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xx年6月28日：早上六點半，我們一行拖著行李，同時下樓吃早餐。七點，我們坐上了返回長沙的汽車。至此，張家界遊覽活動圓滿結束。在車上，我聽見北京王先生對武漢王師母說：為了慶祝這次活動的圓滿成功，回長沙後我敬你一杯酒。我把這話記住了，它成了午餐我勸酒的有力武器。
記得昨天中午在返回賓館的路上，北京王先生對武漢王先生說：這次出來，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和你探討一些問題，什麼時候我們好好聊聊。確實，這幾天基本上是集體活動和體力活動，而且每天都結束得比較晚，他們兄弟倆沒有機會坐下來說說話。因此，今天一上車，真還不到一分鐘，就見北京王先生說：好，現在我想向你請教幾個問題。武漢王先生很不好意思，別說請教了，聊吧。學術探討的話題是從凱洛夫開始的。北京王先生問武漢王先生，你怎麼看待凱洛夫的問題。王先生回答說，這是歷史問題了，由研究教育史的人去研究吧。在這個問題上似乎兩個人的意見不完全一致，除此之外的其他問題，我感覺兩個人的觀點是相同的。從凱洛夫到杜威再到馬克思，從人的全面發展到應試教育再到素質教育的提法，從到底什麼是知識到什麼知識最有價值再到該傳授學生什麼知識，從學校教育到社會生活再到活動課程，從班級授課制到教師主導作用再到學生主體性，從課程改革的風險性曲折性再到長期性……等等，所有探討的問題，都是教育理論的基本問題和教育現實問題。三位先生的討論非常地認真、投入，且富有情趣、發人深省。比如：武漢王先生說：我看到一個記者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據調查，居然有三分之一的人不知道什麼是素質教育，看了這篇報道我很驚訝，居然有三分之二的人知道什麼是素質教育，而我卻不知道。再比如，北京王先生十分憂慮地提到，目前許多課改專家所推崇的觀點實際上是一種“新的學校消亡論”。……在高速上跑，汽車的聲音很大，很可惜我不能完全聽清楚他們的研討。我想，如果我隨身攜帶了一個錄音機該多好啊。我算了一下，汽車上的第一輪討論整整持續了兩個半小時。第二輪的討論是在一個小時後開始的。
七點出發，十二點才到長沙，整整坐了5個小時的車。老先生們的身體還真不錯。昨天走了這麼遠，沒有一個人說今天腿腳痠痛。5個小時的車程，中途只上了兩次衛生間。真為先生師母健康的身體高興。夫人後來說：看你們下車，一個個精神狀態都很好，就你顯得很憔悴。確實，這些天我的壓力很大，每天又睡得很少，昨天晚上臨睡前還吃了兩粒感冒藥。今天在車上，好想打起精神聆聽先生的討論，但總間或有些昏昏欲睡。
有了前面提的那個由頭，中午大家又喝起了小酒。慶祝張家界旅遊活動圓滿成功，沒出任何的意外。
下午，我上班了。幾天沒有上班，作為單位的領導，不是放心不下，而是有些過意不去。
晚餐，我讓李小纓代表我的學生請師爺師太吃飯，鄧蘭也去了。之所以讓李小纓請客，主要是考慮到她的經濟條件比較好。可是我又不能讓太多的人蔘加。與老先生師母喝了酒、合了影，作為我的學生，她們是很幸運的。而我作為學生，更是很幸福的，尤其是今天晚上。在席間，北京王先生竟說：郭聲健是最好的學生!真的讓我受寵若驚，為此，我滿滿地幹了一杯。
晚餐的一個最大的收穫是，終於說服了幾位先生明天和同學們見面。我知道，要北京王先生答應這件事是何等難的，很顯然他是給了我很大的面子，感覺如果不滿足我提出的這個要求，很過意不去。
晚餐後，我們去瀟湘大道的風光帶散步，天氣太不爭氣，太悶熱了。
20xx年6月29日：上午我去省新聞出版局開會，必須參加，不能請假。我把陪護先生的重任交給了我夫人。他們一起吃過早餐後，夫人陪三位師母和北京王先生去了省博物館，參觀著名的馬王堆女屍。武漢兩位先生則在賓館等待會見一個朋友。參觀博物館後，武漢兩位師母按計劃返回賓館與朋友見面。夫人則繼續陪伴北京王先生和師母去參觀了嶽麓書院。
