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起第一所免費女子高中
1974年10月，17歲的張桂梅跟隨姐姐從家鄉黑龍江來到雲南，支援邊疆建設。45年來，她不是一步步走向大城市，而是一步步走向貧困山區。
1996年8月，她的丈夫去世，父母雙亡、無兒無女的張桂梅黯然神傷，她決定離開傷心之地，調入麗江市華坪縣。她放棄進入全縣條件最好的華坪一中，選擇了師資最弱、條件最差的民族中學任教，承擔起4個畢業班的教學任務。
一年後，不幸再次降臨。1997年4月，她查出患有子宮肌瘤，且肌瘤已經有5個月胎兒那麼大，需要立即住院治療。
張桂梅忍著疼痛繼續站在講臺上，她不願意因為自己而影響學生們會考。直到7月會考結束，她才住進醫院。開啟她的腹腔，醫生們倒吸了口冷氣：腹腔內的器官全都移了位，腸子已經粘連在後壁上了，取出的腫瘤有兩公斤多。
20__年，張桂梅兼任新建的華坪縣兒童福利院(華坪兒童之家)的院長。第一天，兒童之家收了36個孩子，最小的兩歲，最大的12歲。此後，張桂梅除了上課，還要一把屎一把尿地照顧這些幼小的孤兒。
兒童之家的工作，讓她萌生了創辦一所學校、讓貧困山區女孩免費接受高中教育的想法。經她到處遊說，這一善舉得到了各級黨委政府的支援。華坪縣委、政府協調出土地，省、市黨委政府劃撥了100萬元的辦學經費。
20__年8月，全國第一所全免費的女子高階中學在華坪建成。11年來，華坪女子高階中學連續10年大學聯考綜合上線率100%，1645名貧困女孩從這裡走進大學。
如今，王秀麗的女兒在女高讀書，生了大病，為了方便照顧女兒，她搬進了女高的教職工宿舍。12年了，建校時種下的芒果樹已經鬱鬱蔥蔥，走在女高的路上，王秀麗指了指掩在樹後的教職工宿舍，說，“她開心的時候，會拿喇叭在那喊我”。
秀麗啊，你出來一下，秀麗啊。聽到張桂梅的聲音，王秀麗通常是穿著睡衣就往外跑。那個瞬間，小喇叭變成了張桂梅手裡的一個玩具，用來呼喚自己的好友。
今年春節，張桂梅給了王秀麗一張自己病例的影印件，類風溼性關節炎、支氣管炎、嚴重骨質疏鬆、神經鞘瘤、骨瘤、肺氣腫、小腦萎縮……她被查出來23種病，有時候太痛，也會和王秀麗訴苦，我死了算了，我把這窗戶開啟，就從這裡跳下去。
但更多時候，被小喇叭叫出來後，兩人只是鬥一會兒嘴，閒聊。很快，張桂梅又舉起小喇叭——下課鈴聲響了，10分鐘的吃飯時間開始倒數計時。“跑快點”、“說你呢”，張桂梅又變成那個嚴厲的女高校長，學生嘴裡的“大魔頭”、“周扒皮”。
張桂梅初來華坪那幾年，和喜洲一中的一位楊老師經常通訊。那時候，張桂梅的名聲漸起，楊老師寫信告訴她，喜洲一中有了一些議論，覺得張桂梅那樣活著沒有意思。沒有家庭，不能完整地過日子，放棄了世俗的快樂，那麼拼命，把老師和學生都折磨成那樣。楊老師記得，她沒有生氣，只是回信說，人活著，反正要做點事情。
每次到昆明開會，張桂梅一定要當日來回，女高的清晨被她的喇叭聲劃破，夜晚，再用喇叭聲結束。要是哪天聽不到喇叭聲，女孩們總會探頭探腦地問，老大呢?在女高三年，殷鑑常常聽到張桂梅說的一句話是，每個人都需要一個舞臺。但女孩們進了大學，有了舞臺，張桂梅幾乎再不和她們聯絡，“老惦記人家幹嘛，她出去放飛，放飛就行了”。
跟著張桂梅看多了山裡酗酒的父親、愚昧的母親、女孩們被安排好地早早嫁人的生活，殷鑑覺得，如今她們能過上平常的生活已經足夠珍貴。很多當年的女高學生們都成家了，他經常能在朋友圈看到她們晒孩子、聚餐，以及回老家的時候拍山裡的風景。那些風景對於她們已經有了不同的意味，不再是貧窮、被困住的生活，“因為她自己走得高了”。
而張桂梅急劇地衰老了。20__年，幾種病湊在一起發作，她被送進了醫院，那之後，她瘦了二十多斤，衣服變得空空蕩蕩。如今起床，她會留下一床凌亂的被子，以便夜晚能順勢再躺進去——她已經沒有力氣扯開疊得整齊的被子。離開女高回北京後，殷鑑給她打電話，她說，前幾天差點人就沒了。他聽著揪心，後來打電話給她，都需要下半天決心。
這兩年，王秀麗感覺張桂梅的性格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前，女孩如果在學校不聽話，她家訪時會當著父母的面罵：我們都供你讀書了，你還如何如何。但現在，她只是會說，姑娘，你要好好讀書，要不然對不起那些幫助我們的人。“當一個人開始溫柔地對待她周圍的人和事的時候，她就是老了。”
張桂梅身邊的人說，她似乎只剩一口氣撐著了。人人都知道，她想讓女高的孩子考上清華北大。每次課間操期間，她讓高一高二的學生齊聲大喊：學姐加油!加油上清華!加油上北大!“我的學校要是能出一個清華、北大的就好了。”她最常說這話，沒事她就拉著王秀麗觀察她的女孩們，“你看我這些孩子，胖嘟嘟的，是不是看著很好嘛……我的學生裡到底哪一個是清華、北大的啊……”
“我看啊，哪一個都不是。”楊文華又來潑冷水了。他的班裡出過雲南省第一名，培養過清華、北大的學生，知道大學聯考每個科目應該不得低於多少分，“但張老師一點概念都沒有”。
有一回，張桂梅犯心臟病，趴在柱子上動不了，一個女孩走過來拍拍她，不說送她去醫院，只是說，彆著急，我給你考清華，就走了。女孩把課本背了五六遍，最終上了浙大，那是張桂梅離清華、北大最近的一次了，她也知道，孩子們都是在硬考，“累個半死”。
還有一回，張桂梅花了幾萬塊錢請了一位名師來講課，對方不帶課本，公式一個套一個，從高一套到高三，高三再套回來，“嘩啦啦講完了，我們全部傻了”。張紅瓊教地理，女孩們高中入學了，問她們美國在哪兒，都指不出來。女孩們努力了，考了個20分，也急，也哭，老師們不敢罵，只能安慰。那個上浙大的女孩，書背到第四遍的時候，她告訴了張桂梅，張桂梅說，那再背一遍好了，咱再多考一分，也許就上清華了。
每一年大學聯考成績出來，都讓張桂梅失望。但殷鑑說，“我們又覺得也挺好，那要是真有了，她可能當時就……因為她現在的這個身體，真的靠這個作為精神的支撐。”
