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這樣一位“暴君”，今年夏天出現在央視的《面對面》節目裡。她建起的女高，一所全免費的公辦女子高中，去年有159個女孩參加大學聯考，考上本科的是150人。再往前數，從20__年女高成立到現在，一共有1804名女孩考上大學，離開這裡——在西南邊陲的小縣城，這可以稱作一個奇蹟。七八月份，張桂梅為此接受了兩次群訪，13家媒體的記者圍繞著她，網上都是“女英雄”的稱呼。
在華坪，張桂梅的名字其實20年前就傳開了。成為女高校長之前，她是帶病上課的民族中學老師，也是當地孤兒院“兒童之家”的院長。時代變遷裡，她的故事變得越來越魔幻，隨意問起路人，人人都知道她，一位上了年歲的婆婆說，在電視上看到張桂梅騎著駱駝去深山裡家訪，勸女孩們回來讀書——實際上，華坪壓根兒沒有駱駝，張桂梅騎的，是一匹馬。
在那些過往的語境裡，張桂梅已經成為一個全身心奉獻的、偉大的黨員——少年喪母、青年喪父、中年喪夫，一生無子。她日日往返於女高和兒童之家，連遠在東北的哥哥、姐姐相繼去世，她都沒有時間回去。她沒什麼朋友，也沒什麼興趣愛好，像一個完全沒有縫隙的人——直到她登上微博熱搜的那天。
那是今年10月，張桂梅的一個採訪引發了熱搜。視訊中，張桂梅講述因為學生當了全職太太，而不願意接受她捐款的故事——“我最反對當全職太太，你滾出去”，將張桂梅置於輿論中心，“全職太太也需要尊重和理解”的聲音，一時之間淹沒過了“女英雄”。
在這之後的一個月裡，張桂梅拒絕了不斷前來約訪的媒體，直到11月份的一天，她才出現，穿一件黑色羽絨服，黨徽戴在胸前，開啟羽絨服，裡頭是黑色毛衣，在同一個位置，還戴著一個黨徽。“紅到心裡去了。”她伸手去遮，有些不好意思。
有媒體問張桂梅，你覺得自己現在是一種比較理想的女性狀態嗎?你希望學生們成為怎樣的女性呢?
張桂梅輕輕搖了搖頭，不願意回答這個問題，“又提到女性了，算了。”
“全職太太”事件之後，她面對媒體有了些謹慎。那天，包括《人物》在內的一行人來到她面前，她看著縣委宣傳部的人，說你怎麼又來了，是揶揄的語氣，也是她一貫的說話方式，直接、乾脆。
她說她的想法最初是從自己的女學生出發，後來到深山裡的女性，“能救一個是一個”，希望女孩們在成為一個母親之前，還可以讀書，大學聯考，離開這裡，給下一代一個好的環境。
“真的是重要，家庭的背景，家庭的環境，母親母體的肥沃”，張桂梅正講著，我們大笑了起來，母體的肥沃?多麼新穎的表達。
“我說的是知識的肥沃，土地的肥沃……”張桂梅趕緊解釋，但也跟著笑，“我又不好好說話了。”
那些圍繞著張桂梅的“女權主義者”的稱謂，華坪縣婦聯主席劉安萍並不認同。她和張桂梅認識好幾年，覺得對方一直以來的想法就是救山裡的女孩，救一個就是救三代，“可能我和她接觸多，我也認同她的這個想法，我覺得她的這個樸素的觀念就是這樣，如果一定要把她和什麼概念聯絡起來，是不是有點過度解讀了?”
女高辦學路上曾經最堅定的反對者、曾任華坪縣教育局局長的楊文華在採訪時主動提起了那個視訊。很多人談獨立，談自由選擇，不見其語境。他覺得張桂梅反對的不是全職太太，而是反對她的學生們去當全職太太。“這些學生就像她親生的一樣，如果沒有這個學校，她們10年前就是結婚生崽，生一窩的那種。”他激動地側著手掌砸了砸桌子，“她作為一個母親，作為一個老師，把你撈出來，救了，你又回到原點了。”
王秀麗在華坪縣電視臺工作，是最早關注和報道張桂梅的記者之一。作為記者，她最開始書寫張桂梅，並非是那種歌頌式的報道視角。“因為我覺得不管對她的評價有多高，其實她是個非常普通的女人。”她是張桂梅在華坪唯一的好朋友，她們會各自搭著摩的到餐廳會和，相約吃火鍋和披薩，喝幾杯雲南乾紅，偶爾也在辦公室偷偷喝飲料、吃零食。張桂梅和她說起自己年少時的男友、去世的丈夫，以及後來可能成家又被她拒絕的機會。
她們也會爭吵，常常其中一個摔門而出，十幾天不聯絡，直到另一個打來電話。女高建校那年，王秀麗接到一個電話，張桂梅在那頭說，我都要死了，你還不來看我。“她也有她的煩惱，她也有她的委屈。”
跟著張桂梅去家訪，王秀麗會幫忙拍一些鏡頭，家訪的視訊會放給學生們看。但有時候，王秀麗不願意拍，她覺得女孩們會自卑，並不想展示出來。張桂梅固執地要拍，她說，我不這樣做，她們就以為她們像公主一樣。王秀麗還是舉起攝像機拍了，“一個人撐了那麼大一所學校，還要努力地讓這些孩子出去，不要讓人家看她們的笑話，至少要讓她們有一個光明的未來，她的壓力是非常大的，所以那時候她可能稍微有點暴躁，有點尖銳。”
那時，旁人談“麻”色變，李桓英卻勇往直前，是少有的敢與麻風病人零距離接觸的醫學專家。下鄉不叫苦，翻車不叫苦，生活從不搞特殊，李桓英用一生的奉獻詮釋了“我的生活就是適應國家的需要”，百歲依然堅持工作，感覺自己“活了兩輩子”。
1979年改革開放，在李桓英58歲接近退休的年華，接到了新任務，以第一批訪問學者的身份出國考察麻風病的防治方法。在思想守舊的年代，她突破精神枷鎖，不畏麻風病魔，與病人面對面交流，克服路途艱險，堅持一線調研，解救了成千上萬遭受麻風病折磨的患者。
幾十年過去，如今，她已是一位百歲老人。但在與麻風病爭戰的這場無硝煙的戰鬥中，她依舊堅守奮戰在最前線，堅持麻風的宣傳、現場調查研究，為的就是早日讓全世界徹底消滅麻風病。孑然一身的她，把畢生的精力獻給了麻防事業，取得了常人難以超越的成績。
入黨時，李桓英說：“我覺得自己現在可能合格了，但還不能放鬆，還要繼續奮鬥。”敬佑生命方能救死扶傷，甘於奉獻方能大愛無疆。李桓英，與黨和國家同行，與人民為伴，堅守醫者初心永恆探索、無私奉獻，書寫了敬佑生命的動人篇章，標註了醫者仁心的精神座標。
12月5日，對年輕的南航乘務員朱靜怡來說是難忘的一天。在飛機上偶遇一名乘客後，她難掩激動給她寫了封信：您為這些女孩在荊棘重重的道路上開出了一片天，督促她們走向更高更遠的地方;您將愛給了山區的女孩子們，讓她們看到了更廣闊美麗的風景。我從心底敬佩您這樣的人，這樣的人生……
朱靜怡碰到的，正是張桂梅老師。她告訴記者：我在網上看過張老師的事蹟，感動到淚流滿面，所有褒獎詞語都不足以形容張老師萬一。收到信的張老師下飛機時給她一個擁抱，對聲音哽咽的靜怡說，“沒事的，沒事的”。
這就是張桂梅——麗江華坪女子高中校長，點亮了一千八百多名大山裡女孩子的夢想，把她們送到“更高更遠的地方”，剛剛被中央授予“全國優秀共產黨員”。張桂梅贏得了全社會的尊重，影響也已超越國界。多少素昧平生的人瞭解她的事蹟後，把她作為“人生燈塔”。是什麼，賦予一位山區人民教師如此力量?
陳法羽一輩子也忘不了在華坪女子高中入學時那張貼在床邊、寫著自己名字的小紙條。她是女高第二屆畢業生，如今是麗江市永勝縣一名民警。
20__年，陳法羽國中畢業，沒達到高中錄取線。父親對他說：“自費讀高中咱家供不起，要不你回家種地，過幾年找個好人家嫁了。”那一年，陳法羽十六歲，反覆咂麼父親的話，一個幾乎註定的命運將她籠罩，真是欲哭無淚。此時有人告訴她，華坪建了所免費女子高中，專門招貧困山區國中畢業的女孩，想讀高中可以去試試。這讓陳法羽抓住了救命稻草!
開學報到來到宿舍，床已經鋪好了，嶄新的被褥整整齊齊，床位邊貼著同學們的名字。陳法羽找到自己的名字，撫摸著那張字條，忍不住哭了。“這張小床讓我感到安全和溫暖;這張紙條為我打開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門”，陳法羽說。
幾乎每個華坪女高畢業生，都有和陳法羽差不多的感慨，她們對張桂梅的敬重難以言表——有什麼比改變命運和點亮夢想更重要的?
“熱愛孩子是教師生活中最主要的東西”，張老師對學生的愛真摯熱烈，又一以貫之。她為了畢業班的孩子拖著病體上課不去住院;她把丈夫的遺物一件毛背心送給了生病學生;為了幫助山裡窮學生她節衣縮食捨不得吃肉;為了學生課堂興趣她常常唱首歌念幾句詩……至今，張老師還每天五點半就起床，為女高學生開燈趕走路上小動物，怕孩子們膽小害怕。
泛愛眾，而親仁。對山區學生的愛也讓張老師深思：如何通過教育阻斷貧困代際傳遞?女子高中的初心從此發生。
有人曾說，張老師快枯竭了，人的愛是有限的。張桂梅聽後說：不會的，因為有源源不斷的愛奔向我鼓勵著我!
