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年前，張桂梅過的是一種和現在完全不同的生活。那時，她在大理有丈夫，有一個家。
她是黑龍江人。母親在近50歲時才生下她，在她年少時去世，她跟著哥哥姐姐們長大、生活，一直有寄人籬下的滋味，她渴望有一個自己的家。1974年，17歲的她跟著三姐來到雲南支邊，在中甸林業局當過播音員、宣傳隊隊員，80年代，經人介紹，她認識了一個男人，是中甸林業局子弟學校的校長，"為了他，我也申請去當了老師"。很快，他們結婚了。
她跟著丈夫回了他的老家大理喜洲，在喜洲一中任教。在她的回憶裡，丈夫多才多藝，兼職給別人修傢俱、講微積分課，賺來的錢給她花，給她買她愛吃的楊梅罐頭。她不愁衣食，不用自己做飯，兩人常常去洱海邊上散步，想去哪兒玩就買車票。丈夫對她好，去大理市裡開會，只要當天能夠趕回去，一定會和她一塊吃飯。
她是極其外放的性格。在東北，她有過一段不安生的少女時期，在家排行第五，跟著哥姐長大，沒有嚴厲的管束，人送她外號五猴子，總是上躥下跳，後來在文工團裡當舞蹈演員，調皮搗蛋，會哄騙鄰居家的小女孩，把人家的長髮剪掉，還會抓毛毛蟲嚇別的孩子，老師一巴掌拍死毛毛蟲，手就腫起來，她捱了一頓罵，往外跑，在野外遇到了狼，最後被老鄉送回家。
等結了婚，她喜歡去歌舞廳，不想去開學校例會，作為校長的丈夫就包庇她去唱歌跳舞……有時候喝醉了，丈夫就把她揹回家。那時候她是一個美麗的老師，說一口動聽的普通話，化妝，穿紫色皮鞋、藍色褲子、紅色上衣，她和丈夫的宿舍裡，掛著一個手編的門簾，小個小個的珠子掛起一串，美極了。
一位喜洲一中的女老師回憶，到了午休的大課間，在桃子樹下的草坪上，張桂梅會帶著孩子們圍著圈圈唱歌、跳舞，"裙子穿起多漂亮多飄逸"，學校裡關係好的老師給她取了個外號：老妖精，簡稱老妖，她也回嘴，小妖，"生活有滋有味的"。
1993年12月，張桂梅的丈夫被查出胃癌晚期。後來，她形容那段歲月，"我看那山和水都是灰濛濛的一片，這意味著我有家的生活即將終止，愛與被愛的生活即將結束。"
她盡了最大努力留住丈夫，把房子賣掉，家裡所有能賣的東西也全部賣了，總共籌了二十多萬。她到處跟親戚朋友們借錢，後來丈夫的家人勸她別治了，她不願意。丈夫自己也想放棄，她勸他，我們能活一天算一天唄，就等於你陪我一天就行唄。不管多貴的治療方案，她都試，7千多一天的進口藥也用上，二十多萬，半年就見底了。
1995年2月，丈夫還是走了。她不想埋葬他，也不想火化他。她走到昆明的大街上，萬念俱灰，往行駛的車上撞，駕駛員踩了剎車躲開，讓她尋死別連累別人。回去以後，她和停屍房的人說：請您把他從冰箱裡頭搬出來。她最後一次抱著丈夫痛哭。愛與被愛的生活，結束了。
抱著丈夫的骨灰盒回到大理，處理完後事，她失去了生命力，頭也不洗，只是躺著，什麼都不想幹。只要一出門，她就看到丈夫活在小草裡，活在洱海中。
這樣的日子過了一年，她想，她必須離開。她申請調動，填了許多地方，只有華坪接收了她。對於這個小縣城來說，大理是個大城市，她是個來自大城市的老師。1996年，她把裙子和門簾都留給了同事們，帶著一件丈夫留下的毛背心，來到華坪。
起初，這更接近於一種放逐和逃避。她先是在中心中學當老師，一年之後，申請調動到新建的民族中學。但到了華坪，她看到的事物有些不一樣了：有學生冬天穿著一兩塊錢的塑料涼鞋，有學生買不起飯，晚上抓一把米放進熱水瓶，作為第二天的早餐。她常帶學生下館子，幫他們交學費、添置衣服和被子，把丈夫的毛背心給一位小男孩。這裡的孩子需要她，"為了能讓他們走出大山，我做了一點小事，我感到快樂"。她的心裡有了一些輕鬆的感覺。
她清楚地記得，一個帶著女兒前來交書本費的父親，走了五六個小時，把賣桃子的收入、一大包的錢塞給了她，"他很樸實地告訴我，就這些了啊，我有錢還給你送來。"她動員了幾個學生一塊數錢，一分錢、五分錢、兩毛錢的紙幣，零星的幾個硬幣，髒兮兮的，總共不到50塊錢。但她把紙幣捆成了一捆，留作紀念，"你看看人家這日子過的，還滿高興滿高興的，然後把孩子還送給你。人家沒有一句怨恨的，一句都沒有的。我們還怨天怨地在這兒怨的。"
她反觀了自己。"人家還沒像我，我不缺吃，不少穿啊，這個人的生死應該是自己明白的。這個天災人禍自己應該明白。自己(就別)糾結在那出不來的情感，是不是?"她慢慢打起了精神，內心的苦悶和空虛漸漸被驅散了。
"但不幸再次降臨在了她的頭上"，用華坪縣前教育局局長，如今是張桂梅宣講小組一員的楊文華的話說。1997年4月，張桂梅被診斷出患有子宮肌瘤。從醫院到學校10分鐘的路程，她走了40分鐘。回到了宿舍，她哭一會兒，站一會兒，一夜未眠。
當時她是四個國中畢業班的政治老師，第二天，鈴聲一響，她本能地走進教室。她想陪孩子們走完這關鍵的幾個月，他們來不及適應新的老師了，那是他們考學的機會。她還能怎麼辦呢?當年患癌的丈夫撐了一年多，是因為自己百般籌錢，在他身邊照顧，如今輪到了自己，沒有醫藥費，也沒有人安慰。
