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桓英，一位98歲的老人，在麻風病防治的道路上，還在繼續前行。
1958年，李桓英拒絕世衛組織續簽5年的合同，瞞著定居美國的父母，毅然回到國內。“我是中國人，我在北京出生，我不能忘本，我要把最好的年華奉獻給祖國。”
1978年，李桓英調到北京友誼醫院、北京熱帶醫學研究所任研究員。從此，57歲的她將全部精力奉獻給麻風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用一個“拼”字來形容她，恰如其分。
麻風病是人類古老的疾病，曾經是深受歧視的“不治之症”，不但給患者帶來極大痛苦，還給社會帶來莫大的恐懼。但是，李桓英不怕。她不信邪，要和這種錯誤觀念鬥爭——病人家的水她仰頭就喝，飯捧起就吃;為病人診治，從不把自己嚴實地包裹起來。
1980年，能說一口流利英語的李桓英，被派到世衛組織做訪問學者。她瞭解到，世衛組織正在研究一種聯合化療的新方法：由一種藥物的治療改為多種藥物聯合化療。藥物的配方已經完成，但是缺乏臨床實驗。為了爭取到世衛組織免費的藥物支援和試驗專案，李桓英開始在全國進行走訪調查。
當時，世界治療麻風病基本都採用終身服藥的辦法，醫學界普遍認為，一旦停藥就會復發。為了縮短療程，使有限的藥物能夠治療更多的患者，1983年，李桓英帶著聯合化療藥物在雲南省的一個村子開展試點，將麻風病的服藥時間縮短至兩年，這種短程聯合療法為麻風病治療開闢了新天地。後來，原衛生部將其在全國進行了推廣，全國麻風病人數量迅速下降，由1987年的7萬和每年發現4000餘名病人，分別降至1999年的7000和近20__例。經過10年監測，複發率僅為0.03%，遠低於世衛組織規定的1%的標準。這一經驗得到了世衛組織的高度評價，1994年開始向全世界推廣這一做法。
正是由於對我國麻風病防治工作的肯定，第15屆國際麻風會議1998年在北京召開。在這次具有紀念現代麻風防治100週年特別意義的大會期間，李桓英被推選擔任大會的輪值執行主席。
多年來，李桓英不斷優化治療方案，消除社會對麻風病的歧視。她解決了該領域的重大策略和技術上的關鍵問題，為我國政府制定控制和消滅麻風病的整體規劃，為全球實現消滅麻風病目標的可行性提供了重要依據。她在麻風防治研究上的成就贏得了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評價，6次獲得省級科技進步獎，20__年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一等獎1項;20__年9月，第19屆國際麻風大會授予她“中國麻風病防治終身成就獎”。
20__年，95歲高齡的李桓英懷著對黨的無限忠誠向黨組織遞交了入黨申請書，她這樣寫道：“我雖已進入耄耋之年，但願意以黨員的身份為麻風防治事業奮鬥終身!”當年12月，李桓英莊嚴宣誓，正式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員。
作為李桓英的入黨介紹人之一，北京友誼醫院黨委書記辛有清說，從李桓英身上，看到了她對黨的忠誠，對祖國的熱愛，對科學的執著，對事業的追求!
