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滄桑，到頭來什麼也剩不下，永生的願望隨同歷史的波濤一起消逝在我們目光盡頭。又是一個長假，終於又拿起了讀了一半的《萬曆十五年》，重新翻開讀到孤單的將軍——戚繼光，讀到首輔張居正，讀到萬曆皇帝。
曾有人感嘆道:“歷史竟然可以這麼寫!”是的，在讀本書時，我也有同感，這本書不是單純的描述歷史，而是生動的分析歷史。本書的英文名字叫做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直譯到英文就是“1587，無關緊要的一年”，這正是這本書的讀到所在，我想本書說到的末端小結也許正是某些重大的歷史事件的結證。
整本書讀起來很有意思，作者黃仁宇先生由於為了寫一個論文從此結緣於明史，而他的著作更是讓讀者對歷史長勝了濃厚的興趣。在書中我也看到了一位皇帝的無奈，雖然貴為一國之君，但是有很多東西去不由他抉擇。旁人可能覺得皇帝是一個十全十美的職務，但是在立儲這件事上它卻無法平自己的意願行事，這體現出了皇帝的苦惱。本站
由此，萬曆皇帝走上了怠政的道路，他是在和文官集團慪氣，但他應該知道，實際上文官集團的力量是一個皇帝難以約束的。我終於知道，一個不好的皇帝往往是由於一些原因。從書中我們不難看出，萬曆少年是一個有為的君主，他曾經勵精圖治，打算開創一個“萬曆中興”，但由於一件件事的不能決斷，他終於無法忍受。而立儲之事就成了他的一個爆發。他終於在這件事上開始怠政。而一個王朝也由於君主的怠政而漸漸走向沒落的深淵。
讀到張居正是，我更是感到了世態炎涼，生前的榮華和身後的悲涼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清算張居正的行動中，凡是和他有關的人都受到牽連，不是流放邊關就是把官回鄉，其中戚繼光就是其中之一，戚繼光是一個大英雄，但是它也蒙逃脫歷史的慣性發展，它便是犧牲品。
戚繼光和張居正一樣是很有作為的，戚繼光發明的戰法確實令人驚歎，這讓我知道早在明代就有人發明了各兵種協同作戰，並使用火器。弗朗基和大將軍炮，在當時也有一定的應用，但是他們哪裡知道，西方國家已經有了大船，火炮。1587年，這一年正值西歐歷史上西班牙艦隊全部出動徵英的前一年。
現在的歷史書籍，因為大都太單調、太教條、太格式化。而《萬曆十五年》簡直給我們開放了另一個世界，原來歷史是如此的有趣、複雜、豐富。在現在這樣一個資訊高度發達的時代，我們確實需要這樣的書讓學生樂於走進歷史，走進文化，真正的提升自己的素養和底蘊，去思考一些過去和未來。
明代晚期和鼎革之際的李贄、顧炎武、王夫之等人提出了一些在當時社會上離經叛道的思想。市民文化興起，四大名著問世。
歷史的悲劇源於我們的無知和少知，痛定思痛，從明朝到現在，有許多東西是變了，但也有許多是沒有變的。禮為一切社會行為之規範，但道德卻不能代替法律，與此同時也並不表示道德可以被拋棄。健全法制體系，提高道德修養中華民族才能走的更快更好，民族的未來將走向何方，答案掌握的我們自己手中。
對於明神宗朱翊鈞，歷來人們大多持否定態度。其實不僅如此，說起明朝的皇帝，人們都沒有好感:他們不理朝政，就像一個個敗家子，折騰著祖宗的基業。在朱家統治時期，雖然寫就了不少的輝煌，也留下了無數的罵名。魯迅先生在論及明朝時曾說:“唐室大有胡氣，明則無賴兒郎。”
但在《萬曆十五年》這本書中，黃仁宇先生則明顯地表達了他對朱翊鈞的同情與悲嘆。當然，黃先生也從他的“大歷史”觀向我們展示了萬曆皇帝的一生，以及萬曆出發，追溯封建統治的源頭，著重剖析了明朝的政治、經濟以及文化，全面給我時期的文臣武將、思想家。
在高中歷史課上，我們都接受了這樣的觀念:封建集權統治在明清空前強化，皇權至高無上。但在萬曆皇帝身上，我們似乎看到了皇權的旁落或者弱化。尤其在立儲這個問題上，萬曆皇帝前前後後奮鬥了三十幾年，終也沒有實現立他最寵愛的皇三子常洵為皇太子的夢想。
我想，其實，這也是萬曆皇帝的可悲之處。封建統治從秦朝到明朝，已經有了一千五百多年的歷史，它所推崇的文官制度，這時已經完備成熟。皇帝，在這個以程朱理學為根本太子思想的國度裡，已經成為一種象徵貨體制。萬曆皇帝，只要努力扮演好他的這個皇帝角色，按時參加各種典禮活動，批准內閣大臣的奏議，在全體文官以及程朱理學的協調下，整個國家基本上就可以正常運轉了。皇帝，似乎已經成了禮制的象徵，國家的精神領袖，倒有點類似於英國君主立憲制下的君主。但這怎麼可能呢?在長達一千五百多年的封建社會裡，皇帝基本上都是呼風喚雨，獨攬大權，說一不二的。
可是，在明朝，在以理學為一切工作活動的指導原則的國家裡，熟悉掌握了理學的文官集團，卻逐漸壯大成熟，甚至達到了與皇權對峙的地步。萬曆皇帝想立皇三子為皇太子，朝臣竭力反對，雙方苦苦鬥爭了三十幾年。最後，萬曆皇帝被迫立皇長子常洛為太子，但這是以六七位閣臣的離職，上百名大臣被降級為沉重代價的。從此以後，萬曆皇帝心灰意冷，深隱後宮，消極怠工。朝臣的奏議，他不予批准，也不加反對，就一直擱著，拖著，讓朝臣的目的也大不到。這很像小孩子的鬥氣行為。但一國之君這樣做，卻是以一個國家的沒落為代價的。
其實，我們都有這樣的疑問:立誰為太子，誰為下一任皇帝，作為臣子的，和他們有多大關係，他們為什麼非得擁護皇長子，甚至不惜和皇帝對著幹?在以嫡以長不以賢的禮法原則下，常洵為長子，就應該為太子。萬曆皇帝立常洛為太子，就是違反禮法的行為。在以禮法為根本原則的社會裡，這是關係國家根本的問題，是不能允許的，即使皇帝也得遵守。
在歷史上，神宗皇帝偏激逆反，昏庸無能。親政初始，清算張居正。他晏處深宮，聲色犬馬，荒廢政事，又大肆兼併土地，溺志於財貨。其在位期間，圍繞太子發生的“國本之爭”，更是將朱王朝進一步推向深淵。
如此可憎之人，必有其可憐之處。在《萬曆十五年》這本書中，我們看到了萬曆皇帝如何從勤勉政事，勵精圖治，逐漸墮落退化。
朱翊鈞自幼聰慧過人，讀經史過目不忘，而且頗為早熟。九歲即位，在生母李太后以及張居正的教導下，也算是一位少年英主。張居正親自教導他，安排課程，指導讀書，選拔賢能的大臣輔導他，培養他治國安邦的本領。雖然十分嚴厲，卻也不妨礙他們建立了深厚的師生情誼。