1996年丈夫去世，對未來無望的張桂梅從大理調來華坪教書，後來自己又身染重病。華坪民族中學的老師們把她當家人：她不想吃藥，同事親屬煮好中藥勸她喝;老師們誰家做了好吃的，都不忘給她送去些;她病重，女老師晚上就到宿舍陪她休息;為讓她多些樂趣，大家找藉口約她去唱歌。
得知張老師生病，學生們上山給她採野核桃，剝了滿滿一大盆核桃仁，雙手黑乎乎的;有學生家長去山上採野靈芝，磨成粉讓她拌在飯裡吃。他們認為，吃這些能治病……
雲南華坪女高的一天，從清晨的喇叭聲開始。
女高就建在半山腰上，天還沒亮，五點多響起的高亢喇叭聲，是來催促起床的，女孩們揉著眼睛往外走，一個女人的聲音穿透過喇叭："傻丫頭，快點!"到了教學樓，喇叭聲也不間斷："時間快到了，遲到了的掃球場去!"
課間操的音樂響起，喇叭聲繼續從人群中穿過："腳抬高點唄!"到了吃飯時間，喇叭裡傳出的是震耳欲聾的紅歌，吃完飯的女孩們趕緊往外跑。到了深夜，喇叭聲喊著女孩們的名字，讓她們趕緊上床睡覺。拿著喇叭的女人就站在樓下盯著，按照規定，宿舍的門不能關，誰要是玩手機或者聊天，她馬上能聽到。
這個木蘭王牌的小喇叭始終握在女高校長張桂梅的手裡，在它之前，她已經用壞了十幾個一模一樣的。喇叭的主人強硬，脾氣挺大，不好對付，掌控著關於女高的一切。
在這所寄宿制學校，性別特質是要被抹平的，女孩們必須剪齊耳短髮，短髮洗起來節約時間，也節約水，吃飯時間被壓縮到10分鐘，每週放假只有3小時。開學時要抄黨章，看革命戰爭片，週六有一堂思政課，張桂梅會拿著喇叭在臺上講，作為一個女性，一定要堅強，要獨立，要讀書，用知識來改變命運。
有高三的學生，把書碼得高高的，在那兒低頭打瞌睡、照鏡子，張桂梅發現了，一股腦兒把桌上的書掃到地上，把鏡子直接砸爛。還有學生11點多下了晚課，被張桂梅揪出來說藏零食的事。按照規定，私藏零食是要退學的。女孩倔著不認錯，張桂梅就要求老師和她一起盯著，有時候僵持到凌晨一兩點，6點多上課，老師快堅持不住了，還是得陪著張桂梅"演戲"，分飾黑白兩角，一定要讓女孩認錯。
女高的畢業生陳法羽回憶說，上學時看到張桂梅站在那兒，她和同學們都不敢往那邊走，乾脆繞點遠路。女高的學生幾乎不敢抬頭和她對視，上課沒注意聽講要被罵，成績下降了要被罵，負責打掃的區域有灰也要被罵……
在女高當過三年志願者的殷鑑告訴《人物》，自己能待這麼久，是個意外，跟張桂梅在一塊，必須處處自覺。他看著之前許多去女高支教的志願者，有人想指導張桂梅搞素質教育，還有人夜裡貼黑不溜秋的面膜，讓女孩們看見，也模仿著買三塊錢的面膜，把臉弄過敏了。這些志願者，基本都被張桂梅轟走了。
女高老師的情況也是如此。20__年，張紅瓊讀大四，在雲南師範大學見到了張桂梅，她和同學們被張桂梅的講演感染，找到了張桂梅住的旅館，說想來女高當老師。張桂梅強調，要能吃苦。她想，自己後來被選上，可能也是因為看著強壯。
來華坪面試那天，張紅瓊看到，校址上只有一片草地和一個廁所。5個月後的9月1日，憑著一棟4層樓，女高開學了。在兩個大教室各放幾張床，男老師住一間，女老師住另一間，學生們住在二樓，宿舍也是教室改造的。晚上學生上廁所，就由一名女老師和一名男老師陪同，到旁邊的民族中學去上。
剛辦學的時候，張桂梅要求老師們五點鐘起床，分成四個小組打掃整棟教學樓，到七點鐘，還要打掃乾淨院子。張紅瓊說，他們一點也不情願，覺得她太壓榨了，違反了《勞動法》，十幾個老師還寫好了聯名信，簽了名，要抗議張桂梅的行為。一年之後，17個老師走了9個。
衛生交由學生打掃後，張紅瓊是學校團委書記，負責每天站院子裡看著學生打掃衛生。有一次，她沒看學生掃地，出門吃飯了。吃著飯，接到張桂梅的電話，她趕緊坐個摩的回學校，但還是晚了，張桂梅在院子裡劈頭蓋臉批評了她一頓：你現在回來幹什麼……張紅瓊一邊哭，一邊走回去繼續看學生打掃衛生。
早上要跟衛生，中午要跟，晚上還要跟，後來張紅瓊懷孕了，她想，以後孩子出來我怎麼辦啊。一天早上，她決定"軟抵抗"，就在宿舍睡著不出來了，想以此退出這個工作。張桂梅找到她，她說，衛生不想管了，我要更多去關注一下孩子。張桂梅同意了。但之後兩年，她明顯感覺到和張桂梅的關係疏遠了，"為了家庭疏於工作的這種人，張老師就不怎麼欣賞"。
王秀麗覺得，網上關於全職媽媽的那些謾罵和爭議，“是因為他們沒有親眼見到超乎想象的貧窮”。她70年代出生在華坪縣城，從小家裡吃的是大白米飯，有一溜兒的玩具，沒吃過什麼苦，直到跟著張桂梅去家訪，才真正理解了她所說的貧窮。
深山裡頭，一些人的家只是四面黃牆。政府給的低保不知道怎麼花，家裡的男人們就拿去買酒喝，房子邊上的酒瓶壘得比屋簷還高，白日裡口齒不清醉醺醺，女人們也沒有任何辦法，燒點苞谷，燒點洋芋，混著發黴的米飯，一頓頓吃下去。
也不僅僅是貧窮。一個小姑娘的父母去了成都打工，很多年不回來，她和爺爺住，七十多歲的爺爺還做著石匠的工作，家裡破敗。小姑娘要大學聯考了，叔叔打電話讓父母回來一趟，王秀麗看到，小姑娘害羞地揪著母親的衣角，笑得十分開心。但是母親神情僵硬，不知道該怎麼和多年未見的女兒相處。王秀麗也有一個女兒，她覺得難過：母女間的關係不應該是這樣子的。
從這個家離開之後，王秀麗心裡憋悶，下車步行了一段時間，天色將暗，天氣寒冷，她想，如果讀了書，這個女孩是不是就不用重複母親的命運：早早嫁人，生養一個女兒，卻不懂得如何去愛、去教育她。
那時，張桂梅已經是華坪縣孤兒院“兒童之家”的院長，第一天收來36個孩子，女孩多於男孩。華坪縣產煤，一些男孩因為礦難成為孤兒，但女孩們大多是被丟棄的。張桂梅生於1957年的黑龍江，家裡有6個孩子，她是最受疼愛的小女兒。但在華坪，她看到健康的女嬰們，“就是你丟了我揀”，輾轉來到孤兒院。
孩子背後的母親，遭遇也是慘烈的。一個小男孩的母親，因為不堪忍受丈夫虐待，找來哥哥把丈夫打死，自己也進了監獄服刑;離開丈夫和一雙女兒的女人，到另一個城市生活，卻被追來的丈夫殺害;一個小男孩的母親，生育第二個女兒的時候，在家用土辦法接生，產後大出血，她想見丈夫，但是婆婆不讓，覺得晦氣，最終女人遺憾離世，丈夫終日買醉，犁田時死在了田裡，留下一老一少。後來張桂梅才知道，這位婆婆，一輩子沒下過山。
同時，張桂梅還是民族中學的老師和班主任。雲南一共26個少數民族，華坪縣就有26個，民族中學的女孩們多來自大山深處，常常讀著讀著就不見了，張桂梅就進山裡，去找那些消失的女孩們。有時候敲門，介紹自己是老師，屋裡有動靜，卻沒人來開門。家長們怕她把女孩們領走，家裡沒了勞動力，反正國家給補助，生活可以就這樣過下去，“烤洋芋就烤洋芋，跟著太陽走就跟著太陽走，反正也餓不死”。
從年幼到後來成家，張桂梅的生活還算富足，直到進了大山，她第一次切實地接觸到貧窮，接觸到女性身上的悲劇，她也是迷茫和困惑的，“我想不出來一條出路，我想了很久很久，不知道到底怎麼辦。”最初，她只有一個樸素的想法，讓班裡的五十多個孩子都不輟學。
但在去家訪的路上，她看到了更多輟學的女孩。遇到過一個放牛的小姑娘，她跟人家說，走，跟我去讀書，同行的人說，你是不是瘋了，看見人就要人去讀書。張桂梅執意，走，跟我去讀書。女孩只是看了她一眼，吆著老牛就走了。張桂梅看著她的背影，背個小包包，手裡還拿著一個黑不溜秋的粑粑當糧食。
“把這些地方從窮坑裡拔出來我是做不到了，但是我想救她們啊。我想讓這些山裡的女孩子讀書、見世面。看看為什麼別人那樣，你自己卻這樣?”家訪的時候，她會問家有多少人，有多少畝地，有多少花椒，是否掛果了，掀掀鍋蓋看看裡面煮的是什麼，去摸摸床上的被子，就知道家境如何了。
“那是現實情況讓我辦的(女高)，並不是我非常先知先覺的，並不是。”11月，在她的辦公室裡，張桂梅提起往事，依舊有些激動，會用手輕輕推身邊人的胳膊，拍拍旁人的大腿。她的辦公室位於兩間高三教室的中間，方便她巡邏，女孩們的讀書聲隱隱傳來。她也承認，這種投入和回饋，讓她找到了一種新的精神寄託。
笑容，是治癒的力量，可以將溫暖傳遞給他人;笑容，是生命的陽光，可以消解他人的煩惱;笑容是無聲的語言，可以傳遞給別人快樂的心情。回首_，這一年，你曾被誰的笑容治癒?
