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歷史書籍，因為大都太單調、太教條、太格式化。而《萬曆十五年》簡直給我們開放了另一個世界，原來歷史是如此的有趣、複雜、豐富。在現在這樣一個資訊高度發達的時代，我們確實需要這樣的書讓學生樂於走進歷史，走進文化，真正的提升自己的素養和底蘊，去思考一些過去和未來。
明代晚期和鼎革之際的李贄、顧炎武、王夫之等人提出了一些在當時社會上離經叛道的思想。市民文化興起，四大名著問世。
歷史的悲劇源於我們的無知和少知，痛定思痛，從明朝到現在，有許多東西是變了，但也有許多是沒有變的。禮為一切社會行為之規範，但道德卻不能代替法律，與此同時也並不表示道德可以被拋棄。健全法制體系，提高道德修養中華民族才能走的更快更好，民族的未來將走向何方，答案掌握的我們自己手中。
在閱讀的過程中可以看出作者是紮紮實實地從史料走中來，有著豐厚的歷史文化積澱，才會擁有獨特的見解。在後記中他這樣解釋他歷史觀的來源：“大歷史觀不是單獨在書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僅是個人的聰明才智可以領悟獲得的。
我的經驗，是幾十年遍遊各地，聽到不同的解說，再因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體現出來的。”可見這本書不是一個僅侷限於書本的學者所寫出來的作品，而是融入了作者本人經歷和感受的作品。在書中，作者常常批評“道德代替法律”這一點。
明朝時，中央集權已經達到了高峰，廢除丞相制度，文官集團日益強大，但是軍隊建設卻極其落後，依靠多次翻修的城牆鞏固國防，待倭寇入侵才開始培訓新兵。天下的奏摺，評判的標準則僅僅依靠仁禮道德，沒有強而有力的法制建設，文官集團越發強大，卻無法應對突如其來的叛亂、異族的興起，最終走向滅亡。
中華民族是一個自古以“禮”為尊的國度，從民風淳樸的先秦、百家爭鳴的春秋、詩詞盛行的唐宋，甚至是大部分民族的傳統文化已失傳的今天，傳統道德的滲透力也不可能完全消失。它就像是手錶中的齒輪，在歷經時光歲月的磨損之後，終於在運作中發出了不和諧的噪聲。
黃仁宇寫的《萬曆十五年》這本書的核心思想就是“萬曆十五年平淡無奇，明朝註定滅亡。”也就是說，在平淡無奇的一些日常生活背後，導致了一個不平凡的大帝國的滅亡，這實在是非常經典的。你彷彿看到冰山上面的一角，然後感覺到底下有一個巨大的冰山，在支撐著它，使你認清一個歷史的必然性，明朝的滅亡並不是決定在李自成打進北京城，而是決定在萬曆十五年。
我們可以把萬曆十五年這個時期的明朝看作是一個家族企業，萬曆皇帝就是這個家族企業的繼承人、董事長;把第二章所寫的首輔申時行當做是他任命的 CEO ;把第三章寫的張居正這個人，當作是一個前任的 CEO ，你可以比較前面的 CEO 跟後面的 CEO 做法有什麼不一樣，從而影響了什麼樣的一個未來;第四章，“活著的祖宗”，你可以看作是這個家族企業所遺留下來的一些企業文化、企業的價值觀，所帶來的一些制約，祖宗雖然已經死了，可是彷彿活著，你的權力和限制都是來自祖宗，但是到底對一個人影響有多大，又與這個人的能力有關係，如果萬曆是唐太宗或者康熙這樣的皇帝，把他擺在同樣一個地方，做的肯定是不一樣的事情。
第五章所寫的海瑞，是一個低階別的政府官、地方官，有點像我們分公司、辦事處的主管。他們直接接觸客戶，立即服務，為當地服務。然後他也會產生書中所講的困惑:到底是聽朝廷的，還是要聽老百姓的?類似這種矛盾。像以服務為導向的部門，自然是以客戶為先。但是，朝廷的意願與百姓的心聲，永遠是兩難的選擇。
接下來戚繼光。戚繼光是一個將領，他去打倭寇，這比較像行銷部門，跟競爭對手作行銷的戰爭。例如我 從臺灣被派到大陸來，就是一個外派的將領，就是要來攻打這個市場。而在打仗的過程當中，必須要用掉公司大量的資源，但這個仗要怎麼打，公司就要因此決定怎樣去分配資源。
如果說“活著的祖宗”代表了歷史的包袱、歷史的價值觀、或者是朝廷上層的價值觀，第七章講到的李蟄正好相反，代表的是下層平民文化的價值體系和思想體系，他比較接近老百姓，可是跟上層的思想體系有一些衝突，是“自相沖突的哲萬曆十五年讀後感1000字學家”。這就好像剛進公司的大學畢業生，感覺公司的上層，就像是“被腐化的知識分子”，權力很高，已經萎靡了。
從第一章唸到第七章，從“公 司董事長”內心的轉變，一直看到普通人的思想。然後你會慢慢醒悟，平淡的“萬曆十五年”如何決定了幾十年後明朝的滅亡。把它歸到你現在的企業裡面，或許這一週也是平淡無奇，和以前一樣，但可能公司未來的五年就決定在這一週，不是因為這個禮拜產生了什麼驚天動地的大變局，不是!而是在這一週背後，有一個很大的冰山、一個很大的體系在運作，有形的官僚體系，加上無形的思想體系在運作，而導致了你五年後的景況。
這本書的價值就在於，當我們觀察身邊周遭組織裡的這些人，從他們日常的做法、想法、看法當中，可以看到企業未來的興衰，從而培養出一種對未來的洞察力。所以很值得我們去品讀。
歷史滄桑，到頭來什麼也剩不下，永生的願望隨同歷史的波濤一起消逝在我們目光盡頭。這本書告訴人們在封建專制制度下上至帝王下至平民任何人的生活、權力都是沒有保障的。所以我們期望有為萬世開太平的聖者出現改造我們國家的根本問題---體制。
整本書讀起來很有意思，作者黃仁宇先生由於為了寫一個論文從此結緣於明史，而他的著作更是讓讀者對歷史長勝了濃厚的興趣。在書中我也看到了一位皇帝的無奈，雖然貴為一國之君，但是有很多東西去不由他抉擇。旁人可能覺得皇帝是一個十全十美的職務，但是在立儲這件事上它卻無法平自己的意願行事，這體現出了皇帝的苦惱。
由此，萬曆皇帝走上了怠政的道路，他是在和文官集團慪氣，但他應該知道，實際上文官集團的力量是一個皇帝難以約束的。我終於知道，一個不好的皇帝往往是由於一些原因。從書中我們不難看出，萬曆少年是一個有為的君主，他曾經勵精圖治，打算開創一個萬曆中興，但由於一件件事的不能決斷，他終於無法忍受。而立儲之事就成了他的一個爆發。他終於在這件事上開始怠政。而一個王朝也由於君主的怠政而漸漸走向沒落的深淵。
讀到張居正是，我更是感到了世態炎涼，生前的榮華和身後的悲涼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清算張居正的行動中，凡是和他有關的人都受到牽連，不是流放邊關就是把官回鄉，其中戚繼光就是其中之一，戚繼光是一個大英雄，但是它也蒙逃脫歷史的慣性發展，它便是犧牲品。
戚繼光和張居正一樣是很有作為的，戚繼光發明的戰法確實令人驚歎，這讓我知道早在明代就有人發明了各兵種協同作戰，並使用火器。弗朗基和大將軍炮，在當時也有一定的應用，但是他們哪裡知道，西方國家已經有了大船，火炮。1587年，這一年正值西歐歷史上西班牙艦隊全部出動徵英的前一年。
黃仁宇先生認為; 國家如是等等的問題，其癥結到底何在，這是研治明史者所不能不認真考慮的。筆者以為，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本書力圖使歷史專題的研究大眾化，因而採取了傳記體的鋪敘方式。書中所敘，不妨稱為一個大失敗的總記錄。
