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明神宗朱翊鈞，歷來人們大多持否定態度。其實不僅如此，說起明朝的皇帝，人們都沒有好感:他們不理朝政，就像一個個敗家子，折騰著祖宗的基業。在朱家統治時期，雖然寫就了不少的輝煌，也留下了無數的罵名。魯迅先生在論及明朝時曾說:“唐室大有胡氣，明則無賴兒郎。”
但在《萬曆十五年》這本書中，黃仁宇先生則明顯地表達了他對朱翊鈞的同情與悲嘆。當然，黃先生也從他的“大歷史”觀向我們展示了萬曆皇帝的一生，以及萬曆出發，追溯封建統治的源頭，著重剖析了明朝的政治、經濟以及文化，全面給我時期的文臣武將、思想家。
在高中歷史課上，我們都接受了這樣的觀念:封建集權統治在明清空前強化，皇權至高無上。但在萬曆皇帝身上，我們似乎看到了皇權的旁落或者弱化。尤其在立儲這個問題上，萬曆皇帝前前後後奮鬥了三十幾年，終也沒有實現立他最寵愛的皇三子常洵為皇太子的夢想。
我想，其實，這也是萬曆皇帝的可悲之處。封建統治從秦朝到明朝，已經有了一千五百多年的歷史，它所推崇的文官制度，這時已經完備成熟。皇帝，在這個以程朱理學為根本太子思想的國度裡，已經成為一種象徵貨體制。萬曆皇帝，只要努力扮演好他的這個皇帝角色，按時參加各種典禮活動，批准內閣大臣的奏議，在全體文官以及程朱理學的協調下，整個國家基本上就可以正常運轉了。皇帝，似乎已經成了禮制的象徵，國家的精神領袖，倒有點類似於英國君主立憲制下的君主。但這怎麼可能呢?在長達一千五百多年的封建社會裡，皇帝基本上都是呼風喚雨，獨攬大權，說一不二的。
可是，在明朝，在以理學為一切工作活動的指導原則的國家裡，熟悉掌握了理學的文官集團，卻逐漸壯大成熟，甚至達到了與皇權對峙的地步。萬曆皇帝想立皇三子為皇太子，朝臣竭力反對，雙方苦苦鬥爭了三十幾年。最後，萬曆皇帝被迫立皇長子常洛為太子，但這是以六七位閣臣的離職，上百名大臣被降級為沉重代價的。從此以後，萬曆皇帝心灰意冷，深隱後宮，消極怠工。朝臣的奏議，他不予批准，也不加反對，就一直擱著，拖著，讓朝臣的目的也大不到。這很像小孩子的鬥氣行為。但一國之君這樣做，卻是以一個國家的沒落為代價的。
其實，我們都有這樣的疑問:立誰為太子，誰為下一任皇帝，作為臣子的，和他們有多大關係，他們為什麼非得擁護皇長子，甚至不惜和皇帝對著幹?在以嫡以長不以賢的禮法原則下，常洵為長子，就應該為太子。萬曆皇帝立常洛為太子，就是違反禮法的行為。在以禮法為根本原則的社會裡，這是關係國家根本的問題，是不能允許的，即使皇帝也得遵守。
在歷史上，神宗皇帝偏激逆反，昏庸無能。親政初始，清算張居正。他晏處深宮，聲色犬馬，荒廢政事，又大肆兼併土地，溺志於財貨。其在位期間，圍繞太子發生的“國本之爭”，更是將朱王朝進一步推向深淵。
如此可憎之人，必有其可憐之處。在《萬曆十五年》這本書中，我們看到了萬曆皇帝如何從勤勉政事，勵精圖治，逐漸墮落退化。
朱翊鈞自幼聰慧過人，讀經史過目不忘，而且頗為早熟。九歲即位，在生母李太后以及張居正的教導下，也算是一位少年英主。張居正親自教導他，安排課程，指導讀書，選拔賢能的大臣輔導他，培養他治國安邦的本領。雖然十分嚴厲，卻也不妨礙他們建立了深厚的師生情誼。
在張居正生前，皇帝一直支援他的改革。但張居正的正直，卻得罪了不少人，觸動了守舊勢力的利益。在他死後，反對他的人開始反撲。他們紛紛上奏，要求清算張居正。隨著年齡的增長，萬曆皇帝對昔日威炳震主的張居正日益不滿，對他的嚴格管理也感到了厭倦。於是他從維護張居正，到順水推舟地開始了對張居正的清算。這也是在他樹立自己的權威，徹底擺脫張居正的影響。於是，生前忠貞不二的“元輔張先生”，變成了謀國不忠的大奸臣。雖然清算成功，但這對朱翊鈞來說，這肯定是個不小的打擊。為什麼他敬愛的老師就成了亂臣賊子，曾經受過張居正提拔的人為什麼反而要陷害他，這些問題也使皇帝迷茫困惑。於是，他對朝臣的反覆奸詐深惡痛絕。尤其是長達三十幾年的立儲問題，慢慢磨盡了萬曆皇帝的雄心壯志，迫不得已地立長子為儲，也加劇了萬曆皇帝對朝臣的厭惡，以及對政事的熱情。在這一轉變過程中，萬曆皇帝的優柔寡斷的性格也起了不少作用。
黃仁宇寫的《萬曆十五年》這本書的核心思想就是“萬曆十五年平淡無奇，明朝註定滅亡。”也就是說，在平淡無奇的一些日常生活背後，導致了一個不平凡的大帝國的滅亡，這實在是非常經典的。你彷彿看到冰山上面的一角，然後感覺到底下有一個巨大的冰山，在支撐著它，使你認清一個歷史的必然性，明朝的滅亡並不是決定在李自成打進北京城，而是決定在萬曆十五年。
我們可以把萬曆十五年這個時期的明朝看作是一個家族企業，萬曆皇帝就是這個家族企業的繼承人、董事長;把第二章所寫的首輔申時行當做是他任命的 CEO ;把第三章寫的張居正這個人，當作是一個前任的 CEO ，你可以比較前面的 CEO 跟後面的 CEO 做法有什麼不一樣，從而影響了什麼樣的一個未來;第四章，“活著的祖宗”，你可以看作是這個家族企業所遺留下來的一些企業文化、企業的價值觀，所帶來的一些制約，祖宗雖然已經死了，可是彷彿活著，你的權力和限制都是來自祖宗，但是到底對一個人影響有多大，又與這個人的能力有關係，如果萬曆是唐太宗或者康熙這樣的皇帝，把他擺在同樣一個地方，做的肯定是不一樣的事情。
第五章所寫的海瑞，是一個低階別的政府官、地方官，有點像我們分公司、辦事處的主管。他們直接接觸客戶，立即服務，為當地服務。然後他也會產生書中所講的困惑:到底是聽朝廷的，還是要聽老百姓的?類似這種矛盾。像以服務為導向的部門，自然是以客戶為先。但是，朝廷的意願與百姓的心聲，永遠是兩難的選擇。
接下來戚繼光。戚繼光是一個將領，他去打倭寇，這比較像行銷部門，跟競爭對手作行銷的戰爭。例如我 從中國臺灣被派到大陸來，就是一個外派的將領，就是要來攻打這個市場。而在打仗的過程當中，必須要用掉公司大量的資源，但這個仗要怎麼打，公司就要因此決定怎樣去分配資源。
如果說“活著的祖宗”代表了歷史的包袱、歷史的價值觀、或者是朝廷上層的價值觀，第七章講到的李蟄正好相反，代表的是下層平民文化的價值體系和思想體系，他比較接近老百姓，可是跟上層的思想體系有一些衝突，是“自相沖突的哲萬曆十五年讀後感1000字學家”。這就好像剛進公司的大學畢業生，感覺公司的上層，就像是“被腐化的知識分子”，權力很高，已經萎靡了。
從第一章唸到第七章，從“公 司董事長”內心的轉變，一直看到普通人的思想。然後你會慢慢醒悟，平淡的“萬曆十五年”如何決定了幾十年後明朝的滅亡。把它歸到你現在的企業裡面，或許這一週也是平淡無奇，和以前一樣，但可能公司未來的五年就決定在這一週，不是因為這個禮拜產生了什麼驚天動地的大變局，不是!而是在這一週背後，有一個很大的冰山、一個很大的體系在運作，有形的官僚體系，加上無形的思想體系在運作，而導致了你五年後的景況。
這本書的價值就在於，當我們觀察身邊周遭組織裡的這些人，從他們日常的做法、想法、看法當中，可以看到企業未來的興衰，從而培養出一種對未來的洞察力。所以很值得我們去品讀。
《萬曆十五年》，由歷史學家黃仁宇所著，作者將目光放在1587這個“無關緊要”的年份，應用萬曆皇帝朱翊鈞、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南京督察院都御史海瑞、薊州總兵官戚繼光，以知府身份掛冠而去的名士李贄這六個人物分別代表著帝國的最高統治者、行政首腦、官僚階級、模範官員、軍事將領、思想界的翹楚，經過對他們的描繪和點評，側面描畫出明王朝的衰落。文中六個人物都試圖有所打破和改動，但被制度所禁錮著的他們，只能成為制度的犧牲品，所以作者也在文中指出，這是“一個大失敗的總記載”。
黃仁宇以“大歷史觀”而出名於世，在《萬曆十五年》也能充沛地表現出來，他以為以道德為規範來評判歷史有失它的合理性，於是他另闢蹊徑，從技術的角度，從制度框架來停止剖析明朝一步步走向衰落的緣由，黃仁宇拓寬了歷史研討視野，從歷史的小細節動身，探求巨集觀的歷史問題，這也是他所說的“敘事無妨細緻，但是結論卻要看遠不顧近。”黃仁宇愈加註重歷史為什麼會開展至此，所以他經過聯絡比擬、歸結等等辦法來得出結論。那麼，在中學歷史教學中，黃仁宇的“大歷史觀”又能起到什麼樣的作用呢?分離《文藝復興》一課的教學案例，來探究一下在“大歷史觀”的指導下，歷史教員應當如何進步學生的歷史思想才能。
以“問題”開端，以“問題”完畢
黃仁宇以“中國社會為什麼不能完成代化”這一問題，而展開一系列對幾千年歷史的探究，在《萬曆十五年》亦是如此，為理解釋為什麼明王朝會一步一步走向衰落，他從各個角度，各個細節來論證它。以前的我們不斷被框死在歷史是怎樣的，而不去尋求歷史為什麼是這樣的，所以，關於歷史，學生需求樹立起問題認識，只要腦中有疑問，有了獵奇心才會去探尋緣由，帶著問題去尋覓史料，才會對歷史有著更深入的瞭解。而於歷史教員而言，創設問題情境，不只會激起學生的求知慾，還能有效提升歷史課堂教學質量。以《文藝復興》為例，在停止歷史教學設計時，能夠設計“文藝復興是如何產生的”，“文藝復興是簡單的古希臘羅馬文化的復興嗎”這些問題來貫串課堂教學，引導學生一步一步發現文藝復興的中心思想是人文主義，對古典文化並非是簡單的“復興”，這其中有繼承，更有創新。應用問題來建構課堂教學，不只能夠協助學生樹立問題認識，同時也能使學生關於歷史課堂中學到的歷史有更深的瞭解，也利於師生一同發掘歷史課堂教學的深度。
培育學生的史料運用和剖析才能
《萬曆十五年》採用了紀傳體的鋪敘方式，黃仁宇用淺顯易懂的言語來記敘史實，加強了可讀性和興趣性，固然結論看似平白無奇，但是它的背後，需求大量的史料來支撐，第一章《萬曆皇帝》所參考的書目，便有《神宗實錄》、《穆宗實錄》、《大明會典》等等。同樣，在學生學習歷史學問的過程中，也要牢牢抓住史料，提升對史料的整理和了解才能。在《文藝溫習》為例，在講述到文藝復興的背景時，便可應用史料停止引導。如“義大利，……那裡最早呈現資本主義萌芽。這客觀上需求促使一種不同於封建文化的新文化產生並且開展起來……”經過這則資料，歷史教員能夠讓學生聯絡資料和書本內容停止考慮，從經濟的角度的動身，文藝復興產生的緣由。依據資料，學生能夠總結收工商業曾經有了一定的開展，一些城市呈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在歷史教學過程中，歷史教員有認識的培育學生對史料的閱讀和分析才能，可以協助學生培育“論從史出”的治史肉體，構成歷史學習的正確辦法。
無論是從黃仁宇的“大歷史觀”動身，還是新課程規範的請求，都對學生的歷史思想才能提出了更高的請求，而在詳細的歷史課堂教學理論中融入“大歷史觀”，對教學方式、教學手腕、內容組織的豐厚和開展有著重要意義。在這一過程中，不只能夠提升學生的發現、剖析和處理問題的才能，提升學生史料剖析才能，同時也有助於加強學生對歷史的考慮認識和整體認識。
美籍教授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通過紀傳體的方式，生動展示了一幅明王代萬曆年間的王朝畫卷。黃仁宇教授著重寫了萬曆皇帝、改革家張居正、調和者申時行、清流海瑞、武將戚繼光、哲學家李贄等六人的事蹟和思想，從正面或側面描繪了該王朝的面貌，讓今人讀來，能夠感知那個年代;也對明代的制度、文化、經濟、政治有一個較為直觀的認識。從其他歷史書籍我們可知，明王朝從張居正時期(萬曆初期)的中興，逐漸淪落，最後受迫於外交內困，轟然倒塌。這其中，外因通過內因發揮作用，而內因組織的落後、制度的不切實際和僵化，以及由此演化出的嚴重腐敗都是內因的方方面面。由於這些弊端環環相扣，頑疾深遠，以張居正為代表的改革派的所作所為也只是逞一時之強，不可能從根本上撼動帝國建立時的錯誤，而另立新的帝國制度。
我就簡單談談對明王朝的道德、文化、經濟、政治下的制度的認識。
