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容，是治癒的力量，可以將溫暖傳遞給他人;笑容，是生命的陽光，可以消解他人的煩惱;笑容是無聲的語言，可以傳遞給別人快樂的心情。回首_，這一年，你曾被誰的笑容治癒?
這一年，你可曾被鍾南山院士的“久違之笑”治癒?_年3月份，鍾南山院士與專家團隊會診結束後，“偶遇”在樓下等候的“粉絲團”。他們自發組織為鍾院士送上鮮花，並齊聲唱起《感恩的心》，平時一向嚴肅認真的鐘院士臉上露出了久違的笑容。84歲的他一邊告訴公眾“儘量不要去武漢”，一邊自己義無反顧地登上去武漢的高鐵，掛帥出征。廣大幹部要起而行之、勇挑重擔，把黨的初心、黨的使命銘刻於心，不斷增強責任感和使命感，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把群眾的冷暖安危銘刻於心，用實實在在的付出切實提高群眾的幸福感與滿意度。
這一年，你可曾被袁隆平院士的“燦爛之笑”治癒?_年11月2日，在湖南省衡南縣，第三代雜交水稻新組合試驗示範基地測得晚稻平均畝產為911.7公斤，至此袁隆平團隊雙季稻畝產突破1500公斤，聽到這個訊息，袁隆平院士臉上露出了燦爛的笑容。“知識是成就事業和夢想的基礎”，袁隆平院士幾十年如一日，他始終秉承“學無止境”的品格，堅持以雄厚的遺傳學專業知識做基礎。廣大幹部要克服“知識恐慌”和“能力危機”，堅持幹什麼學什麼、缺什麼補什麼，不斷提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提升幹事創業的質量和水平，在“摸爬滾打”中增長才幹，在層層歷練中增長經驗，在攻堅克難中不斷把事業發展推向新境界。
這一年，你可曾被張桂梅校長的“欣慰之笑”治癒?_年2月25日，張桂梅被授予“全國脫貧攻堅楷模”榮譽稱號。她幫助1800多名女孩兒走出大山用知識改變命運，她用教育事業為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付出了一生。在接受央視面對面採訪時她說到，“我這輩子的價值，我不管怎麼著，我救了一代人，不管是多是少，畢竟她們後邊比我走得好、比我幸福，就足夠了”時臉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廣大幹部要堅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後，時刻保持“縱飲冰十年，亦難涼我心中之熱血”的心態，多修潛功，多做潛績，心懷“釘釘子”精神，抓鐵有痕，踏石留印，耐得住浮躁與喧囂，把實事辦好，把好事辦實，打通為人民群眾服務的“最後一公里”。
磨難使人堅強，困苦使人堅韌，意志使人執著。苦難是一個人寶貴的精神財富，是砥礪人前行的力量。面對苦難，我們應該怎麼做，從張桂梅校長身上我們應該能夠找到答案。她來到華坪之前的苦難，大家應該都是瞭解的，重要的是，她是如何以頑強的意志力對待苦難、戰勝困苦的。苦難到底是財富還是屈辱?當你戰勝了苦難，它就是你的財富;當苦難戰勝了你，它就是你的屈辱。學習張桂梅，就是通過對她苦難經歷的瞭解，從中感悟她身上那種不向一切困難低頭，而是戰勝苦難，頑強地從苦難中解脫出來的抗擊苦難的精神。
人要有胸襟、格局、擔當、責任、境界和情懷。人有胸襟才有格局，人有信念才有擔當，人有擔當才有責任，人有境界才有情懷。大的追求，大的願望，就會有大的忍耐、大的包容、大的視野、大的格局。站在高處，才能看得遠;俯下身來，才能愛蒼生。以大視角切入人生，力求站得更高、看得更遠、做得更大。我們從張桂梅老師身上，看到的是大胸襟、大氣度、大境界、大格局和大慈悲。沒有大慈悲，哪有她悲天憫人的捐助、爬山涉水的家訪?沒有大格局，哪來的力量用五年的時間集資辦學而且要實現“必須讓學生全部考上大學，而且要爭取考上雙一流大學”的高遠目標?“我生來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於群峰之巔俯瞰平庸的溝壑。我生來就是人傑而非草芥，我站在偉人之肩藐視卑微的懦夫。”這是何等的氣度和豪邁!
人貴有一種拼搏精神、職業操守和高尚品德。張桂梅老師身患多病，行走困難，但疾病沒有給她擊倒，沒有阻止她每天早上5點就準時起床，第一個出現在校園裡，每天至少3次巡校、查課的腳步;沒有摧毀她寒暑假歷盡艱辛走訪千家萬戶的信念。她累計到1550多名學生家裡進行家訪，正是她的家訪和資助，讓大山裡想要輟學的女孩兒重新回到學校讀書，從而改寫了她們的人生。華坪女高，以它擁有張桂梅這樣的校長而驕傲，以它令人歎為觀止的大學聯考成績而名揚神州。在張桂梅校長眼裡，看到的不是多年辛苦操勞的成就，而是實現自己人生價值的欣慰，她用一名共產黨員的初心和信仰譜寫了貧困山區女子教育的華章，實踐著自己“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莊嚴承諾。這是令人肅然起敬的拼搏精神，是令人擊節讚歎的奉獻精神，更是令人淚目的職業操守和高尚品德。是什麼力量支撐一位身體多病的老人對教育事業如此地執著?你感動了、感悟了，答案也就找到了!