因為敘及的主要人物，有萬曆皇帝朱翊鈞，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薊州總兵官戚繼光，以知府身分掛冠而去的名士李贄，他們或身敗，或名裂，沒有一個人可以功德圓滿。即使是側面提及的人物，如馮保、高拱、張鯨、鄭貴妃、福王常洵、俞大猷、盧鏜、劉(糹廷)，也統統沒有好結果。這種情形，斷非個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釋，而是當日的制度已至山窮水盡，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成為犧牲品而遭殃受禍。
張居正在歷史上以鐵腕著名。黃仁宇先生認為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依靠自己的勤奮和人事關係安排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改革卻遠遠超過了盤根錯節的文官集團可以接受改革的範圍，過大的威脅到了既得利益者而導致了最終的失敗。
張居正的確很快，但是不見得他沒有意識到自己太快。只是現實沒有給他放慢的機會。萬曆年幼尚有他改革的機會，一待萬曆成年，有了自己的見解與看法，他的種種措施很有可能化為泡影。
他必須在短短十幾年內獲得成功。書中一章取名為“世上再無張居正”，倒是反映出作者對張居正的些許惋惜之情。如果多那麼幾個張居正，前赴後繼般努力進行變革，張居正也不需要那麼急切，可以按部就班理清各種複雜交錯的社會關係，將整個社會推上正軌。
只可惜，儒家的中和色彩排斥著這種人的存在。
《萬曆十五年》這樣的“大歷史”不糾纏於歷史的細枝末節，而是將歷史高度抽象，從而上升為理性的思考，更加深刻地分析歷史、分析當今。我們學習研究歷史，不是為了歷史而歷史，“觀今宜見古，無古不成今”，歷史的作用是指導人們正確地看待自己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最終的目的是人的關懷，而《萬曆十五年》便是這樣一部史書。《萬曆十五年》是一本寫作方法決然不同於前的歷史著作。它的語言極其生動，有時還帶有調侃;結構上沒有明顯的痕跡，像講故事的小說，又像抒情的散文，還像諷刺的雜文——總之，不是乾巴巴的“歷史文”;對一個重要問題的闡釋，也不厭其煩地前後從幾個角度反覆分析，將一個普遍真理掰開了了、揉碎了，然後融入讀者的觀念當中。
對於明朝的印象一直很不好，記憶中總是充斥的是宦官專政，無能的皇帝等等。
萬曆十五年，粗看題目便會想，那是特殊的一年嗎?值得作者用時幾年完成的一本鉅作。在腦海裡搜尋裡一下，發現完全沒有有關這一年的印象。去找了資料發現這一年並沒有發生特殊重大的事情。而這本書的英文題目《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也明確的告訴我們這一年很平凡。
談到這本書先說說黃仁宇教授其人。黃仁宇，湖南長沙人，曾經學過工科，在報社工作過，當過兵，後來又在美國攻讀歷史。豐富的人生經歷使他對歷史有了自己獨特的思考。他在自序中提到他與明史的聯絡，他的博士論文做的就是明代的漕運，因為對明代歷史的興趣及為了解決自己的困惑，他用了兩年半的時間讀完了《明實錄》133冊，再加上寫書的時間，一本不厚的書竟用了7年的時間!如此嚴謹的態度，堅持不懈的精神都是令人敬佩的。而正因為他的嚴謹的治學作風才有可能寫出如此精彩，有影響力的鉅著。
在看黃仁宇教授的書很愉快，似乎在進行一次歷史的旅行。這本書非小說，但讓看的人有看小說的感覺，著作中對環境、人物形象和心理環境描寫細緻入微卻又不偏離歷史;它是一本歷史著作，卻不枯燥，很是生動，也不深奧，這不是說教授講的很淺，而是講的細緻入微讓我們可以理解。更值得一提的是，教授常常在引用古文或詩句時，會細心地解釋一下，讓我們可以更好的理解他的想法和觀點。
看其他歷史著作總是看到的是不厭其煩地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宗教等方面來論述王朝命運的起伏或是重要人物的悲劇原因等等。而作者卻反其道而行之，從張居正、海瑞、戚繼光、申時行等明朝重要人物的命運梳理後來看明朝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弊端和問題。
明朝稅重民窮，水深火熱是眾所周知的。苛稅猛於虎，《萬曆十五年》之前的很多作品都認為稅收過多是百姓貧困的首要原因。但黃仁宇教授則認為民窮的根本原因在於律制的僵化和政府的低能腐敗。國家稅率低，受惠者並非農民，只是鼓勵了小地主加重剝削以及官僚鄉里額外加徵，自肥腰包。同時政府極力維護落後的農業經濟，不願發展商業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由先進的漢唐變為落後的明清的主要原因。書中所記述的萬曆皇帝、大學士張居正、首輔申時行、南京都察院督御史海瑞、薊州總兵戚繼光、以知府身份掛官而去的哲學家李贄，他們或身敗名裂或壯志難酬鬱鬱而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這一切都是因為制度已經山窮水盡，不光是庶民、官員，乃至天子，都無不成為這制度的犧牲品。
在書中我看到了世態炎涼，做一個好官特別是做好一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首輔是多麼的困難。由於萬曆皇帝繼位時非常年幼，張居正又當老師，教育培養小皇帝，又為了國家嘔心瀝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大力改革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飭朝綱，鞏固國防，推行一條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獲得勃勃生機。但由於居官高位，獨攬大權，有時候也難免有一些錯誤和問題。但這些個人的私慾，缺點引起的問題在張居正死後被朝中大臣利用，翻出各種證據使皇帝無法容忍，張居正一生為國任勞任怨的功德，換來的竟是家族子孫的大難。神宗於是下令抄居正家，並削盡其宮秩，迫奪生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還差點開棺戮屍。他的家屬餓死的餓死，自殺的自殺，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場。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時所用一批官員有的削職，有的棄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復以前弊端叢生的舊觀。致使剛剛中興的明朝，又走開下坡路。整個神宗一朝，沒有人敢為居正呼冤。然而國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啟二年(1620xx年)，明熹宗為激勵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張居正，予以復官復蔭。然一切俱已晚矣，正如作者小標題所寫的“世間已無張居正”!
