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誠信危機
誠信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孔子曾說：“民無信不立。”韓非子也說：“巧詐不如拙誠。”其實，無論是個人或是公司甚至是政府，都不能不講誠信，都離不開誠信。許多老字號或是相當有實力且有一定知名度的企業，為求一時之利，不守誠信，最後落得個破產倒閉的下場，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基業毀於一旦，就是對誠信重要性的佐證。難怪有人已把誠信提高到生產力的要素之地位上了。
然而，現在我們的誠信已經出現了危機，人們對什麼事情都半信半疑，為什麼呢？因為那些為了利益而漠視誠信的事情一再出現。當黑心月餅、甲醛浸泡的水產品、劣質奶粉、有毒白酒、有毒鹹魚等等食品讓人們膽戰心驚時，當“放心食品”不再讓人覺得放心時，人們不能不疑。物慾的橫流和人心的浮躁，已使人們對誠信淡漠了，人與人之間好像陷入了彼此戒備的危機。
～年4月，安徽阜陽農村假奶粉貽害嬰兒的事件震驚全國，再一次加劇了人們對誠信的心理恐慌，“無營養”的劣質嬰兒奶粉曾一度氾濫安徽阜陽農村市場，本應提供養料的奶粉，卻“殘害”嬰兒六七十名，造成至少已有13名嬰兒死亡。頭大、浮腫、低燒，嬌嫩的幼小生命承受了不應有的災難。新華社在報道中寫道：“當前農村消費市場上，嬰兒奶粉良莠雜陳，代替外出打工的兒女照顧嬰兒的農村老人難辨真假。在千萬農村‘留守家庭’中，吃不到母乳的娃娃們的生命安全正被劣質奶粉的黑影籠罩。”
有這樣一個故事：一個國小語文老師在課堂上提問學生，為什麼李白說“舉杯消愁愁更愁？”學生回答：因為他喝的是假酒。這樣的“幽默”讓我無論如何也笑不出來。當想到連國小生的腦子裡也開始擔心偽劣產品，也開始產生懷疑一切的心態時，當人們對一切都冷漠、麻木的時候，這會不會是一種悲哀呢？
俗語說：“有什麼不能有病，沒什麼卻不能沒有錢。”但在當今社會中，似乎除了錢外，還有一種東西更不能缺少，那就是誠信。人無信不立，良好的誠信是人立足社會的基本條件，是企業適應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缺乏誠信，可能會得到一時的利益，但最終將被別人象躲避瘟疫那樣躲著你，最終將成為孤家寡人，從而得不償失。
二、提倡節儉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習慣了大白天辦公室裡燈火通明，習慣了居室中空調大開四季如春，習慣了洗碗時細水長流，影印機旁的廢紙張堆積如山……總之，習慣了這一切方便舒適背後的大手大腳、隨心所欲。
因此，當xx提出～到～年在全國範圍內開展資源節約活動，當淡忘已久的“節約”二字不斷重複於我們的耳邊時，一些人覺得“不習慣”。
有人問，今天我們為什麼還要節約？
答案是驚人的：今天我們重提節約，是因為發生在我們身邊的浪費正在撼動我們賴以生存的根基。其依據如下：
(1)我們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國家之一，人均水資源不到世界平均數的1/4，600多個城市中有400多個供水不足。但我們大多數人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據統計，全國每年浪費水資源100億立方米以上，僅北京市一年的洗車耗水量，就相當於一個多昆明湖或6個北海的蓄水量。
(2)我們的人均耕地面積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2/5，我們要用不到世界耕地面積1/10的土地，養活世界1/4的人口。但各種名目的“圈地運動”卻使我們的耕地銳減，光是小小的實心黏土磚，就能一年毀掉8～10萬畝良田，僅磚廠侵佔的土地就達400萬畝。
(3)因為貪婪和浪費，我國能源也進入了緊缺時代。我國石油、天然氣、銅、鋁等重要資源的人均儲量佔世界平均水平的1/25。目前中國每萬元工業生產值比發達國家多耗近40%的能源和礦產資源，也許有人會以我們的技術落後為託辭，孰不知，人為的浪費是最主要的原因。
無論是亞洲金融危機，還是那場突如其來的非典災難，都未能阻擋我國經濟高歌猛進的勢頭。但是，從去年席捲全國的能源緊張、原材料價格全面上漲開始，人們越來越明顯地感覺到我國經濟正飽受資源約束之痛。
一些遠比我們富裕的國家對於資源利用的精打細算讓我們汗顏。
