免費女子高中，是華坪兒童之家130多個孤兒的“媽媽”。她堅持用紅色文化引領教育，培養學生不畏艱辛、吃苦耐勞的品格，引導學生銘記黨恩、回報社會。她堅持每週開展1次理論學習、重溫1次入黨誓詞的組織生活，發揮黨員在學校各項工作中的先鋒模範作用。她常年堅持家訪，行程11萬多公里，覆蓋學生1300多名，為學校留住了學生，為學生留住了用知識改變命運的機會。她吃穿用非常簡樸，對自己近乎“摳門”，卻把工資、獎金捐出來，用在教學和學生身上。她以堅韌執著的拼搏和無私奉獻的大愛，詮釋了共產黨員的初心使命。
進入女子高中的陳法羽很快發現：溫柔的面紗之下，是嚴苛的管理。
學生早晨5點半起床;跑步上下樓梯;課間出操1分鐘站好隊，晨起5分鐘洗漱完畢，從下課鈴響，到跑到食堂排隊、打飯，到吃完飯10分鐘內完成。為了不讓學生打理頭髮、洗衣服費時間，張桂梅要求所有學生留齊耳短髮，把洗衣時間嚴格限定在每週六的晚飯後。女孩子的愛美之心被抑制，連女老師都不能穿裙子來學校。
張老師每天拿著小喇叭，不厭其煩地喊學生起床、跑步、吃飯、睡覺。她告訴學生們：“你們遲到一分鐘一秒鐘我也不幹!”
“她們私下裡有時候叫我周扒皮、魔鬼，說我‘半夜雞叫’”，說起學生們給她的綽號，張桂梅哭笑不得。
不要以為張桂梅老師是個柔弱女子，她的強悍令人肅然起敬。她一直和疾病鬥和老天鬥，說“就看老天能把我領走不”，說“不能把寶貴的時間浪費在無休止的看病上”;她和貧困鬥，“挽救一個女孩拯救三代人”，探索教育扶貧二十多年;她和老師、學生“鬥”，不帶黨徽的黨員老師要批評，去山裡家訪當場燒了學生床底下的言情小說;她也和自己鬥，從不讓自己苟且浮生……
華坪兒童福利院的女孩吳思思說：“媽媽在福利院和藹可親，可在女高罵起人來嚇人。”陳法羽說：“我們來女高讀書是來改變命運的，不拼拿什麼和別人比?再說張老師也在拼。”
張桂梅勸慰學生最多的話是：堅持，再堅持一下唄。華坪女高校辦主任張曉峰告訴記者：張老師堅持拿命辦學，師生們服氣，其實“她是嚴師，更像慈母”。
張桂梅言傳身教，感染著女高老師們。韋堂芸老師一次左腳骨折，想到還有一百多天就要大學聯考，她拄著雙柺給學生上課;教師勾學華婚禮當天早上還在上課，中午趕到婚禮現場，晚上又回學校;語文老師楊曉春常悄悄給學生墊付醫藥費、生活費，卻從不往外說——這樣已知和未知的故事，在女高還有很多。
張老師宿舍裡有四張床鋪，一張自己睡，三張留給不好好學的、生病的等“特殊生”。有個女生不愛學習性格孤僻，和張老師住在一起的時候，不管張老師怎麼關心她、開導她，她都不怎麼說話。張老師疾病纏身，每天早晨5點起床，忙裡忙外一天，晚上還和她聊天。如此三個月後，這個學生抱著張老師大哭起來，說一定好好讀書，不會讓她白白受苦……
張桂梅知道，女高許多學生家庭貧困、變故多，她們的心要好好去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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