在張居正生前，皇帝一直支援他的改革。但張居正的正直，卻得罪了不少人，觸動了守舊勢力的利益。在他死後，反對他的人開始反撲。他們紛紛上奏，要求清算張居正。隨著年齡的增長，萬曆皇帝對昔日威炳震主的張居正日益不滿，對他的嚴格管理也感到了厭倦。於是他從維護張居正，到順水推舟地開始了對張居正的清算。這也是在他樹立自己的權威，徹底擺脫張居正的影響。於是，生前忠貞不二的“元輔張先生”，變成了謀國不忠的大奸臣。雖然清算成功，但這對朱翊鈞來說，這肯定是個不小的打擊。為什麼他敬愛的老師就成了亂臣賊子，曾經受過張居正提拔的人為什麼反而要陷害他，這些問題也使皇帝迷茫困惑。於是，他對朝臣的反覆奸詐深惡痛絕。尤其是長達三十幾年的立儲問題，慢慢磨盡了萬曆皇帝的雄心壯志，迫不得已地立長子為儲，也加劇了萬曆皇帝對朝臣的厭惡，以及對政事的熱情。在這一轉變過程中，萬曆皇帝的優柔寡斷的性格也起了不少作用。
在歷史上，萬曆十五年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這本書命名為萬曆十五年，但所寫內容並非是那一年的事情，也不只是萬曆年間的事情。而是通過這本書，寫出了明代官場的黑暗，明朝滅亡的根本原因以及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特點。
在明朝，整個帝國的統治者並不是皇帝，而是整個文官集團。這與我在高中歷史中所學的皇權至高無上是截然不同的。即使是皇帝，也不可以觸動文官集團的利益。明朝的文官們也可以為了集團的利益而捨棄自己的生命，甘願為他人作為墊腳石，具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精神。
在這本書中，我也看到了世態炎涼。張居正輔佐萬曆皇帝，排除萬難推行萬曆新政，為了國家嘔心瀝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但是張居正身居高位，獨攬大權的張居正，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滿。在他去世後，由於一些人的私慾，對張先生進行栽贓陷害，最終徹底激怒萬曆，將其抄家，家屬流放。張居正一生為國任勞任怨的功德，換來的竟是家族子孫的大難。一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場。人亡而政息，張居正在位時所採取的新政，也恢復為曾經充滿弊端的政策。使得剛開始走向正軌的明王朝，繼續走下坡路。這也註定了明王朝的毀滅。
嗚呼!苦心孤詣的張居正傾盡半生的努力到頭來竟換來一個這樣的結局。
張居正死後被清算，就是因為他沒有看透當時的文官集團。他那大刀闊斧的改革政策，往往觸動了大部分文官的利益，所實施的改革制度和現行的文官制度格格不入。而他的下一任首輔申時行則看似明白這一規則。他就作為文官們與皇帝的緩衝劑，當一個名副其實的“和事老”才得以全身而退。
亡國之理，在於不和。為了明朝政府的強盛，不得不去實行那些政策，但實行政策的同時，卻無法保證文官集團的利益。如此矛盾的事實之下，較弱的“改革方”只能任由“保守方”吞噬。而如此進行下去，國力便日益衰微，儼然成為一種惡性迴圈。
“和”這個字看似簡單，卻是連萬曆首輔也難以輕易做到。當百姓和，將相和，君臣和之時，一個國家才能真正崛起，並致萬乘之勢。
萬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歐洲歷史上，正是文藝復興和地理大發現的時代;而在中國，在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於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際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在歷史學家黃仁宇的筆下，我們開始了一場難忘的大歷史之旅……
固步自封的年代，一切試圖革新的傾向，都是不合時宜的，一切企圖在虛偽而又被認為是萬能的道德之外發展法治的觀點，都是異端邪說。於是改革家空有抱負而鮮有實踐之機，變革在重重困難中或夭折，或走樣;道德純正的人儘管其行為獲得了統治者的讚賞和平民的欽佩，卻難以獲得效仿——無人想去發揚和繼承其高尚品質。對他們來說，陽奉陰違，道貌岸然所帶的，比這虛名要現實和功利的多;真正的時代思想者只能在被打壓中度過一生。他發現自己的學說沒有付諸實踐的可能，“他就只好把它美術化或神祕化”。
一個年輕的、曾經試圖勵精圖治的君主，在諸多程式阻礙下，只能循規蹈矩，延續枯燥。他並不甘心：也許出於負氣，或者是無奈的消極反抗，此後(1587年)很多年，眾臣再也很難輕易見到他出席各種儀式——漫長的怠政在明王朝的歷史軌跡上延續 。從他觀賞中官擲銀取樂表明，“一個喜歡活動的人具備著充沛的精力，但又無法用之於做出積極的創造” 。他的壯志，他的巨集圖，已是歷史雲煙，難以再續。立，何其難也，而破，也是千難萬難。
“在按著固定節奏流逝的時光之中，既缺乏動人心魄的事件，也缺乏令人企羨的奇遇。”在安逸的光景中，守成名正言順的成為單調生活的旋律。於是，一切變得不那麼重要，一切似乎可以無所謂。安逸，足以造就肆無忌憚的不思進取。在平淡無奇的格式生活中，枯燥成為了年輕君王的必修課。他的苦悶，乃是歷史的悲劇。
世界上有一種人，他們的品德可謂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卻鮮有人會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他們大多活在官方的宣傳和平民的稱讚之中。他們的信條和個性使他們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遺棄。這就是說，他們雖然被人仰慕，但沒有人按照他們的榜樣辦事”。就如很多人希望別人皆雷鋒，卻很少考慮自己也應該那樣無私。他們只是“可以和舞臺上的英雄人物一樣，在情緒上激動大多數的觀眾”，卻無法引起公眾行為上的追隨。海瑞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具有強烈的道德和社會責任意識，他的一生體現了一個有道德教養的讀書人服務於公眾而犧牲自我的精神”。他嚴格要求自己，也同意嚴格要求別人。於是他的所作所為，令各方面感到為難和糾結。萬曆十五年，歲暮天寒，“海瑞的死訊傳出，無疑使北京負責人事的官員大大的鬆了一口去，因為他們再也用不著為大眾心目中的英雄——到處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做作安排了”。
