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坯牆上，紅軍留下的標語蒼勁有力，黃詩燕神色凝重，久久沉思。
炎陵，這個地處湘贛交界的老、少、邊、窮縣，20__年6月25日，迎來了第30任中共縣委書記黃詩燕。
小雨氤氳，山路泥濘，木橋搖晃……黃詩燕來到大山深處、小溪邊邊的廖成運家。
土坯房，家徒四壁，每當山洪暴發，房子就會遭淹。
走啊走，黃詩燕眉頭緊鎖往前走，走到全縣最後一個無電村，走進農民的生活裡……調研一個多月，黃詩燕的步履越來越沉重。這片埋葬忠骨英魂的紅土地上，貧困還是最大的敵人。20__年，全縣農民人均純收入2970元，全縣貧困發生率很高。
出路在哪?——黃詩燕提出：建設農字號“一帶八基地”(生態休閒農業風光帶和特色水果、無公害蔬菜、炎陵白鵝、茶葉、油茶、筍竹林、藥材、花卉苗木基地)。
“農業見效慢，從種子到票子，少則三年，多則六年啊!怎能快速致富?”有人質疑。
“農業做好了，農民才能真正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堅持。
炎陵縣有30多年種植黃桃的歷史，而20__年前，全縣黃桃種植面積不足萬畝。黃詩燕發現黃桃優勢種植區與貧困村高度重合，他請來縣農業局專家，請教大力發展黃桃的技術經驗，對黃桃種植採摘、品質品牌、銷售物流及成立黃桃協會等各個環節親自監管督辦。
上萬噸的黃桃金燦燦掛滿山頭，可短期內賣不出就會爛在樹上。黃詩燕主張舉辦黃桃大會，主動站臺賣黃桃。
“你是縣委書記，公開為產品站臺代言，恐怕招來非議。”有人提醒。
“為老百姓脫貧站臺，我怕什麼。”他坦然。
見到同樂村農民在地裡忙著為黃桃套袋，黃詩燕下車，與大家攀談起來，幫忙套了30多個袋子。那是20__年春天，事後大家才知道這位投緣的“老鄉”原來是縣委書記。
為讓炎陵黃桃走出去，黃詩燕發動徵集廣告語，他自己也冥思苦想。一天中午，黃詩燕在縣委宿舍搓洗衣服。“炎陵黃桃，桃醉天下”8個字搓了出來。評委投票，這8個字從6000條裡脫穎而出，成為炎陵黃桃的對外推廣詞。
黃桃樹在貧困戶朱聖洪家門口生了金。女兒幫忙網上賣桃，年收入超過10萬元。20__年，朱聖洪主動申請脫貧。
像朱聖洪一樣，全縣近60%貧困人口通過種植黃桃實現穩定脫貧。
黃桃享譽華夏，走出國門。
9年來，黃詩燕翻山越嶺，腳步遍佈全縣120個村莊、3900餘戶貧困群眾家裡。
果農張福明說：“書記在我家住，臨走要給餐費，他說這是紅軍的傳統。”
按規定，一人餐費40元，倆人，黃詩燕付了200元。
張福明手機裡存著不少與黃詩燕通聯的簡訊。得知他家的橘子口感不好，黃詩燕立即請專家引進新品種，指導高位換冠。得知老張要來縣委坐一坐，黃詩燕在樓梯口迎接。
張福明：“你不像個當官的。”
黃詩燕：“我本來就是農民。”
黃詩燕對女兒黃心雨說：“這副銅鈴是爺爺留給我的，你小的時候我把它戴在了你手上腳上。它是傳家寶，提醒我們是農民的後代。”
溫和的黃詩燕，這次也發火了：“炎陵的百姓是我們炎帝陵的守陵人，怎麼能這樣對他們呢?”20__年，炎帝陵景區裡，一位叫賣土特產的大娘被保安攔下，兩人互相推搡。黃詩燕撞見，叫人上前制止。
“發展旅遊要平衡好景區管理與周邊貧困群眾的關係，要優先吸收他們在景區工作。”
於是，30多位貧困農民經過培訓後在景區上崗。
20__年至20__年，全縣10435個農村貧困勞動力轉移就業7436個，佔比71.3%。20__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__年的2970元增加到20__年的7362元，全面小康實現程度達92.2%。
黃詩燕把最偏遠的廖成運一家定為結對幫扶物件。
20__年1月，廖家從深山林裡搬到了異地安置新房。這天，一家人被送來的大大小小十幾件桌椅板凳嚇了一跳。家裡沒訂這些東西啊?
原來是黃詩燕委託同事送來的禮物。
“以後生活好了，房子還會加層，要按兩層樓打地基，留樓梯。”設計易地扶貧搬遷住房時，黃詩燕向上級爭取。
“去年政策才放開，可以為群眾留一些基本生活配套物資。炎陵的易地搬遷房如果不是黃書記堅持，老百姓就沒這麼方便了。”副縣長盤曉文說。
幾年來，黃詩燕帶頭，在全縣120個村莊選派了120支幫扶工作隊，實現“微心願”1.52萬個。3年來，全縣1250戶易地扶貧搬遷戶住進了新房，2543戶農村貧困物件實現安居，6122戶農村危舊土坯房得到改善。
廖成運的兒子廖建文到離家不遠的九龍工業園上班，每個月收入近4000元。
園區企業發展遇到困難，一度愁壞了工委主任周橋樑。一天晚上，周橋樑將遇到的困難編成簡訊發給黃詩燕。
“要克服一切困難，及時幫助解決。”收到簡訊回覆，周橋樑一看時間，零點十五分。
第二天上午，黃詩燕立即召開有關部門協調會。針對企業在擴產中遭遇用工難題，他派員帶著招工啟事，送往9個鄉鎮，招來500多名工人，解了燃眉之急。
幾年間，全縣首個年納稅過3000萬元、首個年銷售收入過10億元、首個落戶炎陵的民營500強企業等不斷湧現，被外界譽為貧困山區招商引資的“炎陵現象”。
每當老百姓說謝謝書記、謝謝政府時，黃詩燕回答：“不要謝我，是大家一起幹出來的。”
今年是脫貧攻堅決戰決勝之年，時任湖南省炎陵縣委書記的黃詩燕，卻倒在了衝刺的道路上。
20__年11月29日上午，開完全縣扶貧工作會，回到縣委住所，黃詩燕突發心臟病，不幸殉職，年僅56歲。
在株洲市，在炎陵縣，相識的、陌生的，在朋友圈發詩文，在網上建紀念館，人們紛紛悼念這位炎陵縣的領頭雁。不少人感嘆：產業強了，炎陵美了，百姓富了，詩燕書記卻走了。
蹚出一條產業路
他力主發展黃桃，20__年全縣近六成貧困人口因此穩定脫貧
去年11月23日晚，黃詩燕乘車3小時，從株洲家中趕到縣裡，感覺異常胸悶。24日上午，他在縣醫院檢查身體，發現心電圖異常。同事和妻子都勸黃詩燕回株洲做檢查。
“縣裡事多，來來回回耽誤時間，先挺一挺再說吧。”黃詩燕說。
從上任起，黃詩燕就一直這麼拼。為了趕上長沙、深圳兩地招商引資活動，他一天工作16個小時;為了推廣炎陵黃桃，他跑遍每一個城市推廣點、每一個鄉村展臺……
20__年6月，組織選派47歲的黃詩燕到炎陵縣任縣委書記。擺在他面前的是一個難啃的骨頭：炎陵地處井岡山西麓，既是革命老區，又是欠發達地區;貧困人口比例高，到20__年全縣有建檔立卡貧困人口26761人，貧困發生率達16.57%。
分析縣情後，黃詩燕鮮明提出守望“兩座山”：守“綠水青山”，望“金山銀山”;農業發展重點抓好生態特色產業，比如特色水果、茶葉、藥材、花卉苗木等;用好生態山水自然資源，發展全域旅遊;以特色種養產業和旅遊產業推動精準扶貧。
“後來看，黃書記主抓黃桃產業，抓對了。”分管農業的炎陵縣副縣長盤曉文說。20__年炎陵黃桃只有5000畝，學農出身的黃詩燕認為，炎陵縣黃桃優勢種植區與貧困村高度重合，縣裡高寒山區，海拔高、氣溫低、空氣溼，多沙質土壤，種植農作物“十種九不收”，卻適合黃桃生長。
從20__年開始，黃詩燕始終如一為炎陵黃桃站臺，大大小小的活動不知道參加了多少場。
終於，黃桃從炎陵的深山溝，走向各地。當地目前種植8萬多畝，20__年產值11億元，黃桃有關收入佔到全縣農民農林牧漁業收入的40%;4784戶14152名、近六成貧困人口靠種植黃桃人均年增收8800元以上，實現穩定脫貧。
鞠躬盡瘁抓脫貧
8年多時間，他走遍了炎陵的每一個村
20__年8月，炎陵縣在湖南省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中第一批脫貧，不少幹部直呼“沒想到”。
“炎陵脫貧摘帽，是我們向20萬老區人民兌現的一個莊嚴承諾。”黃詩燕說。
20__年起，黃詩燕幫扶大源村，幾乎一個月進村一次。“隔三差五就能見黃書記到村裡來!”曾昭華老人說。
道路硬化、電網改造、路燈安裝、自來水，圖書室……幾乎凡是村民提到的生產生活上的困難，黃詩燕都盡力去協調解決。如今，大源村青山環繞，新居白牆黛瓦掩映在綠樹叢中，水泥路直通農家院，果樹遍佈山間，猶如一幅山水畫。這個霞陽鎮最偏遠、最落後的大村，成了遠近有名的風景村。
“山高不如腳背高，路長沒有腳板長。”這是黃詩燕經常說的一句話。湖南海拔最高的山在炎陵，海拔1500米以上的山，炎陵最多。8年多時間，黃詩燕走遍每一個村，翻越了炎陵的每一座山，有的村子多次去。“120個村他都去過，差不多每個月都有一週，他在村裡走訪貧困戶。”縣民政局局長吳集會說。
脫貧攻堅傾注了黃詩燕全部心血。大到扶貧產業選擇、重大檔案制訂、重要舉措出臺，小到貧困戶建檔立卡手冊，他逐一梳理、逐一審定。
“黃書記很早提出來，要化繁為簡，把各種表格整合成一本簡潔明瞭的扶貧手冊。”縣委辦副主任陳德望說，“扶貧手冊完成後，從20__年到現在，炎陵一直都在用這本手冊，國家、省裡來評估考核，都說這本冊子做得好。”
20__年—20__年，全縣累計脫貧6647戶22907人，54個貧困村全部退出，貧困發生率由16.57%降至0.54%。20__年2月通過脫貧攻堅湖南省檢查驗收，在全省5個同類縣中，貧困發生率最低(0.6%)、群眾認可度最高(98.49%);當年6月通過脫貧攻堅國家檢查驗收，錯退、漏評“零反饋”。
以身作則好作風
他的辦公室是上世紀80年代的平房;每個星期走基層在1000公里以上
走進黃詩燕在炎陵縣委的辦公室和宿舍，記者很驚訝。
辦公室是上世紀80年代的平房，工作人員多次要求進行簡易裝修都被他拒絕。宿舍很小，床上用品都很普通。
“宿舍裡的東西，都是上一任領導留下來的，黃書記上任後沒有添置一件新傢俱。”縣委辦副主任劉明華說，“平時除了接待外，一有時間書記就在走基層，每天都排得很滿。”
“作為黨員幹部，就是要有功名利祿全放下、一心只為千萬家的境界。”黃詩燕多次在講話中這樣說。
“擔任炎陵縣委書記近9年，黃書記為炎陵發展不辭辛勞，每個星期走基層來回車程至少在1000公里以上。”縣委常委、縣委辦主任黃建中說。
“黃書記在炎陵沒有私交圈。”縣委常委、政法委書記楊紅兵說，“他常說‘人和人之間最好的感情就是工作上相互支援，在為黨工作、為人民服務工作中交往最好的感情’。”