《萬曆十五年》並非就只寫萬曆十五年間的事情。本書也正是緊緊圍繞萬曆十五年發生的一些事一些人對從前和將來的發展展開詳細，獨到的訴述。作者無一不再說明這一個詞，一個影響著中國二千多年曆史的詞——道德，在中國曾經一直以道德代替著法律，到了明朝已達到頂峰，這也使其把明朝推向了黑暗的深淵。
作者在書中末段指到了：“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作者一語便點出了我們這個龐大的帝國王朝的癥結所在，這也是我們大明王朝乃至我們所有的封建王朝的晚期所需要改革的地方。
《萬曆十五年》，由歷史學家黃仁宇所著，作者將目光放在1587這個“無關緊要”的年份，應用萬曆皇帝朱翊鈞、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南京督察院都御史海瑞、薊州總兵官戚繼光，以知府身份掛冠而去的名士李贄這六個人物分別代表著帝國的最高統治者、行政首腦、官僚階級、模範官員、軍事將領、思想界的翹楚，經過對他們的描繪和點評，側面描畫出明王朝的衰落。文中六個人物都試圖有所打破和改動，但被制度所禁錮著的他們，只能成為制度的犧牲品，所以作者也在文中指出，這是“一個大失敗的總記載”。
黃仁宇以“大歷史觀”而出名於世，在《萬曆十五年》也能充沛地表現出來，他以為以道德為規範來評判歷史有失它的合理性，於是他另闢蹊徑，從技術的角度，從制度框架來停止剖析明朝一步步走向衰落的緣由，黃仁宇拓寬了歷史研討視野，從歷史的小細節動身，探求巨集觀的歷史問題，這也是他所說的“敘事無妨細緻，但是結論卻要看遠不顧近。”黃仁宇愈加註重歷史為什麼會開展至此，所以他經過聯絡比擬、歸結等等辦法來得出結論。那麼，在中學歷史教學中，黃仁宇的“大歷史觀”又能起到什麼樣的作用呢?分離《文藝復興》一課的教學案例，來探究一下在“大歷史觀”的指導下，歷史教員應當如何進步學生的歷史思想才能。
以“問題”開端，以“問題”完畢
黃仁宇以“中國社會為什麼不能完成代化”這一問題，而展開一系列對幾千年歷史的探究，在《萬曆十五年》亦是如此，為理解釋為什麼明王朝會一步一步走向衰落，他從各個角度，各個細節來論證它。以前的我們不斷被框死在歷史是怎樣的，而不去尋求歷史為什麼是這樣的，所以，關於歷史，學生需求樹立起問題認識，只要腦中有疑問，有了獵奇心才會去探尋緣由，帶著問題去尋覓史料，才會對歷史有著更深入的瞭解。而於歷史教員而言，創設問題情境，不只會激起學生的求知慾，還能有效提升歷史課堂教學質量。以《文藝復興》為例，在停止歷史教學設計時，能夠設計“文藝復興是如何產生的”，“文藝復興是簡單的古希臘羅馬文化的復興嗎”這些問題來貫串課堂教學，引導學生一步一步發現文藝復興的中心思想是人文主義，對古典文化並非是簡單的“復興”，這其中有繼承，更有創新。應用問題來建構課堂教學，不只能夠協助學生樹立問題認識，同時也能使學生關於歷史課堂中學到的歷史有更深的瞭解，也利於師生一同發掘歷史課堂教學的深度。
培育學生的史料運用和剖析才能
《萬曆十五年》採用了紀傳體的鋪敘方式，黃仁宇用淺顯易懂的言語來記敘史實，加強了可讀性和興趣性，固然結論看似平白無奇，但是它的背後，需求大量的史料來支撐，第一章《萬曆皇帝》所參考的書目，便有《神宗實錄》、《穆宗實錄》、《大明會典》等等。同樣，在學生學習歷史學問的過程中，也要牢牢抓住史料，提升對史料的整理和了解才能。在《文藝溫習》為例，在講述到文藝復興的背景時，便可應用史料停止引導。如“義大利，……那裡最早呈現資本主義萌芽。這客觀上需求促使一種不同於封建文化的新文化產生並且開展起來……”經過這則資料，歷史教員能夠讓學生聯絡資料和書本內容停止考慮，從經濟的角度的動身，文藝復興產生的緣由。依據資料，學生能夠總結收工商業曾經有了一定的開展，一些城市呈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在歷史教學過程中，歷史教員有認識的培育學生對史料的閱讀和分析才能，可以協助學生培育“論從史出”的治史肉體，構成歷史學習的正確辦法。
無論是從黃仁宇的“大歷史觀”動身，還是新課程規範的請求，都對學生的歷史思想才能提出了更高的請求，而在詳細的歷史課堂教學理論中融入“大歷史觀”，對教學方式、教學手腕、內容組織的豐厚和開展有著重要意義。在這一過程中，不只能夠提升學生的發現、剖析和處理問題的才能，提升學生史料剖析才能，同時也有助於加強學生對歷史的考慮認識和整體認識。
在歷史上，萬曆十五年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這本書命名為萬曆十五年，但所寫內容並非是那一年的事情，也不只是萬曆年間的事情。而是通過這本書，寫出了明代官場的黑暗，明朝滅亡的根本原因以及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特點。
在明朝，整個帝國的統治者並不是皇帝，而是整個文官集團。這與我在高中歷史中所學的皇權至高無上是截然不同的。即使是皇帝，也不可以觸動文官集團的利益。明朝的文官們也可以為了集團的利益而捨棄自己的生命，甘願為他人作為墊腳石，具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精神。
在這本書中，我也看到了世態炎涼。張居正輔佐萬曆皇帝，排除萬難推行萬曆新政，為了國家嘔心瀝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但是張居正身居高位，獨攬大權的張居正，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滿。在他去世後，由於一些人的私慾，對張先生進行栽贓陷害，最終徹底激怒萬曆，將其抄家，家屬流放。張居正一生為國任勞任怨的功德，換來的竟是家族子孫的大難。一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場。人亡而政息，張居正在位時所採取的新政，也恢復為曾經充滿弊端的政策。使得剛開始走向正軌的明王朝，繼續走下坡路。這也註定了明王朝的毀滅。
嗚呼!苦心孤詣的張居正傾盡半生的努力到頭來竟換來一個這樣的結局。
張居正死後被清算，就是因為他沒有看透當時的文官集團。他那大刀闊斧的改革政策，往往觸動了大部分文官的利益，所實施的改革制度和現行的文官制度格格不入。而他的下一任首輔申時行則看似明白這一規則。他就作為文官們與皇帝的緩衝劑，當一個名副其實的“和事老”才得以全身而退。
亡國之理，在於不和。為了明朝政府的強盛，不得不去實行那些政策，但實行政策的同時，卻無法保證文官集團的利益。如此矛盾的事實之下，較弱的“改革方”只能任由“保守方”吞噬。而如此進行下去，國力便日益衰微，儼然成為一種惡性迴圈。
“和”這個字看似簡單，卻是連萬曆首輔也難以輕易做到。當百姓和，將相和，君臣和之時，一個國家才能真正崛起，並致萬乘之勢。
萬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歐洲歷史上，正是文藝復興和地理大發現的時代;而在中國，在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於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際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在歷史學家黃仁宇的筆下，我們開始了一場難忘的大歷史之旅……
