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讀《萬曆十五年》，幸而，這顯然不是一本枯燥乏味的歷史書，作者運用了平和的記敘手法，這點倒是讓我想起了曾十分愛看的《易中天》品三國，當然這本書更嚴肅一點，通俗易懂的文字將我們置身於明朝之殿，以及其錯綜複雜的利益爭鬥，人情善惡，和讓萬曆及讀者都有些倍感無奈地政治體制，文官體制。
1587，無關緊要的一年，但就像風暴前的平靜，又如同作者黃先生所說：“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其間關係因果，恰為歷史的重點。”
萬曆皇帝10歲登基，在位長達48年，又有張居正這樣的能臣亦或是奸雄，這不禁讓我想起清朝一位流芳百世的英明神武的君主——康熙皇帝。同樣是幼年登基，在位時間冠絕該朝，同樣有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梟雄，卻為何命運迥異，一個被認為是明朝衰敗的根基所在，一個卻開創了康雍乾盛世。首先，不得不提對萬曆有著深遠影響的大學士張居正。
在萬曆年幼時，張居正在危難之際保全了皇室的安全，並進而成為首輔大臣，對於萬曆的種種事物牢記於心，他是一個有野心的政治家，是他首先意識到明高祖所建立的統治制度，隨著時代的變遷，歲月的流逝，越發顯得不合時宜，他力推改革，成就了萬曆即位以後第一個欣欣向榮的十年。但我認為，也正是他毀掉了萬曆，張居正權傾朝野，組建利益集團，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頗有鰲拜功高蓋主的味道，為積弊已久的朝堂埋下了隱患的種子。而萬曆皇帝呢?對於張居正他是一種什麼樣的態度?是懷有對前輩的尊敬，還是對他龐大的政治力量有所依賴，有所依仗，還是對於這位朝中具有無可比擬地位的大臣，心生恨意?張居正去世半年後，因為各種言論，彈劾對張居正的衝擊，讓這位親政不久的皇帝感到對他的信任簡直就是一個歷史性的錯誤。張居正和馮寶，萬曆年少時最為親近的兩人，後來都不得善終，這對萬曆的心理上覺得也是一個巨大的打擊和難以磨滅的創傷。
另一個讓萬曆變得不死朝政的原因就是讓他倍感無奈的政治體制——文官體制。身為之尊，也只能是一個“活著的祖宗”。長期以來，中國一直以儒家思想為正統思想，不僅是正統思想，更是統治思想，本來這是帝王用來喝令權臣，統治天下的思想利器，個人認為最能體現這一思想的便是一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岳飛亦或是《水滸》裡的悲情英雄宋江，都未能擺脫這一思想，但時至萬曆，已經變成了萬曆想勵精圖治的巨大障礙，沒有統治，只有約束。萬曆無能為力，只能以消極的態度對待朝政，對待群臣所謂的道德壓力，於是開始了不理朝政，不思進取的萬曆年代。
春秋戰國，百家爭鳴，但以秦國商鞅變法為先，統一全國，依法治國的效力可見一斑，但秦國又迅速地覆滅，秦王的橫徵暴斂，濫用勞力，民不聊生，固然是一方面，但哪個朝代的後半期又不是這樣?我認為當時的人文思想沒有統一，沒有被君君臣臣的思想所束縛住，也是原因之一。至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家思想不僅僅是一種人文思想，更是一種統治文化，一種將天下士子的思想能集中統一的利器，是一種帝王之術。古代科舉制度的論題一般也以孔孟之道，四書五經之類為題，而一般不以時事政治，怎樣具體的治理國家為題，因而這種道德至上的風氣一直伴隨著整個中國封建社會，重德輕法的弊端便是許多行政，經濟，管理問題變得政治化，道德化，上綱上線，難以以統一的數字化標準來衡量好壞，造成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局面。
作者也在書中評註道：“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律，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寫作本書的目的，也重在說明這一看法。”
萬曆雖也曾有雄心壯志，但終究還是一個悲情皇帝，思想道德上的束縛成為壓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雖在位長達48年，但長期不理朝政的他還是留下的罵名與非議。當我們徘徊於王朝的興盛與沒落之間，我們是否能夠迴歸歷史，正視歷史。本書留給我們的最大思考，便是道德與法律的關係，顯然萬曆的悲劇說明了以道德代替法律荒謬之極，但反觀當今社會，我們擁有了比那時健全的多的法律制度，名目繁多的法律多到直接催生了律師這一職業，但顯然道德的缺失又成為了一大問題，道德問題無法通過規章條例來硬性規定，如同小悅悅事件的冷漠路人，他們應該受到道德的譴責，但如果受到法律的制裁，是否也是一種悲哀?是否違背了以人為本的精神?那怎樣才能找回社會所應具備的基本價值觀，人生觀，道德觀，這又是一個當今社會繼續思考的問題。
當我們行走與歷史與現實之間，我們是否能以史為鑑，哀之鑑之。萬曆的悲劇我們不會重演，但我們應積極思考現代社會給我們帶來的問題，避免成為下一個悲劇。
明朝時，中央集權已經達到了高峰，廢除丞相制度，文官集團日益強大，但是軍隊建設卻極其落後，依靠多次翻修的城牆鞏固國防，待倭寇入侵才開始培訓新兵。天下的奏摺，評判的標準則僅僅依靠仁禮道德，沒有強而有力的法制建設，文官集團越發強大，卻無法應對突如其來的叛亂、異族的興起，最終走向滅亡。
中華民族是一個自古以“禮”為尊的國度，從民風淳樸的先秦、百家爭鳴的春秋、詩詞盛行的唐宋，甚至是大部分民族的傳統文化已失傳的今天，傳統道德的滲透力也不可能完全消失。它就像是手錶中的齒輪，在歷經時光歲月的磨損之後，終於在運作中發出了不和諧的噪聲。
《萬曆十五年》雖然以此為題，但實際上萬歷十五年不過是個引子，黃仁宇只是借在這一年發生的一些不大不小的事情展開文章，把萬曆十五年作為敘述的線索和落腳點，全面地展示了明代後期萬曆年間從皇帝到官員國家暗藏的癥結，顯示了在落後的制度裡無論怎樣的個人，身處在何等位置，做出怎樣的努力，無論是他個人，還是他所想改變和擺脫的社會環境，都被沉重的制度牢牢禁錮著，讓個人成為了這制度的犧牲品。既然個人憑一己之力已無法做出任何改變，這制度讓明王朝離開了世界的中心，甚至無法跟上白山黑水邊上一個小部落的節奏，明王朝已經到了沉沒的邊緣，落日沉沉，敗落已經是無可奈何的事了。
看起來黃仁宇只是選擇了幾個獨立的人物作為章節來撰寫，而實際上他選擇的這些人頗具代表性，作者總是把他們放在一個更大的社會制度與背景中來敘述，他們看起來是個人，他們認識到了自己時代前進與滯後的碰撞中所出現的問題，也付出自己的努力，他們都是作者認為那個時代中的佼佼者，但無論是堅持道德的力量維持復古亦或是某種程度追求自由和變革，結果對於個人命運或者個人的社會追求來說都是失敗的。因為單憑一己之力無法對抗制度，每個人都是制度鏈條中的一分子，當他想改變這鏈條時，他無疑會被鏈條上的其他人所殘酷打壓，維持守舊平衡的集體力量是強大的，而想阻擋時代的前進也是個人辦不到的。因此即使某個人意識到了現實與社會制度的格格不入，他也無法把自己的想法付諸實際，只能感受著社會的暗流湧動而束手無策。
第一章從小事切入萬曆的宮廷生活和處處被安排好的成長環境，他最終清算了自己堅持原則的老師和首輔張居正，想獲得自主的權力，最後發現皇帝只不過是制度的執行者而已，並不具備自主權。而第二章裡繼任的首輔申時行則努力在皇帝與文官集團之間折中共濟，小心謹慎地維持文官集團內部的平衡，使國家機構能夠正常運轉，但這種處世態度並不為文官集團接受。第三章皇帝為立儲一事與群臣對抗，認清了自己所處的環境無法實現自己的個人意志，最終對百官採取疏遠、消極應付的態度，由此帶來的後果就是百官失去了效忠的意義，也採取消極敷衍的做事態度。第四章進一步借內外政的大事表明了皇帝不能以個人意志做出決定而實際決定於群臣，活著的皇帝個人和他已死去的祖宗沒什麼區別。第五章清官海瑞希望恢復洪武皇帝時的制度和風氣，然而這樣做無疑與社會時代相悖離，雖然道德值得敬佩但無法真正施行。第六章從一代抗倭名將戚繼光的角度敘述了明朝武官處於被文官壓制的境地，而無法有所作為。第六章社會名人李贄的思想與社會的衝突，其實是儒家內部思想派生出的心學與傳統朱熹理學的對立，然而李贄的思想雖然批判時弊，但並不能建立新的思想體系，故而本質上無法改變社會反而顯得自相矛盾。