先天晚上還考慮過是否讓夫人帶相機的事情，當時我有些擔心萬一操作不當，把所有已拍的照片刪除了怎麼辦，這種後果我不敢設想。同時也猜想師母們都會帶相機的，結果很不巧，大家都沒有帶。於是，他們一行三人拍了一張即拍即取的照片。聽說王先生非得要我夫人站在中間。後來我與先生見面後，他幾次問我，看到照片沒有，說明先生很看重這張照片的。在張家界遊覽的時候，三位先生中就北京王先生總會主動邀請我和停風師弟與他合影。我一直沒有回家，自然沒有看到。
中午，出版社領導為了給我撐面子，一定要宴請幾位先生，最後我答應了。其實，這次活動是我的私事，自然不想沾單位的光。而且我知道，至少北京王先生是不樂意這樣的安排的，一方面，是因為他根本就不願意出席這類的禮節性活動，另一方面，是因為有前年那本反思教改的書出版流產的故事發生過。所以，我事先並沒有告訴王先生，我知道一旦他知道了，那是絕對不會同意的。於是，我只能自作聰明，冒險著把他直接領進了包廂。進包廂後，我才說明了事情的原委。陳社長很能隨機應變，告訴先生，他是我的朋友，是他私人宴請先生以表敬意。還好，尷尬的場面並沒有出現。
在昨天晚餐的時候，我終於說服了先生們在今天下午和教科院課程與教學論博士生以及我的碩士生見面。不過，北京王先生提出了幾點要求，第一，不要讓他說話;第二，不要探討課程改革爭議的問題。我讓鄧蘭通知博士生，我則通知碩士生，均提醒不要在見面時提及敏感話題，尤其不要說我和博士生講課的內容，我真怕先生知道後會對我有什麼想法。另外，兩位王先生最後推舉郭先生代表他們講話，不過，郭先生當時也並沒有答應。就像這些天每次吃飯，兩位王先生總是為誰坐主賓位置而“爭吵不休”一樣，讓誰講話也時退讓了半天也無法達成一致。很多時候，我感覺老先生們真像個小孩子，為這等小事吵個沒完，這當然說明了先生們感情的真摯。
見面會安排在出版社，下午四點開始的。之所以不安排在教科院，主要是考慮到讓這次見面更具有非正式的、私人的意味。沒有任何領導們在家，所以我說這樣的座談會純粹是幾代師生的見面會。
正如我在開場白上所說的，不能說老先生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和大家見面，因為先生已退休多年，深居簡出，讀書寫作，安享晚年，基本上不和外界接觸了。之所以今天先生們答應和我們學生見面，主要是怕讓我這個學生失望，如同我曾答應過大家爭取創造讓大家和先生見面的機會，如果我不兌現承諾會讓大家失望一樣。先生們剛從張家界回來，很辛苦，所以可以說是在身心疲憊的狀態下來和大家見面的。
其實，我本來也沒有指望這次見面會會聊到什麼實質性內容，我只希望大家能和先生見個面，和先生合個影，我想大家也都心滿意足了的。
座談會先請郭老師給我們講話，這是根據昨晚的“約定”。我知道郭老師在兩位老先生面前是“不敢”推讓的。他說了幾句客套話後，自然聊起了學術問題，是圍繞“教育迴歸生活”這個話題展開的。然後，在我的再三懇求下，也怕太冷場，武漢王先生也講了話，接著郭老師的“教育迴歸生活”這一話題，並重點闡述了關於“知識何以有價值”“知識有什麼樣的價值”“怎麼樣教給學生有價值的知識”等問題。我當時說：也許先生們說的問題我們同學有些似懂非懂，但是，我們起碼能從中瞭解到，真正的學問家他們在思考的是一些什麼樣的問題，看似簡單的問題其實是最複雜的問題，是最需要搞清楚卻又很難搞清楚的問題。北京王先生呢，很“固執”，就是不說話，我求他，就給我們同學說幾句鼓勵的話吧，一句話都不說，連先生的聲音口音是什麼樣的都不清楚，大家會很失望的。實在沒辦法，他說了，主要是講了講學風問題，很顯然，一旦開了腔，他就能很快進入角色，充滿激情。確實，每位先生的講話風格都不一樣。不知大家用心體會沒有，表面上看，三位先生並沒有直接涉及新課程改革的問題，但是實際上，所談論的那些問題都是與新課改有聯絡的。最後，王先生補充說：聽說你們郭老師在你們面前說起過我對他很嚴格、罵他的事情啊，確實是這樣，那個時候他是三十多歲的人了，我有時候罵他有些讓他下不了臺的，在這裡，我當著大家的面對你們郭老師道歉(重複幾次，讓我無地自容，只好對學生說：我將來也向你們道歉)。隨後，先生對嚴格一詞的解釋是獨到的、深刻的：所謂嚴格，有兩層意思，一個是尊重學生，如果不對學生充滿期待，給予他信任，相信他會做得好的話，就不會去罵他批評他;一個是責任，即對自己的學生負責，對自己的這份工作負責。
見面會在合影過後結束了，持續了大概1小時45分鐘。