明王朝沒有西方一樣強大的宗教力量，如果說有，也只能是漢朝以來就被歷朝推上神壇的儒家文化。以四書五經為代表的儒家文化，規範著帝國的道德，儒家文化時明王朝的根本，成為指導人們的唯一的道德標準，進而成為治國標準。道德倫常具有非同小可的重要性，約束著社會的各個方面，它們已經取代了“公正性”的法律，自身就是“道德性”的法律，規定著包括皇帝在內的所有人的行為和思想。地方鄉紳自治用傳統道德為標準;官員判案以“四書”為準繩;皇帝欲廢長立幼也要受到倫常的制約。道德倫常為國之根本，它不僅可以指導判案，而且可以替代法律。
用傳統的儒家道德文化文化治國，缺乏“公正性”，而且等級制度森嚴，社會“公正”成為維護固有制度下的犧牲品。“治理國家的官員(以下統稱為文官)大多科舉出身，依靠一群熟讀經史的人治理國家、把控政治的可行性，是由於帝國在體制上實行中央集權制，其精神上的支柱為道德，管理的方法則依靠文牘。”道德至高無上，它不僅可以指導行政，而且可以替代行政。沒有了“公正”的法律，用人治的方式，社會的腐敗容易滋生，因為腐敗者本人，多數為人治的執行者。
制度的設定必須具有切實的可行性和應有的彈性。明代官員的俸祿極低，這是緣於太祖朱元璋在建立本朝時典型的“小農意識”，他的王朝能夠迴歸到樸素的農業社會，除了不遺餘力的打擊大地主和國家工商業外，他希望官員成為人民的僕人，只發卑微的薪水。如：一個正二品尚書一年的俸祿才120兩，實在少得可憐。在建朝200多年的萬曆年間，這一僵化的制度並沒有太多的變化，但現實已經讓他名存實亡。沒有合理薪水收入的文官，通過各種變相的手段獲得處於合法和非法之間的收入，甚至腐敗叢生，以過上驕奢的生活，這成為上至皇帝，下至黎民大家都心照不宣的事情。而這些收入則壓迫在農民的身上，過度繁重的壓力，推動農民不斷走向貧窮的深淵，成為農民起義的重要原因，該制度的設計也就如果一紙空文。
財政稅收制度的效率低下成為政治和軍事的累贅。稅制同樣發源於太祖，他規定，“人民納稅的實物不入府庫，直接供應軍士的家庭，軍士則不再發餉。”這樣的做法除了低效率外，極大的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黃教授指出：“如果軍需稅收總髮總收，國內交通通訊必然相應而有較大進步，次之則保險業、銀行業就會應客觀的需要而產生，商業組織和法律也會有所發展。”財政稅收以“樸素農業”的方式設定，讓明王朝的經濟發展被禁錮，而施政的方針和目的，也不是提倡發展先進經濟，而是維持穩定和平均的狀態。而軍事方面，財稅制度的落後，成為限制區域軍事指揮的一大因素，也讓明王朝縱有當時世界上為數最多的陸軍，軍事效率卻不高。這從江浙、福建沿海地區受到日本倭寇常年攻擊就可以看出。另外，文官集團對武官權利的限制在沒有外敵的情況下還有可行性，但當發展壯大的滿族成為強大的外患時，就讓帝國變得沒有戰鬥力。
缺乏民間金融系統，導致高利貸橫行，大量民間土地被權貴兼併，農民流離失所，這成為明王朝滅亡的經濟根源。及至萬曆一朝，太祖朱元璋時期設立的“土地均分”已經不復存在，大量土地為少數權貴階層所有，農民中的自耕農數量不斷銳減，喪失土地的農民成為佃農，因而備受盤剝，變得愈加貧困，這一經濟隱患就會演化成政治問題，無數農民就會揭竿而起。
一般在王朝建立之初，大地主、官僚階級在農民運動中受到極大打擊，而實行的恢復生產的政策，為了鼓勵生產，也會讓農民佔有相當的土地。隨著時間的推移，大多數農民會因各種原因變得手頭資金緊張，在沒有其他金融系統的時候，只能通過典當、高利貸等方式籌集零時短缺資金，但是這些籌資方式的成本奇高，無法還債的農家就只得將土地抵押還債，由此走向了貧困的深淵。再加上權貴階層的侵佔，大量農民相繼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而此時的官僚機構也變得異常腐敗。少數獲得土地的農民和權利相結合，形成壓在農民身上的食利集團。如果食利集團擴大，帝國總體人口增加再加上天災人禍，要麼餓死要麼戰死的農民會紛紛選擇起義，這成為歷朝歷代滅亡的重要原因。兩千年的封建歷史就是這一過程的不斷輪迴。
這其中，文官集團的腐敗和民間高利貸二者是重要的原因。我個人認為，腐敗乃是根本原因，因為腐敗榨乾了農民的剩餘，而高利貸則為推動農民走向貧困的加速器，它讓農民更加迅速的失去土地。在中央集權的社會，權利來自於上方，民眾自身又沒有權利;在資訊落後和等級森嚴的社會，地方權利受到的約束和監督少得可憐，嚴重腐敗變得不可避免。即使有張居正之類的改革家，或有皇帝整肅吏治的決心，都只是以一己之力對抗制度的徒勞。
進一步的說，王朝建立在禁錮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又受到權貴階層的奢侈巨耗，加上新增人口的巨大需求，才使得王朝覆滅不可避免。經濟學說推動經濟發展，民主學派的權利制衡，以及人口控制的實施可以讓社會長治久安。若再有“兩個公平”(生存公平、機會公平)和軍事保障，則可謂一個理想型的社會，但是人類至今能夠獲得這種制度的可能性小之又小。
政治方面，儘管明王朝的皇權在歷朝中已經非常強大，但是黃仁宇教授則反覆強調文官集團和皇權的博弈，甚至文官集團擁有相當大的權力。萬曆皇帝坐姿不雅，他們會立馬批評;萬曆皇帝喜愛書法，它們會加以限制;萬曆皇帝欲立三皇子為太子，他們則堅決反對。以至後來萬曆僅為皇權的象徵，其權力的行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官的制約。萬曆本人可以免去或者誅殺冒犯他的文官的職務，但卻對整個文官集團無能為力。
首輔張居正執政時期，萬曆正處少年，為了進行執政和推動改革，張居正以皇帝和太后給予的信任，直接或間接培養出很大的勢力集團，其中，擔任京城要職的官員大都為他一手提拔，但縱使如此，文官中也有不少倒張勢力，不斷對其進行彈劾，而且好幾次都嚴重危及他的地位，必須得皇帝嚴厲懲罰相關官員，才能遏制進一步的彈劾。首輔申時行時期，他的作用更像是皇帝與文官之間的調和者，他會用委婉的手段讓萬曆皇帝順從文官的主張，同時又幫助萬曆皇帝實行皇權，但終於得罪了文官集團，被彈劾。在他被迫下臺之後，萬曆皇帝和文官集團因缺乏調和者而導致萬曆長達二十年的消極怠工。
皇權方面，萬曆相信自己的權利是受命於天，天意能否持久則在於人和，否則他就會被推翻。在明王朝初期，皇權有很大的權力，及至萬曆的叔祖正德皇帝，他可以為所欲為，不上早朝，在皇宮外居住並煉丹求仙，將文官集團的請求置之不理。萬曆當朝時年齡尚小，許多事情必須依賴老師張居正，大伴馮保以及太后的主持才能進行，他成為了皇權的象徵(像皇帝出席各種儀式)，而非皇權本身(自己施政很少)。萬曆作為皇帝是有其行為準則的少年時期，他成長極哭，學習、出席儀式、早朝、批閱奏摺等等，佔據了他大部分的時間。皇帝的身份也讓他的情感無法交流，對待文官必須莊重，甚至對母后也只能通過信函以文字的方式交流。萬曆更加受到以“四書”為代表的傳統道德文化的規範，這個規範也是文官集團對他的規範，文官集團希望萬曆皇帝成為嚴格按照傳統道德倫理行事的皇帝，否則，他們則會不斷批評皇帝的行為。
雖然共同約束著萬曆皇帝，文官集團內部卻不是一團和氣，他們之間自然形成各種小利益團體。同一個地方的文官成為“鄉誼”，同年考取進士的為“年誼”，還有師生關係，受同一人提拔的關係以及姻親而形成的裙帶關係等等各種利益團體。這些團體會相互競爭，已獲得更大的權力和地位。
另外一方面，他們又共同構成了文官整體，具有很大的共同性，一起制約著皇權。文官中大多數都是科舉出身，共同受到“四書”教導，而科舉制度則是按照朱熹註釋的“四書”機械的思考和回答。“四書”中的傳統和道德成為文官中共同認可的，是帝國的基石;文官以“四書”為準則，來要求萬曆皇帝。如果萬曆皇帝不符合他們的期望，對其責備就相當嚴厲，海瑞上書說萬曆皇帝虛榮、殘忍、自私;御史上書說萬曆皇帝收受賄賂，更有一批文官抱著必死的決心，指責萬曆皇帝，希望能夠受刑，成就他們揚名史冊的願望。在萬曆年間，由於皇權變弱，文官集團成為了帝國的實際所有者。對上，政令的執行又必須依靠文官集團，他們可以制約皇權;對下，他們又佔有大部分的土地和財富，控制著地方鄉紳。
地方鄉紳也有較大的力量。明朝最低階政府為縣制，而知縣(縣長)一人統管民、政、軍，由於官僚機構的範圍有限，地方官員不得不依賴地方鄉紳治理鄉一級別的地區。鄉紳多為宗祠的族長、退位的文官都是讀過書的知識分子，他們的話就相當於法律，而他們斷定是非的標準就是“四書”，鄉紳自治保證了明王朝的穩定，也使得傳統道德的規範灌輸到帝國的最下層人民中。
最近我把《萬曆十五年》重看了一遍，當然還沒看完。我就看了三章，可是這三章讓我明白許多，也讓我明白了黃仁宇先生在《萬曆十五年》裡極力想說的觀點。
1、道德與法律的位置，也就是儒與法的位置。自從秦朝因重法而滅亡後，自西漢以來，各朝都開始任用儒生。但是治國不能光靠儒家的道德觀念，還是需要法家的，於是明儒暗法這一治國之道誕生了。但是一直以來儒都是高於法的，也就是說道德是高於法律的。這一點到了明朝最為顯著。明朝的官員遇到法律所不能包括的案件時，是在用道德觀念來判定對錯，而明朝的道德觀念是被朱熹的四書概括的。海瑞的斟酌標準裡就非常強有力地表現出這一點：
凡訟之可疑者，與其屈兄，寧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寧屈其侄。與其屈貧民，寧屈富民;與其屈愚直，寧屈刁頑。事在爭產業，與其屈小民，寧屈鄉宦，以救弊也。事在爭言貌，與其屈鄉宦，寧屈小民，以存體也。
這樣就算有一些事依靠道德觀得以解決，可是法律上的漏洞一味去用道德觀填補，沒準有一些沒有道德觀的官員回去鑽法律漏洞，以圖私利。但是如果讓法律高於一切，就會造成像秦朝的短亡。更何況，無論制定法律的人想得多麼面面俱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法律肯定會有漏洞，這個時候又沒有道德觀，社會將會更加腐敗。只有讓法律和道德齊頭並進，社會才會和諧。可是自秦朝以來，各朝統治者怕蹈秦之覆轍，所以致使儒生目空一切。
2、文官集團的弊端。由於天下所有的事情不可能都讓皇帝過目，所以各朝統治者建立了文官集團，就是為了解決問題，可是久而久之，統治者們發現問題本身就是文官集團。但是這個時候要改是不可能的了，因為文官集團這個制度已被天下有學之士所接納，如果徹底改變，天下人都會說統治者無道，區域性改變又無濟於事。文官集團的問題出現在哪裡呢?科舉制度。
如果想入朝為官、名揚天下，這缺不了祖父的生財致富、父母的辛苦養育、妻子的賢淑達惠、老師的辛勤培養、朋友的鼓勵加油、考官的欣賞錄取、上級的提拔教導等等等等，所以說一個人當官之後都要回報這些人，可是明朝官員的俸祿僅夠溫飽，與實際脫節，就算俸祿可以維持小康，但是不夠回報幫助他的人。所以要收常例，有良心的人就收一點，沒良心的就會造成苛政。這全看當政的人的品行。所以張居正想改革，最後措施全部作廢;申時行和稀泥，最後雖然使明帝國苟且殘喘，可還是阻止不了帝國的衰亡。
如果真的想改變這一狀況，還是需要林達所提出的“平衡與制約”。
當然，《萬曆十五年》裡對封建社會制度的看法遠不止這兩條，還有許多的側面描寫和一筆帶過的東西，如：重文輕武的利與弊，憤青的不顧全域性等等等等。這裡我就不多說了，如果想全面瞭解，就去看一下《萬曆十五年》吧。
現在的歷史書籍，因為大都太單調、太教條、太格式化。而《萬曆十五年》簡直給我們開放了另一個世界，原來歷史是如此的有趣、複雜、豐富。在現在這樣一個資訊高度發達的時代，我們確實需要這樣的書讓學生樂於走進歷史，走進文化，真正的提升自己的素養和底蘊，去思考一些過去和未來。
明代晚期和鼎革之際的李贄、顧炎武、王夫之等人提出了一些在當時社會上離經叛道的思想。市民文化興起，四大名著問世。