這一年，你可曾被鍾南山院士的“久違之笑”治癒?_年3月份，鍾南山院士與專家團隊會診結束後，“偶遇”在樓下等候的“粉絲團”。他們自發組織為鍾院士送上鮮花，並齊聲唱起《感恩的心》，平時一向嚴肅認真的鐘院士臉上露出了久違的笑容。84歲的他一邊告訴公眾“儘量不要去武漢”，一邊自己義無反顧地登上去武漢的高鐵，掛帥出征。廣大幹部要起而行之、勇挑重擔，把黨的初心、黨的使命銘刻於心，不斷增強責任感和使命感，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把群眾的冷暖安危銘刻於心，用實實在在的付出切實提高群眾的幸福感與滿意度。
這一年，你可曾被袁隆平院士的“燦爛之笑”治癒?_年11月2日，在湖南省衡南縣，第三代雜交水稻新組合試驗示範基地測得晚稻平均畝產為911.7公斤，至此袁隆平團隊雙季稻畝產突破1500公斤，聽到這個訊息，袁隆平院士臉上露出了燦爛的笑容。“知識是成就事業和夢想的基礎”，袁隆平院士幾十年如一日，他始終秉承“學無止境”的品格，堅持以雄厚的遺傳學專業知識做基礎。廣大幹部要克服“知識恐慌”和“能力危機”，堅持幹什麼學什麼、缺什麼補什麼，不斷提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提升幹事創業的質量和水平，在“摸爬滾打”中增長才幹，在層層歷練中增長經驗，在攻堅克難中不斷把事業發展推向新境界。
這一年，你可曾被張桂梅校長的“欣慰之笑”治癒?_年2月25日，張桂梅被授予“全國脫貧攻堅楷模”榮譽稱號。她幫助1800多名女孩兒走出大山用知識改變命運，她用教育事業為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付出了一生。在接受央視面對面採訪時她說到，“我這輩子的價值，我不管怎麼著，我救了一代人，不管是多是少，畢竟她們後邊比我走得好、比我幸福，就足夠了”時臉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廣大幹部要堅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後，時刻保持“縱飲冰十年，亦難涼我心中之熱血”的心態，多修潛功，多做潛績，心懷“釘釘子”精神，抓鐵有痕，踏石留印，耐得住浮躁與喧囂，把實事辦好，把好事辦實，打通為人民群眾服務的“最後一公里”。
這些女孩是學校老師通過滿大街和菜市場貼廣告、口耳相傳從大山裡招來的。
學生什麼也不用準備，只需帶著乾糧和衣服，坐上大山通往縣城的汽車，去女高尋找屬於自己的一方課桌。周雲麗是那個夏天的96個幸運兒之一。
報考女子高中時，周雲麗正苦於沒錢讀高中。媽媽早逝，父親養豬、種地、幫人鋤草，養活一家四口。在周雲麗的記憶裡，有些跛腳的父親總是一清早出門，用碗裝著冷飯上山勞作，傍晚才回家。
打從記事起，周雲麗就和姐姐去山上，替父親分擔農活。姐妹倆讀書的動力很直接——擺脫土地與貧窮。
但讀到高中，父親發了愁。兩個女兒都讀高中，一年花費上萬元，難以負擔。九年級還沒畢業，父親就開始為讀書湊錢。那時，父親總是坐在院壩邊、豬圈門口不停地抽菸。
在女高最初建立的兩年，來讀書的女孩幾乎都是因為貧困。周雲麗後來才意識到，自己很幸運。在她所在的村子，許多女孩十五六歲就已定親。山裡人覺得女孩讀書花錢，不如早早嫁人。
女高成為貧困女孩人生的第一個轉折點。當時，第一屆學生成績很多未達到會考分數線，且年齡偏大，有學生補習3年還未拿到國中畢業證。
女高接納了這些女孩，只要是農業戶口，想讀書，就收。僅有的一棟5層教學樓成為全校師生吃、喝、睡的場所。學生們住在3樓3間教室裡，每間教室有女老師陪同，其餘女老師和男教師被分入4樓兩間大教室。男老師們輪流在一樓木板床上守夜，夜晚，學生們要去隔壁中學上廁所，女老師陪同，男老師打手電筒護送。
開學不久，張桂梅就遇到一件糟心事。一個女孩去醫院做闌尾手術，被發現已懷孕4個月。一陣批評的浪潮襲來，女孩的父母也質問學校。女孩說了真話，孩子的父親是對面一所高中的男孩，兩人在入學前的假期發生關係。
張桂梅長了教訓。學校沒有圍牆，常有男孩來戲耍，張桂梅守在教學樓前，見到逗留等候的男孩就趕跑，大罵“小混蛋”。
學校沒有性教育課。有性知識輔導老師問需不需要支援，張桂梅讓他們“滾一邊去”，“手機上已經很過火了，還用教嗎?”
後來，教學樓一樓安裝了鐵柵欄。一向吝嗇的張桂梅在安全管理支出上毫不心疼，有宿舍門壞，她立即請師傅來修。每當大學聯考季來臨，張桂梅會請幾個人日夜看守教學樓，讓學生看到“樓前樓後都是人”，安心。
為了杜絕攀比，張桂梅規定，學生必須剪短髮，穿校服，女老師在校不能穿裙子和高跟鞋。
教學樓的一樓貼滿捐款人的名字和捐款數額，牆上的企業和個人幫助支撐起這所免費高中。每當有人來校捐款，她要求學生向捐款人集體敬禮，唱《不忘初心》。但她反對學生手舉捐贈牌被拍照的行為，有企業提出此類要求，張桂梅寧可錢打水漂也不同意。
有畢業生回母校捐款，但也不知道最終資助給了哪個學妹，張桂梅希望這種“背對背”的方式，讓學生沒有壓力地接受捐贈。
在張桂梅看來，貧困對女孩是一種隱私，對外，她稱呼自己的學生“山裡的女孩”。
溫煦的秋陽照在老人珍藏多年的泛黃的報功書上：“孫景坤同志在朝鮮守備戰鬥中，創立功績，業經批准記一等功一次，這不僅是個人的光榮，全軍的光榮，也是人民的光榮，祖國的光榮……”光線明麗而柔和，為這張歷久彌新的報功書鑲上了一層金邊。
連年征戰，孫景坤身上留下20多處傷疤，“現在腿上還有一顆子彈沒取出來。”他指著腿上一塊已經變黑的面板說，“有一次戰鬥，我中了兩槍，一槍打在手上，一槍打在腿上。子彈有毒，後來腿上、腳上的肉都爛了”。
1955年解甲歸田的孫景坤把榮譽證書塵封起來，隻字不提戰爭年代的事蹟。也許這就是真正的英雄吧，在硝煙炮火中以血肉之軀與敵人拼殺，一切歸於平靜後，也能夠在和平年代甘於清貧，只顧建設家鄉。
村裡有條河，經常氾濫引發水災。孫景坤的倔勁上來了：“還能讓條小河欺負了?”他帶領村民開山碎石、肩扛手提，築起一座堤壩，自此河水安瀾。
“他是軍人出身，身上有一股威嚴勁兒，從不強迫鄉親們幹這幹那。”86歲的村民劉振山回憶，“他在前邊幹，我們在後邊學，大家心服口服。”
靠著孫景坤的帶動引領，山城村上百畝爛泥灘變良田，數百畝荒山上種滿板栗、落葉松，幾十年如一日，村子終於成為十里八鄉有名的富裕村。
20世紀90年代，抗美援朝紀念館移地改建，向社會徵集文物，孫景坤這才決定將自己的立功證書等紀念物品捐獻出來，人們至此才知道他是一名戰鬥英雄。
孫景坤為什麼這幾十年都不願提及那段崢嶸歲月?他從來不看戰爭片，真正的戰爭遠非影視劇所能描述，過往的經歷每每憶起，總會讓老人潸然淚下，“實在太難過了”。
今年是脫貧攻堅決戰決勝之年，時任湖南省炎陵縣委書記的黃詩燕，卻倒在了衝刺的道路上。
20__年11月29日上午，開完全縣扶貧工作會，回到縣委住所，黃詩燕突發心臟病，不幸殉職，年僅56歲。
在株洲市，在炎陵縣，相識的、陌生的，在朋友圈發詩文，在網上建紀念館，人們紛紛悼念這位炎陵縣的領頭雁。不少人感嘆：產業強了，炎陵美了，百姓富了，詩燕書記卻走了。
蹚出一條產業路
他力主發展黃桃，20__年全縣近六成貧困人口因此穩定脫貧
去年11月23日晚，黃詩燕乘車3小時，從株洲家中趕到縣裡，感覺異常胸悶。24日上午，他在縣醫院檢查身體，發現心電圖異常。同事和妻子都勸黃詩燕回株洲做檢查。
“縣裡事多，來來回回耽誤時間，先挺一挺再說吧。”黃詩燕說。
從上任起，黃詩燕就一直這麼拼。為了趕上長沙、深圳兩地招商引資活動，他一天工作16個小時;為了推廣炎陵黃桃，他跑遍每一個城市推廣點、每一個鄉村展臺……
20__年6月，組織選派47歲的黃詩燕到炎陵縣任縣委書記。擺在他面前的是一個難啃的骨頭：炎陵地處井岡山西麓，既是革命老區，又是欠發達地區;貧困人口比例高，到20__年全縣有建檔立卡貧困人口26761人，貧困發生率達16.57%。
分析縣情後，黃詩燕鮮明提出守望“兩座山”：守“綠水青山”，望“金山銀山”;農業發展重點抓好生態特色產業，比如特色水果、茶葉、藥材、花卉苗木等;用好生態山水自然資源，發展全域旅遊;以特色種養產業和旅遊產業推動精準扶貧。