張桂梅老師的事蹟感動國人，感動中國。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以張桂梅老師為榜樣，讓“張桂梅精神”內化為自己的思想動力和工作動力，成為自己心中的一盞明燈，照亮自己前行的腳步和人生的旅程。
近日，張桂梅被授予“全國脫貧攻堅楷模”榮譽稱號,迎來了無數人的點贊和敬仰。_年來，張桂梅同志為1804名學生圓了“夢”，她是大山裡當之無愧的“圓夢者”。我們要以張桂梅同志為榜樣，爭做“圓夢者”。
要有“圓夢”的赤誠心。她是學生們心裡的“張媽媽”。“世上只有媽媽好”，正是張桂梅同志把孩子們視為己出，才有了這樣深沉的愛。這背後是一顆黨員的赤誠之心，把對黨的忠誠化作對人民最真實的愛。用心用情為人民服務的具體表現是把群眾當親人和家人。在為民實踐中，我們要有這樣的自覺和態度，讓群眾少跑腿，自己腳下多沾泥，堅實步子;讓群眾多開口，自己少插話，耐住性子;讓群眾少為難，自己多辛苦，厚實裡子。要跨前一步，主動為群眾的就業、醫療、養老、住房等關切提早謀劃，及早落實，多一些“暖心包”“溫馨袋”，少一些消極應付，把忠誠和熱愛融入到為民的點滴之中，融入到為民的“圓夢”之中。
要有“圓夢”的硬本領。張桂梅同志帶領華坪女中每年都能取得優異的成績。打鐵還需自身硬，為民還要有能力。“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要化解這一矛盾，沒有本領是不行的。斗轉星移，“能”要與“時”進，要更強，這樣遇事才不會一籌莫展，而能迎刃而解。一方面，我們要加強學習，向群眾學，向先進學，向優秀學，尤其要深入學習理論知識，充分發揮好黨的理論指導實踐的`優勢。另一方面，我們要加緊到為民的事上去練。積極到艱苦邊遠地區和基層一線去，在具體事務的“練”中不斷錘鍊意志，總結經驗，提升能力。孰能生巧，幹得越多，經驗就越豐富，短板就能補得越齊，本事就越高強。
要有“圓夢”的無我境。張桂梅同志以學校為家，把培養學生作為一生追求。即使學生們離開了校園，成家立業，她也時刻關注著她們的人生和成長。無我無私，白璧無瑕。在為民“圓夢”的路上，我們要涵養這樣的境界，要以百分之百的堅定、百分之百的力量、百分之百的奮進，全心全意、不留餘地為民做好每樁事，幹好每茬活，答好每張發展卷。為民無止境，一些民生工程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多做“夯根基、打基礎、管長遠”的潛績。面對這樣的事業，我們更要踏踏實實、無怨無悔、久久為功地埋頭苦幹，把追求潛績作為內心為民擔當的“基石”。有這樣的“基石”，我們就能去除浮躁之氣，真正行穩致遠。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讓人民群眾生活更美好，就是圓了人民群眾的夢，也是圓了每個黨員幹部的夢。
_年以後，張桂梅離開大理喜洲，隻身來到麗江華坪。初來乍到，她便放棄了進入條件最好的華坪一中的機會，而是選擇了中心中學，承擔了4個畢業班的政治教學工作，畢業班的女生工作，此外還協助學校搞文藝工作。在工作中，她盡職盡責，奉獻了所有精力。
_年8月，民中分設成立正在住院做手術的張老師得知民中學生最窮，生源素質最差，經費最緊張，又看到民中校舍最破陋、裝置最差時，她又主動要求調到民中工作，抓學生學習、管學生日常都親歷親為，一步步推動著教育工作的發展。在她的努力下民中的教育成果不斷湧現。
_年2月，華坪縣教育局黨委和中共華坪縣委分別發出通知;號召全縣教職工和全縣人民向她學習，縣委還授予她"愛崗敬業、無私奉獻的優秀人民教師"的光榮稱號，並獎給她1000元，但張桂梅把1000元獎金當場就捐給了縣慈善機構。
說到慈善，張桂梅這一生幾乎都與慈善事業掛鉤。在民中的教育工作中，女生很少，張桂梅意識到，提高山區女孩的素質，至少可以改變三代人。由此，她便萌生了籌建一所免費女子高中的想法，從_年起她便開始為這個“不切實際”的夢想四處奔波。
_，張桂梅當選為黨的xx大代表。張桂梅和她籌建免費女高的想法逐漸被更多人知道。麗江市和華坪縣各拿出100萬元，幫助張桂梅辦校。_年8月，華坪女子高階中學建成。
張桂梅表示，學校能辦起來並走到今天，離不開黨和政府作堅強後盾。華坪女高的教師工資和辦學經費均由縣財政保障，學校建設由教育局負責。教學樓牆上，掛滿了密密麻麻的捐款人姓名。大家的關心和幫助，她都記在心裡。
為了留住學生，家訪成了很重要的工作。辦校10多年來，張桂梅走了11萬公里家訪路，走進1300多名學生家中。山區偏遠、山路艱辛，很多學生的家只能靠步行達到，連爬山過去都得好幾個小時。
在她的帶動下，10多年來，華坪女高以自身獨有的特色和堅定的理想信念，不斷髮展成長。張桂梅也非常注重新材視角，不斷摸索出貧困山區學生教育的規律;把育人當作教育的前提和目標，走到學生心裡;她通過家訪瞭解孩子的家庭，竭力改變教育背後的貧困。“山裡的學生太窮太苦了，又那麼善良懂事，我想幫幫她們。”正是秉承著一顆仁愛之心，張桂梅“讓教育走得更深更遠”。
無我之愛：“希望她們忘了我和女高”
千難萬難，最難得的是辦女子高中10多年來，張桂梅老師走過11萬公里的路去家訪，走進1300多名學生家。都是何等艱辛的山路啊!都是怎樣困難的家庭啊!包車司機不願去，懸崖峭壁正常人尚且心驚膽戰，爬山常常是幾個小時，張老師家訪中人生第一次騎馬出山，還曾摔斷兩根肋骨……
但小腦萎縮行動失衡的張桂梅來了。她握住家長黝黑皸裂的手，擦去她們臉上的淚水，“命令”隨行者捐錢，脫下外套塞給人家，自己凍成傷寒……她說，女高不是普通的學校，是黨委政府和山區貧困群眾的橋樑。
各級黨委、政府對女高也是關愛有加，當地還解決了50個教師編制，教師工資和辦學經費均由縣財政全額撥款。張桂梅說：“女高能走到今天，離不開黨和政府作堅強後盾”。
在女高教學樓走廊牆上，掛著大大小小的綠牌子，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捐款記錄，堪稱“愛心長廊”。張桂梅說：“學生們每天經過‘愛心長廊’，會記住得到的幫助。”
經常會有一些人聯絡張老師，要給女高捐款，但條件是提供學生家庭地址和貧困照片，女高對此堅決不要!張桂梅要求對學生的資訊保密，既維護學生的自尊，又保護她們的隱私。張桂梅說，給女高的孩子貼上“山區貧困女孩”的標籤也不合適。她對畢業生說，走出這裡，就忘了女高和我吧——她不想讓孩子們揹負精神負擔。