人們總是喜歡將自己打扮成道德標杆，高尚莫比，嚴以待人，卻無法嚴以律己，甚至寬以待己;相應的，同時他們也就把自己當作道德監督者，實踐總是別人的事，而他們只需對此指手劃腳，品頭論足。因而他們總是正確，別人多少——如果不是總是的話——有錯。明朝歷史上，就有一位這樣的人物——張居正。“張先生言行不一，他滿口節儉，但事實證明他的私生活極其奢侈”。據說張居正大人的官轎，32人抬著(按當時禮制皇帝也不過16人規模)，約有50平米，分為會客室和臥室，全套明式傢俱，還有個獨立衛生間。轎四周有圍廊以供觀景怡情。這位節儉的倡導者，以聖賢自居的張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
在作者看來，“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治，至明代而極，這是一切問題的癥結”。在人類文明發展歷程中，道德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它促進人類共同行為準則的形成並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它。但是將道德——一成不變的道德準則——作為萬能的手段來調控社會的一切問題，則是荒繆的異想天開。道德必須被遵守和實踐，乃至被信仰，否則便是虛偽的。然而缺少制度的規制和約束，在功利主義——毋庸質疑，我們大多數人是這樣的——作用下，道德就很難突破停留在口號和宣傳中的困境，成為難堪的所在。而法治，則彌補了道德的缺陷，從而“使人類的行為服從於規則之治”(富勒語)。法治應當成為一種公眾信仰。而正如蘇力教授所認為的那樣：“這裡所說的信仰並不是一種言詞上的表白，一種決心，而必須是一種身心的投入;而且由於法律是一種社會的全民的事業，因此對法律的信仰甚至也不是某個或某些個體的心靈活動，而是整個社會的實踐顯示出的對法律的尊重和倚重。”
當前，中國正處於法治建設和社會改革的關鍵時期，書中對歷史的反思，以古為鑑，今人未嘗不能得到若干啟示，“給中國留下一個天翻地覆、徹底創造歷史的機緣”，創造法治歷史時代的機緣。
在閱讀的過程中可以看出作者是紮紮實實地從史料走中來，有著豐厚的歷史文化積澱，才會擁有獨特的見解。在後記中他這樣解釋他歷史觀的來源：“大歷史觀不是單獨在書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僅是個人的聰明才智可以領悟獲得的。
我的經驗，是幾十年遍遊各地，聽到不同的解說，再因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體現出來的。”可見這本書不是一個僅侷限於書本的學者所寫出來的作品，而是融入了作者本人經歷和感受的作品。在書中，作者常常批評“道德代替法律”這一點。
明朝時，中央集權已經達到了高峰，廢除丞相制度，文官集團日益強大，但是軍隊建設卻極其落後，依靠多次翻修的城牆鞏固國防，待倭寇入侵才開始培訓新兵。天下的奏摺，評判的標準則僅僅依靠仁禮道德，沒有強而有力的法制建設，文官集團越發強大，卻無法應對突如其來的叛亂、異族的興起，最終走向滅亡。
中華民族是一個自古以“禮”為尊的國度，從民風淳樸的先秦、百家爭鳴的春秋、詩詞盛行的唐宋，甚至是大部分民族的傳統文化已失傳的今天，傳統道德的滲透力也不可能完全消失。它就像是手錶中的齒輪，在歷經時光歲月的磨損之後，終於在運作中發出了不和諧的噪聲。
歷史滄桑，到頭來什麼也剩不下，永生的願望隨同歷史的波濤一起消逝在我們目光盡頭。這本書告訴人們在封建專制制度下上至帝王下至平民任何人的生活、權力都是沒有保障的。所以我們期望有為萬世開太平的聖者出現改造我們國家的根本問題---體制。
整本書讀起來很有意思，作者黃仁宇先生由於為了寫一個論文從此結緣於明史，而他的著作更是讓讀者對歷史長勝了濃厚的興趣。在書中我也看到了一位皇帝的無奈，雖然貴為一國之君，但是有很多東西去不由他抉擇。旁人可能覺得皇帝是一個十全十美的職務，但是在立儲這件事上它卻無法平自己的意願行事，這體現出了皇帝的苦惱。
由此，萬曆皇帝走上了怠政的道路，他是在和文官集團慪氣，但他應該知道，實際上文官集團的力量是一個皇帝難以約束的。我終於知道，一個不好的皇帝往往是由於一些原因。從書中我們不難看出，萬曆少年是一個有為的君主，他曾經勵精圖治，打算開創一個萬曆中興，但由於一件件事的不能決斷，他終於無法忍受。而立儲之事就成了他的一個爆發。他終於在這件事上開始怠政。而一個王朝也由於君主的怠政而漸漸走向沒落的深淵。
讀到張居正是，我更是感到了世態炎涼，生前的榮華和身後的悲涼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清算張居正的行動中，凡是和他有關的人都受到牽連，不是流放邊關就是把官回鄉，其中戚繼光就是其中之一，戚繼光是一個大英雄，但是它也蒙逃脫歷史的慣性發展，它便是犧牲品。
戚繼光和張居正一樣是很有作為的，戚繼光發明的戰法確實令人驚歎，這讓我知道早在明代就有人發明了各兵種協同作戰，並使用火器。弗朗基和大將軍炮，在當時也有一定的應用，但是他們哪裡知道，西方國家已經有了大船，火炮。1587年，這一年正值西歐歷史上西班牙艦隊全部出動徵英的前一年。
黃仁宇先生認為; 國家如是等等的問題，其癥結到底何在，這是研治明史者所不能不認真考慮的。筆者以為，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本書力圖使歷史專題的研究大眾化，因而採取了傳記體的鋪敘方式。書中所敘，不妨稱為一個大失敗的總記錄。
因為敘及的主要人物，有萬曆皇帝朱翊鈞，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薊州總兵官戚繼光，以知府身分掛冠而去的名士李贄，他們或身敗，或名裂，沒有一個人可以功德圓滿。即使是側面提及的人物，如馮保、高拱、張鯨、鄭貴妃、福王常洵、俞大猷、盧鏜、劉(糹廷)，也統統沒有好結果。這種情形，斷非個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釋，而是當日的制度已至山窮水盡，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成為犧牲品而遭殃受禍。