早上5點15分醒來，張桂梅每天都在想，不幹了不幹了，明天就不幹了。每天成把成把地吃著藥，也止不住地疼。下床感到非常艱難，腿落地就像針刺一樣。但她又想起來她的清華北大，“六十多歲了，不想徹底治病了，這點餘光我放著就行了，繼續追逐我的夢想”。
《人物》最後一次見到張桂梅，是11月的一個傍晚，她從兒童之家出來，穿著羽絨服，頭髮溼漉漉地貼在頭皮上。剛洗完澡，她的右肩疼得很，孩子們幫她擦了藥。“擦完藥也不好使啊，難過得要死要死的。”她說，“此刻我就想找個地方好好躺著。”每天傍晚，她都會去兒童之家待一個小時再回女高。10分鐘的路程，她已經走不動了，一個兒童之家的孩子騎著電動車送她。
她拒絕了和我們再聊一次，“給我留點力吧，我還要去找學生聊。再不回去，她們估計又以為我去醫院了”。她用手撐著騎車人的肩，側著身子一點點挪上了後座，“到我明年大學聯考完，我能活到明年大學聯考完……到時候你再來，看我的成功與失敗。”
王秀麗覺得，網上關於全職媽媽的那些謾罵和爭議，“是因為他們沒有親眼見到超乎想象的貧窮”。她70年代出生在華坪縣城，從小家裡吃的是大白米飯，有一溜兒的玩具，沒吃過什麼苦，直到跟著張桂梅去家訪，才真正理解了她所說的貧窮。
深山裡頭，一些人的家只是四面黃牆。政府給的低保不知道怎麼花，家裡的男人們就拿去買酒喝，房子邊上的酒瓶壘得比屋簷還高，白日裡口齒不清醉醺醺，女人們也沒有任何辦法，燒點苞谷，燒點洋芋，混著發黴的米飯，一頓頓吃下去。
也不僅僅是貧窮。一個小姑娘的父母去了成都打工，很多年不回來，她和爺爺住，七十多歲的爺爺還做著石匠的工作，家裡破敗。小姑娘要大學聯考了，叔叔打電話讓父母回來一趟，王秀麗看到，小姑娘害羞地揪著母親的衣角，笑得十分開心。但是母親神情僵硬，不知道該怎麼和多年未見的女兒相處。王秀麗也有一個女兒，她覺得難過：母女間的關係不應該是這樣子的。
從這個家離開之後，王秀麗心裡憋悶，下車步行了一段時間，天色將暗，天氣寒冷，她想，如果讀了書，這個女孩是不是就不用重複母親的命運：早早嫁人，生養一個女兒，卻不懂得如何去愛、去教育她。
那時，張桂梅已經是華坪縣孤兒院“兒童之家”的院長，第一天收來36個孩子，女孩多於男孩。華坪縣產煤，一些男孩因為礦難成為孤兒，但女孩們大多是被丟棄的。張桂梅生於1957年的黑龍江，家裡有6個孩子，她是最受疼愛的小女兒。但在華坪，她看到健康的女嬰們，“就是你丟了我揀”，輾轉來到孤兒院。
孩子背後的母親，遭遇也是慘烈的。一個小男孩的母親，因為不堪忍受丈夫虐待，找來哥哥把丈夫打死，自己也進了監獄服刑;離開丈夫和一雙女兒的女人，到另一個城市生活，卻被追來的丈夫殺害;一個小男孩的母親，生育第二個女兒的時候，在家用土辦法接生，產後大出血，她想見丈夫，但是婆婆不讓，覺得晦氣，最終女人遺憾離世，丈夫終日買醉，犁田時死在了田裡，留下一老一少。後來張桂梅才知道，這位婆婆，一輩子沒下過山。
同時，張桂梅還是民族中學的老師和班主任。雲南一共26個少數民族，華坪縣就有26個，民族中學的女孩們多來自大山深處，常常讀著讀著就不見了，張桂梅就進山裡，去找那些消失的女孩們。有時候敲門，介紹自己是老師，屋裡有動靜，卻沒人來開門。家長們怕她把女孩們領走，家裡沒了勞動力，反正國家給補助，生活可以就這樣過下去，“烤洋芋就烤洋芋，跟著太陽走就跟著太陽走，反正也餓不死”。
從年幼到後來成家，張桂梅的生活還算富足，直到進了大山，她第一次切實地接觸到貧窮，接觸到女性身上的悲劇，她也是迷茫和困惑的，“我想不出來一條出路，我想了很久很久，不知道到底怎麼辦。”最初，她只有一個樸素的想法，讓班裡的五十多個孩子都不輟學。
但在去家訪的路上，她看到了更多輟學的女孩。遇到過一個放牛的小姑娘，她跟人家說，走，跟我去讀書，同行的人說，你是不是瘋了，看見人就要人去讀書。張桂梅執意，走，跟我去讀書。女孩只是看了她一眼，吆著老牛就走了。張桂梅看著她的背影，背個小包包，手裡還拿著一個黑不溜秋的粑粑當糧食。
“把這些地方從窮坑裡拔出來我是做不到了，但是我想救她們啊。我想讓這些山裡的女孩子讀書、見世面。看看為什麼別人那樣，你自己卻這樣?”家訪的時候，她會問家有多少人，有多少畝地，有多少花椒，是否掛果了，掀掀鍋蓋看看裡面煮的是什麼，去摸摸床上的被子，就知道家境如何了。
“那是現實情況讓我辦的(女高)，並不是我非常先知先覺的，並不是。”11月，在她的辦公室裡，張桂梅提起往事，依舊有些激動，會用手輕輕推身邊人的胳膊，拍拍旁人的大腿。她的辦公室位於兩間高三教室的中間，方便她巡邏，女孩們的讀書聲隱隱傳來。她也承認，這種投入和回饋，讓她找到了一種新的精神寄託。
20__年，王秀麗看到了張桂梅在全國xx大代表大會上的新聞，她喊著，我有一個夢想。辦一所全免費的女子高中，那個聲音從小縣城傳到了全國。在公交車上，王秀麗給她發了一條簡訊，祝賀她的夢想終於要成真了。
最初，張桂梅提出這個想法時，一片謾罵聲淹了過來。“別人說我得精神病了，或者是榮譽得太多了，得出癮來了，老想怎麼著怎麼著。”那時候王秀麗也勸她，已經得了這麼多項全國榮譽了，可以好好地到老了，躺在榮譽上，過完這一生。還有一次縣委組織的論證會上，所有專家都投了反對票，“什麼年代了還把男女分開?”
20__年，時任華坪縣教育局副局長的楊文華，陪張桂梅到央視錄製一個節目。去北京的路上，張桂梅說起了自己的這個夢想。楊文華教高中出身，要給學校修個實驗樓，修個學生宿舍，和校長一起跑斷了腿要錢。他看著這個只教過國中的普通老師，沒有任何管理經驗，一個人居然想辦一個學校?還一身病，隨時有可能倒下。而且，師資、錢、校舍在哪?
他故意問她，我們辦一所高中最起碼要有實驗室吧，你覺得這個實驗室大概要花多少錢?
她說，兩萬夠了嗎?
你做夢去吧!楊文華乾脆地說。他覺得自己非常自信，畢竟經驗上遠遠超過她。他發現張桂梅不僅理想主義，還非常幼稚，對建一所學校一無所知。
張桂梅態度也非常強硬，她著急地說，我們等得起，孩子們的成長等不起。早一天把學校辦起來，就減少一批走進惡性迴圈的女孩了是不是?
誰也沒有說服誰。後來他聽說，張桂梅去昆明“化緣”了。他還聽到了她當時的“化緣文案”：我們全縣十多萬人，一個給我10塊錢，我也是好幾百萬了，全省那麼多人，一個人給我5塊錢……“你說天真不天真?”