歷史的悲劇源於我們的無知和少知，痛定思痛，從明朝到現在，有許多東西是變了，但也有許多是沒有變的。禮為一切社會行為之規範，但道德卻不能代替法律，與此同時也並不表示道德可以被拋棄。健全法制體系，提高道德修養中華民族才能走的更快更好，民族的未來將走向何方，答案掌握的我們自己手中。
《萬曆十五年》這本書採用了一種敘述歷史的新方式。我們接觸的歷史作品，嚴肅的居多，學術研究的居多，很多歷史書藉閱讀時需要有一定的歷史功底，大部分讀起來有枯躁的感覺。而黃仁宇的這本書，介於學術與通俗之間，讀起來有如在讀一本小說。他的文字雖然通俗，文筆也不失生動，卻在深入淺出中演繹了深刻的道理，字裡行間充滿了微言大義，為中國歷史的研究和寫作開闢了一塊新的天地。每一位閱讀這本書的人都會覺得，原來歷史可以這樣寫，原來歷史是如此的有趣、複雜、豐富，原來歷史人物並不像我們的教科書上講的那樣單調、格式化。
從書中我們看到，張居正搞經濟體制改革，在道德立國的環境下，試圖改變文官系統，以效率代替道德倫理對官員進行績效管理，卻得罪了全體官員，招致死後兩年被抄家。申時行試圖建立和諧社會，希望通過誠意感化官員們道德的一面，使“不肖者猶知忌憚，而賢者有所依歸”，卻因為立太子一事被迫辭職。海瑞試圖保持執政意識形態集團先進性，卻僅憑一人之理想，干預境內的農田所有權，同時損害了地主和農民的經濟利益，而被迫辭職。戚繼光試圖實現國防現代化，採用現代軍事理念管理軍隊，並且取得了輝煌的勝利，但是張居正倒了，戚繼光也跟著被革職。李贄主張個性解放、思想自由、提倡功利主義，但在當時的環境下，最後選擇了自殺。作為他們的統治者，萬曆皇帝，實際上也失敗了，雖然貴為皇帝，他並不自由，他不能出皇宮到各地視察，不能將自己喜歡的兒子立為太子，甚至不能決定死後和自己喜歡的嬪妃葬在一起，於是他三十年不理朝政。
從他們身上，我們清楚地看到，整個明代社會在發展，但是國家管理系統卻保持原樣，而且一切改革都被視為異端。所以那些歷史人物雖然努力想作出改變，但在整個一成不變的體制面前卻只能碰壁，帝國也就走到了盡頭。
以史鑑今，通過讀《萬曆十五年》，我們瞭解到，法治與德治在中國自古就是一對矛盾，當今中國正進入社會轉型期，改革所產生的利益的重新分配，需要我們居安思危，時時去撥開安定的表象，看清這個時代的脈絡和架構。這也是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想要告訴我們的，就是用望遠鏡的眼光來看待歷史。
公元一五八七年沒有彌賽亞的誕辰，沒有先知的教誨，沒有預兆變遷的星斗閃爍滿天。有的，不過是一張張臉罷了，一張張疲憊地奔波於歷史的定格之中的臉。
萬曆註定不是屬於帝王的時代，這張臉譜中註定沒有多少王權的神氣。大明王朝註定只是封建史上的一個瞬息，而萬曆朝大約是閤眼的前奏，畢竟紫禁城中休憩的已不再是一個雄心壯志的統治集團，這點，萬曆之前的嘉靖就感覺到了——萬曆同他一樣早年登極，充滿變革和振興的希望，但這一些希望都隨著自身年齡與矛盾的增長、深化漸漸瓦解。明孝宗(弘治)應當感到悲哀，因為他的子孫沒能像他那樣扭轉祖宗留下的可怕局面。也正是因為如此，多事之朝才如同一出又一出的摺子戲，留下那麼多紅紅綠綠的角色。
惟獨有個人不繪臉譜，單看他一眼就覺得有凜然之氣撲面而來。他不是貢生，鄉試出身，也不應是有權對別人吹鬍子瞪眼的那一類，卻絕對有憋著氣唱大紅臉的天賦。他叫海瑞，就是鼎鼎大名的海剛峰。如果出生在當今社會，他一定算是個勤奮的好少年，與此同時，又是無知的憤青。想要為萎靡的朝政打一劑強心針的他，若不是有打不死的勇氣，怎麼敢傲立於群臣之中?說他簡樸，卻又囂張，普天之下，凡為仕者無不懼其威風;說他忠誠，卻又不能扛頂風的旗，固執於毛皮小事之間。一個儒道的修行者，一個齋戒靈魂的素食者，他因為與塵世相觸而不再是聖賢。這不僅是海瑞的不幸，更是明王朝的不幸。他以一種極端的方式舒展自己的政治才華——以博得帝王的信任。但嘉靖尚道，萬曆重情，他只能做一面沒有人去照的鏡子，被擱置三朝的老臣。
明朝沒有李世民，沒有長孫氏，宮廷中人人戴著面具。讀《明史》我幾乎沒有抓到一個背影，但慶幸《萬曆十五年》讓我勉強看見了一個海剛峰。幾乎孤芳自賞的他，行走於濃妝豔抹的人群中，很乾淨。他死的時候所有人都鬆了一口氣，鏡碎了，卻沒有人去補。
萬曆十五年，一五八七，明代的又一面鏡子不在了。在一片景仰的聲音中，海瑞那張不戴面具的臉成了永遠的幻影。他的矛盾並不來自內心，而是與外界摩擦的結果。我不想假設他為那個時代的良心，或許他沒有資格，李贄有，因為他懺悔過。
海瑞不會回頭，他不知為何要懺悔，他要做信念，而不是心的殉道者。大明王朝合上眼的前一刻，他或許，是最後的那個憤怒的拳頭。
臉?對，他的臉，不過是一張皮。皮下的，才是硬骨頭。歷史的臉譜是多端的，但油彩背後的，方是本原。一面能透過它的鏡子，是不是很好?
(一)黃仁宇的“大歷史觀”
近日拜讀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此書英文名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可直譯為“平淡的1587年”。黃仁宇，只是依稀記得他的“大歷史觀”。由於孤陋寡聞，不能從專業的角度解釋“大歷史觀”。最初我覺得歷史是由一個個事件組成，既然是發生過的事實，那麼歷史書的工作就是把這些歷史事件羅列出來告訴人們過去曾經發生過些什麼。人們掌握的史料越詳細，就越接近歷史"真相"。後來才知道書寫歷史時還有所謂的"歷史觀"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對歷史持有不同觀點的人眼中的史實是不同的。大概這也就是方法論上的差別。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和我的"大"歷史觀》中很明白地指出他所持的是大歷史觀。所謂的大歷史觀就是注重歷史事件背後的大的政治、經濟、社會背景，而不糾纏於具體的人人事事，因為所有人物的"賢愚得失不足以更改上述歷史發展的程式"。
以前，屢次在書攤上和那本書擦肩而過，直覺固執地認為《萬曆十五年》如傳統史記般瑣碎地描寫該年事記。其實該書是以1587年為支點，將明後期的歷史支撐開來，更大的意圖在於從人性角度闡釋中國文明史。
書，特別是一本沉澱了歷史精髓的書，是需要一顆寧靜的心去解讀。拿到書的時候，裝幀顯得很樸素。相對其他小說類讀物，淡淡的封面不禁滲透出深邃的歷史。於是就一天看一點，漸覺歷史大潮從心中湧過。從首輔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模範官員海瑞、將軍戚繼光、哲學家李贄到活祖宗萬曆皇帝，無不敘述了他們在理想與現實的衝突中飽受煎熬，無論是皇帝還是官員，這些人最終都沒有功德圓滿，甚至身敗名裂。張居正最終被查沒，萬曆自己死後也無法同最愛的鄭氏同陵，海瑞則在大家的摒棄中掙扎。。。。。。“一個大失敗的總記錄，”引自書中的話。
(二)首輔之殤
張居正幾乎開創了“萬曆盛世”，把明朝推向輝煌的歷史頂峰。以前只知道張居正生前身後的強烈反差，兀自歸咎於萬曆的“逆反報復心理”。讀後感觸頗深，幡然醒悟其真正原因乃是他的強勢行政模式和作風同當時的“文官政治體制”格格不入。他在世的時候沒有發揮他曠世的精明幹練發現“一項政策能否付諸實施，實施後或成或敗，全靠看它與所有的文官的共同習慣是否相安無憂，否則理論上的完美，仍不過是空中樓閣”，他忽視了他所要改變的東西正好是當時落後的生產方式與政治現實相平衡的產物，他忽視了中國兩千年來封建體制的癥結就在於道德代替了法制。於是他的失敗和海瑞被視為異端就理所當然的。張居正十年鼎力革新，也受盡怨謗，最終人亡政息，至他身後，與他交好的還屢受其株連，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政治家最大的失敗。而在其後的申時行，也許就領會到了這一點，他開始同文官體制妥協，甚至寧可被看作是大和事老，被批評為犧牲原則的政客，但依舊堅持折中調劑的原則。一切的一切，目的也是為了讓國家機器的穩定運轉。
於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首輔，變成文官體制與封建皇權的緩衝劑。一旦緩衝失效，夾於中間的首輔就不得不“引咎辭職”，成為衝突的替罪羊。首輔猶如深陷歷史漩渦的一葉扁舟，註定沉淪。
所以說，從歷史發展的眼光來看，政治家為保障社會的穩定，而有可能採用保護落後來作為手段之一，在某種程度來說，也是一種政治家的睿智，因為當時落後的一方佔據主動權。因為這樣，無論從國家資源還是個人資源以及發展中可能付出的社會成本都有可能是最小的。
在上層文官集團和下層成千上萬的農民之間，在多達兩萬人的文官集團內部，明朝如此龐大的國家所賴以維持秩序的是儒家的“孔孟之道”。換句話說，這樣一個泱泱大國並不是靠現代化的法律和理性的制度而是依靠道德來維持的。但是，道德不過是一些抽象的準則，真正在人與人之間起作用的是"禮"，各種各樣名目繁多的禮保證了整個社會執行秩序。
無奈的是，這腐朽的制度就這樣肆無忌憚地不斷創造一幕幕歷史的悲劇。
(三)怠政的背後——萬曆從陽到陰
自漢代儒家思想上升成為意識形態之後，歷來統治者的目標都是一致的：用道德來保障鄉土社會基本秩序，而不去顧及經濟技術上的進步。事實上，道德以及它的外在準則"禮"務求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相處，力圖摒棄一切競爭因素，鄙視任何經濟和技術上的努力，其結果是幾千年來鄉土社會幾乎是靜止的，歷代皇朝更替不過是歷史的簡單迴圈。黃仁宇指出在這樣的社會中，法律極端落後，但並不表明國家的執行是無序的，相反，它依照道德和"禮"的秩序執行。明朝到萬曆年代所面臨的問題在於表面上倡導的道德與人們實際上的行為已經嚴重脫節，這個矛盾已經嚴重到人們對道德和"禮"喪失信心並且無法維持下去。比如萬曆皇帝看透了道德與行為不符合的陰陽之別，拒絕用"禮"來表率天下，使得朝野上下對道德進一步失去信心，更加肆無忌憚地發揮"陰"的一面。
作為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萬曆皇帝曾幾何時也想勵精圖治，甚至願意努力去實踐"禮"來建立人們對道德的信心，當他看穿了所有人的陰陽兩面之後首先對道德喪失了信心。他的消極怠工並不是針對某個官員而是對這整套道德禮治體系。明朝後期道德和"禮"的確發展到畸形。這一整套道德和禮治體系一旦被建立起來就不再受人們所控制而是處處限制人們的行為。一直以為傳統社會的皇帝可以為所欲為，呼風喚雨。看過《萬曆十五年》才根本改變了我的看法，皇帝不過是整套制度系統當中的一個角色，而且最受整套系統的壓抑和控制。
有些史學家，粗鄙地認為萬曆皇帝是慵懶的。其實，他是睿智的，看透了體制的本質。他是優柔的，放棄了對體制束縛的抗爭。
(四)饕餮悲劇
至於其他人如抗倭名將戚繼光、清官海瑞等等沒有一個不是這樣一套制度下的悲情人物。
在《萬曆十五年》中，我們可以看到由於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相混淆，對人的一切評價最終歸結到道德問題，人們就不得不生活在虛偽的面具下，所有人都隱瞞私慾表現出道德崇高的樣子，加深了每個人陰陽兩面的分化。陰陽兩面的嚴重分化的結果就是表面上一套實際上一套，令所有人都不再相通道德。黃仁宇指出，儒家思想的道德力量在人們對它相信的時候是具有非常強大的作用的，像文天祥這樣文弱書生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例子是舉不勝舉的。而當所有的文官集團和所有的民眾都不再相通道德時，這樣的統治就岌岌可危了。所以問題的根本不在於以德治國有問題，而在於私人道德滲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壓抑了人性和自由，但壓制不了的私慾以"陰"的一面存在和膨脹。