由於常年在縣裡工作，離家遠，黃詩燕對妻子女兒都照顧不上。平時工作忙，也很少有時間打電話。黃詩燕心裡總感覺愧疚，每次洗衣服都和妻子視訊聊聊天，“等忙完這陣子，就回家好好歇歇!”可這一等，竟等到天人相隔。
在炎陵縣2030平方公里土地上，黃詩燕的事蹟還在傳頌著。他用8年多始終如一的奮鬥，踐行了一名共產黨員的莊嚴承諾，詮釋了人民公僕的深刻內涵。
“這麼好的書記，突然就走了，哭都來不及。”說起黃詩燕，湖南省炎陵縣霞陽鎮大源村村民廖建文，悲傷地抹眼淚。20__年起，炎陵縣委書記黃詩燕對口幫扶貧困戶廖建文一家。“他那麼忙，每個月都來看望我們，幫我家建起了新房，幫我安排了工作，還給我張羅媳婦。現在我家一年的收入有兩萬多元，生活越來越好了，感謝的話都不知道找誰說。”
20__年11月29日，湖南省炎陵縣脫貧攻堅的“一線總指揮”，原株洲市政協副主席、炎陵縣委書記黃詩燕，因多日勞累，驟然倒下，年僅56歲。
8年5個月零4天，老百姓心中的“最美扶貧書記”黃詩燕，用生命兌現了“脫貧功成，必定有我”的莊嚴承諾。
20__年6月25日，47歲的黃詩燕走進炎陵縣委大院，成為這個20多萬人口的貧困縣的縣委書記。此前，他是株洲市委副祕書長、市委辦主任。
7月的大暑天，他戴上一頂草帽下鄉去了。
他去了離縣城最遠的策源鄉梨樹洲村。這裡地處湖南第一高峰酃峰下，旅遊資源豐富，卻是當時株洲唯一的“無電村”。
60多公里崎嶇山路，黃詩燕花了3個多小時。村黨支部書記伍英華向他訴苦：村民自己裝的小型發電機電壓不穩，由於用電強度大幾次把發電機給燒了。全村共25戶80餘人，年人均純收入僅1000餘元。
他去了中團村的一戶果園，和正在忙碌的市農業科技特派員譚忠誠聊起了炎陵的黃桃。20世紀80年代，當時的縣農業局從上海引進了100株芽苗。雖然炎陵有適合栽種黃桃的獨特地理條件，但歷經近30年的發展，還是規模不大，質量不高。
黃詩燕短時間內先後走訪了全縣11個鄉鎮(場)、54個貧困村。他越走心情越沉重，沿途一幅幅圖景在心中揮之不去：船形鄉水壠村大半村民住在“杉皮屋”裡，逢雨必漏;下村鄉坳頭村村民好不容易種出來的水果，因山路閉塞，一公斤兩塊錢賤賣給商販……
一個多月的調研下來，黃詩燕摸清了家底：20__年，全縣農民人均純收入2970元，分別相當於全省、全市平均水平的52.8%、38.8%，貧困發生率很高。
通過深入調研與論證，黃詩燕與縣委、縣政府班子成員形成共識：打造炎陵生態休閒農業風光帶和特色水果、有機茶葉、無公害蔬菜、筍竹、油茶、酃縣白鵝、花卉苗木、藥材八大“農字號”特色產業，鼓勵村民“量體裁衣、宜養則養、宜種則種”。
“一帶八基地”的突破口在哪裡?黃詩燕將目光盯準了炎陵的黃桃。20__年，炎陵縣將黃桃產業納入重點扶持，重點推廣良種“錦繡黃桃”，財政每年投入500萬元獎勵扶持種植戶。
對此決定，贊成的有，反對的也不少：財政本來就困難，黃桃產業看不到稅收預期，每年拿錢去“貼”，值嗎?一家一戶分散種植，品質如何保證?都種黃桃，果賤傷農怎麼辦……
黃詩燕不為所動。在他的主導下，全縣砍掉劣質黃桃苗，培育5個優質高效示範點，扶持171個科技示範戶;建立“合作社+基地+農戶+電商”模式，及時提供良種苗木、技術培訓、農資供應、銷售渠道等服務……
黃詩燕成了炎陵黃桃的頭號推銷員。每年的桃花節、黃桃大會，黃詩燕都出面“站臺”吆喝;北京、廣州等地的供銷對接會，黃詩燕現場促銷;央視推廣炎陵黃桃，黃詩燕琢磨出推廣語：“炎陵黃桃，‘桃’醉天下”。每到黃桃成熟季節，黃詩燕還會到路邊水果店轉一轉，要求有關部門兩天報告一次全縣黃桃銷售資訊。
黃詩燕為炎陵黃桃的品牌推介不遺餘力，有人好心提醒：“領導幹部為產品站臺代言，不妥。你是縣委書記，更容易招來非議。”
“為老百姓脫貧站臺，我怕什麼?”黃詩燕很坦然。
如今，炎陵黃桃迎來了自己的黃金時代。“炎陵黃桃”獲頒國家地理標誌證明商標，出口多個國家和地區。目前，炎陵全縣8000多戶種植黃桃8萬多畝，近6萬人進入黃桃產業鏈，近60%貧困人口通過種植黃桃穩定脫貧。
要實現高質量脫貧，關鍵是提升產業發展能力，增強“造血功能”。除了綠色農業，發展文化旅遊和生態工業，也是黃詩燕緊緊抓住的大事。
為了引進一批優質專案，讓老百姓可以在家門口安心就業，黃詩燕下足了功夫。聽說企業老總來炎陵，他連夜從鳳凰趕回來;一家企業訴苦說招工難，他要求相關部門開著車，帶著招工資訊直接進村入戶……
幾年間，全縣首個年納稅過3000萬元、首個年銷售收入過10億元、首個落戶炎陵的企業等不斷湧現，被外界譽為貧困山區招商引資的“炎陵現象”。
20__年，炎陵縣成為湖南省第一批摘帽的國家級貧困縣;貧困發生率從20__年底的16.57%下降到20__年的0.65%，實現高質量脫貧。
籌來了錢，可籌不來分數。
張桂梅本以為，只要提供給這些女孩機會，學習是水到渠成的事。但她發現這些學生基礎差，試卷測驗幾乎都不合格。
質疑的聲音不止。張桂梅去縣裡開會，聽到人議論，“說得可好，成績那麼差出來怎麼辦?”“如果只給機會她不學，那麼這個機會等於沒有，等於養她3年。”高一還未結束，她意識到這是個“嚴肅問題”，“高中要講分數，不講分數，大學聯考設定就沒有用。”
17個老師走了9個。心灰意冷時，她怕耽誤學生，找縣裡反映，想將學生分到其他高中就讀，遭到數落，“不讓你幹你非幹。”
後來她給老師下任務，一個班要考上多少一本和二本。她希望學校出清華北大畢業生。
更直接的方式是打時間戰。晚休時間從晚上9點半延長到10點半，最後延到12點20分。學生從6點起床提早到5點半，只有5小時睡眠時間。每天下午，學生回宿舍洗漱15分鐘，穿拖鞋回教室，以便晚上回宿舍躺下就能休息。
剛建校那會，為了給學生餘出更多學習時間，學校衛生被老師包攬。早上6點，全體老師要起床打掃校園。建設中的工地四處是灰，一下雨都是泥巴，老師們要去溝裡抬水，把水泥板沖洗乾淨。
每次臨近放假，張桂梅跟學生商量，再幹兩天，結果乾著幹著開學了，第一屆學生只在寒假休息了幾天。有人給張桂梅起外號“周扒皮”“魔鬼”“半夜雞叫”，那時的張桂梅每天守在教室門口，有學生坐著睡覺，她就把學生捅醒。後來，學生打瞌睡會主動站著聽課。
吃飯時間被壓縮到10分鐘。張桂梅要求食堂飯不能太燙，菜炒出來，要及時扣上鍋，不能過涼，她計算，一分鐘能有30個學生打飯，159人5分鐘能全部打完，最後一個學生也能有5分鐘吃飯時間。為了加快遞碗的速度，張桂梅不允許學生就餐過程中說話。
為了節省時間，女高學生去縣醫院看病不需要排隊。有醫生聽說吃飯只花10分鐘，向張桂梅抗議學生壓力太大，還有人罵她沒兒沒女，不知道心疼別人家孩子，張桂梅毫不在意，“只要不傷害她們，對她們有意義，就這麼幹。”
實際上，學校也曾有過一段“民主”時期，張桂梅借鑑其他重點高中，組織學生分組討論，她在旁邊聽，發現討論什麼的都有，隨即叫停。起初，學生6點半起床，9點半休息，結果學生越來越懶，成績越來越差。
張桂梅希望，學生能養成好習慣，有限的時間幹特定的事，“幹不完你就虧了”。有的女生愛乾淨，早上4點就起床洗漱。張桂梅於是將水停用，只在上午5點半到下午6點間放水，逼著學生休息。睡覺前，學生們提前用盆接滿水，用來沖洗廁所，內褲有時要積攢到週末洗。每週末僅有兩三個小時休息，學校沒有澡堂，學生要去校外賓館洗。
剛進校的17名教師沒有一位教過高中，張桂梅帶著他們去麗江學習。一位老師記得，那會學校流行評課，教室後面坐一排老師，專挑講課老師的缺點。板書哪裡不到位，課哪裡有毛病，老師們常常互相不服氣，當場頂起來，一堂課火藥十足，“女老師有的記仇嘞，下課了還追著問，你講給我聽聽。”
張桂梅鼓勵這種爭吵，反對互捧。一次評課，聽到老師們互評只講好的，她提起凳子就走人，把10多個老師晾在一邊。
學校花費18萬元去各個高中買試卷，開啟題海戰術。學生們高一高二上完課，高三刷題。有人說這種刷題方式不科學，她說，“我們不管科不科學，能考走一個好學校算一個。”
第一年，張桂梅在兒童之家和學校兩頭奔波，一邊是50多個需要照料的孩子，一邊是96個渴望考出大山的女孩，做著做著工作時間就沒了，她“把自己的生活忘了”。
如今，王秀麗的女兒在女高讀書，生了大病，為了方便照顧女兒，她搬進了女高的教職工宿舍。12年了，建校時種下的芒果樹已經鬱鬱蔥蔥，走在女高的路上，王秀麗指了指掩在樹後的教職工宿舍，說，“她開心的時候，會拿喇叭在那喊我”。
秀麗啊，你出來一下，秀麗啊。聽到張桂梅的聲音，王秀麗通常是穿著睡衣就往外跑。那個瞬間，小喇叭變成了張桂梅手裡的一個玩具，用來呼喚自己的好友。
今年春節，張桂梅給了王秀麗一張自己病例的影印件，類風溼性關節炎、支氣管炎、嚴重骨質疏鬆、神經鞘瘤、骨瘤、肺氣腫、小腦萎縮……她被查出來23種病，有時候太痛，也會和王秀麗訴苦，我死了算了，我把這窗戶開啟，就從這裡跳下去。
但更多時候，被小喇叭叫出來後，兩人只是鬥一會兒嘴，閒聊。很快，張桂梅又舉起小喇叭——下課鈴聲響了，10分鐘的吃飯時間開始倒數計時。“跑快點”、“說你呢”，張桂梅又變成那個嚴厲的女高校長，學生嘴裡的“大魔頭”、“周扒皮”。
張桂梅初來華坪那幾年，和喜洲一中的一位楊老師經常通訊。那時候，張桂梅的名聲漸起，楊老師寫信告訴她，喜洲一中有了一些議論，覺得張桂梅那樣活著沒有意思。沒有家庭，不能完整地過日子，放棄了世俗的快樂，那麼拼命，把老師和學生都折磨成那樣。楊老師記得，她沒有生氣，只是回信說，人活著，反正要做點事情。
每次到昆明開會，張桂梅一定要當日來回，女高的清晨被她的喇叭聲劃破，夜晚，再用喇叭聲結束。要是哪天聽不到喇叭聲，女孩們總會探頭探腦地問，老大呢?在女高三年，殷鑑常常聽到張桂梅說的一句話是，每個人都需要一個舞臺。但女孩們進了大學，有了舞臺，張桂梅幾乎再不和她們聯絡，“老惦記人家幹嘛，她出去放飛，放飛就行了”。
跟著張桂梅看多了山裡酗酒的父親、愚昧的母親、女孩們被安排好地早早嫁人的生活，殷鑑覺得，如今她們能過上平常的生活已經足夠珍貴。很多當年的女高學生們都成家了，他經常能在朋友圈看到她們晒孩子、聚餐，以及回老家的時候拍山裡的風景。那些風景對於她們已經有了不同的意味，不再是貧窮、被困住的生活，“因為她自己走得高了”。