固步自封的年代，一切試圖革新的傾向，都是不合時宜的，一切企圖在虛偽而又被認為是萬能的道德之外發展法治的觀點，都是異端邪說。於是改革家空有抱負而鮮有實踐之機，變革在重重困難中或夭折，或走樣;道德純正的人儘管其行為獲得了統治者的讚賞和平民的欽佩，卻難以獲得效仿——無人想去發揚和繼承其高尚品質。對他們來說，陽奉陰違，道貌岸然所帶的，比這虛名要現實和功利的多;真正的時代思想者只能在被打壓中度過一生。他發現自己的學說沒有付諸實踐的可能，“他就只好把它美術化或神祕化”。
一個年輕的、曾經試圖勵精圖治的君主，在諸多程式阻礙下，只能循規蹈矩，延續枯燥。他並不甘心：也許出於負氣，或者是無奈的消極反抗，此後(1587年)很多年，眾臣再也很難輕易見到他出席各種儀式——漫長的怠政在明王朝的歷史軌跡上延續 。從他觀賞中官擲銀取樂表明，“一個喜歡活動的人具備著充沛的精力，但又無法用之於做出積極的創造” 。他的壯志，他的巨集圖，已是歷史雲煙，難以再續。立，何其難也，而破，也是千難萬難。
“在按著固定節奏流逝的時光之中，既缺乏動人心魄的事件，也缺乏令人企羨的奇遇。”在安逸的光景中，守成名正言順的成為單調生活的旋律。於是，一切變得不那麼重要，一切似乎可以無所謂。安逸，足以造就肆無忌憚的不思進取。在平淡無奇的格式生活中，枯燥成為了年輕君王的必修課。他的苦悶，乃是歷史的悲劇。
世界上有一種人，他們的品德可謂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卻鮮有人會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他們大多活在官方的宣傳和平民的稱讚之中。他們的信條和個性使他們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遺棄。這就是說，他們雖然被人仰慕，但沒有人按照他們的榜樣辦事”。就如很多人希望別人皆雷鋒，卻很少考慮自己也應該那樣無私。他們只是“可以和舞臺上的英雄人物一樣，在情緒上激動大多數的觀眾”，卻無法引起公眾行為上的追隨。海瑞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具有強烈的道德和社會責任意識，他的一生體現了一個有道德教養的讀書人服務於公眾而犧牲自我的精神”。他嚴格要求自己，也同意嚴格要求別人。於是他的所作所為，令各方面感到為難和糾結。萬曆十五年，歲暮天寒，“海瑞的死訊傳出，無疑使北京負責人事的官員大大的鬆了一口去，因為他們再也用不著為大眾心目中的英雄——到處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做作安排了”。
人們總是喜歡將自己打扮成道德標杆，高尚莫比，嚴以待人，卻無法嚴以律己，甚至寬以待己;相應的，同時他們也就把自己當作道德監督者，實踐總是別人的事，而他們只需對此指手劃腳，品頭論足。因而他們總是正確，別人多少——如果不是總是的話——有錯。明朝歷史上，就有一位這樣的人物——張居正。“張先生言行不一，他滿口節儉，但事實證明他的私生活極其奢侈”。據說張居正大人的官轎，32人抬著(按當時禮制皇帝也不過16人規模)，約有50平米，分為會客室和臥室，全套明式傢俱，還有個獨立衛生間。轎四周有圍廊以供觀景怡情。這位節儉的倡導者，以聖賢自居的張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
在作者看來，“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治，至明代而極，這是一切問題的癥結”。在人類文明發展歷程中，道德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它促進人類共同行為準則的形成並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它。但是將道德——一成不變的道德準則——作為萬能的手段來調控社會的一切問題，則是荒繆的異想天開。道德必須被遵守和實踐，乃至被信仰，否則便是虛偽的。然而缺少制度的規制和約束，在功利主義——毋庸質疑，我們大多數人是這樣的——作用下，道德就很難突破停留在口號和宣傳中的困境，成為難堪的所在。而法治，則彌補了道德的缺陷，從而“使人類的行為服從於規則之治”(富勒語)。法治應當成為一種公眾信仰。而正如蘇力教授所認為的那樣：“這裡所說的信仰並不是一種言詞上的表白，一種決心，而必須是一種身心的投入;而且由於法律是一種社會的全民的事業，因此對法律的信仰甚至也不是某個或某些個體的心靈活動，而是整個社會的實踐顯示出的對法律的尊重和倚重。”
當前，中國正處於法治建設和社會改革的關鍵時期，書中對歷史的反思，以古為鑑，今人未嘗不能得到若干啟示，“給中國留下一個天翻地覆、徹底創造歷史的機緣”，創造法治歷史時代的機緣。
初次接觸書名，給我的直覺，無非是寫萬曆十五年那一年發生的歷史事件。該書是黃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三十年之嘔心力作。最早在美國出版，該書的英文名字翻譯成漢語就是“平淡的1587年”。大明立國近三百年，我國封建社會近兩千年，但但摘取這一年，能寫出什麼樣的歷史?讀史可以明志，讀史需要一顆寧靜的心，去解讀那深邃沉澱的歷史。我細細翻來，每天讀那麼一小段，合上書本之後，又再去慢慢回味。瞬間，那種瀰漫著焦慮，掙扎，痛苦的人物，一個個活生生起來。從首輔大學士張居正，和事佬申時行，思想家李贄，軍事家戚繼光，清官海瑞，以及萬人之上的萬曆皇帝，沒有一個不是生活在痛苦之中，他們現實的遭遇和治理天下的巨集大理想，都有著無法彌合的衝突。這些人都沒有善終，甚至於抄家罰沒。這是一本以平淡的1587年為基本支撐點，然後讓人物陸續施展自己的政治包袱，現實與理想的碰撞，失敗後的毀滅。
作者以一斑而窺全豹的方式，一絲一縷的分析，視野直指上千年的中國歷史。中國從漢代獨尊儒術之後，中華民族的歷史，基本上都是以儒家思想和孔孟之道來統治天下。歷朝歷代，都是通過龐大的文官集團，實行郡縣制，來統治全國。隋代以後，通過科舉制度來選拔官吏，這些文官從小就飽讀經書，滿腦子的孔孟思想，都以仁政愛民為基本的做官准則，時刻要體恤民情，以民為本。這些封建社會的官吏，薪俸很低，要維持自己家庭的生計，享受錦衣玉食，根本無法實現。然後就行成了一套官場的歷史潛規則。一方面道貌岸然的宣揚孔孟之道，一方面又魚肉百姓，實現自己小團體和大團體的利益最大化，為自己的找到更合理的藉口。在封建社會，歷代帝王，都是宣傳以德治國，沒有健全的，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即使有相關的法律制度，也被歷史潛規則打破。同時官員為官的行為，又缺少及時的監督和制約，這就造成了官員們當面一套，背後一套，陽奉陰違，完全為自己的小九九做打算。官員的臉只會向上看，只對上級負責，又怎麼會對百姓負責?那些文官們內心深處的尷尬和不安，也對他們的思想產生很大的影響，一方面是聖賢書的教導，一方面是現實裡必須接受的官場潛規則。當文官們在捫心自問和尷尬之後，聰明的大腦很快就會適應這樣的官場潛規則，搜刮起民脂民膏，哪裡還會有憐憫之心?