“後來看，黃書記主抓黃桃產業，抓對了。”分管農業的炎陵縣副縣長盤曉文說。20__年炎陵黃桃只有5000畝，學農出身的黃詩燕認為，炎陵縣黃桃優勢種植區與貧困村高度重合，縣裡高寒山區，海拔高、氣溫低、空氣溼，多沙質土壤，種植農作物“十種九不收”，卻適合黃桃生長。
從20__年開始，黃詩燕始終如一為炎陵黃桃站臺，大大小小的活動不知道參加了多少場。
終於，黃桃從炎陵的深山溝，走向各地。當地目前種植8萬多畝，20__年產值11億元，黃桃有關收入佔到全縣農民農林牧漁業收入的40%;4784戶14152名、近六成貧困人口靠種植黃桃人均年增收8800元以上，實現穩定脫貧。
鞠躬盡瘁抓脫貧
8年多時間，他走遍了炎陵的每一個村
20__年8月，炎陵縣在湖南省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中第一批脫貧，不少幹部直呼“沒想到”。
“炎陵脫貧摘帽，是我們向20萬老區人民兌現的一個莊嚴承諾。”黃詩燕說。
20__年起，黃詩燕幫扶大源村，幾乎一個月進村一次。“隔三差五就能見黃書記到村裡來!”曾昭華老人說。
道路硬化、電網改造、路燈安裝、自來水，圖書室……幾乎凡是村民提到的生產生活上的困難，黃詩燕都盡力去協調解決。如今，大源村青山環繞，新居白牆黛瓦掩映在綠樹叢中，水泥路直通農家院，果樹遍佈山間，猶如一幅山水畫。這個霞陽鎮最偏遠、最落後的大村，成了遠近有名的風景村。
“山高不如腳背高，路長沒有腳板長。”這是黃詩燕經常說的一句話。湖南海拔最高的山在炎陵，海拔1500米以上的山，炎陵最多。8年多時間，黃詩燕走遍每一個村，翻越了炎陵的每一座山，有的村子多次去。“120個村他都去過，差不多每個月都有一週，他在村裡走訪貧困戶。”縣民政局局長吳集會說。
脫貧攻堅傾注了黃詩燕全部心血。大到扶貧產業選擇、重大檔案制訂、重要舉措出臺，小到貧困戶建檔立卡手冊，他逐一梳理、逐一審定。
“黃書記很早提出來，要化繁為簡，把各種表格整合成一本簡潔明瞭的扶貧手冊。”縣委辦副主任陳德望說，“扶貧手冊完成後，從20__年到現在，炎陵一直都在用這本手冊，國家、省裡來評估考核，都說這本冊子做得好。”
20__年—20__年，全縣累計脫貧6647戶22907人，54個貧困村全部退出，貧困發生率由16.57%降至0.54%。20__年2月通過脫貧攻堅湖南省檢查驗收，在全省5個同類縣中，貧困發生率最低(0.6%)、群眾認可度最高(98.49%);當年6月通過脫貧攻堅國家檢查驗收，錯退、漏評“零反饋”。
以身作則好作風
他的辦公室是上世紀80年代的平房;每個星期走基層在1000公里以上
走進黃詩燕在炎陵縣委的辦公室和宿舍，記者很驚訝。
辦公室是上世紀80年代的平房，工作人員多次要求進行簡易裝修都被他拒絕。宿舍很小，床上用品都很普通。
“宿舍裡的東西，都是上一任領導留下來的，黃書記上任後沒有添置一件新傢俱。”縣委辦副主任劉明華說，“平時除了接待外，一有時間書記就在走基層，每天都排得很滿。”
“作為黨員幹部，就是要有功名利祿全放下、一心只為千萬家的境界。”黃詩燕多次在講話中這樣說。
“擔任炎陵縣委書記近9年，黃書記為炎陵發展不辭辛勞，每個星期走基層來回車程至少在1000公里以上。”縣委常委、縣委辦主任黃建中說。
“黃書記在炎陵沒有私交圈。”縣委常委、政法委書記楊紅兵說，“他常說‘人和人之間最好的感情就是工作上相互支援，在為黨工作、為人民服務工作中交往最好的感情’。”
由於常年在縣裡工作，離家遠，黃詩燕對妻子女兒都照顧不上。平時工作忙，也很少有時間打電話。黃詩燕心裡總感覺愧疚，每次洗衣服都和妻子視訊聊聊天，“等忙完這陣子，就回家好好歇歇!”可這一等，竟等到天人相隔。
在炎陵縣2030平方公里土地上，黃詩燕的事蹟還在傳頌著。他用8年多始終如一的奮鬥，踐行了一名共產黨員的莊嚴承諾，詮釋了人民公僕的深刻內涵。
還有什麼傳奇人物比62歲的張桂梅更落魄嗎?
為了省錢，她多年不吃肉，直到後來“吃點肉就會嘔吐，就會難受”。
她去籌款時，被人放狗咬過，腳上鮮血直流;街頭募捐，別人懷疑她是騙子、朝她臉上吐口水。
她家中沒多少家當，最醒目的是40多項榮譽的獲獎證書：全國十佳師德標兵、全國十大女傑、全國先進工作者、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全國最美鄉村教師、全國三八紅旗手……
張桂梅沒有孩子，但有1000多個孩子都叫她“媽媽”。
建起第一所免費女子高中
1974年10月，17歲的張桂梅跟隨姐姐從家鄉黑龍江來到雲南，支援邊疆建設。45年來，她不是一步步走向大城市，而是一步步走向貧困山區。
1996年8月，她的丈夫去世，父母雙亡、無兒無女的張桂梅黯然神傷，她決定離開傷心之地，調入麗江市華坪縣。她放棄進入全縣條件最好的華坪一中，選擇了師資最弱、條件最差的民族中學任教，承擔起4個畢業班的教學任務。
一年後，不幸再次降臨。1997年4月，她查出患有子宮肌瘤，且肌瘤已經有5個月胎兒那麼大，需要立即住院治療。
張桂梅忍著疼痛繼續站在講臺上，她不願意因為自己而影響學生們會考。直到7月會考結束，她才住進醫院。開啟她的腹腔，醫生們倒吸了口冷氣：腹腔內的器官全都移了位，腸子已經粘連在後壁上了，取出的腫瘤有兩公斤多。
20__年，張桂梅兼任新建的華坪縣兒童福利院(華坪兒童之家)的院長。第一天，兒童之家收了36個孩子，最小的兩歲，最大的12歲。此後，張桂梅除了上課，還要一把屎一把尿地照顧這些幼小的孤兒。
兒童之家的工作，讓她萌生了創辦一所學校、讓貧困山區女孩免費接受高中教育的想法。經她到處遊說，這一善舉得到了各級黨委政府的支援。華坪縣委、政府協調出土地，省、市黨委政府劃撥了100萬元的辦學經費。
20__年8月，全國第一所全免費的女子高階中學在華坪建成。11年來，華坪女子高階中學連續10年大學聯考綜合上線率100%，1645名貧困女孩從這裡走進大學。
傳承紅色基因，爭當合格接班人
“儘管彭士祿院士逝世了，但他的一生對核動力事業和祖國的熱愛依舊存在，他所秉持的精神需要新一代的青年人來傳承，需要青年人去發揚，彭士祿院士的偉大精神，青年人永遠不會忘記。”聿懷中學高一(10)班佘諾珣同學告訴記者，閱讀了《汕頭日報》刊發的相關報道後她深受感動，“彭士祿院士是‘磨難的孤兒’，是‘革命的勇士’，是‘核能的先鋒’，是豁出命幹的‘老黃牛’。”佘諾珣說，當看到彭院士在一次現場除錯時突然病倒，醫生在現場為他做手術，胃部切除了四分之三，住院僅一個月後，他又重新投入超負荷的工作，直到他逝世之前，他都堅守在工作崗位上，她的眼淚忍不住掉了下來。
“百年夢想正青春，讓我們重溫歷史，致敬這位中國核動力事業的‘拓荒牛’，感受拓荒者精神在新時代的傳承。”聿懷中學高一(13)班學生餘俊彥觀看先進事蹟報道後表示，彭士祿院士曾說道“我這一生只做兩件事，一是造核潛艇，二是建核電站”，這是他對自己的評價，他是我們所有人的英雄，更是青年人學習的榜樣。
今年4月，市蓬鷗中學的學生們有幸聆聽了彭士祿女兒彭潔老師的講座。昨晚9時，蓬鷗中學學生謝哲齊在家中，和家人一起觀看了央視的專題節目。謝哲齊告訴記者，看了節目後，他更深刻地感受到，正是有了先輩們的艱苦奮鬥才有了今日美好的生活。“彭士祿院士在如此艱苦的環境下不僅磨鍊了不怕艱難困苦的性格，還站在我國科技的前線，像彭士祿院士這樣的先輩，正應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偶像。”謝哲齊表示，作為當代青少年，要將“愛國”二字銘記於心，外化於行，將個人理想與國家發展、民族復興和人類命運結合起來，不負祖國的大好河山，奮發圖強，珍惜青春時光，培養創新能力，爭做祖國的創新人才。
“作為新時代接班人，應該向彭士祿院士學習，在科學研究中堅持實事求是、心繫祖國。”蓬鷗中學學生許錦霞認為，追溯到為革命事業拋頭顱灑熱血的彭湃烈士，青年一代要傳承發揚這種紅色基因，從現在開始堅定理想與信念，志存高遠，腳踏實地，將個人的未來與民族的未來緊密相連。
學習“拓荒牛”精神，汲取奮進力量