美國是資源大國，他們的國民消費水平位居世界之首。但美國學生的課本是重複利用的，一本教科書要至少用8個學生，平均使用壽命5年。
我們鄰近的韓國人已經節約到牙齒了。因為珍惜資源，他們研製出以土豆澱粉或江米麵為原料的食品牙籤。像餐館用的一次性檯布、旅館用的一次性洗漱用品等，在韓國早已沒了蹤影。
一次性筷子是日本人發明的，日本的森林覆蓋率高達65%，但他們卻嚴禁砍伐自己國土上的樹木來做一次性筷子。他們使用的這種木筷子都是從中國進口的，用過之後，又將筷子加工生產成紙槳出口到中國換取外匯。
這些看起來錙銖必較甚至有些精細瑣碎的行為背後，是一個越來越得到認同的共識：再富有也沒有權力浪費資源。
三、金錢與道德
一直以來，金錢與道德是人們經常討論的話題。但由於受傳統思維的影響，人們習慣於把二者完全對立起來，認為講道德就不要講金錢，要金錢就是不道德。社會發展到今天，這一思維定勢有必要改進了。現實生活中，類似公交車上無人讓座的情況時有發生，反映人們的公德意識亟待加強；但讓座者的行為得不到他人的肯定，也從某種意義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生活中，受益者毫無感激之情的現象並不罕見，本人就曾多次碰到給人讓座而對方接受後毫無表示的情況——一聲“謝謝”對我來說沒有任何實際意義，但對方那種似乎天經地義和心安理得的接受方式，無疑使人心裡很不舒服。公交車司機自費設立讓座獎，是對讓座者行為的肯定並以此鼓勵人們做好事，卻依然遭到人們的非議，讓筆者深切感受到清談家的厲害——一方面對不斷惡化的道德滑坡不滿，一方
面又對他人改變現狀的努力亂加指責。我們總是有意無意地強調一個人出發點的崇高與正確，而結果的好壞卻往往是不那麼重要的。類似的事情，在有關“道德銀行”的討論中就曾出現過——批判者們質疑這樣會造成對“銀行”一詞的濫用，對志願、義務等的“銀行”化表示憂慮，更有人指出“道德歸道德，銀行歸銀行，少搞點比傻表演，多弄點聰明有趣的事”。然而，為道德建設做點實事，總比繞著手講什麼“出發點”要來得實在吧。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這是太史公司馬遷在XX多年前的精闢論述。無償獻血的運作機制，就或多或少地利用了人們的趨利思想，但這與其行為和目的的高尚性並不相牴觸——我們相信絕大多數無償獻血者的出發點是非常高尚的，但“獻血後本人和直系親屬在需要時可以免費用血”的政策無疑起到了相當的激勵作用。同樣，對於“有獎讓座”來說，象徵性的獎品和日後的回報只是參加者行為的促使因素，而非決定因素，有無“奉獻”是最重要的，是否“無私”卻不必計較。倘若我們能夠有效利用並引導人們“趨利避害”的本能，在利己的同時有益於整個社會，又有何不可呢？我們為什麼非要把道德與金錢對立起來呢?二者並不是矛盾的，因此，我們完全可以把道德與物質利益掛鉤。
四、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
對話和交流在人類文明交往的歷史中，始終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冷戰思維被打破以來，在經濟全球化不斷加速和擴充套件的背景下，文化交流作為一種國際社會交往的積極方式，被賦予了新的內涵和意義。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擴充套件，各種文明的互動也不斷加強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發展。首先，經濟全球化極大地推動了世界各國的商品流通，而商品往往帶有其自身的文化屬性，如流行世界的牛仔褲和可口可樂，都被視為美國文化的代表。其次，經濟全球化導致人口更大規模地流動，大量的移民將其民族文化和傳統習俗帶至移居國，促進了世界文明和文化的互動。第三，經濟全球化促進了資訊產業的高速發展，加快了全球的資訊流動。據統計，XX年，全球由紙張、膠片及磁、光儲存介質所記錄的資訊生產總量達5萬億兆位元組，足以填滿50萬座美國國會圖書館。