吃止痛藥，再疼就捂著肚子上課，就這樣，她送走了四個班的畢業生。後來，她借了幾千塊錢，坐上了夜班車，到昆明做手術。她的腫瘤拿下來，腸子粘連到了後背，每次摸的時候就感覺到非常硬，肚子像一塊石頭一樣，疼的時候是一陣陣的，人也變成黑瘦黑瘦的了。
萬幸的是，這個從外地來的、埋頭苦幹、帶病上課的女人被看見了。當時華坪縣正大力發展開採煤礦，學校裡的老師工資低，就幹著第二份職業，或者辭職出來做煤礦生意，縣裡正需要一個正能量的老師作為宣傳典型。一個政協委員告訴她，我們絕不能捧著骨灰盒來宣傳您。她的事蹟開始在小縣城裡傳遍，兩次手術期間，一天晚上她喘氣困難，學校裡的幾位老師冒著大雨去醫院，給她取氧氣袋，一晚上跑了五六次，整夜在身邊照顧她。還有一位山裡的女人，把五塊錢的路費也捐給她治病，自己走了六個小時的山路回家。
她形容，那是一種"愛的支撐"。
後來，她有過幾次成家的機會。她的名聲傳出了縣城以外的地方，有人慕名而來。有一次，王秀麗接到了她的電話，說北京來了一個作家，你過來看一下嘛。王秀麗想，跑上門跟人家說自己是作家的人，通常都是不厲害的，便沒去。第二天才知道，那是張桂梅的追求者，見面的時候，張桂梅還塗了口紅，穿了高跟鞋。王秀麗立刻叫個摩的就去了兒童之家，但那人已經走了。
要是成家了，必然是要分一半的心給對方，張桂梅說，找一個伴有什麼用呢。王秀麗說，每天很累地回到家，至少有個人跟你說一下話嘛，抱一抱你也是好的嘛。
王秀麗聽說，是兒童之家的孩子不喜歡那人。那人坐椅子，孩子就說，你起來一下，假裝要掃地。那人坐床邊，孩子就說，你起來一下，假裝要疊被子。一天都不讓那人坐下。他們還問張桂梅，你要忙著結婚嗎?你就怕以後我們養不起你嗎?
後來，就再也沒有什麼北京來的作家了。
雲南華坪女高的一天，從清晨的喇叭聲開始。
女高就建在半山腰上，天還沒亮，五點多響起的高亢喇叭聲，是來催促起床的，女孩們揉著眼睛往外走，一個女人的聲音穿透過喇叭："傻丫頭，快點!"到了教學樓，喇叭聲也不間斷："時間快到了，遲到了的掃球場去!"
課間操的音樂響起，喇叭聲繼續從人群中穿過："腳抬高點唄!"到了吃飯時間，喇叭裡傳出的是震耳欲聾的紅歌，吃完飯的女孩們趕緊往外跑。到了深夜，喇叭聲喊著女孩們的名字，讓她們趕緊上床睡覺。拿著喇叭的女人就站在樓下盯著，按照規定，宿舍的門不能關，誰要是玩手機或者聊天，她馬上能聽到。
這個木蘭王牌的小喇叭始終握在女高校長張桂梅的手裡，在它之前，她已經用壞了十幾個一模一樣的。喇叭的主人強硬，脾氣挺大，不好對付，掌控著關於女高的一切。
在這所寄宿制學校，性別特質是要被抹平的，女孩們必須剪齊耳短髮，短髮洗起來節約時間，也節約水，吃飯時間被壓縮到10分鐘，每週放假只有3小時。開學時要抄黨章，看革命戰爭片，週六有一堂思政課，張桂梅會拿著喇叭在臺上講，作為一個女性，一定要堅強，要獨立，要讀書，用知識來改變命運。
有高三的學生，把書碼得高高的，在那兒低頭打瞌睡、照鏡子，張桂梅發現了，一股腦兒把桌上的書掃到地上，把鏡子直接砸爛。還有學生11點多下了晚課，被張桂梅揪出來說藏零食的事。按照規定，私藏零食是要退學的。女孩倔著不認錯，張桂梅就要求老師和她一起盯著，有時候僵持到凌晨一兩點，6點多上課，老師快堅持不住了，還是得陪著張桂梅"演戲"，分飾黑白兩角，一定要讓女孩認錯。
女高的畢業生陳法羽回憶說，上學時看到張桂梅站在那兒，她和同學們都不敢往那邊走，乾脆繞點遠路。女高的學生幾乎不敢抬頭和她對視，上課沒注意聽講要被罵，成績下降了要被罵，負責打掃的區域有灰也要被罵……
在女高當過三年志願者的殷鑑告訴《人物》，自己能待這麼久，是個意外，跟張桂梅在一塊，必須處處自覺。他看著之前許多去女高支教的志願者，有人想指導張桂梅搞素質教育，還有人夜裡貼黑不溜秋的面膜，讓女孩們看見，也模仿著買三塊錢的面膜，把臉弄過敏了。這些志願者，基本都被張桂梅轟走了。
女高老師的情況也是如此。20__年，張紅瓊讀大四，在雲南師範大學見到了張桂梅，她和同學們被張桂梅的講演感染，找到了張桂梅住的旅館，說想來女高當老師。張桂梅強調，要能吃苦。她想，自己後來被選上，可能也是因為看著強壯。
來華坪面試那天，張紅瓊看到，校址上只有一片草地和一個廁所。5個月後的9月1日，憑著一棟4層樓，女高開學了。在兩個大教室各放幾張床，男老師住一間，女老師住另一間，學生們住在二樓，宿舍也是教室改造的。晚上學生上廁所，就由一名女老師和一名男老師陪同，到旁邊的民族中學去上。
剛辦學的時候，張桂梅要求老師們五點鐘起床，分成四個小組打掃整棟教學樓，到七點鐘，還要打掃乾淨院子。張紅瓊說，他們一點也不情願，覺得她太壓榨了，違反了《勞動法》，十幾個老師還寫好了聯名信，簽了名，要抗議張桂梅的行為。一年之後，17個老師走了9個。