那時，旁人談“麻”色變，李桓英卻勇往直前，是少有的敢與麻風病人零距離接觸的醫學專家。下鄉不叫苦，翻車不叫苦，生活從不搞特殊，李桓英用一生的奉獻詮釋了“我的生活就是適應國家的需要”，百歲依然堅持工作，感覺自己“活了兩輩子”。
1979年改革開放，在李桓英58歲接近退休的年華，接到了新任務，以第一批訪問學者的身份出國考察麻風病的防治方法。在思想守舊的年代，她突破精神枷鎖，不畏麻風病魔，與病人面對面交流，克服路途艱險，堅持一線調研，解救了成千上萬遭受麻風病折磨的患者。
幾十年過去，如今，她已是一位百歲老人。但在與麻風病爭戰的這場無硝煙的戰鬥中，她依舊堅守奮戰在最前線，堅持麻風的宣傳、現場調查研究，為的就是早日讓全世界徹底消滅麻風病。孑然一身的她，把畢生的精力獻給了麻防事業，取得了常人難以超越的成績。
入黨時，李桓英說：“我覺得自己現在可能合格了，但還不能放鬆，還要繼續奮鬥。”敬佑生命方能救死扶傷，甘於奉獻方能大愛無疆。李桓英，與黨和國家同行，與人民為伴，堅守醫者初心永恆探索、無私奉獻，書寫了敬佑生命的動人篇章，標註了醫者仁心的精神座標。
1921年，李桓英出生於北京，童年時跟隨父母在德國柏林生活。她是上海同濟大學醫學院的本科生，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研究生。在世界衛生組織任職時，她多次橫跨各洲，為貧窮落後地區防治性病和雅司等疾病而努力。
7年任期結束後，世界衛生組織希望李桓英續簽5年合同。而李桓英全家已經移居美國，父母兄弟希望她留在身邊。不過，這兩個選項都被李桓英排除了。
李桓英曾在美國雜誌上看過關於錢學森的報道，得知錢學森毅然回國時，她深受觸動，“時不我待，作為中國人，我很渴望回到祖國的懷抱，想把我最好的年華奉獻給祖國”。
於是，她瞞著家人，繞道倫敦，幾經周折後終於回到中國。這一年是1958年，她37歲。此後的漫長歲月，她始終無悔最初的選擇。
1970年，李桓英在江蘇第一次見到麻風病患者。他們有的臉部毀容，有的手腳畸形，有的面板潰爛。由於沒有有效治療手段，麻風病患者往往被趕到偏僻之地，報團取暖或自生自滅。
飽受病痛和歧視雙重摺磨的患者，給李桓英留下深刻印象，她立志要攻克麻風病。1978年，李桓英被調到北京友誼醫院熱帶醫學研究所後，便將全部精力獻給了這一事業。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世界衛生組織著手研究一種聯合化療治療麻風病的新方法，藥物配方已完成，但缺乏臨床實驗。得知這一訊息後，李桓英開始在全國走訪調查，向世界衛生組織提交了一份關於中國麻風病情況的詳細報告，最終獲得免費藥品和實驗專案支援。
帶著這批藥品，李桓英來到雲南省勐臘縣的“麻風寨”，勸說這裡的每一個麻風病患者服藥。
她的到來引來村民一片驚奇：北京來了個女醫生，不怕麻風!渴了，她舀起病人家的水仰頭就喝;餓了，她大大方方和麻風病患者一起吃飯;病人試探著同她握手，她便拉著手長時間不放。她說：“戰士都知道子彈厲害，上了戰場不照樣往前衝?麻風菌可沒有子彈厲害!”
李桓英將國外先進的治療方法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率先開展了服藥24個月就停藥的短程聯合化療和消滅麻風病的特別行動計劃，這一方法使全國麻風病患者從11萬人下降到不足1萬人，且年複發率僅為0.03%，大大低於年複發率小於1%的國際標準。後來，短程聯合化療法在全球得到推廣。
曼南醒村不會忘記李桓英。經過兩年治療，“麻風寨”的患者全部治癒。1990年潑水節，“麻風寨”摘掉了帽子，作為行政村被正式劃入勐侖鎮。李桓英為村子取名為“曼南醒”，意為“新生的山寨”。
與麻風病的鬥爭沒有就此停止。1996年，李桓英率先在國內開展消除麻風運動，首次提出麻風病垂直防治與基層防治網相結合的模式，被稱為“全球最佳的治療行動”。
李桓英長期輾轉於雲貴川等貧困邊遠地區。前往麻風病區總是山高路險，李桓英曾2次翻車、2次翻船，鎖骨和肋骨都摔斷過。她在勐臘坐獨木舟過河翻了船，被撈上岸後卻仰天大笑：我胖得像個皮球，哪裡沉得下去?