在昆明，張桂梅請雲南省總工會的人把她的身份證、勞模證明、報紙報道和種.種獲獎資料影印了一大堆，她上街去募捐，一是為了辦女高，二也是為了兒童之家。最初答應當兒童之家的院長，一個基金會一年提供7萬塊錢資金，她也天真地以為，足夠了。
第一次去要錢，她下不了車，也張不了口，滿大街轉悠。她住在省總工會花錢開的賓館裡，翻來覆去睡不著，要不著錢，幹賠住宿錢和吃飯錢，自己在幹些什麼事啊，“我的生命的意義在哪裡?”天亮了，她繼續坐車，看到一個樓梯上鋪著紅色地毯的房子，想著這樣的地方一定有錢。她進門，對方一看，你是張桂梅老師不是?三個月前聽你的報告。那時她剛被評為十大女傑，學習的標語還沒有撤下，轉頭就變成乞丐了，“有個地洞鑽進去算了”。她說明來歷後，對方批了一個五千的條，說給孤兒院，辦學校不管。
後來她有經驗了，不去單位找難堪了，就在街上要，她拉著人問，你能不能給我點錢，我有個孤兒院，我想辦個學校。人家說，好手好腳不幹活，戴個眼鏡出來騙人。姐姐聽說了，也說她：你的臉皮真厚啊，這是人做的事嗎?是什麼讓你變成了這樣。
那5年裡，除了克服自己的清高和難堪，她還要面對身體的衰弱，她被查出癌細胞轉移到肺，怕身體完全垮掉，她沒有選擇化療，因此引發了一系列併發症，常常感到呼吸困難。在昆明，她老怕自己忽然窒息，把自己憋死。即便如此，“化緣”來的錢遠遠不夠。
轉機在20__年出現。“最最直接的，我不迴避，就是張老師幹到xx大代表了”，這個曾經堅定的反對者楊文華，看著張桂梅在北京“一炮放出去了”。“華坪通天了”，各級的壓力就來了，女高的建設進入了實質性階段。
xx大新聞播出那天，王秀麗收到了張桂梅的回覆，只有一句簡短的“謝謝”。後來見面，王秀麗就說她，你還挺傲嬌的呢。但她知道，張桂梅有很多很多的困難和委屈。女高建校那年，張桂梅有一次打電話給王秀麗，在電話裡一直哭，說，你要是再不來，我就要死掉了。王秀麗趕緊去找她，半個小時後到了，張桂梅還在哭，也不說為什麼。那天，王秀麗沒去上班，就陪在她身邊，靜靜地聽她哭完。
許多年前，張桂梅過的是一種和現在完全不同的生活。那時，她在大理有丈夫，有一個家。
她是黑龍江人。母親在近50歲時才生下她，在她年少時去世，她跟著哥哥姐姐們長大、生活，一直有寄人籬下的滋味，她渴望有一個自己的家。1974年，17歲的她跟著三姐來到雲南支邊，在中甸林業局當過播音員、宣傳隊隊員，80年代，經人介紹，她認識了一個男人，是中甸林業局子弟學校的校長，"為了他，我也申請去當了老師"。很快，他們結婚了。
她跟著丈夫回了他的老家大理喜洲，在喜洲一中任教。在她的回憶裡，丈夫多才多藝，兼職給別人修傢俱、講微積分課，賺來的錢給她花，給她買她愛吃的楊梅罐頭。她不愁衣食，不用自己做飯，兩人常常去洱海邊上散步，想去哪兒玩就買車票。丈夫對她好，去大理市裡開會，只要當天能夠趕回去，一定會和她一塊吃飯。
她是極其外放的性格。在東北，她有過一段不安生的少女時期，在家排行第五，跟著哥姐長大，沒有嚴厲的管束，人送她外號五猴子，總是上躥下跳，後來在文工團裡當舞蹈演員，調皮搗蛋，會哄騙鄰居家的小女孩，把人家的長髮剪掉，還會抓毛毛蟲嚇別的孩子，老師一巴掌拍死毛毛蟲，手就腫起來，她捱了一頓罵，往外跑，在野外遇到了狼，最後被老鄉送回家。
等結了婚，她喜歡去歌舞廳，不想去開學校例會，作為校長的丈夫就包庇她去唱歌跳舞……有時候喝醉了，丈夫就把她揹回家。那時候她是一個美麗的老師，說一口動聽的普通話，化妝，穿紫色皮鞋、藍色褲子、紅色上衣，她和丈夫的宿舍裡，掛著一個手編的門簾，小個小個的珠子掛起一串，美極了。
一位喜洲一中的女老師回憶，到了午休的大課間，在桃子樹下的草坪上，張桂梅會帶著孩子們圍著圈圈唱歌、跳舞，"裙子穿起多漂亮多飄逸"，學校裡關係好的老師給她取了個外號：老妖精，簡稱老妖，她也回嘴，小妖，"生活有滋有味的"。
1993年12月，張桂梅的丈夫被查出胃癌晚期。後來，她形容那段歲月，"我看那山和水都是灰濛濛的一片，這意味著我有家的生活即將終止，愛與被愛的生活即將結束。"
她盡了最大努力留住丈夫，把房子賣掉，家裡所有能賣的東西也全部賣了，總共籌了二十多萬。她到處跟親戚朋友們借錢，後來丈夫的家人勸她別治了，她不願意。丈夫自己也想放棄，她勸他，我們能活一天算一天唄，就等於你陪我一天就行唄。不管多貴的治療方案，她都試，7千多一天的進口藥也用上，二十多萬，半年就見底了。
1995年2月，丈夫還是走了。她不想埋葬他，也不想火化他。她走到昆明的大街上，萬念俱灰，往行駛的車上撞，駕駛員踩了剎車躲開，讓她尋死別連累別人。回去以後，她和停屍房的人說：請您把他從冰箱裡頭搬出來。她最後一次抱著丈夫痛哭。愛與被愛的生活，結束了。
抱著丈夫的骨灰盒回到大理，處理完後事，她失去了生命力，頭也不洗，只是躺著，什麼都不想幹。只要一出門，她就看到丈夫活在小草裡，活在洱海中。
這樣的日子過了一年，她想，她必須離開。她申請調動，填了許多地方，只有華坪接收了她。對於這個小縣城來說，大理是個大城市，她是個來自大城市的老師。1996年，她把裙子和門簾都留給了同事們，帶著一件丈夫留下的毛背心，來到華坪。
起初，這更接近於一種放逐和逃避。她先是在中心中學當老師，一年之後，申請調動到新建的民族中學。但到了華坪，她看到的事物有些不一樣了：有學生冬天穿著一兩塊錢的塑料涼鞋，有學生買不起飯，晚上抓一把米放進熱水瓶，作為第二天的早餐。她常帶學生下館子，幫他們交學費、添置衣服和被子，把丈夫的毛背心給一位小男孩。這裡的孩子需要她，"為了能讓他們走出大山，我做了一點小事，我感到快樂"。她的心裡有了一些輕鬆的感覺。
她清楚地記得，一個帶著女兒前來交書本費的父親，走了五六個小時，把賣桃子的收入、一大包的錢塞給了她，"他很樸實地告訴我，就這些了啊，我有錢還給你送來。"她動員了幾個學生一塊數錢，一分錢、五分錢、兩毛錢的紙幣，零星的幾個硬幣，髒兮兮的，總共不到50塊錢。但她把紙幣捆成了一捆，留作紀念，"你看看人家這日子過的，還滿高興滿高興的，然後把孩子還送給你。人家沒有一句怨恨的，一句都沒有的。我們還怨天怨地在這兒怨的。"