《萬曆十五年》，由歷史學家黃仁宇所著，作者將目光放在1587這個“無關緊要”的年份，應用萬曆皇帝朱翊鈞、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南京督察院都御史海瑞、薊州總兵官戚繼光，以知府身份掛冠而去的名士李贄這六個人物分別代表著帝國的最高統治者、行政首腦、官僚階級、模範官員、軍事將領、思想界的翹楚，經過對他們的描繪和點評，側面描畫出明王朝的衰落。文中六個人物都試圖有所打破和改動，但被制度所禁錮著的他們，只能成為制度的犧牲品，所以作者也在文中指出，這是“一個大失敗的總記載”。
黃仁宇以“大歷史觀”而出名於世，在《萬曆十五年》也能充沛地表現出來，他以為以道德為規範來評判歷史有失它的合理性，於是他另闢蹊徑，從技術的角度，從制度框架來停止剖析明朝一步步走向衰落的緣由，黃仁宇拓寬了歷史研討視野，從歷史的小細節動身，探求巨集觀的歷史問題，這也是他所說的“敘事無妨細緻，但是結論卻要看遠不顧近。”黃仁宇愈加註重歷史為什麼會開展至此，所以他經過聯絡比擬、歸結等等辦法來得出結論。那麼，在中學歷史教學中，黃仁宇的“大歷史觀”又能起到什麼樣的作用呢?分離《文藝復興》一課的教學案例，來探究一下在“大歷史觀”的指導下，歷史教員應當如何進步學生的歷史思想才能。
以“問題”開端，以“問題”完畢
黃仁宇以“中國社會為什麼不能完成代化”這一問題，而展開一系列對幾千年歷史的探究，在《萬曆十五年》亦是如此，為理解釋為什麼明王朝會一步一步走向衰落，他從各個角度，各個細節來論證它。以前的我們不斷被框死在歷史是怎樣的，而不去尋求歷史為什麼是這樣的，所以，關於歷史，學生需求樹立起問題認識，只要腦中有疑問，有了獵奇心才會去探尋緣由，帶著問題去尋覓史料，才會對歷史有著更深入的瞭解。而於歷史教員而言，創設問題情境，不只會激起學生的求知慾，還能有效提升歷史課堂教學質量。以《文藝復興》為例，在停止歷史教學設計時，能夠設計“文藝復興是如何產生的”，“文藝復興是簡單的古希臘羅馬文化的復興嗎”這些問題來貫串課堂教學，引導學生一步一步發現文藝復興的中心思想是人文主義，對古典文化並非是簡單的“復興”，這其中有繼承，更有創新。應用問題來建構課堂教學，不只能夠協助學生樹立問題認識，同時也能使學生關於歷史課堂中學到的歷史有更深的瞭解，也利於師生一同發掘歷史課堂教學的深度。
培育學生的史料運用和剖析才能
《萬曆十五年》採用了紀傳體的鋪敘方式，黃仁宇用淺顯易懂的言語來記敘史實，加強了可讀性和興趣性，固然結論看似平白無奇，但是它的背後，需求大量的史料來支撐，第一章《萬曆皇帝》所參考的書目，便有《神宗實錄》、《穆宗實錄》、《大明會典》等等。同樣，在學生學習歷史學問的過程中，也要牢牢抓住史料，提升對史料的整理和了解才能。在《文藝溫習》為例，在講述到文藝復興的背景時，便可應用史料停止引導。如“義大利，……那裡最早呈現資本主義萌芽。這客觀上需求促使一種不同於封建文化的新文化產生並且開展起來……”經過這則資料，歷史教員能夠讓學生聯絡資料和書本內容停止考慮，從經濟的角度的動身，文藝復興產生的緣由。依據資料，學生能夠總結收工商業曾經有了一定的開展，一些城市呈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在歷史教學過程中，歷史教員有認識的培育學生對史料的閱讀和分析才能，可以協助學生培育“論從史出”的治史肉體，構成歷史學習的正確辦法。
無論是從黃仁宇的“大歷史觀”動身，還是新課程規範的請求，都對學生的歷史思想才能提出了更高的請求，而在詳細的歷史課堂教學理論中融入“大歷史觀”，對教學方式、教學手腕、內容組織的豐厚和開展有著重要意義。在這一過程中，不只能夠提升學生的發現、剖析和處理問題的才能，提升學生史料剖析才能，同時也有助於加強學生對歷史的考慮認識和整體認識。
初次接觸書名，給我的直覺，無非是寫萬曆十五年那一年發生的歷史事件。該書是黃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三十年之嘔心力作。最早在美國出版，該書的英文名字翻譯成漢語就是“平淡的1587年”。大明立國近三百年，我國封建社會近兩千年，但但摘取這一年，能寫出什麼樣的歷史?讀史可以明志，讀史需要一顆寧靜的心，去解讀那深邃沉澱的歷史。我細細翻來，每天讀那麼一小段，合上書本之後，又再去慢慢回味。瞬間，那種瀰漫著焦慮，掙扎，痛苦的人物，一個個活生生起來。從首輔大學士張居正，和事佬申時行，思想家李贄，軍事家戚繼光，清官海瑞，以及萬人之上的萬曆皇帝，沒有一個不是生活在痛苦之中，他們現實的遭遇和治理天下的巨集大理想，都有著無法彌合的衝突。這些人都沒有善終，甚至於抄家罰沒。這是一本以平淡的1587年為基本支撐點，然後讓人物陸續施展自己的政治包袱，現實與理想的碰撞，失敗後的毀滅。
作者以一斑而窺全豹的方式，一絲一縷的分析，視野直指上千年的中國歷史。中國從漢代獨尊儒術之後，中華民族的歷史，基本上都是以儒家思想和孔孟之道來統治天下。歷朝歷代，都是通過龐大的文官集團，實行郡縣制，來統治全國。隋代以後，通過科舉制度來選拔官吏，這些文官從小就飽讀經書，滿腦子的孔孟思想，都以仁政愛民為基本的做官准則，時刻要體恤民情，以民為本。這些封建社會的官吏，薪俸很低，要維持自己家庭的生計，享受錦衣玉食，根本無法實現。然後就行成了一套官場的歷史潛規則。一方面道貌岸然的宣揚孔孟之道，一方面又魚肉百姓，實現自己小團體和大團體的利益最大化，為自己的找到更合理的藉口。在封建社會，歷代帝王，都是宣傳以德治國，沒有健全的，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即使有相關的法律制度，也被歷史潛規則打破。同時官員為官的行為，又缺少及時的監督和制約，這就造成了官員們當面一套，背後一套，陽奉陰違，完全為自己的小九九做打算。官員的臉只會向上看，只對上級負責，又怎麼會對百姓負責?那些文官們內心深處的尷尬和不安，也對他們的思想產生很大的影響，一方面是聖賢書的教導，一方面是現實裡必須接受的官場潛規則。當文官們在捫心自問和尷尬之後，聰明的大腦很快就會適應這樣的官場潛規則，搜刮起民脂民膏，哪裡還會有憐憫之心?