無疑，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國際文化交流，必然對不同文明和文化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有人擔心全球化的結果，將使各國的本土文化失去其自主性，甚至被外來文化同化，認為經濟全球化必然導致占主導地位的西方文化，特別是美國文化一統天下，文明和文化的多樣性將不復存在。其實，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文明和文化的發展呈現一種平行而相對的趨勢。一方面，一些大眾文化和流行文化席捲世界，反映西方文化、特別是美國文化的核心價值。而網際網路的出現，在某種程度上強化了這一趨勢。如從紐約、倫敦、巴黎到東京、漢城和香港的時尚，基本趨同。然而，保護和發展本土文化的趨勢也在加強。許多國家將文化安全提上議事日程，並採取種種措施，保護民族文化遺產，弘揚民族文化傳統。從亞洲和歐洲關係的發展來看，雖然亞歐的經濟聯絡和文化交往日益密切，但均注重保護和發展自身的文化特點。如法國禁止其國內的商店使用英語標誌，甚至禁止其網際網路站上出現“只使用英語”的網頁。亞洲一些發展中國家也積極制訂政策，努力保護自己的傳統民族文化。新加坡政府強調：“儘管我們講英語，穿西裝，但新加坡人不是美國人或盎格魯—撒克遜人。如新加坡人變得與美國人、英國人和澳大利亞人一樣難以區別，或者更糟，成為他們可憐的仿製品（即一個無所適從的國家），那我們就喪失了與西方社會的區別。正是這些區別，使我們在國際上能夠保持自我。”由此看來，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各國本土文化雖或多或少地遭受商業文化和大眾流行文化的衝擊，但其固有的傳統文化特性是不會輕易消失的，且在某種程度上會得以強化。
有一點需要特別指出，經濟全球化並不妨礙文明和文化的多樣性。相反，在許多情況下，它們甚至可以相互促進。首先，儘管經濟的變化不可避免地對文化發展產生影響，但不斷整合的世界經濟，並未導致全球文化的同一化。如美國、歐洲和日本等走在世界經濟一體化前列的國家，其各自的文化特性並未因此而削弱。對捲入經濟全球化浪潮中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儘管他們認為必須吸收西方文化的精華，但“全盤西化”的影響日益薄弱。的確，在中國最“西化”的上海，曾舉辦的國寶《淳化閣帖》善本特展吸引了無數觀眾，最多一天湧入10000多人，且相當一部分是年輕人。其次，每個文化都有自己不可忽視、不可替代的特性與優勢。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隨著東亞經濟的起飛，儒家文化從東亞和東南亞傳至世界，人們紛紛關注經濟發展與儒家傳統的關係，認為儒家文化的某些長處，是推動東亞經濟起飛的重要因素。雖然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使不少人對東方文化的態度發生了極大的轉變，歐美等國的權威性報刊甚至宣稱，這次危機標誌東亞經濟模式和東亞價值觀的失敗和終結，儒家文化是造成此次危機的根本原因。但隨後的經濟恢復和進一步發展，使人們對儒家文化的堅韌性和生命力，有了更深的認識。總之，我們有理由相信，與經濟全球化相伴生的，將是越來越豐富多彩的世界範圍內的文化與文明的交流。
五、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指導思想的新發展——以人為本
明確提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是以xx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指導思想的新發展。以人為本這一思想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原理，植根於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土壤，反映了當今時代發展的要求，凸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理念、執政理念和價值觀念。
什麼是以人為本？以人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把人民群眾作為推動歷史前進的主體，不斷滿足人的多方面需要和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以人為本具有十分豐富的內涵。其主要內容包括：
（1）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是以人為本