她反觀了自己。"人家還沒像我，我不缺吃，不少穿啊，這個人的生死應該是自己明白的。這個天災人禍自己應該明白。自己(就別)糾結在那出不來的情感，是不是?"她慢慢打起了精神，內心的苦悶和空虛漸漸被驅散了。
"但不幸再次降臨在了她的頭上"，用華坪縣前教育局局長，如今是張桂梅宣講小組一員的楊文華的話說。1997年4月，張桂梅被診斷出患有子宮肌瘤。從醫院到學校10分鐘的路程，她走了40分鐘。回到了宿舍，她哭一會兒，站一會兒，一夜未眠。
當時她是四個國中畢業班的政治老師，第二天，鈴聲一響，她本能地走進教室。她想陪孩子們走完這關鍵的幾個月，他們來不及適應新的老師了，那是他們考學的機會。她還能怎麼辦呢?當年患癌的丈夫撐了一年多，是因為自己百般籌錢，在他身邊照顧，如今輪到了自己，沒有醫藥費，也沒有人安慰。
吃止痛藥，再疼就捂著肚子上課，就這樣，她送走了四個班的畢業生。後來，她借了幾千塊錢，坐上了夜班車，到昆明做手術。她的腫瘤拿下來，腸子粘連到了後背，每次摸的時候就感覺到非常硬，肚子像一塊石頭一樣，疼的時候是一陣陣的，人也變成黑瘦黑瘦的了。
萬幸的是，這個從外地來的、埋頭苦幹、帶病上課的女人被看見了。當時華坪縣正大力發展開採煤礦，學校裡的老師工資低，就幹著第二份職業，或者辭職出來做煤礦生意，縣裡正需要一個正能量的老師作為宣傳典型。一個政協委員告訴她，我們絕不能捧著骨灰盒來宣傳您。她的事蹟開始在小縣城裡傳遍，兩次手術期間，一天晚上她喘氣困難，學校裡的幾位老師冒著大雨去醫院，給她取氧氣袋，一晚上跑了五六次，整夜在身邊照顧她。還有一位山裡的女人，把五塊錢的路費也捐給她治病，自己走了六個小時的山路回家。
她形容，那是一種"愛的支撐"。
後來，她有過幾次成家的機會。她的名聲傳出了縣城以外的地方，有人慕名而來。有一次，王秀麗接到了她的電話，說北京來了一個作家，你過來看一下嘛。王秀麗想，跑上門跟人家說自己是作家的人，通常都是不厲害的，便沒去。第二天才知道，那是張桂梅的追求者，見面的時候，張桂梅還塗了口紅，穿了高跟鞋。王秀麗立刻叫個摩的就去了兒童之家，但那人已經走了。
要是成家了，必然是要分一半的心給對方，張桂梅說，找一個伴有什麼用呢。王秀麗說，每天很累地回到家，至少有個人跟你說一下話嘛，抱一抱你也是好的嘛。
王秀麗聽說，是兒童之家的孩子不喜歡那人。那人坐椅子，孩子就說，你起來一下，假裝要掃地。那人坐床邊，孩子就說，你起來一下，假裝要疊被子。一天都不讓那人坐下。他們還問張桂梅，你要忙著結婚嗎?你就怕以後我們養不起你嗎?
後來，就再也沒有什麼北京來的作家了。
還有什麼傳奇人物比62歲的張桂梅更落魄嗎?
為了省錢，她多年不吃肉，直到後來“吃點肉就會嘔吐，就會難受”。
她去籌款時，被人放狗咬過，腳上鮮血直流;街頭募捐，別人懷疑她是騙子、朝她臉上吐口水。
她家中沒多少家當，最醒目的是40多項榮譽的獲獎證書：全國十佳師德標兵、全國十大女傑、全國先進工作者、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全國最美鄉村教師、全國三八紅旗手……
張桂梅沒有孩子，但有1000多個孩子都叫她“媽媽”。
建起第一所免費女子高中
1974年10月，17歲的張桂梅跟隨姐姐從家鄉黑龍江來到雲南，支援邊疆建設。45年來，她不是一步步走向大城市，而是一步步走向貧困山區。
1996年8月，她的丈夫去世，父母雙亡、無兒無女的張桂梅黯然神傷，她決定離開傷心之地，調入麗江市華坪縣。她放棄進入全縣條件最好的華坪一中，選擇了師資最弱、條件最差的民族中學任教，承擔起4個畢業班的教學任務。
一年後，不幸再次降臨。1997年4月，她查出患有子宮肌瘤，且肌瘤已經有5個月胎兒那麼大，需要立即住院治療。
張桂梅忍著疼痛繼續站在講臺上，她不願意因為自己而影響學生們會考。直到7月會考結束，她才住進醫院。開啟她的腹腔，醫生們倒吸了口冷氣：腹腔內的器官全都移了位，腸子已經粘連在後壁上了，取出的腫瘤有兩公斤多。
20__年，張桂梅兼任新建的華坪縣兒童福利院(華坪兒童之家)的院長。第一天，兒童之家收了36個孩子，最小的兩歲，最大的12歲。此後，張桂梅除了上課，還要一把屎一把尿地照顧這些幼小的孤兒。
兒童之家的工作，讓她萌生了創辦一所學校、讓貧困山區女孩免費接受高中教育的想法。經她到處遊說，這一善舉得到了各級黨委政府的支援。華坪縣委、政府協調出土地，省、市黨委政府劃撥了100萬元的辦學經費。
20__年8月，全國第一所全免費的女子高階中學在華坪建成。11年來，華坪女子高階中學連續10年大學聯考綜合上線率100%，1645名貧困女孩從這裡走進大學。
步履艱難的家訪路
頭幾年，張桂梅自己走山路家訪，曾因過度勞累昏睡在路旁。她嘗試過自己租車，也騎過馬和摩托，肋骨斷了兩次。後來縣裡派車幫助她家訪，可幾乎每一個學生家裡都還有一段要步行的小路。“過去張老師能風風火火地走路，後來病越來越重，有些難走的路段需要攙扶。今年需要攙扶的時候就更多了。”一直跟隨張桂梅家訪的華坪縣融媒體中心記者王秀麗說。
今年10月2日至7日，張桂梅在6天裡走遍華坪縣榮將鎮、石龍壩鎮、興泉鎮、船房鄉的37個村小組，走訪了39個農村學生家庭，平均每天走訪六七個學生家庭。最遠的家訪路是去高三學生羅青青(化名)的家。乘車40多公里到達船房鄉華榮村後，張桂梅還要走半個多小時的上山小路到羅青青家。在同事和羅青青的攙扶下，張桂梅一步一步地爬山坡，走幾分鐘就停下來大口大口地喘氣。路過一條淺淺的小溪時，她已無法抬腿跨過，只能拖曳著雙腳劃過水面。
自20__年創辦華坪女子高階中學開始，12年來，每屆高三、每個農村學生，張桂梅都要利用假期儘量家訪一遍。她不是麗江人，卻已走遍麗江各地山山水水。她的足跡覆蓋約1552名學生的家庭，行程11萬餘公里。