衛生交由學生打掃後，張紅瓊是學校團委書記，負責每天站院子裡看著學生打掃衛生。有一次，她沒看學生掃地，出門吃飯了。吃著飯，接到張桂梅的電話，她趕緊坐個摩的回學校，但還是晚了，張桂梅在院子裡劈頭蓋臉批評了她一頓：你現在回來幹什麼……張紅瓊一邊哭，一邊走回去繼續看學生打掃衛生。
早上要跟衛生，中午要跟，晚上還要跟，後來張紅瓊懷孕了，她想，以後孩子出來我怎麼辦啊。一天早上，她決定"軟抵抗"，就在宿舍睡著不出來了，想以此退出這個工作。張桂梅找到她，她說，衛生不想管了，我要更多去關注一下孩子。張桂梅同意了。但之後兩年，她明顯感覺到和張桂梅的關係疏遠了，"為了家庭疏於工作的這種人，張老師就不怎麼欣賞"。
一所沒有“門檻”的學校
對於大山裡的女孩們來說，華坪女高沒有“門檻”。
從建校第一天起，張桂梅便定下規矩：學費、住宿費等全免，只收少量伙食費。特別是對貧困家庭的學生，即便基礎很差，會考分數沒過線，也全部招進來。首屆學生幾乎全都是“線下”生。
學校生源差，教學條件更是十分簡陋。校園沒有圍牆，沒有食堂，甚至沒有廁所，只有一棟教學樓和一根旗杆，院子裡滿是雜草。學生在一間教室上課，在另一間教室睡覺，吃飯、上廁所都只能去隔壁學校。
“她心裡著急，如果等學校全部建好，晚一年招生，就又有一批女孩被耽誤了。”楊文華說。
學生入學了，張桂梅卻犯了愁。“有的學生考試只能考幾分，這樣下去可怎麼辦?”張桂梅心想，就是把命搭上，也要把學校辦出名堂。
在華坪女高，學生雷打不動每天5點30分起床晨讀，晚上12點20分自習結束才上床睡覺，連吃飯時間都被限定在15分鐘。
張桂梅有一個小喇叭幾乎從不離手。“傻丫頭，快點!”在校園裡，有學生稍一磨蹭，就會聽到她的吼聲從小喇叭裡傳出來。
十幾年來，她不僅每天陪學生自習到深夜，還一直住在學生宿舍。“我一刻也不能離開學校，老師、學生我都得盯著。”她說。
20__年夏天，華坪女高首屆畢業生一炮打響，大學聯考百分之百上線，還有幾名學生考上了一本。“和學生入學成績相比，華坪女高創造了一個奇蹟。”楊文華說。
20__年，華坪女高完成建設工作，各項設施逐步完善，學校有了食堂、宿舍，還有了標準的塑膠運動場。截至目前，學校3個年級共有9個班，在校生達464人。張桂梅常年堅持家訪，累計行程11萬多公里，覆蓋華坪和周邊縣的1500多名學生。至今，華坪女高已送走10屆畢業生，1804名學生從這裡考入大學，學校不僅一本上線率高達40%多，大學聯考成績綜合排名還連續多年位居麗江全市第一。
學校語文老師韋堂雲說，學生成績突飛猛進，但張桂梅的身體狀況卻一落千丈。她的身上貼滿了止痛的膏藥，平時連爬樓梯都十分艱難。
今年2月，受疫情影響，學生只能在家上網課。心急火燎的張桂梅直接在教室外搭了一張行軍床，每天躺在床上，盯著老師學生上網課。
“我上網課的時候，經常聽到她在床上疼得忍不住發出聲音，但她從來不說。”韋堂雲說。
華坪縣融媒體中心記者王秀麗是張桂梅相識多年的閨蜜，也是她為數不多的傾訴物件。
“她全身都是病，骨瘤、血管瘤、肺氣腫……以前她經常讓別人猜我倆誰更重，可現在她已經從130多斤掉到了只有七八十斤。”王秀麗說。
就是這樣一位"暴君"，今年夏天出現在央視的《面對面》節目裡。她建起的女高，一所全免費的公辦女子高中，去年有159個女孩參加大學聯考，考上本科的是150人。再往前數，從20__年女高成立到現在，一共有1804名女孩考上大學，離開這裡——在西南邊陲的小縣城，這可以稱作一個奇蹟。七八月份，張桂梅為此接受了兩次群訪，13家媒體的記者圍繞著她，網上都是"女英雄"的稱呼。
在華坪，張桂梅的名字其實20年前就傳開了。成為女高校長之前，她是帶病上課的民族中學老師，也是當地孤兒院"兒童之家"的院長。時代變遷裡，她的故事變得越來越魔幻，隨意問起路人，人人都知道她，一位上了年歲的婆婆說，在電視上看到張桂梅騎著駱駝去深山裡家訪，勸女孩們回來讀書——實際上，華坪壓根兒沒有駱駝，張桂梅騎的，是一匹馬。
在那些過往的語境裡，張桂梅已經成為一個全身心奉獻的、偉大的黨員——少年喪母、青年喪父、中年喪夫，一生無子。她日日往返於女高和兒童之家，連遠在東北的哥哥、姐姐相繼去世，她都沒有時間回去。她沒什麼朋友，也沒什麼興趣愛好，像一個完全沒有縫隙的人——直到她登上微博熱搜的那天。
那是今年10月，張桂梅的一個採訪引發了熱搜。視訊中，張桂梅講述因為學生當了全職太太，而不願意接受她捐款的故事——"我最反對當全職太太，你滾出去"，將張桂梅置於輿論中心，"全職太太也需要尊重和理解"的聲音，一時之間淹沒過了"女英雄"。
在這之後的一個月裡，張桂梅拒絕了不斷前來約訪的媒體，直到11月份的一天，她才出現，穿一件黑色羽絨服，黨徽戴在胸前，開啟羽絨服，裡頭是黑色毛衣，在同一個位置，還戴著一個黨徽。"紅到心裡去了。"她伸手去遮，有些不好意思。
有媒體問張桂梅，你覺得自己現在是一種比較理想的女性狀態嗎?你希望學生們成為怎樣的女性呢?