的基矗生產力的發展，物質財富的增長，是人的全面發展必不可少的基本條件。馬克思講過：“當人們還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質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應的時候，人們就根本不能獲得解放”。這就表明，生產力的發展，增加物質財富的過程，是人獲得發展的過程。離開必要的社會物質條件，人的發展就失去了依託。在這個問題上，不恰當地強調經濟發展對於社會發展的絕對意義，庸俗地把人的發展等同於物慾的滿足，不僅背離了社會演進的規律，也玷汙了人性和人格的尊嚴。然而，否認物質基礎對於人的發展、社會進步的意義，也就否認了社會發展的客觀性和條件性。這就要求我們，一定要堅定不移地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只有這樣，才能為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奠定基矗
（2）以人為中心，維護人的尊嚴，尊重和保護～，是以人為本的尺度。以人為本必須保障人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益，把人民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其基本要求有三：一是在人、自然和社會的關係中，強調人既是自然的產物，又是改造自然、推動社會進步的主體。對人的主體地位的認定和維護，是實現人、自然、社會和諧發展的前提；二是強調維護人的主體地位，必須維護人的尊嚴，保障人的基本權利，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權利；三是強調保護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是維護人的尊嚴、人的權利的直接體現，只有人的政治、經濟、文化權利獲得切實保護時，人的尊嚴才能得到真正的維護。這樣三方面的要求，為我們衡量是否堅持以人為本提供了起碼的尺度。也就是說，離開了人的尊嚴、人的權利來討論以人為本，就失去了評價的標準。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實踐中，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健全民主法制，保障人民依法享受廣泛的權利和自由，特別是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把黨的領導、依法治國和人民當家作主有機結合起來的所有實踐，從制度安排上體現了以人為本的尺度。
（3）不斷提高人們的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健康素質，是以人為本的要求。以人為本在強調以人為中心的同時，也把提高人的思想文化素質的問題，提到了突出的地位。這就是說，社會發展要以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目的，而人的思想道德、科學文化和健康素質的狀況，又決定著社會發展的程度和水平。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範圍內現代化發展的程序表明，一個國家即便擁有優越的自然資源或一定的現代化裝置，也不可能自然地使這些資源和裝置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國民的思想文化素質在其中起著關鍵的作用；同樣，現代社會物質財富的積累，也不會自然而然地造成社會的和諧與人的需求的滿足。社會文明的演進，除了外在地表現為物質財富的積累外，實質上則表現為社會的和諧和人的素質的提高。那種在實踐中以犧牲精神文明為代價，換取物質生產進步，最終經濟發展受到制約的教訓；那種專力於資金、裝置引進而疏於人文環境營造和人的素養提高，結果導致欲速不達的結局，都是需要引以為戒的。因此，在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問題上，物質生產、外在環境的改善與人的素質的提高，必須兼顧。