在這一制度下的悲情人物，首推海瑞。海瑞是個清官，是個楷模，正是因為寡而鮮，才能成為模範，滿朝文官都是海瑞，何來楷模?當海瑞在孔孟思想的薰陶下，立志做為一個清官的時候，他的私人道德其實已經和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公共道德，或者說官場潛規則發生了衝突。很多文官，都知道自己去是不對的，但是，你要想在這個圈內生活下去，你就必須去貪汙，去隨波逐流，否則，只有頭破血流。儒家思想的道德體系，給予了海瑞無窮的力量，讓他無所畏懼的站在反對的最前沿。可是，整個文官集團，都滿足於現狀，並安於現狀的時候，他們所接受的孔孟之道的思想，就發生了根本的質變。一方面認識到遵守道德體系要丟官罷官，一方面又要宣揚道德體系來維護他們的統治，就會表面裝作清廉的樣子，背地裡嘩嘩的數銀子。越是高調的文官，越是最大的貪官。道德以陽的一面存在，而私慾則以陰的一面存在。當道德給他做了一個幌子的時候，私慾就可以無限制的膨脹。當道德可以代替管理國家的時候，文官集團裡的官員，則會打著道德的幌子滿足自己的私慾，每個人從骨子裡並不鄙視海瑞，甚至是仰望海瑞，但是，沒有人願意做海瑞，這就是封建社會文官集團的現狀。
對於孔孟之道的作用，歷代皇帝都極力推崇。他們和他們的文官集團想用道德的力量，來統治他們的疆土和人民。用道德體系來保障鄉土秩序，而不去大力的發展科學技術。在1587年，萬曆領導下的文官們在勾心鬥角的時候，西班牙人帶著他們的堅船利炮，發動了對英國的全面戰爭。西方也拉開了全面的工業革命。歷代皇帝都會被推崇為人的楷模，上天之子。萬曆從懵懂無知的小皇帝，到勵精圖治的精幹皇帝，再到頹廢無為的慵懶皇帝，他的思想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他在年輕的時候，多麼的想建立一個強盛的大明帝國，而且親身去實行各種禮儀規範。來實現以“禮”來建立人們對道德的信心。可是，當他在看穿了這些文官們的陰陽兩面以後，思想發生很深的變化，開始了消極怠工。他的消極怠工，不是針對個別文官，而是針對整個道德禮治體系。在傳統戲劇裡，皇帝都是至高無上的權威，有生殺予奪的大權，而瞭解了萬曆的遭遇之後，也明白過來，皇帝並非可以隨心所欲，皇帝只不過封建帝制裡的一顆最大的棋子而已，而且始終受著道德禮教體系的壓抑和控制。
勵精圖治，嘔心瀝血的萬曆首輔張居正。他幾乎開創了“萬曆盛世”，把明朝多年的積弊，表面上一掃而光，國庫充盈，而實際上他為明朝的最後滅亡埋下了最大的禍根。他死後遭遇清算，其實與萬曆關係不大，主要是因為他的性格造成的。從小就接受孔孟之道教育的張居正，身居首輔之後，一心只想把大明江山，打造的秀美絕倫。他所實施的改革制度和現行的文官制度格格不入，他沒有從根子上發現，一次大改革措施，要從根本上能讓絕大多數文官相安無事，否則理論上的完美，最終也是以慘敗收場，歷史上的王安石變法也是如此。他的死後被清算，甚至他生前所提拔的官吏受到牽連，這不能不說是他一生最大的失敗，當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文官體制上有缺陷的時候，他以個人之力，想改變整個時代，則是多麼的渺小無奈。以至於後來的首輔申時行，好像看透了其間玄機，做起了和事佬，成了一個萬曆皇帝和文官之間的緩衝劑，為此不惜犧牲原則。他們二位的做法，初衷都是好，都是想讓大明帝國的國家機器正常運轉起來。可是張居正的緩衝劑失效了，造成了他死後的被清算。在文官集團和萬千小民之間，明朝所採用的就是以禮和道德來維持國家秩序，也可以理解為，明朝並沒有真正以《大明律》來維護他們的統治秩序，而是靠道德和禮教，而道德和禮教又是比較抽象的一些準則，在私慾面前，不堪一擊。正是這腐朽的制度，才造就了一幕幕慘絕人寰的改朝換代的悲劇。
歷史就是這樣的神奇，透過歷史能讀懂未來。歷史總是在創造匪夷所思的故事，相同的歷史，由不同的人去描述，就會有不同的歷史觀。歷史的真相往往隱藏在細節之中，不同的人發現的細節不一樣，所得到的感悟就迥然不同。《萬曆十五年》所表達的是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的縮影：絕對大多數的人都穿了件絢麗的外衣，那就是滿口仁義道德，背地裡卻幹著傷天害理的勾當，來滿足自己的私慾。
近日拜讀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此書英文名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可直譯為“平淡的1587年”。黃仁宇先生並非如傳統史記般瑣碎地描寫該年事記，而是以1587年為支點，將明後期的歷史支撐開來，更大的意圖在於從人性角度闡釋中國文明史。我不是學歷史的，所謂“門內看行道，門外看熱鬧”，在熱鬧之餘，漸覺歷史大潮從心中湧過，一時感慨萬分，以求一吐為快。
一歷史
歷史本無所謂錯與對，但人們在討論歷史的時候總愛如此評論：“如果當年韓信在漢中自立為王……”，“假如元朝大軍向日本進發不遇到海難……”，這些言論無法改變已過去的事實，有意義的在於總結經驗，以改造未來。昆德拉所言“永遠隆起的硬塊”意亦如此。
歷史是慾望推動的，眾多的慾望組成之合力是人類社會發展至今的力量之源。人類開始住在樹上，想到地面生活更好，就到了地面。先是打獵為生，後覺得植物也不錯，於是開始了種植。當然，這其中固然有很多衝突和矛盾，比如在有的人想從樹上跑下來的時候，其他的強烈反對，“野獸來了怎麼辦?”“在地上怎麼睡啊?……，這些反對和贊成衝突融合，推動了人類的進步。
最初的人類公社，是人類最團結的時刻，因為那時人常常捱餓，用馬斯洛的理論來說，就是人的需求還處於最低層——生理需求。要吃飽飯這統一的慾望就是團結的基石，同一團隊的人必須要相互配合才能獵取到食物。但通常這僅侷限於內部，在部落與部落之間，如何獲得更多的食物就不再是能靠協作解決的問題，資源爭鬥(搶地盤)則成了更能解決問題的手段，戰爭和掠奪由此而生。
在生理需求得到滿足之後，更高層次需求相應而生。得到尊重變成了理所當然的追求。由於得到尊重的主體必然是個人的，這種慾望徹底破壞了團結，成員之間相互衝突，出現了社會等級。
二道德
等級制度的確立並沒有徹底解決個人與個人之間的慾望的衝突，這種用暴力或者其他強制性力量對衝突進行緩衝，這種衝突急迫地需要解決，同時勝利者希望自己的地位能夠長久保持，因而道德呼之而出。
道德實際上就是對慾望的抑制，是對慾望衝突最有效的協調中和。
道德是神祕主義的法律，法律則意味著工具性，這種神祕主義色彩和工具性相互矛盾的兩大特性同存。神祕主義是人類思維的黑洞，是超越人類理性思維之外的東西，中間蘊涵著最強大的能量，這就是道德這個工具難以控制的根源。希特勒從這個黑洞裡舀了一點能量出來便世界大亂，拉登沾了一點就能製造“9.11“。
道德自然而然地成為抑制人的慾望的工具，道德本身的神祕主義特點就意味著對道德的理解的多樣性。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學派對如何吃麵包都做了嚴格的規定，這讓今天的我們感到好笑;伊斯蘭教的婦女們個個是蒙面大俠，讓漢人望而生畏;縱慾主義和禁慾主義的爭論今天依然激烈，這說明了道德由於其神祕主義特性，無力完成對慾望的徹底控制，道德只是神祕主義的法律，而不是單純的法律，有時相反成了慾望衝突中的武器工具。