現在的張桂梅一無家庭，二無房產財產，三還沒有健康的身體。她甚至給縣領導反映：能否把自己的喪葬費預支出來，用到孩子們身上，自己火化後“骨灰撒到金沙江就行了”。有人問她：那樣我們想你了，去哪裡看你?張桂梅回答：你想我了，我就會來到你身邊。
如今女子高中的畢業生遍佈全國，她們把“艱苦樸素、發奮圖強、堅忍不拔、感恩回報”的女高品質帶出了大山，有的則又回到了山裡。
女高第一屆畢業生周雲麗，出生於貧困的山村家庭，苦日子讓她曾經夢想“賺大錢”。20__年以優異成績大學畢業的她，考上了寧蒗縣一中數學教師崗位。正當她準備上崗時，聽說母校緊缺數學老師，於是放棄“正式編制”，回到女高任代課教師……
陳法羽將第一個月的工資全部寄給了學校，之後每月拿出500元錢資助在校貧困學妹。她說：“女高改變了山裡女孩的人生，我們該把張老師的精神傳下去。”
今年是脫貧攻堅決戰決勝之年，時任湖南省炎陵縣委書記的黃詩燕，卻倒在了衝刺的道路上。
20__年11月29日上午，開完全縣扶貧工作會，回到縣委住所，黃詩燕突發心臟病，不幸殉職，年僅56歲。
在株洲市，在炎陵縣，相識的、陌生的，在朋友圈發詩文，在網上建紀念館，人們紛紛悼念這位炎陵縣的領頭雁。不少人感嘆：產業強了，炎陵美了，百姓富了，詩燕書記卻走了。
蹚出一條產業路
他力主發展黃桃，20__年全縣近六成貧困人口因此穩定脫貧
去年11月23日晚，黃詩燕乘車3小時，從株洲家中趕到縣裡，感覺異常胸悶。24日上午，他在縣醫院檢查身體，發現心電圖異常。同事和妻子都勸黃詩燕回株洲做檢查。
“縣裡事多，來來回回耽誤時間，先挺一挺再說吧。”黃詩燕說。
從上任起，黃詩燕就一直這麼拼。為了趕上長沙、深圳兩地招商引資活動，他一天工作16個小時;為了推廣炎陵黃桃，他跑遍每一個城市推廣點、每一個鄉村展臺……
20__年6月，組織選派47歲的黃詩燕到炎陵縣任縣委書記。擺在他面前的是一個難啃的骨頭：炎陵地處井岡山西麓，既是革命老區，又是欠發達地區;貧困人口比例高，到20__年全縣有建檔立卡貧困人口26761人，貧困發生率達16.57%。
分析縣情後，黃詩燕鮮明提出守望“兩座山”：守“綠水青山”，望“金山銀山”;農業發展重點抓好生態特色產業，比如特色水果、茶葉、藥材、花卉苗木等;用好生態山水自然資源，發展全域旅遊;以特色種養產業和旅遊產業推動精準扶貧。
“後來看，黃書記主抓黃桃產業，抓對了。”分管農業的炎陵縣副縣長盤曉文說。20__年炎陵黃桃只有5000畝，學農出身的黃詩燕認為，炎陵縣黃桃優勢種植區與貧困村高度重合，縣裡高寒山區，海拔高、氣溫低、空氣溼，多沙質土壤，種植農作物“十種九不收”，卻適合黃桃生長。
從20__年開始，黃詩燕始終如一為炎陵黃桃站臺，大大小小的活動不知道參加了多少場。
終於，黃桃從炎陵的深山溝，走向各地。當地目前種植8萬多畝，20__年產值11億元，黃桃有關收入佔到全縣農民農林牧漁業收入的40%;4784戶14152名、近六成貧困人口靠種植黃桃人均年增收8800元以上，實現穩定脫貧。
鞠躬盡瘁抓脫貧
8年多時間，他走遍了炎陵的每一個村
20__年8月，炎陵縣在湖南省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中第一批脫貧，不少幹部直呼“沒想到”。
“炎陵脫貧摘帽，是我們向20萬老區人民兌現的一個莊嚴承諾。”黃詩燕說。
20__年起，黃詩燕幫扶大源村，幾乎一個月進村一次。“隔三差五就能見黃書記到村裡來!”曾昭華老人說。
道路硬化、電網改造、路燈安裝、自來水，圖書室……幾乎凡是村民提到的生產生活上的困難，黃詩燕都盡力去協調解決。如今，大源村青山環繞，新居白牆黛瓦掩映在綠樹叢中，水泥路直通農家院，果樹遍佈山間，猶如一幅山水畫。這個霞陽鎮最偏遠、最落後的大村，成了遠近有名的風景村。
“山高不如腳背高，路長沒有腳板長。”這是黃詩燕經常說的一句話。湖南海拔最高的山在炎陵，海拔1500米以上的山，炎陵最多。8年多時間，黃詩燕走遍每一個村，翻越了炎陵的每一座山，有的村子多次去。“120個村他都去過，差不多每個月都有一週，他在村裡走訪貧困戶。”縣民政局局長吳集會說。
脫貧攻堅傾注了黃詩燕全部心血。大到扶貧產業選擇、重大檔案制訂、重要舉措出臺，小到貧困戶建檔立卡手冊，他逐一梳理、逐一審定。
“黃書記很早提出來，要化繁為簡，把各種表格整合成一本簡潔明瞭的扶貧手冊。”縣委辦副主任陳德望說，“扶貧手冊完成後，從20__年到現在，炎陵一直都在用這本手冊，國家、省裡來評估考核，都說這本冊子做得好。”
20__年—20__年，全縣累計脫貧6647戶22907人，54個貧困村全部退出，貧困發生率由16.57%降至0.54%。20__年2月通過脫貧攻堅湖南省檢查驗收，在全省5個同類縣中，貧困發生率最低(0.6%)、群眾認可度最高(98.49%);當年6月通過脫貧攻堅國家檢查驗收，錯退、漏評“零反饋”。
以身作則好作風
他的辦公室是上世紀80年代的平房;每個星期走基層在1000公里以上
走進黃詩燕在炎陵縣委的辦公室和宿舍，記者很驚訝。
辦公室是上世紀80年代的平房，工作人員多次要求進行簡易裝修都被他拒絕。宿舍很小，床上用品都很普通。
“宿舍裡的東西，都是上一任領導留下來的，黃書記上任後沒有添置一件新傢俱。”縣委辦副主任劉明華說，“平時除了接待外，一有時間書記就在走基層，每天都排得很滿。”
“作為黨員幹部，就是要有功名利祿全放下、一心只為千萬家的境界。”黃詩燕多次在講話中這樣說。
“擔任炎陵縣委書記近9年，黃書記為炎陵發展不辭辛勞，每個星期走基層來回車程至少在1000公里以上。”縣委常委、縣委辦主任黃建中說。
“黃書記在炎陵沒有私交圈。”縣委常委、政法委書記楊紅兵說，“他常說‘人和人之間最好的感情就是工作上相互支援，在為黨工作、為人民服務工作中交往最好的感情’。”
由於常年在縣裡工作，離家遠，黃詩燕對妻子女兒都照顧不上。平時工作忙，也很少有時間打電話。黃詩燕心裡總感覺愧疚，每次洗衣服都和妻子視訊聊聊天，“等忙完這陣子，就回家好好歇歇!”可這一等，竟等到天人相隔。
在炎陵縣2030平方公里土地上，黃詩燕的事蹟還在傳頌著。他用8年多始終如一的奮鬥，踐行了一名共產黨員的莊嚴承諾，詮釋了人民公僕的深刻內涵。