張桂梅輕輕搖了搖頭，不願意回答這個問題，"又提到女性了，算了。"
"全職太太"事件之後，她面對媒體有了些謹慎。那天，包括《人物》在內的一行人來到她面前，她看著縣委宣傳部的人，說你怎麼又來了，是揶揄的語氣，也是她一貫的說話方式，直接、乾脆。
她說她的想法最初是從自己的女學生出發，後來到深山裡的女性，"能救一個是一個"，希望女孩們在成為一個母親之前，還可以讀書，大學聯考，離開這裡，給下一代一個好的環境。
"真的是重要，家庭的背景，家庭的環境，母親母體的肥沃"，張桂梅正講著，我們大笑了起來，母體的肥沃?多麼新穎的表達。
"我說的是知識的肥沃，土地的肥沃……"張桂梅趕緊解釋，但也跟著笑，"我又不好好說話了。"
那些圍繞著張桂梅的"女權主義者"的稱謂，華坪縣婦聯主席劉安萍並不認同。她和張桂梅認識好幾年，覺得對方一直以來的想法就是救山裡的女孩，救一個就是救三代，"可能我和她接觸多，我也認同她的這個想法，我覺得她的這個樸素的觀念就是這樣，如果一定要把她和什麼概念聯絡起來，是不是有點過度解讀了?"
女高辦學路上曾經最堅定的反對者、曾任華坪縣教育局局長的楊文華在採訪時主動提起了那個視訊。很多人談獨立，談自由選擇，不見其語境。他覺得張桂梅反對的不是全職太太，而是反對她的學生們去當全職太太。"這些學生就像她親生的一樣，如果沒有這個學校，她們10年前就是結婚生崽，生一窩的那種。"他激動地側著手掌砸了砸桌子，"她作為一個母親，作為一個老師，把你撈出來，救了，你又回到原點了。"
王秀麗在華坪縣電視臺工作，是最早關注和報道張桂梅的記者之一。作為記者，她最開始書寫張桂梅，並非是那種歌頌式的報道視角。"因為我覺得不管對她的評價有多高，其實她是個非常普通的女人。"她是張桂梅在華坪唯一的好朋友，她們會各自搭著摩的到餐廳會和，相約吃火鍋和披薩，喝幾杯雲南乾紅，偶爾也在辦公室偷偷喝飲料、吃零食。張桂梅和她說起自己年少時的男友、去世的丈夫，以及後來可能成家又被她拒絕的機會。
她們也會爭吵，常常其中一個摔門而出，十幾天不聯絡，直到另一個打來電話。女高建校那年，王秀麗接到一個電話，張桂梅在那頭說，我都要死了，你還不來看我。"她也有她的煩惱，她也有她的委屈。"
跟著張桂梅去家訪，王秀麗會幫忙拍一些鏡頭，家訪的視訊會放給學生們看。但有時候，王秀麗不願意拍，她覺得女孩們會自卑，並不想展示出來。張桂梅固執地要拍，她說，我不這樣做，她們就以為她們像公主一樣。王秀麗還是舉起攝像機拍了，"一個人撐了那麼大一所學校，還要努力地讓這些孩子出去，不要讓人家看她們的笑話，至少要讓她們有一個光明的未來，她的壓力是非常大的，所以那時候她可能稍微有點暴躁，有點尖銳。"
“孫景坤同志在朝鮮守備戰鬥中，創立功績，業經批准記一等功一次，這不僅是個人的光榮，全軍的光榮，也是人民的光榮，祖國的光榮……”在已通體泛黃的“報功書”上，幾句鏗鏘有力的褒揚之詞，開啟了那一段塵封的歷史——
1948年，孫景坤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先後參加四平戰役、遼瀋戰役、平津戰役和解放長沙、海南島等戰役，多次立功受獎;1950年，他赴朝作戰，參加過上甘嶺戰役，先後榮立一、三等功，回國後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1955年他復員回鄉，深藏功名服務百姓，甘於清貧、堅守初心。
遼寧省丹東市元寶區金山鎮山城村的老複員軍人孫景坤，用實際行動詮釋了一名優秀共產黨人的初心和本色。
“這是一等功獎章，這是三等功獎章……”遼寧省丹東市元寶區山城村，一間不起眼的平房裡，整潔的書桌上擺放著96歲的老英雄孫景坤的軍功章。
孫景坤的故事，得從72年前的1948年說起。
那年1月，24歲的孫景坤告別新婚妻子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隨40軍119師357團參加四平戰役、遼瀋戰役、平津戰役和解放長沙、海南島等戰役，屢立戰功。
在解放四平的戰鬥中，孫景坤是機槍手，是敵人火力重點打擊物件，密集的子彈襲來，如今他的身上仍留有不少傷疤。由於表現出色，1948年，孫景坤於戰地光榮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50年，美國發動侵朝戰爭，把戰火燒到了鴨綠江邊。剛從海南戰場撤回的孫景坤，立即隨部隊集結安東(現遼寧丹東)待命。
“保衛和平，保衛勝利果實!”10月的一天，命令終於下來了，孫景坤隨部隊一起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
1952年10月27日中午時分，孫景坤所在部隊堅守上甘嶺161高地，在擊退敵人一次又一次進攻後，部隊傷亡慘重，161高地三面處於敵人的火力控制之下，增援部隊很難上去。當時擔任副排長的孫景坤帶領9名戰士，帶著8箱手榴彈、兩箱子彈，從敵人火力死角突上陣地。在擊退敵人瘋狂反撲中，孫景坤擊斃數十名敵人，和最後剩下的3名戰友頑強地堅守在陣地上。趕來支援的戰友找到了昏迷的孫景坤。
1953年，孫景坤榮獲一級戰士榮譽勳章。同年，作為中國人民志願軍回國英雄報告團成員，孫景坤受到了親切接見。
“為民幹事，一刻也不能等”
硝煙散去，孫景坤將奮鬥的“戰場”轉至亟待脫貧的家鄉。1955年，孫景坤復員，他主動放棄城市工作的機會，將各種功績證明悄悄收藏起來，決定回鄉務農。再次成為農民的孫景坤感慨地說：“當過兵的我與之前不同了，從火線入黨那天起，我更堅定了將自己的一生投入到保衛祖國、建設祖國事業中去。”