在這一制度下的悲情人物，首推海瑞。海瑞是個清官，是個楷模，正是因為寡而鮮，才能成為模範，滿朝文官都是海瑞，何來楷模?當海瑞在孔孟思想的薰陶下，立志做為一個清官的時候，他的私人道德其實已經和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公共道德，或者說官場潛規則發生了衝突。很多文官，都知道自己去是不對的，但是，你要想在這個圈內生活下去，你就必須去貪汙，去隨波逐流，否則，只有頭破血流。儒家思想的道德體系，給予了海瑞無窮的力量，讓他無所畏懼的站在反對的最前沿。可是，整個文官集團，都滿足於現狀，並安於現狀的時候，他們所接受的孔孟之道的思想，就發生了根本的質變。一方面認識到遵守道德體系要丟官罷官，一方面又要宣揚道德體系來維護他們的統治，就會表面裝作清廉的樣子，背地裡嘩嘩的數銀子。越是高調的文官，越是最大的貪官。道德以陽的一面存在，而私慾則以陰的一面存在。當道德給他做了一個幌子的時候，私慾就可以無限制的膨脹。當道德可以代替管理國家的時候，文官集團裡的官員，則會打著道德的幌子滿足自己的私慾，每個人從骨子裡並不鄙視海瑞，甚至是仰望海瑞，但是，沒有人願意做海瑞，這就是封建社會文官集團的現狀。
對於孔孟之道的作用，歷代皇帝都極力推崇。他們和他們的文官集團想用道德的力量，來統治他們的疆土和人民。用道德體系來保障鄉土秩序，而不去大力的發展科學技術。在1587年，萬曆領導下的文官們在勾心鬥角的時候，西班牙人帶著他們的堅船利炮，發動了對英國的全面戰爭。西方也拉開了全面的工業革命。歷代皇帝都會被推崇為人的楷模，上天之子。萬曆從懵懂無知的小皇帝，到勵精圖治的精幹皇帝，再到頹廢無為的慵懶皇帝，他的思想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他在年輕的時候，多麼的想建立一個強盛的大明帝國，而且親身去實行各種禮儀規範。來實現以“禮”來建立人們對道德的信心。可是，當他在看穿了這些文官們的陰陽兩面以後，思想發生很深的變化，開始了消極怠工。他的消極怠工，不是針對個別文官，而是針對整個道德禮治體系。在傳統戲劇裡，皇帝都是至高無上的權威，有生殺予奪的大權，而瞭解了萬曆的遭遇之後，也明白過來，皇帝並非可以隨心所欲，皇帝只不過封建帝制裡的一顆最大的棋子而已，而且始終受著道德禮教體系的壓抑和控制。
勵精圖治，嘔心瀝血的萬曆首輔張居正。他幾乎開創了“萬曆盛世”，把明朝多年的積弊，表面上一掃而光，國庫充盈，而實際上他為明朝的最後滅亡埋下了最大的禍根。他死後遭遇清算，其實與萬曆關係不大，主要是因為他的性格造成的。從小就接受孔孟之道教育的張居正，身居首輔之後，一心只想把大明江山，打造的秀美絕倫。他所實施的改革制度和現行的文官制度格格不入，他沒有從根子上發現，一次大改革措施，要從根本上能讓絕大多數文官相安無事，否則理論上的完美，最終也是以慘敗收場，歷史上的王安石變法也是如此。他的死後被清算，甚至他生前所提拔的官吏受到牽連，這不能不說是他一生最大的失敗，當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文官體制上有缺陷的時候，他以個人之力，想改變整個時代，則是多麼的渺小無奈。以至於後來的首輔申時行，好像看透了其間玄機，做起了和事佬，成了一個萬曆皇帝和文官之間的緩衝劑，為此不惜犧牲原則。他們二位的做法，初衷都是好，都是想讓大明帝國的國家機器正常運轉起來。可是張居正的緩衝劑失效了，造成了他死後的被清算。在文官集團和萬千小民之間，明朝所採用的就是以禮和道德來維持國家秩序，也可以理解為，明朝並沒有真正以《大明律》來維護他們的統治秩序，而是靠道德和禮教，而道德和禮教又是比較抽象的一些準則，在私慾面前，不堪一擊。正是這腐朽的制度，才造就了一幕幕慘絕人寰的改朝換代的悲劇。
歷史就是這樣的神奇，透過歷史能讀懂未來。歷史總是在創造匪夷所思的故事，相同的歷史，由不同的人去描述，就會有不同的歷史觀。歷史的真相往往隱藏在細節之中，不同的人發現的細節不一樣，所得到的感悟就迥然不同。《萬曆十五年》所表達的是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的縮影：絕對大多數的人都穿了件絢麗的外衣，那就是滿口仁義道德，背地裡卻幹著傷天害理的勾當，來滿足自己的私慾。
美籍教授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通過紀傳體的方式，生動展示了一幅明王代萬曆年間的王朝畫卷。黃仁宇教授著重寫了萬曆皇帝、改革家張居正、調和者申時行、清流海瑞、武將戚繼光、哲學家李贄等六人的事蹟和思想，從正面或側面描繪了該王朝的面貌，讓今人讀來，能夠感知那個年代;也對明代的制度、文化、經濟、政治有一個較為直觀的認識。從其他歷史書籍我們可知，明王朝從張居正時期(萬曆初期)的中興，逐漸淪落，最後受迫於外交內困，轟然倒塌。這其中，外因通過內因發揮作用，而內因組織的落後、制度的不切實際和僵化，以及由此演化出的嚴重腐敗都是內因的方方面面。由於這些弊端環環相扣，頑疾深遠，以張居正為代表的改革派的所作所為也只是逞一時之強，不可能從根本上撼動帝國建立時的錯誤，而另立新的帝國制度。
我就簡單談談對明王朝的道德、文化、經濟、政治下的制度的認識。
明王朝沒有西方一樣強大的宗教力量，如果說有，也只能是漢朝以來就被歷朝推上神壇的儒家文化。以四書五經為代表的儒家文化，規範著帝國的道德，儒家文化時明王朝的根本，成為指導人們的唯一的道德標準，進而成為治國標準。道德倫常具有非同小可的重要性，約束著社會的各個方面，它們已經取代了“公正性”的法律，自身就是“道德性”的法律，規定著包括皇帝在內的所有人的行為和思想。地方鄉紳自治用傳統道德為標準;官員判案以“四書”為準繩;皇帝欲廢長立幼也要受到倫常的制約。道德倫常為國之根本，它不僅可以指導判案，而且可以替代法律。
用傳統的儒家道德文化文化治國，缺乏“公正性”，而且等級制度森嚴，社會“公正”成為維護固有制度下的犧牲品。“治理國家的官員(以下統稱為文官)大多科舉出身，依靠一群熟讀經史的人治理國家、把控政治的可行性，是由於帝國在體制上實行中央集權制，其精神上的支柱為道德，管理的方法則依靠文牘。”道德至高無上，它不僅可以指導行政，而且可以替代行政。沒有了“公正”的法律，用人治的方式，社會的腐敗容易滋生，因為腐敗者本人，多數為人治的執行者。
制度的設定必須具有切實的可行性和應有的彈性。明代官員的俸祿極低，這是緣於太祖朱元璋在建立本朝時典型的“小農意識”，他的王朝能夠迴歸到樸素的農業社會，除了不遺餘力的打擊大地主和國家工商業外，他希望官員成為人民的僕人，只發卑微的薪水。如：一個正二品尚書一年的俸祿才120兩，實在少得可憐。在建朝200多年的萬曆年間，這一僵化的制度並沒有太多的變化，但現實已經讓他名存實亡。沒有合理薪水收入的文官，通過各種變相的手段獲得處於合法和非法之間的收入，甚至腐敗叢生，以過上驕奢的生活，這成為上至皇帝，下至黎民大家都心照不宣的事情。而這些收入則壓迫在農民的身上，過度繁重的壓力，推動農民不斷走向貧窮的深淵，成為農民起義的重要原因，該制度的設計也就如果一紙空文。
財政稅收制度的效率低下成為政治和軍事的累贅。稅制同樣發源於太祖，他規定，“人民納稅的實物不入府庫，直接供應軍士的家庭，軍士則不再發餉。”這樣的做法除了低效率外，極大的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黃教授指出：“如果軍需稅收總髮總收，國內交通通訊必然相應而有較大進步，次之則保險業、銀行業就會應客觀的需要而產生，商業組織和法律也會有所發展。”財政稅收以“樸素農業”的方式設定，讓明王朝的經濟發展被禁錮，而施政的方針和目的，也不是提倡發展先進經濟，而是維持穩定和平均的狀態。而軍事方面，財稅制度的落後，成為限制區域軍事指揮的一大因素，也讓明王朝縱有當時世界上為數最多的陸軍，軍事效率卻不高。這從江浙、福建沿海地區受到日本倭寇常年攻擊就可以看出。另外，文官集團對武官權利的限制在沒有外敵的情況下還有可行性，但當發展壯大的滿族成為強大的外患時，就讓帝國變得沒有戰鬥力。