那時，旁人談“麻”色變，李桓英卻勇往直前，是少有的敢與麻風病人零距離接觸的醫學專家。下鄉不叫苦，翻車不叫苦，生活從不搞特殊，李桓英用一生的奉獻詮釋了“我的生活就是適應國家的需要”，百歲依然堅持工作，感覺自己“活了兩輩子”。
1979年改革開放，在李桓英58歲接近退休的年華，接到了新任務，以第一批訪問學者的身份出國考察麻風病的防治方法。在思想守舊的年代，她突破精神枷鎖，不畏麻風病魔，與病人面對面交流，克服路途艱險，堅持一線調研，解救了成千上萬遭受麻風病折磨的患者。
幾十年過去，如今，她已是一位百歲老人。但在與麻風病爭戰的這場無硝煙的戰鬥中，她依舊堅守奮戰在最前線，堅持麻風的宣傳、現場調查研究，為的就是早日讓全世界徹底消滅麻風病。孑然一身的她，把畢生的精力獻給了麻防事業，取得了常人難以超越的成績。
入黨時，李桓英說：“我覺得自己現在可能合格了，但還不能放鬆，還要繼續奮鬥。”敬佑生命方能救死扶傷，甘於奉獻方能大愛無疆。李桓英，與黨和國家同行，與人民為伴，堅守醫者初心永恆探索、無私奉獻，書寫了敬佑生命的動人篇章，標註了醫者仁心的精神座標。
這些女孩是學校老師通過滿大街和菜市場貼廣告、口耳相傳從大山裡招來的。
學生什麼也不用準備，只需帶著乾糧和衣服，坐上大山通往縣城的汽車，去女高尋找屬於自己的一方課桌。周雲麗是那個夏天的96個幸運兒之一。
報考女子高中時，周雲麗正苦於沒錢讀高中。媽媽早逝，父親養豬、種地、幫人鋤草，養活一家四口。在周雲麗的記憶裡，有些跛腳的父親總是一清早出門，用碗裝著冷飯上山勞作，傍晚才回家。
打從記事起，周雲麗就和姐姐去山上，替父親分擔農活。姐妹倆讀書的動力很直接——擺脫土地與貧窮。
但讀到高中，父親發了愁。兩個女兒都讀高中，一年花費上萬元，難以負擔。九年級還沒畢業，父親就開始為讀書湊錢。那時，父親總是坐在院壩邊、豬圈門口不停地抽菸。
在女高最初建立的兩年，來讀書的女孩幾乎都是因為貧困。周雲麗後來才意識到，自己很幸運。在她所在的村子，許多女孩十五六歲就已定親。山裡人覺得女孩讀書花錢，不如早早嫁人。
女高成為貧困女孩人生的第一個轉折點。當時，第一屆學生成績很多未達到會考分數線，且年齡偏大，有學生補習3年還未拿到國中畢業證。
女高接納了這些女孩，只要是農業戶口，想讀書，就收。僅有的一棟5層教學樓成為全校師生吃、喝、睡的場所。學生們住在3樓3間教室裡，每間教室有女老師陪同，其餘女老師和男教師被分入4樓兩間大教室。男老師們輪流在一樓木板床上守夜，夜晚，學生們要去隔壁中學上廁所，女老師陪同，男老師打手電筒護送。
開學不久，張桂梅就遇到一件糟心事。一個女孩去醫院做闌尾手術，被發現已懷孕4個月。一陣批評的浪潮襲來，女孩的父母也質問學校。女孩說了真話，孩子的父親是對面一所高中的男孩，兩人在入學前的假期發生關係。
張桂梅長了教訓。學校沒有圍牆，常有男孩來戲耍，張桂梅守在教學樓前，見到逗留等候的男孩就趕跑，大罵“小混蛋”。
學校沒有性教育課。有性知識輔導老師問需不需要支援，張桂梅讓他們“滾一邊去”，“手機上已經很過火了，還用教嗎?”
後來，教學樓一樓安裝了鐵柵欄。一向吝嗇的張桂梅在安全管理支出上毫不心疼，有宿舍門壞，她立即請師傅來修。每當大學聯考季來臨，張桂梅會請幾個人日夜看守教學樓，讓學生看到“樓前樓後都是人”，安心。
為了杜絕攀比，張桂梅規定，學生必須剪短髮，穿校服，女老師在校不能穿裙子和高跟鞋。
教學樓的一樓貼滿捐款人的名字和捐款數額，牆上的企業和個人幫助支撐起這所免費高中。每當有人來校捐款，她要求學生向捐款人集體敬禮，唱《不忘初心》。但她反對學生手舉捐贈牌被拍照的行為，有企業提出此類要求，張桂梅寧可錢打水漂也不同意。
有畢業生回母校捐款，但也不知道最終資助給了哪個學妹，張桂梅希望這種“背對背”的方式，讓學生沒有壓力地接受捐贈。
在張桂梅看來，貧困對女孩是一種隱私，對外，她稱呼自己的學生“山裡的女孩”。
校長就是“心理醫生”
華坪女子高階中學沒有專職的心理醫生。學校老師們開玩笑說：“張桂梅校長就是心理醫生。”
緊張的高中學習生活，家庭貧困的陰影，經常會使一些學生精神狀態低迷，學習成績滑坡。每當遇到這種情況，張桂梅不僅耐心地開導學生，而且親自去家訪，瞭解學生背後的家庭原因。她不能讓任何一個孩子輟學。
張桂梅每晚住在學生宿舍。高一年級的一名女生情緒低落，學習成績退步。張桂梅就讓她與自己同住，經常開導她。瞭解到女孩的父母經常打架，女孩還常被父親嫌棄辱罵。張桂梅3次到村中她家裡為其父母調解，終於讓全家和好，小姑娘臉上有了笑容，學習也更努力了。“我要救這個孩子，就要救她父母，救她全家!”張桂梅說。
“陳小琴(化名)最近考試成績才390多分，這個成績究竟是什麼原因?”今年國慶家訪，張桂梅帶著滿腹疑問來到船房鄉華榮村高三學生陳小琴家。陳小琴家是貧困戶，母親有精神疾病，父親受到村裡幫扶，當了村裡的保潔員。張桂梅明白了陳小琴的心病，親切地鼓勵她：“大家都在幫助你家，你在學校的生活費有學校補助，你不用擔心家裡，應該全力以赴地專心讀書。”
12年來，華坪女子高中沒有一個學生因為貧困輟學，沒有發生過學生自殺、自殘的事件。12年來，跋山涉水的家訪，每個學生和家庭的甘苦張桂梅都瞭然於胸。
他1948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先後參加四平戰役、遼瀋戰役、平津戰役和解放長沙、海南島等戰役，多次立功受獎;1950年，他赴朝作戰，參加過上甘嶺戰役，先後榮立一、三等功，回國後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1955年他復員回鄉，深藏功名服務百姓，甘於清貧。他用實際行動詮釋了一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他就是元寶區金山鎮山城村老複員軍人孫景坤——
8月15日，在丹東光榮院裡，96歲的孫景坤正在與護理員聊天，“好，這裡真好，感謝黨和政府安排這麼好的居住環境和細緻周到的護理，我知足了。”老人的精神狀態不錯。此前，他與大女兒女婿一同居住。8月12日，孫景坤作為特護養員被送到這裡，享受24小時護理服務。
老人居住的特護區房間有20多平方米，空調、電視、衛生間等設施齊全，在他睡覺的電動護理床的床尾立著一個輸液架，上面掛著老人的軍裝，一枚枚獎章、紀念章熠熠生輝。這是陪伴老人幾十年的心愛之物。