懷揣著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願景，孫景坤在這片生他養他的土地上辛勤勞作，一干就是幾十年。
回鄉後的第3天，孫景坤就拿起農具到生產隊參加勞動。很快，踏實肯幹的孫景坤當上了山城村生產隊隊長。“別小看這個職務，這需要極好的口碑和信任。”山城村黨支部書記邱大鵬告訴記者，那會兒，村民們並不知道他曾立下赫赫戰功，可大家覺得，他是黨員，上過戰場，政治上過得硬、靠得住。孫景坤沒有辜負村民們的期待，他帶領鄉親走合作化道路，大力發展糧菜生產和鄉村建設，用幾年的時間栽下大量的松樹和板栗樹，改變了家鄉的面貌。
山城村有一條河，常年洪水氾濫、侵蝕土地。從戰場上走來的孫景坤沒有一絲退縮，他帶領鄉親一起擋河造田，改造了100多畝耕地，建起了簡易大壩。山城村婦女主任劉玉慧回憶，雖說是簡易壩，但在當時確實起到了防洪的作用，守住了農田，保住了集體財產。
後來，村裡有人問他：“老孫，你本可以躺在功勞簿上享福，為啥還這麼拼命幹?”孫景坤卻說：“為民幹事，一刻也不能等。從我參加革命那天起，就把自己交給祖國和人民了。”1971年，他還把19歲的大兒子送去參軍。
嚴以律己，寬以待人
多年來，孫景坤始終將功勳榮譽壓在箱底，從未向別人提及，更沒有因此向組織提出任何要求，一直靠參加生產勞動獲得收入，就連兒女也只知道父親是一位老兵、上過戰場，僅此而已。孫景坤的大女兒孫美麗說：“有一次，同村的人拿著一本小冊子，說這書上說的英雄不是老孫頭嗎?我們才逐漸知道父親那些年在戰場上經歷了什麼。”
孫美麗不理解父親為什麼對家裡人很“摳”，“小時候家裡連4塊錢的學費都拿不出，按說我爸是生產隊隊長，只要開個介紹信，學費就可以免了，可他堅決不給開”。後來，當地電信局招一批話務員，選中了孫美麗。孫景坤得知後，硬是把她的名額讓給了別人。“他在生產隊當了20多年隊長，每次都毫不猶豫地把機會讓給別人。”隨著年歲漸長，孫美麗慢慢讀懂了老人的想法：當年和父親一起參軍的10個夥伴，活著回來的只有3個人。經歷過生死的父親，總想回饋社會更多，“他更多是在替戰友活著”。
孫景坤的日子過得清貧，可他依舊堅持吃苦在前、不改本色。在家鄉擔任村幹部期間，他處處以一個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實幹擔當、積極作為。為了讓村民儘快脫貧致富，1984年，他組織村民成立共同致富小組、扶貧致富小組。
幾十年來，孫景坤嚴格按規定數額報銷藥費，從沒向組織提過特殊要求。“我最懷念犧牲在戰場的戰友”“我的戰友就犧牲在我跟前，和戰友相比，我還活著，已經很幸福了……”孫景坤說。
貧困學生的及時雨
華坪女子高中絕大多數學生來自農村貧困家庭，家庭貧困的陰影對孩子影響很大。張桂梅在家訪過程中，不僅要幫助學生，還經常救濟學生家庭，甚至幫助全家人擺脫貧困。
船房鄉華榮村的文麗麗、文萍萍(化名)兩姐妹分別是華坪女子高中的高三和高一學生。兩姐妹的家不僅貧困，而且她們的父親眼睛患有嚴重疾病，在縣醫院無法醫治，需要到鄰近的攀枝花市醫院醫治，可因經濟困難，一直未能出行。今年國慶到她們家家訪時，張桂梅當場掏出500元給兩姐妹的父親，讓他儘快去看病。
張桂梅看到兩姐妹家有一間裝雜物的危房，人員進出十分危險，當即提出應該儘快拆除。陪同家訪的船房鄉鄉長李桂梅表示由鄉里幫助拆房，並幫助其向民政部門申請低保保障。兩姐妹和父母感動不已，全家攙扶著張桂梅送出村外。
12年來，張桂梅資助學生困難家庭的費用，都來自各級政府給她的獎勵補貼，還有社會各界的捐助。她希望把這些關愛帶到女子高中的孩子們身上。
“我獲得的許多榮譽，是貧困山區老師集體的榮譽。黨和人民沒有忘記貧困山區的老師們，溫暖了老師學生們的心，激勵著我們更加努力做好貧困山區的教育工作。”張桂梅誠懇地說。
在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週年之際，中央宣傳部以雲釋出的方式，向全社會宣傳發布中國人民志願軍老戰士孫景坤、徐振明的先進事蹟，授予他們“時代楷模”稱號。
孫景坤、徐振明同志的先進事蹟被廣泛宣傳報道後，在全社會引起熱烈反響。廣大幹部群眾和部隊官兵認為，孫景坤、徐振明同志是中國人民，是永葆革命本色的抗美援朝老英雄。要尊崇英雄，關愛楷模，學習抗美援朝老英雄的崇高精神風範，立足本職奮鬥，積極投身偉大實踐，披荊斬棘、奮勇前進，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中，創造新的歷史偉業。
長春中醫藥大學黨委宣傳部副部長於瑤說：“徐振明同志轉業後選擇為楊靖宇將軍守陵，用實際行動詮釋了信仰和忠誠。”吉林省教育廳思政處幹部張天一說，作為徐振明同志的家鄉人，要深入開展向徐振明同志學習的活動。
吉林省白山軍分割槽政治部原副主任畢緒增說：“作為一名退休幹部，要以孫景坤老人為榜樣，不忘初心，發揮餘熱。”“孫景坤同志甘於奉獻、甘於清貧、艱苦奮鬥，始終保持了共產黨人的本色。”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三師圖木舒克市黨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王建波表示。
