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省大學聯考作文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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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躍進時期，朱東潤老先生作為復旦中文系主任，自然被推上講臺作“多快好省”宣言。可是老先生卻牙根緊咬，面色難看。簡直要上刑場似的，支吾了半天才說出話來：“我原計劃五年完成的三本書，現計劃三年完成!”話音剛落，臺下便是一片鬨笑之聲。“太慢了!”可是老先生的倔勁卻上來了，說什麼都不肯再讓步：“不行!不能再少了!最少三年!”

這若是被日碼萬字的當代作家看見了，怕也是要笑掉大牙的。何必這麼“倔”?何必跟“效率”較勁?簡直是一根筋!

的確，對於講求效率的智慧的當代人來說，這樣的做法，實在是不知變通，乃至於冥頑不靈了。三年，豈止是三本，著作等身怕也不是問題。只要願意“坐家”，輕敲鍵盤，日碼萬字也能輕鬆搞定。只是，如此隨緣、如此寫作，其成果怕也如稀釋過的咖啡，醇香不再，喝起來恰如變了質的白開水。

同樣“冥頑不靈”的，還有歷史學家江衍振老先生。他曾一度名聲鵲起，然而他的出名，卻不是因為有多少的“智慧”，而是因為“笨”。十多年的時間，老先生統共寫了三本書，加起來不過七十餘萬字，平均到每天不過百餘字。然而，為了蒐集史料，老先生訪遍了各地圖書館、書庫，翻閱了兩千多萬字的史料，直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如此辛苦如此笨，甚至弄得幾天幾夜不眠不休，最終才有了那麼一點老笨結晶。然而，這樣的著作，定心讀來，方知是“字字含血”啊!

二老的作為，認認真真地昭示：真正的智慧，往往始於“倔”、成於“笨”，在於甘坐冷板凳，倔傲地向浮躁叫板，堅定地從“笨”處著手。古人吟詩“兩句三年得，一吟淚雙流”，方才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震撼。然而，這種精神離今天的我們實在太遠了。在速度與效率所帶來的緊張與刺激中，精品之作也離我們越來越遠。我不敢說今天市場上的作品全部流於平庸，但在市場利潤的引誘下，可以肯定的是，有一部分，甚至是一大部分作品，早已隨浮華而去!“流水落花春去也”，這流失了的春華，恰恰是我們最可珍惜的“智慧”。

什麼時候，我們的作家能夠再一次手拍胸膛，咬牙切齒：“不行，最少三年!”?

想到路，眼前揮之不去的，只有阮籍。

是他，駕著破舊的牛車，一罈酒，獨自駛向城郊。路旁，奇花異草，奇峰怪石，他視而不見，投以白眼。上方，落單的飛雁淒涼鳴叫。此時，牛車停了，老牛回過頭來，彷彿在說：“沒有路了，該往哪裡走?”他無奈，只有無奈地答道：“路在哪兒，我怎知道?”說罷，取瓢捧起濁酒，喝罷，繼而大呼，繼而大號，最終一把辛酸淚，沿原路而回。此所謂，

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

只不過沒有路罷了，為何痛哭?他哭的不是眼前的窮途，而是人生的窮途。

這條路上，籠罩的是東晉司馬集團的陰影;這條路上，灑下了多少眼淚!為慈母，慈母身亡，他號哭，即使吐血數升;為好友嵇康，嵇康被斬，為正義而被斬，他開始是沉默，當行刑前，嵇康彈起空前絕後的《廣陵散》，他只好大哭，用淚，用心淚為友人送行;為陌生的兵家女孩，女孩美麗而具才情，未及出嫁，染病身亡，他冒冒失失地奔向靈堂，用淚為美好的生命餞行。