缺乏民間金融系統，導致高利貸橫行，大量民間土地被權貴兼併，農民流離失所，這成為明王朝滅亡的經濟根源。及至萬曆一朝，太祖朱元璋時期設立的“土地均分”已經不復存在，大量土地為少數權貴階層所有，農民中的自耕農數量不斷銳減，喪失土地的農民成為佃農，因而備受盤剝，變得愈加貧困，這一經濟隱患就會演化成政治問題，無數農民就會揭竿而起。
一般在王朝建立之初，大地主、官僚階級在農民運動中受到極大打擊，而實行的恢復生產的政策，為了鼓勵生產，也會讓農民佔有相當的土地。隨著時間的推移，大多數農民會因各種原因變得手頭資金緊張，在沒有其他金融系統的時候，只能通過典當、高利貸等方式籌集零時短缺資金，但是這些籌資方式的成本奇高，無法還債的農家就只得將土地抵押還債，由此走向了貧困的深淵。再加上權貴階層的侵佔，大量農民相繼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而此時的官僚機構也變得異常腐敗。少數獲得土地的農民和權利相結合，形成壓在農民身上的食利集團。如果食利集團擴大，帝國總體人口增加再加上天災人禍，要麼餓死要麼戰死的農民會紛紛選擇起義，這成為歷朝歷代滅亡的重要原因。兩千年的封建歷史就是這一過程的不斷輪迴。
這其中，文官集團的腐敗和民間高利貸二者是重要的原因。我個人認為，腐敗乃是根本原因，因為腐敗榨乾了農民的剩餘，而高利貸則為推動農民走向貧困的加速器，它讓農民更加迅速的失去土地。在中央集權的社會，權利來自於上方，民眾自身又沒有權利;在資訊落後和等級森嚴的社會，地方權利受到的約束和監督少得可憐，嚴重腐敗變得不可避免。即使有張居正之類的改革家，或有皇帝整肅吏治的決心，都只是以一己之力對抗制度的徒勞。
進一步的說，王朝建立在禁錮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又受到權貴階層的奢侈巨耗，加上新增人口的巨大需求，才使得王朝覆滅不可避免。經濟學說推動經濟發展，民主學派的權利制衡，以及人口控制的實施可以讓社會長治久安。若再有“兩個公平”(生存公平、機會公平)和軍事保障，則可謂一個理想型的社會，但是人類至今能夠獲得這種制度的可能性小之又小。
政治方面，儘管明王朝的皇權在歷朝中已經非常強大，但是黃仁宇教授則反覆強調文官集團和皇權的博弈，甚至文官集團擁有相當大的權力。萬曆皇帝坐姿不雅，他們會立馬批評;萬曆皇帝喜愛書法，它們會加以限制;萬曆皇帝欲立三皇子為太子，他們則堅決反對。以至後來萬曆僅為皇權的象徵，其權力的行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官的制約。萬曆本人可以免去或者誅殺冒犯他的文官的職務，但卻對整個文官集團無能為力。
首輔張居正執政時期，萬曆正處少年，為了進行執政和推動改革，張居正以皇帝和太后給予的信任，直接或間接培養出很大的勢力集團，其中，擔任京城要職的官員大都為他一手提拔，但縱使如此，文官中也有不少倒張勢力，不斷對其進行彈劾，而且好幾次都嚴重危及他的地位，必須得皇帝嚴厲懲罰相關官員，才能遏制進一步的彈劾。首輔申時行時期，他的作用更像是皇帝與文官之間的調和者，他會用委婉的手段讓萬曆皇帝順從文官的主張，同時又幫助萬曆皇帝實行皇權，但終於得罪了文官集團，被彈劾。在他被迫下臺之後，萬曆皇帝和文官集團因缺乏調和者而導致萬曆長達二十年的消極怠工。
皇權方面，萬曆相信自己的權利是受命於天，天意能否持久則在於人和，否則他就會被推翻。在明王朝初期，皇權有很大的權力，及至萬曆的叔祖正德皇帝，他可以為所欲為，不上早朝，在皇宮外居住並煉丹求仙，將文官集團的請求置之不理。萬曆當朝時年齡尚小，許多事情必須依賴老師張居正，大伴馮保以及太后的主持才能進行，他成為了皇權的象徵(像皇帝出席各種儀式)，而非皇權本身(自己施政很少)。萬曆作為皇帝是有其行為準則的少年時期，他成長極哭，學習、出席儀式、早朝、批閱奏摺等等，佔據了他大部分的時間。皇帝的身份也讓他的情感無法交流，對待文官必須莊重，甚至對母后也只能通過信函以文字的方式交流。萬曆更加受到以“四書”為代表的傳統道德文化的規範，這個規範也是文官集團對他的規範，文官集團希望萬曆皇帝成為嚴格按照傳統道德倫理行事的皇帝，否則，他們則會不斷批評皇帝的行為。
雖然共同約束著萬曆皇帝，文官集團內部卻不是一團和氣，他們之間自然形成各種小利益團體。同一個地方的文官成為“鄉誼”，同年考取進士的為“年誼”，還有師生關係，受同一人提拔的關係以及姻親而形成的裙帶關係等等各種利益團體。這些團體會相互競爭，已獲得更大的權力和地位。
另外一方面，他們又共同構成了文官整體，具有很大的共同性，一起制約著皇權。文官中大多數都是科舉出身，共同受到“四書”教導，而科舉制度則是按照朱熹註釋的“四書”機械的思考和回答。“四書”中的傳統和道德成為文官中共同認可的，是帝國的基石;文官以“四書”為準則，來要求萬曆皇帝。如果萬曆皇帝不符合他們的期望，對其責備就相當嚴厲，海瑞上書說萬曆皇帝虛榮、殘忍、自私;御史上書說萬曆皇帝收受賄賂，更有一批文官抱著必死的決心，指責萬曆皇帝，希望能夠受刑，成就他們揚名史冊的願望。在萬曆年間，由於皇權變弱，文官集團成為了帝國的實際所有者。對上，政令的執行又必須依靠文官集團，他們可以制約皇權;對下，他們又佔有大部分的土地和財富，控制著地方鄉紳。
地方鄉紳也有較大的力量。明朝最低階政府為縣制，而知縣(縣長)一人統管民、政、軍，由於官僚機構的範圍有限，地方官員不得不依賴地方鄉紳治理鄉一級別的地區。鄉紳多為宗祠的族長、退位的文官都是讀過書的知識分子，他們的話就相當於法律，而他們斷定是非的標準就是“四書”，鄉紳自治保證了明王朝的穩定，也使得傳統道德的規範灌輸到帝國的最下層人民中。
黃先生的大歷史觀是指：以一個時間基點為原點，前後各推一段時間，梳理整個大歷史段的重要事件，最終要有“站在隧道外的觀感”。具體到萬曆十五年，即為1587年為基點，以萬曆皇帝、張居正、申時行、戚繼光、海瑞和李贄等歷史關鍵人物為代表，著重挑選具備後世參考價值和社會歷史性的事件進行闡述。
明清兩代為中國封建制度畫上了一個句號。政治上，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達到頂峰，從明成祖設立內閣，到清雍正帝設立軍機處，明清政治達到專制頂峰。明代的“仁宣之治”、隆慶新政和張居正改革為後世治國者所稱道。經濟上，從張居正改革的一條鞭法開始，到清代中期的攤丁入畝政策，農業人口激增，農業生態環境顯著改善，農耕文明達到極盛。
在江浙一帶，則出現了以僱傭關係為代表的資本主義萌芽，製造業、紡織業等成為解決地方人口就業的重要產業。軍事上，統一多民族國家背景下的邊防矛盾呈現由內向外轉移的過程。行省制度得以完善，中國疆域空前遼闊。
北方諸鎮的邊防措施——萬里長城得以修復，火器越來越多的應用於軍事領域。募兵制和地方武裝在鎮壓內部起義時發揮了重要作用。文化上，程朱理學高度統一，八股制度一方面選拔出了大量的優秀人才，同時也鉗制了知識分子的思想。
四百年，歷史中不算短的一段，雖然只有周朝八百年天下的一半。從1587年到1987年，它跨越了中國古代、近現代和當代，如果我們按習慣把1840年作為分界線的話。要是把這期間世界發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用文字記錄下來，估計光造紙需要砍伐的森林面積就會遠遠超出1987年大興安嶺火災造成的損失。幸運的是，人類具有遺忘功能，很多無足輕重的小事不需要記載也無須記憶，否則我們都該生活在沙漠了。但同樣幸運的是發生在1587年的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被記錄了下來，更幸運的是一位叫黃仁宇的華人把這些事件歸納分析並提出一種謂之大歷史觀的觀點，而後歷時7年成書《萬曆十五年》。