張桂梅把1804個貧困山區女孩送出大山，送進大學。她創辦的女子高中歷屆高中畢業生升學率100%，今年大學聯考又創最好成績，159個考生中70人上一本。然而，張桂梅仍不甘心，還沒有學生考上清華北大。她仍舊拖著病體去家訪，她要去了解每個學生家庭的情況，去解除每個學生的後顧之憂，讓學生再加把勁，明年大學聯考打個漂亮仗。
籌來了錢，可籌不來分數。
張桂梅本以為，只要提供給這些女孩機會，學習是水到渠成的事。但她發現這些學生基礎差，試卷測驗幾乎都不合格。
質疑的聲音不止。張桂梅去縣裡開會，聽到人議論，“說得可好，成績那麼差出來怎麼辦?”“如果只給機會她不學，那麼這個機會等於沒有，等於養她3年。”高一還未結束，她意識到這是個“嚴肅問題”，“高中要講分數，不講分數，大學聯考設定就沒有用。”
17個老師走了9個。心灰意冷時，她怕耽誤學生，找縣裡反映，想將學生分到其他高中就讀，遭到數落，“不讓你幹你非幹。”
後來她給老師下任務，一個班要考上多少一本和二本。她希望學校出清華北大畢業生。
更直接的方式是打時間戰。晚休時間從晚上9點半延長到10點半，最後延到12點20分。學生從6點起床提早到5點半，只有5小時睡眠時間。每天下午，學生回宿舍洗漱15分鐘，穿拖鞋回教室，以便晚上回宿舍躺下就能休息。
剛建校那會，為了給學生餘出更多學習時間，學校衛生被老師包攬。早上6點，全體老師要起床打掃校園。建設中的工地四處是灰，一下雨都是泥巴，老師們要去溝裡抬水，把水泥板沖洗乾淨。
每次臨近放假，張桂梅跟學生商量，再幹兩天，結果乾著幹著開學了，第一屆學生只在寒假休息了幾天。有人給張桂梅起外號“周扒皮”“魔鬼”“半夜雞叫”，那時的張桂梅每天守在教室門口，有學生坐著睡覺，她就把學生捅醒。後來，學生打瞌睡會主動站著聽課。
吃飯時間被壓縮到10分鐘。張桂梅要求食堂飯不能太燙，菜炒出來，要及時扣上鍋，不能過涼，她計算，一分鐘能有30個學生打飯，159人5分鐘能全部打完，最後一個學生也能有5分鐘吃飯時間。為了加快遞碗的速度，張桂梅不允許學生就餐過程中說話。
為了節省時間，女高學生去縣醫院看病不需要排隊。有醫生聽說吃飯只花10分鐘，向張桂梅抗議學生壓力太大，還有人罵她沒兒沒女，不知道心疼別人家孩子，張桂梅毫不在意，“只要不傷害她們，對她們有意義，就這麼幹。”
實際上，學校也曾有過一段“民主”時期，張桂梅借鑑其他重點高中，組織學生分組討論，她在旁邊聽，發現討論什麼的都有，隨即叫停。起初，學生6點半起床，9點半休息，結果學生越來越懶，成績越來越差。
張桂梅希望，學生能養成好習慣，有限的時間幹特定的事，“幹不完你就虧了”。有的女生愛乾淨，早上4點就起床洗漱。張桂梅於是將水停用，只在上午5點半到下午6點間放水，逼著學生休息。睡覺前，學生們提前用盆接滿水，用來沖洗廁所，內褲有時要積攢到週末洗。每週末僅有兩三個小時休息，學校沒有澡堂，學生要去校外賓館洗。
剛進校的17名教師沒有一位教過高中，張桂梅帶著他們去麗江學習。一位老師記得，那會學校流行評課，教室後面坐一排老師，專挑講課老師的缺點。板書哪裡不到位，課哪裡有毛病，老師們常常互相不服氣，當場頂起來，一堂課火藥十足，“女老師有的記仇嘞，下課了還追著問，你講給我聽聽。”
張桂梅鼓勵這種爭吵，反對互捧。一次評課，聽到老師們互評只講好的，她提起凳子就走人，把10多個老師晾在一邊。
學校花費18萬元去各個高中買試卷，開啟題海戰術。學生們高一高二上完課，高三刷題。有人說這種刷題方式不科學，她說，“我們不管科不科學，能考走一個好學校算一個。”
第一年，張桂梅在兒童之家和學校兩頭奔波，一邊是50多個需要照料的孩子，一邊是96個渴望考出大山的女孩，做著做著工作時間就沒了，她“把自己的生活忘了”。
磨難使人堅強，困苦使人堅韌，意志使人執著。苦難是一個人寶貴的精神財富，是砥礪人前行的力量。面對苦難，我們應該怎麼做，從張桂梅校長身上我們應該能夠找到答案。她來到華坪之前的苦難，大家應該都是瞭解的，重要的是，她是如何以頑強的意志力對待苦難、戰勝困苦的。苦難到底是財富還是屈辱?當你戰勝了苦難，它就是你的財富;當苦難戰勝了你，它就是你的屈辱。學習張桂梅，就是通過對她苦難經歷的瞭解，從中感悟她身上那種不向一切困難低頭，而是戰勝苦難，頑強地從苦難中解脫出來的抗擊苦難的精神。
人要有胸襟、格局、擔當、責任、境界和情懷。人有胸襟才有格局，人有信念才有擔當，人有擔當才有責任，人有境界才有情懷。大的追求，大的願望，就會有大的忍耐、大的包容、大的視野、大的格局。站在高處，才能看得遠;俯下身來，才能愛蒼生。以大視角切入人生，力求站得更高、看得更遠、做得更大。我們從張桂梅老師身上，看到的是大胸襟、大氣度、大境界、大格局和大慈悲。沒有大慈悲，哪有她悲天憫人的捐助、爬山涉水的家訪?沒有大格局，哪來的力量用五年的時間集資辦學而且要實現“必須讓學生全部考上大學，而且要爭取考上雙一流大學”的高遠目標?“我生來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於群峰之巔俯瞰平庸的溝壑。我生來就是人傑而非草芥，我站在偉人之肩藐視卑微的懦夫。”這是何等的氣度和豪邁!
人貴有一種拼搏精神、職業操守和高尚品德。張桂梅老師身患多病，行走困難，但疾病沒有給她擊倒，沒有阻止她每天早上5點就準時起床，第一個出現在校園裡，每天至少3次巡校、查課的腳步;沒有摧毀她寒暑假歷盡艱辛走訪千家萬戶的信念。她累計到1550多名學生家裡進行家訪，正是她的家訪和資助，讓大山裡想要輟學的女孩兒重新回到學校讀書，從而改寫了她們的人生。華坪女高，以它擁有張桂梅這樣的校長而驕傲，以它令人歎為觀止的大學聯考成績而名揚神州。在張桂梅校長眼裡，看到的不是多年辛苦操勞的成就，而是實現自己人生價值的欣慰，她用一名共產黨員的初心和信仰譜寫了貧困山區女子教育的華章，實踐著自己“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莊嚴承諾。這是令人肅然起敬的拼搏精神，是令人擊節讚歎的奉獻精神，更是令人淚目的職業操守和高尚品德。是什麼力量支撐一位身體多病的老人對教育事業如此地執著?你感動了、感悟了，答案也就找到了!