昨天晚上9時，在金霞街道書吧，街道黨工委領導帶領街道幹部職工20多人正在收看央視彭院士的專題節目，大家紛紛表示，要學習“時代楷模”彭士祿的光輝事蹟，學習他熱愛祖國、忠於祖國、為祖國的富強而獻身的精神。據瞭解，為落實金霞街道工作人員、轄區居委、金霞物業、黨群服務中心的幹部職工準時收看該節目，金霞街道提前在微信工作群發出通知，落實大家準時收看節目，激勵大家從黨的百年奮鬥史中汲取信仰的力量。
現代潮劇《百姓之子》是汕頭市潮劇團根據彭士祿院士的革命事蹟打造而成的紅色題材潮劇精品，昨天晚上，劇中執行導演以及男女主演也早早守在電視機前收看央視的報道。談及觀看感受，他們感慨萬千。
“當時在整個排練過程中經常被感動流淚。”《百姓之子》執行導演謝繼順表示，在劇中，幼年彭士祿成了孤兒，是金砂古寨二十多位母親輪流隱藏、盡力撫養。彭院士曾說過“我雖姓彭，但心中永遠姓百家姓”，所以該劇就叫《百姓之子》。“擇一事，終一生，用一生去堅守，去奮鬥。敢為人先，勇於承擔，實幹擔當，永做‘拓荒牛’，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有堅定的理想信念。”看了節目，回憶起當時排練過程中，謝繼順說，大家都為彭士祿院士堅韌的革命精神所感動。
“很榮幸在劇中扮演彭士祿的養父陳阿木這個人物角色，看到彭士祿院士為國家做出偉大貢獻的先進事蹟報道，感到很欣慰很自豪。”在現代潮劇《百姓之子》中擔任男主角的演員李勇強表示，看了先進事蹟報道感到萬分感動和敬仰，彭士祿院士崇高的思想境界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在劇中扮演彭士祿的養母潘舜貞的演員黃玲玲告訴記者，該劇描述在彭士祿童年時期，潘舜貞一家冒死救孤，在丈夫和女兒相繼犧牲的情況下，她以弱臂擔道義，與共產黨特派員成功地從監獄送走彭士祿的故事情節。“很榮幸扮演這個角色，觀看彭士祿院士的先進事蹟報道深受鼓舞，很感動，彭士祿院士敢於擔當的精神，是我們年輕人學習的榜樣。”
中宣部近日決定，追授著名核動力專家、中國核潛艇首任總設計師彭士祿院士“時代楷模”稱號。從中國第一代核潛艇，到大亞灣核電站，再到秦山二期核電站，彭士祿為之傾注了大量心血，被譽為中國核動力事業的“拓荒牛”。今年3月22日，彭士祿院士因病逝世，他曾說“活著能熱愛祖國，忠於祖國，為祖國的富強而獻身，足矣!”
彭士祿作為中國核潛艇第一任總設計師、中國第一個核動力裝置的主要設計者，一生踐行共產黨員的承諾，幹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從零開始摸索起步，克服重重困難，作出了突出貢獻，堪稱中國核動力事業的“拓荒牛”。
“只要祖國需要，我當然願意”
彭士祿的父親是共產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彭湃。
彭士祿3歲母親犧牲，4歲父親就義，童年兩次被國民黨抓進監獄，先後輾轉被送到20多戶百姓家裡寄養。
“坎坷的童年經歷，磨鍊了我不怕困難艱險的性格，我對人民永遠感激，無論我怎樣努力，都不足以回報他們給予我的恩情。”回顧過往，彭士祿飽含深情地說。
1940年，15歲的彭士祿來到延安，194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學習時，彭士祿常對同學們說：“我們的父母經過殘酷的鬥爭，有的還流血犧牲了，不好好學習怎麼對得起自己的父母親，怎麼對得起黨?”
1951年，品學兼優的彭士祿赴蘇聯留學，專業是化工機械。他所有的功課成績全是優秀，畢業時獲得了蘇聯頒發的優秀化工機械工程師證書。
1956年，就在彭士祿即將本科畢業時，中央決定選派一批優秀留學生改行學原子能核動力專業。
“只要祖國需要，我當然願意。”彭士祿毫不猶豫地回答。從那一刻起，彭士祿就與共和國的核事業緊緊連在了一起。
1983年，彭士祿再次聽從排程，被任命為中國首座大型商業核電站建設總指揮，為我國核電事業發展作出了開創性貢獻。
直到晚年，彭士祿仍然心繫國家發展，他在自述中這樣寫道：“現如今，老朽已木訥，但有三個心願：一是盼望祖國早日擁有更加強大的核潛艇力量;二是盼望祖國早日成為核電強國;三是盼望祖國早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圓了老百姓過上幸福生活的中國夢!”
“我來簽字，我負責”
1962年2月，彭士祿開始主持潛艇核動力裝置的論證和主要裝置的前期開發。
當時，無圖紙資料，無權威專家，許多人對核動力的瞭解幾乎為零，對某個技術上的問題常常意見不一致，甚至經常發生激烈爭論。每當出現這種情況時，彭士祿就對研究人員說:“不要吵，做實驗，用實驗結果說話。根據實驗結果，我來簽字，我負責!”
1965年，中央決定選擇青衣江畔的一片山區作為建造核潛艇陸上模式堆的廠址。1966年2月，來自北京715所和194所的人員組成九〇九基地“工藝隊”進駐現場。1967年4月，模式堆主廠房破土動工，建設正式啟動，彭士祿任現場副總工程師。
1970年7月，反應堆開始緩緩提升功率。功率每提高一檔，出現的險情也越多。問題不斷增加，反對繼續提升功率的意見也越來越多。在這種情況下，彭士祿力排眾議，繼續提升功率。8月30日，他決定實現主機“滿功率”。
“大膽”並非有勇無謀，“拍板”並非胸中無數。有人問他：為什麼敢於拍板?他說：“有個祕訣，一定要用資料說話。”
有人問他，那麼多次拍板，有沒有拍錯的時候?彭士祿毫不掩飾地說：“有啊，怎麼可能沒有?錯了，我就改過來，再繼續前進。幹事業就要有點冒險精神。只要有百分之七十的把握就可以幹，不然，都準備好了，要我們幹什麼?”
“我充其量就是一枚螺絲釘”
1970年8月30日，我國第一代核潛艇陸上模式堆順利達到滿功率，發出了中國第一度核電。
這一天，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五個擁有自主核動力技術的國家。大家欣喜若狂時，總設計師彭士祿卻在矇頭大睡，在這之前，他已連續五天五夜沒閤眼。
為了祖國的核動力事業，彭士祿付出了太多，也從來沒顧慮過自己的身體。一次現場除錯時，彭士祿突然病倒了，劇烈的胃疼讓汗水溼透了他的全身。經醫生診斷是急性胃穿孔，若不及時處理就有生命危險。手術立即在工地現場進行，彭士祿四分之三的胃被切除了。
手術時，醫生髮現，彭士祿的胃上有一個已經穿孔但自愈的疤痕。手術後，彭士祿被接回北京，但他住院僅一個月就又開始了工作。
然而，對於自己的努力和貢獻，彭士祿總是輕描淡寫。在他看來，恬淡自守就是最大的幸福。他從來不認為自己有多麼了不起，也從來不愛拋頭露面。他總說：“中國核潛艇研製成功絕不是一兩個人的功勞，它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我充其量就是核潛艇上的一枚螺絲釘。”
王紅旭同志，男，漢族，1986年年12月出生，大學本科學歷，20__年8月參加工作，生前系大渡口區育才國小體育教師，入黨積極分子，一級教師。2020__年6月1日下午，在長江大渡口萬發碼頭段，兩名兒童溺水被衝入江水中。正在江邊遊玩的王紅旭同志，放下自己三歲的孩子，與其他市民義無反顧跳進江中奮力施救。第一個跳入水中的王紅旭同志先救起一名女孩，傳遞給江邊的接應市民，再次轉身遊向已被江水衝遠的另一名男孩，救起男孩迴游中，耗盡全力將小孩推向接應人員。最終，兩名小孩在其他市民幫助下成功上岸，王紅旭同志因體力嚴重透支，被捲入江中漩渦，他將生的希望留給了孩子，自己卻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年僅35歲。連日來，王紅旭同志的英雄義舉深深地感動著每一個人，他捨己救人的事蹟被廣大幹部群眾廣為傳頌，在社會各界引起強烈反響，告別悼念活動中，數千名群眾自發前往送別、悼念.6月3日，重慶市文明委追授王紅旭同志為“重慶好人”，6月4日，市教委、市人力社保局追授王紅旭同志為“重慶市優秀教師”，號召全社會向他學習.