20__年12月27日，李桓英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訊息“刷屏”，因為這位新黨員已經95歲了。為什麼年逾九旬才申請入黨?她說，自己以前還不夠格，現在應該合格了。在她看來，入黨和做研究一樣，都是追求真理。醫療工作者就是要尊重事實、尊重科學，服務人民也是黨員的基本職責。摸著閃亮的黨徽，李桓英說：“如果我能活到100歲，還有5%的人生可以跟黨走，為醫學事業繼續奮鬥。等到舉行葬禮的那一天，希望我的身上能蓋上中國共產黨的黨旗!”
“我要幹到100歲!”98歲時，李桓英依然奮鬥在麻風病防治研究第一線，為徹底消滅麻風病而努力。她曾說：“人的一生很短暫，只有拼搏，才是生命的最好延長，而再長的生命只為自己也將毫無意義。”
“如果我能活到100歲，還有5%的人生可以成為一名光榮在黨的人”
“這一年來，我絲毫沒有鬆懈，而是以一個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我誠懇地向組織提出轉正申請，請黨組織審查。”
20__年12月26日下午，96歲高齡的李桓英教授戴上大紅色的圍巾。在黨支部黨員大會上如期轉正，正式成為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
“我回國不後悔，幹麻風病防治工作不後悔……我想把有限的日子，投入到無限的工作中去。”老人一字一句地認真向黨組織彙報著預備期的心聲。聲音中飽含歲月打磨過的篤定，頸間的紅圍巾和黨旗相互映襯，鮮豔無比。
預備期這一年裡，李桓英仍奮鬥在一線。2020__年初，她悄悄打包，準備再次出發前往雲南。她心裡牽掛著那些治癒的麻風病人，更惦記著尚未解的麻風病發病機制。“我身體沒問題，就是去看看病人的病情有沒有復發，他們的親屬有沒有潛在感染。”
一如她20__年對著黨旗承諾：“如果我能活到100歲，還有5%的人生可以成為一名光榮在黨的人，更加堅定跟黨走，為醫學事業繼續奮鬥!”
1921年出生於北京的李桓英，曾於1946年留學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畢業後成為世界衛生組織成立後的第一批官員，她在世界衛生組織任職7年，被派往亞洲、美洲的許多國家，為防治性病等疾病在貧窮落後地區的蔓延做出了努力。
1957年，在李桓英為世界衛生組織工作7年期滿時，世界衛生組織主動提出與她續簽合同，期約5年，她婉言謝絕，瞞著家人，隻身一人繞道倫敦，幾經周折，於1958年從莫斯科回到了祖國。
時年37歲的她，回到闊別多年的北京，被分配到中國醫學科學院面板性病研究所工作，開展“梅毒螺旋體制動試驗”“麻風抗原檢測”等。
當時實驗室裝置簡陋，李桓英用土法自力更生製作的麻風菌脂質抗原(PGL)提取成功。她和同事先在自己身上做試驗，至今，李桓英左右手臂上還留有清晰可見的疤痕。
1970年，李桓英來到江蘇省的一個麻風村考察，在這裡，她第一次見到麻風病人。麻風病是由麻風桿菌引起的一種慢性傳染病，主要侵犯面板和周圍神經，歷來是備受歧視的、致殘的“不治之症”。
當時由於沒有治療麻風病的有效藥物，最人道的處理，是把他們趕到一個偏僻的地方，讓其自生自滅。這一幕刺痛了李桓英：“我當初回國就是為了幫助祖國的同胞!”