在孫景坤的家鄉，遼寧省丹東市金山鎮山城村召開學習孫景坤英雄事蹟座談會。村民於淑梅說：“孫景坤老人是我們村的榜樣，我一定要把老英雄的事蹟講給兒孫聽。”
“孫景坤、徐振明同志身上體現了偉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我們要以實際行動向兩位老英雄學習。”河南省平輿縣人武部政委曹英華說。
日前，地處太行山上黨革命老區的海軍航空大學某場站開展了“學習英雄孫景坤、徐振明先進事蹟專題黨團日”活動，四級軍士長趙冬亮說：“學習兩位前輩的事蹟，更加深刻地體會到他們不變的初心和崇高的風範。”學習了兩位同志的事蹟，武警警官學院學員十四大隊新學員表示，要傳承紅色基因，始終保持優良作風。
重慶市退役軍人事務局思想政治和權益維護處處長李春國說，將以學習宣傳孫景坤、徐振明同志事蹟為契機，推動形成關心國防、尊崇軍人的社會風尚。
學校師生的付出得到了回饋。20__年，華坪女高向社會輸送第一屆畢業生，96名學生69人考取本科，綜合上線率100%。這個成績讓華坪女高在縣城站住了腳跟。
周雲麗考上大學後，父親總是笑嘻嘻，做什麼都有勁，“覺得再讀4年就出頭了。”父親讓她和姐姐揹著裝滿菜和雞肉的筐子，當面感謝張桂梅。
踏上前往昆明的火車，周雲麗第一次認識大山以外的世界，也體會到不同成長環境帶來的差距。
同學來自全國各地，周雲麗發現他們能歌善舞，自己沒有才藝可展示。舍友問她用什麼乳液護膚時，她還不知道乳液是什麼東西。父親不願女兒落於人後，聽女兒說班裡同學都有電腦，他跑到縣城，花費4000元為女兒買了一臺電腦。
差距顯而易見。一位華坪女高的畢業生說，大學的口語課上，自己蹩腳英語口音一出，很多同學忍不住笑。還有人說，自己溝通力欠佳，不主動，不擅長處理人際關係。第一屆學生畢業後，張桂梅不斷收到這樣的反饋，一位浙大畢業生打電話對她傾訴，自己不如別人，英語也說不清楚。
這樣的反饋是張桂梅不曾預想的。張桂梅意識到，學校也需要與時俱進，她開始讓學生跳鬼步舞、穿黃色校服裙，讓兒童之家的孩子吃漢堡、披薩，將生活習慣改成“洋式的”，“免得出去讓人瞧不起。”
一位女孩考上大學後，向張桂梅傾訴，說自己跟同學相比又小又黑，穿得不好，說話也土氣，常受排擠，7個舍友同去宿舍樓底抬水，不許她喝，還經常留她一人掃地，不過自己沒哭過。張桂梅誇獎她好樣的，還對她說，“欺負我，就給我揍回去，別看你長得小，不怕。”
還有考入北京的學生跟她說同學來自人大附中、衡水中學，張桂梅鼓勵學生不要懼怕競爭，迎頭上。她相信華坪女高畢業的學生“後勁非常足”，不會被輕易打倒。
女孩們不可避免審視過去。一位20__級的畢業生說，自己曾有一段時間充滿沮喪，上大學後，她發現同學在高中階段就出國旅遊，考上大學順理成章，而自己的高中生活被枯燥的學習生活填滿，拼盡全力只是為了擺脫農民身份。不公平感會在某些時刻冒出來，但她也因此看到奮鬥的價值——大山走出來的她能通過大學聯考同優秀同學站在一起，這件事本身就值得欣喜。
張桂梅在教學樓外牆上貼了幾個字：剛強、慈惠、質樸。她常鼓勵學生，哪怕落榜了，也不要怕失敗，“天塌不下來”。但有畢業生結婚後回來看她，帶著孩子，又沒有工作，張桂梅會面露憂慮。
張桂梅希望，女孩們走出大山，不要再回來，也不用回母校。有當醫生的畢業生想捐工資，張桂梅沒有收，她不願拿學生的錢。如果未來實力允許，她希望學生能把錢捐給沒錢治病的窮人，而母校和她本人都不需要報答。
張桂梅常說，女子高中是為社會培養人才，一個人奮鬥不是為自己和父母，而是為國家和民族。如果看到有人落水，張桂梅覺得，不管自己是否自信有能力救人，都應該伸手拉一把。
她知道被人拉一把的感覺。來華坪縣任教前，她在中甸子弟學校當老師，在那裡與丈夫相識、成婚，度過了一段平靜的時光。
1995年，為了給身患癌症的丈夫治病，張桂梅花光了全部積蓄，最後給丈夫立碑的錢也沒有，又借不到錢，她在大馬路上撞車尋死，被司機破口大罵。那一刻，張桂梅體會到，“人需要幫忙時，只要有人提一把，真的感激不盡。”
那時，旁人談“麻”色變，李桓英卻勇往直前，是少有的敢與麻風病人零距離接觸的醫學專家。下鄉不叫苦，翻車不叫苦，生活從不搞特殊，李桓英用一生的奉獻詮釋了“我的生活就是適應國家的需要”，百歲依然堅持工作，感覺自己“活了兩輩子”。
1979年改革開放，在李桓英58歲接近退休的年華，接到了新任務，以第一批訪問學者的身份出國考察麻風病的防治方法。在思想守舊的年代，她突破精神枷鎖，不畏麻風病魔，與病人面對面交流，克服路途艱險，堅持一線調研，解救了成千上萬遭受麻風病折磨的患者。
幾十年過去，如今，她已是一位百歲老人。但在與麻風病爭戰的這場無硝煙的戰鬥中，她依舊堅守奮戰在最前線，堅持麻風的宣傳、現場調查研究，為的就是早日讓全世界徹底消滅麻風病。孑然一身的她，把畢生的精力獻給了麻防事業，取得了常人難以超越的成績。
入黨時，李桓英說：“我覺得自己現在可能合格了，但還不能放鬆，還要繼續奮鬥。”敬佑生命方能救死扶傷，甘於奉獻方能大愛無疆。李桓英，與黨和國家同行，與人民為伴，堅守醫者初心永恆探索、無私奉獻，書寫了敬佑生命的動人篇章，標註了醫者仁心的精神座標。
張桂梅校長又上熱搜了，但這一次不是讓全網熱淚盈眶，而是捲入觀點爭議，讓支援她的人感到心情複雜。她在一檔專訪節目中表達了對“女性當全職太太”的鮮明反對。她講道：一個學生領著丈夫和孩子回到華坪女中，準備給母校捐一筆錢，當她得知這名學生已做起全職太太，便直接轟人，“你給我滾出去。家庭那麼困難，把你供到現在，反而當起了全職太太?”