一、四百年的輪迴
1587年，明萬曆十五年的中國，談不上風雨飄搖，也不能說是病入膏肓，這個外強中乾的大帝國只是患上了慢性病，就如千里之堤上出現了一些無關緊要的蟻穴。這一年，實在是平淡無奇。在這無關緊要的歲月裡，有灰心朝政的當朝皇帝;有變法失敗的前任首輔;有維持現狀的現任閣僚;有無人效仿的模範文官;有知音難覓的優秀將領;還有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思想家。天下太平，波瀾不驚，龐大的中央帝國已經走過近兩千年，此時還遠未走到盡頭。在西方，西班牙的無敵艦隊正準備啟航，北上征討聯合王國。用不了多久，它就會以自己的消亡開啟大英帝國此後數百年的輝煌。中國也因此逐漸被強行推入所謂的現代，用黃仁宇的話來說，猶如讓一隻走獸，硬生生地變作飛禽。結局當然是落得不會飛也不會走，中國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
四百年後的1987年，年輕的共和國38歲，實施改革開放不久，正處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西方湧入的思想帶來極大的衝擊和震盪，這個古老的國度已是人心湧動，黨的領導人也剛剛在年初完成交接，這預示著政局也將隨之發生變化。歷經近十年的解放思想和不斷摸索實踐，執政者在1987年發現了讓中國實現騰飛的一體兩翼飛行器，即黨的十三大提出的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分三步走則是目標設定。這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從、土地改革、姓資姓社大討論等一系列實踐中提煉得來的。也是這一年開始，東歐一些國家相繼出現社會動-亂，隨後幾年發生了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但這次多米諾骨牌效應在中國身上失效了，社會主義的大旗非但沒有倒下，東方巨人的身姿還逾見挺拔，雖然這以後出現了89年的、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但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歷史軌跡已不可更改。
二、從下降通道到上升通道
明朝稅重民窮，水深火熱是眾所周知的。苛稅猛於虎，《萬曆十五年》之前的很多作品都認為稅收過多是百姓貧困的首要原因。黃仁宇先生則認為民窮的根本在於律制的僵化和政府的低能腐-敗，主張從制度層面解答李約瑟之謎。國家稅率低，受惠者並非農民，只是鼓勵了小地主加重剝削以及官僚鄉里額外加徵，自肥腰包。同時政府極力維護落後的農業經濟，不願發展商業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由先進的漢唐變為落後的明清的主要原因。書中所記述的萬曆皇帝、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南京都察院督御史海瑞、薊州總兵戚繼光、以知府身份掛官而去的名士李贄，他們或身敗名裂或壯志難酬鬱鬱而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這一切都是因為制度已經山窮水盡，不光是庶民，乃至天子，都無不成為犧牲品。
1920xx年的辛亥革命使封建皇權制度走到了它的終點，但中國卻進入了長達38年的黎明前黑暗，直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古老的東方才現出曙光。在戰火紛飛的暗夜中，馬克思主義飄洋過海來到中國並迅速傳播開來，經與中國的革命和實踐結合，產生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歷史翻開了全新的一頁。幾經曲折，幾經摸索，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民-主、自由、法治的思想漸漸深入人心，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取代以階級鬥爭為綱成為前進的指南，市場經濟體制則成為了推動國家機器前行的引擎。思想的解放，制度的變革，使中國在近四百年後，從下降通道重返上升通道。
早就耳聞過<萬曆十五年>，一直很好奇，究竟是一本怎樣的好書呢!然而本人才識短淺，對中國古代的歷史又不甚感興趣，終日只做些個打發時間的無聊之事，並無意志能夠沉下心來拜讀大作。近日，機緣巧合，我終於有幸能夠跟著黃仁宇先生一起去走向那個年代，用一種完全不一樣的眼光來審視那段歷史和那段歷史中的人物。不覺一種相見恨晚之感油然而生，也然世之傳言--這著實是一本能夠並已經在海內外產生巨大影響的好書。
<萬曆十五年>，英文名“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正如作者自譯的這個名字一樣，1587，相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有著兩千多年曆史，發生過無數大事件的國家來說，這一年真的太平靜了。然而作者卻憑藉其嚴謹的治學態度，紮實的治學成果帶領我們從這個毫無大事可記的年份中發生的一些小事看起，去鳥瞰整個明王朝的衰敗的背影，進而分析整個中國在近代衰落的原因。
1587，始於萬曆皇帝要舉行午朝大典的一個謠傳，終於皇帝要對前宰輔張居正調查。期間作者洋洋灑灑數萬言，盡述萬曆皇帝的悲苦而又機械的一生。萬曆並非像我們原先想象中的一樣是個昏庸無能的君主。他也有理想，小時也很機敏，也想成為彪炳千古的一代明主，到最後都想做成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然而那個急需一個明主的時代，卻恰恰是一個容不下明主的時代，於是萬曆終於從文官集團終日拿來教育人，管理社會的虛偽的封建道德禮教的枷鎖中心灰意冷下來，對朝事日趨冷淡，對人生日趨失去希望!當他最終在立儲這件事中屈服的時候，他也就成了真正的“活著的祖宗”。他擁有至高無上的皇權，但是他又決斷不了任何大事。他悲劇的一生，他有似工具的一生告訴我們的是這個時代的帶給人的無盡的痛苦。
1587，距離首輔張居正過世已經五年了。雖然他早已不在人世，但圍繞他的風波並未隨他而去。此刻萬曆正在重新認識這個他昔日的老師，他絕對信任首輔!然而，在文官集團的集體操縱和誹謗下，現實告訴他的是，這個他絕對信任和尊敬的人卻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偽君子。從昔日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擁有絕對權威的首輔到現在為“萬人唾棄”的偽君子，我們僅僅感嘆於世態滄桑似乎還不夠。張居正在位的時候，為國辦了不少好事，他想成為相管仲樂毅那樣的人物，他想匡扶社稷，拯救蒼生。他要輔佐8歲的皇帝成為新的彪炳史冊的賢主明君，開創“萬曆盛世”。但是他越是努力，卻越成為眾矢之的。他當然可以憑藉其一時的權勢和萬曆的信任而暫時安穩，但是當其一旦失去這種權勢和信任的時候，他也就摔的越重。歷史的發展趨勢是他所不能夠左右的，即使是生為人君的萬曆也無可奈何，因此他的這種抗爭也就成了一種痛苦的悲號!悲號過後，他也就隨著黃土一同走進了歷史，留與後人或是或非的評說!