（4）創造人們平等發展，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社會環境，是以人為本的保證。堅持以人為本，謀求人的全面發展，必須創造有利於人的全面發展的社會環境。人們的經濟、政治、文化環境，是人的發展的條件。“共產主義所造成的存在狀況，正是這樣一種現實基礎，它使一切不依賴於個人而存在的狀況不可能發生，因為這種存在狀況只不過是各個人之間迄今為止的交往的產物”。正是為了這樣一種“現實基幢，社會主義在其發展中，從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到中國革命的勝利，雖歷經坎坷，但目的就是一個，即改變阻礙人的平等權利的獲得和人的價值實現的制度桎梏和社會條件。而當代中國社會正在進行的政治、經濟、文化體制改革，也在於消除社會生活中存在的制約人們平等發展，影響他們聰明才智發揮的種種消極因素，促進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因此，以人為本，就是要為促進每一個社會成員能夠更為全面的發展創造條件。圍繞這一目的，我們已經做了許多工作，但仍然需要付出長期而艱鉅的努力。
（5）依靠人民群眾，使最大多數的人成為社會發展成果的支配者與享用者，是以人為本的目的。堅持以人為本，就要堅持人在社會發展中的主體地位，這種主體地位，一方面要求經濟、社會的整個執行與發展，應當始終圍繞人來展開，以人為本取代以物為本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實現人與物的統一。另一方面，還必須把“一切為了人”的原則，建立在“一切依靠人”的基礎上，既確立一切從人民利益出發，一切為了人民群眾利益的理念，也要具有一切依靠人民群眾，人民群眾是推進改革與發展的力量源泉的方法。使人民群眾能夠平等、公正、有尊嚴地參與社會實踐，支配他們的勞動成果。正是從這樣的意義上，社會主義以革命的方式，摒棄了資本主義使勞動與勞動成果的獲得相分離的狀況，並且在自身發展的過程中，通過不斷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六、提高農民收入，解決三農問題
我國的經濟發展是否能取得可喜的成績，我國的經濟改革能否卓有成效地進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國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情況，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農民的收入水平。正如鄧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樣：“中國社會是不是安定，中國經濟能不能發展，首先要看農村能不能發展，農民生活是不是好起來。”農民的收入水平不僅與農村居民的生活狀況密切相關，而且關係到農村經濟以及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目前，農民的收入對我國經濟增長尤為重要。隨著我國多年的“短缺經濟”的結束，巨集觀經濟形勢發生了根本的轉變，大多數工業產品供過於求，低迷的消費已使我國經濟的增長速度有所減慢，如果我國要想保持經濟的快速發展，必須擴大國內市場需求。我國農村地區人口多，生活水平低，是一個巨大的潛在市常如果農民收入能夠適當提高，這將有效地刺激我國市場的需求，從而使我國經濟走上持續、健康發展的軌道。正如xx同志提出的那樣，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是關係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全域性的首要問題。解決“三農”問題，最主要、最關鍵的
是要不斷增加農民收入，不斷提高廣大農民的生活水平。朱釒容基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也特別強調，要把加強農業和增加農民收入，作為整個國家經濟的突出任務，把農民是否增加收入和減輕負擔，作為檢驗農業和農村工作的首要標準。在新發展階段，必須認真研究探索農業發展的新思路，切實解決農民增收緩慢的問題。