當全職太太怎麼了?為什麼不能尊重別人的意願呢?說尊重女性獨立，為什麼不尊重女性成為全職太太這種獨立選擇呢?有誰比一個女性自身更知道什麼對自己有利、什麼能讓自己幸福、什麼更適合自己?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觀和幸福觀，為什麼非要把自己的這種偏執以如此強烈排斥的方式強加到學生身上?當全職太太怎麼就對不起“教育改變命運”了，貧困生出身怎麼就不能當全職太太了?一個個問題像雨點一樣飛向昨天被視為“教育天使”的張桂梅，天使的“人設”似乎因為那個“滾”字而黯然失色。幸虧是張桂梅說了這段話，網民能口下留幾分情，如果是一般人，早被群毆得鼻青臉腫了。
我覺得當全職太太是一個人的自由，也並不意味著就沒有自我和缺乏獨立，但我實在不忍去批評張桂梅的觀點。當然，會有一定的道義因素，面對這樣一個“教育聖雄”般的人物，批判本身似乎有失道義和力度。泰戈爾的那首詩，“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見腳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來，當作火把點燃，照著自己向前走吧”——張桂梅就是這樣的人，把自己的肋骨拆下來當火把，點燃了很多大山裡的女孩前行的路。她為了教育，為了改變那些女孩的命運，連自己的命都不要了，用命換了一代人的命運。說到關心、愛護、心疼、尊重那些大山裡的女孩，我們這些蜷縮在都市咖啡廳裡、在鍵盤上敲敲字、熱衷於談論抽象概念的人，怎麼比得上她?我們談論的只是抽象概念，她接引了幾千個女孩走出大山，我們沒有理由覺得我們比她更“懂”貧困山區女孩教育這個命題。
這麼說並不是失去了一個評論員的判斷力，好像一個人成為道德典範，身上有了道義光環，就不能被批評了。不是這個意思。道德聖人也會有認知侷限，張桂梅用生命在做教育，並不意味著她每句話都是對的。我說的“不忍”更包含著“同情的理解”這個意思，不要把“支援還是反對全職太太”當成一個抽象的命題，當成吐槽大會、脫口秀、大專辯論賽供選手抖機靈的辯題，而要進入張桂梅所生活和麵對的那種環境中，進入貧困山區女孩教育這個具體語境中理解“反對女性當全職太太”這個命題，看到它的條件性、矛盾性、語境性和問題針對性。
很多人首先是被那個“滾”字刺激了，如果進入語境，就不會把這個字當成激烈對抗中那種粗野、排斥、敵對的意思，而會看到一個教育者又愛又恨、就像父母不滿孩子某種行為時那種帶著失望意味的“滾”。
好像不近人情，人家過來捐款，你何以這種態度?人家當全職太太，怎麼礙著你了?這可能正是張桂梅作為校長的態度，善良是有牙齒的，學校雖然很缺錢，但對錢的接受是有原則的。接受捐款，接受的不僅是錢，而且也有一種認同的價值觀。以後跟學生介紹這筆捐款時，怎麼介紹呢?我們的畢業生、你們的師姐捐的?她靠什麼給學校捐錢?張桂梅可能覺得無法向學生傳遞一種她一直傳遞的那種獨立價值觀。一個人可以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捐款涉及學校倡導一種何種價值觀，所以我理解她的那種堅韌的立場。她就像一隻老母雞一樣，張開翅膀，護著下面的那些小雞，生怕她們被辛苦培育的價值觀受到任何一點誤導和傷害。
在抽象層面爭論“有無權利當全職太太”並沒有什麼價值，只有打成生活的碎片，在水裡泡一泡，在風中晾一晾，日晒雨淋一下，才有生活的質感。張桂梅也許正是在這種生活質感中持那種觀點的。如果看到山區的貧困，看到很多大山裡女孩的命運，她們沒讀書，一輩子就被綁在山裡、綁在丈夫和家庭、綁在幾個孩子身上，重複著貧困的命運並承受著生活的重壓，也許就能理解張桂梅所說“家庭那麼困難，把你供到現在”包含的失望了。讀書改變命運，對一般人來說，就是可以有多元的選擇：當詩人、出國讀書、追求自己的興趣，甚至就是當一個幸福的全職太太。可在經歷了極度貧困，窮怕了，因為缺乏事業缺乏獨立而在惡性迴圈中苦怕了、卑微怕了之後，很容易對那種“本以為讀了書可以改變命運卻又被家庭綁住沒了自己”的選擇充滿警惕。
作為大山女孩的擺渡人，作為拼著命去讓女孩通過讀書獲得獨立能力從而改變命運的人，把“一個女孩讀書可以改變一家三代命運”當成信仰，看到自己教出來的孩子讀了書卻沒有自己的“獨立事業”，還能給學校捐錢，可想而知她的憤怒，甚至覺得是一種價值觀的挑釁。
這就是我不忍批評的原因，如果身處她的位置，我可能也會這樣做。
最新訊息是，被“滾”當事人感激張桂梅。黃付燕在華坪女高同學群裡看到了這則新聞連結，“感覺像是在說我”。當天，她把新聞連結轉發到了微信朋友圈，並配上了一句轉發語——“我們有個性的老大”。
20__年，黃付燕回到母校華坪女子高中捐款，被張桂梅拒絕。那時，孩子不到一歲，黃付燕沒有工作，全職帶娃。捐款被拒的第二年，黃付燕考上了貴州安順某國小的特崗教師。10月27日晚，黃付燕接受採訪時迴應，“張老師話醜理正，她是從我們的立場去說的”。
中宣部近日決定，追授著名核動力專家、中國核潛艇首任總設計師彭士祿院士“時代楷模”稱號。從中國第一代核潛艇，到大亞灣核電站，再到秦山二期核電站，彭士祿為之傾注了大量心血，被譽為中國核動力事業的“拓荒牛”。今年3月22日，彭士祿院士因病逝世，他曾說“活著能熱愛祖國，忠於祖國，為祖國的富強而獻身，足矣!”