“老人對這些軍功章很珍視，不管走到哪兒都要帶在身邊。所以我們在老人床邊的右側釘上了吊鉤，軍裝和獎章就放在他觸手可及的地方。”院醫療康復科科長孫紅霞說，老人晚上的覺少，睡不多久就醒了，護理員幾次看見老人用顫抖的手輕輕撫摸著獎章。第二天早上，他們發現吊鉤壞了，便將軍裝掛到了輸液架上，讓老人一抬眼就能看見。
捨生忘死 勇立戰功
走進金山鎮山城村，拐過一條狹窄偏僻的小巷，踩著坑窪不平的土路，會看到一個不起眼的平房，這便是孫景坤大女兒孫美麗的家，孫景坤此前就居住在這裡。走進屋內，牆上貼滿了老人的照片和有關資料，無聲地訴說著他清貧樸素的生活和輝煌的過去。
走近細看，有攝影家為他拍攝的胸前戴滿軍功章的照片，有記錄他在上甘嶺戰役的文字資料，也有孫景坤作為中國人民志願軍英模代表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合影。一樁樁、一件件，讓人彷彿走進了那個硝煙瀰漫、激情如火的歲月。
孫景坤的故事，要從72年前的1948年說起。那年1月，24歲的孫景坤懷著對共產黨的無比熱愛，告別新婚才5天的妻子，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隨40軍119師357團先後參加四平戰役、遼瀋戰役、平津戰役和解放長沙、海南島等戰役，在遼瀋戰役中榮立三等功、平津戰役和解放海南島戰役分別榮立二等功。戰鬥中，他多次負傷，在解放四平的戰鬥中，孫景坤是機槍手，是敵人火力重點打擊物件，密集的子彈像颳風一樣撲向他，他身上的傷疤就是最好的見證。
1949年，孫景坤因為在部隊表現出色，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剛從海南島戰場撤回來的孫景坤隨部隊集結安東(今丹東)待命。部隊駐地離他家不到五里地，步行也就20分鐘，已經兩年沒見親人的孫景坤卻只是默默地望著家的方向。抗美援朝初期，孫景坤與敵人激戰受傷後被送回國內治療。養傷期間，排長催他回家看看父母，他默不作聲，排長又說，怎麼也得讓媳婦看見你還是個大活人呢，他才告假匆匆回了一趟家。隨後，孫景坤不顧腿傷沒好利索，再次過江奔赴前線。
當年打了多少仗，孫景坤已經記不清了。不過，有一場戰役，卻永遠烙刻在他的心底，那就是慘烈的上甘嶺戰役。
1952年10月27日中午時分，孫景坤所在部隊堅守在上甘嶺161高地，在擊退敵人一次又一次進攻後，部隊傷亡慘重，161高地三面處於敵人的火力控制之下，增援部隊很難上去。當時擔任副排長的孫景坤帶領9名戰士，帶著8箱手榴彈、2箱子彈，從敵人火力死角突上陣地。在擊退敵人瘋狂反撲中，孫景坤擊斃21名敵人，和最後剩下的3名戰友頑強地堅守在陣地上。
孫景坤的外孫子畢元發對姥爺關於這場戰役的講述至今印象深刻，“戰鬥異常激烈，‘守著是死，不如拼命搏一把。’依靠多年的作戰經驗，姥爺知道敵人炮火最猛烈的地方，往往是敵人進攻的突破口。很快，他就發現了一處盲區，敵人的火力打不到那裡，他主動請戰，跟戰友藉著坑道掩護奮力狙擊，最終打退了敵人的進攻。”畢元發說，事後戰友們在炮彈掀起的泥土石塊和犧牲的戰士身邊，找到了昏迷的姥爺，他的腿部等多處受傷，耳朵也被震得幾天都聽不見聲音。
在抗美援朝中，孫景坤榮立一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1953年，孫景坤榮獲一級戰士榮譽勳章，並受到金日成將軍的接見。同年，作為中國人民志願軍回國英雄報告團成員，孫景坤受到了親切接見。
許多年前，張桂梅過的是一種和現在完全不同的生活。那時，她在大理有丈夫，有一個家。
她是黑龍江人。母親在近50歲時才生下她，在她年少時去世，她跟著哥哥姐姐們長大、生活，一直有寄人籬下的滋味，她渴望有一個自己的家。1974年，17歲的她跟著三姐來到雲南支邊，在中甸林業局當過播音員、宣傳隊隊員，80年代，經人介紹，她認識了一個男人，是中甸林業局子弟學校的校長，"為了他，我也申請去當了老師"。很快，他們結婚了。
她跟著丈夫回了他的老家大理喜洲，在喜洲一中任教。在她的回憶裡，丈夫多才多藝，兼職給別人修傢俱、講微積分課，賺來的錢給她花，給她買她愛吃的楊梅罐頭。她不愁衣食，不用自己做飯，兩人常常去洱海邊上散步，想去哪兒玩就買車票。丈夫對她好，去大理市裡開會，只要當天能夠趕回去，一定會和她一塊吃飯。
她是極其外放的性格。在東北，她有過一段不安生的少女時期，在家排行第五，跟著哥姐長大，沒有嚴厲的管束，人送她外號五猴子，總是上躥下跳，後來在文工團裡當舞蹈演員，調皮搗蛋，會哄騙鄰居家的小女孩，把人家的長髮剪掉，還會抓毛毛蟲嚇別的孩子，老師一巴掌拍死毛毛蟲，手就腫起來，她捱了一頓罵，往外跑，在野外遇到了狼，最後被老鄉送回家。
等結了婚，她喜歡去歌舞廳，不想去開學校例會，作為校長的丈夫就包庇她去唱歌跳舞……有時候喝醉了，丈夫就把她揹回家。那時候她是一個美麗的老師，說一口動聽的普通話，化妝，穿紫色皮鞋、藍色褲子、紅色上衣，她和丈夫的宿舍裡，掛著一個手編的門簾，小個小個的珠子掛起一串，美極了。
一位喜洲一中的女老師回憶，到了午休的大課間，在桃子樹下的草坪上，張桂梅會帶著孩子們圍著圈圈唱歌、跳舞，"裙子穿起多漂亮多飄逸"，學校裡關係好的老師給她取了個外號：老妖精，簡稱老妖，她也回嘴，小妖，"生活有滋有味的"。
1993年12月，張桂梅的丈夫被查出胃癌晚期。後來，她形容那段歲月，"我看那山和水都是灰濛濛的一片，這意味著我有家的生活即將終止，愛與被愛的生活即將結束。"
她盡了最大努力留住丈夫，把房子賣掉，家裡所有能賣的東西也全部賣了，總共籌了二十多萬。她到處跟親戚朋友們借錢，後來丈夫的家人勸她別治了，她不願意。丈夫自己也想放棄，她勸他，我們能活一天算一天唄，就等於你陪我一天就行唄。不管多貴的治療方案，她都試，7千多一天的進口藥也用上，二十多萬，半年就見底了。
1995年2月，丈夫還是走了。她不想埋葬他，也不想火化他。她走到昆明的大街上，萬念俱灰，往行駛的車上撞，駕駛員踩了剎車躲開，讓她尋死別連累別人。回去以後，她和停屍房的人說：請您把他從冰箱裡頭搬出來。她最後一次抱著丈夫痛哭。愛與被愛的生活，結束了。
抱著丈夫的骨灰盒回到大理，處理完後事，她失去了生命力，頭也不洗，只是躺著，什麼都不想幹。只要一出門，她就看到丈夫活在小草裡，活在洱海中。