而張桂梅急劇地衰老了。20__年，幾種病湊在一起發作，她被送進了醫院，那之後，她瘦了二十多斤，衣服變得空空蕩蕩。如今起床，她會留下一床凌亂的被子，以便夜晚能順勢再躺進去——她已經沒有力氣扯開疊得整齊的被子。離開女高回北京後，殷鑑給她打電話，她說，前幾天差點人就沒了。他聽著揪心，後來打電話給她，都需要下半天決心。
這兩年，王秀麗感覺張桂梅的性格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前，女孩如果在學校不聽話，她家訪時會當著父母的面罵：我們都供你讀書了，你還如何如何。但現在，她只是會說，姑娘，你要好好讀書，要不然對不起那些幫助我們的人。“當一個人開始溫柔地對待她周圍的人和事的時候，她就是老了。”
張桂梅身邊的人說，她似乎只剩一口氣撐著了。人人都知道，她想讓女高的孩子考上清華北大。每次課間操期間，她讓高一高二的學生齊聲大喊：學姐加油!加油上清華!加油上北大!“我的學校要是能出一個清華、北大的就好了。”她最常說這話，沒事她就拉著王秀麗觀察她的女孩們，“你看我這些孩子，胖嘟嘟的，是不是看著很好嘛……我的學生裡到底哪一個是清華、北大的啊……”
“我看啊，哪一個都不是。”楊文華又來潑冷水了。他的班裡出過雲南省第一名，培養過清華、北大的學生，知道大學聯考每個科目應該不得低於多少分，“但張老師一點概念都沒有”。
有一回，張桂梅犯心臟病，趴在柱子上動不了，一個女孩走過來拍拍她，不說送她去醫院，只是說，彆著急，我給你考清華，就走了。女孩把課本背了五六遍，最終上了浙大，那是張桂梅離清華、北大最近的一次了，她也知道，孩子們都是在硬考，“累個半死”。
還有一回，張桂梅花了幾萬塊錢請了一位名師來講課，對方不帶課本，公式一個套一個，從高一套到高三，高三再套回來，“嘩啦啦講完了，我們全部傻了”。張紅瓊教地理，女孩們高中入學了，問她們美國在哪兒，都指不出來。女孩們努力了，考了個20分，也急，也哭，老師們不敢罵，只能安慰。那個上浙大的女孩，書背到第四遍的時候，她告訴了張桂梅，張桂梅說，那再背一遍好了，咱再多考一分，也許就上清華了。
每一年大學聯考成績出來，都讓張桂梅失望。但殷鑑說，“我們又覺得也挺好，那要是真有了，她可能當時就……因為她現在的這個身體，真的靠這個作為精神的支撐。”
早上5點15分醒來，張桂梅每天都在想，不幹了不幹了，明天就不幹了。每天成把成把地吃著藥，也止不住地疼。下床感到非常艱難，腿落地就像針刺一樣。但她又想起來她的清華北大，“六十多歲了，不想徹底治病了，這點餘光我放著就行了，繼續追逐我的夢想”。
《人物》最後一次見到張桂梅，是11月的一個傍晚，她從兒童之家出來，穿著羽絨服，頭髮溼漉漉地貼在頭皮上。剛洗完澡，她的右肩疼得很，孩子們幫她擦了藥。“擦完藥也不好使啊，難過得要死要死的。”她說，“此刻我就想找個地方好好躺著。”每天傍晚，她都會去兒童之家待一個小時再回女高。10分鐘的路程，她已經走不動了，一個兒童之家的孩子騎著電動車送她。
她拒絕了和我們再聊一次，“給我留點力吧，我還要去找學生聊。再不回去，她們估計又以為我去醫院了”。她用手撐著騎車人的肩，側著身子一點點挪上了後座，“到我明年大學聯考完，我能活到明年大學聯考完……到時候你再來，看我的成功與失敗。”
20__年，王秀麗看到了張桂梅在全國xx大代表大會上的新聞，她喊著，我有一個夢想。辦一所全免費的女子高中，那個聲音從小縣城傳到了全國。在公交車上，王秀麗給她發了一條簡訊，祝賀她的夢想終於要成真了。
最初，張桂梅提出這個想法時，一片謾罵聲淹了過來。“別人說我得精神病了，或者是榮譽得太多了，得出癮來了，老想怎麼著怎麼著。”那時候王秀麗也勸她，已經得了這麼多項全國榮譽了，可以好好地到老了，躺在榮譽上，過完這一生。還有一次縣委組織的論證會上，所有專家都投了反對票，“什麼年代了還把男女分開?”
20__年，時任華坪縣教育局副局長的楊文華，陪張桂梅到央視錄製一個節目。去北京的路上，張桂梅說起了自己的這個夢想。楊文華教高中出身，要給學校修個實驗樓，修個學生宿舍，和校長一起跑斷了腿要錢。他看著這個只教過國中的普通老師，沒有任何管理經驗，一個人居然想辦一個學校?還一身病，隨時有可能倒下。而且，師資、錢、校舍在哪?
他故意問她，我們辦一所高中最起碼要有實驗室吧，你覺得這個實驗室大概要花多少錢?
她說，兩萬夠了嗎?
你做夢去吧!楊文華乾脆地說。他覺得自己非常自信，畢竟經驗上遠遠超過她。他發現張桂梅不僅理想主義，還非常幼稚，對建一所學校一無所知。
張桂梅態度也非常強硬，她著急地說，我們等得起，孩子們的成長等不起。早一天把學校辦起來，就減少一批走進惡性迴圈的女孩了是不是?
誰也沒有說服誰。後來他聽說，張桂梅去昆明“化緣”了。他還聽到了她當時的“化緣文案”：我們全縣十多萬人，一個給我10塊錢，我也是好幾百萬了，全省那麼多人，一個人給我5塊錢……“你說天真不天真?”
在昆明，張桂梅請雲南省總工會的人把她的身份證、勞模證明、報紙報道和種.種獲獎資料影印了一大堆，她上街去募捐，一是為了辦女高，二也是為了兒童之家。最初答應當兒童之家的院長，一個基金會一年提供7萬塊錢資金，她也天真地以為，足夠了。
第一次去要錢，她下不了車，也張不了口，滿大街轉悠。她住在省總工會花錢開的賓館裡，翻來覆去睡不著，要不著錢，幹賠住宿錢和吃飯錢，自己在幹些什麼事啊，“我的生命的意義在哪裡?”天亮了，她繼續坐車，看到一個樓梯上鋪著紅色地毯的房子，想著這樣的地方一定有錢。她進門，對方一看，你是張桂梅老師不是?三個月前聽你的報告。那時她剛被評為十大女傑，學習的標語還沒有撤下，轉頭就變成乞丐了，“有個地洞鑽進去算了”。她說明來歷後，對方批了一個五千的條，說給孤兒院，辦學校不管。
後來她有經驗了，不去單位找難堪了，就在街上要，她拉著人問，你能不能給我點錢，我有個孤兒院，我想辦個學校。人家說，好手好腳不幹活，戴個眼鏡出來騙人。姐姐聽說了，也說她：你的臉皮真厚啊，這是人做的事嗎?是什麼讓你變成了這樣。
那5年裡，除了克服自己的清高和難堪，她還要面對身體的衰弱，她被查出癌細胞轉移到肺，怕身體完全垮掉，她沒有選擇化療，因此引發了一系列併發症，常常感到呼吸困難。在昆明，她老怕自己忽然窒息，把自己憋死。即便如此，“化緣”來的錢遠遠不夠。
轉機在20__年出現。“最最直接的，我不迴避，就是張老師幹到xx大代表了”，這個曾經堅定的反對者楊文華，看著張桂梅在北京“一炮放出去了”。“華坪通天了”，各級的壓力就來了，女高的建設進入了實質性階段。
xx大新聞播出那天，王秀麗收到了張桂梅的回覆，只有一句簡短的“謝謝”。後來見面，王秀麗就說她，你還挺傲嬌的呢。但她知道，張桂梅有很多很多的困難和委屈。女高建校那年，張桂梅有一次打電話給王秀麗，在電話裡一直哭，說，你要是再不來，我就要死掉了。王秀麗趕緊去找她，半個小時後到了，張桂梅還在哭，也不說為什麼。那天，王秀麗沒去上班，就陪在她身邊，靜靜地聽她哭完。
許多年前，張桂梅過的是一種和現在完全不同的生活。那時，她在大理有丈夫，有一個家。
她是黑龍江人。母親在近50歲時才生下她，在她年少時去世，她跟著哥哥姐姐們長大、生活，一直有寄人籬下的滋味，她渴望有一個自己的家。1974年，17歲的她跟著三姐來到雲南支邊，在中甸林業局當過播音員、宣傳隊隊員，80年代，經人介紹，她認識了一個男人，是中甸林業局子弟學校的校長，"為了他，我也申請去當了老師"。很快，他們結婚了。
她跟著丈夫回了他的老家大理喜洲，在喜洲一中任教。在她的回憶裡，丈夫多才多藝，兼職給別人修傢俱、講微積分課，賺來的錢給她花，給她買她愛吃的楊梅罐頭。她不愁衣食，不用自己做飯，兩人常常去洱海邊上散步，想去哪兒玩就買車票。丈夫對她好，去大理市裡開會，只要當天能夠趕回去，一定會和她一塊吃飯。
她是極其外放的性格。在東北，她有過一段不安生的少女時期，在家排行第五，跟著哥姐長大，沒有嚴厲的管束，人送她外號五猴子，總是上躥下跳，後來在文工團裡當舞蹈演員，調皮搗蛋，會哄騙鄰居家的小女孩，把人家的長髮剪掉，還會抓毛毛蟲嚇別的孩子，老師一巴掌拍死毛毛蟲，手就腫起來，她捱了一頓罵，往外跑，在野外遇到了狼，最後被老鄉送回家。
等結了婚，她喜歡去歌舞廳，不想去開學校例會，作為校長的丈夫就包庇她去唱歌跳舞……有時候喝醉了，丈夫就把她揹回家。那時候她是一個美麗的老師，說一口動聽的普通話，化妝，穿紫色皮鞋、藍色褲子、紅色上衣，她和丈夫的宿舍裡，掛著一個手編的門簾，小個小個的珠子掛起一串，美極了。
一位喜洲一中的女老師回憶，到了午休的大課間，在桃子樹下的草坪上，張桂梅會帶著孩子們圍著圈圈唱歌、跳舞，"裙子穿起多漂亮多飄逸"，學校裡關係好的老師給她取了個外號：老妖精，簡稱老妖，她也回嘴，小妖，"生活有滋有味的"。
1993年12月，張桂梅的丈夫被查出胃癌晚期。後來，她形容那段歲月，"我看那山和水都是灰濛濛的一片，這意味著我有家的生活即將終止，愛與被愛的生活即將結束。"
她盡了最大努力留住丈夫，把房子賣掉，家裡所有能賣的東西也全部賣了，總共籌了二十多萬。她到處跟親戚朋友們借錢，後來丈夫的家人勸她別治了，她不願意。丈夫自己也想放棄，她勸他，我們能活一天算一天唄，就等於你陪我一天就行唄。不管多貴的治療方案，她都試，7千多一天的進口藥也用上，二十多萬，半年就見底了。
1995年2月，丈夫還是走了。她不想埋葬他，也不想火化他。她走到昆明的大街上，萬念俱灰，往行駛的車上撞，駕駛員踩了剎車躲開，讓她尋死別連累別人。回去以後，她和停屍房的人說：請您把他從冰箱裡頭搬出來。她最後一次抱著丈夫痛哭。愛與被愛的生活，結束了。
抱著丈夫的骨灰盒回到大理，處理完後事，她失去了生命力，頭也不洗，只是躺著，什麼都不想幹。只要一出門，她就看到丈夫活在小草裡，活在洱海中。
這樣的日子過了一年，她想，她必須離開。她申請調動，填了許多地方，只有華坪接收了她。對於這個小縣城來說，大理是個大城市，她是個來自大城市的老師。1996年，她把裙子和門簾都留給了同事們，帶著一件丈夫留下的毛背心，來到華坪。
起初，這更接近於一種放逐和逃避。她先是在中心中學當老師，一年之後，申請調動到新建的民族中學。但到了華坪，她看到的事物有些不一樣了：有學生冬天穿著一兩塊錢的塑料涼鞋，有學生買不起飯，晚上抓一把米放進熱水瓶，作為第二天的早餐。她常帶學生下館子，幫他們交學費、添置衣服和被子，把丈夫的毛背心給一位小男孩。這裡的孩子需要她，"為了能讓他們走出大山，我做了一點小事，我感到快樂"。她的心裡有了一些輕鬆的感覺。