張桂梅老師的事蹟感動國人，感動中國。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以張桂梅老師為榜樣，讓“張桂梅精神”內化為自己的思想動力和工作動力，成為自己心中的一盞明燈，照亮自己前行的腳步和人生的旅程。
在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週年之際，中央宣傳部以雲釋出的方式，向全社會宣傳發布中國人民志願軍老戰士孫景坤、徐振明的先進事蹟，授予他們“時代楷模”稱號。
孫景坤、徐振明同志的先進事蹟被廣泛宣傳報道後，在全社會引起熱烈反響。廣大幹部群眾和部隊官兵認為，孫景坤、徐振明同志是中國人民，是永葆革命本色的抗美援朝老英雄。要尊崇英雄，關愛楷模，學習抗美援朝老英雄的崇高精神風範，立足本職奮鬥，積極投身偉大實踐，披荊斬棘、奮勇前進，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中，創造新的歷史偉業。
長春中醫藥大學黨委宣傳部副部長於瑤說：“徐振明同志轉業後選擇為楊靖宇將軍守陵，用實際行動詮釋了信仰和忠誠。”吉林省教育廳思政處幹部張天一說，作為徐振明同志的家鄉人，要深入開展向徐振明同志學習的活動。
吉林省白山軍分割槽政治部原副主任畢緒增說：“作為一名退休幹部，要以孫景坤老人為榜樣，不忘初心，發揮餘熱。”“孫景坤同志甘於奉獻、甘於清貧、艱苦奮鬥，始終保持了共產黨人的本色。”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三師圖木舒克市黨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王建波表示。
在孫景坤的家鄉，遼寧省丹東市金山鎮山城村召開學習孫景坤英雄事蹟座談會。村民於淑梅說：“孫景坤老人是我們村的榜樣，我一定要把老英雄的事蹟講給兒孫聽。”
“孫景坤、徐振明同志身上體現了偉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我們要以實際行動向兩位老英雄學習。”河南省平輿縣人武部政委曹英華說。
日前，地處太行山上黨革命老區的海軍航空大學某場站開展了“學習英雄孫景坤、徐振明先進事蹟專題黨團日”活動，四級軍士長趙冬亮說：“學習兩位前輩的事蹟，更加深刻地體會到他們不變的初心和崇高的風範。”學習了兩位同志的事蹟，武警警官學院學員十四大隊新學員表示，要傳承紅色基因，始終保持優良作風。
重慶市退役軍人事務局思想政治和權益維護處處長李春國說，將以學習宣傳孫景坤、徐振明同志事蹟為契機，推動形成關心國防、尊崇軍人的社會風尚。
“堅持，再堅持一下唄”
進入女高的陳法羽很快發現：關愛的同時，是嚴格的管理。
每天早晨5點半起床，課間出操1分鐘站好隊。張老師每天拿著小喇叭，不厭其煩地喊學生起床、跑步、吃飯、睡覺，“你們遲到一秒鐘我也不幹!”
張桂梅和病魔鬥：“不能把寶貴的時間浪費在無休止地看病上”;
她和貧困較勁：“挽救一個女孩拯救三代人”;
她對學校老師、學生要求嚴格：“堅持，再堅持一下唄!”這是張桂梅勸慰大家最多的話。
陳法羽說：“我們來女高讀書是來改變命運的，不拼拿什麼和別人比?張老師也在拼啊!”
校辦主任張曉峰告訴記者，張桂梅老師是在拿命辦學，師生們服氣。
張桂梅的言傳身教也感染著女高老師們。韋堂芸老師受傷左腳骨折，想到還有100多天就要大學聯考，她拄著雙柺給學生上課;楊曉春老師悄悄給學生墊付醫藥費、生活費，卻從不往外說——這樣已知和未知的故事，在女高還有很多。
張桂梅宿舍裡有4張床鋪，1張自己睡，3張留給“不聽話”的和生病的學生。有名女生性格孤僻，和張桂梅住在一起。不管張老師怎麼關心她、開導她，她都不怎麼說話。張老師疾病纏身，每天早晨5點起床，忙裡忙外一天，晚上還和她聊天。3個月後，這名學生抱著張老師痛哭，說一定好好讀書。
“女高的許多學生家庭貧困、變故多，她們的心要好好去焐。”張桂梅說。
張桂梅校長又上熱搜了，但這一次不是讓全網熱淚盈眶，而是捲入觀點爭議，讓支援她的人感到心情複雜。她在一檔專訪節目中表達了對“女性當全職太太”的鮮明反對。她講道：一個學生領著丈夫和孩子回到華坪女中，準備給母校捐一筆錢，當她得知這名學生已做起全職太太，便直接轟人，“你給我滾出去。家庭那麼困難，把你供到現在，反而當起了全職太太?”
當全職太太怎麼了?為什麼不能尊重別人的意願呢?說尊重女性獨立，為什麼不尊重女性成為全職太太這種獨立選擇呢?有誰比一個女性自身更知道什麼對自己有利、什麼能讓自己幸福、什麼更適合自己?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觀和幸福觀，為什麼非要把自己的這種偏執以如此強烈排斥的方式強加到學生身上?當全職太太怎麼就對不起“教育改變命運”了，貧困生出身怎麼就不能當全職太太了?一個個問題像雨點一樣飛向昨天被視為“教育天使”的張桂梅，天使的“人設”似乎因為那個“滾”字而黯然失色。幸虧是張桂梅說了這段話，網民能口下留幾分情，如果是一般人，早被群毆得鼻青臉腫了。
我覺得當全職太太是一個人的自由，也並不意味著就沒有自我和缺乏獨立，但我實在不忍去批評張桂梅的觀點。當然，會有一定的道義因素，面對這樣一個“教育聖雄”般的人物，批判本身似乎有失道義和力度。泰戈爾的那首詩，“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見腳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來，當作火把點燃，照著自己向前走吧”——張桂梅就是這樣的人，把自己的肋骨拆下來當火把，點燃了很多大山裡的女孩前行的路。她為了教育，為了改變那些女孩的命運，連自己的命都不要了，用命換了一代人的命運。說到關心、愛護、心疼、尊重那些大山裡的女孩，我們這些蜷縮在都市咖啡廳裡、在鍵盤上敲敲字、熱衷於談論抽象概念的人，怎麼比得上她?我們談論的只是抽象概念，她接引了幾千個女孩走出大山，我們沒有理由覺得我們比她更“懂”貧困山區女孩教育這個命題。
這麼說並不是失去了一個評論員的判斷力，好像一個人成為道德典範，身上有了道義光環，就不能被批評了。不是這個意思。道德聖人也會有認知侷限，張桂梅用生命在做教育，並不意味著她每句話都是對的。我說的“不忍”更包含著“同情的理解”這個意思，不要把“支援還是反對全職太太”當成一個抽象的命題，當成吐槽大會、脫口秀、大專辯論賽供選手抖機靈的辯題，而要進入張桂梅所生活和麵對的那種環境中，進入貧困山區女孩教育這個具體語境中理解“反對女性當全職太太”這個命題，看到它的條件性、矛盾性、語境性和問題針對性。
很多人首先是被那個“滾”字刺激了，如果進入語境，就不會把這個字當成激烈對抗中那種粗野、排斥、敵對的意思，而會看到一個教育者又愛又恨、就像父母不滿孩子某種行為時那種帶著失望意味的“滾”。