北京王先生後來很認真地說了我，說我不信守承諾，說了不讓他說話的，又讓他說了。
晚上是教科院宴請三位德高望重的先生及師母。我真不想去，但是沒辦法。北京王先生則從來長沙的第一天就說他能不能不去，因為和教科院不熟，要我想想辦法，我說我能有什麼辦法，你不去怎麼都說不過去的。在席上，教科院領導正式邀請三位先生明天上午去教科院和研究生見個面。但北京王先生抱拳說實難從命。教科院不放棄，回到賓館大堂，院長同樣抱拳懇請說：王先生，求求你啦。
回到房間，我和兩位王先生聊天，北京王先生還在說“我該想個什麼對策不去呢?”武漢王先生批評他了，你這是陷入了存在主義之中。我也趁機“批評”了先生：你怎麼老是為了這麼點小事傷神，不是自己為難自己嗎，見個面又有什麼關係呢?北京王先生最後說，這次出來，我得出一個結論，就是不要出來。
晚上，武漢的王師母在全權操辦著張家界風景圖集上的留言和大家的簽名事宜。
20xx年6月30日：本想讓夫人陪先生師母吃早餐的，但他們要堅決反對，執意要自行解決。
上午8點，我要參加博士生的開題，不能陪先生們。
早餐後，教科院的老師先陪三位先生去看望了他們的一位老同學，然後於8點半的樣子到教科院與研究生見面交流。教科院沒有準備相機，要我給他們拍了幾張。在我準備離開會場的時候，北京王老師悄悄對我說：等會你送王老師郭老師他們走後，要儘快回來接我啊。我告訴他，你也一塊走啊。他聽後非常高興，那太好啦!
按我們的約定，9點50分準點結束了座談會，我也提前離開了開題報告的會場。
此前我就知道，教科院要給三位先生開講課費，我說他們絕對不會接受的。正如我所料，當他們把講課費給武漢王先生時，先生說：本來我是很開心，很友好的，你們這麼做，別怪我說出粗魯的話。教科院領導又希望通過我轉交先生們，我當然拒絕了這份差事。
我開車把三位先生從教科院送到賓館和師母們回合。張家界畫冊上只有我沒簽名了，我簽好名，每人拿著一本，與照片一樣，這是歷史性聚會的見證。郭先生代表我們這個特殊的團隊寫下了這樣的話：人生易老情難老，張家界遊樂陶陶――20xx年6月25日至27日同遊於湘西武陵源勝地。
我送武漢的先生師母到候車室，來不及送上車廂，因為中午要陪北京王先生吃飯。
送走他們，我獨自開著車回賓館，一路上感覺很孤單，很傷感……
回到賓館，與先生聊天。先生不住地感嘆，真沒想到王道俊老師是一個如此重感情的人啊!
中餐是鄧蘭和李曉玲兩位同學請客。這一頓飯吃得很有學術情調。先生就像是和我們做學術講座，探討著關於藝術教育音樂教育的一些具體問題。師母陳老師以前教過國小音樂，也加入到了探討的行列。此前，先生得知鄧蘭同學最近在《教育學報》上發表了一篇音樂教學中應確立教師主導作用的文章，還特別叮囑我，我的學生不要參與到課程改革的論爭中來，否則，有的人一旦知道作者是我的學生，而我又是王先生的學生，又會大做文章的。
吃完午餐，我們約好下午四點半在賓館大堂集合，前往火車站。我是四點二十分到的，先生師母則在大堂等候了。
我和夫人一同送先生師母到車站，一直送上了車廂。在前往車站的路上，我突然意識到了一個重大的失誤，忘了給幾位先生準備路上吃的東西，可是已經來不及彌補了，非常過意不去。
就這樣，都走了。就這樣，這次歷史性聚會劃上了句號。
先生師母們年事已高，這樣的見面真的是見一回就少一回，誰都會傷感。
晚上，我接到了武漢兩位先生的平安電話，免不了又是一番感謝的話。郭先生和師母在電話那頭同時和我講話，依然是那樣的興奮，久久不願意掛電話。王老師話不多，他說：這些天辛苦你啦，今天你在送我們的時候，我突然發現你眼睛都有些睜不開，黑了，瘦了……
又及：7月1日早上9點，也就是北京王先生到家後，就來電話了。我當時還沒起床。他撥的是我的手機，手機又不放在臥室。起床後，我發現了先生的未接電話，撥過去。先生報平安。說估計我還在睡覺，就沒再往家裡座機上撥了。並一再叮囑我，趕緊接著去睡吧。
我當然睡不著了。
有這麼一份厚重的、不是所有人都能擁有的師生情誼，我知道，我已經非常富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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