她清楚地記得，一個帶著女兒前來交書本費的父親，走了五六個小時，把賣桃子的收入、一大包的錢塞給了她，"他很樸實地告訴我，就這些了啊，我有錢還給你送來。"她動員了幾個學生一塊數錢，一分錢、五分錢、兩毛錢的紙幣，零星的幾個硬幣，髒兮兮的，總共不到50塊錢。但她把紙幣捆成了一捆，留作紀念，"你看看人家這日子過的，還滿高興滿高興的，然後把孩子還送給你。人家沒有一句怨恨的，一句都沒有的。我們還怨天怨地在這兒怨的。"
她反觀了自己。"人家還沒像我，我不缺吃，不少穿啊，這個人的生死應該是自己明白的。這個天災人禍自己應該明白。自己(就別)糾結在那出不來的情感，是不是?"她慢慢打起了精神，內心的苦悶和空虛漸漸被驅散了。
"但不幸再次降臨在了她的頭上"，用華坪縣前教育局局長，如今是張桂梅宣講小組一員的楊文華的話說。1997年4月，張桂梅被診斷出患有子宮肌瘤。從醫院到學校10分鐘的路程，她走了40分鐘。回到了宿舍，她哭一會兒，站一會兒，一夜未眠。
當時她是四個國中畢業班的政治老師，第二天，鈴聲一響，她本能地走進教室。她想陪孩子們走完這關鍵的幾個月，他們來不及適應新的老師了，那是他們考學的機會。她還能怎麼辦呢?當年患癌的丈夫撐了一年多，是因為自己百般籌錢，在他身邊照顧，如今輪到了自己，沒有醫藥費，也沒有人安慰。
吃止痛藥，再疼就捂著肚子上課，就這樣，她送走了四個班的畢業生。後來，她借了幾千塊錢，坐上了夜班車，到昆明做手術。她的腫瘤拿下來，腸子粘連到了後背，每次摸的時候就感覺到非常硬，肚子像一塊石頭一樣，疼的時候是一陣陣的，人也變成黑瘦黑瘦的了。
萬幸的是，這個從外地來的、埋頭苦幹、帶病上課的女人被看見了。當時華坪縣正大力發展開採煤礦，學校裡的老師工資低，就幹著第二份職業，或者辭職出來做煤礦生意，縣裡正需要一個正能量的老師作為宣傳典型。一個政協委員告訴她，我們絕不能捧著骨灰盒來宣傳您。她的事蹟開始在小縣城裡傳遍，兩次手術期間，一天晚上她喘氣困難，學校裡的幾位老師冒著大雨去醫院，給她取氧氣袋，一晚上跑了五六次，整夜在身邊照顧她。還有一位山裡的女人，把五塊錢的路費也捐給她治病，自己走了六個小時的山路回家。
她形容，那是一種"愛的支撐"。
後來，她有過幾次成家的機會。她的名聲傳出了縣城以外的地方，有人慕名而來。有一次，王秀麗接到了她的電話，說北京來了一個作家，你過來看一下嘛。王秀麗想，跑上門跟人家說自己是作家的人，通常都是不厲害的，便沒去。第二天才知道，那是張桂梅的追求者，見面的時候，張桂梅還塗了口紅，穿了高跟鞋。王秀麗立刻叫個摩的就去了兒童之家，但那人已經走了。
要是成家了，必然是要分一半的心給對方，張桂梅說，找一個伴有什麼用呢。王秀麗說，每天很累地回到家，至少有個人跟你說一下話嘛，抱一抱你也是好的嘛。
王秀麗聽說，是兒童之家的孩子不喜歡那人。那人坐椅子，孩子就說，你起來一下，假裝要掃地。那人坐床邊，孩子就說，你起來一下，假裝要疊被子。一天都不讓那人坐下。他們還問張桂梅，你要忙著結婚嗎?你就怕以後我們養不起你嗎?
後來，就再也沒有什麼北京來的作家了。
國家領導人曾講：“一個人做點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張桂梅數十年如一日，堅韌執著、勵精圖治，勤儉節約、無私忘我，不忘初心、獻身扶貧，為群眾辦好事、辦實事。她用實際行動詮釋了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
堅韌執著、勵精圖治。丈夫去世後，張桂梅隻身去了祖國西南邊陲的貧困山區從事教育工作，並選擇了師資最弱、條件最差的民族中學任教。在任教期間，她全身心投入教學，為貧困的學生和簡陋的學校出錢出力，又當老師又當母親，不留餘力的細心照顧著學生們的學習狀態和生活起居，為了學生們能夠走出大山，她勵精圖治創辦了全國第一家免費女子高中，她主動帶頭免費為學生們補課，因操勞過度導致身體狀況越來越差，長期拖著病體就算腹部長了肌瘤，也忍痛站在講臺上，只為孩子們能夠取得更好的成績。除此之外，她還義務擔任華坪縣“兒童之家”的院長，成為了54名孤兒的母親。她十年如一日，從未退縮，從不言棄。天道酬勤，在她的不斷努力和堅持下，孩子們取得了優異的成績，學校的教學質量和師資力量也得到了大大地提升。她的到來改變了許多孩子的一生。
勤儉節約、無私忘我。張桂梅在貧困山區任教期間，全身心的投入到教育事業和慈善事業中。在學校裡，學生沒有錢吃飯，她拿自己的錢給學生;學生沒有衣服穿，她拿自己的衣服給學生;學生生病需要看病，她帶學生看病並自己掏醫藥費。總之，只要學生們缺什麼只要她有，她都能解決。在兒童之家，她義務成了眾多孩子的“媽媽”，一把屎一把尿、不分晝夜的照顧著幾個月大的孩子，為了維持兒童之家，她把自己有的能用的都拿出來給孩子們用，並利用空餘時間到處籌措資金。然而她不是萬能的，她自己並不富裕，她只捨得吃饅頭、青菜、麵條，衣服也是好心人給的，她省下來的錢都用到了教育和慈善事業中，自己未留下一分一毫。
不忘初心、獻身扶貧。張桂梅作為一名基層黨員，她深知教育在扶貧工作中的重要性，她曾說：“只要還有一口氣，就要站在講臺上”，她不忘自己的初心，並積極響應國家扶貧號召，扶貧先扶智，為了貧困山區的教育，她心繫群眾，勤儉節約，幫助困難學生，帶學生看病，給學生添置衣物，對貧困家庭進行家訪，為孩子們爭取學習機會。她前前後後為山區的孩子們、為慈善和教育事業投入了100多萬元，其中包括自己的工資、獎金和社會各界捐給她治病的錢，她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教育，並無怨無悔。
國家領導人指出：“一個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沒有英雄，一個有前途的國家不能沒有先鋒。實現我們的目標，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張桂梅巾幗不讓鬚眉，在平凡的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績，盡顯巾幗英雄本色。她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踐行了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她這種堅韌執著、勵精圖治，勤儉節約、無私忘我，不忘初心、獻身扶貧的英雄精神值得我們深思和學習。在此也號召廣大黨員、幹部真正把堅定的理想信念化作不忘初心、奉獻一生的實際行動。
無我之愛：“希望她們忘了我和女高”
千難萬難，最難得的是辦女子高中10多年來，張桂梅老師走過11萬公里的路去家訪，走進1300多名學生家。都是何等艱辛的山路啊!都是怎樣困難的家庭啊!包車司機不願去，懸崖峭壁正常人尚且心驚膽戰，爬山常常是幾個小時，張老師家訪中人生第一次騎馬出山，還曾摔斷兩根肋骨……
但小腦萎縮行動失衡的張桂梅來了。她握住家長黝黑皸裂的手，擦去她們臉上的淚水，“命令”隨行者捐錢，脫下外套塞給人家，自己凍成傷寒……她說，女高不是普通的學校，是黨委政府和山區貧困群眾的橋樑。
各級黨委、政府對女高也是關愛有加，當地還解決了50個教師編制，教師工資和辦學經費均由縣財政全額撥款。張桂梅說：“女高能走到今天，離不開黨和政府作堅強後盾”。
在女高教學樓走廊牆上，掛著大大小小的綠牌子，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捐款記錄，堪稱“愛心長廊”。張桂梅說：“學生們每天經過‘愛心長廊’，會記住得到的幫助。”
經常會有一些人聯絡張老師，要給女高捐款，但條件是提供學生家庭地址和貧困照片，女高對此堅決不要!張桂梅要求對學生的資訊保密，既維護學生的自尊，又保護她們的隱私。張桂梅說，給女高的孩子貼上“山區貧困女孩”的標籤也不合適。她對畢業生說，走出這裡，就忘了女高和我吧——她不想讓孩子們揹負精神負擔。
現在的張桂梅一無家庭，二無房產財產，三還沒有健康的身體。她甚至給縣領導反映：能否把自己的喪葬費預支出來，用到孩子們身上，自己火化後“骨灰撒到金沙江就行了”。有人問她：那樣我們想你了，去哪裡看你?張桂梅回答：你想我了，我就會來到你身邊。
如今女子高中的畢業生遍佈全國，她們把“艱苦樸素、發奮圖強、堅忍不拔、感恩回報”的女高品質帶出了大山，有的則又回到了山裡。
女高第一屆畢業生周雲麗，出生於貧困的山村家庭，苦日子讓她曾經夢想“賺大錢”。20__年以優異成績大學畢業的她，考上了寧蒗縣一中數學教師崗位。正當她準備上崗時，聽說母校緊缺數學老師，於是放棄“正式編制”，回到女高任代課教師……
陳法羽將第一個月的工資全部寄給了學校，之後每月拿出500元錢資助在校貧困學妹。她說：“女高改變了山裡女孩的人生，我們該把張老師的精神傳下去。”
王紅旭同志，男，漢族，1986年年12月出生，大學本科學歷，20__年8月參加工作，生前系大渡口區育才國小體育教師，入黨積極分子，一級教師。2020__年6月1日下午，在長江大渡口萬發碼頭段，兩名兒童溺水被衝入江水中。正在江邊遊玩的王紅旭同志，放下自己三歲的孩子，與其他市民義無反顧跳進江中奮力施救。第一個跳入水中的王紅旭同志先救起一名女孩，傳遞給江邊的接應市民，再次轉身遊向已被江水衝遠的另一名男孩，救起男孩迴游中，耗盡全力將小孩推向接應人員。最終，兩名小孩在其他市民幫助下成功上岸，王紅旭同志因體力嚴重透支，被捲入江中漩渦，他將生的希望留給了孩子，自己卻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年僅35歲。連日來，王紅旭同志的英雄義舉深深地感動著每一個人，他捨己救人的事蹟被廣大幹部群眾廣為傳頌，在社會各界引起強烈反響，告別悼念活動中，數千名群眾自發前往送別、悼念.6月3日，重慶市文明委追授王紅旭同志為“重慶好人”，6月4日，市教委、市人力社保局追授王紅旭同志為“重慶市優秀教師”，號召全社會向他學習.