（一）農民收入增收緩慢的主要原因與農民收入的重要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民收入不斷增長，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農民人均純收入20年來穩定快速增長，年均收入增幅達到14．3％，但是進入“九五”以來，出現了連續4年增幅下降的現象。“八五”期間，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幅度為18．11％，“九五”前四年，則下降為8．79％，降低9個百分點，增長幅度呈逐年下降的趨勢，特別是1999年增長幅度僅為2．22％，大大低於國內經濟增長速度。應該說，農民收入增幅下滑，有巨集觀經濟環境以及農產品的供求關係發生變化等因素的影響，但最主要的是因為我國農業自身長期存在的一些深度問題還沒得到根本解決：一是農業結構層次不高，二是農民收入過於單一，三是東西部地區農業經濟發展不平衡，四是農業基礎設施薄弱，五是農民負擔過重。
（二）發展農村經濟提高農民收入的有效途徑
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的問題，實際上是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後，農業和農村經濟各種深層次矛盾的必然反映，決不是靠出一、兩項政策在短時間內可以解決的。從長遠看，解決農民增收問題，必須進行體制創新、組織創新和制度創新，從根本上解決制約農民增收的機制和結構性矛盾。從當前看，要增加農民收入，必須按照市場規律的要求，採取綜合措施，從多個方面入手，努力開闢提高農民收入的渠道。
1．加快農業結構調整步伐，提高農村經濟組織化程度
隨著農產品買方市場的逐步形成，依靠傳統的農業生產模式，難以實現增收的目標，各地農村和農民應根據已經變化了的市場需求和巨集觀經濟形勢，對農業生產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首先是優化糧食生產結構，糧食生產要以增收為目的，要以生產質量高、增加值多的農產品為主，要積極發展糧食產品的深加工，把粗放生產經營模式轉變為集約生產經營模式，提高糧食生產的綜合效益。其次是優化農業產業結構，大力發展畜牧業、林果業、水產業和蔬菜業等。最後是優化農業區域佈局，為了避免地區之間產業過度雷同，各地農村地區要根據自己的優勢條件和市場需求，大力發展特色農產品，實現規模經營，形成區域整體優勢，為農民增收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在提高農村經濟組織化程度方面，按照資源條件和市場需求，實現農業產業的區域化佈局、專業化生產、一體化經營、社會化服務、企業化管理，逐步形成種養加、產供銷、農工商、內外貿、農科教一體化的生產經營體系，形成市場帶“龍頭”、龍頭帶基地、基地聯絡農戶的經營格局，是提高農村經濟組織化程度，逐步改變農村以家庭為單位的分散獨立的經營狀態，提高農業綜合效益的有效途徑。通過“貿、工、農”一體化的途徑，提高農村經濟的組織化程度和農產品的加工水平，為農民收入持續穩定的提高，提供堅實的基矗
2．進一步完善農村土地承包制，加快土地流轉制度改革
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的土地承包制在不改變所有制的情況下，給予農民土地的使用權。這一項土地制度的創新，使農民可以在“包”來的工地上建立自己的家庭經濟，對於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促進農業生產的蓬勃發展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在剛剛結束的“～”上，朱釒容基總理指出，要把農村經濟搞活，就得把土地搞活，這就是完善農村土地承包制，使土地使用權可以轉讓、入股等等。這一重要措施使農業生產的基本要素流動起來，實現土地由分散細碎經營向集中規模經營的轉變，有利於農業生產走上商品化、集約化和現代化的發展道路，有利於增加農民的收入。在現實生活中，出現了轉包、反租倒包、股份合作等各種方式的土地經營權流動形式，應加快探索、逐步建立和完善規範的土地使用權流轉制度，同時加快農村土地租稅制度改革，促進土地合理有序流動。
3．減輕農民負擔，加快農村費改稅工作程序