這樣的日子過了一年，她想，她必須離開。她申請調動，填了許多地方，只有華坪接收了她。對於這個小縣城來說，大理是個大城市，她是個來自大城市的老師。1996年，她把裙子和門簾都留給了同事們，帶著一件丈夫留下的毛背心，來到華坪。
起初，這更接近於一種放逐和逃避。她先是在中心中學當老師，一年之後，申請調動到新建的民族中學。但到了華坪，她看到的事物有些不一樣了：有學生冬天穿著一兩塊錢的塑料涼鞋，有學生買不起飯，晚上抓一把米放進熱水瓶，作為第二天的早餐。她常帶學生下館子，幫他們交學費、添置衣服和被子，把丈夫的毛背心給一位小男孩。這裡的孩子需要她，"為了能讓他們走出大山，我做了一點小事，我感到快樂"。她的心裡有了一些輕鬆的感覺。
她清楚地記得，一個帶著女兒前來交書本費的父親，走了五六個小時，把賣桃子的收入、一大包的錢塞給了她，"他很樸實地告訴我，就這些了啊，我有錢還給你送來。"她動員了幾個學生一塊數錢，一分錢、五分錢、兩毛錢的紙幣，零星的幾個硬幣，髒兮兮的，總共不到50塊錢。但她把紙幣捆成了一捆，留作紀念，"你看看人家這日子過的，還滿高興滿高興的，然後把孩子還送給你。人家沒有一句怨恨的，一句都沒有的。我們還怨天怨地在這兒怨的。"
她反觀了自己。"人家還沒像我，我不缺吃，不少穿啊，這個人的生死應該是自己明白的。這個天災人禍自己應該明白。自己(就別)糾結在那出不來的情感，是不是?"她慢慢打起了精神，內心的苦悶和空虛漸漸被驅散了。
"但不幸再次降臨在了她的頭上"，用華坪縣前教育局局長，如今是張桂梅宣講小組一員的楊文華的話說。1997年4月，張桂梅被診斷出患有子宮肌瘤。從醫院到學校10分鐘的路程，她走了40分鐘。回到了宿舍，她哭一會兒，站一會兒，一夜未眠。
當時她是四個國中畢業班的政治老師，第二天，鈴聲一響，她本能地走進教室。她想陪孩子們走完這關鍵的幾個月，他們來不及適應新的老師了，那是他們考學的機會。她還能怎麼辦呢?當年患癌的丈夫撐了一年多，是因為自己百般籌錢，在他身邊照顧，如今輪到了自己，沒有醫藥費，也沒有人安慰。
吃止痛藥，再疼就捂著肚子上課，就這樣，她送走了四個班的畢業生。後來，她借了幾千塊錢，坐上了夜班車，到昆明做手術。她的腫瘤拿下來，腸子粘連到了後背，每次摸的時候就感覺到非常硬，肚子像一塊石頭一樣，疼的時候是一陣陣的，人也變成黑瘦黑瘦的了。
萬幸的是，這個從外地來的、埋頭苦幹、帶病上課的女人被看見了。當時華坪縣正大力發展開採煤礦，學校裡的老師工資低，就幹著第二份職業，或者辭職出來做煤礦生意，縣裡正需要一個正能量的老師作為宣傳典型。一個政協委員告訴她，我們絕不能捧著骨灰盒來宣傳您。她的事蹟開始在小縣城裡傳遍，兩次手術期間，一天晚上她喘氣困難，學校裡的幾位老師冒著大雨去醫院，給她取氧氣袋，一晚上跑了五六次，整夜在身邊照顧她。還有一位山裡的女人，把五塊錢的路費也捐給她治病，自己走了六個小時的山路回家。
她形容，那是一種"愛的支撐"。
後來，她有過幾次成家的機會。她的名聲傳出了縣城以外的地方，有人慕名而來。有一次，王秀麗接到了她的電話，說北京來了一個作家，你過來看一下嘛。王秀麗想，跑上門跟人家說自己是作家的人，通常都是不厲害的，便沒去。第二天才知道，那是張桂梅的追求者，見面的時候，張桂梅還塗了口紅，穿了高跟鞋。王秀麗立刻叫個摩的就去了兒童之家，但那人已經走了。
要是成家了，必然是要分一半的心給對方，張桂梅說，找一個伴有什麼用呢。王秀麗說，每天很累地回到家，至少有個人跟你說一下話嘛，抱一抱你也是好的嘛。
王秀麗聽說，是兒童之家的孩子不喜歡那人。那人坐椅子，孩子就說，你起來一下，假裝要掃地。那人坐床邊，孩子就說，你起來一下，假裝要疊被子。一天都不讓那人坐下。他們還問張桂梅，你要忙著結婚嗎?你就怕以後我們養不起你嗎?
後來，就再也沒有什麼北京來的作家了。
建起第一所免費女子高中
1974年10月，17歲的張桂梅跟隨姐姐從家鄉黑龍江來到雲南，支援邊疆建設。45年來，她不是一步步走向大城市，而是一步步走向貧困山區。
1996年8月，她的丈夫去世，父母雙亡、無兒無女的張桂梅黯然神傷，她決定離開傷心之地，調入麗江市華坪縣。她放棄進入全縣條件最好的華坪一中，選擇了師資最弱、條件最差的民族中學任教，承擔起4個畢業班的教學任務。
一年後，不幸再次降臨。1997年4月，她查出患有子宮肌瘤，且肌瘤已經有5個月胎兒那麼大，需要立即住院治療。
張桂梅忍著疼痛繼續站在講臺上，她不願意因為自己而影響學生們會考。直到7月會考結束，她才住進醫院。開啟她的腹腔，醫生們倒吸了口冷氣：腹腔內的器官全都移了位，腸子已經粘連在後壁上了，取出的腫瘤有兩公斤多。
20__年，張桂梅兼任新建的華坪縣兒童福利院(華坪兒童之家)的院長。第一天，兒童之家收了36個孩子，最小的兩歲，最大的12歲。此後，張桂梅除了上課，還要一把屎一把尿地照顧這些幼小的孤兒。
兒童之家的工作，讓她萌生了創辦一所學校、讓貧困山區女孩免費接受高中教育的想法。經她到處遊說，這一善舉得到了各級黨委政府的支援。華坪縣委、政府協調出土地，省、市黨委政府劃撥了100萬元的辦學經費。
20__年8月，全國第一所全免費的女子高階中學在華坪建成。11年來，華坪女子高階中學連續10年大學聯考綜合上線率100%，1645名貧困女孩從這裡走進大學。
學校師生的付出得到了回饋。20__年，華坪女高向社會輸送第一屆畢業生，96名學生69人考取本科，綜合上線率100%。這個成績讓華坪女高在縣城站住了腳跟。
周雲麗考上大學後，父親總是笑嘻嘻，做什麼都有勁，“覺得再讀4年就出頭了。”父親讓她和姐姐揹著裝滿菜和雞肉的筐子，當面感謝張桂梅。
踏上前往昆明的火車，周雲麗第一次認識大山以外的世界，也體會到不同成長環境帶來的差距。
同學來自全國各地，周雲麗發現他們能歌善舞，自己沒有才藝可展示。舍友問她用什麼乳液護膚時，她還不知道乳液是什麼東西。父親不願女兒落於人後，聽女兒說班裡同學都有電腦，他跑到縣城，花費4000元為女兒買了一臺電腦。
差距顯而易見。一位華坪女高的畢業生說，大學的口語課上，自己蹩腳英語口音一出，很多同學忍不住笑。還有人說，自己溝通力欠佳，不主動，不擅長處理人際關係。第一屆學生畢業後，張桂梅不斷收到這樣的反饋，一位浙大畢業生打電話對她傾訴，自己不如別人，英語也說不清楚。
這樣的反饋是張桂梅不曾預想的。張桂梅意識到，學校也需要與時俱進，她開始讓學生跳鬼步舞、穿黃色校服裙，讓兒童之家的孩子吃漢堡、披薩，將生活習慣改成“洋式的”，“免得出去讓人瞧不起。”