王紅旭同志在生死關頭，捨生忘死，挺身而出，用年輕的生命譜寫了一曲感天動地的英雄讚歌，不愧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模範代表，是新時代教師工作者的先進典型，是全區廣大黨員幹部群眾的學習榜樣。他用自己的英雄行動傳承了中華民族“見義勇為”的優良傳統，詮釋了人民教師‘大愛無疆”的高尚品格，踐行了大渡口人“大義渡口”的博愛情懷，用生命書寫了“上善之地、大德之城”的城市精神。為貫徹落實關於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指示精神，努力營造銘記英雄、崇尚英雄、學習英雄的濃厚氛圍，進一步發揚王紅旭同志不畏艱險、敢於擔當的英雄精神，我區在全區廣泛開展向王紅旭同志學習動。作為一名人民教師，我要認真學習王紅旭同志先進事蹟，學習他臨危不懼、見義勇為的傳統美德，學習他正直無私、助人為樂的優良品質，學習他舍已救人、不怕犧牲的英雄氣概，學習他樂於奉獻、敢於獻身的高尚情操。今後，在工作中，我要把學習英雄事蹟活動與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結合起來，與當前全黨深入開展學習教育結合起來，進一步學習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化公民思想道德建設，培養良好的社會風尚。
以英雄壯舉踐行為師之格
追記重慶市大渡口區育才國小教師王紅旭
10多個人手拉著手組成二三十米長的“人鏈”，從長江的岸邊淺灘往江面延伸。江心激流中，一個人手上託著一個已經失去知覺的小男孩，頂著水流奮力遊著。快要接近“人鏈”時，那人猛地將小男孩兒往前一推。小男孩兒獲救了，救他的人卻被反向力推離“人鏈”，很快從江面消失了。
6月1日下午，重慶市大渡口區萬發碼頭附近，一個5歲的女孩和一個6歲的男孩掉入長江，正陪3歲的兒子過兒童節的大渡口區育才國小教師王紅旭，勇救兩人後因體力不支被江水捲走失蹤。
記錄英雄壯舉的視訊瞬間刷屏，在新媒體平臺的總閱讀量接近20億次，無數人為此感動落淚。教師節前後，王紅旭的親友、同事、同學，還有許多素不相識的人，不約而同來到他勇救落水兒童的江邊，用一簇簇白菊寄託無盡的緬懷。
生死關頭的百米衝刺
兒子3歲了，正是最黏人的時候。王紅旭早早就做了計劃，今年要好好陪他過兒童節。
6月1日這天，王紅旭和妻子陳璐希帶著兒子團團，一大早就和許林盛一家會合去江邊遊玩兒。兩家的大人都是老師，孩子都是3歲，又在一個幼兒園。兩家人關係很好。
下午6點，王紅旭和許林盛收拾好東西準備帶孩子回家的時候，突然傳來一聲驚呼:“有小孩兒掉水裡了!”循聲望去，兩個掙扎著的小孩兒正被水流卷著往外漂。
許林盛條件反射地往江邊跑，一口氣跑了100多米才到水邊。王紅旭從他身後趕上來，又飛快地跑到前面，第一個衝進湍急的江水中。許林盛往前遊的時候，王紅旭已經救起一個小女孩往回遊。看到許林盛，王紅旭把小女孩遞給他，馬上轉身去追那個落水的小男孩。
兩個孩子落水的江段，是一個急劇收縮的“喇叭口”，到處是陡坎的灘塗伸入江中，形成水面的漩渦和水下的亂流。水性再好，幾個來回也會耗盡體力。
王紅旭追上小男孩時，已經明顯遊不動了。託著小男孩往回遊時，兩人都有點往下沉。這時，很多目擊者看到了令人震撼的一幕:快要靠近水中接應的人時，王紅旭托起小男孩猛地往前一推。小男孩被接住了，他卻被捲入激流，在人們的驚呼聲中消失了。
義無反顧的水中折返
兩個落水的孩子獲救了。3歲的團團，卻在兒童節這一天失去了爸爸。
“發現兩個小孩落水後，他跑得特別快，救人時又那麼拼命，我們都以為他是水中那兩個小孩的爸爸。”69歲的目擊者王顯才說。
“我一直認為自己的水性還不錯，只參與救了第二個小孩，上岸後都坐了三四十分鐘才緩過來。他先是在岸上跑了那麼遠，在水裡救回來一個後又去救另外一個，真的是拼了命去救那兩個孩子。”參與水中救援的重慶市民張廣榮回憶，即使在水中，當時也能聽到王紅旭沉重的喘息聲，最後關頭甚至是在吼著給自己攢勁。
王紅旭的家，離他救人的江段只有兩公里，他對這段江的水情非常熟悉，知道在這裡下水救人的危險。“看到兩個孩子掉到江裡，不管作為父親還是作為老師，下水救人都是他的本能反應。”王紅旭的媽媽李永蘭說。
王紅旭20__年考入重慶師範大學體育教育專業，有一年暑假在外勤工儉學時，在一個游泳館發現一個孩子發生溺水，等他把人救上來後，救生員和孩子家長才知道發生了險情。孩子被搶救過來後，王紅旭很有成就感，也意識到救生員崗位生死攸關。那以後沒多久，王紅旭就拿到了救生員證，也養成了一個習慣:只要到水邊就會注意觀察。
“給他取名‘紅旭’，是希望他能像早晨的太陽一樣給人溫暖。”李永蘭說，“他比我們期望的還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英雄壯舉的靈魂滋養
王紅旭的爺爺奶奶、爸爸媽媽都是鄉村教師，一家三代和和美美，都是當地“愛生如子”的熱心腸。
受濃厚家庭氛圍的薰陶，王紅旭從小就立志要當一名好老師。他曾經在一份述職報告中寫下這樣一段話:“一個合格的教師，不僅要有紮實的知識，更要有高貴的品格;不僅要向學生傳授知識，更要善於引導學生形成良好的品行。”在大渡口區育才國小，他連續10年帶領學校田徑隊獲得區運動會的前兩名，先後5次獲得優秀教練員和優秀指導教師稱號。
正就讀於重慶巴蜀中學的謝林巧，在王紅旭的田徑隊待過4年。在她的記憶中，王老師總是笑呵呵的，“一笑起來眼睛就沒了”，訓練時也總是張羅著給大家買水買零食，但在訓練標準上最較真。有一次謝林巧的50米跑一直不能達標，大家都跑完休息了，王紅旭還要求她“至少再跑6個”。謝林巧急得直哭，但哭完還得跑。等她終於達標時，王紅旭又笑得“看不到眼睛了”。得知王紅旭去世的訊息，謝林巧哭了:“本來我們還約好暑假見面聊一聊。王老師從來都是說話算話的啊……”
王紅旭追悼會那天，很多與他素昧平生的市民專程趕到靈堂為他送行。“我很難過，以這樣的方式認識你。”坐了1個多小時的計程車趕來的劉女士，流著淚在靈堂前擺好一束白菊。
王紅旭勇救落水兒童犧牲後，重慶市文明委、市教委、市人社局、市總工會、市委政法委分別追授他“重慶好人”“重慶市優秀教師”“重慶五一勞動獎章”、市級“見義勇為先進個人”等榮譽稱號。教育部追授王紅旭老師“全國優秀教師”並下發《關於在教育系統深入開展向王紅旭同志學習的通知》，號召全國教師、教育工作者向王紅旭學習。
“作為一名教師，我渴望成為黨的大家庭中的一員。我願意在黨的領導下，為各族人民的利益奮鬥終身。”在王紅旭的入黨申請書中，有這樣一段話。6月24日，王紅旭被追認為中共黨員。
這些女孩是學校老師通過滿大街和菜市場貼廣告、口耳相傳從大山裡招來的。
學生什麼也不用準備，只需帶著乾糧和衣服，坐上大山通往縣城的汽車，去女高尋找屬於自己的一方課桌。周雲麗是那個夏天的96個幸運兒之一。
報考女子高中時，周雲麗正苦於沒錢讀高中。媽媽早逝，父親養豬、種地、幫人鋤草，養活一家四口。在周雲麗的記憶裡，有些跛腳的父親總是一清早出門，用碗裝著冷飯上山勞作，傍晚才回家。
打從記事起，周雲麗就和姐姐去山上，替父親分擔農活。姐妹倆讀書的動力很直接——擺脫土地與貧窮。
但讀到高中，父親發了愁。兩個女兒都讀高中，一年花費上萬元，難以負擔。九年級還沒畢業，父親就開始為讀書湊錢。那時，父親總是坐在院壩邊、豬圈門口不停地抽菸。
在女高最初建立的兩年，來讀書的女孩幾乎都是因為貧困。周雲麗後來才意識到，自己很幸運。在她所在的村子，許多女孩十五六歲就已定親。山裡人覺得女孩讀書花錢，不如早早嫁人。
女高成為貧困女孩人生的第一個轉折點。當時，第一屆學生成績很多未達到會考分數線，且年齡偏大，有學生補習3年還未拿到國中畢業證。
女高接納了這些女孩，只要是農業戶口，想讀書，就收。僅有的一棟5層教學樓成為全校師生吃、喝、睡的場所。學生們住在3樓3間教室裡，每間教室有女老師陪同，其餘女老師和男教師被分入4樓兩間大教室。男老師們輪流在一樓木板床上守夜，夜晚，學生們要去隔壁中學上廁所，女老師陪同，男老師打手電筒護送。
開學不久，張桂梅就遇到一件糟心事。一個女孩去醫院做闌尾手術，被發現已懷孕4個月。一陣批評的浪潮襲來，女孩的父母也質問學校。女孩說了真話，孩子的父親是對面一所高中的男孩，兩人在入學前的假期發生關係。
張桂梅長了教訓。學校沒有圍牆，常有男孩來戲耍，張桂梅守在教學樓前，見到逗留等候的男孩就趕跑，大罵“小混蛋”。
學校沒有性教育課。有性知識輔導老師問需不需要支援，張桂梅讓他們“滾一邊去”，“手機上已經很過火了，還用教嗎?”
後來，教學樓一樓安裝了鐵柵欄。一向吝嗇的張桂梅在安全管理支出上毫不心疼，有宿舍門壞，她立即請師傅來修。每當大學聯考季來臨，張桂梅會請幾個人日夜看守教學樓，讓學生看到“樓前樓後都是人”，安心。
為了杜絕攀比，張桂梅規定，學生必須剪短髮，穿校服，女老師在校不能穿裙子和高跟鞋。
教學樓的一樓貼滿捐款人的名字和捐款數額，牆上的企業和個人幫助支撐起這所免費高中。每當有人來校捐款，她要求學生向捐款人集體敬禮，唱《不忘初心》。但她反對學生手舉捐贈牌被拍照的行為，有企業提出此類要求，張桂梅寧可錢打水漂也不同意。
有畢業生回母校捐款，但也不知道最終資助給了哪個學妹，張桂梅希望這種“背對背”的方式，讓學生沒有壓力地接受捐贈。
在張桂梅看來，貧困對女孩是一種隱私，對外，她稱呼自己的學生“山裡的女孩”。
12月5日，對年輕的南航乘務員朱靜怡來說是難忘的一天。在飛機上偶遇一名乘客後，她難掩激動給她寫了封信：您為這些女孩在荊棘重重的道路上開出了一片天，督促她們走向更高更遠的地方;您將愛給了山區的女孩子們，讓她們看到了更廣闊美麗的風景。我從心底敬佩您這樣的人，這樣的人生……
朱靜怡碰到的，正是張桂梅老師。她告訴記者：我在網上看過張老師的事蹟，感動到淚流滿面，所有褒獎詞語都不足以形容張老師萬一。收到信的張老師下飛機時給她一個擁抱，對聲音哽咽的靜怡說，“沒事的，沒事的”。
這就是張桂梅——麗江華坪女子高中校長，點亮了一千八百多名大山裡女孩子的夢想，把她們送到“更高更遠的地方”，剛剛被中央授予“全國優秀共產黨員”。張桂梅贏得了全社會的尊重，影響也已超越國界。多少素昧平生的人瞭解她的事蹟後，把她作為“人生燈塔”。是什麼，賦予一位山區人民教師如此力量?