1997年，全年農民三項負擔支出為108元，其中現金支出有增加趨勢，據統計，僅稅款一項農民支付的人均額就相當於城鎮居民的9倍，若加上各種名目繁多的雜費，則相當於城鎮居民的30倍。另外，農村內部各種稅款的徵收是按人頭分攤，不考慮農村居民內部收入層次的差異，加重了低收入水平農民的負擔。各級政府要認真落實減輕農民負擔的各項政策措施，堅決取消各種形式的亂收費、亂集資、亂攤派，儘快將農村費改稅工作由點到面全面攤開，用稅、費的法制化、規範化杜絕亂收費行為給農民帶來的額外負擔，為切實增加農民收入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4．增加對農業的戰略性投資
城市的過度投資和農村的投資不足是造成當前農村市場低迷的根本原因。城鄉之間形成鮮明對比的長期投資反差的結果使農村經濟結構無法進行戰略性調整，農村生產基礎設施老化，技術進步受阻，農業的發展遲緩，農村市場低迷。當前，農民無力對生產進行進一步的投入，無力在更大規模上組織擴大再生產，技術創新緩慢。為此，增加對農業的戰略性投資愈來愈迫切了，一是應加快農村金融改革。改變傳統的、縱向的、單一的計劃供給資金模式，將市場機制引入到農業資金供給上，公開農業財政和信貸資金各種業務，廣泛推行財政和政策性信貸資金委託代理與專案公開招投標制度，放寬農業直接和間接融資限制，增加農業各類投資主體與二級資金流通市場的機會，開闢多條農業內源融資和外源融資渠道。二是繼續增加對農業的財政投入，特別是農業科技的投入。政府對農業的財政支援有利於農業重大基礎設施建設（交通，通訊，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是農村經濟發展的關鍵環節），有利於改善農業生產環境和農村經濟環境，也有利於激發農民對生產的投入積極性。同時，政府的投入對減輕農業生產強度，解放農業勞動
力有積極意義。
5．加快小城鎮建設，大力發展各種非農業生產
在農村地區發展小城鎮，可以繁榮當地經濟使工商業得到一定的發展，從而為吸收農村剩餘勞動力創造必要的條件。只有農村剩餘勞動力從有限的土地上分流出去，在小城鎮中從事非農產業的經營活動，才能開闢增加農民的收入的新途徑，才能使農業生產效率得到提高，才能使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者獲得較高的收益。因此，發展小城鎮建設，是我國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鄉鎮企業興起之後的又一次新的發展機遇。各地政府要抓住這個機遇合理規劃，多方籌集資金，加快小城鎮建設的程序。
七、克隆技術與人類發展
繼多利羊誕生之後，羊、牛、豬、鼠、兔、貓乃至猴這種與人類特徵最為相近的靈長類動物都陸續擁有了各自的克隆版本。但毫無疑問，克隆技術依然處於“萌芽狀態”，人類要達到完全熟練掌握並安全利用克隆技術的目標，尚需時日。
培育出多利的英國蘇格蘭羅斯林研究所所長格里芬指出，迄今所有動物克隆試驗中，平均只有1%～2%的克隆胚胎可以成活。儘管隨著技術的發展這一比例有望得到不斷提高，但“鑑於物種的多樣性，對非人類生物進行的克隆技術研究的成果應用到人類自身時，並不能確保安全”。
雖然如此，但僅僅從技術上來說，不斷取得的科研進步總有一天會研製成克隆人。人們對這一天的到來甚為擔憂，充滿了恐懼。確切地說，這是對濫用克隆技術可能給人類自身帶來危害的恐懼。專家們圍繞在克隆研究方面劃分禁區的問題爭論不休，其核心在於將克隆技術的應用控制到哪一步才是安全的。
正如德國教育和科研部部長布林曼女士所說，“目前對克隆技術不同的科研方法和目標的定義還不是很明確”，生殖性克隆研究與醫療性克隆研究之間的曖昧關係難以界定，恐怕才是專家們最為頭疼的問題。以醫治疾患為目的而對人類胚胎進行克隆，和以生殖為目的而使克隆胚胎最終成為一個降臨人世的生命，兩者之間隔著的不過是一張薄薄的紙而已。
克隆人帶來的諸如導致物種滅絕、歷史人物復生等種種緣於無知的恐慌逐漸消退，至今懸而未決的倫理與道德等方面的衝擊也難以構築起阻止克隆人問世的路障。在這樣的背景下，政治家們急切地盼望通過立法規範克隆技術的研究和發展。但即便是全球立法禁止克隆人研究，也難保沒有偏執的“科學瘋子”繼續嘗試。
克隆技術不是第一項也不會是最後一項使人類陷入窘境的技術。人類進行的科學技術研究，歸根結底是為了造福於人類。在科技發展的過程中，人類需要時刻修正科技發展的方向，修正科技成果應用的範圍，使科技發展不偏離為人類服務的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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