總而言之，作者的觀點是認為明代當時的制度已然極為落後，財政與組織上極為鬆散，導致國家實力名不副實，而微薄的薪水也導致文官陽為道德，陰為私利，實際主導國家的文官集團都處在此種陰陽衝突之中不能自拔，而任何企圖的改變都遭到了強烈的攻擊和反對。皇帝、首輔張居正和申時行、海瑞、武官戚繼光、思想家李贄從個人的角度面對混亂的現狀希望有所突破和改變或者憑藉道德的力量恢復平衡，但種種努力在對抗現實的龐大群體時都顯得無可奈何和無能為力，因為他們既然無法改變制度，就無法避免的遭到來安於此制度的文官的攻擊，所以即使是小的改良也無法推行，小心謹慎地保持平衡也不可能，國家此時的衰落已不可避免，唯一的問題只是時間而已。
最近我把《萬曆十五年》重看了一遍，當然還沒看完。我就看了三章，可是這三章讓我明白許多，也讓我明白了黃仁宇先生在《萬曆十五年》裡極力想說的觀點。
1、道德與法律的位置，也就是儒與法的位置。自從秦朝因重法而滅亡後，自西漢以來，各朝都開始任用儒生。但是治國不能光靠儒家的道德觀念，還是需要法家的，於是明儒暗法這一治國之道誕生了。但是一直以來儒都是高於法的，也就是說道德是高於法律的。這一點到了明朝最為顯著。明朝的官員遇到法律所不能包括的案件時，是在用道德觀念來判定對錯，而明朝的道德觀念是被朱熹的四書概括的。海瑞的斟酌標準裡就非常強有力地表現出這一點：
凡訟之可疑者，與其屈兄，寧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寧屈其侄。與其屈貧民，寧屈富民;與其屈愚直，寧屈刁頑。事在爭產業，與其屈小民，寧屈鄉宦，以救弊也。事在爭言貌，與其屈鄉宦，寧屈小民，以存體也。
這樣就算有一些事依靠道德觀得以解決，可是法律上的漏洞一味去用道德觀填補，沒準有一些沒有道德觀的官員回去鑽法律漏洞，以圖私利。但是如果讓法律高於一切，就會造成像秦朝的短亡。更何況，無論制定法律的人想得多麼面面俱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法律肯定會有漏洞，這個時候又沒有道德觀，社會將會更加腐敗。只有讓法律和道德齊頭並進，社會才會和諧。可是自秦朝以來，各朝統治者怕蹈秦之覆轍，所以致使儒生目空一切。
2、文官集團的弊端。由於天下所有的事情不可能都讓皇帝過目，所以各朝統治者建立了文官集團，就是為了解決問題，可是久而久之，統治者們發現問題本身就是文官集團。但是這個時候要改是不可能的了，因為文官集團這個制度已被天下有學之士所接納，如果徹底改變，天下人都會說統治者無道，區域性改變又無濟於事。文官集團的問題出現在哪裡呢?科舉制度。
如果想入朝為官、名揚天下，這缺不了祖父的生財致富、父母的辛苦養育、妻子的賢淑達惠、老師的辛勤培養、朋友的鼓勵加油、考官的欣賞錄取、上級的提拔教導等等等等，所以說一個人當官之後都要回報這些人，可是明朝官員的俸祿僅夠溫飽，與實際脫節，就算俸祿可以維持小康，但是不夠回報幫助他的人。所以要收常例，有良心的人就收一點，沒良心的就會造成苛政。這全看當政的人的品行。所以張居正想改革，最後措施全部作廢;申時行和稀泥，最後雖然使明帝國苟且殘喘，可還是阻止不了帝國的衰亡。
如果真的想改變這一狀況，還是需要林達所提出的“平衡與制約”。
當然，《萬曆十五年》裡對封建社會制度的看法遠不止這兩條，還有許多的側面描寫和一筆帶過的東西，如：重文輕武的利與弊，憤青的不顧全域性等等等等。這裡我就不多說了，如果想全面瞭解，就去看一下《萬曆十五年》吧。
在現代，很少有人這樣觀察歷史;在文壇，更少有人這樣寫作歷史。
作者黃仁宇窮盡叄十年心血，出入典籍，巨集觀細究，以超然獨到的眼光，俯瞰古老的中國，以四海平靖、幾乎無事可記，卻對未來中國發展舉足輕重的萬曆十五年為中心，將中國的糾結、迷惘與困惑，纖毫畢現的開展在讀者眼前。
《萬曆十五年》英文版在1979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被美國許多大學採用為教科書，另有法文、德文、日文等版本。在臺發行迄今已多達二十餘版，是黃仁宇著作中最暢銷的一本。
黃仁宇，湖南長沙人，曾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戡亂期間的國軍，後赴美求學，為密西根大學歷史博士和歷史學家、中國歷史明史專家，大歷史觀的宣導者之名而為世人所知。著有《萬曆十五年》等暢銷書。
二●內容摘錄：
理想與裝飾究竟不同於虛偽，一個人仍能以此作為起點去推行他的誠意。(p.63)
他的掙扎，他的自我責備，以及他對臣僚所作的愛民的訓示，都可以安慰困窘中的人心，有如一服清涼劑。(p.132)
生命不過是一種想像，這種想像可以突破人世間的任何阻隔。這裡的地下玄宮，加上潮溼黴爛的絲織品和膠結的油燈所給人的感覺，卻是無法衝破的凝固和窒息。(p.139)
人的廉潔和誠信，也只能長為灌木，不能形成叢林。(p.218)
叄●我的觀點：
在大自然中，公獅對幼獅有著望子成王的期待;在皇宮裡，皇帝對太子也有著望子成龍的寄望。但我們都知道：不是每隻幼獅長大都能成為獨當一面的萬獸之王，也不是每位太子即位都能成為眾所愛戴的人中之龍。這其中參雜了一些先天和後天的因素左右著他們的表現。
就萬曆皇帝而言，因為他的一生被太多的人、事、時、地、物所牽絆、糾葛，所以難以獨斷的批判他是個昏君與否。不過，歷史中的他的確不是位堯舜之君。我想，左右萬曆皇帝一生成敗最大的因素是年齡，以現代觀點來看，肯定會覺得讓一個未滿十歲的孩子當統治者是荒謬至極的事。但巨集觀中國歷代，幼主即位卻是司空見慣，因為他們多半有著「輔佐」他們的大臣或外戚，甚至是宦官，然而，「輔佐」往往成為「干政」的名義。歷史上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到了明代則有張居正和馮保架空了幼年的萬曆皇帝，使他變得依賴、優柔寡斷;張居正死後，發現當年敬重的老師虛偽又富有野心時，萬曆皇帝又變得難以相信人。最終，因立儲問題而消沉、一無所成。這一切都是因為年齡衍生的更多失敗因素。反觀現代，不同選舉年齡皆有所標準，就是為了避免造成國家統治失控與動盪。
皇帝有賢愚之分，臣子也有忠奸之別。但究竟什麼才是成為好官的條件?符合了條件，又真能流芳百世嗎?歷代百官中不乏難得一見的清官，如海瑞這種模範官僚，但犯顏直諫，往往落得貶官下場，人言：「伴君如伴虎」，就算一生安分守己、勤儉持家，也不知道哪天會招來他人的誹謗，總之，受重用的人仍在少數。反觀，潛伏在皇帝身邊的小人，也許才疏學淺或心懷不軌，卻權傾朝野。這樣看來，當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而做人又何嘗不是如此?當一個人想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時，勸告他人可能招致人際上的誤會，若選擇獨善其身，又太過無情。也有人喜歡曲意逢迎，以求官運亨通。但我相信：歷史是一座不朽的天平，時光會沖淡讒言、誹謗，也能洗刷冤屈。
雖然人言可畏，但可敬的卻是汗青。地下憂憤而死的忠臣是否能因此瞑目已不可考，可知的是不論是當時的得志還是失意，千百年後，他們所有的事蹟都將為後人所推崇、警惕，或評論一番。唐玄宗曾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今天，我拿起「萬曆十五年」這面歷史的明鏡，在作者犀利的筆鋒下，窺探看似風平浪靜的萬曆十五年，實則是一場風雨的前兆。然而置身於故事之外的我們，也應當思考，若是在生活中也遇上了問題，我們是否能跳脫當下迷思而未雨綢繆?這才是我們讀這本書真正的意義所在。
四●討論議題：
為何每個人都說「瑕不掩瑜」，而歷史卻不一定如此，有許多皇帝、大臣一生豐功偉業，卻因為一個錯誤而遺臭萬年，其中是否有其塬因?或者，我們應該以更多面向分析歷史，而不是輕易的概括論定?