陳法羽一輩子也忘不了在華坪女子高中入學時那張貼在床邊、寫著自己名字的小紙條。她是女高第二屆畢業生，如今是麗江市永勝縣一名民警。
20__年，陳法羽國中畢業，沒達到高中錄取線。父親對他說：“自費讀高中咱家供不起，要不你回家種地，過幾年找個好人家嫁了。”那一年，陳法羽十六歲，反覆咂麼父親的話，一個幾乎註定的命運將她籠罩，真是欲哭無淚。此時有人告訴她，華坪建了所免費女子高中，專門招貧困山區國中畢業的女孩，想讀高中可以去試試。這讓陳法羽抓住了救命稻草!
開學報到來到宿舍，床已經鋪好了，嶄新的被褥整整齊齊，床位邊貼著同學們的名字。陳法羽找到自己的名字，撫摸著那張字條，忍不住哭了。“這張小床讓我感到安全和溫暖;這張紙條為我打開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門”，陳法羽說。
幾乎每個華坪女高畢業生，都有和陳法羽差不多的感慨，她們對張桂梅的敬重難以言表——有什麼比改變命運和點亮夢想更重要的?
“熱愛孩子是教師生活中最主要的東西”，張老師對學生的愛真摯熱烈，又一以貫之。她為了畢業班的孩子拖著病體上課不去住院;她把丈夫的遺物一件毛背心送給了生病學生;為了幫助山裡窮學生她節衣縮食捨不得吃肉;為了學生課堂興趣她常常唱首歌念幾句詩……至今，張老師還每天五點半就起床，為女高學生開燈趕走路上小動物，怕孩子們膽小害怕。
泛愛眾，而親仁。對山區學生的愛也讓張老師深思：如何通過教育阻斷貧困代際傳遞?女子高中的初心從此發生。
有人曾說，張老師快枯竭了，人的愛是有限的。張桂梅聽後說：不會的，因為有源源不斷的愛奔向我鼓勵著我!
1996年丈夫去世，對未來無望的張桂梅從大理調來華坪教書，後來自己又身染重病。華坪民族中學的老師們把她當家人：她不想吃藥，同事親屬煮好中藥勸她喝;老師們誰家做了好吃的，都不忘給她送去些;她病重，女老師晚上就到宿舍陪她休息;為讓她多些樂趣，大家找藉口約她去唱歌。
得知張老師生病，學生們上山給她採野核桃，剝了滿滿一大盆核桃仁，雙手黑乎乎的;有學生家長去山上採野靈芝，磨成粉讓她拌在飯裡吃。他們認為，吃這些能治病……
那時，旁人談“麻”色變，李桓英卻勇往直前，是少有的敢與麻風病人零距離接觸的醫學專家。下鄉不叫苦，翻車不叫苦，生活從不搞特殊，李桓英用一生的奉獻詮釋了“我的生活就是適應國家的需要”，百歲依然堅持工作，感覺自己“活了兩輩子”。
1979年改革開放，在李桓英58歲接近退休的年華，接到了新任務，以第一批訪問學者的身份出國考察麻風病的防治方法。在思想守舊的年代，她突破精神枷鎖，不畏麻風病魔，與病人面對面交流，克服路途艱險，堅持一線調研，解救了成千上萬遭受麻風病折磨的患者。
幾十年過去，如今，她已是一位百歲老人。但在與麻風病爭戰的這場無硝煙的戰鬥中，她依舊堅守奮戰在最前線，堅持麻風的宣傳、現場調查研究，為的就是早日讓全世界徹底消滅麻風病。孑然一身的她，把畢生的精力獻給了麻防事業，取得了常人難以超越的成績。
入黨時，李桓英說：“我覺得自己現在可能合格了，但還不能放鬆，還要繼續奮鬥。”敬佑生命方能救死扶傷，甘於奉獻方能大愛無疆。李桓英，與黨和國家同行，與人民為伴，堅守醫者初心永恆探索、無私奉獻，書寫了敬佑生命的動人篇章，標註了醫者仁心的精神座標。
張桂梅校長又上熱搜了，但這一次不是讓全網熱淚盈眶，而是捲入觀點爭議，讓支援她的人感到心情複雜。她在一檔專訪節目中表達了對“女性當全職太太”的鮮明反對。她講道：一個學生領著丈夫和孩子回到華坪女中，準備給母校捐一筆錢，當她得知這名學生已做起全職太太，便直接轟人，“你給我滾出去。家庭那麼困難，把你供到現在，反而當起了全職太太?”
當全職太太怎麼了?為什麼不能尊重別人的意願呢?說尊重女性獨立，為什麼不尊重女性成為全職太太這種獨立選擇呢?有誰比一個女性自身更知道什麼對自己有利、什麼能讓自己幸福、什麼更適合自己?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觀和幸福觀，為什麼非要把自己的這種偏執以如此強烈排斥的方式強加到學生身上?當全職太太怎麼就對不起“教育改變命運”了，貧困生出身怎麼就不能當全職太太了?一個個問題像雨點一樣飛向昨天被視為“教育天使”的張桂梅，天使的“人設”似乎因為那個“滾”字而黯然失色。幸虧是張桂梅說了這段話，網民能口下留幾分情，如果是一般人，早被群毆得鼻青臉腫了。
我覺得當全職太太是一個人的自由，也並不意味著就沒有自我和缺乏獨立，但我實在不忍去批評張桂梅的觀點。當然，會有一定的道義因素，面對這樣一個“教育聖雄”般的人物，批判本身似乎有失道義和力度。泰戈爾的那首詩，“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見腳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來，當作火把點燃，照著自己向前走吧”——張桂梅就是這樣的人，把自己的肋骨拆下來當火把，點燃了很多大山裡的女孩前行的路。她為了教育，為了改變那些女孩的命運，連自己的命都不要了，用命換了一代人的命運。說到關心、愛護、心疼、尊重那些大山裡的女孩，我們這些蜷縮在都市咖啡廳裡、在鍵盤上敲敲字、熱衷於談論抽象概念的人，怎麼比得上她?我們談論的只是抽象概念，她接引了幾千個女孩走出大山，我們沒有理由覺得我們比她更“懂”貧困山區女孩教育這個命題。
這麼說並不是失去了一個評論員的判斷力，好像一個人成為道德典範，身上有了道義光環，就不能被批評了。不是這個意思。道德聖人也會有認知侷限，張桂梅用生命在做教育，並不意味著她每句話都是對的。我說的“不忍”更包含著“同情的理解”這個意思，不要把“支援還是反對全職太太”當成一個抽象的命題，當成吐槽大會、脫口秀、大專辯論賽供選手抖機靈的辯題，而要進入張桂梅所生活和麵對的那種環境中，進入貧困山區女孩教育這個具體語境中理解“反對女性當全職太太”這個命題，看到它的條件性、矛盾性、語境性和問題針對性。
很多人首先是被那個“滾”字刺激了，如果進入語境，就不會把這個字當成激烈對抗中那種粗野、排斥、敵對的意思，而會看到一個教育者又愛又恨、就像父母不滿孩子某種行為時那種帶著失望意味的“滾”。
好像不近人情，人家過來捐款，你何以這種態度?人家當全職太太，怎麼礙著你了?這可能正是張桂梅作為校長的態度，善良是有牙齒的，學校雖然很缺錢，但對錢的接受是有原則的。接受捐款，接受的不僅是錢，而且也有一種認同的價值觀。以後跟學生介紹這筆捐款時，怎麼介紹呢?我們的畢業生、你們的師姐捐的?她靠什麼給學校捐錢?張桂梅可能覺得無法向學生傳遞一種她一直傳遞的那種獨立價值觀。一個人可以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捐款涉及學校倡導一種何種價值觀，所以我理解她的那種堅韌的立場。她就像一隻老母雞一樣，張開翅膀，護著下面的那些小雞，生怕她們被辛苦培育的價值觀受到任何一點誤導和傷害。
在抽象層面爭論“有無權利當全職太太”並沒有什麼價值，只有打成生活的碎片，在水裡泡一泡，在風中晾一晾，日晒雨淋一下，才有生活的質感。張桂梅也許正是在這種生活質感中持那種觀點的。如果看到山區的貧困，看到很多大山裡女孩的命運，她們沒讀書，一輩子就被綁在山裡、綁在丈夫和家庭、綁在幾個孩子身上，重複著貧困的命運並承受著生活的重壓，也許就能理解張桂梅所說“家庭那麼困難，把你供到現在”包含的失望了。讀書改變命運，對一般人來說，就是可以有多元的選擇：當詩人、出國讀書、追求自己的興趣，甚至就是當一個幸福的全職太太。可在經歷了極度貧困，窮怕了，因為缺乏事業缺乏獨立而在惡性迴圈中苦怕了、卑微怕了之後，很容易對那種“本以為讀了書可以改變命運卻又被家庭綁住沒了自己”的選擇充滿警惕。
作為大山女孩的擺渡人，作為拼著命去讓女孩通過讀書獲得獨立能力從而改變命運的人，把“一個女孩讀書可以改變一家三代命運”當成信仰，看到自己教出來的孩子讀了書卻沒有自己的“獨立事業”，還能給學校捐錢，可想而知她的憤怒，甚至覺得是一種價值觀的挑釁。
這就是我不忍批評的原因，如果身處她的位置，我可能也會這樣做。
最新訊息是，被“滾”當事人感激張桂梅。黃付燕在華坪女高同學群裡看到了這則新聞連結，“感覺像是在說我”。當天，她把新聞連結轉發到了微信朋友圈，並配上了一句轉發語——“我們有個性的老大”。
20__年，黃付燕回到母校華坪女子高中捐款，被張桂梅拒絕。那時，孩子不到一歲，黃付燕沒有工作，全職帶娃。捐款被拒的第二年，黃付燕考上了貴州安順某國小的特崗教師。10月27日晚，黃付燕接受採訪時迴應，“張老師話醜理正，她是從我們的立場去說的”。
“堅持，再堅持一下唄”
進入女高的陳法羽很快發現：關愛的同時，是嚴格的管理。
每天早晨5點半起床，課間出操1分鐘站好隊。張老師每天拿著小喇叭，不厭其煩地喊學生起床、跑步、吃飯、睡覺，“你們遲到一秒鐘我也不幹!”
張桂梅和病魔鬥：“不能把寶貴的時間浪費在無休止地看病上”;
她和貧困較勁：“挽救一個女孩拯救三代人”;
她對學校老師、學生要求嚴格：“堅持，再堅持一下唄!”這是張桂梅勸慰大家最多的話。
陳法羽說：“我們來女高讀書是來改變命運的，不拼拿什麼和別人比?張老師也在拼啊!”
校辦主任張曉峰告訴記者，張桂梅老師是在拿命辦學，師生們服氣。
張桂梅的言傳身教也感染著女高老師們。韋堂芸老師受傷左腳骨折，想到還有100多天就要大學聯考，她拄著雙柺給學生上課;楊曉春老師悄悄給學生墊付醫藥費、生活費，卻從不往外說——這樣已知和未知的故事，在女高還有很多。
張桂梅宿舍裡有4張床鋪，1張自己睡，3張留給“不聽話”的和生病的學生。有名女生性格孤僻，和張桂梅住在一起。不管張老師怎麼關心她、開導她，她都不怎麼說話。張老師疾病纏身，每天早晨5點起床，忙裡忙外一天，晚上還和她聊天。3個月後，這名學生抱著張老師痛哭，說一定好好讀書。
“女高的許多學生家庭貧困、變故多，她們的心要好好去焐。”張桂梅說。
笑容，是治癒的力量，可以將溫暖傳遞給他人;笑容，是生命的陽光，可以消解他人的煩惱;笑容是無聲的語言，可以傳遞給別人快樂的心情。回首_，這一年，你曾被誰的笑容治癒?