1587，此時正是首輔申時行當權的時代，他已在這個位置上面四年了!申時行和張居正一樣，也是萬曆的老師，深受萬曆的信任。他早年受張居正提拔而能位列大學士。但是他這個人極會為人，雖得張居正提拔，卻能夠在清算張居正的運動中免受牽連，最後還能身居首輔。由於親眼目睹了前幾任的種種結局，他深知當時文官集團的勢力之大。即使是人君萬曆尚且拿他們毫無辦法，更何況與他呢。於是，他就充當起了和事佬的角設，憑藉其過人的眼光和傑出的政治才幹去化解各種隱伏的危機，他要調停皇帝與文臣的矛盾，他要調解文臣與武將之間的矛盾，他還要調解各文臣集團之間的矛盾，等等。他就是這樣的一個和事佬，以至後人在歸結其功績的時候盡無事可記。要知道盡管是“被人唾罵”的其前任張居正都有不少讓人們不得不承認的功績啊!然而正是這種無功績恰是他的最大的功績，他很好的完成了在那中社會條件下一個首輔所能夠做的事情--調和矛盾!然而，生於那個時代，他即使有再高的能力，也免不了最後丟官歸家的命運!
1587，還有傳奇人物海瑞的辭世，孤獨將領戚繼光的離開，思想家哲學家李贄的剃度為僧。他們都免不了悲劇的命運。正如作者在書中末尾寫道的一樣:
“1587年，是為萬曆十五年，丁亥次歲，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宴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階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汙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人則身敗而兼名裂。”
讀到此，我們也就初步理解了作者所宣揚的“大歷史觀”了。正是作者以淵博的知識結構高屋建瓴的解讀那段歷史，為我們提供一種不同於以往的看待歷史的眼光。他著眼事情雖小，但反映的時代和歷史卻很大。見微知著，處處體現著認識的智慧。
大歷史觀，需要我們跳出當前的視野侷限，把目光放到更加廣闊的時代背景中去了解歷史，正視現實，開創未來。
初讀下來，已讓我陷入深深的思考當中了……
近日拜讀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此書英文名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可直譯為“平淡的1587年”。黃仁宇先生並非如傳統史記般瑣碎地描寫該年事記，而是以1587年為支點，將明後期的歷史支撐開來，更大的意圖在於從人性角度闡釋中國文明史。我不是學歷史的，所謂“門內看行道，門外看熱鬧”，在熱鬧之餘，漸覺歷史大潮從心中湧過，一時感慨萬分，以求一吐為快。
一歷史
歷史本無所謂錯與對，但人們在討論歷史的時候總愛如此評論：“如果當年韓信在漢中自立為王……”，“假如元朝大軍向日本進發不遇到海難……”，這些言論無法改變已過去的事實，有意義的在於總結經驗，以改造未來。昆德拉所言“永遠隆起的硬塊”意亦如此。
歷史是慾望推動的，眾多的慾望組成之合力是人類社會發展至今的力量之源。人類開始住在樹上，想到地面生活更好，就到了地面。先是打獵為生，後覺得植物也不錯，於是開始了種植。當然，這其中固然有很多衝突和矛盾，比如在有的人想從樹上跑下來的時候，其他的強烈反對，“野獸來了怎麼辦?”“在地上怎麼睡啊?……，這些反對和贊成衝突融合，推動了人類的進步。
最初的人類公社，是人類最團結的時刻，因為那時人常常捱餓，用馬斯洛的理論來說，就是人的需求還處於最低層——生理需求。要吃飽飯這統一的慾望就是團結的基石，同一團隊的人必須要相互配合才能獵取到食物。但通常這僅侷限於內部，在部落與部落之間，如何獲得更多的食物就不再是能靠協作解決的問題，資源爭鬥(搶地盤)則成了更能解決問題的手段，戰爭和掠奪由此而生。
在生理需求得到滿足之後，更高層次需求相應而生。得到尊重變成了理所當然的追求。由於得到尊重的主體必然是個人的，這種慾望徹底破壞了團結，成員之間相互衝突，出現了社會等級。
二道德
等級制度的確立並沒有徹底解決個人與個人之間的慾望的衝突，這種用暴力或者其他強制性力量對衝突進行緩衝，這種衝突急迫地需要解決，同時勝利者希望自己的地位能夠長久保持，因而道德呼之而出。
道德實際上就是對慾望的抑制，是對慾望衝突最有效的協調中和。
道德是神祕主義的法律，法律則意味著工具性，這種神祕主義色彩和工具性相互矛盾的兩大特性同存。神祕主義是人類思維的黑洞，是超越人類理性思維之外的東西，中間蘊涵著最強大的能量，這就是道德這個工具難以控制的根源。希特勒從這個黑洞裡舀了一點能量出來便世界大亂，拉登沾了一點就能製造“9.11“。
道德自然而然地成為抑制人的慾望的工具，道德本身的神祕主義特點就意味著對道德的理解的多樣性。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學派對如何吃麵包都做了嚴格的規定，這讓今天的我們感到好笑;伊斯蘭教的婦女們個個是蒙面大俠，讓漢人望而生畏;縱慾主義和禁慾主義的爭論今天依然激烈，這說明了道德由於其神祕主義特性，無力完成對慾望的徹底控制，道德只是神祕主義的法律，而不是單純的法律，有時相反成了慾望衝突中的武器工具。
事實上中華帝國從古到今，道德都成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漢王朝開始，就以道德為根基建構社會制度，但德治始終是美麗的夢想，當管理體系中的大多數成員都把道德當成有效手段，整個社會呈兩幅畫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掛在口頭的目標，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對追求自己的私慾。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著稀有罕見，然後大家都懷著萬分景仰的心態仰望海瑞，心中卻想著自己的勾當，卻誰也不肯去做海瑞，這就是中國政界的現狀。這也是中國整個社會狀況的縮影，絕大多數人都將仁義道德披上，穿上這件漂亮絢爛的衣服，以高尚的名義，行苟且之事。
中國古代的德治，畢竟是種境界，全民景仰，只因無法實現而不去要求自己的生活，然而現在的情況是，以國家的名義公然撒謊，在大家都知道是謊言的情況下，搞政治教育，三個代表，事實上連統治者自己也知道是個謊言，公然推行與所言不符之政策，此實為世界奇觀之最。
總結：當道德變成謊言的時候，對慾望的抑制無能為力的時候，何不撕掉這層厚厚的包袱，以獲新生?慾望是動力，過分地抑制慾望，也讓一切都變得死氣沉沉，自春秋戰國之後，中國從此敗落，蓋為此。
《萬曆十五年》，書名在很久以前就知道了，作者也久聞其名，只是在內心一直怯於去讀它，因為始終覺得它是一本史書，給人一種厚重感，一翻書序就談及財政制度方面，令人不禁生畏。“公元1587年，在中國為明代萬曆十五年，丁亥年……”明史的卷軸漸漸在眼前展開……
直到前些天才下定決心開啟這本塵封已久的書籍，細細讀來，才發現它並非我以為的那樣艱深晦澀。看不多時，我發現《萬曆十五年》可以稱得上是一部奇書，帶給人以震撼的感覺，並非是因為作者寫明朝史寫得非常生動，而是因為作者的視野非常廣，擺脫了普通曆史書枯燥無味的感覺。
故事涉及荒怠朝政的萬曆、被清算的前任首輔張居正、調和文官陰陽的現任首輔申時行、古代模範官僚海瑞、孤獨的將領戚繼光、自相沖突的哲學家李贄。九歲登基而早熟的萬曆皇帝懈怠了皇帝這份工作，寧可躲在宮中看宦官擲銀遊戲，也不願上朝面對百官議政。張居正勵精圖治，仍無法挽回王朝走向衰敗的現實，海瑞一身正氣，卻在官場處處碰壁無法立足，戚繼光抗擊倭寇立下大功，申時行深諳官場之道，也未能帶給明帝國任何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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