黃仁宇寫的《萬曆十五年》這本書的核心思想就是“萬曆十五年平淡無奇，明朝註定滅亡。”也就是說，在平淡無奇的一些日常生活背後，導致了一個不平凡的大帝國的滅亡，這實在是非常經典的。你彷彿看到冰山上面的一角，然後感覺到底下有一個巨大的冰山，在支撐著它，使你認清一個歷史的必然性，明朝的滅亡並不是決定在李自成打進北京城，而是決定在萬曆十五年。
我們可以把萬曆十五年這個時期的明朝看作是一個家族企業，萬曆皇帝就是這個家族企業的繼承人、董事長;把第二章所寫的首輔申時行當做是他任命的 CEO ;把第三章寫的張居正這個人，當作是一個前任的 CEO ，你可以比較前面的 CEO 跟後面的 CEO 做法有什麼不一樣，從而影響了什麼樣的一個未來;第四章，“活著的祖宗”，你可以看作是這個家族企業所遺留下來的一些企業文化、企業的價值觀，所帶來的一些制約，祖宗雖然已經死了，可是彷彿活著，你的權力和限制都是來自祖宗，但是到底對一個人影響有多大，又與這個人的能力有關係，如果萬曆是唐太宗或者康熙這樣的皇帝，把他擺在同樣一個地方，做的肯定是不一樣的事情。
第五章所寫的海瑞，是一個低階別的政府官、地方官，有點像我們分公司、辦事處的主管。他們直接接觸客戶，立即服務，為當地服務。然後他也會產生書中所講的困惑:到底是聽朝廷的，還是要聽老百姓的?類似這種矛盾。像以服務為導向的部門，自然是以客戶為先。但是，朝廷的意願與百姓的心聲，永遠是兩難的選擇。
接下來戚繼光。戚繼光是一個將領，他去打倭寇，這比較像行銷部門，跟競爭對手作行銷的戰爭。例如我 從中國臺灣被派到大陸來，就是一個外派的將領，就是要來攻打這個市場。而在打仗的過程當中，必須要用掉公司大量的資源，但這個仗要怎麼打，公司就要因此決定怎樣去分配資源。
如果說“活著的祖宗”代表了歷史的包袱、歷史的價值觀、或者是朝廷上層的價值觀，第七章講到的李蟄正好相反，代表的是下層平民文化的價值體系和思想體系，他比較接近老百姓，可是跟上層的思想體系有一些衝突，是“自相沖突的哲萬曆十五年讀後感1000字學家”。這就好像剛進公司的大學畢業生，感覺公司的上層，就像是“被腐化的知識分子”，權力很高，已經萎靡了。
從第一章唸到第七章，從“公 司董事長”內心的轉變，一直看到普通人的思想。然後你會慢慢醒悟，平淡的“萬曆十五年”如何決定了幾十年後明朝的滅亡。把它歸到你現在的企業裡面，或許這一週也是平淡無奇，和以前一樣，但可能公司未來的五年就決定在這一週，不是因為這個禮拜產生了什麼驚天動地的大變局，不是!而是在這一週背後，有一個很大的冰山、一個很大的體系在運作，有形的官僚體系，加上無形的思想體系在運作，而導致了你五年後的景況。
這本書的價值就在於，當我們觀察身邊周遭組織裡的這些人，從他們日常的做法、想法、看法當中，可以看到企業未來的興衰，從而培養出一種對未來的洞察力。所以很值得我們去品讀。
《萬曆十五年》，由歷史學家黃仁宇所著，作者將目光放在1587這個“無關緊要”的年份，應用萬曆皇帝朱翊鈞、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南京督察院都御史海瑞、薊州總兵官戚繼光，以知府身份掛冠而去的名士李贄這六個人物分別代表著帝國的最高統治者、行政首腦、官僚階級、模範官員、軍事將領、思想界的翹楚，經過對他們的描繪和點評，側面描畫出明王朝的衰落。文中六個人物都試圖有所打破和改動，但被制度所禁錮著的他們，只能成為制度的犧牲品，所以作者也在文中指出，這是“一個大失敗的總記載”。
黃仁宇以“大歷史觀”而出名於世，在《萬曆十五年》也能充沛地表現出來，他以為以道德為規範來評判歷史有失它的合理性，於是他另闢蹊徑，從技術的角度，從制度框架來停止剖析明朝一步步走向衰落的緣由，黃仁宇拓寬了歷史研討視野，從歷史的小細節動身，探求巨集觀的歷史問題，這也是他所說的“敘事無妨細緻，但是結論卻要看遠不顧近。”黃仁宇愈加註重歷史為什麼會開展至此，所以他經過聯絡比擬、歸結等等辦法來得出結論。那麼，在中學歷史教學中，黃仁宇的“大歷史觀”又能起到什麼樣的作用呢?分離《文藝復興》一課的教學案例，來探究一下在“大歷史觀”的指導下，歷史教員應當如何進步學生的歷史思想才能。
以“問題”開端，以“問題”完畢
黃仁宇以“中國社會為什麼不能完成代化”這一問題，而展開一系列對幾千年歷史的探究，在《萬曆十五年》亦是如此，為理解釋為什麼明王朝會一步一步走向衰落，他從各個角度，各個細節來論證它。以前的我們不斷被框死在歷史是怎樣的，而不去尋求歷史為什麼是這樣的，所以，關於歷史，學生需求樹立起問題認識，只要腦中有疑問，有了獵奇心才會去探尋緣由，帶著問題去尋覓史料，才會對歷史有著更深入的瞭解。而於歷史教員而言，創設問題情境，不只會激起學生的求知慾，還能有效提升歷史課堂教學質量。以《文藝復興》為例，在停止歷史教學設計時，能夠設計“文藝復興是如何產生的”，“文藝復興是簡單的古希臘羅馬文化的復興嗎”這些問題來貫串課堂教學，引導學生一步一步發現文藝復興的中心思想是人文主義，對古典文化並非是簡單的“復興”，這其中有繼承，更有創新。應用問題來建構課堂教學，不只能夠協助學生樹立問題認識，同時也能使學生關於歷史課堂中學到的歷史有更深的瞭解，也利於師生一同發掘歷史課堂教學的深度。
培育學生的史料運用和剖析才能
《萬曆十五年》採用了紀傳體的鋪敘方式，黃仁宇用淺顯易懂的言語來記敘史實，加強了可讀性和興趣性，固然結論看似平白無奇，但是它的背後，需求大量的史料來支撐，第一章《萬曆皇帝》所參考的書目，便有《神宗實錄》、《穆宗實錄》、《大明會典》等等。同樣，在學生學習歷史學問的過程中，也要牢牢抓住史料，提升對史料的整理和了解才能。在《文藝溫習》為例，在講述到文藝復興的背景時，便可應用史料停止引導。如“義大利，……那裡最早呈現資本主義萌芽。這客觀上需求促使一種不同於封建文化的新文化產生並且開展起來……”經過這則資料，歷史教員能夠讓學生聯絡資料和書本內容停止考慮，從經濟的角度的動身，文藝復興產生的緣由。依據資料，學生能夠總結收工商業曾經有了一定的開展，一些城市呈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在歷史教學過程中，歷史教員有認識的培育學生對史料的閱讀和分析才能，可以協助學生培育“論從史出”的治史肉體，構成歷史學習的正確辦法。
無論是從黃仁宇的“大歷史觀”動身，還是新課程規範的請求，都對學生的歷史思想才能提出了更高的請求，而在詳細的歷史課堂教學理論中融入“大歷史觀”，對教學方式、教學手腕、內容組織的豐厚和開展有著重要意義。在這一過程中，不只能夠提升學生的發現、剖析和處理問題的才能，提升學生史料剖析才能，同時也有助於加強學生對歷史的考慮認識和整體認識。
歷史滄桑，到頭來什麼也剩不下，永生的願望隨同歷史的波濤一起消逝在我們目光盡頭。這本書告訴人們在封建專制制度下上至帝王下至平民任何人的生活、權力都是沒有保障的。所以我們期望有為萬世開太平的聖者出現改造我們國家的根本問題---體制。
整本書讀起來很有意思，作者黃仁宇先生由於為了寫一個論文從此結緣於明史，而他的著作更是讓讀者對歷史長勝了濃厚的興趣。在書中我也看到了一位皇帝的無奈，雖然貴為一國之君，但是有很多東西去不由他抉擇。旁人可能覺得皇帝是一個十全十美的職務，但是在立儲這件事上它卻無法平自己的意願行事，這體現出了皇帝的苦惱。
由此，萬曆皇帝走上了怠政的道路，他是在和文官集團慪氣，但他應該知道，實際上文官集團的力量是一個皇帝難以約束的。我終於知道，一個不好的皇帝往往是由於一些原因。從書中我們不難看出，萬曆少年是一個有為的君主，他曾經勵精圖治，打算開創一個萬曆中興，但由於一件件事的不能決斷，他終於無法忍受。而立儲之事就成了他的一個爆發。他終於在這件事上開始怠政。而一個王朝也由於君主的怠政而漸漸走向沒落的深淵。
讀到張居正是，我更是感到了世態炎涼，生前的榮華和身後的悲涼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清算張居正的行動中，凡是和他有關的人都受到牽連，不是流放邊關就是把官回鄉，其中戚繼光就是其中之一，戚繼光是一個大英雄，但是它也蒙逃脫歷史的慣性發展，它便是犧牲品。
戚繼光和張居正一樣是很有作為的，戚繼光發明的戰法確實令人驚歎，這讓我知道早在明代就有人發明了各兵種協同作戰，並使用火器。弗朗基和大將軍炮，在當時也有一定的應用，但是他們哪裡知道，西方國家已經有了大船，火炮。1587年，這一年正值西歐歷史上西班牙艦隊全部出動徵英的前一年。
黃仁宇先生認為; 國家如是等等的問題，其癥結到底何在，這是研治明史者所不能不認真考慮的。筆者以為，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本書力圖使歷史專題的研究大眾化，因而採取了傳記體的鋪敘方式。書中所敘，不妨稱為一個大失敗的總記錄。
因為敘及的主要人物，有萬曆皇帝朱翊鈞，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薊州總兵官戚繼光，以知府身分掛冠而去的名士李贄，他們或身敗，或名裂，沒有一個人可以功德圓滿。即使是側面提及的人物，如馮保、高拱、張鯨、鄭貴妃、福王常洵、俞大猷、盧鏜、劉(糹廷)，也統統沒有好結果。這種情形，斷非個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釋，而是當日的制度已至山窮水盡，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成為犧牲品而遭殃受禍。