這一年，你可曾被鍾南山院士的“久違之笑”治癒?_年3月份，鍾南山院士與專家團隊會診結束後，“偶遇”在樓下等候的“粉絲團”。他們自發組織為鍾院士送上鮮花，並齊聲唱起《感恩的心》，平時一向嚴肅認真的鐘院士臉上露出了久違的笑容。84歲的他一邊告訴公眾“儘量不要去武漢”，一邊自己義無反顧地登上去武漢的高鐵，掛帥出征。廣大幹部要起而行之、勇挑重擔，把黨的初心、黨的使命銘刻於心，不斷增強責任感和使命感，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把群眾的冷暖安危銘刻於心，用實實在在的付出切實提高群眾的幸福感與滿意度。
這一年，你可曾被袁隆平院士的“燦爛之笑”治癒?_年11月2日，在湖南省衡南縣，第三代雜交水稻新組合試驗示範基地測得晚稻平均畝產為911.7公斤，至此袁隆平團隊雙季稻畝產突破1500公斤，聽到這個訊息，袁隆平院士臉上露出了燦爛的笑容。“知識是成就事業和夢想的基礎”，袁隆平院士幾十年如一日，他始終秉承“學無止境”的品格，堅持以雄厚的遺傳學專業知識做基礎。廣大幹部要克服“知識恐慌”和“能力危機”，堅持幹什麼學什麼、缺什麼補什麼，不斷提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提升幹事創業的質量和水平，在“摸爬滾打”中增長才幹，在層層歷練中增長經驗，在攻堅克難中不斷把事業發展推向新境界。
這一年，你可曾被張桂梅校長的“欣慰之笑”治癒?_年2月25日，張桂梅被授予“全國脫貧攻堅楷模”榮譽稱號。她幫助1800多名女孩兒走出大山用知識改變命運，她用教育事業為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付出了一生。在接受央視面對面採訪時她說到，“我這輩子的價值，我不管怎麼著，我救了一代人，不管是多是少，畢竟她們後邊比我走得好、比我幸福，就足夠了”時臉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廣大幹部要堅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後，時刻保持“縱飲冰十年，亦難涼我心中之熱血”的心態，多修潛功，多做潛績，心懷“釘釘子”精神，抓鐵有痕，踏石留印，耐得住浮躁與喧囂，把實事辦好，把好事辦實，打通為人民群眾服務的“最後一公里”。
8月17日，一位滿頭銀髮的老人迎來了100週歲生日。北京友誼醫院舉行了簡樸的儀式，為老人慶賀生日。面對鮮花和蛋糕，老人默默許下心願：“願人類早日消滅麻風病，願天下再無麻風病!”
李桓英，北京友誼醫院、北京熱帶醫學研究所研究員，世界著名麻風病防治專家。她選用的短程聯合化療方案得到世界衛生組織的認可並在全球推廣，讓數萬名麻風病人重獲新生。她把畢生精力都獻給了全球麻風病防治事業，為推動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作出重大貢獻。
“作為中國人，我渴望回到祖國的懷抱，把我最好的年華奉獻給祖國”
李桓英，1921年8月17日出生於北京。1945年，畢業於上海同濟大學醫學院。1946年，前往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攻讀細菌學和公共衛生學碩士學位，畢業後留校任微生物學系助理研究員。
1950年，世界衛生組織成立。李桓英因成績優異，被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推薦擔任世衛組織首批官員。任職7年間，她被派往亞洲、美洲等許多地區，為遏制傳染病蔓延作出艱苦努力，受到世衛組織的好評。
1957年，在李桓英工作期滿時，世界衛生組織主動提出與她續簽合同。然而，李桓英親眼看到不少國家由於貧窮而導致疾病流行，深感新中國更需要自己。
“當時，新中國成立不久，百廢待興，正是急缺人才之際。我曾在美國雜誌上看到過錢學森的名字，當聽到他毅然回國的訊息時，內心有了很深的觸動。作為中國人，我渴望回到祖國的懷抱，把我最好的年華奉獻給祖國。”李桓英回憶說。
當時，李桓英全家已移居美國，父母兄妹都希望她留在美國。但是，她婉言謝絕了世衛組織的邀請，瞞著家人，隻身一人繞道倫敦，幾經周折，於1958年從莫斯科回到了祖國。這一年，她37歲。
從此，在漫長的歲月中，無論是晴空萬里，還是風雨交加，她都無怨無悔;無數次的親情召喚，都不能改變她報效祖國的決心……
李桓英說：“很多人問過我，當初已經離開祖國那麼多年，為何選擇回國?我都毫不猶豫地告訴他們：因為我是中國人，我在北京出生，不能忘本。”
1978年底，李桓英調入北京熱帶醫學研究所。時任所長鍾惠瀾院士讓李桓英以訪問學者的身份，由世衛組織資助出國考察，其中包括訪問美國等6個國家的麻風病中心。
1980年，李桓英來到美國，為父母掃墓，並與弟弟妹妹團聚。這一次，她又堅定地拒絕了親人們的挽留。在詳細考察了美國的醫療成果後，李桓英如約返回祖國。
“只要是我認準的事，就決不回頭。”李桓英說：“我是中國人，我的根在中國，我的事業在中國。離開了祖國，我的人生還有何價值?”
李桓英認為，自己一生最正確的選擇就是能夠回到祖國、報效祖國。她說：“我在國外跑了那麼多國家，漂來漂去，就像浮萍似的，沒有根。你要做事業，還是要回到自己的國家。”這，就是她的赤誠愛國之心。
“當醫生不能怕!這就好像戰士都知道子彈厲害，上了戰場不照樣往前衝”
麻風病是人類最古老的傳染病之一。20世紀初，全世界沒有特效藥，唯一的辦法就是隔離病人。
1980年，李桓英被派往世衛組織做訪問學者。她瞭解到，世衛組織正在研究一種聯合化療的新方法，藥物配方已經完成，但是缺乏臨床試驗資料。為此，李桓英從世衛組織申請到了免費藥物和專案支援。
在雲貴川的專案試點村，為了拉近與麻風病人的感情，李桓英從不穿戴任何防護服與麻風病人接觸，以消除病人的恐懼心理。此後，李桓英每到一個村寨，都會受到村民的歡迎：“北京來的女醫生，不怕麻風!”
為了推廣短程聯合化療方案，她走家串戶，不辭勞苦。渴了，舀起病人家的水，仰頭就喝。病人試探著同她握手，她便拉著病人的手長時間不放。見到老病人，她總是親切地拍拍肩膀，甚至還主動擁抱。
“當醫生不能怕!這就好像戰士都知道子彈厲害，上了戰場不照樣往前衝?”李桓英說。
多少年來，李桓英一直奔波在貧困邊遠地區。雲貴川3省7個地州59縣，每一個有麻風病人的地方都有她的足跡。
雲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勐臘縣南醒村曾是一個“麻風寨”。1990年4月17日，南醒村“麻風寨”的帽子被徹底甩掉了。南醒村更名為曼喃醒，傣語意為“新生”。
經過不懈努力，李桓英將麻風病人的服藥時間縮短至兩年，使麻風病人從原來的11萬人下降到不足萬人，且年複發率僅為0.03%，大大低於世衛組織規定的年複發率小於1%的標準。
1994年，李桓英選用的世界衛生組織短程聯合化療方案在全球推廣。1996年，她率先在國內開展“消除麻風特別行動”，首次提出了麻風病垂直防治與基層防治網相結合的模式，被稱為“全球最佳的治療行動”。20__年，李桓英獲得首屆“中國麻風防治終身成就獎”。
“治癒患者給醫者帶來的心靈慰藉，是任何酬勞都不能取代的”
20世紀70年代，李桓英來到蘇北農村，第一次見到麻風病人。當時的醫務人員頭戴防護巾，身穿隔離衣，手戴膠皮手套，場景令人恐懼……然而，看到病人被疾病折磨的樣子，李桓英產生了深深的同情。她暗下決心：一定要讓麻風病人過上有尊嚴的生活!
“我們不能怕病人，而要愛病人。”
並耐心地開導：“現在得了麻風，就像得了一塊面板癬，只要聯合化療一週，就失去傳染性了，你可以邊學習邊治療，最多兩年就能治好!”後來，這名女學生考上了大學，併成為一名教師。
李桓英說：“治癒患者給醫者帶來的心靈慰藉，是任何酬勞都不能取代的。能治好患者的病，是我這一生最大的幸福。”
“能夠作為黨員為醫學事業奮鬥餘生，這就是我最重要的心願”
20__年12月27日，是李桓英一生中最難忘的日子。
這一天，已經95歲高齡的李桓英特意圍了一條大紅的羊絨圍巾。她仔細捋順兩鬢的頭髮，莊嚴肅立。站在一群新黨員中間，她舉起右拳，蒼老的聲音飽含真誠和篤定：“我志願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她終於夢想成真，光榮地成為一名黨員。
信仰的力量是無窮的。李桓英說：“入黨和做研究一樣，都是追求真理。能夠作為黨員為醫學事業奮鬥餘生，這就是我最重要的心願。”
幾十年來，李桓英解決了許多麻風病防治領域的重大策略和關鍵技術問題，為全球實現消滅麻風病的目標提供了重要依據。近年來，她帶領課題組進入分子生物學研究領域，開展麻風病早期診斷、耐藥基因檢測和分子流行病學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創造性突破。
“麻風病的歷史，在我們這一代該終結了!”如今，李桓英依然關注著全球麻風病防治進展。她說：“雖然中國已基本消滅了麻風病，但還沒有徹底消滅，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她殷殷囑咐前來探望的後輩，科研工作者不能停下創新的腳步，這是黨和人民的重託。
疾病無國界，大愛無疆界。為了實現一個沒有麻風病的世界，一位百歲老人依然在奮力前行……
磨難使人堅強，困苦使人堅韌，意志使人執著。苦難是一個人寶貴的精神財富，是砥礪人前行的力量。面對苦難，我們應該怎麼做，從張桂梅校長身上我們應該能夠找到答案。她來到華坪之前的苦難，大家應該都是瞭解的，重要的是，她是如何以頑強的意志力對待苦難、戰勝困苦的。苦難到底是財富還是屈辱?當你戰勝了苦難，它就是你的財富;當苦難戰勝了你，它就是你的屈辱。學習張桂梅，就是通過對她苦難經歷的瞭解，從中感悟她身上那種不向一切困難低頭，而是戰勝苦難，頑強地從苦難中解脫出來的抗擊苦難的精神。
人要有胸襟、格局、擔當、責任、境界和情懷。人有胸襟才有格局，人有信念才有擔當，人有擔當才有責任，人有境界才有情懷。大的追求，大的願望，就會有大的忍耐、大的包容、大的視野、大的格局。站在高處，才能看得遠;俯下身來，才能愛蒼生。以大視角切入人生，力求站得更高、看得更遠、做得更大。我們從張桂梅老師身上，看到的是大胸襟、大氣度、大境界、大格局和大慈悲。沒有大慈悲，哪有她悲天憫人的捐助、爬山涉水的家訪?沒有大格局，哪來的力量用五年的時間集資辦學而且要實現“必須讓學生全部考上大學，而且要爭取考上雙一流大學”的高遠目標?“我生來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於群峰之巔俯瞰平庸的溝壑。我生來就是人傑而非草芥，我站在偉人之肩藐視卑微的懦夫。”這是何等的氣度和豪邁!
人貴有一種拼搏精神、職業操守和高尚品德。張桂梅老師身患多病，行走困難，但疾病沒有給她擊倒，沒有阻止她每天早上5點就準時起床，第一個出現在校園裡，每天至少3次巡校、查課的腳步;沒有摧毀她寒暑假歷盡艱辛走訪千家萬戶的信念。她累計到1550多名學生家裡進行家訪，正是她的家訪和資助，讓大山裡想要輟學的女孩兒重新回到學校讀書，從而改寫了她們的人生。華坪女高，以它擁有張桂梅這樣的校長而驕傲，以它令人歎為觀止的大學聯考成績而名揚神州。在張桂梅校長眼裡，看到的不是多年辛苦操勞的成就，而是實現自己人生價值的欣慰，她用一名共產黨員的初心和信仰譜寫了貧困山區女子教育的華章，實踐著自己“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莊嚴承諾。這是令人肅然起敬的拼搏精神，是令人擊節讚歎的奉獻精神，更是令人淚目的職業操守和高尚品德。是什麼力量支撐一位身體多病的老人對教育事業如此地執著?你感動了、感悟了，答案也就找到了!