這條路，滿是眼淚。

淚流盡了，路上只有沉默，沉默得有些嚇人。當名士裴楷前來拜訪，他只報以白眼。裴楷明白，阮籍的人生之路早已超越了禮義的範疇，而他本人仍在禮義之內，所以裴楷只好，也只能按禮義之數，向阮籍作揖三次，然後離開。是的，阮籍人生之路上的親人，旅伴，還有那些美好的生命，都已消逝。他只能將沉默這件外衣披上，抵禦寒風，來自人世的寒風。接著，踽踽獨行，移向自己的路的盡頭。

這條路，我們難以體味，只能用“猖狂”將他形容，形容成一個遠離塵囂遠離人世的陌路人。世人用冷眼審視著他，看他一個人在路上表演。然而，我們怎能知道，這出表演包含了多少眼淚，多少辛酸!在他身後的路上，拋下的是世俗的指責，世俗的猜疑……

如果時光能夠倒流，我希望能坐上他的牛車，同他一道奔向城郊。還是在野草雜生處，我會跳下，為他拔除野草，拔除他路上所有的雜草。然後，打一下牛背，讓牛載著他在自己的路上繼續前進。而我，在這條路上，會望著他的身影，面向夕陽，誠懇地彎下九十度。

為他，也為這條路。

在友人印象中，秋白文質彬彬，才華橫溢，多愁善感。一個浪漫的情人，一個浪漫的文人。年少的他，在繪畫、治印、音樂上頗有造詣，這並非出於他對藝術的好奇，而是他的心性，更適宜在這樣的領域揮灑。於是，偶爾他在月夜裡吹起洞簫，友人都會產生奇妙的錯覺，覺得他跟簫聲融合在一起，再難區分。

文人大抵都有“家國天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使命感，或許就是出於此，

秋白選擇了投身革命，並一度處在權力的中心。可是，革命誠然需要浪漫和激情，但更需要除此之外的其他素質。秋白無法同時擁有其他，便常常在現實的挫折和磨礪前感到力不從心，甚至懷疑自己無能。此時，他已感到無暇自顧。至於月夜下的簫聲，那更成了一個無從談起的夢。

秋白留給後人的印象，始終是個備受爭議的角色。這緣於他在國民黨獄中寫的名為《多餘的話》的自白。

他在其中，完整地表現了參與革命以來有過的熱情、執著、迷茫、孤獨與無奈。正是這份自白，讓他的被捕成了“叛變”，就義成了“討饒不成”。

可是他死時，同所有英雄一樣，都很英勇。他高唱著《國際歌》，指定一處草坪盤腿坐下，直待那聲槍聲的響起。

按照我們平日接受的“英雄”的概念，獄中的瞿秋白，與刑場上的瞿秋白很難重疊起來，或許只能將其理解為，一個獨特的人，一條獨特的人生路。

我們達不到他的境界，經歷不了他的時代、他的生活。但是，我們可以更加細緻地深入地思考、看待他走過的路，而不是以固有的標準，歸納他的歷史歸宿。

或許可以說，這是因為瞿秋白將“身後名”置之度外。他可以坦然地接受死亡，卻又不願借死亡來成就本來唾手可得的英名。這是超脫了所有大度與氣節的風采，這是對生命的誠懇與真實。

於是，瞿秋白在歷史上，留給我們的感覺與啟示愈顯迷離。他是如此熱情地參與了革命，又是如此平淡地疏離了革命。可是，他的心，仍然忠誠地向著革命。這樣的人生，常人無法解答。它提醒我們：人與路，路與人，這超過“表現”所揭示的含義。其間的深遠，要用生命去體會。

悠悠歲月中匆匆走過多少人?他們總是被人遺忘或想起。被人遺忘，未嘗不是一種幸福;被人想起，又何嘗不是一種悲哀?幸福和悲哀，其間的分別又在哪裡?我不清楚，或許只有路上留下的點滴，提醒人們，怎樣的人曾在怎樣的路上走過。

同秋白一樣，歷史的大路上，走過了太多的豐富的生命。而秋白的人生之路，從一個角度告訴我們，該用怎樣的眼光去評定身邊的一切。不是什麼人即什麼路，什麼路即什麼人。明於此，我們方能最真實地還原歷史，而不是迷茫於臆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