李桓英決定，攻克麻風病。
1978年，李桓英調到北京友誼醫院、北京熱帶醫學研究所任研究員。從此，57歲的她將全部精力奉獻給麻風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她將國外先進的治療方法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率先開展了服藥24個月就停藥的短程聯合化療和消滅麻風病的特別行動計劃，解決了麻風病的治療難題，為數以萬計的麻風病人解除了疾苦。
1996年，李桓英又率先在國內開展消除麻風運動，首次提出了麻風病垂直防治與基層防治網相結合的模式，被稱為“全球最佳的治療行動”。
“很多人問過我，當初已經離開祖國那麼多年，為何選擇回國?我都毫不猶豫地告訴他們，因為我是中國人，不能忘本。”
李桓英說：“回國，我就一個目的，把我學到的東西用到生我養我的地方，不愧是個中國人。”
“全世界麻風病防治現場工作，你是做得最好的!”
1979年春天，李桓英第一次前往雲南西雙版納考察麻風病情，那時的西雙版納3個縣，分佈著大大小小十幾個麻風寨。過去，由於缺乏特效藥物，以及社會對麻風病的恐懼、歧視和偏見，麻風病人忍受著肉體上和精神上的雙重摺磨。
“麻風病面臨的最大障礙就是歧視!”為了拉近與麻風患者的感情，李桓英沒有穿戴任何防護衣服和麵具，走家串戶給病人做檢查，甚至與病人見面時總是握手擁抱拍肩膀。
由於長期的疾病折磨和遠離人群，寨子裡的人們對治療既缺乏信心，又難以適應按時按量服藥的治療要求，有的病人甚至自暴自棄，把送來的藥丟進水塘裡。
李桓英聽聞，十分著急，親自上門送藥，口渴了舀起病人家的水揚頭就喝，飯捧起就吃。時間一長，寨子裡的村民都傳：“村寨來了個女醫生，不怕麻風!”
“我們做醫生的是沒有恐懼的，我走遍世界，恐懼對我不是個事兒。我甚至巴不得自己被傳染上——讓你們親眼看看我能治好它!”
李桓英還會教麻風病人穿鞋。“早晨和晚上，你們要這樣。”手一下子伸進病人剛脫下來的髒鞋，“摸摸有沒有砂子和釘子，再穿上”。麻風病人手腳是麻木的，甚至，端滾燙的火盆都感覺不出燙手。李桓英不怕髒，就是為了教給他們防止面板破損潰爛的自我防護方法。
她用自己的行動來消除大家對麻風病的歧視，不斷向人們證明：麻風病是可治之症，麻風病人並不可怕。
為了我國麻風病防治事業，高齡的李桓英長期奔波在雲、貴、川貧困邊遠地區，7個地州、59個縣，幾乎每一個村寨都留下了她的足跡。
在她的努力下，雲南省勐臘縣的麻風病患者被全部治癒，1990年的潑水節，他們摘掉了麻風寨的帽子，作為一個行政村，被正式劃入勐侖鎮，李桓英為它取名為“曼南醒”，意思為“新生的山寨”。這一天，李桓英和人們一塊兒跳起了傣族舞蹈。
1998年，李桓英在第xx屆國際麻風會議上作了《在雲南實施麻風病防治特別行動計劃的報告》，報告結
8月17日，一位滿頭銀髮的老人迎來了100週歲生日。北京友誼醫院舉行了簡樸的儀式，為老人慶賀生日。面對鮮花和蛋糕，老人默默許下心願：“願人類早日消滅麻風病，願天下再無麻風病!”