張桂梅老師的事蹟感動國人，感動中國。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以張桂梅老師為榜樣，讓“張桂梅精神”內化為自己的思想動力和工作動力，成為自己心中的一盞明燈，照亮自己前行的腳步和人生的旅程。
“孫景坤同志在朝鮮守備戰鬥中，創立功績，業經批准記一等功一次，這不僅是個人的光榮，全軍的光榮，也是人民的光榮，祖國的光榮……”在已通體泛黃的“報功書”上，幾句鏗鏘有力的褒揚之詞，開啟了那一段塵封的歷史——
1948年，孫景坤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先後參加四平戰役、遼瀋戰役、平津戰役和解放長沙、海南島等戰役，多次立功受獎;1950年，他赴朝作戰，參加過上甘嶺戰役，先後榮立一、三等功，回國後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1955年他復員回鄉，深藏功名服務百姓，甘於清貧、堅守初心。
遼寧省丹東市元寶區金山鎮山城村的老複員軍人孫景坤，用實際行動詮釋了一名優秀共產黨人的初心和本色。
“這是一等功獎章，這是三等功獎章……”遼寧省丹東市元寶區山城村，一間不起眼的平房裡，整潔的書桌上擺放著96歲的老英雄孫景坤的軍功章。
孫景坤的故事，得從72年前的1948年說起。
那年1月，24歲的孫景坤告別新婚妻子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隨40軍119師357團參加四平戰役、遼瀋戰役、平津戰役和解放長沙、海南島等戰役，屢立戰功。
在解放四平的戰鬥中，孫景坤是機槍手，是敵人火力重點打擊物件，密集的子彈襲來，如今他的身上仍留有不少傷疤。由於表現出色，1948年，孫景坤於戰地光榮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50年，美國發動侵朝戰爭，把戰火燒到了鴨綠江邊。剛從海南戰場撤回的孫景坤，立即隨部隊集結安東(現遼寧丹東)待命。
“保衛和平，保衛勝利果實!”10月的一天，命令終於下來了，孫景坤隨部隊一起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
1952年10月27日中午時分，孫景坤所在部隊堅守上甘嶺161高地，在擊退敵人一次又一次進攻後，部隊傷亡慘重，161高地三面處於敵人的火力控制之下，增援部隊很難上去。當時擔任副排長的孫景坤帶領9名戰士，帶著8箱手榴彈、兩箱子彈，從敵人火力死角突上陣地。在擊退敵人瘋狂反撲中，孫景坤擊斃數十名敵人，和最後剩下的3名戰友頑強地堅守在陣地上。趕來支援的戰友找到了昏迷的孫景坤。
1953年，孫景坤榮獲一級戰士榮譽勳章。同年，作為中國人民志願軍回國英雄報告團成員，孫景坤受到了親切接見。
“為民幹事，一刻也不能等”
硝煙散去，孫景坤將奮鬥的“戰場”轉至亟待脫貧的家鄉。1955年，孫景坤復員，他主動放棄城市工作的機會，將各種功績證明悄悄收藏起來，決定回鄉務農。再次成為農民的孫景坤感慨地說：“當過兵的我與之前不同了，從火線入黨那天起，我更堅定了將自己的一生投入到保衛祖國、建設祖國事業中去。”
懷揣著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願景，孫景坤在這片生他養他的土地上辛勤勞作，一干就是幾十年。
回鄉後的第3天，孫景坤就拿起農具到生產隊參加勞動。很快，踏實肯幹的孫景坤當上了山城村生產隊隊長。“別小看這個職務，這需要極好的口碑和信任。”山城村黨支部書記邱大鵬告訴記者，那會兒，村民們並不知道他曾立下赫赫戰功，可大家覺得，他是黨員，上過戰場，政治上過得硬、靠得住。孫景坤沒有辜負村民們的期待，他帶領鄉親走合作化道路，大力發展糧菜生產和鄉村建設，用幾年的時間栽下大量的松樹和板栗樹，改變了家鄉的面貌。
山城村有一條河，常年洪水氾濫、侵蝕土地。從戰場上走來的孫景坤沒有一絲退縮，他帶領鄉親一起擋河造田，改造了100多畝耕地，建起了簡易大壩。山城村婦女主任劉玉慧回憶，雖說是簡易壩，但在當時確實起到了防洪的作用，守住了農田，保住了集體財產。
後來，村裡有人問他：“老孫，你本可以躺在功勞簿上享福，為啥還這麼拼命幹?”孫景坤卻說：“為民幹事，一刻也不能等。從我參加革命那天起，就把自己交給祖國和人民了。”1971年，他還把19歲的大兒子送去參軍。
嚴以律己，寬以待人
多年來，孫景坤始終將功勳榮譽壓在箱底，從未向別人提及，更沒有因此向組織提出任何要求，一直靠參加生產勞動獲得收入，就連兒女也只知道父親是一位老兵、上過戰場，僅此而已。孫景坤的大女兒孫美麗說：“有一次，同村的人拿著一本小冊子，說這書上說的英雄不是老孫頭嗎?我們才逐漸知道父親那些年在戰場上經歷了什麼。”
孫美麗不理解父親為什麼對家裡人很“摳”，“小時候家裡連4塊錢的學費都拿不出，按說我爸是生產隊隊長，只要開個介紹信，學費就可以免了，可他堅決不給開”。後來，當地電信局招一批話務員，選中了孫美麗。孫景坤得知後，硬是把她的名額讓給了別人。“他在生產隊當了20多年隊長，每次都毫不猶豫地把機會讓給別人。”隨著年歲漸長，孫美麗慢慢讀懂了老人的想法：當年和父親一起參軍的10個夥伴，活著回來的只有3個人。經歷過生死的父親，總想回饋社會更多，“他更多是在替戰友活著”。
孫景坤的日子過得清貧，可他依舊堅持吃苦在前、不改本色。在家鄉擔任村幹部期間，他處處以一個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實幹擔當、積極作為。為了讓村民儘快脫貧致富，1984年，他組織村民成立共同致富小組、扶貧致富小組。
幾十年來，孫景坤嚴格按規定數額報銷藥費，從沒向組織提過特殊要求。“我最懷念犧牲在戰場的戰友”“我的戰友就犧牲在我跟前，和戰友相比，我還活著，已經很幸福了……”孫景坤說。
傳承紅色基因，爭當合格接班人
“儘管彭士祿院士逝世了，但他的一生對核動力事業和祖國的熱愛依舊存在，他所秉持的精神需要新一代的青年人來傳承，需要青年人去發揚，彭士祿院士的偉大精神，青年人永遠不會忘記。”聿懷中學高一(10)班佘諾珣同學告訴記者，閱讀了《汕頭日報》刊發的相關報道後她深受感動，“彭士祿院士是‘磨難的孤兒’，是‘革命的勇士’，是‘核能的先鋒’，是豁出命幹的‘老黃牛’。”佘諾珣說，當看到彭院士在一次現場除錯時突然病倒，醫生在現場為他做手術，胃部切除了四分之三，住院僅一個月後，他又重新投入超負荷的工作，直到他逝世之前，他都堅守在工作崗位上，她的眼淚忍不住掉了下來。
“百年夢想正青春，讓我們重溫歷史，致敬這位中國核動力事業的‘拓荒牛’，感受拓荒者精神在新時代的傳承。”聿懷中學高一(13)班學生餘俊彥觀看先進事蹟報道後表示，彭士祿院士曾說道“我這一生只做兩件事，一是造核潛艇，二是建核電站”，這是他對自己的評價，他是我們所有人的英雄，更是青年人學習的榜樣。
今年4月，市蓬鷗中學的學生們有幸聆聽了彭士祿女兒彭潔老師的講座。昨晚9時，蓬鷗中學學生謝哲齊在家中，和家人一起觀看了央視的專題節目。謝哲齊告訴記者，看了節目後，他更深刻地感受到，正是有了先輩們的艱苦奮鬥才有了今日美好的生活。“彭士祿院士在如此艱苦的環境下不僅磨鍊了不怕艱難困苦的性格，還站在我國科技的前線，像彭士祿院士這樣的先輩，正應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偶像。”謝哲齊表示，作為當代青少年，要將“愛國”二字銘記於心，外化於行，將個人理想與國家發展、民族復興和人類命運結合起來，不負祖國的大好河山，奮發圖強，珍惜青春時光，培養創新能力，爭做祖國的創新人才。
“作為新時代接班人，應該向彭士祿院士學習，在科學研究中堅持實事求是、心繫祖國。”蓬鷗中學學生許錦霞認為，追溯到為革命事業拋頭顱灑熱血的彭湃烈士，青年一代要傳承發揚這種紅色基因，從現在開始堅定理想與信念，志存高遠，腳踏實地，將個人的未來與民族的未來緊密相連。
學習“拓荒牛”精神，汲取奮進力量
昨天晚上9時，在金霞街道書吧，街道黨工委領導帶領街道幹部職工20多人正在收看央視彭院士的專題節目，大家紛紛表示，要學習“時代楷模”彭士祿的光輝事蹟，學習他熱愛祖國、忠於祖國、為祖國的富強而獻身的精神。據瞭解，為落實金霞街道工作人員、轄區居委、金霞物業、黨群服務中心的幹部職工準時收看該節目，金霞街道提前在微信工作群發出通知，落實大家準時收看節目，激勵大家從黨的百年奮鬥史中汲取信仰的力量。
現代潮劇《百姓之子》是汕頭市潮劇團根據彭士祿院士的革命事蹟打造而成的紅色題材潮劇精品，昨天晚上，劇中執行導演以及男女主演也早早守在電視機前收看央視的報道。談及觀看感受，他們感慨萬千。
“當時在整個排練過程中經常被感動流淚。”《百姓之子》執行導演謝繼順表示，在劇中，幼年彭士祿成了孤兒，是金砂古寨二十多位母親輪流隱藏、盡力撫養。彭院士曾說過“我雖姓彭，但心中永遠姓百家姓”，所以該劇就叫《百姓之子》。“擇一事，終一生，用一生去堅守，去奮鬥。敢為人先，勇於承擔，實幹擔當，永做‘拓荒牛’，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有堅定的理想信念。”看了節目，回憶起當時排練過程中，謝繼順說，大家都為彭士祿院士堅韌的革命精神所感動。
“很榮幸在劇中扮演彭士祿的養父陳阿木這個人物角色，看到彭士祿院士為國家做出偉大貢獻的先進事蹟報道，感到很欣慰很自豪。”在現代潮劇《百姓之子》中擔任男主角的演員李勇強表示，看了先進事蹟報道感到萬分感動和敬仰，彭士祿院士崇高的思想境界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在劇中扮演彭士祿的養母潘舜貞的演員黃玲玲告訴記者，該劇描述在彭士祿童年時期，潘舜貞一家冒死救孤，在丈夫和女兒相繼犧牲的情況下，她以弱臂擔道義，與共產黨特派員成功地從監獄送走彭士祿的故事情節。“很榮幸扮演這個角色，觀看彭士祿院士的先進事蹟報道深受鼓舞，很感動，彭士祿院士敢於擔當的精神，是我們年輕人學習的榜樣。”
“孩子，別哭，有什麼困難跟我說。”
11月30日中午，記者剛剛踏進雲南麗江華坪女子高中的校門，便看到一名女學生依偎在校長張桂梅懷裡哭泣。
這位女孩是華坪女高畢業生呂娜的妹妹，目前在當地一所國中讀書。張桂梅在家訪時認識了她，並一直支援幫助她上學讀書。但女孩因為思念去世的父親，好幾天沒有上學。
“想爸爸了就到墳上跟他說說話，要好好讀書，不能讓爸爸失望。”
張桂梅話音還未落，便從兜裡掏出一個信封，塞到女孩母親手裡。信封裡裝著的，是教育部給她看病的1萬元慰問金。
原來，張桂梅知道女孩母親一個人供兩個孩子讀書，經濟十分困難，家裡的杧果林因為缺水收成也不好，便拿錢給她去修個水窖。通過張桂梅做思想工作，這名學生當天就回到了課堂。
像關心呵護這位女孩一樣，張桂梅帶領華坪女高守護著每一位學生的未來，建校12年來已累計把1804名女孩送入大學，點亮她們的人生夢想。63歲的張桂梅，被學生親切地稱作“張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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