彭士祿作為中國核潛艇第一任總設計師、中國第一個核動力裝置的主要設計者，一生踐行共產黨員的承諾，幹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從零開始摸索起步，克服重重困難，作出了突出貢獻，堪稱中國核動力事業的“拓荒牛”。
“只要祖國需要，我當然願意”
彭士祿的父親是共產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彭湃。
彭士祿3歲母親犧牲，4歲父親就義，童年兩次被國民黨抓進監獄，先後輾轉被送到20多戶百姓家裡寄養。
“坎坷的童年經歷，磨鍊了我不怕困難艱險的性格，我對人民永遠感激，無論我怎樣努力，都不足以回報他們給予我的恩情。”回顧過往，彭士祿飽含深情地說。
1940年，15歲的彭士祿來到延安，194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學習時，彭士祿常對同學們說：“我們的父母經過殘酷的鬥爭，有的還流血犧牲了，不好好學習怎麼對得起自己的父母親，怎麼對得起黨?”
1951年，品學兼優的彭士祿赴蘇聯留學，專業是化工機械。他所有的功課成績全是優秀，畢業時獲得了蘇聯頒發的優秀化工機械工程師證書。
1956年，就在彭士祿即將本科畢業時，中央決定選派一批優秀留學生改行學原子能核動力專業。
“只要祖國需要，我當然願意。”彭士祿毫不猶豫地回答。從那一刻起，彭士祿就與共和國的核事業緊緊連在了一起。
1983年，彭士祿再次聽從排程，被任命為中國首座大型商業核電站建設總指揮，為我國核電事業發展作出了開創性貢獻。
直到晚年，彭士祿仍然心繫國家發展，他在自述中這樣寫道：“現如今，老朽已木訥，但有三個心願：一是盼望祖國早日擁有更加強大的核潛艇力量;二是盼望祖國早日成為核電強國;三是盼望祖國早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圓了老百姓過上幸福生活的中國夢!”
“我來簽字，我負責”
1962年2月，彭士祿開始主持潛艇核動力裝置的論證和主要裝置的前期開發。
當時，無圖紙資料，無權威專家，許多人對核動力的瞭解幾乎為零，對某個技術上的問題常常意見不一致，甚至經常發生激烈爭論。每當出現這種情況時，彭士祿就對研究人員說:“不要吵，做實驗，用實驗結果說話。根據實驗結果，我來簽字，我負責!”
1965年，中央決定選擇青衣江畔的一片山區作為建造核潛艇陸上模式堆的廠址。1966年2月，來自北京715所和194所的人員組成九〇九基地“工藝隊”進駐現場。1967年4月，模式堆主廠房破土動工，建設正式啟動，彭士祿任現場副總工程師。
1970年7月，反應堆開始緩緩提升功率。功率每提高一檔，出現的險情也越多。問題不斷增加，反對繼續提升功率的意見也越來越多。在這種情況下，彭士祿力排眾議，繼續提升功率。8月30日，他決定實現主機“滿功率”。
“大膽”並非有勇無謀，“拍板”並非胸中無數。有人問他：為什麼敢於拍板?他說：“有個祕訣，一定要用資料說話。”
有人問他，那麼多次拍板，有沒有拍錯的時候?彭士祿毫不掩飾地說：“有啊，怎麼可能沒有?錯了，我就改過來，再繼續前進。幹事業就要有點冒險精神。只要有百分之七十的把握就可以幹，不然，都準備好了，要我們幹什麼?”
“我充其量就是一枚螺絲釘”
1970年8月30日，我國第一代核潛艇陸上模式堆順利達到滿功率，發出了中國第一度核電。
這一天，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五個擁有自主核動力技術的國家。大家欣喜若狂時，總設計師彭士祿卻在矇頭大睡，在這之前，他已連續五天五夜沒閤眼。
為了祖國的核動力事業，彭士祿付出了太多，也從來沒顧慮過自己的身體。一次現場除錯時，彭士祿突然病倒了，劇烈的胃疼讓汗水溼透了他的全身。經醫生診斷是急性胃穿孔，若不及時處理就有生命危險。手術立即在工地現場進行，彭士祿四分之三的胃被切除了。
手術時，醫生髮現，彭士祿的胃上有一個已經穿孔但自愈的疤痕。手術後，彭士祿被接回北京，但他住院僅一個月就又開始了工作。
然而，對於自己的努力和貢獻，彭士祿總是輕描淡寫。在他看來，恬淡自守就是最大的幸福。他從來不認為自己有多麼了不起，也從來不愛拋頭露面。他總說：“中國核潛艇研製成功絕不是一兩個人的功勞，它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我充其量就是核潛艇上的一枚螺絲釘。”
張桂梅，女，滿族，中共黨員，1957年6月出生於黑龍江牡丹江市，1975年12月參加工作，1998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現任麗江華坪女子高階中學黨支部書記、校長，華坪縣兒童福利院(華坪兒童之家)院長。
參加工作以來，她就像一個不知疲倦的永動機，用初心和信仰書寫著一名共產黨員一輩子對黨忠誠、一輩子為民奉獻、一輩子堅韌執著、一輩子於己克儉的大愛情懷，無怨無悔、無私無我地在平凡崗位上奉獻著自己、燃燒著自己，譜寫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壯麗篇章，先後獲得“全國先進工作者”“全國十佳師德標兵”“全國十大女傑”“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全國最美鄉村教師”“全國百名優秀母親”“雲南省優秀共產黨員”“興滇人才獎”等40餘項榮譽稱號。
張桂梅同志把全部身心投入到邊疆民族地區教育事業和兒童福利事業，創辦了全國第一所全免費女子高中，是華坪兒童之家130多個孤兒的“媽媽”。她堅持用紅色文化引領教育，培養學生不畏艱辛、吃苦耐勞的品格，引導學生銘記黨恩、回報社會。她堅持每週開展1次理論學習、重溫1次入黨誓詞的組織生活，發揮黨員在學校各項工作中的先鋒模範作用。她常年堅持家訪，行程11萬多公里，覆蓋學生1300多名，為學校留住了學生，為學生留住了用知識改變命運的機會。她吃穿用非常簡樸，對自己近乎“摳門”，卻把工資、獎金捐出來，用在教學和學生身上。她以堅韌執著的拼搏和無私奉獻的大愛，詮釋了共產黨員的初心使命。
三優範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