好像不近人情，人家過來捐款，你何以這種態度?人家當全職太太，怎麼礙著你了?這可能正是張桂梅作為校長的態度，善良是有牙齒的，學校雖然很缺錢，但對錢的接受是有原則的。接受捐款，接受的不僅是錢，而且也有一種認同的價值觀。以後跟學生介紹這筆捐款時，怎麼介紹呢?我們的畢業生、你們的師姐捐的?她靠什麼給學校捐錢?張桂梅可能覺得無法向學生傳遞一種她一直傳遞的那種獨立價值觀。一個人可以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捐款涉及學校倡導一種何種價值觀，所以我理解她的那種堅韌的立場。她就像一隻老母雞一樣，張開翅膀，護著下面的那些小雞，生怕她們被辛苦培育的價值觀受到任何一點誤導和傷害。
在抽象層面爭論“有無權利當全職太太”並沒有什麼價值，只有打成生活的碎片，在水裡泡一泡，在風中晾一晾，日晒雨淋一下，才有生活的質感。張桂梅也許正是在這種生活質感中持那種觀點的。如果看到山區的貧困，看到很多大山裡女孩的命運，她們沒讀書，一輩子就被綁在山裡、綁在丈夫和家庭、綁在幾個孩子身上，重複著貧困的命運並承受著生活的重壓，也許就能理解張桂梅所說“家庭那麼困難，把你供到現在”包含的失望了。讀書改變命運，對一般人來說，就是可以有多元的選擇：當詩人、出國讀書、追求自己的興趣，甚至就是當一個幸福的全職太太。可在經歷了極度貧困，窮怕了，因為缺乏事業缺乏獨立而在惡性迴圈中苦怕了、卑微怕了之後，很容易對那種“本以為讀了書可以改變命運卻又被家庭綁住沒了自己”的選擇充滿警惕。
作為大山女孩的擺渡人，作為拼著命去讓女孩通過讀書獲得獨立能力從而改變命運的人，把“一個女孩讀書可以改變一家三代命運”當成信仰，看到自己教出來的孩子讀了書卻沒有自己的“獨立事業”，還能給學校捐錢，可想而知她的憤怒，甚至覺得是一種價值觀的挑釁。
這就是我不忍批評的原因，如果身處她的位置，我可能也會這樣做。
最新訊息是，被“滾”當事人感激張桂梅。黃付燕在華坪女高同學群裡看到了這則新聞連結，“感覺像是在說我”。當天，她把新聞連結轉發到了微信朋友圈，並配上了一句轉發語——“我們有個性的老大”。
20__年，黃付燕回到母校華坪女子高中捐款，被張桂梅拒絕。那時，孩子不到一歲，黃付燕沒有工作，全職帶娃。捐款被拒的第二年，黃付燕考上了貴州安順某國小的特崗教師。10月27日晚，黃付燕接受採訪時迴應，“張老師話醜理正，她是從我們的立場去說的”。
溫煦的秋陽照在老人珍藏多年的泛黃的報功書上：“孫景坤同志在朝鮮守備戰鬥中，創立功績，業經批准記一等功一次，這不僅是個人的光榮，全軍的光榮，也是人民的光榮，祖國的光榮……”光線明麗而柔和，為這張歷久彌新的報功書鑲上了一層金邊。
連年征戰，孫景坤身上留下20多處傷疤，“現在腿上還有一顆子彈沒取出來。”他指著腿上一塊已經變黑的面板說，“有一次戰鬥，我中了兩槍，一槍打在手上，一槍打在腿上。子彈有毒，後來腿上、腳上的肉都爛了”。
1955年解甲歸田的孫景坤把榮譽證書塵封起來，隻字不提戰爭年代的事蹟。也許這就是真正的英雄吧，在硝煙炮火中以血肉之軀與敵人拼殺，一切歸於平靜後，也能夠在和平年代甘於清貧，只顧建設家鄉。
村裡有條河，經常氾濫引發水災。孫景坤的倔勁上來了：“還能讓條小河欺負了?”他帶領村民開山碎石、肩扛手提，築起一座堤壩，自此河水安瀾。
“他是軍人出身，身上有一股威嚴勁兒，從不強迫鄉親們幹這幹那。”86歲的村民劉振山回憶，“他在前邊幹，我們在後邊學，大家心服口服。”
靠著孫景坤的帶動引領，山城村上百畝爛泥灘變良田，數百畝荒山上種滿板栗、落葉松，幾十年如一日，村子終於成為十里八鄉有名的富裕村。
20世紀90年代，抗美援朝紀念館移地改建，向社會徵集文物，孫景坤這才決定將自己的立功證書等紀念物品捐獻出來，人們至此才知道他是一名戰鬥英雄。
孫景坤為什麼這幾十年都不願提及那段崢嶸歲月?他從來不看戰爭片，真正的戰爭遠非影視劇所能描述，過往的經歷每每憶起，總會讓老人潸然淚下，“實在太難過了”。
就是這樣一位“暴君”，今年夏天出現在央視的《面對面》節目裡。她建起的女高，一所全免費的公辦女子高中，去年有159個女孩參加大學聯考，考上本科的是150人。再往前數，從20__年女高成立到現在，一共有1804名女孩考上大學，離開這裡——在西南邊陲的小縣城，這可以稱作一個奇蹟。七八月份，張桂梅為此接受了兩次群訪，13家媒體的記者圍繞著她，網上都是“女英雄”的稱呼。
在華坪，張桂梅的名字其實20年前就傳開了。成為女高校長之前，她是帶病上課的民族中學老師，也是當地孤兒院“兒童之家”的院長。時代變遷裡，她的故事變得越來越魔幻，隨意問起路人，人人都知道她，一位上了年歲的婆婆說，在電視上看到張桂梅騎著駱駝去深山裡家訪，勸女孩們回來讀書——實際上，華坪壓根兒沒有駱駝，張桂梅騎的，是一匹馬。
在那些過往的語境裡，張桂梅已經成為一個全身心奉獻的、偉大的黨員——少年喪母、青年喪父、中年喪夫，一生無子。她日日往返於女高和兒童之家，連遠在東北的哥哥、姐姐相繼去世，她都沒有時間回去。她沒什麼朋友，也沒什麼興趣愛好，像一個完全沒有縫隙的人——直到她登上微博熱搜的那天。
那是今年10月，張桂梅的一個採訪引發了熱搜。視訊中，張桂梅講述因為學生當了全職太太，而不願意接受她捐款的故事——“我最反對當全職太太，你滾出去”，將張桂梅置於輿論中心，“全職太太也需要尊重和理解”的聲音，一時之間淹沒過了“女英雄”。
在這之後的一個月裡，張桂梅拒絕了不斷前來約訪的媒體，直到11月份的一天，她才出現，穿一件黑色羽絨服，黨徽戴在胸前，開啟羽絨服，裡頭是黑色毛衣，在同一個位置，還戴著一個黨徽。“紅到心裡去了。”她伸手去遮，有些不好意思。
有媒體問張桂梅，你覺得自己現在是一種比較理想的女性狀態嗎?你希望學生們成為怎樣的女性呢?
張桂梅輕輕搖了搖頭，不願意回答這個問題，“又提到女性了，算了。”
“全職太太”事件之後，她面對媒體有了些謹慎。那天，包括《人物》在內的一行人來到她面前，她看著縣委宣傳部的人，說你怎麼又來了，是揶揄的語氣，也是她一貫的說話方式，直接、乾脆。
她說她的想法最初是從自己的女學生出發，後來到深山裡的女性，“能救一個是一個”，希望女孩們在成為一個母親之前，還可以讀書，大學聯考，離開這裡，給下一代一個好的環境。
“真的是重要，家庭的背景，家庭的環境，母親母體的肥沃”，張桂梅正講著，我們大笑了起來，母體的肥沃?多麼新穎的表達。
“我說的是知識的肥沃，土地的肥沃……”張桂梅趕緊解釋，但也跟著笑，“我又不好好說話了。”
那些圍繞著張桂梅的“女權主義者”的稱謂，華坪縣婦聯主席劉安萍並不認同。她和張桂梅認識好幾年，覺得對方一直以來的想法就是救山裡的女孩，救一個就是救三代，“可能我和她接觸多，我也認同她的這個想法，我覺得她的這個樸素的觀念就是這樣，如果一定要把她和什麼概念聯絡起來，是不是有點過度解讀了?”