一位女孩考上大學後，向張桂梅傾訴，說自己跟同學相比又小又黑，穿得不好，說話也土氣，常受排擠，7個舍友同去宿舍樓底抬水，不許她喝，還經常留她一人掃地，不過自己沒哭過。張桂梅誇獎她好樣的，還對她說，“欺負我，就給我揍回去，別看你長得小，不怕。”
還有考入北京的學生跟她說同學來自人大附中、衡水中學，張桂梅鼓勵學生不要懼怕競爭，迎頭上。她相信華坪女高畢業的學生“後勁非常足”，不會被輕易打倒。
女孩們不可避免審視過去。一位20__級的畢業生說，自己曾有一段時間充滿沮喪，上大學後，她發現同學在高中階段就出國旅遊，考上大學順理成章，而自己的高中生活被枯燥的學習生活填滿，拼盡全力只是為了擺脫農民身份。不公平感會在某些時刻冒出來，但她也因此看到奮鬥的價值——大山走出來的她能通過大學聯考同優秀同學站在一起，這件事本身就值得欣喜。
張桂梅在教學樓外牆上貼了幾個字：剛強、慈惠、質樸。她常鼓勵學生，哪怕落榜了，也不要怕失敗，“天塌不下來”。但有畢業生結婚後回來看她，帶著孩子，又沒有工作，張桂梅會面露憂慮。
張桂梅希望，女孩們走出大山，不要再回來，也不用回母校。有當醫生的畢業生想捐工資，張桂梅沒有收，她不願拿學生的錢。如果未來實力允許，她希望學生能把錢捐給沒錢治病的窮人，而母校和她本人都不需要報答。
張桂梅常說，女子高中是為社會培養人才，一個人奮鬥不是為自己和父母，而是為國家和民族。如果看到有人落水，張桂梅覺得，不管自己是否自信有能力救人，都應該伸手拉一把。
她知道被人拉一把的感覺。來華坪縣任教前，她在中甸子弟學校當老師，在那裡與丈夫相識、成婚，度過了一段平靜的時光。
1995年，為了給身患癌症的丈夫治病，張桂梅花光了全部積蓄，最後給丈夫立碑的錢也沒有，又借不到錢，她在大馬路上撞車尋死，被司機破口大罵。那一刻，張桂梅體會到，“人需要幫忙時，只要有人提一把，真的感激不盡。”
“這麼好的書記，突然就走了，哭都來不及。”說起黃詩燕，湖南省炎陵縣霞陽鎮大源村村民廖建文，悲傷地抹眼淚。20__年起，炎陵縣委書記黃詩燕對口幫扶貧困戶廖建文一家。“他那麼忙，每個月都來看望我們，幫我家建起了新房，幫我安排了工作，還給我張羅媳婦。現在我家一年的收入有兩萬多元，生活越來越好了，感謝的話都不知道找誰說。”
20__年11月29日，湖南省炎陵縣脫貧攻堅的“一線總指揮”，原株洲市政協副主席、炎陵縣委書記黃詩燕，因多日勞累，驟然倒下，年僅56歲。
8年5個月零4天，老百姓心中的“最美扶貧書記”黃詩燕，用生命兌現了“脫貧功成，必定有我”的莊嚴承諾。
20__年6月25日，47歲的黃詩燕走進炎陵縣委大院，成為這個20多萬人口的貧困縣的縣委書記。此前，他是株洲市委副祕書長、市委辦主任。
7月的大暑天，他戴上一頂草帽下鄉去了。
他去了離縣城最遠的策源鄉梨樹洲村。這裡地處湖南第一高峰酃峰下，旅遊資源豐富，卻是當時株洲唯一的“無電村”。
60多公里崎嶇山路，黃詩燕花了3個多小時。村黨支部書記伍英華向他訴苦：村民自己裝的小型發電機電壓不穩，由於用電強度大幾次把發電機給燒了。全村共25戶80餘人，年人均純收入僅1000餘元。
他去了中團村的一戶果園，和正在忙碌的市農業科技特派員譚忠誠聊起了炎陵的黃桃。20世紀80年代，當時的縣農業局從上海引進了100株芽苗。雖然炎陵有適合栽種黃桃的獨特地理條件，但歷經近30年的發展，還是規模不大，質量不高。
黃詩燕短時間內先後走訪了全縣11個鄉鎮(場)、54個貧困村。他越走心情越沉重，沿途一幅幅圖景在心中揮之不去：船形鄉水壠村大半村民住在“杉皮屋”裡，逢雨必漏;下村鄉坳頭村村民好不容易種出來的水果，因山路閉塞，一公斤兩塊錢賤賣給商販……
一個多月的調研下來，黃詩燕摸清了家底：20__年，全縣農民人均純收入2970元，分別相當於全省、全市平均水平的52.8%、38.8%，貧困發生率很高。
通過深入調研與論證，黃詩燕與縣委、縣政府班子成員形成共識：打造炎陵生態休閒農業風光帶和特色水果、有機茶葉、無公害蔬菜、筍竹、油茶、酃縣白鵝、花卉苗木、藥材八大“農字號”特色產業，鼓勵村民“量體裁衣、宜養則養、宜種則種”。
“一帶八基地”的突破口在哪裡?黃詩燕將目光盯準了炎陵的黃桃。20__年，炎陵縣將黃桃產業納入重點扶持，重點推廣良種“錦繡黃桃”，財政每年投入500萬元獎勵扶持種植戶。
對此決定，贊成的有，反對的也不少：財政本來就困難，黃桃產業看不到稅收預期，每年拿錢去“貼”，值嗎?一家一戶分散種植，品質如何保證?都種黃桃，果賤傷農怎麼辦……
黃詩燕不為所動。在他的主導下，全縣砍掉劣質黃桃苗，培育5個優質高效示範點，扶持171個科技示範戶;建立“合作社+基地+農戶+電商”模式，及時提供良種苗木、技術培訓、農資供應、銷售渠道等服務……
黃詩燕成了炎陵黃桃的頭號推銷員。每年的桃花節、黃桃大會，黃詩燕都出面“站臺”吆喝;北京、廣州等地的供銷對接會，黃詩燕現場促銷;央視推廣炎陵黃桃，黃詩燕琢磨出推廣語：“炎陵黃桃，‘桃’醉天下”。每到黃桃成熟季節，黃詩燕還會到路邊水果店轉一轉，要求有關部門兩天報告一次全縣黃桃銷售資訊。
黃詩燕為炎陵黃桃的品牌推介不遺餘力，有人好心提醒：“領導幹部為產品站臺代言，不妥。你是縣委書記，更容易招來非議。”
“為老百姓脫貧站臺，我怕什麼?”黃詩燕很坦然。
如今，炎陵黃桃迎來了自己的黃金時代。“炎陵黃桃”獲頒國家地理標誌證明商標，出口多個國家和地區。目前，炎陵全縣8000多戶種植黃桃8萬多畝，近6萬人進入黃桃產業鏈，近60%貧困人口通過種植黃桃穩定脫貧。
要實現高質量脫貧，關鍵是提升產業發展能力，增強“造血功能”。除了綠色農業，發展文化旅遊和生態工業，也是黃詩燕緊緊抓住的大事。
為了引進一批優質專案，讓老百姓可以在家門口安心就業，黃詩燕下足了功夫。聽說企業老總來炎陵，他連夜從鳳凰趕回來;一家企業訴苦說招工難，他要求相關部門開著車，帶著招工資訊直接進村入戶……
幾年間，全縣首個年納稅過3000萬元、首個年銷售收入過10億元、首個落戶炎陵的企業等不斷湧現，被外界譽為貧困山區招商引資的“炎陵現象”。
20__年，炎陵縣成為湖南省第一批摘帽的國家級貧困縣;貧困發生率從20__年底的16.57%下降到20__年的0.65%，實現高質量脫貧。
一所沒有“門檻”的學校
對於大山裡的女孩們來說，華坪女高沒有“門檻”。