事實上，道德都成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漢王朝開始，就以道德為根基建構社會制度，但德治始終是遙不可及的夢想，當管理體系中的大多數成員都把道德當成有效手段，整個社會呈兩幅畫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掛在口頭的目標，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對追求自己的私慾。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著稀有罕見，然後大家都懷著萬分景仰的心態仰望海瑞，心中卻想著自己的勾當，卻誰也不肯去做海瑞，這就是中國政界的現狀。這也是中國整個社會狀況的縮影，絕大多數人都將仁義道德披上，穿上這件漂亮絢爛的衣服，以高尚的名義，行苟且之事。
(五)史海回眸
歷史就是這樣神奇，總能創造出匪夷所思的故事留與後人去猜。
歷史，就是這麼客觀地前行。放寬歷史的眼界，伸展歷史的觸角，歷史的書寫應該還原歷史發展真實的軌跡。歷史的真相往往隱藏在細節中，需要我們去體會和研習，而不需要他人直接的結論。
感謝黃仁宇先生，獻給我們這麼好的一本書，更感謝他獨特的歷史視覺。不同的人看《萬曆十五年》能看出不同的東西，甚至有人從中悟出了許多管理學方面的心得，我更關心的是黃仁宇在解釋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時對當時的中國社會結構的深層次分析。
從《萬曆十五年》讀出的不僅僅是明朝萬曆年間的中國社會更是當前中國社會的影子，我們需要做更多這樣的工作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國社會面臨的種種特殊的問題。
張居正在歷史上以鐵腕著名。黃仁宇先生認為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依靠自己的勤奮和人事關係安排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改革卻遠遠超過了盤根錯節的文官集團可以接受改革的範圍，過大的威脅到了既得利益者而導致了最終的失敗。
張居正的確很快，但是不見得他沒有意識到自己太快。只是現實沒有給他放慢的機會。萬曆年幼尚有他改革的機會，一待萬曆成年，有了自己的見解與看法，他的種種措施很有可能化為泡影。
他必須在短短十幾年內獲得成功。書中一章取名為“世上再無張居正”，倒是反映出作者對張居正的些許惋惜之情。如果多那麼幾個張居正，前赴後繼般努力進行變革，張居正也不需要那麼急切，可以按部就班理清各種複雜交錯的社會關係，將整個社會推上正軌。
只可惜，儒家的中和色彩排斥著這種人的存在。
《萬曆十五年》這樣的“大歷史”不糾纏於歷史的細枝末節，而是將歷史高度抽象，從而上升為理性的思考，更加深刻地分析歷史、分析當今。我們學習研究歷史，不是為了歷史而歷史，“觀今宜見古，無古不成今”，歷史的作用是指導人們正確地看待自己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最終的目的是人的關懷，而《萬曆十五年》便是這樣一部史書。《萬曆十五年》是一本寫作方法決然不同於前的歷史著作。它的語言極其生動，有時還帶有調侃;結構上沒有明顯的痕跡，像講故事的小說，又像抒情的散文，還像諷刺的雜文——總之，不是乾巴巴的“歷史文”;對一個重要問題的闡釋，也不厭其煩地前後從幾個角度反覆分析，將一個普遍真理掰開了了、揉碎了，然後融入讀者的觀念當中。
對於明朝的印象一直很不好，記憶中總是充斥的是宦官專政，無能的皇帝等等。
萬曆十五年，粗看題目便會想，那是特殊的一年嗎?值得作者用時幾年完成的一本鉅作。在腦海裡搜尋裡一下，發現完全沒有有關這一年的印象。去找了資料發現這一年並沒有發生特殊重大的事情。而這本書的英文題目《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也明確的告訴我們這一年很平凡。
談到這本書先說說黃仁宇教授其人。黃仁宇，湖南長沙人，曾經學過工科，在報社工作過，當過兵，後來又在美國攻讀歷史。豐富的人生經歷使他對歷史有了自己獨特的思考。他在自序中提到他與明史的聯絡，他的博士論文做的就是明代的漕運，因為對明代歷史的興趣及為了解決自己的困惑，他用了兩年半的時間讀完了《明實錄》133冊，再加上寫書的時間，一本不厚的書竟用了7年的時間!如此嚴謹的態度，堅持不懈的精神都是令人敬佩的。而正因為他的嚴謹的治學作風才有可能寫出如此精彩，有影響力的鉅著。
在看黃仁宇教授的書很愉快，似乎在進行一次歷史的旅行。這本書非小說，但讓看的人有看小說的感覺，著作中對環境、人物形象和心理環境描寫細緻入微卻又不偏離歷史;它是一本歷史著作，卻不枯燥，很是生動，也不深奧，這不是說教授講的很淺，而是講的細緻入微讓我們可以理解。更值得一提的是，教授常常在引用古文或詩句時，會細心地解釋一下，讓我們可以更好的理解他的想法和觀點。
看其他歷史著作總是看到的是不厭其煩地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宗教等方面來論述王朝命運的起伏或是重要人物的悲劇原因等等。而作者卻反其道而行之，從張居正、海瑞、戚繼光、申時行等明朝重要人物的命運梳理後來看明朝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弊端和問題。
明朝稅重民窮，水深火熱是眾所周知的。苛稅猛於虎，《萬曆十五年》之前的很多作品都認為稅收過多是百姓貧困的首要原因。但黃仁宇教授則認為民窮的根本原因在於律制的僵化和政府的低能腐敗。國家稅率低，受惠者並非農民，只是鼓勵了小地主加重剝削以及官僚鄉里額外加徵，自肥腰包。同時政府極力維護落後的農業經濟，不願發展商業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由先進的漢唐變為落後的明清的主要原因。書中所記述的萬曆皇帝、大學士張居正、首輔申時行、南京都察院督御史海瑞、薊州總兵戚繼光、以知府身份掛官而去的哲學家李贄，他們或身敗名裂或壯志難酬鬱鬱而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這一切都是因為制度已經山窮水盡，不光是庶民、官員，乃至天子，都無不成為這制度的犧牲品。
在書中我看到了世態炎涼，做一個好官特別是做好一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首輔是多麼的困難。由於萬曆皇帝繼位時非常年幼，張居正又當老師，教育培養小皇帝，又為了國家嘔心瀝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大力改革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飭朝綱，鞏固國防，推行一條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獲得勃勃生機。但由於居官高位，獨攬大權，有時候也難免有一些錯誤和問題。但這些個人的私慾，缺點引起的問題在張居正死後被朝中大臣利用，翻出各種證據使皇帝無法容忍，張居正一生為國任勞任怨的功德，換來的竟是家族子孫的大難。神宗於是下令抄居正家，並削盡其宮秩，迫奪生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還差點開棺戮屍。他的家屬餓死的餓死，自殺的自殺，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場。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時所用一批官員有的削職，有的棄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復以前弊端叢生的舊觀。致使剛剛中興的明朝，又走開下坡路。整個神宗一朝，沒有人敢為居正呼冤。然而國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啟二年(1620xx年)，明熹宗為激勵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張居正，予以復官復蔭。然一切俱已晚矣，正如作者小標題所寫的“世間已無張居正”!
《萬曆十五年》並非就只寫萬曆十五年間的事情。本書也正是緊緊圍繞萬曆十五年發生的一些事一些人對從前和將來的發展展開詳細，獨到的訴述。作者無一不再說明這一個詞，一個影響著中國二千多年曆史的詞——道德，在中國曾經一直以道德代替著法律，到了明朝已達到頂峰，這也使其把明朝推向了黑暗的深淵。
作者在書中末段指到了：“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作者一語便點出了我們這個龐大的帝國王朝的癥結所在，這也是我們大明王朝乃至我們所有的封建王朝的晚期所需要改革的地方。
說來慚愧，《萬曆十五年》這本寫於1978年、1982年即在大陸發行並引起強烈反響的書，我在93年、94年才知其名，95年才得於一觀。
記得在《書屋》雜誌上有一篇謝冕先生的文章，談到自己喜愛的書，其中就有《萬曆十五年》，並且他還強烈推薦大家一讀。當時年輕，讀書甚為偏狹。雖然有先哲的教訓說：“讀史使人明智”，又有偉大領袖因為通讀歷史而明瞭人事國情進而因地制宜因勢利導終掌國柄的故事，但我早有成見，以為歷史不過是零碎事件的堆積，是用來尋找論據的故紙堆，以為研究歷史不過就是乾嘉之學，加上中學大學學習《中國革命史》帶來的後遺症，所以對歷史書望而卻步、敬謝不敏。
除了幾本我黨領袖發家史，為了獵奇;范文瀾的幾本《中國通史》隨便翻翻;一本韋爾斯的《世界通史》，作為培養大局觀而用;一本《史記》當作“無韻之離騷”的散文讀;一本《東周列國志》還只能稱為歷史小說;幾本新舊《唐書》是為了和《唐才子傳》、《唐詩故事》兩相參照。當時自己的感覺是：正史太凌亂瑣碎，而歷史小說又太淺顯無意味;將來也許會讀一些歷史書，但那也是為了更好的尋找論據和利用論據;總之，歷史書給我的閱讀體驗是很差的。既然看到謝冕先生的推崇，自然心中多了一分留意。恰恰自己所在的學校圖書館小，裡面竟然找不到這本書，新華書店裡也未見到。大半年過去，遍覓不得，好奇心漸漸淡去。
95年一次千里訪友，途經一小鎮，適逢大集，隨眼一掃，竟然在一不起眼的舊書攤上發現此書，急忙買下，正是三聯書店的正版書。如此巧遇，實是有緣。那一次的閱讀體驗是強烈的衝擊：原來歷史書可以這麼寫，原來歷史可以是這個樣子。這種震驚和耳目一新的感受相信很多人有過。此後這本書便留於枕邊，時時閒翻，每每給人新的感觸，但因為煩於冗務，對此未能深究。現在看來，感觸只是感觸，還是風吹即散的胡思亂想，真辜負了當時眼界為之一開的欣喜若狂的感覺。
一、這本書改變了我對歷史書對歷史的看法。
歷史是枯燥無味的，是隻需要背一背的課程，相信這是很多人從中學時代得來的印象。
翻翻二十四史，卷帙浩繁，帝王將相，如果不是看看故事，尋些典故，學點立身處世的狡黠，誰還會將它看作歷史專業書籍以外的讀物呢?通過淺翻，我對歷史的模糊印象一直是：歷史不過是一些事實的簡單堆積，是對歷史史實的冰冷客觀的描述，是陳腐的，無趣味的。
這種從受過的歷史教育、從國內歷史書籍中得出的印象，如果不是機緣巧合看到一些外國的新鮮的東西，很難想象歷史也可以寫心態、寫文化、寫地理並且寫得鮮活。
對個人對社會對國家，需要歷史教育嗎?