近日拜讀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此書英文名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可直譯為“平淡的1587年”。黃仁宇先生並非如傳統史記般瑣碎地描寫該年事記，而是以1587年為支點，將明後期的歷史支撐開來，更大的意圖在於從人性角度闡釋中國文明史。我不是學歷史的，所謂“門內看行道，門外看熱鬧”，在熱鬧之餘，漸覺歷史大潮從心中湧過，一時感慨萬分，以求一吐為快。
一歷史
歷史本無所謂錯與對，但人們在討論歷史的時候總愛如此評論：“如果當年韓信在漢中自立為王……”，“假如元朝大軍向日本進發不遇到海難……”，這些言論無法改變已過去的事實，有意義的在於總結經驗，以改造未來。昆德拉所言“永遠隆起的硬塊”意亦如此。
歷史是慾望推動的，眾多的慾望組成之合力是人類社會發展至今的力量之源。人類開始住在樹上，想到地面生活更好，就到了地面。先是打獵為生，後覺得植物也不錯，於是開始了種植。當然，這其中固然有很多衝突和矛盾，比如在有的人想從樹上跑下來的時候，其他的強烈反對，“野獸來了怎麼辦?”“在地上怎麼睡啊?……，這些反對和贊成衝突融合，推動了人類的進步。
最初的人類公社，是人類最團結的時刻，因為那時人常常捱餓，用馬斯洛的理論來說，就是人的需求還處於最低層——生理需求。要吃飽飯這統一的慾望就是團結的基石，同一團隊的人必須要相互配合才能獵取到食物。但通常這僅侷限於內部，在部落與部落之間，如何獲得更多的食物就不再是能靠協作解決的問題，資源爭鬥(搶地盤)則成了更能解決問題的手段，戰爭和掠奪由此而生。
在生理需求得到滿足之後，更高層次需求相應而生。得到尊重變成了理所當然的追求。由於得到尊重的主體必然是個人的，這種慾望徹底破壞了團結，成員之間相互衝突，出現了社會等級。
二道德
等級制度的確立並沒有徹底解決個人與個人之間的慾望的衝突，這種用暴力或者其他強制性力量對衝突進行緩衝，這種衝突急迫地需要解決，同時勝利者希望自己的地位能夠長久保持，因而道德呼之而出。
道德實際上就是對慾望的抑制，是對慾望衝突最有效的協調中和。
道德是神祕主義的法律，法律則意味著工具性，這種神祕主義色彩和工具性相互矛盾的兩大特性同存。神祕主義是人類思維的黑洞，是超越人類理性思維之外的東西，中間蘊涵著最強大的能量，這就是道德這個工具難以控制的根源。希特勒從這個黑洞裡舀了一點能量出來便世界大亂，拉登沾了一點就能製造“9.11“。
道德自然而然地成為抑制人的慾望的工具，道德本身的神祕主義特點就意味著對道德的理解的多樣性。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學派對如何吃麵包都做了嚴格的規定，這讓今天的我們感到好笑;伊斯蘭教的婦女們個個是蒙面大俠，讓漢人望而生畏;縱慾主義和禁慾主義的爭論今天依然激烈，這說明了道德由於其神祕主義特性，無力完成對慾望的徹底控制，道德只是神祕主義的法律，而不是單純的法律，有時相反成了慾望衝突中的武器工具。
事實上中華帝國從古到今，道德都成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漢王朝開始，就以道德為根基建構社會制度，但德治始終是美麗的夢想，當管理體系中的大多數成員都把道德當成有效手段，整個社會呈兩幅畫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掛在口頭的目標，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對追求自己的私慾。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著稀有罕見，然後大家都懷著萬分景仰的心態仰望海瑞，心中卻想著自己的勾當，卻誰也不肯去做海瑞，這就是中國政界的現狀。這也是中國整個社會狀況的縮影，絕大多數人都將仁義道德披上，穿上這件漂亮絢爛的衣服，以高尚的名義，行苟且之事。
中國古代的德治，畢竟是種境界，全民景仰，只因無法實現而不去要求自己的生活，然而現在的情況是，以國家的名義公然撒謊，在大家都知道是謊言的情況下，搞政治教育，三個代表，事實上連統治者自己也知道是個謊言，公然推行與所言不符之政策，此實為世界奇觀之最。
總結：當道德變成謊言的時候，對慾望的抑制無能為力的時候，何不撕掉這層厚厚的包袱，以獲新生?慾望是動力，過分地抑制慾望，也讓一切都變得死氣沉沉，自春秋戰國之後，中國從此敗落，蓋為此。
《萬曆十五年》是一本改變了人們歷史觀唸的書，它的大歷史觀使人們對歷史的認識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該書是黃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三十年嘔心力作。最早在美國出版，從1999 年第一版到現在，《萬曆十五年》出版二十餘次，這在學術上日益邊緣化的今天無疑是罕見的。
書中介紹了受制於他人事事不能自己做主的萬曆皇帝，深諳為臣之道，處事圓滑的首輔申時行，出色的改革家張居正，孤獨的將領戚繼光，古怪的模範官吏海瑞，還有自相沖突的哲學家李贄。作者寫這本書時說“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寫作這本書的目的也重在說明這一點”。書中所寫的人物或身敗或名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其中緣由並非其個人所致，而是當時的制度已至山窮水盡，他們只是制度的犧牲品。
對於萬曆皇帝，所有人都認為他昏庸無能，但他也值得同情。他雖貴為天子卻事事被他人壓制，群臣在立儲問題上與他針鋒相對，使他最後被迫妥協。在無奈下，他用沉默向百官反抗，開始了長達三十二年的罷工。因此，使中國的國力不斷衰敗，這讓人十分扼腕。由於成憲的不可更改，一個年輕地皇帝沒有把自己創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利用，他的個性也無從發揮，反而被半信半疑地引導進這烏有之鄉，充當著活著的祖宗。幾百年之後，他帶著人們最強烈的印象，仍然體現著命運的殘酷。
在儒家的道德中做官要清廉，做人得正直，孝順。但現實卻是做官的貪腐，做人背信棄義。張居正想改變現狀，但無奈根基太深無法撼動。海瑞為官清廉與體制格格不入，最終導致了悲劇命運。當時的中國是一個以道德維繫的體制，但這種道德只有聖人才能做到而大部分人都不是聖人，所以當道德與現實相差過大時，人們選擇放棄道德，成為“兩面派”，開始了明著一套，揹著一套。
正是在這種傳統的影響下，人們雖然口口聲聲說著道德，但私底下卻沒有人這麼做。現代社會道德的缺失也正是如此，老人跌倒了不敢扶，以及“小悅悅”事件正是這種道德缺失的具體體現。只加強道德建設並不夠，還需要健全法律制度。學習西方的法律體系和法律制度，完善我國的法制，這才是改變現狀的必由之路。
中國以道德代替法律是一種失敗的，但現在很多西方人士，認為西方法律才是道德的根源，這也是不正確的。正如作者所說:西方所謂的“自由”與“民主”都是抽象的觀念，務必經過每一個國家的地理及歷史上的因素才行得通。英國之民主即不可能與日本之民主相同，而法國的自由也和美國的自由有差別，所以要具體分析。
書中指出道德並非萬能，不能代替技術，尤不可代替法律，但從沒有說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觀點應當遠大。凡能先用法律和技術解決的問題，不要先扯上一個道德的問題，因為道德是一切意義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能妥協。所以，在現代應加強法制建設，同時重視道德作用。只不過不要把道德技術化，要優先考慮法律的作用，這樣便不會重走以前的老路。
歷史滄桑，到頭來什麼也剩不下，永生的願望隨同歷史的波濤一起消逝在我們目光盡頭。又是一個長假，終於又拿起了讀了一半的《萬曆十五年》，重新翻開讀到孤單的將軍——戚繼光，讀到首輔張居正，讀到萬曆皇帝。
曾有人感嘆道:“歷史竟然可以這麼寫!”是的，在讀本書時，我也有同感，這本書不是單純的描述歷史，而是生動的分析歷史。本書的英文名字叫做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直譯到英文就是“1587，無關緊要的一年”，這正是這本書的讀到所在，我想本書說到的末端小結也許正是某些重大的歷史事件的結證。
整本書讀起來很有意思，作者黃仁宇先生由於為了寫一個論文從此結緣於明史，而他的著作更是讓讀者對歷史長勝了濃厚的興趣。在書中我也看到了一位皇帝的無奈，雖然貴為一國之君，但是有很多東西去不由他抉擇。旁人可能覺得皇帝是一個十全十美的職務，但是在立儲這件事上它卻無法平自己的意願行事，這體現出了皇帝的苦惱。本站