王紅旭同志在生死關頭，捨生忘死，挺身而出，用年輕的生命譜寫了一曲感天動地的英雄讚歌，不愧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模範代表，是新時代教師工作者的先進典型，是全區廣大黨員幹部群眾的學習榜樣。他用自己的英雄行動傳承了中華民族“見義勇為”的優良傳統，詮釋了人民教師‘大愛無疆”的高尚品格，踐行了大渡口人“大義渡口”的博愛情懷，用生命書寫了“上善之地、大德之城”的城市精神。為貫徹落實關於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指示精神，努力營造銘記英雄、崇尚英雄、學習英雄的濃厚氛圍，進一步發揚王紅旭同志不畏艱險、敢於擔當的英雄精神，我區在全區廣泛開展向王紅旭同志學習動。作為一名人民教師，我要認真學習王紅旭同志先進事蹟，學習他臨危不懼、見義勇為的傳統美德，學習他正直無私、助人為樂的優良品質，學習他舍已救人、不怕犧牲的英雄氣概，學習他樂於奉獻、敢於獻身的高尚情操。今後，在工作中，我要把學習英雄事蹟活動與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結合起來，與當前全黨深入開展學習教育結合起來，進一步學習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化公民思想道德建設，培養良好的社會風尚。
_年以後，張桂梅離開大理喜洲，隻身來到麗江華坪。初來乍到，她便放棄了進入條件最好的華坪一中的機會，而是選擇了中心中學，承擔了4個畢業班的政治教學工作，畢業班的女生工作，此外還協助學校搞文藝工作。在工作中，她盡職盡責，奉獻了所有精力。
_年8月，民中分設成立正在住院做手術的張老師得知民中學生最窮，生源素質最差，經費最緊張，又看到民中校舍最破陋、裝置最差時，她又主動要求調到民中工作，抓學生學習、管學生日常都親歷親為，一步步推動著教育工作的發展。在她的努力下民中的教育成果不斷湧現。
_年2月，華坪縣教育局黨委和中共華坪縣委分別發出通知;號召全縣教職工和全縣人民向她學習，縣委還授予她"愛崗敬業、無私奉獻的優秀人民教師"的光榮稱號，並獎給她1000元，但張桂梅把1000元獎金當場就捐給了縣慈善機構。
說到慈善，張桂梅這一生幾乎都與慈善事業掛鉤。在民中的教育工作中，女生很少，張桂梅意識到，提高山區女孩的素質，至少可以改變三代人。由此，她便萌生了籌建一所免費女子高中的想法，從_年起她便開始為這個“不切實際”的夢想四處奔波。
_，張桂梅當選為黨的xx大代表。張桂梅和她籌建免費女高的想法逐漸被更多人知道。麗江市和華坪縣各拿出100萬元，幫助張桂梅辦校。_年8月，華坪女子高階中學建成。
張桂梅表示，學校能辦起來並走到今天，離不開黨和政府作堅強後盾。華坪女高的教師工資和辦學經費均由縣財政保障，學校建設由教育局負責。教學樓牆上，掛滿了密密麻麻的捐款人姓名。大家的關心和幫助，她都記在心裡。
為了留住學生，家訪成了很重要的工作。辦校10多年來，張桂梅走了11萬公里家訪路，走進1300多名學生家中。山區偏遠、山路艱辛，很多學生的家只能靠步行達到，連爬山過去都得好幾個小時。
在她的帶動下，10多年來，華坪女高以自身獨有的特色和堅定的理想信念，不斷髮展成長。張桂梅也非常注重新材視角，不斷摸索出貧困山區學生教育的規律;把育人當作教育的前提和目標，走到學生心裡;她通過家訪瞭解孩子的家庭，竭力改變教育背後的貧困。“山裡的學生太窮太苦了，又那麼善良懂事，我想幫幫她們。”正是秉承著一顆仁愛之心，張桂梅“讓教育走得更深更遠”。
近日，張桂梅被授予“全國脫貧攻堅楷模”榮譽稱號,迎來了無數人的點贊和敬仰。_年來，張桂梅同志為1804名學生圓了“夢”，她是大山裡當之無愧的“圓夢者”。我們要以張桂梅同志為榜樣，爭做“圓夢者”。
要有“圓夢”的赤誠心。她是學生們心裡的“張媽媽”。“世上只有媽媽好”，正是張桂梅同志把孩子們視為己出，才有了這樣深沉的愛。這背後是一顆黨員的赤誠之心，把對黨的忠誠化作對人民最真實的愛。用心用情為人民服務的具體表現是把群眾當親人和家人。在為民實踐中，我們要有這樣的自覺和態度，讓群眾少跑腿，自己腳下多沾泥，堅實步子;讓群眾多開口，自己少插話，耐住性子;讓群眾少為難，自己多辛苦，厚實裡子。要跨前一步，主動為群眾的就業、醫療、養老、住房等關切提早謀劃，及早落實，多一些“暖心包”“溫馨袋”，少一些消極應付，把忠誠和熱愛融入到為民的點滴之中，融入到為民的“圓夢”之中。
要有“圓夢”的硬本領。張桂梅同志帶領華坪女中每年都能取得優異的成績。打鐵還需自身硬，為民還要有能力。“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要化解這一矛盾，沒有本領是不行的。斗轉星移，“能”要與“時”進，要更強，這樣遇事才不會一籌莫展，而能迎刃而解。一方面，我們要加強學習，向群眾學，向先進學，向優秀學，尤其要深入學習理論知識，充分發揮好黨的理論指導實踐的`優勢。另一方面，我們要加緊到為民的事上去練。積極到艱苦邊遠地區和基層一線去，在具體事務的“練”中不斷錘鍊意志，總結經驗，提升能力。孰能生巧，幹得越多，經驗就越豐富，短板就能補得越齊，本事就越高強。
要有“圓夢”的無我境。張桂梅同志以學校為家，把培養學生作為一生追求。即使學生們離開了校園，成家立業，她也時刻關注著她們的人生和成長。無我無私，白璧無瑕。在為民“圓夢”的路上，我們要涵養這樣的境界，要以百分之百的堅定、百分之百的力量、百分之百的奮進，全心全意、不留餘地為民做好每樁事，幹好每茬活，答好每張發展卷。為民無止境，一些民生工程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多做“夯根基、打基礎、管長遠”的潛績。面對這樣的事業，我們更要踏踏實實、無怨無悔、久久為功地埋頭苦幹，把追求潛績作為內心為民擔當的“基石”。有這樣的“基石”，我們就能去除浮躁之氣，真正行穩致遠。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讓人民群眾生活更美好，就是圓了人民群眾的夢，也是圓了每個黨員幹部的夢。
張桂梅，女，滿族，中共黨員，1957年6月出生於黑龍江牡丹江市，1975年12月參加工作，1998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現任麗江華坪女子高階中學黨支部書記、校長，華坪縣兒童福利院(華坪兒童之家)院長。
參加工作以來，她就像一個不知疲倦的永動機，用初心和信仰書寫著一名共產黨員一輩子對黨忠誠、一輩子為民奉獻、一輩子堅韌執著、一輩子於己克儉的大愛情懷，無怨無悔、無私無我地在平凡崗位上奉獻著自己、燃燒著自己，譜寫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壯麗篇章，先後獲得“全國先進工作者”“全國十佳師德標兵”“全國十大女傑”“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全國最美鄉村教師”“全國百名優秀母親”“雲南省優秀共產黨員”“興滇人才獎”等40餘項榮譽稱號。
張桂梅同志把全部身心投入到邊疆民族地區教育事業和兒童福利事業，創辦了全國第一所全免費女子高中，是華坪兒童之家130多個孤兒的“媽媽”。她堅持用紅色文化引領教育，培養學生不畏艱辛、吃苦耐勞的品格，引導學生銘記黨恩、回報社會。她堅持每週開展1次理論學習、重溫1次入黨誓詞的組織生活，發揮黨員在學校各項工作中的先鋒模範作用。她常年堅持家訪，行程11萬多公里，覆蓋學生1300多名，為學校留住了學生，為學生留住了用知識改變命運的機會。她吃穿用非常簡樸，對自己近乎“摳門”，卻把工資、獎金捐出來，用在教學和學生身上。她以堅韌執著的拼搏和無私奉獻的大愛，詮釋了共產黨員的初心使命。
許多年前，張桂梅過的是一種和現在完全不同的生活。那時，她在大理有丈夫，有一個家。
她是黑龍江人。母親在近50歲時才生下她，在她年少時去世，她跟著哥哥姐姐們長大、生活，一直有寄人籬下的滋味，她渴望有一個自己的家。1974年，17歲的她跟著三姐來到雲南支邊，在中甸林業局當過播音員、宣傳隊隊員，80年代，經人介紹，她認識了一個男人，是中甸林業局子弟學校的校長，"為了他，我也申請去當了老師"。很快，他們結婚了。