答案當然是肯定的。那麼歷史教育的目的是什麼呢?僅僅是為了讓我們知識結構不致欠缺，掌握一些應知的歷史史實?還是使我們明瞭老祖宗文明的博大精深，增強所謂的民族自豪感?
答案當不應如此，“讀史以明智”(李世民)、“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列寧)、“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克羅齊)、“從歷史中尋求歷史之教訓”(陳寅恪)、“不瞭解一國之歷史則不配為一國之國民”(錢穆)，我們當應從歷史教育中鍛鍊我們的史識，明事理，切時用，而不是學些常識，記幾個知識點。
目的決定手段，我們應該進行怎樣的歷史教育?研究政治史，滿眼的帝王將相，充斥的是主要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歷史意義是耳熟能詳的陳詞濫調。這種乾癟枯燥的歷史教材又能夠讓我們提高多少洞察力呢?早在1920xx年美國曆史學家J·H·魯濱遜就提出：要衝破以政治史研究為中心的傳統，擴大歷史認識的視野，“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興亡，小到描寫一個最平凡的人物的習慣與感情”;法國的年鑑學派更是極大地擴大了歷史研究的領域。歷史人類學、人口史、社會史、生態文化地理史、心態史以及計量史學、比較史學等，在年鑑學派的研究中得到廣泛的應用;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詳盡的探討起文明由生到亡的發展歷程;英國史學家G·巴勒克拉夫提出了“全球歷史觀”……
這些二十世紀初的史學革命在西方早已如火如荼，但似乎一點也沒有反映到我們的歷史教育上，依然巋然不動波瀾不驚的是僵化的八股，乾癟的教條，使人望而生煩。這些豐富多彩的內容也許在歷史專業裡面不算什麼，但是似乎對國內的普通讀者卻一直圈著高牆，沒有幾本普及讀物涉及這片萬紫千紅勃勃生機的花園，似乎歷史普及只限於“戲說”、“帝國”、“王朝”之類披著歷史外衣的現代劇。
僵化的思想侷限了人們的視野，這可以算作一個原因。高度的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消磨了歷史學者的個性和勇氣，是他們對歷史學方法缺乏反思和創新精神，因而造成歷史學著作的死氣沉沉。而另一方面，故作高深的理論和生硬搬用的各種術語，又刻意給學術著作和論文壘起高牆。
學術著作似乎和自由活潑的文風勢成水火，文字生動流暢受廣大讀者喜愛的就沒有學術價值，而那些佶屈聱牙只能由少數人看懂得才是學術著作。這種刻意營造的涇渭分明的界限，似乎可以遍見於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各領域。
同時，作繭自縛故作清高的虛榮和自由思想揮灑文字能力的欠缺，使歷史學者們鄙視通俗寫作，因而也造成了高質量通俗歷史讀物的缺乏。我們能夠面對的要麼是乾癟乏味，要麼是胡編亂造，也就漸漸消淡了對歷史的興趣。讓“普通大眾”所接受與學者的學術志向就必然存在著價值取向上的不同嗎?歷史學一定要與人們的現實生活嚴重脫節嗎?歷史學家可不可以具備一些在社會上傳播歷史真實的責任感和緊迫感呢?
同時我被《萬曆十五年》打動的還因為作者的鮮明的時代感和強烈的現實關懷。歷史研究不僅僅是具體的史實考據，一個真正的歷史學家是不會僅僅滿足於鑽在故紙堆裡皓首窮經。義大利史學家克羅齊說：“一切真正的歷史都是當代史”。每一個時代的歷史學家，都註定會有其自身的價值判斷和對時代精神的理解。他必定會依據自己所認定的進步或腐朽的標準來看待歷史，並且按照他自己心中的某種他認為對社會有利的圖式來選擇、安排和強調他研究的題材及其事實材料。
偉大的史家大都是基於現實關懷而思考，並研究和總結歷史的。司馬遷之所以能夠成就具有深遠影響的歷史鉅著《史記》，就在於他首先是極具思想性的社會人，對現實有著深切的體察和憂慮。司馬遷之“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原始察終，見盛觀衰”清楚地反映出其研究歷史的志向所在。
修昔底德之所以能寫出不朽名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也正在於他立志要“擎起歷史的火炬，引導人類在摸索中的腳步”，決心通過正確總結歷史，來創造正確預示未來的重要途徑。通過其在著作中對民主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的公開頌揚，我們更能夠體會到他對現實社會的深刻關懷，和建立在這種關懷基礎上的思想的前瞻性。
通過《萬曆十五年》我們也同樣可以看到這一點。作者擷取一個斷面，仔細析清當時社會脈絡，深刻剖析其經濟社會結構，所為的不過就是為了揭露以道德代替法制的模糊管理、不著眼於提倡扶助先進的經濟反而保護落後經濟以維持王朝的安全……等種種體制上的弊端，其目的還在於通過“技術的角度”、“數目字管理”，為中國發展尋出路。且不論他所提倡的“中國革命的的目的，無非跟隨著世界趨勢，以商業組織的辦法，代替昔日農業生產方式裡以多數小自耕農為基幹組織的辦法，使整個國家能在數目字上管理……”是否絕對正確。為什麼現代型的經濟體制不能從傳統社會的架構中脫胎出來?以現代商業組織代替傳統的農業組織其具體過程究竟是怎麼回事?這些問題的剖析已經激發了我們的共同的思索。
《萬曆十五年》像一扇窗，打開了我的視野。通過《萬曆十五年》及隨後讀到的一些有關歷史的書籍，我明白了研究歷史有多種角度：不僅僅是那些帝王將相的歷史，也可以涉及平凡人物的心態和性格;對歷史事實，不僅僅是說明“是什麼”，也能夠通過分析和剔別，說出“為什麼”;不僅可以是自上而下的個別人物的歷史，也可以是總體的社會的歷史，“從底層向上看的歷史”……我知道了歷史的另外一種寫法，可以寫的生動流暢活潑有趣。只是可惜，這種型別的書太少了。
歷史滄桑，到頭來什麼也剩不下，永生的願望隨同歷史的波濤一起消逝在我們目光盡頭。又是一個長假，終於又拿起了讀了一半的《萬曆十五年》，重新翻開讀到孤單的將軍——戚繼光，讀到首輔張居正，讀到萬曆皇帝。
曾有人感嘆道:“歷史竟然可以這麼寫!”是的，在讀本書時，我也有同感，這本書不是單純的描述歷史，而是生動的分析歷史。本書的英文名字叫做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直譯到英文就是“1587，無關緊要的一年”，這正是這本書的讀到所在，我想本書說到的末端小結也許正是某些重大的歷史事件的結證。
整本書讀起來很有意思，作者黃仁宇先生由於為了寫一個論文從此結緣於明史，而他的著作更是讓讀者對歷史長勝了濃厚的興趣。在書中我也看到了一位皇帝的無奈，雖然貴為一國之君，但是有很多東西去不由他抉擇。旁人可能覺得皇帝是一個十全十美的職務，但是在立儲這件事上它卻無法平自己的意願行事，這體現出了皇帝的苦惱。本站
由此，萬曆皇帝走上了怠政的道路，他是在和文官集團慪氣，但他應該知道，實際上文官集團的力量是一個皇帝難以約束的。我終於知道，一個不好的皇帝往往是由於一些原因。從書中我們不難看出，萬曆少年是一個有為的君主，他曾經勵精圖治，打算開創一個“萬曆中興”，但由於一件件事的不能決斷，他終於無法忍受。而立儲之事就成了他的一個爆發。他終於在這件事上開始怠政。而一個王朝也由於君主的怠政而漸漸走向沒落的深淵。
讀到張居正是，我更是感到了世態炎涼，生前的榮華和身後的悲涼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清算張居正的行動中，凡是和他有關的人都受到牽連，不是流放邊關就是把官回鄉，其中戚繼光就是其中之一，戚繼光是一個大英雄，但是它也蒙逃脫歷史的慣性發展，它便是犧牲品。
戚繼光和張居正一樣是很有作為的，戚繼光發明的戰法確實令人驚歎，這讓我知道早在明代就有人發明了各兵種協同作戰，並使用火器。弗朗基和大將軍炮，在當時也有一定的應用，但是他們哪裡知道，西方國家已經有了大船，火炮。1587年，這一年正值西歐歷史上西班牙艦隊全部出動徵英的前一年。
黃先生的大歷史觀是指：以一個時間基點為原點，前後各推一段時間，梳理整個大歷史段的重要事件，最終要有“站在隧道外的觀感”。具體到萬曆十五年，即為1587年為基點，以萬曆皇帝、張居正、申時行、戚繼光、海瑞和李贄等歷史關鍵人物為代表，著重挑選具備後世參考價值和社會歷史性的事件進行闡述。
明清兩代為中國封建制度畫上了一個句號。政治上，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達到頂峰，從明成祖設立內閣，到清雍正帝設立軍機處，明清政治達到專制頂峰。明代的“仁宣之治”、隆慶新政和張居正改革為後世治國者所稱道。經濟上，從張居正改革的一條鞭法開始，到清代中期的攤丁入畝政策，農業人口激增，農業生態環境顯著改善，農耕文明達到極盛。
在江浙一帶，則出現了以僱傭關係為代表的資本主義萌芽，製造業、紡織業等成為解決地方人口就業的重要產業。軍事上，統一多民族國家背景下的邊防矛盾呈現由內向外轉移的過程。行省制度得以完善，中國疆域空前遼闊。
北方諸鎮的邊防措施——萬里長城得以修復，火器越來越多的應用於軍事領域。募兵制和地方武裝在鎮壓內部起義時發揮了重要作用。文化上，程朱理學高度統一，八股制度一方面選拔出了大量的優秀人才，同時也鉗制了知識分子的思想。
四百年，歷史中不算短的一段，雖然只有周朝八百年天下的一半。從1587年到1987年，它跨越了中國古代、近現代和當代，如果我們按習慣把1840年作為分界線的話。要是把這期間世界發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用文字記錄下來，估計光造紙需要砍伐的森林面積就會遠遠超出1987年大興安嶺火災造成的損失。幸運的是，人類具有遺忘功能，很多無足輕重的小事不需要記載也無須記憶，否則我們都該生活在沙漠了。但同樣幸運的是發生在1587年的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被記錄了下來，更幸運的是一位叫黃仁宇的華人把這些事件歸納分析並提出一種謂之大歷史觀的觀點，而後歷時7年成書《萬曆十五年》。
一、四百年的輪迴
1587年，明萬曆十五年的中國，談不上風雨飄搖，也不能說是病入膏肓，這個外強中乾的大帝國只是患上了慢性病，就如千里之堤上出現了一些無關緊要的蟻穴。這一年，實在是平淡無奇。在這無關緊要的歲月裡，有灰心朝政的當朝皇帝;有變法失敗的前任首輔;有維持現狀的現任閣僚;有無人效仿的模範文官;有知音難覓的優秀將領;還有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思想家。天下太平，波瀾不驚，龐大的中央帝國已經走過近兩千年，此時還遠未走到盡頭。在西方，西班牙的無敵艦隊正準備啟航，北上征討聯合王國。用不了多久，它就會以自己的消亡開啟大英帝國此後數百年的輝煌。中國也因此逐漸被強行推入所謂的現代，用黃仁宇的話來說，猶如讓一隻走獸，硬生生地變作飛禽。結局當然是落得不會飛也不會走，中國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
四百年後的1987年，年輕的共和國38歲，實施改革開放不久，正處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西方湧入的思想帶來極大的衝擊和震盪，這個古老的國度已是人心湧動，黨的領導人也剛剛在年初完成交接，這預示著政局也將隨之發生變化。歷經近十年的解放思想和不斷摸索實踐，執政者在1987年發現了讓中國實現騰飛的一體兩翼飛行器，即黨的十三大提出的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分三步走則是目標設定。這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從、土地改革、姓資姓社大討論等一系列實踐中提煉得來的。也是這一年開始，東歐一些國家相繼出現社會動-亂，隨後幾年發生了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但這次多米諾骨牌效應在中國身上失效了，社會主義的大旗非但沒有倒下，東方巨人的身姿還逾見挺拔，雖然這以後出現了89年的、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但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歷史軌跡已不可更改。