由此，萬曆皇帝走上了怠政的道路，他是在和文官集團慪氣，但他應該知道，實際上文官集團的力量是一個皇帝難以約束的。我終於知道，一個不好的皇帝往往是由於一些原因。從書中我們不難看出，萬曆少年是一個有為的君主，他曾經勵精圖治，打算開創一個“萬曆中興”，但由於一件件事的不能決斷，他終於無法忍受。而立儲之事就成了他的一個爆發。他終於在這件事上開始怠政。而一個王朝也由於君主的怠政而漸漸走向沒落的深淵。
讀到張居正是，我更是感到了世態炎涼，生前的榮華和身後的悲涼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清算張居正的行動中，凡是和他有關的人都受到牽連，不是流放邊關就是把官回鄉，其中戚繼光就是其中之一，戚繼光是一個大英雄，但是它也蒙逃脫歷史的慣性發展，它便是犧牲品。
戚繼光和張居正一樣是很有作為的，戚繼光發明的戰法確實令人驚歎，這讓我知道早在明代就有人發明了各兵種協同作戰，並使用火器。弗朗基和大將軍炮，在當時也有一定的應用，但是他們哪裡知道，西方國家已經有了大船，火炮。1587年，這一年正值西歐歷史上西班牙艦隊全部出動徵英的前一年。
黃先生的大歷史觀是指：以一個時間基點為原點，前後各推一段時間，梳理整個大歷史段的重要事件，最終要有“站在隧道外的觀感”。具體到萬曆十五年，即為1587年為基點，以萬曆皇帝、張居正、申時行、戚繼光、海瑞和李贄等歷史關鍵人物為代表，著重挑選具備後世參考價值和社會歷史性的事件進行闡述。
明清兩代為中國封建制度畫上了一個句號。政治上，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達到頂峰，從明成祖設立內閣，到清雍正帝設立軍機處，明清政治達到專制頂峰。明代的“仁宣之治”、隆慶新政和張居正改革為後世治國者所稱道。經濟上，從張居正改革的一條鞭法開始，到清代中期的攤丁入畝政策，農業人口激增，農業生態環境顯著改善，農耕文明達到極盛。
在江浙一帶，則出現了以僱傭關係為代表的資本主義萌芽，製造業、紡織業等成為解決地方人口就業的重要產業。軍事上，統一多民族國家背景下的邊防矛盾呈現由內向外轉移的過程。行省制度得以完善，中國疆域空前遼闊。
北方諸鎮的邊防措施——萬里長城得以修復，火器越來越多的應用於軍事領域。募兵制和地方武裝在鎮壓內部起義時發揮了重要作用。文化上，程朱理學高度統一，八股制度一方面選拔出了大量的優秀人才，同時也鉗制了知識分子的思想。
《萬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是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一部明史研究專著。該書以明朝萬曆十五年為主軸，運用了大歷史觀的視角，從經濟、政治、文化以及社會生活等多個角度，對中國傳統社會進行精闢的解剖，外加之合理闡述同等時期西方社會運轉姿態，揭露了中國明朝由盛變衰的過程。
讀了本書後，改變了我對歷史的看法，讓我深深地意識到，我們在瞭解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必須以大歷史觀分析中國傳統社會之癥結，才能真正做到對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對傳統文化推陳出新革故鼎新，對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進行合理融合，為我所用。
萬曆十五年，表面太平，國富民安，然而在黃仁宇先生的剖析下，整個大明帝國其實危機四伏，各種矛盾激烈對撞。即使出現資本主義經濟萌芽，但腐朽政治制度滯後於經濟頗多，嚴重阻礙了社會發展潮流，潰敗實屬必然。從不理朝政的皇帝，到有心無力的首輔;從維持傳統的閣僚，到受人尊敬卻無人效仿的清官;從天生統帥卻被打壓的將領到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各類思想家。萬曆皇帝、張居正、申時行、海瑞、戚繼光、李贄這些不再是教科書上的英雄人物，而是一個活生生的有著獨立人格和思想的人的形象。在萬曆皇帝眼中，或許他自己只是個傀儡，即使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也不能去違背傳統的倫理道德，也不能去打破傳統的文官制度。這就意味著即使是一個英明的、有改革魄力的、有至高無上權力的皇帝，對阻礙歷史程序的倫理制度也毫無能力，何況本身這些制度直接受益者乃是皇帝，他又何來勇氣?這也造就了作為明朝的某些皇帝，還經常以賭氣的方式跟大臣玩捉迷藏，去換取所謂的自由，所謂的非紫禁城的氣息。在這種倫理制度的壓迫下，反而要求人們去追尋創新，去強調發展，而創新的成果一旦觸犯到該制度又將會無情被壓制甚至為之犧牲，這自相矛盾的去維繫舊制度的做法實在需引起人們反思。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也出現了像反右派、人民公社和等種種主觀不符合客觀的做法，給黨和國家帶來了巨大的災難。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標誌著改革開放拉開了序幕，這正確的決定迅速提高了國家的綜合國力和人們的生活水平，而依法治國也正式納入憲法，這不能不說是時代的一個進步。但同時，國家當今依舊面臨的不少問題仍需我們從這本書中去學習和借鑑。面對當今社會矛盾的不斷激化，它帶給我們的啟迪是：我們不僅要借鑑外國優秀成果，更要深挖傳統文化中的精華部分，在中西文化的融合下，產生一個既不同於傳統文化，又區別於西方文化，卻能適應時代發展的新文化，這文化，產生於對政治體制的不斷改革之中，產生於對自身矛盾的不斷解決之中，產生於對自我的不斷完善之中。只有如此，國家才能不斷髮展，人民才能永遠安康。
張居正在歷史上以鐵腕著名。黃仁宇先生認為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依靠自己的勤奮和人事關係安排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改革卻遠遠超過了盤根錯節的文官集團可以接受改革的範圍，過大的威脅到了既得利益者而導致了最終的失敗。
張居正的確很快，但是不見得他沒有意識到自己太快。只是現實沒有給他放慢的機會。萬曆年幼尚有他改革的機會，一待萬曆成年，有了自己的見解與看法，他的種種措施很有可能化為泡影。
他必須在短短十幾年內獲得成功。書中一章取名為“世上再無張居正”，倒是反映出作者對張居正的些許惋惜之情。如果多那麼幾個張居正，前赴後繼般努力進行變革，張居正也不需要那麼急切，可以按部就班理清各種複雜交錯的社會關係，將整個社會推上正軌。
只可惜，儒家的中和色彩排斥著這種人的存在。
——慾望與道德
近日拜讀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此書英文名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可直譯為“平淡的1587年”。黃仁宇先生並非如傳統史記般瑣碎地描寫該年事記，而是以1587年為支點，將明後期的歷史支撐開來，更大的意圖在於從人性角度闡釋中國文明史。我不是學歷史的，所謂“門內看行道，門外看熱鬧”，在熱鬧之餘，漸覺歷史大潮從心中湧過，一時感慨萬分，以求一吐為快。
一 歷史
歷史本無所謂錯與對，但人們在討論歷史的時候總愛如此評論：“如果當年韓信在漢中自立為王……”，“假如元朝大軍向日本進發不遇到海難……”，這些言論無法改變已過去的事實，有意義的在於總結經驗，以改造未來。昆德拉所言“永遠隆起的硬塊”意亦如此。
歷史是慾望推動的，眾多的慾望組成之合力是人類社會發展至今的力量之源。人類開始住在樹上，想到地面生活更好，就到了地面。先是打獵為生，後覺得植物也不錯，於是開始了種植。當然，這其中固然有很多衝突和矛盾，比如在有的人想從樹上跑下來的時候，其他的強烈反對，“野獸來了怎麼辦?”“在地上怎麼睡啊?……，這些反對和贊成衝突融合，推動了人類的進步。
最初的人類公社，是人類最團結的時刻，因為那時人常常捱餓，用馬斯洛的理論來說，就是人的需求還處於最低層——生理需求。要吃飽飯這統一的慾望就是團結的基石，同一團隊的人必須要相互配合才能獵取到食物。但通常這僅侷限於內部，在部落與部落之間，如何獲得更多的食物就不再是能靠協作解決的問題，資源爭鬥(搶地盤)則成了更能解決問題的手段，戰爭和掠奪由此而生。
在生理需求得到滿足之後，更高層次需求相應而生。得到尊重變成了理所當然的追求。由於得到尊重的主體必然是個人的，這種慾望徹底破壞了團結，成員之間相互衝突，出現了社會等級。
二 道德
等級制度的確立並沒有徹底解決個人與個人之間的慾望的衝突，這種用暴力或者其他強制性力量對衝突進行緩衝，這種衝突急迫地需要解決，同時勝利者希望自己的地位能夠長久保持，因而道德呼之而出。
道德實際上就是對慾望的抑制，是對慾望衝突最有效的協調中和。
道德是神祕主義的法律，法律則意味著工具性，這種神祕主義色彩和工具性相互矛盾的兩大特性同存。神祕主義是人類思維的黑洞，是超越人類理性思維之外的東西，中間蘊涵著最強大的能量，這就是道德這個工具難以控制的根源。希特勒從這個黑洞裡舀了一點能量出來便世界大亂，拉登沾了一點就能製造“9.11“。