從建校第一天起，張桂梅便定下規矩：學費、住宿費等全免，只收少量伙食費。特別是對貧困家庭的學生，即便基礎很差，會考分數沒過線，也全部招進來。首屆學生幾乎全都是“線下”生。
學校生源差，教學條件更是十分簡陋。校園沒有圍牆，沒有食堂，甚至沒有廁所，只有一棟教學樓和一根旗杆，院子裡滿是雜草。學生在一間教室上課，在另一間教室睡覺，吃飯、上廁所都只能去隔壁學校。
“她心裡著急，如果等學校全部建好，晚一年招生，就又有一批女孩被耽誤了。”楊文華說。
學生入學了，張桂梅卻犯了愁。“有的學生考試只能考幾分，這樣下去可怎麼辦?”張桂梅心想，就是把命搭上，也要把學校辦出名堂。
在華坪女高，學生雷打不動每天5點30分起床晨讀，晚上12點20分自習結束才上床睡覺，連吃飯時間都被限定在15分鐘。
張桂梅有一個小喇叭幾乎從不離手。“傻丫頭，快點!”在校園裡，有學生稍一磨蹭，就會聽到她的吼聲從小喇叭裡傳出來。
十幾年來，她不僅每天陪學生自習到深夜，還一直住在學生宿舍。“我一刻也不能離開學校，老師、學生我都得盯著。”她說。
20__年夏天，華坪女高首屆畢業生一炮打響，大學聯考百分之百上線，還有幾名學生考上了一本。“和學生入學成績相比，華坪女高創造了一個奇蹟。”楊文華說。
20__年，華坪女高完成建設工作，各項設施逐步完善，學校有了食堂、宿舍，還有了標準的塑膠運動場。截至目前，學校3個年級共有9個班，在校生達464人。張桂梅常年堅持家訪，累計行程11萬多公里，覆蓋華坪和周邊縣的1500多名學生。至今，華坪女高已送走10屆畢業生，1804名學生從這裡考入大學，學校不僅一本上線率高達40%多，大學聯考成績綜合排名還連續多年位居麗江全市第一。
學校語文老師韋堂雲說，學生成績突飛猛進，但張桂梅的身體狀況卻一落千丈。她的身上貼滿了止痛的膏藥，平時連爬樓梯都十分艱難。
今年2月，受疫情影響，學生只能在家上網課。心急火燎的張桂梅直接在教室外搭了一張行軍床，每天躺在床上，盯著老師學生上網課。
“我上網課的時候，經常聽到她在床上疼得忍不住發出聲音，但她從來不說。”韋堂雲說。
華坪縣融媒體中心記者王秀麗是張桂梅相識多年的閨蜜，也是她為數不多的傾訴物件。
“她全身都是病，骨瘤、血管瘤、肺氣腫……以前她經常讓別人猜我倆誰更重，可現在她已經從130多斤掉到了只有七八十斤。”王秀麗說。
1921年，李桓英出生於北京，童年時跟隨父母在德國柏林生活。她是上海同濟大學醫學院的本科生，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研究生。在世界衛生組織任職時，她多次橫跨各洲，為貧窮落後地區防治性病和雅司等疾病而努力。
7年任期結束後，世界衛生組織希望李桓英續簽5年合同。而李桓英全家已經移居美國，父母兄弟希望她留在身邊。不過，這兩個選項都被李桓英排除了。
李桓英曾在美國雜誌上看過關於錢學森的報道，得知錢學森毅然回國時，她深受觸動，“時不我待，作為中國人，我很渴望回到祖國的懷抱，想把我最好的年華奉獻給祖國”。
於是，她瞞著家人，繞道倫敦，幾經周折後終於回到中國。這一年是1958年，她37歲。此後的漫長歲月，她始終無悔最初的選擇。
1970年，李桓英在江蘇第一次見到麻風病患者。他們有的臉部毀容，有的手腳畸形，有的面板潰爛。由於沒有有效治療手段，麻風病患者往往被趕到偏僻之地，報團取暖或自生自滅。
飽受病痛和歧視雙重摺磨的患者，給李桓英留下深刻印象，她立志要攻克麻風病。1978年，李桓英被調到北京友誼醫院熱帶醫學研究所後，便將全部精力獻給了這一事業。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世界衛生組織著手研究一種聯合化療治療麻風病的新方法，藥物配方已完成，但缺乏臨床實驗。得知這一訊息後，李桓英開始在全國走訪調查，向世界衛生組織提交了一份關於中國麻風病情況的詳細報告，最終獲得免費藥品和實驗專案支援。
帶著這批藥品，李桓英來到雲南省勐臘縣的“麻風寨”，勸說這裡的每一個麻風病患者服藥。
她的到來引來村民一片驚奇：北京來了個女醫生，不怕麻風!渴了，她舀起病人家的水仰頭就喝;餓了，她大大方方和麻風病患者一起吃飯;病人試探著同她握手，她便拉著手長時間不放。她說：“戰士都知道子彈厲害，上了戰場不照樣往前衝?麻風菌可沒有子彈厲害!”
李桓英將國外先進的治療方法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率先開展了服藥24個月就停藥的短程聯合化療和消滅麻風病的特別行動計劃，這一方法使全國麻風病患者從11萬人下降到不足1萬人，且年複發率僅為0.03%，大大低於年複發率小於1%的國際標準。後來，短程聯合化療法在全球得到推廣。
曼南醒村不會忘記李桓英。經過兩年治療，“麻風寨”的患者全部治癒。1990年潑水節，“麻風寨”摘掉了帽子，作為行政村被正式劃入勐侖鎮。李桓英為村子取名為“曼南醒”，意為“新生的山寨”。
與麻風病的鬥爭沒有就此停止。1996年，李桓英率先在國內開展消除麻風運動，首次提出麻風病垂直防治與基層防治網相結合的模式，被稱為“全球最佳的治療行動”。
李桓英長期輾轉於雲貴川等貧困邊遠地區。前往麻風病區總是山高路險，李桓英曾2次翻車、2次翻船，鎖骨和肋骨都摔斷過。她在勐臘坐獨木舟過河翻了船，被撈上岸後卻仰天大笑：我胖得像個皮球，哪裡沉得下去?
20__年12月27日，李桓英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訊息“刷屏”，因為這位新黨員已經95歲了。為什麼年逾九旬才申請入黨?她說，自己以前還不夠格，現在應該合格了。在她看來，入黨和做研究一樣，都是追求真理。醫療工作者就是要尊重事實、尊重科學，服務人民也是黨員的基本職責。摸著閃亮的黨徽，李桓英說：“如果我能活到100歲，還有5%的人生可以跟黨走，為醫學事業繼續奮鬥。等到舉行葬禮的那一天，希望我的身上能蓋上中國共產黨的黨旗!”
“我要幹到100歲!”98歲時，李桓英依然奮鬥在麻風病防治研究第一線，為徹底消滅麻風病而努力。她曾說：“人的一生很短暫，只有拼搏，才是生命的最好延長，而再長的生命只為自己也將毫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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