女高辦學路上曾經最堅定的反對者、曾任華坪縣教育局局長的楊文華在採訪時主動提起了那個視訊。很多人談獨立，談自由選擇，不見其語境。他覺得張桂梅反對的不是全職太太，而是反對她的學生們去當全職太太。“這些學生就像她親生的一樣，如果沒有這個學校，她們10年前就是結婚生崽，生一窩的那種。”他激動地側著手掌砸了砸桌子，“她作為一個母親，作為一個老師，把你撈出來，救了，你又回到原點了。”
王秀麗在華坪縣電視臺工作，是最早關注和報道張桂梅的記者之一。作為記者，她最開始書寫張桂梅，並非是那種歌頌式的報道視角。“因為我覺得不管對她的評價有多高，其實她是個非常普通的女人。”她是張桂梅在華坪唯一的好朋友，她們會各自搭著摩的到餐廳會和，相約吃火鍋和披薩，喝幾杯雲南乾紅，偶爾也在辦公室偷偷喝飲料、吃零食。張桂梅和她說起自己年少時的男友、去世的丈夫，以及後來可能成家又被她拒絕的機會。
她們也會爭吵，常常其中一個摔門而出，十幾天不聯絡，直到另一個打來電話。女高建校那年，王秀麗接到一個電話，張桂梅在那頭說，我都要死了，你還不來看我。“她也有她的煩惱，她也有她的委屈。”
跟著張桂梅去家訪，王秀麗會幫忙拍一些鏡頭，家訪的視訊會放給學生們看。但有時候，王秀麗不願意拍，她覺得女孩們會自卑，並不想展示出來。張桂梅固執地要拍，她說，我不這樣做，她們就以為她們像公主一樣。王秀麗還是舉起攝像機拍了，“一個人撐了那麼大一所學校，還要努力地讓這些孩子出去，不要讓人家看她們的笑話，至少要讓她們有一個光明的未來，她的壓力是非常大的，所以那時候她可能稍微有點暴躁，有點尖銳。”
瘦削的身影，渾身是病的63歲女校長，把《感恩的心》當校歌，12年堅持，把1804個山裡女孩送進大學殿堂，改變了上千家庭，影響了無數人。
“培養一個女孩，最少可以影響三代人!”這是張桂梅常掛在嘴邊的話。
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全國十佳師德標兵、全國優秀教師……榮譽等身的雲南省麗江市華坪女子高階中學黨支部書記、校長，華坪縣兒童福利院院長張桂梅，20__年又一次次被“刷屏”，她的名字和事蹟傳遍大江南北。全國婦聯授予她“三八紅旗手標兵”稱號，雲南省授予她“雲嶺楷模”稱號;12月3日，中共中央授予她“全國優秀共產黨員”稱號。
“我所做的一切、所得的一切，都不屬於我個人，更不屬於我的親屬，是這片土地的父老鄉親的，是黨和各級組織的。”張桂梅說。
17歲那年，張桂梅跟隨姐姐從黑龍江來到雲南，後與丈夫同在大理市喜州鎮任教。1996年丈夫不幸去世，黯然神傷的她，申請從大理調出，地處金沙江腹地的麗江市華坪縣接納了她，到縣民族中學任教。
不料剛過了幾個月，她被查出子宮內有一個很大的肌瘤，生死懸於一線。由於給丈夫治病，張桂梅幾乎沒有積蓄，華坪縣各級幹部、素不相識的人，甚至來縣城開會的婦女代表捐出僅有的5元回家路費，救了她。
張桂梅回憶說：“當時我在想，我沒為華坪做過一點點貢獻，卻給大家添了大麻煩。他們把我救活了，我活著要幹什麼?”手術後僅24天，她又站上了講臺。信仰、感恩與堅持，從此成為十來年伴隨她的關鍵詞。
不久後，張桂梅發現陸續有女生輟學，通過一次次家訪，幾乎無一例外是由於家境困難，而且重男輕女的觀念依然濃厚。“我把那些姑娘一個個往回撈，哪怕我自己出錢，也一定讓她們讀書!否則十幾歲外出打工，早早出嫁換取彩禮補貼家用，是大山裡大多數女孩的共同命運。”
張桂梅想到了一個現實問題，一個有知識的母親、一個有責任感的母親，是不會讓孩子輟學的，也不會讓代代貧困下去，所以要讓山裡的女孩受教育，全免費上高中，她要辦一所免費的女子中學!
從20__年起，張桂梅就為這個近乎“瘋狂”的美好願望四處奔走，募捐籌款，她的故事“可以讓石頭流淚”。省、市、縣黨委政府領導再次站到她身旁，麗江市和華坪縣各拿出100萬元辦校，學校建設由教育局負責。
20__年8月，華坪女子高階中學建成，9月正式開學，教師工資和辦學經費均由縣財政保障，張桂梅擔任校長，吸引來16名教職員工。當年招收了100名女生，絕大多數是少數民族。
辦學之初，女高沒有食堂、沒有廁所，條件極差，堅持了一個月就相繼有9名教師離開，6個孩子轉學。“用命在拼”的張桂梅，帶著其他5名黨員在手繪的黨旗下，重溫入黨誓詞，守住屬於自己的扶貧陣地。3年後，把原本入學分數沒有門檻、基礎普遍較差的69個女娃子，撐上本科線，綜合上線率達100%。
黃付燕是華坪女高首屆畢業生，如今在貴州當國小教師。“12年前在女高，學習是唯一的事。從早上五點半到晚上十二點，軍事化管理，快節奏生活。午飯是跑著吃，從吃飯、打飯、刷碗只有10分鐘。不努力，你會覺得對不起世界。”她告訴記者，走出大山，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
從20__年起，華坪女高連續10年大學聯考綜合上線率100%，排名麗江市第一。但就在年年的喝彩和點贊聲中，張桂梅的健康每況愈下，肺氣腫、肺纖維化、骨瘤、小腦萎縮……近20種疾病纏身，數次病危搶救。
華坪女高20__屆學生陳法羽，現在是一名人民警察。“那時，每天近20個小時，張老師都和我們同步。她每天堅持出現在操場上。我們想，老師都這麼拼，我們還有什麼理由不用功?”她眼含淚花。
張桂梅沒有積蓄、沒有孩子，孩子叫她老媽、張媽媽;哥哥以及同她一起長大的侄兒去世，她都沒能回去看一眼，卻步行11萬公里，不報銷一分錢在金沙江兩岸的大山裡家訪;在華坪，女高和福利院是她的家，而屬於她的，僅有三樓一間高二女生宿舍靠門的一個床鋪;對自己和親友“摳門”，卻把100多萬元的獎金、工資用在了學校和孩子們身上。
“這十幾年，是我一生中最精彩的十幾年，也是痛苦、勞累、快樂的十幾年。是這片土地接納了我，給了我一個綻放人生異彩的舞臺。是組織支援、培養了我，讓我能夠做事、把事做成，造福山裡的孩子們。”張桂梅說。
三優範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