道德自然而然地成為抑制人的慾望的工具，道德本身的神祕主義特點就意味著對道德的理解的多樣性。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學派對如何吃麵包都做了嚴格的規定，這讓今天的我們感到好笑;伊斯蘭教的婦女們個個是蒙面大俠，讓漢人望而生畏;縱慾主義和禁慾主義的爭論今天依然激烈，這說明了道德由於其神祕主義特性，無力完成對慾望的徹底控制，道德只是神祕主義的法律，而不是單純的法律，有時相反成了慾望衝突中的武器工具。
事實上中華帝國從古到今，道德都成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漢王朝開始，就以道德為根基建構社會制度，但德治始終是美麗的夢想，當管理體系中的大多數成員都把道德當成有效手段，整個社會呈兩幅畫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掛在口頭的目標，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對追求自己的私慾。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著稀有罕見，然後大家都懷著萬分景仰的心態仰望海瑞，心中卻想著自己的勾當，卻誰也不肯去做海瑞，這就是中國政界的現狀。這也是中國整個社會狀況的縮影，絕大多數人都將仁義道德披上，穿上這件漂亮絢爛的衣服，以高尚的名義，行苟且之事。
中國古代的德治，畢竟是種境界，全民景仰，只因無法實現而不去要求自己的生活，然而現在的情況是，以國家的名義公然撒謊，在大家都知道是謊言的情況下，搞政治教育，三個代表，事實上連統治者自己也知道是個謊言，公然推行與所言不符之政策，此實為世界奇觀之最。
總結：當道德變成謊言的時候，對慾望的抑制無能為力的時候，何不撕掉這層厚厚的包袱，以獲新生?慾望是動力，過分地抑制慾望，也讓一切都變得死氣沉沉，自春秋戰國之後，中國從此敗落，蓋為此。
《萬曆十五年》，書名在很久以前就知道了，作者也久聞其名，只是在內心一直怯於去讀它，因為始終覺得它是一本史書，給人一種厚重感，一翻書序就談及財政制度方面，令人不禁生畏。 “公元1587年，在中國為明代萬曆十五年，丁亥年……”明史的卷軸漸漸在眼前展開……
直到前些天才下定決心開啟這本塵封已久的書籍，細細讀來，才發現它並非我以為的那樣艱深晦澀。看不多時，我發現《萬曆十五年》可以稱得上是一部奇書，帶給人以震撼的感覺，並非是因為作者寫明朝史寫得非常生動，而是因為作者的視野非常廣，擺脫了普通曆史書枯燥無味的感覺。
故事涉及荒怠朝政的萬曆、被清算的前任首輔張居正、調和文官陰陽的現任首輔申時行、古代模範官僚海瑞、孤獨的將領戚繼光、自相沖突的哲學家李贄。九歲登基而早熟的萬曆皇帝懈怠了皇帝這份工作，寧可躲在宮中看宦官擲銀遊戲，也不願上朝面對百官議政。張居正勵精圖治，仍無法挽回王朝走向衰敗的現實，海瑞一身正氣，卻在官場處處碰壁無法立足，戚繼光抗擊倭寇立下大功，申時行深諳官場之道，也未能帶給明帝國任何起色。
(一)黃仁宇的“大歷史觀”
近日拜讀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此書英文名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可直譯為“平淡的1587年”。黃仁宇，只是依稀記得他的“大歷史觀”。由於孤陋寡聞，不能從專業的角度解釋“大歷史觀”。最初我覺得歷史是由一個個事件組成，既然是發生過的事實，那麼歷史書的工作就是把這些歷史事件羅列出來告訴人們過去曾經發生過些什麼。人們掌握的史料越詳細，就越接近歷史"真相"。後來才知道書寫歷史時還有所謂的"歷史觀"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對歷史持有不同觀點的人眼中的史實是不同的。大概這也就是方法論上的差別。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和我的"大"歷史觀》中很明白地指出他所持的是大歷史觀。所謂的大歷史觀就是注重歷史事件背後的大的政治、經濟、社會背景，而不糾纏於具體的人人事事，因為所有人物的"賢愚得失不足以更改上述歷史發展的程式"。
以前，屢次在書攤上和那本書擦肩而過，直覺固執地認為《萬曆十五年》如傳統史記般瑣碎地描寫該年事記。其實該書是以1587年為支點，將明後期的歷史支撐開來，更大的意圖在於從人性角度闡釋中國文明史。
書，特別是一本沉澱了歷史精髓的書，是需要一顆寧靜的心去解讀。拿到書的時候，裝幀顯得很樸素。相對其他小說類讀物，淡淡的封面不禁滲透出深邃的歷史。於是就一天看一點，漸覺歷史大潮從心中湧過。從首輔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模範官員海瑞、將軍戚繼光、哲學家李贄到活祖宗萬曆皇帝，無不敘述了他們在理想與現實的衝突中飽受煎熬，無論是皇帝還是官員，這些人最終都沒有功德圓滿，甚至身敗名裂。張居正最終被查沒，萬曆自己死後也無法同最愛的鄭氏同陵，海瑞則在大家的摒棄中掙扎。。。。。。“一個大失敗的總記錄，”引自書中的話。
(二)首輔之殤
張居正幾乎開創了“萬曆盛世”，把明朝推向輝煌的歷史頂峰。以前只知道張居正生前身後的強烈反差，兀自歸咎於萬曆的“逆反報復心理”。讀後感觸頗深，幡然醒悟其真正原因乃是他的強勢行政模式和作風同當時的“文官政治體制”格格不入。他在世的時候沒有發揮他曠世的精明幹練發現“一項政策能否付諸實施，實施後或成或敗，全靠看它與所有的文官的共同習慣是否相安無憂，否則理論上的完美，仍不過是空中樓閣”，他忽視了他所要改變的東西正好是當時落後的生產方式與政治現實相平衡的產物，他忽視了中國兩千年來封建體制的癥結就在於道德代替了法制。於是他的失敗和海瑞被視為異端就理所當然的。張居正十年鼎力革新，也受盡怨謗，最終人亡政息，至他身後，與他交好的還屢受其株連，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政治家最大的失敗。而在其後的申時行，也許就領會到了這一點，他開始同文官體制妥協，甚至寧可被看作是大和事老，被批評為犧牲原則的政客，但依舊堅持折中調劑的原則。一切的一切，目的也是為了讓國家機器的穩定運轉。
於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首輔，變成文官體制與封建皇權的緩衝劑。一旦緩衝失效，夾於中間的首輔就不得不“引咎辭職”，成為衝突的替罪羊。首輔猶如深陷歷史漩渦的一葉扁舟，註定沉淪。
所以說，從歷史發展的眼光來看，政治家為保障社會的穩定，而有可能採用保護落後來作為手段之一，在某種程度來說，也是一種政治家的睿智，因為當時落後的一方佔據主動權。因為這樣，無論從國家資源還是個人資源以及發展中可能付出的社會成本都有可能是最小的。
在上層文官集團和下層成千上萬的農民之間，在多達兩萬人的文官集團內部，明朝如此龐大的國家所賴以維持秩序的是儒家的“孔孟之道”。換句話說，這樣一個泱泱大國並不是靠現代化的法律和理性的制度而是依靠道德來維持的。但是，道德不過是一些抽象的準則，真正在人與人之間起作用的是"禮"，各種各樣名目繁多的禮保證了整個社會執行秩序。
無奈的是，這腐朽的制度就這樣肆無忌憚地不斷創造一幕幕歷史的悲劇。
(三)怠政的背後——萬曆從陽到陰
自漢代儒家思想上升成為意識形態之後，歷來統治者的目標都是一致的：用道德來保障鄉土社會基本秩序，而不去顧及經濟技術上的進步。事實上，道德以及它的外在準則"禮"務求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相處，力圖摒棄一切競爭因素，鄙視任何經濟和技術上的努力，其結果是幾千年來鄉土社會幾乎是靜止的，歷代皇朝更替不過是歷史的簡單迴圈。黃仁宇指出在這樣的社會中，法律極端落後，但並不表明國家的執行是無序的，相反，它依照道德和"禮"的秩序執行。明朝到萬曆年代所面臨的問題在於表面上倡導的道德與人們實際上的行為已經嚴重脫節，這個矛盾已經嚴重到人們對道德和"禮"喪失信心並且無法維持下去。比如萬曆皇帝看透了道德與行為不符合的陰陽之別，拒絕用"禮"來表率天下，使得朝野上下對道德進一步失去信心，更加肆無忌憚地發揮"陰"的一面。
作為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萬曆皇帝曾幾何時也想勵精圖治，甚至願意努力去實踐"禮"來建立人們對道德的信心，當他看穿了所有人的陰陽兩面之後首先對道德喪失了信心。他的消極怠工並不是針對某個官員而是對這整套道德禮治體系。明朝後期道德和"禮"的確發展到畸形。這一整套道德和禮治體系一旦被建立起來就不再受人們所控制而是處處限制人們的行為。一直以為傳統社會的皇帝可以為所欲為，呼風喚雨。看過《萬曆十五年》才根本改變了我的看法，皇帝不過是整套制度系統當中的一個角色，而且最受整套系統的壓抑和控制。
有些史學家，粗鄙地認為萬曆皇帝是慵懶的。其實，他是睿智的，看透了體制的本質。他是優柔的，放棄了對體制束縛的抗爭。
(四)饕餮悲劇
至於其他人如抗倭名將戚繼光、清官海瑞等等沒有一個不是這樣一套制度下的悲情人物。