事實上中華帝國從古到今，道德都成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漢王朝開始，就以道德為根基建構社會制度，但德治始終是美麗的夢想，當管理體系中的大多數成員都把道德當成有效手段，整個社會呈兩幅畫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掛在口頭的目標，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對追求自己的私慾。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著稀有罕見，然後大家都懷著萬分景仰的心態仰望海瑞，心中卻想著自己的勾當，卻誰也不肯去做海瑞，這就是中國政界的現狀。這也是中國整個社會狀況的縮影，絕大多數人都將仁義道德披上，穿上這件漂亮絢爛的衣服，以高尚的名義，行苟且之事。
中國古代的德治，畢竟是種境界，全民景仰，只因無法實現而不去要求自己的生活，然而現在的情況是，以國家的名義公然撒謊，在大家都知道是謊言的情況下，搞政治教育，三個代表，事實上連統治者自己也知道是個謊言，公然推行與所言不符之政策，此實為世界奇觀之最。
總結：當道德變成謊言的時候，對慾望的抑制無能為力的時候，何不撕掉這層厚厚的包袱，以獲新生?慾望是動力，過分地抑制慾望，也讓一切都變得死氣沉沉，自春秋戰國之後，中國從此敗落，蓋為此。
公元一五八七年沒有彌賽亞的誕辰，沒有先知的教誨，沒有預兆變遷的星斗閃爍滿天。有的，不過是一張張臉罷了，一張張疲憊地奔波於歷史的定格之中的臉。
萬曆註定不是屬於帝王的時代，這張臉譜中註定沒有多少王權的神氣。大明王朝註定只是封建史上的一個瞬息，而萬曆朝大約是閤眼的前奏，畢竟紫禁城中休憩的已不再是一個雄心壯志的統治集團，這點，萬曆之前的嘉靖就感覺到了——萬曆同他一樣早年登極，充滿變革和振興的希望，但這一些希望都隨著自身年齡與矛盾的增長、深化漸漸瓦解。明孝宗(弘治)應當感到悲哀，因為他的子孫沒能像他那樣扭轉祖宗留下的可怕局面。也正是因為如此，多事之朝才如同一出又一出的摺子戲，留下那麼多紅紅綠綠的角色。
惟獨有個人不繪臉譜，單看他一眼就覺得有凜然之氣撲面而來。他不是貢生，鄉試出身，也不應是有權對別人吹鬍子瞪眼的那一類，卻絕對有憋著氣唱大紅臉的天賦。他叫海瑞，就是鼎鼎大名的海剛峰。如果出生在當今社會，他一定算是個勤奮的好少年，與此同時，又是無知的憤青。想要為萎靡的朝政打一劑強心針的他，若不是有打不死的勇氣，怎麼敢傲立於群臣之中?說他簡樸，卻又囂張，普天之下，凡為仕者無不懼其威風;說他忠誠，卻又不能扛頂風的旗，固執於毛皮小事之間。一個儒道的修行者，一個齋戒靈魂的素食者，他因為與塵世相觸而不再是聖賢。這不僅是海瑞的不幸，更是明王朝的不幸。他以一種極端的方式舒展自己的政治才華——以博得帝王的信任。但嘉靖尚道，萬曆重情，他只能做一面沒有人去照的鏡子，被擱置三朝的老臣。
明朝沒有李世民，沒有長孫氏，宮廷中人人戴著面具。讀《明史》我幾乎沒有抓到一個背影，但慶幸《萬曆十五年》讓我勉強看見了一個海剛峰。幾乎孤芳自賞的他，行走於濃妝豔抹的人群中，很乾淨。他死的時候所有人都鬆了一口氣，鏡碎了，卻沒有人去補。
萬曆十五年，一五八七，明代的又一面鏡子不在了。在一片景仰的聲音中，海瑞那張不戴面具的臉成了永遠的幻影。他的矛盾並不來自內心，而是與外界摩擦的結果。我不想假設他為那個時代的良心，或許他沒有資格，李贄有，因為他懺悔過。
海瑞不會回頭，他不知為何要懺悔，他要做信念，而不是心的殉道者。大明王朝合上眼的前一刻，他或許，是最後的那個憤怒的拳頭。
臉?對，他的臉，不過是一張皮。皮下的，才是硬骨頭。歷史的臉譜是多端的，但油彩背後的，方是本原。一面能透過它的鏡子，是不是很好?
《萬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是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一部明史研究專著。該書以明朝萬曆十五年為主軸，運用了大歷史觀的視角，從經濟、政治、文化以及社會生活等多個角度，對中國傳統社會進行精闢的解剖，外加之合理闡述同等時期西方社會運轉姿態，揭露了中國明朝由盛變衰的過程。
讀了本書後，改變了我對歷史的看法，讓我深深地意識到，我們在瞭解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必須以大歷史觀分析中國傳統社會之癥結，才能真正做到對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對傳統文化推陳出新革故鼎新，對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進行合理融合，為我所用。
萬曆十五年，表面太平，國富民安，然而在黃仁宇先生的剖析下，整個大明帝國其實危機四伏，各種矛盾激烈對撞。即使出現資本主義經濟萌芽，但腐朽政治制度滯後於經濟頗多，嚴重阻礙了社會發展潮流，潰敗實屬必然。從不理朝政的皇帝，到有心無力的首輔;從維持傳統的閣僚，到受人尊敬卻無人效仿的清官;從天生統帥卻被打壓的將領到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各類思想家。萬曆皇帝、張居正、申時行、海瑞、戚繼光、李贄這些不再是教科書上的英雄人物，而是一個活生生的有著獨立人格和思想的人的形象。在萬曆皇帝眼中，或許他自己只是個傀儡，即使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也不能去違背傳統的倫理道德，也不能去打破傳統的文官制度。這就意味著即使是一個英明的、有改革魄力的、有至高無上權力的皇帝，對阻礙歷史程序的倫理制度也毫無能力，何況本身這些制度直接受益者乃是皇帝，他又何來勇氣?這也造就了作為明朝的某些皇帝，還經常以賭氣的方式跟大臣玩捉迷藏，去換取所謂的自由，所謂的非紫禁城的氣息。在這種倫理制度的壓迫下，反而要求人們去追尋創新，去強調發展，而創新的成果一旦觸犯到該制度又將會無情被壓制甚至為之犧牲，這自相矛盾的去維繫舊制度的做法實在需引起人們反思。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也出現了像反右派、人民公社和等種種主觀不符合客觀的做法，給黨和國家帶來了巨大的災難。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標誌著改革開放拉開了序幕，這正確的決定迅速提高了國家的綜合國力和人們的生活水平，而依法治國也正式納入憲法，這不能不說是時代的一個進步。但同時，國家當今依舊面臨的不少問題仍需我們從這本書中去學習和借鑑。面對當今社會矛盾的不斷激化，它帶給我們的啟迪是：我們不僅要借鑑外國優秀成果，更要深挖傳統文化中的精華部分，在中西文化的融合下，產生一個既不同於傳統文化，又區別於西方文化，卻能適應時代發展的新文化，這文化，產生於對政治體制的不斷改革之中，產生於對自身矛盾的不斷解決之中，產生於對自我的不斷完善之中。只有如此，國家才能不斷髮展，人民才能永遠安康。
——慾望與道德