二、從下降通道到上升通道
明朝稅重民窮，水深火熱是眾所周知的。苛稅猛於虎，《萬曆十五年》之前的很多作品都認為稅收過多是百姓貧困的首要原因。黃仁宇先生則認為民窮的根本在於律制的僵化和政府的低能腐-敗，主張從制度層面解答李約瑟之謎。國家稅率低，受惠者並非農民，只是鼓勵了小地主加重剝削以及官僚鄉里額外加徵，自肥腰包。同時政府極力維護落後的農業經濟，不願發展商業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由先進的漢唐變為落後的明清的主要原因。書中所記述的萬曆皇帝、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南京都察院督御史海瑞、薊州總兵戚繼光、以知府身份掛官而去的名士李贄，他們或身敗名裂或壯志難酬鬱鬱而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這一切都是因為制度已經山窮水盡，不光是庶民，乃至天子，都無不成為犧牲品。
1920xx年的辛亥革命使封建皇權制度走到了它的終點，但中國卻進入了長達38年的黎明前黑暗，直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古老的東方才現出曙光。在戰火紛飛的暗夜中，馬克思主義飄洋過海來到中國並迅速傳播開來，經與中國的革命和實踐結合，產生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歷史翻開了全新的一頁。幾經曲折，幾經摸索，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民-主、自由、法治的思想漸漸深入人心，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取代以階級鬥爭為綱成為前進的指南，市場經濟體制則成為了推動國家機器前行的引擎。思想的解放，制度的變革，使中國在近四百年後，從下降通道重返上升通道。
《萬曆十五年》雖然以此為題，但實際上萬歷十五年不過是個引子，黃仁宇只是借在這一年發生的一些不大不小的事情展開文章，把萬曆十五年作為敘述的線索和落腳點，全面地展示了明代後期萬曆年間從皇帝到官員國家暗藏的癥結，顯示了在落後的制度裡無論怎樣的個人，身處在何等位置，做出怎樣的努力，無論是他個人，還是他所想改變和擺脫的社會環境，都被沉重的制度牢牢禁錮著，讓個人成為了這制度的犧牲品。既然個人憑一己之力已無法做出任何改變，這制度讓明王朝離開了世界的中心，甚至無法跟上白山黑水邊上一個小部落的節奏，明王朝已經到了沉沒的邊緣，落日沉沉，敗落已經是無可奈何的事了。
看起來黃仁宇只是選擇了幾個獨立的人物作為章節來撰寫，而實際上他選擇的這些人頗具代表性，作者總是把他們放在一個更大的社會制度與背景中來敘述，他們看起來是個人，他們認識到了自己時代前進與滯後的碰撞中所出現的問題，也付出自己的努力，他們都是作者認為那個時代中的佼佼者，但無論是堅持道德的力量維持復古亦或是某種程度追求自由和變革，結果對於個人命運或者個人的社會追求來說都是失敗的。因為單憑一己之力無法對抗制度，每個人都是制度鏈條中的一分子，當他想改變這鏈條時，他無疑會被鏈條上的其他人所殘酷打壓，維持守舊平衡的集體力量是強大的，而想阻擋時代的前進也是個人辦不到的。因此即使某個人意識到了現實與社會制度的格格不入，他也無法把自己的想法付諸實際，只能感受著社會的暗流湧動而束手無策。
第一章從小事切入萬曆的宮廷生活和處處被安排好的成長環境，他最終清算了自己堅持原則的老師和首輔張居正，想獲得自主的權力，最後發現皇帝只不過是制度的執行者而已，並不具備自主權。而第二章裡繼任的首輔申時行則努力在皇帝與文官集團之間折中共濟，小心謹慎地維持文官集團內部的平衡，使國家機構能夠正常運轉，但這種處世態度並不為文官集團接受。第三章皇帝為立儲一事與群臣對抗，認清了自己所處的環境無法實現自己的個人意志，最終對百官採取疏遠、消極應付的態度，由此帶來的後果就是百官失去了效忠的意義，也採取消極敷衍的做事態度。第四章進一步借內外政的大事表明了皇帝不能以個人意志做出決定而實際決定於群臣，活著的皇帝個人和他已死去的祖宗沒什麼區別。第五章清官海瑞希望恢復洪武皇帝時的制度和風氣，然而這樣做無疑與社會時代相悖離，雖然道德值得敬佩但無法真正施行。第六章從一代抗倭名將戚繼光的角度敘述了明朝武官處於被文官壓制的境地，而無法有所作為。第六章社會名人李贄的思想與社會的衝突，其實是儒家內部思想派生出的心學與傳統朱熹理學的對立，然而李贄的思想雖然批判時弊，但並不能建立新的思想體系，故而本質上無法改變社會反而顯得自相矛盾。
總而言之，作者的觀點是認為明代當時的制度已然極為落後，財政與組織上極為鬆散，導致國家實力名不副實，而微薄的薪水也導致文官陽為道德，陰為私利，實際主導國家的文官集團都處在此種陰陽衝突之中不能自拔，而任何企圖的改變都遭到了強烈的攻擊和反對。皇帝、首輔張居正和申時行、海瑞、武官戚繼光、思想家李贄從個人的角度面對混亂的現狀希望有所突破和改變或者憑藉道德的力量恢復平衡，但種種努力在對抗現實的龐大群體時都顯得無可奈何和無能為力，因為他們既然無法改變制度，就無法避免的遭到來安於此制度的文官的攻擊，所以即使是小的改良也無法推行，小心謹慎地保持平衡也不可能，國家此時的衰落已不可避免，唯一的問題只是時間而已。
初讀《萬曆十五年》，幸而，這顯然不是一本枯燥乏味的歷史書，作者運用了平和的記敘手法，這點倒是讓我想起了曾十分愛看的《易中天》品三國，當然這本書更嚴肅一點，通俗易懂的文字將我們置身於明朝之殿，以及其錯綜複雜的利益爭鬥，人情善惡，和讓萬曆及讀者都有些倍感無奈地政治體制，文官體制。
1587，無關緊要的一年，但就像風暴前的平靜，又如同作者黃先生所說：“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其間關係因果，恰為歷史的重點。”
萬曆皇帝10歲登基，在位長達48年，又有張居正這樣的能臣亦或是奸雄，這不禁讓我想起清朝一位流芳百世的英明神武的君主——康熙皇帝。同樣是幼年登基，在位時間冠絕該朝，同樣有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梟雄，卻為何命運迥異，一個被認為是明朝衰敗的根基所在，一個卻開創了康雍乾盛世。首先，不得不提對萬曆有著深遠影響的大學士張居正。
在萬曆年幼時，張居正在危難之際保全了皇室的安全，並進而成為首輔大臣，對於萬曆的種種事物牢記於心，他是一個有野心的政治家，是他首先意識到明高祖所建立的統治制度，隨著時代的變遷，歲月的流逝，越發顯得不合時宜，他力推改革，成就了萬曆即位以後第一個欣欣向榮的十年。但我認為，也正是他毀掉了萬曆，張居正權傾朝野，組建利益集團，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頗有鰲拜功高蓋主的味道，為積弊已久的朝堂埋下了隱患的種子。而萬曆皇帝呢?對於張居正他是一種什麼樣的態度?是懷有對前輩的尊敬，還是對他龐大的政治力量有所依賴，有所依仗，還是對於這位朝中具有無可比擬地位的大臣，心生恨意?張居正去世半年後，因為各種言論，彈劾對張居正的衝擊，讓這位親政不久的皇帝感到對他的信任簡直就是一個歷史性的錯誤。張居正和馮寶，萬曆年少時最為親近的兩人，後來都不得善終，這對萬曆的心理上覺得也是一個巨大的打擊和難以磨滅的創傷。
另一個讓萬曆變得不死朝政的原因就是讓他倍感無奈的政治體制——文官體制。身為之尊，也只能是一個“活著的祖宗”。長期以來，中國一直以儒家思想為正統思想，不僅是正統思想，更是統治思想，本來這是帝王用來喝令權臣，統治天下的思想利器，個人認為最能體現這一思想的便是一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岳飛亦或是《水滸》裡的悲情英雄宋江，都未能擺脫這一思想，但時至萬曆，已經變成了萬曆想勵精圖治的巨大障礙，沒有統治，只有約束。萬曆無能為力，只能以消極的態度對待朝政，對待群臣所謂的道德壓力，於是開始了不理朝政，不思進取的萬曆年代。
春秋戰國，百家爭鳴，但以秦國商鞅變法為先，統一全國，依法治國的效力可見一斑，但秦國又迅速地覆滅，秦王的橫徵暴斂，濫用勞力，民不聊生，固然是一方面，但哪個朝代的後半期又不是這樣?我認為當時的人文思想沒有統一，沒有被君君臣臣的思想所束縛住，也是原因之一。至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家思想不僅僅是一種人文思想，更是一種統治文化，一種將天下士子的思想能集中統一的利器，是一種帝王之術。古代科舉制度的論題一般也以孔孟之道，四書五經之類為題，而一般不以時事政治，怎樣具體的治理國家為題，因而這種道德至上的風氣一直伴隨著整個中國封建社會，重德輕法的弊端便是許多行政，經濟，管理問題變得政治化，道德化，上綱上線，難以以統一的數字化標準來衡量好壞，造成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局面。
作者也在書中評註道：“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律，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寫作本書的目的，也重在說明這一看法。”
萬曆雖也曾有雄心壯志，但終究還是一個悲情皇帝，思想道德上的束縛成為壓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雖在位長達48年，但長期不理朝政的他還是留下的罵名與非議。當我們徘徊於王朝的興盛與沒落之間，我們是否能夠迴歸歷史，正視歷史。本書留給我們的最大思考，便是道德與法律的關係，顯然萬曆的悲劇說明了以道德代替法律荒謬之極，但反觀當今社會，我們擁有了比那時健全的多的法律制度，名目繁多的法律多到直接催生了律師這一職業，但顯然道德的缺失又成為了一大問題，道德問題無法通過規章條例來硬性規定，如同小悅悅事件的冷漠路人，他們應該受到道德的譴責，但如果受到法律的制裁，是否也是一種悲哀?是否違背了以人為本的精神?那怎樣才能找回社會所應具備的基本價值觀，人生觀，道德觀，這又是一個當今社會繼續思考的問題。
當我們行走與歷史與現實之間，我們是否能以史為鑑，哀之鑑之。萬曆的悲劇我們不會重演，但我們應積極思考現代社會給我們帶來的問題，避免成為下一個悲劇。
在歷史上，萬曆十五年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這本書命名為萬曆十五年，但所寫內容並非是那一年的事情，也不只是萬曆年間的事情。而是通過這本書，寫出了明代官場的黑暗，明朝滅亡的根本原因以及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特點。
在明朝，整個帝國的統治者並不是皇帝，而是整個文官集團。這與我在高中歷史中所學的皇權至高無上是截然不同的。即使是皇帝，也不可以觸動文官集團的利益。明朝的文官們也可以為了集團的利益而捨棄自己的生命，甘願為他人作為墊腳石，具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精神。
在這本書中，我也看到了世態炎涼。張居正輔佐萬曆皇帝，排除萬難推行萬曆新政，為了國家嘔心瀝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但是張居正身居高位，獨攬大權的張居正，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滿。在他去世後，由於一些人的私慾，對張先生進行栽贓陷害，最終徹底激怒萬曆，將其抄家，家屬流放。張居正一生為國任勞任怨的功德，換來的竟是家族子孫的大難。一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場。人亡而政息，張居正在位時所採取的新政，也恢復為曾經充滿弊端的政策。使得剛開始走向正軌的明王朝，繼續走下坡路。這也註定了明王朝的毀滅。