在《萬曆十五年》中，我們可以看到由於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相混淆，對人的一切評價最終歸結到道德問題，人們就不得不生活在虛偽的面具下，所有人都隱瞞私慾表現出道德崇高的樣子，加深了每個人陰陽兩面的分化。陰陽兩面的嚴重分化的結果就是表面上一套實際上一套，令所有人都不再相通道德。黃仁宇指出，儒家思想的道德力量在人們對它相信的時候是具有非常強大的作用的，像文天祥這樣文弱書生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例子是舉不勝舉的。而當所有的文官集團和所有的民眾都不再相通道德時，這樣的統治就岌岌可危了。所以問題的根本不在於以德治國有問題，而在於私人道德滲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壓抑了人性和自由，但壓制不了的私慾以"陰"的一面存在和膨脹。
事實上，道德都成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漢王朝開始，就以道德為根基建構社會制度，但德治始終是遙不可及的夢想，當管理體系中的大多數成員都把道德當成有效手段，整個社會呈兩幅畫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掛在口頭的目標，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對追求自己的私慾。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著稀有罕見，然後大家都懷著萬分景仰的心態仰望海瑞，心中卻想著自己的勾當，卻誰也不肯去做海瑞，這就是中國政界的現狀。這也是中國整個社會狀況的縮影，絕大多數人都將仁義道德披上，穿上這件漂亮絢爛的衣服，以高尚的名義，行苟且之事。
(五)史海回眸
歷史就是這樣神奇，總能創造出匪夷所思的故事留與後人去猜。
歷史，就是這麼客觀地前行。放寬歷史的眼界，伸展歷史的觸角，歷史的書寫應該還原歷史發展真實的軌跡。歷史的真相往往隱藏在細節中，需要我們去體會和研習，而不需要他人直接的結論。
感謝黃仁宇先生，獻給我們這麼好的一本書，更感謝他獨特的歷史視覺。不同的人看《萬曆十五年》能看出不同的東西，甚至有人從中悟出了許多管理學方面的心得，我更關心的是黃仁宇在解釋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時對當時的中國社會結構的深層次分析。
從《萬曆十五年》讀出的不僅僅是明朝萬曆年間的中國社會更是當前中國社會的影子，我們需要做更多這樣的工作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國社會面臨的種種特殊的問題。
公元一五八七年沒有彌賽亞的誕辰，沒有先知的教誨，沒有預兆變遷的星斗閃爍滿天。有的，不過是一張張臉罷了，一張張疲憊地奔波於歷史的定格之中的臉。
萬曆註定不是屬於帝王的時代，這張臉譜中註定沒有多少王權的神氣。大明王朝註定只是封建史上的一個瞬息，而萬曆朝大約是閤眼的前奏，畢竟紫禁城中休憩的已不再是一個雄心壯志的統治集團，這點，萬曆之前的嘉靖就感覺到了——萬曆同他一樣早年登極，充滿變革和振興的希望，但這一些希望都隨著自身年齡與矛盾的增長、深化漸漸瓦解。明孝宗(弘治)應當感到悲哀，因為他的子孫沒能像他那樣扭轉祖宗留下的可怕局面。也正是因為如此，多事之朝才如同一出又一出的摺子戲，留下那麼多紅紅綠綠的角色。
惟獨有個人不繪臉譜，單看他一眼就覺得有凜然之氣撲面而來。他不是貢生，鄉試出身，也不應是有權對別人吹鬍子瞪眼的那一類，卻絕對有憋著氣唱大紅臉的天賦。他叫海瑞，就是鼎鼎大名的海剛峰。如果出生在當今社會，他一定算是個勤奮的好少年，與此同時，又是無知的憤青。想要為萎靡的朝政打一劑強心針的他，若不是有打不死的勇氣，怎麼敢傲立於群臣之中?說他簡樸，卻又囂張，普天之下，凡為仕者無不懼其威風;說他忠誠，卻又不能扛頂風的旗，固執於毛皮小事之間。一個儒道的修行者，一個齋戒靈魂的素食者，他因為與塵世相觸而不再是聖賢。這不僅是海瑞的不幸，更是明王朝的不幸。他以一種極端的方式舒展自己的政治才華——以博得帝王的信任。但嘉靖尚道，萬曆重情，他只能做一面沒有人去照的鏡子，被擱置三朝的老臣。
明朝沒有李世民，沒有長孫氏，宮廷中人人戴著面具。讀《明史》我幾乎沒有抓到一個背影，但慶幸《萬曆十五年》讓我勉強看見了一個海剛峰。幾乎孤芳自賞的他，行走於濃妝豔抹的人群中，很乾淨。他死的時候所有人都鬆了一口氣，鏡碎了，卻沒有人去補。
萬曆十五年，一五八七，明代的又一面鏡子不在了。在一片景仰的聲音中，海瑞那張不戴面具的臉成了永遠的幻影。他的矛盾並不來自內心，而是與外界摩擦的結果。我不想假設他為那個時代的良心，或許他沒有資格，李贄有，因為他懺悔過。
海瑞不會回頭，他不知為何要懺悔，他要做信念，而不是心的殉道者。大明王朝合上眼的前一刻，他或許，是最後的那個憤怒的拳頭。
臉?對，他的臉，不過是一張皮。皮下的，才是硬骨頭。歷史的臉譜是多端的，但油彩背後的，方是本原。一面能透過它的鏡子，是不是很好?
在歷史上，萬曆十五年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這本書命名為萬曆十五年，但所寫內容並非是那一年的事情，也不只是萬曆年間的事情。而是通過這本書，寫出了明代官場的黑暗，明朝滅亡的根本原因以及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特點。
在明朝，整個帝國的統治者並不是皇帝，而是整個文官集團。這與我在高中歷史中所學的皇權至高無上是截然不同的。即使是皇帝，也不可以觸動文官集團的利益。明朝的文官們也可以為了集團的利益而捨棄自己的生命，甘願為他人作為墊腳石，具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精神。
在這本書中，我也看到了世態炎涼。張居正輔佐萬曆皇帝，排除萬難推行萬曆新政，為了國家嘔心瀝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但是張居正身居高位，獨攬大權的張居正，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滿。在他去世後，由於一些人的私慾，對張先生進行栽贓陷害，最終徹底激怒萬曆，將其抄家，家屬流放。張居正一生為國任勞任怨的功德，換來的竟是家族子孫的大難。一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場。人亡而政息，張居正在位時所採取的新政，也恢復為曾經充滿弊端的政策。使得剛開始走向正軌的明王朝，繼續走下坡路。這也註定了明王朝的毀滅。
嗚呼!苦心孤詣的張居正傾盡半生的努力到頭來竟換來一個這樣的結局。
張居正死後被清算，就是因為他沒有看透當時的文官集團。他那大刀闊斧的改革政策，往往觸動了大部分文官的利益，所實施的改革制度和現行的文官制度格格不入。而他的下一任首輔申時行則看似明白這一規則。他就作為文官們與皇帝的緩衝劑，當一個名副其實的“和事老”才得以全身而退。
亡國之理，在於不和。為了明朝政府的強盛，不得不去實行那些政策，但實行政策的同時，卻無法保證文官集團的利益。如此矛盾的事實之下，較弱的“改革方”只能任由“保守方”吞噬。而如此進行下去，國力便日益衰微，儼然成為一種惡性迴圈。
“和”這個字看似簡單，卻是連萬曆首輔也難以輕易做到。當百姓和，將相和，君臣和之時，一個國家才能真正崛起，並致萬乘之勢。
萬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歐洲歷史上，正是文藝復興和地理大發現的時代;而在中國，在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於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際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在歷史學家黃仁宇的筆下，我們開始了一場難忘的大歷史之旅……
固步自封的年代，一切試圖革新的傾向，都是不合時宜的，一切企圖在虛偽而又被認為是萬能的道德之外發展法治的觀點，都是異端邪說。於是改革家空有抱負而鮮有實踐之機，變革在重重困難中或夭折，或走樣;道德純正的人儘管其行為獲得了統治者的讚賞和平民的欽佩，卻難以獲得效仿——無人想去發揚和繼承其高尚品質。對他們來說，陽奉陰違，道貌岸然所帶的，比這虛名要現實和功利的多;真正的時代思想者只能在被打壓中度過一生。他發現自己的學說沒有付諸實踐的可能，“他就只好把它美術化或神祕化”。
一個年輕的、曾經試圖勵精圖治的君主，在諸多程式阻礙下，只能循規蹈矩，延續枯燥。他並不甘心：也許出於負氣，或者是無奈的消極反抗，此後(1587年)很多年，眾臣再也很難輕易見到他出席各種儀式——漫長的怠政在明王朝的歷史軌跡上延續 。從他觀賞中官擲銀取樂表明，“一個喜歡活動的人具備著充沛的精力，但又無法用之於做出積極的創造” 。他的壯志，他的巨集圖，已是歷史雲煙，難以再續。立，何其難也，而破，也是千難萬難。