她跟著丈夫回了他的老家大理喜洲，在喜洲一中任教。在她的回憶裡，丈夫多才多藝，兼職給別人修傢俱、講微積分課，賺來的錢給她花，給她買她愛吃的楊梅罐頭。她不愁衣食，不用自己做飯，兩人常常去洱海邊上散步，想去哪兒玩就買車票。丈夫對她好，去大理市裡開會，只要當天能夠趕回去，一定會和她一塊吃飯。
她是極其外放的性格。在東北，她有過一段不安生的少女時期，在家排行第五，跟著哥姐長大，沒有嚴厲的管束，人送她外號五猴子，總是上躥下跳，後來在文工團裡當舞蹈演員，調皮搗蛋，會哄騙鄰居家的小女孩，把人家的長髮剪掉，還會抓毛毛蟲嚇別的孩子，老師一巴掌拍死毛毛蟲，手就腫起來，她捱了一頓罵，往外跑，在野外遇到了狼，最後被老鄉送回家。
等結了婚，她喜歡去歌舞廳，不想去開學校例會，作為校長的丈夫就包庇她去唱歌跳舞……有時候喝醉了，丈夫就把她揹回家。那時候她是一個美麗的老師，說一口動聽的普通話，化妝，穿紫色皮鞋、藍色褲子、紅色上衣，她和丈夫的宿舍裡，掛著一個手編的門簾，小個小個的珠子掛起一串，美極了。
一位喜洲一中的女老師回憶，到了午休的大課間，在桃子樹下的草坪上，張桂梅會帶著孩子們圍著圈圈唱歌、跳舞，"裙子穿起多漂亮多飄逸"，學校裡關係好的老師給她取了個外號：老妖精，簡稱老妖，她也回嘴，小妖，"生活有滋有味的"。
1993年12月，張桂梅的丈夫被查出胃癌晚期。後來，她形容那段歲月，"我看那山和水都是灰濛濛的一片，這意味著我有家的生活即將終止，愛與被愛的生活即將結束。"
她盡了最大努力留住丈夫，把房子賣掉，家裡所有能賣的東西也全部賣了，總共籌了二十多萬。她到處跟親戚朋友們借錢，後來丈夫的家人勸她別治了，她不願意。丈夫自己也想放棄，她勸他，我們能活一天算一天唄，就等於你陪我一天就行唄。不管多貴的治療方案，她都試，7千多一天的進口藥也用上，二十多萬，半年就見底了。
1995年2月，丈夫還是走了。她不想埋葬他，也不想火化他。她走到昆明的大街上，萬念俱灰，往行駛的車上撞，駕駛員踩了剎車躲開，讓她尋死別連累別人。回去以後，她和停屍房的人說：請您把他從冰箱裡頭搬出來。她最後一次抱著丈夫痛哭。愛與被愛的生活，結束了。
抱著丈夫的骨灰盒回到大理，處理完後事，她失去了生命力，頭也不洗，只是躺著，什麼都不想幹。只要一出門，她就看到丈夫活在小草裡，活在洱海中。
這樣的日子過了一年，她想，她必須離開。她申請調動，填了許多地方，只有華坪接收了她。對於這個小縣城來說，大理是個大城市，她是個來自大城市的老師。1996年，她把裙子和門簾都留給了同事們，帶著一件丈夫留下的毛背心，來到華坪。
起初，這更接近於一種放逐和逃避。她先是在中心中學當老師，一年之後，申請調動到新建的民族中學。但到了華坪，她看到的事物有些不一樣了：有學生冬天穿著一兩塊錢的塑料涼鞋，有學生買不起飯，晚上抓一把米放進熱水瓶，作為第二天的早餐。她常帶學生下館子，幫他們交學費、添置衣服和被子，把丈夫的毛背心給一位小男孩。這裡的孩子需要她，"為了能讓他們走出大山，我做了一點小事，我感到快樂"。她的心裡有了一些輕鬆的感覺。
她清楚地記得，一個帶著女兒前來交書本費的父親，走了五六個小時，把賣桃子的收入、一大包的錢塞給了她，"他很樸實地告訴我，就這些了啊，我有錢還給你送來。"她動員了幾個學生一塊數錢，一分錢、五分錢、兩毛錢的紙幣，零星的幾個硬幣，髒兮兮的，總共不到50塊錢。但她把紙幣捆成了一捆，留作紀念，"你看看人家這日子過的，還滿高興滿高興的，然後把孩子還送給你。人家沒有一句怨恨的，一句都沒有的。我們還怨天怨地在這兒怨的。"
她反觀了自己。"人家還沒像我，我不缺吃，不少穿啊，這個人的生死應該是自己明白的。這個天災人禍自己應該明白。自己(就別)糾結在那出不來的情感，是不是?"她慢慢打起了精神，內心的苦悶和空虛漸漸被驅散了。
"但不幸再次降臨在了她的頭上"，用華坪縣前教育局局長，如今是張桂梅宣講小組一員的楊文華的話說。1997年4月，張桂梅被診斷出患有子宮肌瘤。從醫院到學校10分鐘的路程，她走了40分鐘。回到了宿舍，她哭一會兒，站一會兒，一夜未眠。
當時她是四個國中畢業班的政治老師，第二天，鈴聲一響，她本能地走進教室。她想陪孩子們走完這關鍵的幾個月，他們來不及適應新的老師了，那是他們考學的機會。她還能怎麼辦呢?當年患癌的丈夫撐了一年多，是因為自己百般籌錢，在他身邊照顧，如今輪到了自己，沒有醫藥費，也沒有人安慰。
吃止痛藥，再疼就捂著肚子上課，就這樣，她送走了四個班的畢業生。後來，她借了幾千塊錢，坐上了夜班車，到昆明做手術。她的腫瘤拿下來，腸子粘連到了後背，每次摸的時候就感覺到非常硬，肚子像一塊石頭一樣，疼的時候是一陣陣的，人也變成黑瘦黑瘦的了。
萬幸的是，這個從外地來的、埋頭苦幹、帶病上課的女人被看見了。當時華坪縣正大力發展開採煤礦，學校裡的老師工資低，就幹著第二份職業，或者辭職出來做煤礦生意，縣裡正需要一個正能量的老師作為宣傳典型。一個政協委員告訴她，我們絕不能捧著骨灰盒來宣傳您。她的事蹟開始在小縣城裡傳遍，兩次手術期間，一天晚上她喘氣困難，學校裡的幾位老師冒著大雨去醫院，給她取氧氣袋，一晚上跑了五六次，整夜在身邊照顧她。還有一位山裡的女人，把五塊錢的路費也捐給她治病，自己走了六個小時的山路回家。
她形容，那是一種"愛的支撐"。
後來，她有過幾次成家的機會。她的名聲傳出了縣城以外的地方，有人慕名而來。有一次，王秀麗接到了她的電話，說北京來了一個作家，你過來看一下嘛。王秀麗想，跑上門跟人家說自己是作家的人，通常都是不厲害的，便沒去。第二天才知道，那是張桂梅的追求者，見面的時候，張桂梅還塗了口紅，穿了高跟鞋。王秀麗立刻叫個摩的就去了兒童之家，但那人已經走了。
要是成家了，必然是要分一半的心給對方，張桂梅說，找一個伴有什麼用呢。王秀麗說，每天很累地回到家，至少有個人跟你說一下話嘛，抱一抱你也是好的嘛。
王秀麗聽說，是兒童之家的孩子不喜歡那人。那人坐椅子，孩子就說，你起來一下，假裝要掃地。那人坐床邊，孩子就說，你起來一下，假裝要疊被子。一天都不讓那人坐下。他們還問張桂梅，你要忙著結婚嗎?你就怕以後我們養不起你嗎?
後來，就再也沒有什麼北京來的作家了。
以英雄壯舉踐行為師之格
追記重慶市大渡口區育才國小教師王紅旭
10多個人手拉著手組成二三十米長的“人鏈”，從長江的岸邊淺灘往江面延伸。江心激流中，一個人手上託著一個已經失去知覺的小男孩，頂著水流奮力遊著。快要接近“人鏈”時，那人猛地將小男孩兒往前一推。小男孩兒獲救了，救他的人卻被反向力推離“人鏈”，很快從江面消失了。
6月1日下午，重慶市大渡口區萬發碼頭附近，一個5歲的女孩和一個6歲的男孩掉入長江，正陪3歲的兒子過兒童節的大渡口區育才國小教師王紅旭，勇救兩人後因體力不支被江水捲走失蹤。
記錄英雄壯舉的視訊瞬間刷屏，在新媒體平臺的總閱讀量接近20億次，無數人為此感動落淚。教師節前後，王紅旭的親友、同事、同學，還有許多素不相識的人，不約而同來到他勇救落水兒童的江邊，用一簇簇白菊寄託無盡的緬懷。
生死關頭的百米衝刺
兒子3歲了，正是最黏人的時候。王紅旭早早就做了計劃，今年要好好陪他過兒童節。
6月1日這天，王紅旭和妻子陳璐希帶著兒子團團，一大早就和許林盛一家會合去江邊遊玩兒。兩家的大人都是老師，孩子都是3歲，又在一個幼兒園。兩家人關係很好。
下午6點，王紅旭和許林盛收拾好東西準備帶孩子回家的時候，突然傳來一聲驚呼:“有小孩兒掉水裡了!”循聲望去，兩個掙扎著的小孩兒正被水流卷著往外漂。
許林盛條件反射地往江邊跑，一口氣跑了100多米才到水邊。王紅旭從他身後趕上來，又飛快地跑到前面，第一個衝進湍急的江水中。許林盛往前遊的時候，王紅旭已經救起一個小女孩往回遊。看到許林盛，王紅旭把小女孩遞給他，馬上轉身去追那個落水的小男孩。
兩個孩子落水的江段，是一個急劇收縮的“喇叭口”，到處是陡坎的灘塗伸入江中，形成水面的漩渦和水下的亂流。水性再好，幾個來回也會耗盡體力。
王紅旭追上小男孩時，已經明顯遊不動了。託著小男孩往回遊時，兩人都有點往下沉。這時，很多目擊者看到了令人震撼的一幕:快要靠近水中接應的人時，王紅旭托起小男孩猛地往前一推。小男孩被接住了，他卻被捲入激流，在人們的驚呼聲中消失了。
義無反顧的水中折返
兩個落水的孩子獲救了。3歲的團團，卻在兒童節這一天失去了爸爸。
“發現兩個小孩落水後，他跑得特別快，救人時又那麼拼命，我們都以為他是水中那兩個小孩的爸爸。”69歲的目擊者王顯才說。