嗚呼!苦心孤詣的張居正傾盡半生的努力到頭來竟換來一個這樣的結局。
張居正死後被清算，就是因為他沒有看透當時的文官集團。他那大刀闊斧的改革政策，往往觸動了大部分文官的利益，所實施的改革制度和現行的文官制度格格不入。而他的下一任首輔申時行則看似明白這一規則。他就作為文官們與皇帝的緩衝劑，當一個名副其實的“和事老”才得以全身而退。
亡國之理，在於不和。為了明朝政府的強盛，不得不去實行那些政策，但實行政策的同時，卻無法保證文官集團的利益。如此矛盾的事實之下，較弱的“改革方”只能任由“保守方”吞噬。而如此進行下去，國力便日益衰微，儼然成為一種惡性迴圈。
“和”這個字看似簡單，卻是連萬曆首輔也難以輕易做到。當百姓和，將相和，君臣和之時，一個國家才能真正崛起，並致萬乘之勢。
萬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歐洲歷史上，正是文藝復興和地理大發現的時代;而在中國，在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於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際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在歷史學家黃仁宇的筆下，我們開始了一場難忘的大歷史之旅……
固步自封的年代，一切試圖革新的傾向，都是不合時宜的，一切企圖在虛偽而又被認為是萬能的道德之外發展法治的觀點，都是異端邪說。於是改革家空有抱負而鮮有實踐之機，變革在重重困難中或夭折，或走樣;道德純正的人儘管其行為獲得了統治者的讚賞和平民的欽佩，卻難以獲得效仿——無人想去發揚和繼承其高尚品質。對他們來說，陽奉陰違，道貌岸然所帶的，比這虛名要現實和功利的多;真正的時代思想者只能在被打壓中度過一生。他發現自己的學說沒有付諸實踐的可能，“他就只好把它美術化或神祕化”。
一個年輕的、曾經試圖勵精圖治的君主，在諸多程式阻礙下，只能循規蹈矩，延續枯燥。他並不甘心：也許出於負氣，或者是無奈的消極反抗，此後(1587年)很多年，眾臣再也很難輕易見到他出席各種儀式——漫長的怠政在明王朝的歷史軌跡上延續 。從他觀賞中官擲銀取樂表明，“一個喜歡活動的人具備著充沛的精力，但又無法用之於做出積極的創造” 。他的壯志，他的巨集圖，已是歷史雲煙，難以再續。立，何其難也，而破，也是千難萬難。
“在按著固定節奏流逝的時光之中，既缺乏動人心魄的事件，也缺乏令人企羨的奇遇。”在安逸的光景中，守成名正言順的成為單調生活的旋律。於是，一切變得不那麼重要，一切似乎可以無所謂。安逸，足以造就肆無忌憚的不思進取。在平淡無奇的格式生活中，枯燥成為了年輕君王的必修課。他的苦悶，乃是歷史的悲劇。
世界上有一種人，他們的品德可謂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卻鮮有人會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他們大多活在官方的宣傳和平民的稱讚之中。他們的信條和個性使他們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遺棄。這就是說，他們雖然被人仰慕，但沒有人按照他們的榜樣辦事”。就如很多人希望別人皆雷鋒，卻很少考慮自己也應該那樣無私。他們只是“可以和舞臺上的英雄人物一樣，在情緒上激動大多數的觀眾”，卻無法引起公眾行為上的追隨。海瑞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具有強烈的道德和社會責任意識，他的一生體現了一個有道德教養的讀書人服務於公眾而犧牲自我的精神”。他嚴格要求自己，也同意嚴格要求別人。於是他的所作所為，令各方面感到為難和糾結。萬曆十五年，歲暮天寒，“海瑞的死訊傳出，無疑使北京負責人事的官員大大的鬆了一口去，因為他們再也用不著為大眾心目中的英雄——到處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做作安排了”。
人們總是喜歡將自己打扮成道德標杆，高尚莫比，嚴以待人，卻無法嚴以律己，甚至寬以待己;相應的，同時他們也就把自己當作道德監督者，實踐總是別人的事，而他們只需對此指手劃腳，品頭論足。因而他們總是正確，別人多少——如果不是總是的話——有錯。明朝歷史上，就有一位這樣的人物——張居正。“張先生言行不一，他滿口節儉，但事實證明他的私生活極其奢侈”。據說張居正大人的官轎，32人抬著(按當時禮制皇帝也不過16人規模)，約有50平米，分為會客室和臥室，全套明式傢俱，還有個獨立衛生間。轎四周有圍廊以供觀景怡情。這位節儉的倡導者，以聖賢自居的張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
在作者看來，“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治，至明代而極，這是一切問題的癥結”。在人類文明發展歷程中，道德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它促進人類共同行為準則的形成並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它。但是將道德——一成不變的道德準則——作為萬能的手段來調控社會的一切問題，則是荒繆的異想天開。道德必須被遵守和實踐，乃至被信仰，否則便是虛偽的。然而缺少制度的規制和約束，在功利主義——毋庸質疑，我們大多數人是這樣的——作用下，道德就很難突破停留在口號和宣傳中的困境，成為難堪的所在。而法治，則彌補了道德的缺陷，從而“使人類的行為服從於規則之治”(富勒語)。法治應當成為一種公眾信仰。而正如蘇力教授所認為的那樣：“這裡所說的信仰並不是一種言詞上的表白，一種決心，而必須是一種身心的投入;而且由於法律是一種社會的全民的事業，因此對法律的信仰甚至也不是某個或某些個體的心靈活動，而是整個社會的實踐顯示出的對法律的尊重和倚重。”
當前，中國正處於法治建設和社會改革的關鍵時期，書中對歷史的反思，以古為鑑，今人未嘗不能得到若干啟示，“給中國留下一個天翻地覆、徹底創造歷史的機緣”，創造法治歷史時代的機緣。
歷史滄桑，到頭來什麼也剩不下，永生的願望隨同歷史的波濤一起消逝在我們目光盡頭。這本書告訴人們在封建專制制度下上至帝王下至平民任何人的生活、權力都是沒有保障的。所以我們期望有為萬世開太平的聖者出現改造我們國家的根本問題---體制。
整本書讀起來很有意思，作者黃仁宇先生由於為了寫一個論文從此結緣於明史，而他的著作更是讓讀者對歷史長勝了濃厚的興趣。在書中我也看到了一位皇帝的無奈，雖然貴為一國之君，但是有很多東西去不由他抉擇。旁人可能覺得皇帝是一個十全十美的職務，但是在立儲這件事上它卻無法平自己的意願行事，這體現出了皇帝的苦惱。
由此，萬曆皇帝走上了怠政的道路，他是在和文官集團慪氣，但他應該知道，實際上文官集團的力量是一個皇帝難以約束的。我終於知道，一個不好的皇帝往往是由於一些原因。從書中我們不難看出，萬曆少年是一個有為的君主，他曾經勵精圖治，打算開創一個萬曆中興，但由於一件件事的不能決斷，他終於無法忍受。而立儲之事就成了他的一個爆發。他終於在這件事上開始怠政。而一個王朝也由於君主的怠政而漸漸走向沒落的深淵。
讀到張居正是，我更是感到了世態炎涼，生前的榮華和身後的悲涼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清算張居正的行動中，凡是和他有關的人都受到牽連，不是流放邊關就是把官回鄉，其中戚繼光就是其中之一，戚繼光是一個大英雄，但是它也蒙逃脫歷史的慣性發展，它便是犧牲品。
戚繼光和張居正一樣是很有作為的，戚繼光發明的戰法確實令人驚歎，這讓我知道早在明代就有人發明了各兵種協同作戰，並使用火器。弗朗基和大將軍炮，在當時也有一定的應用，但是他們哪裡知道，西方國家已經有了大船，火炮。1587年，這一年正值西歐歷史上西班牙艦隊全部出動徵英的前一年。
黃仁宇先生認為; 國家如是等等的問題，其癥結到底何在，這是研治明史者所不能不認真考慮的。筆者以為，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本書力圖使歷史專題的研究大眾化，因而採取了傳記體的鋪敘方式。書中所敘，不妨稱為一個大失敗的總記錄。
因為敘及的主要人物，有萬曆皇帝朱翊鈞，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薊州總兵官戚繼光，以知府身分掛冠而去的名士李贄，他們或身敗，或名裂，沒有一個人可以功德圓滿。即使是側面提及的人物，如馮保、高拱、張鯨、鄭貴妃、福王常洵、俞大猷、盧鏜、劉(糹廷)，也統統沒有好結果。這種情形，斷非個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釋，而是當日的制度已至山窮水盡，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成為犧牲品而遭殃受禍。
洋洋灑灑近三十萬字的《萬曆十五年》今天終於讀完了。一部歷史書竟能讓我如飢似渴、手不釋卷地讀完，連我自己都感到些許詫異。一部書只寫了一年 -- 萬曆十五年，寫了幾個人，寫了幾件事，場景不可謂不小，正如該書作者黃仁宇所言:在歷史上，萬曆十五年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
凡聽人言，大師就是能把複雜問題簡單化的人。比起許多鴻篇大作，《萬曆十五年》實不能算是大作，但作者在看似平淡的一年中，卻濃縮了整個中國歷史的興衰成敗，以小見大，知微見著，將整個中國歷史映照在平淡而普通的一年，彷彿讀完這一年，頃刻間便能在讀者的腦海中建構起清晰的歷史脈絡一般。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中以知一葉而知全秋的寫法，將整個中國歷史映耀腦海。同時黃仁宇先生的文學化寫法，使讀者絲毫感覺不到乾巴枯燥、索然無味的歷史書，而是在品味小說，鑑賞詩詞般，一瀉千里地讀完。讀完後還感覺脣齒留香，餘香滿頰。細細玩味著，淺淺嘗茗似的，在腦海中回味，咀嚼，消化。簡直就是在品嚐一道大廚精心製作的文化大餐。
當我們品味這道美食時，我們不難發現作者的深刻洞察力。中國是一個有極強文化傳統的封建王朝，在秦統一中國，漢武帝的獨尊儒術，廢黜百家以來，在政治上奠定了封建王朝的發展方向。以地域上的統一，思想上的統一，精神上的統一引導中國的發展。眾所周知，先秦哲學是百家爭鳴的時代，可到了漢代卻獨尊儒術，這並不能歸咎於生物的隨機選擇，而是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儒家強調仁、義、禮、智、信，這在以土地為基本生活資料的封建王朝是非常重要的。
錢穆先生曾說，中國的國家是國與家的結合，上至君主下至戶主，在自己的管理範圍內是具有絕對權威的。這便是儒家所推崇的“仁”。家庭內戶主具有權威是生理中產生的，而君臣關係則是一種社會關係，儒家的“仁”很好的調和了箇中矛盾，使得家國一體。家是一國，國是一家。在《萬曆十五年》一書中，萬曆皇帝是具有絕對權威，自己可以隨心所欲，但在儒家思想的拘束下，張居正、申時行等代表的士官階層對皇權卻是一種無形的鉗制。這與西方的三權分力是不同的，三權分力講究平等，而一士官階層對皇權的鉗制則是不平等的。士官對皇權要盡忠、盡孝、盡義，是為了輔佐皇帝，而在道德上給予的拘束。這並不是法律意義上的，而士官對自己也是從良心上，道德上要求自己。這就造成了重禮輕法，重道德輕法律的封建文化氛圍了。每個文人都有自己的一套道德準則，有自己的良心，有自己的政治抱負。從這裡看，張居正死後被諫，乃至於被鞭屍，也就不足為怪了。
在家國同構的社會，講究尊上敬祖。尊上為忠，敬祖為孝。自古以來，忠孝佔據著封建王朝的最高地位，也是最高的道德準則。儒家常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家中的禮可以用於治國，孝可以上升為忠。觀其《萬曆十五年》一書，張居正、申時行、海瑞、戚繼光、李贄等等，哪個不是先強調家，再來治國的呢?