“在按著固定節奏流逝的時光之中，既缺乏動人心魄的事件，也缺乏令人企羨的奇遇。”在安逸的光景中，守成名正言順的成為單調生活的旋律。於是，一切變得不那麼重要，一切似乎可以無所謂。安逸，足以造就肆無忌憚的不思進取。在平淡無奇的格式生活中，枯燥成為了年輕君王的必修課。他的苦悶，乃是歷史的悲劇。
世界上有一種人，他們的品德可謂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卻鮮有人會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他們大多活在官方的宣傳和平民的稱讚之中。他們的信條和個性使他們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遺棄。這就是說，他們雖然被人仰慕，但沒有人按照他們的榜樣辦事”。就如很多人希望別人皆雷鋒，卻很少考慮自己也應該那樣無私。他們只是“可以和舞臺上的英雄人物一樣，在情緒上激動大多數的觀眾”，卻無法引起公眾行為上的追隨。海瑞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具有強烈的道德和社會責任意識，他的一生體現了一個有道德教養的讀書人服務於公眾而犧牲自我的精神”。他嚴格要求自己，也同意嚴格要求別人。於是他的所作所為，令各方面感到為難和糾結。萬曆十五年，歲暮天寒，“海瑞的死訊傳出，無疑使北京負責人事的官員大大的鬆了一口去，因為他們再也用不著為大眾心目中的英雄——到處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做作安排了”。
人們總是喜歡將自己打扮成道德標杆，高尚莫比，嚴以待人，卻無法嚴以律己，甚至寬以待己;相應的，同時他們也就把自己當作道德監督者，實踐總是別人的事，而他們只需對此指手劃腳，品頭論足。因而他們總是正確，別人多少——如果不是總是的話——有錯。明朝歷史上，就有一位這樣的人物——張居正。“張先生言行不一，他滿口節儉，但事實證明他的私生活極其奢侈”。據說張居正大人的官轎，32人抬著(按當時禮制皇帝也不過16人規模)，約有50平米，分為會客室和臥室，全套明式傢俱，還有個獨立衛生間。轎四周有圍廊以供觀景怡情。這位節儉的倡導者，以聖賢自居的張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
在作者看來，“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治，至明代而極，這是一切問題的癥結”。在人類文明發展歷程中，道德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它促進人類共同行為準則的形成並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它。但是將道德——一成不變的道德準則——作為萬能的手段來調控社會的一切問題，則是荒繆的異想天開。道德必須被遵守和實踐，乃至被信仰，否則便是虛偽的。然而缺少制度的規制和約束，在功利主義——毋庸質疑，我們大多數人是這樣的——作用下，道德就很難突破停留在口號和宣傳中的困境，成為難堪的所在。而法治，則彌補了道德的缺陷，從而“使人類的行為服從於規則之治”(富勒語)。法治應當成為一種公眾信仰。而正如蘇力教授所認為的那樣：“這裡所說的信仰並不是一種言詞上的表白，一種決心，而必須是一種身心的投入;而且由於法律是一種社會的全民的事業，因此對法律的信仰甚至也不是某個或某些個體的心靈活動，而是整個社會的實踐顯示出的對法律的尊重和倚重。”
當前，中國正處於法治建設和社會改革的關鍵時期，書中對歷史的反思，以古為鑑，今人未嘗不能得到若干啟示，“給中國留下一個天翻地覆、徹底創造歷史的機緣”，創造法治歷史時代的機緣。
早就耳聞過<萬曆十五年>，一直很好奇，究竟是一本怎樣的好書呢!然而本人才識短淺，對中國古代的歷史又不甚感興趣，終日只做些個打發時間的無聊之事，並無意志能夠沉下心來拜讀大作。近日，機緣巧合，我終於有幸能夠跟著黃仁宇先生一起去走向那個年代，用一種完全不一樣的眼光來審視那段歷史和那段歷史中的人物。不覺一種相見恨晚之感油然而生，也然世之傳言--這著實是一本能夠並已經在海內外產生巨大影響的好書。
<萬曆十五年>，英文名“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正如作者自譯的這個名字一樣，1587，相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有著兩千多年曆史，發生過無數大事件的國家來說，這一年真的太平靜了。然而作者卻憑藉其嚴謹的治學態度，紮實的治學成果帶領我們從這個毫無大事可記的年份中發生的一些小事看起，去鳥瞰整個明王朝的衰敗的背影，進而分析整個中國在近代衰落的原因。
1587，始於萬曆皇帝要舉行午朝大典的一個謠傳，終於皇帝要對前宰輔張居正調查。期間作者洋洋灑灑數萬言，盡述萬曆皇帝的悲苦而又機械的一生。萬曆並非像我們原先想象中的一樣是個昏庸無能的君主。他也有理想，小時也很機敏，也想成為彪炳千古的一代明主，到最後都想做成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然而那個急需一個明主的時代，卻恰恰是一個容不下明主的時代，於是萬曆終於從文官集團終日拿來教育人，管理社會的虛偽的封建道德禮教的枷鎖中心灰意冷下來，對朝事日趨冷淡，對人生日趨失去希望!當他最終在立儲這件事中屈服的時候，他也就成了真正的“活著的祖宗”。他擁有至高無上的皇權，但是他又決斷不了任何大事。他悲劇的一生，他有似工具的一生告訴我們的是這個時代的帶給人的無盡的痛苦。
1587，距離首輔張居正過世已經五年了。雖然他早已不在人世，但圍繞他的風波並未隨他而去。此刻萬曆正在重新認識這個他昔日的老師，他絕對信任首輔!然而，在文官集團的集體操縱和誹謗下，現實告訴他的是，這個他絕對信任和尊敬的人卻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偽君子。從昔日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擁有絕對權威的首輔到現在為“萬人唾棄”的偽君子，我們僅僅感嘆於世態滄桑似乎還不夠。張居正在位的時候，為國辦了不少好事，他想成為相管仲樂毅那樣的人物，他想匡扶社稷，拯救蒼生。他要輔佐8歲的皇帝成為新的彪炳史冊的賢主明君，開創“萬曆盛世”。但是他越是努力，卻越成為眾矢之的。他當然可以憑藉其一時的權勢和萬曆的信任而暫時安穩，但是當其一旦失去這種權勢和信任的時候，他也就摔的越重。歷史的發展趨勢是他所不能夠左右的，即使是生為人君的萬曆也無可奈何，因此他的這種抗爭也就成了一種痛苦的悲號!悲號過後，他也就隨著黃土一同走進了歷史，留與後人或是或非的評說!
1587，此時正是首輔申時行當權的時代，他已在這個位置上面四年了!申時行和張居正一樣，也是萬曆的老師，深受萬曆的信任。他早年受張居正提拔而能位列大學士。但是他這個人極會為人，雖得張居正提拔，卻能夠在清算張居正的運動中免受牽連，最後還能身居首輔。由於親眼目睹了前幾任的種種結局，他深知當時文官集團的勢力之大。即使是人君萬曆尚且拿他們毫無辦法，更何況與他呢。於是，他就充當起了和事佬的角設，憑藉其過人的眼光和傑出的政治才幹去化解各種隱伏的危機，他要調停皇帝與文臣的矛盾，他要調解文臣與武將之間的矛盾，他還要調解各文臣集團之間的矛盾，等等。他就是這樣的一個和事佬，以至後人在歸結其功績的時候盡無事可記。要知道盡管是“被人唾罵”的其前任張居正都有不少讓人們不得不承認的功績啊!然而正是這種無功績恰是他的最大的功績，他很好的完成了在那中社會條件下一個首輔所能夠做的事情--調和矛盾!然而，生於那個時代，他即使有再高的能力，也免不了最後丟官歸家的命運!
1587，還有傳奇人物海瑞的辭世，孤獨將領戚繼光的離開，思想家哲學家李贄的剃度為僧。他們都免不了悲劇的命運。正如作者在書中末尾寫道的一樣:
“1587年，是為萬曆十五年，丁亥次歲，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宴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階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汙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人則身敗而兼名裂。”
讀到此，我們也就初步理解了作者所宣揚的“大歷史觀”了。正是作者以淵博的知識結構高屋建瓴的解讀那段歷史，為我們提供一種不同於以往的看待歷史的眼光。他著眼事情雖小，但反映的時代和歷史卻很大。見微知著，處處體現著認識的智慧。
大歷史觀，需要我們跳出當前的視野侷限，把目光放到更加廣闊的時代背景中去了解歷史，正視現實，開創未來。
初讀下來，已讓我陷入深深的思考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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