近日拜讀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此書英文名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可直譯為“平淡的1587年”。黃仁宇先生並非如傳統史記般瑣碎地描寫該年事記，而是以1587年為支點，將明後期的歷史支撐開來，更大的意圖在於從人性角度闡釋中國文明史。我不是學歷史的，所謂“門內看行道，門外看熱鬧”，在熱鬧之餘，漸覺歷史大潮從心中湧過，一時感慨萬分，以求一吐為快。
一 歷史
歷史本無所謂錯與對，但人們在討論歷史的時候總愛如此評論：“如果當年韓信在漢中自立為王……”，“假如元朝大軍向日本進發不遇到海難……”，這些言論無法改變已過去的事實，有意義的在於總結經驗，以改造未來。昆德拉所言“永遠隆起的硬塊”意亦如此。
歷史是慾望推動的，眾多的慾望組成之合力是人類社會發展至今的力量之源。人類開始住在樹上，想到地面生活更好，就到了地面。先是打獵為生，後覺得植物也不錯，於是開始了種植。當然，這其中固然有很多衝突和矛盾，比如在有的人想從樹上跑下來的時候，其他的強烈反對，“野獸來了怎麼辦?”“在地上怎麼睡啊?……，這些反對和贊成衝突融合，推動了人類的進步。
最初的人類公社，是人類最團結的時刻，因為那時人常常捱餓，用馬斯洛的理論來說，就是人的需求還處於最低層——生理需求。要吃飽飯這統一的慾望就是團結的基石，同一團隊的人必須要相互配合才能獵取到食物。但通常這僅侷限於內部，在部落與部落之間，如何獲得更多的食物就不再是能靠協作解決的問題，資源爭鬥(搶地盤)則成了更能解決問題的手段，戰爭和掠奪由此而生。
在生理需求得到滿足之後，更高層次需求相應而生。得到尊重變成了理所當然的追求。由於得到尊重的主體必然是個人的，這種慾望徹底破壞了團結，成員之間相互衝突，出現了社會等級。
二 道德
等級制度的確立並沒有徹底解決個人與個人之間的慾望的衝突，這種用暴力或者其他強制性力量對衝突進行緩衝，這種衝突急迫地需要解決，同時勝利者希望自己的地位能夠長久保持，因而道德呼之而出。
道德實際上就是對慾望的抑制，是對慾望衝突最有效的協調中和。
道德是神祕主義的法律，法律則意味著工具性，這種神祕主義色彩和工具性相互矛盾的兩大特性同存。神祕主義是人類思維的黑洞，是超越人類理性思維之外的東西，中間蘊涵著最強大的能量，這就是道德這個工具難以控制的根源。希特勒從這個黑洞裡舀了一點能量出來便世界大亂，拉登沾了一點就能製造“9.11“。
道德自然而然地成為抑制人的慾望的工具，道德本身的神祕主義特點就意味著對道德的理解的多樣性。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學派對如何吃麵包都做了嚴格的規定，這讓今天的我們感到好笑;伊斯蘭教的婦女們個個是蒙面大俠，讓漢人望而生畏;縱慾主義和禁慾主義的爭論今天依然激烈，這說明了道德由於其神祕主義特性，無力完成對慾望的徹底控制，道德只是神祕主義的法律，而不是單純的法律，有時相反成了慾望衝突中的武器工具。
事實上中華帝國從古到今，道德都成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漢王朝開始，就以道德為根基建構社會制度，但德治始終是美麗的夢想，當管理體系中的大多數成員都把道德當成有效手段，整個社會呈兩幅畫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掛在口頭的目標，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對追求自己的私慾。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著稀有罕見，然後大家都懷著萬分景仰的心態仰望海瑞，心中卻想著自己的勾當，卻誰也不肯去做海瑞，這就是中國政界的現狀。這也是中國整個社會狀況的縮影，絕大多數人都將仁義道德披上，穿上這件漂亮絢爛的衣服，以高尚的名義，行苟且之事。
中國古代的德治，畢竟是種境界，全民景仰，只因無法實現而不去要求自己的生活，然而現在的情況是，以國家的名義公然撒謊，在大家都知道是謊言的情況下，搞政治教育，三個代表，事實上連統治者自己也知道是個謊言，公然推行與所言不符之政策，此實為世界奇觀之最。
總結：當道德變成謊言的時候，對慾望的抑制無能為力的時候，何不撕掉這層厚厚的包袱，以獲新生?慾望是動力，過分地抑制慾望，也讓一切都變得死氣沉沉，自春秋戰國之後，中國從此敗落，蓋為此。
明朝時，中央集權已經達到了高峰，廢除丞相制度，文官集團日益強大，但是軍隊建設卻極其落後，依靠多次翻修的城牆鞏固國防，待倭寇入侵才開始培訓新兵。天下的奏摺，評判的標準則僅僅依靠仁禮道德，沒有強而有力的法制建設，文官集團越發強大，卻無法應對突如其來的叛亂、異族的興起，最終走向滅亡。
中華民族是一個自古以“禮”為尊的國度，從民風淳樸的先秦、百家爭鳴的春秋、詩詞盛行的唐宋，甚至是大部分民族的傳統文化已失傳的今天，傳統道德的滲透力也不可能完全消失。它就像是手錶中的齒輪，在歷經時光歲月的磨損之後，終於在運作中發出了不和諧的噪聲。
我們這個龐大的帝國，在本質上無非是數不清的農村合併成的一個集合體，禮儀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對於違法的行為作掩飾則被認為忠厚識大體。各個機構之間的聯絡，從來也沒有可資遵守的成文條例。黃仁宇在書中提出的這一難題，到現在也並沒有很好的解決。
自古以來，我國對官員的道德要求似乎遠高於世界平均水平，於是出現了海瑞、焦裕祿這樣的清官、好官;但同時，我國對官員的道德要求又遠低於世界水平，於是正龍拍虎案件中的官員可以為虎作倀，撒下彌天大謊也不過是暫時撤職，很快又會復出。《萬曆十五年》中解剖了海瑞這隻老鷹(叫麻雀不太合適)，讓我們看見了泛道德官員的困境。
根據心理學，硬塞給人一個難以企及的目標，往往只會給他挫敗感。同樣，明初朱元璋開出的寒酸薪水條，只能讓官員集團尋求其他溫飽途徑，不排除一些官員面對海瑞這樣的聖人官，會高山仰止，身不能至、心嚮往之;但事實證明，大多數官員為了溫飽開戒後，難免會想既然貪了，剩下的只是多少的問題，從而變本加厲。從這一點上看，目前公務員遠高於社會平均水平的薪水，有一定現實意義。
在封建社會，官員的公德和私德幾乎完全一體，父母去世，上級送來的不是安慰和事假，而是為期3 年的超常不帶薪假期丁憂，因為求賢臣於孝子之門。現在社會已經進步很多，即使和父母打著官司——在古代可被稱為 忤逆，可能判殺頭的——有能力的官員還是照常任職。個人作風問題一票否決官員升遷的時代也並未遠去。正如黃仁宇評價海瑞那樣，違背了人的正常需求，造就出的當然只能是一批古怪的人，這種古怪也延續到了他判案之中。
官員的德行值得關注，但應該關注的是其中可能影響行政的部分。比如最常見也最具威力的不道德行為——撒謊。吹牛撒謊是道義上的滅亡，它勢必引向政治上的滅亡。列寧這樣說。國外及港澳臺等地的相關例子不勝列舉，如克林頓在性醜聞事件中的謊言，險些導致其被彈劾下臺。公民可以原諒總統有外遇，但決不容忍總統說謊——即使在總統的私事方面，你可以選擇不回答，但也不能說謊。因為一個人在私事上說謊，也就可能在涉及公共的事務上說謊，反觀國內，有意無意說謊的官員實在太多了。
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我大的感受：那就是被主宰的悲哀的命運,這句話適用於裡面每一個人,包括皇帝、能臣、清官等,他們都試圖去追尋他們心目中理想,但都付諸東流.