“我一直認為自己的水性還不錯，只參與救了第二個小孩，上岸後都坐了三四十分鐘才緩過來。他先是在岸上跑了那麼遠，在水裡救回來一個後又去救另外一個，真的是拼了命去救那兩個孩子。”參與水中救援的重慶市民張廣榮回憶，即使在水中，當時也能聽到王紅旭沉重的喘息聲，最後關頭甚至是在吼著給自己攢勁。
王紅旭的家，離他救人的江段只有兩公里，他對這段江的水情非常熟悉，知道在這裡下水救人的危險。“看到兩個孩子掉到江裡，不管作為父親還是作為老師，下水救人都是他的本能反應。”王紅旭的媽媽李永蘭說。
王紅旭20__年考入重慶師範大學體育教育專業，有一年暑假在外勤工儉學時，在一個游泳館發現一個孩子發生溺水，等他把人救上來後，救生員和孩子家長才知道發生了險情。孩子被搶救過來後，王紅旭很有成就感，也意識到救生員崗位生死攸關。那以後沒多久，王紅旭就拿到了救生員證，也養成了一個習慣:只要到水邊就會注意觀察。
“給他取名‘紅旭’，是希望他能像早晨的太陽一樣給人溫暖。”李永蘭說，“他比我們期望的還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英雄壯舉的靈魂滋養
王紅旭的爺爺奶奶、爸爸媽媽都是鄉村教師，一家三代和和美美，都是當地“愛生如子”的熱心腸。
受濃厚家庭氛圍的薰陶，王紅旭從小就立志要當一名好老師。他曾經在一份述職報告中寫下這樣一段話:“一個合格的教師，不僅要有紮實的知識，更要有高貴的品格;不僅要向學生傳授知識，更要善於引導學生形成良好的品行。”在大渡口區育才國小，他連續10年帶領學校田徑隊獲得區運動會的前兩名，先後5次獲得優秀教練員和優秀指導教師稱號。
正就讀於重慶巴蜀中學的謝林巧，在王紅旭的田徑隊待過4年。在她的記憶中，王老師總是笑呵呵的，“一笑起來眼睛就沒了”，訓練時也總是張羅著給大家買水買零食，但在訓練標準上最較真。有一次謝林巧的50米跑一直不能達標，大家都跑完休息了，王紅旭還要求她“至少再跑6個”。謝林巧急得直哭，但哭完還得跑。等她終於達標時，王紅旭又笑得“看不到眼睛了”。得知王紅旭去世的訊息，謝林巧哭了:“本來我們還約好暑假見面聊一聊。王老師從來都是說話算話的啊……”
王紅旭追悼會那天，很多與他素昧平生的市民專程趕到靈堂為他送行。“我很難過，以這樣的方式認識你。”坐了1個多小時的計程車趕來的劉女士，流著淚在靈堂前擺好一束白菊。
王紅旭勇救落水兒童犧牲後，重慶市文明委、市教委、市人社局、市總工會、市委政法委分別追授他“重慶好人”“重慶市優秀教師”“重慶五一勞動獎章”、市級“見義勇為先進個人”等榮譽稱號。教育部追授王紅旭老師“全國優秀教師”並下發《關於在教育系統深入開展向王紅旭同志學習的通知》，號召全國教師、教育工作者向王紅旭學習。
“作為一名教師，我渴望成為黨的大家庭中的一員。我願意在黨的領導下，為各族人民的利益奮鬥終身。”在王紅旭的入黨申請書中，有這樣一段話。6月24日，王紅旭被追認為中共黨員。
如今，王秀麗的女兒在女高讀書，生了大病，為了方便照顧女兒，她搬進了女高的教職工宿舍。12年了，建校時種下的芒果樹已經鬱鬱蔥蔥，走在女高的路上，王秀麗指了指掩在樹後的教職工宿舍，說，“她開心的時候，會拿喇叭在那喊我”。
秀麗啊，你出來一下，秀麗啊。聽到張桂梅的聲音，王秀麗通常是穿著睡衣就往外跑。那個瞬間，小喇叭變成了張桂梅手裡的一個玩具，用來呼喚自己的好友。
今年春節，張桂梅給了王秀麗一張自己病例的影印件，類風溼性關節炎、支氣管炎、嚴重骨質疏鬆、神經鞘瘤、骨瘤、肺氣腫、小腦萎縮……她被查出來23種病，有時候太痛，也會和王秀麗訴苦，我死了算了，我把這窗戶開啟，就從這裡跳下去。
但更多時候，被小喇叭叫出來後，兩人只是鬥一會兒嘴，閒聊。很快，張桂梅又舉起小喇叭——下課鈴聲響了，10分鐘的吃飯時間開始倒數計時。“跑快點”、“說你呢”，張桂梅又變成那個嚴厲的女高校長，學生嘴裡的“大魔頭”、“周扒皮”。
張桂梅初來華坪那幾年，和喜洲一中的一位楊老師經常通訊。那時候，張桂梅的名聲漸起，楊老師寫信告訴她，喜洲一中有了一些議論，覺得張桂梅那樣活著沒有意思。沒有家庭，不能完整地過日子，放棄了世俗的快樂，那麼拼命，把老師和學生都折磨成那樣。楊老師記得，她沒有生氣，只是回信說，人活著，反正要做點事情。
每次到昆明開會，張桂梅一定要當日來回，女高的清晨被她的喇叭聲劃破，夜晚，再用喇叭聲結束。要是哪天聽不到喇叭聲，女孩們總會探頭探腦地問，老大呢?在女高三年，殷鑑常常聽到張桂梅說的一句話是，每個人都需要一個舞臺。但女孩們進了大學，有了舞臺，張桂梅幾乎再不和她們聯絡，“老惦記人家幹嘛，她出去放飛，放飛就行了”。
跟著張桂梅看多了山裡酗酒的父親、愚昧的母親、女孩們被安排好地早早嫁人的生活，殷鑑覺得，如今她們能過上平常的生活已經足夠珍貴。很多當年的女高學生們都成家了，他經常能在朋友圈看到她們晒孩子、聚餐，以及回老家的時候拍山裡的風景。那些風景對於她們已經有了不同的意味，不再是貧窮、被困住的生活，“因為她自己走得高了”。
而張桂梅急劇地衰老了。20__年，幾種病湊在一起發作，她被送進了醫院，那之後，她瘦了二十多斤，衣服變得空空蕩蕩。如今起床，她會留下一床凌亂的被子，以便夜晚能順勢再躺進去——她已經沒有力氣扯開疊得整齊的被子。離開女高回北京後，殷鑑給她打電話，她說，前幾天差點人就沒了。他聽著揪心，後來打電話給她，都需要下半天決心。
這兩年，王秀麗感覺張桂梅的性格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前，女孩如果在學校不聽話，她家訪時會當著父母的面罵：我們都供你讀書了，你還如何如何。但現在，她只是會說，姑娘，你要好好讀書，要不然對不起那些幫助我們的人。“當一個人開始溫柔地對待她周圍的人和事的時候，她就是老了。”
張桂梅身邊的人說，她似乎只剩一口氣撐著了。人人都知道，她想讓女高的孩子考上清華北大。每次課間操期間，她讓高一高二的學生齊聲大喊：學姐加油!加油上清華!加油上北大!“我的學校要是能出一個清華、北大的就好了。”她最常說這話，沒事她就拉著王秀麗觀察她的女孩們，“你看我這些孩子，胖嘟嘟的，是不是看著很好嘛……我的學生裡到底哪一個是清華、北大的啊……”
“我看啊，哪一個都不是。”楊文華又來潑冷水了。他的班裡出過雲南省第一名，培養過清華、北大的學生，知道大學聯考每個科目應該不得低於多少分，“但張老師一點概念都沒有”。
有一回，張桂梅犯心臟病，趴在柱子上動不了，一個女孩走過來拍拍她，不說送她去醫院，只是說，彆著急，我給你考清華，就走了。女孩把課本背了五六遍，最終上了浙大，那是張桂梅離清華、北大最近的一次了，她也知道，孩子們都是在硬考，“累個半死”。
還有一回，張桂梅花了幾萬塊錢請了一位名師來講課，對方不帶課本，公式一個套一個，從高一套到高三，高三再套回來，“嘩啦啦講完了，我們全部傻了”。張紅瓊教地理，女孩們高中入學了，問她們美國在哪兒，都指不出來。女孩們努力了，考了個20分，也急，也哭，老師們不敢罵，只能安慰。那個上浙大的女孩，書背到第四遍的時候，她告訴了張桂梅，張桂梅說，那再背一遍好了，咱再多考一分，也許就上清華了。
每一年大學聯考成績出來，都讓張桂梅失望。但殷鑑說，“我們又覺得也挺好，那要是真有了，她可能當時就……因為她現在的這個身體，真的靠這個作為精神的支撐。”
早上5點15分醒來，張桂梅每天都在想，不幹了不幹了，明天就不幹了。每天成把成把地吃著藥，也止不住地疼。下床感到非常艱難，腿落地就像針刺一樣。但她又想起來她的清華北大，“六十多歲了，不想徹底治病了，這點餘光我放著就行了，繼續追逐我的夢想”。
《人物》最後一次見到張桂梅，是11月的一個傍晚，她從兒童之家出來，穿著羽絨服，頭髮溼漉漉地貼在頭皮上。剛洗完澡，她的右肩疼得很，孩子們幫她擦了藥。“擦完藥也不好使啊，難過得要死要死的。”她說，“此刻我就想找個地方好好躺著。”每天傍晚，她都會去兒童之家待一個小時再回女高。10分鐘的路程，她已經走不動了，一個兒童之家的孩子騎著電動車送她。
她拒絕了和我們再聊一次，“給我留點力吧，我還要去找學生聊。再不回去，她們估計又以為我去醫院了”。她用手撐著騎車人的肩，側著身子一點點挪上了後座，“到我明年大學聯考完，我能活到明年大學聯考完……到時候你再來，看我的成功與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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