《萬曆十五年》展示了一幅封建王朝的全景圖。它就是一隻張著血盆大口的饕餮怪獸。它要吃人，它將人變成怪獸。張居正死後被吃，海瑞被吃，申時行被吃，戚繼光被吃……還有無數人都被這張沾滿鮮血，腥臭無比的大嘴吞下。正如魯迅先生所說:這是一個吃人的社會，這是一個吃人不吐骨頭的社會。
在現代，很少有人這樣觀察歷史;在文壇，更少有人這樣寫作歷史。
作者黃仁宇窮盡叄十年心血，出入典籍，巨集觀細究，以超然獨到的眼光，俯瞰古老的中國，以四海平靖、幾乎無事可記，卻對未來中國發展舉足輕重的萬曆十五年為中心，將中國的糾結、迷惘與困惑，纖毫畢現的開展在讀者眼前。
《萬曆十五年》英文版在1979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被美國許多大學採用為教科書，另有法文、德文、日文等版本。在臺發行迄今已多達二十餘版，是黃仁宇著作中最暢銷的一本。
黃仁宇，湖南長沙人，曾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戡亂期間的國軍，後赴美求學，為密西根大學歷史博士和歷史學家、中國歷史明史專家，大歷史觀的宣導者之名而為世人所知。著有《萬曆十五年》等暢銷書。
二●內容摘錄：
理想與裝飾究竟不同於虛偽，一個人仍能以此作為起點去推行他的誠意。(p.63)
他的掙扎，他的自我責備，以及他對臣僚所作的愛民的訓示，都可以安慰困窘中的人心，有如一服清涼劑。(p.132)
生命不過是一種想像，這種想像可以突破人世間的任何阻隔。這裡的地下玄宮，加上潮溼黴爛的絲織品和膠結的油燈所給人的感覺，卻是無法衝破的凝固和窒息。(p.139)
人的廉潔和誠信，也只能長為灌木，不能形成叢林。(p.218)
叄●我的觀點：
在大自然中，公獅對幼獅有著望子成王的期待;在皇宮裡，皇帝對太子也有著望子成龍的寄望。但我們都知道：不是每隻幼獅長大都能成為獨當一面的萬獸之王，也不是每位太子即位都能成為眾所愛戴的人中之龍。這其中參雜了一些先天和後天的因素左右著他們的表現。
就萬曆皇帝而言，因為他的一生被太多的人、事、時、地、物所牽絆、糾葛，所以難以獨斷的批判他是個昏君與否。不過，歷史中的他的確不是位堯舜之君。我想，左右萬曆皇帝一生成敗最大的因素是年齡，以現代觀點來看，肯定會覺得讓一個未滿十歲的孩子當統治者是荒謬至極的事。但巨集觀中國歷代，幼主即位卻是司空見慣，因為他們多半有著「輔佐」他們的大臣或外戚，甚至是宦官，然而，「輔佐」往往成為「干政」的名義。歷史上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到了明代則有張居正和馮保架空了幼年的萬曆皇帝，使他變得依賴、優柔寡斷;張居正死後，發現當年敬重的老師虛偽又富有野心時，萬曆皇帝又變得難以相信人。最終，因立儲問題而消沉、一無所成。這一切都是因為年齡衍生的更多失敗因素。反觀現代，不同選舉年齡皆有所標準，就是為了避免造成國家統治失控與動盪。
皇帝有賢愚之分，臣子也有忠奸之別。但究竟什麼才是成為好官的條件?符合了條件，又真能流芳百世嗎?歷代百官中不乏難得一見的清官，如海瑞這種模範官僚，但犯顏直諫，往往落得貶官下場，人言：「伴君如伴虎」，就算一生安分守己、勤儉持家，也不知道哪天會招來他人的誹謗，總之，受重用的人仍在少數。反觀，潛伏在皇帝身邊的小人，也許才疏學淺或心懷不軌，卻權傾朝野。這樣看來，當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而做人又何嘗不是如此?當一個人想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時，勸告他人可能招致人際上的誤會，若選擇獨善其身，又太過無情。也有人喜歡曲意逢迎，以求官運亨通。但我相信：歷史是一座不朽的天平，時光會沖淡讒言、誹謗，也能洗刷冤屈。
雖然人言可畏，但可敬的卻是汗青。地下憂憤而死的忠臣是否能因此瞑目已不可考，可知的是不論是當時的得志還是失意，千百年後，他們所有的事蹟都將為後人所推崇、警惕，或評論一番。唐玄宗曾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今天，我拿起「萬曆十五年」這面歷史的明鏡，在作者犀利的筆鋒下，窺探看似風平浪靜的萬曆十五年，實則是一場風雨的前兆。然而置身於故事之外的我們，也應當思考，若是在生活中也遇上了問題，我們是否能跳脫當下迷思而未雨綢繆?這才是我們讀這本書真正的意義所在。
四●討論議題：
為何每個人都說「瑕不掩瑜」，而歷史卻不一定如此，有許多皇帝、大臣一生豐功偉業，卻因為一個錯誤而遺臭萬年，其中是否有其塬因?或者，我們應該以更多面向分析歷史，而不是輕易的概括論定?
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我大的感受：那就是被主宰的悲哀的命運,這句話適用於裡面每一個人,包括皇帝、能臣、清官等,他們都試圖去追尋他們心目中理想,但都付諸東流.
萬曆十五年是平淡的十五年,似乎沒有發生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但是,實際上,從這年起,王朝的覆滅已經不可避免了.或者並不應該這麼說,應該說王朝的覆滅已經註定了,而只是從那時起,端倪更明顯罷了.
明朝的統治者並非皇帝,而是文官集團以及書中沒有提及到得宦官集團,這是區別於歷代王朝的一個顯著特點.明朝的創立者朱元璋廢掉丞相,這是一個很明智的做法,而他並沒有為他無能的子孫想過,也沒有想到在王朝的後期,文官集團會是凌駕於皇帝頭上的正真主宰者.
文官集團有制度上的保障,也有思想上的鞏固.而整個文官集團是以儒家思想為思想核心,這樣便造成了一個以道德來實現統治目的的國家,缺乏了真正意義上的法律,使大批的人掛羊頭賣牛肉,為國家的滅亡埋下了一個不定時的炸彈.
在《萬曆十五年》中所描述的許多重大的宮廷鬥爭中,都是為了一些無關緊要的消失所牽起的軒然大波,比如說首輔的張居正,他在任期間,父親突然去世,這本來只是禮儀上的問題,但偏偏在文官集團的添鹽加醋下成了一場政治鬥爭.
在本書中,作者是以陰陽的思想來闡述的.陽既是光明磊落、不顧生命安危誓死捍衛道德的人;陰既是所謂的貪官、貪財貪權.陰陽之間的不斷衝突,是導致炸彈爆炸的一個重要的原因,但我個人認為,既是是陽者也有陰,陰著也有陽,在這個物序流轉的世界裡,每一個事物都有存在的理由,那麼誰又能把王朝的覆滅歸罪於哪一方呢?
最後,作者是以這麼一段話結束他的作品的：“1587年,是為萬曆十五年,丁亥次歲,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
勵精圖治或者宴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階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汙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人則身敗而兼名裂.”
《萬曆十五年》，書名在很久以前就知道了，作者也久聞其名，只是在內心一直怯於去讀它，因為始終覺得它是一本史書，給人一種厚重感，一翻書序就談及財政制度方面，令人不禁生畏。 “公元1587年，在中國為明代萬曆十五年，丁亥年……”明史的卷軸漸漸在眼前展開……
直到前些天才下定決心開啟這本塵封已久的書籍，細細讀來，才發現它並非我以為的那樣艱深晦澀。看不多時，我發現《萬曆十五年》可以稱得上是一部奇書，帶給人以震撼的感覺，並非是因為作者寫明朝史寫得非常生動，而是因為作者的視野非常廣，擺脫了普通曆史書枯燥無味的感覺。
故事涉及荒怠朝政的萬曆、被清算的前任首輔張居正、調和文官陰陽的現任首輔申時行、古代模範官僚海瑞、孤獨的將領戚繼光、自相沖突的哲學家李贄。九歲登基而早熟的萬曆皇帝懈怠了皇帝這份工作，寧可躲在宮中看宦官擲銀遊戲，也不願上朝面對百官議政。張居正勵精圖治，仍無法挽回王朝走向衰敗的現實，海瑞一身正氣，卻在官場處處碰壁無法立足，戚繼光抗擊倭寇立下大功，申時行深諳官場之道，也未能帶給明帝國任何起色。
——慾望與道德
近日拜讀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此書英文名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可直譯為“平淡的1587年”。黃仁宇先生並非如傳統史記般瑣碎地描寫該年事記，而是以1587年為支點，將明後期的歷史支撐開來，更大的意圖在於從人性角度闡釋中國文明史。我不是學歷史的，所謂“門內看行道，門外看熱鬧”，在熱鬧之餘，漸覺歷史大潮從心中湧過，一時感慨萬分，以求一吐為快。
一 歷史
歷史本無所謂錯與對，但人們在討論歷史的時候總愛如此評論：“如果當年韓信在漢中自立為王……”，“假如元朝大軍向日本進發不遇到海難……”，這些言論無法改變已過去的事實，有意義的在於總結經驗，以改造未來。昆德拉所言“永遠隆起的硬塊”意亦如此。
歷史是慾望推動的，眾多的慾望組成之合力是人類社會發展至今的力量之源。人類開始住在樹上，想到地面生活更好，就到了地面。先是打獵為生，後覺得植物也不錯，於是開始了種植。當然，這其中固然有很多衝突和矛盾，比如在有的人想從樹上跑下來的時候，其他的強烈反對，“野獸來了怎麼辦?”“在地上怎麼睡啊?……，這些反對和贊成衝突融合，推動了人類的進步。
最初的人類公社，是人類最團結的時刻，因為那時人常常捱餓，用馬斯洛的理論來說，就是人的需求還處於最低層——生理需求。要吃飽飯這統一的慾望就是團結的基石，同一團隊的人必須要相互配合才能獵取到食物。但通常這僅侷限於內部，在部落與部落之間，如何獲得更多的食物就不再是能靠協作解決的問題，資源爭鬥(搶地盤)則成了更能解決問題的手段，戰爭和掠奪由此而生。
在生理需求得到滿足之後，更高層次需求相應而生。得到尊重變成了理所當然的追求。由於得到尊重的主體必然是個人的，這種慾望徹底破壞了團結，成員之間相互衝突，出現了社會等級。
二 道德
等級制度的確立並沒有徹底解決個人與個人之間的慾望的衝突，這種用暴力或者其他強制性力量對衝突進行緩衝，這種衝突急迫地需要解決，同時勝利者希望自己的地位能夠長久保持，因而道德呼之而出。
道德實際上就是對慾望的抑制，是對慾望衝突最有效的協調中和。
道德是神祕主義的法律，法律則意味著工具性，這種神祕主義色彩和工具性相互矛盾的兩大特性同存。神祕主義是人類思維的黑洞，是超越人類理性思維之外的東西，中間蘊涵著最強大的能量，這就是道德這個工具難以控制的根源。希特勒從這個黑洞裡舀了一點能量出來便世界大亂，拉登沾了一點就能製造“9.11“。
道德自然而然地成為抑制人的慾望的工具，道德本身的神祕主義特點就意味著對道德的理解的多樣性。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學派對如何吃麵包都做了嚴格的規定，這讓今天的我們感到好笑;伊斯蘭教的婦女們個個是蒙面大俠，讓漢人望而生畏;縱慾主義和禁慾主義的爭論今天依然激烈，這說明了道德由於其神祕主義特性，無力完成對慾望的徹底控制，道德只是神祕主義的法律，而不是單純的法律，有時相反成了慾望衝突中的武器工具。
事實上中華帝國從古到今，道德都成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漢王朝開始，就以道德為根基建構社會制度，但德治始終是美麗的夢想，當管理體系中的大多數成員都把道德當成有效手段，整個社會呈兩幅畫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掛在口頭的目標，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對追求自己的私慾。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著稀有罕見，然後大家都懷著萬分景仰的心態仰望海瑞，心中卻想著自己的勾當，卻誰也不肯去做海瑞，這就是中國政界的現狀。這也是中國整個社會狀況的縮影，絕大多數人都將仁義道德披上，穿上這件漂亮絢爛的衣服，以高尚的名義，行苟且之事。
中國古代的德治，畢竟是種境界，全民景仰，只因無法實現而不去要求自己的生活，然而現在的情況是，以國家的名義公然撒謊，在大家都知道是謊言的情況下，搞政治教育，三個代表，事實上連統治者自己也知道是個謊言，公然推行與所言不符之政策，此實為世界奇觀之最。
總結：當道德變成謊言的時候，對慾望的抑制無能為力的時候，何不撕掉這層厚厚的包袱，以獲新生?慾望是動力，過分地抑制慾望，也讓一切都變得死氣沉沉，自春秋戰國之後，中國從此敗落，蓋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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