萬曆十五年是平淡的十五年,似乎沒有發生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但是,實際上,從這年起,王朝的覆滅已經不可避免了.或者並不應該這麼說,應該說王朝的覆滅已經註定了,而只是從那時起,端倪更明顯罷了.
明朝的統治者並非皇帝,而是文官集團以及書中沒有提及到得宦官集團,這是區別於歷代王朝的一個顯著特點.明朝的創立者朱元璋廢掉丞相,這是一個很明智的做法,而他並沒有為他無能的子孫想過,也沒有想到在王朝的後期,文官集團會是凌駕於皇帝頭上的正真主宰者.
文官集團有制度上的保障,也有思想上的鞏固.而整個文官集團是以儒家思想為思想核心,這樣便造成了一個以道德來實現統治目的的國家,缺乏了真正意義上的法律,使大批的人掛羊頭賣牛肉,為國家的滅亡埋下了一個不定時的炸彈.
在《萬曆十五年》中所描述的許多重大的宮廷鬥爭中,都是為了一些無關緊要的消失所牽起的軒然大波,比如說首輔的張居正,他在任期間,父親突然去世,這本來只是禮儀上的問題,但偏偏在文官集團的添鹽加醋下成了一場政治鬥爭.
在本書中,作者是以陰陽的思想來闡述的.陽既是光明磊落、不顧生命安危誓死捍衛道德的人;陰既是所謂的貪官、貪財貪權.陰陽之間的不斷衝突,是導致炸彈爆炸的一個重要的原因,但我個人認為,既是是陽者也有陰,陰著也有陽,在這個物序流轉的世界裡,每一個事物都有存在的理由,那麼誰又能把王朝的覆滅歸罪於哪一方呢?
最後,作者是以這麼一段話結束他的作品的：“1587年,是為萬曆十五年,丁亥次歲,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
勵精圖治或者宴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階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汙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人則身敗而兼名裂.”
初讀《萬曆十五年》，幸而，這顯然不是一本枯燥乏味的歷史書，作者運用了平和的記敘手法，這點倒是讓我想起了曾十分愛看的《易中天》品三國，當然這本書更嚴肅一點，通俗易懂的文字將我們置身於明朝之殿，以及其錯綜複雜的利益爭鬥，人情善惡，和讓萬曆及讀者都有些倍感無奈地政治體制，文官體制。
1587，無關緊要的一年，但就像風暴前的平靜，又如同作者黃先生所說：“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其間關係因果，恰為歷史的重點。”
萬曆皇帝10歲登基，在位長達48年，又有張居正這樣的能臣亦或是奸雄，這不禁讓我想起清朝一位流芳百世的英明神武的君主——康熙皇帝。同樣是幼年登基，在位時間冠絕該朝，同樣有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梟雄，卻為何命運迥異，一個被認為是明朝衰敗的根基所在，一個卻開創了康雍乾盛世。首先，不得不提對萬曆有著深遠影響的大學士張居正。
在萬曆年幼時，張居正在危難之際保全了皇室的安全，並進而成為首輔大臣，對於萬曆的種種事物牢記於心，他是一個有野心的政治家，是他首先意識到明高祖所建立的統治制度，隨著時代的變遷，歲月的流逝，越發顯得不合時宜，他力推改革，成就了萬曆即位以後第一個欣欣向榮的十年。但我認為，也正是他毀掉了萬曆，張居正權傾朝野，組建利益集團，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頗有鰲拜功高蓋主的味道，為積弊已久的朝堂埋下了隱患的種子。而萬曆皇帝呢?對於張居正他是一種什麼樣的態度?是懷有對前輩的尊敬，還是對他龐大的政治力量有所依賴，有所依仗，還是對於這位朝中具有無可比擬地位的大臣，心生恨意?張居正去世半年後，因為各種言論，彈劾對張居正的衝擊，讓這位親政不久的皇帝感到對他的信任簡直就是一個歷史性的錯誤。張居正和馮寶，萬曆年少時最為親近的兩人，後來都不得善終，這對萬曆的心理上覺得也是一個巨大的打擊和難以磨滅的創傷。
另一個讓萬曆變得不死朝政的原因就是讓他倍感無奈的政治體制——文官體制。身為之尊，也只能是一個“活著的祖宗”。長期以來，中國一直以儒家思想為正統思想，不僅是正統思想，更是統治思想，本來這是帝王用來喝令權臣，統治天下的思想利器，個人認為最能體現這一思想的便是一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岳飛亦或是《水滸》裡的悲情英雄宋江，都未能擺脫這一思想，但時至萬曆，已經變成了萬曆想勵精圖治的巨大障礙，沒有統治，只有約束。萬曆無能為力，只能以消極的態度對待朝政，對待群臣所謂的道德壓力，於是開始了不理朝政，不思進取的萬曆年代。
春秋戰國，百家爭鳴，但以秦國商鞅變法為先，統一全國，依法治國的效力可見一斑，但秦國又迅速地覆滅，秦王的橫徵暴斂，濫用勞力，民不聊生，固然是一方面，但哪個朝代的後半期又不是這樣?我認為當時的人文思想沒有統一，沒有被君君臣臣的思想所束縛住，也是原因之一。至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家思想不僅僅是一種人文思想，更是一種統治文化，一種將天下士子的思想能集中統一的利器，是一種帝王之術。古代科舉制度的論題一般也以孔孟之道，四書五經之類為題，而一般不以時事政治，怎樣具體的治理國家為題，因而這種道德至上的風氣一直伴隨著整個中國封建社會，重德輕法的弊端便是許多行政，經濟，管理問題變得政治化，道德化，上綱上線，難以以統一的數字化標準來衡量好壞，造成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局面。
作者也在書中評註道：“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律，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寫作本書的目的，也重在說明這一看法。”
萬曆雖也曾有雄心壯志，但終究還是一個悲情皇帝，思想道德上的束縛成為壓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雖在位長達48年，但長期不理朝政的他還是留下的罵名與非議。當我們徘徊於王朝的興盛與沒落之間，我們是否能夠迴歸歷史，正視歷史。本書留給我們的最大思考，便是道德與法律的關係，顯然萬曆的悲劇說明了以道德代替法律荒謬之極，但反觀當今社會，我們擁有了比那時健全的多的法律制度，名目繁多的法律多到直接催生了律師這一職業，但顯然道德的缺失又成為了一大問題，道德問題無法通過規章條例來硬性規定，如同小悅悅事件的冷漠路人，他們應該受到道德的譴責，但如果受到法律的制裁，是否也是一種悲哀?是否違背了以人為本的精神?那怎樣才能找回社會所應具備的基本價值觀，人生觀，道德觀，這又是一個當今社會繼續思考的問題。
當我們行走與歷史與現實之間，我們是否能以史為鑑，哀之鑑之。萬曆的悲劇我們不會重演，但我們應積極思考現代社會給我們帶來的問題，避免成為下一個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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