李桓英，北京友誼醫院、北京熱帶醫學研究所研究員，世界著名麻風病防治專家。她選用的短程聯合化療方案得到世界衛生組織的認可並在全球推廣，讓數萬名麻風病人重獲新生。她把畢生精力都獻給了全球麻風病防治事業，為推動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作出重大貢獻。
“作為中國人，我渴望回到祖國的懷抱，把我最好的年華奉獻給祖國”
李桓英，1921年8月17日出生於北京。1945年，畢業於上海同濟大學醫學院。1946年，前往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攻讀細菌學和公共衛生學碩士學位，畢業後留校任微生物學系助理研究員。
1950年，世界衛生組織成立。李桓英因成績優異，被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推薦擔任世衛組織首批官員。任職7年間，她被派往亞洲、美洲等許多地區，為遏制傳染病蔓延作出艱苦努力，受到世衛組織的好評。
1957年，在李桓英工作期滿時，世界衛生組織主動提出與她續簽合同。然而，李桓英親眼看到不少國家由於貧窮而導致疾病流行，深感新中國更需要自己。
“當時，新中國成立不久，百廢待興，正是急缺人才之際。我曾在美國雜誌上看到過錢學森的名字，當聽到他毅然回國的訊息時，內心有了很深的觸動。作為中國人，我渴望回到祖國的懷抱，把我最好的年華奉獻給祖國。”李桓英回憶說。
當時，李桓英全家已移居美國，父母兄妹都希望她留在美國。但是，她婉言謝絕了世衛組織的邀請，瞞著家人，隻身一人繞道倫敦，幾經周折，於1958年從莫斯科回到了祖國。這一年，她37歲。
從此，在漫長的歲月中，無論是晴空萬里，還是風雨交加，她都無怨無悔;無數次的親情召喚，都不能改變她報效祖國的決心……
李桓英說：“很多人問過我，當初已經離開祖國那麼多年，為何選擇回國?我都毫不猶豫地告訴他們：因為我是中國人，我在北京出生，不能忘本。”
1978年底，李桓英調入北京熱帶醫學研究所。時任所長鍾惠瀾院士讓李桓英以訪問學者的身份，由世衛組織資助出國考察，其中包括訪問美國等6個國家的麻風病中心。
1980年，李桓英來到美國，為父母掃墓，並與弟弟妹妹團聚。這一次，她又堅定地拒絕了親人們的挽留。在詳細考察了美國的醫療成果後，李桓英如約返回祖國。
“只要是我認準的事，就決不回頭。”李桓英說：“我是中國人，我的根在中國，我的事業在中國。離開了祖國，我的人生還有何價值?”
李桓英認為，自己一生最正確的選擇就是能夠回到祖國、報效祖國。她說：“我在國外跑了那麼多國家，漂來漂去，就像浮萍似的，沒有根。你要做事業，還是要回到自己的國家。”這，就是她的赤誠愛國之心。
“當醫生不能怕!這就好像戰士都知道子彈厲害，上了戰場不照樣往前衝”
麻風病是人類最古老的傳染病之一。20世紀初，全世界沒有特效藥，唯一的辦法就是隔離病人。
1980年，李桓英被派往世衛組織做訪問學者。她瞭解到，世衛組織正在研究一種聯合化療的新方法，藥物配方已經完成，但是缺乏臨床試驗資料。為此，李桓英從世衛組織申請到了免費藥物和專案支援。
在雲貴川的專案試點村，為了拉近與麻風病人的感情，李桓英從不穿戴任何防護服與麻風病人接觸，以消除病人的恐懼心理。此後，李桓英每到一個村寨，都會受到村民的歡迎：“北京來的女醫生，不怕麻風!”
為了推廣短程聯合化療方案，她走家串戶，不辭勞苦。渴了，舀起病人家的水，仰頭就喝。病人試探著同她握手，她便拉著病人的手長時間不放。見到老病人，她總是親切地拍拍肩膀，甚至還主動擁抱。
“當醫生不能怕!這就好像戰士都知道子彈厲害，上了戰場不照樣往前衝?”李桓英說。
多少年來，李桓英一直奔波在貧困邊遠地區。雲貴川3省7個地州59縣，每一個有麻風病人的地方都有她的足跡。
雲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勐臘縣南醒村曾是一個“麻風寨”。1990年4月17日，南醒村“麻風寨”的帽子被徹底甩掉了。南醒村更名為曼喃醒，傣語意為“新生”。
經過不懈努力，李桓英將麻風病人的服藥時間縮短至兩年，使麻風病人從原來的11萬人下降到不足萬人，且年複發率僅為0.03%，大大低於世衛組織規定的年複發率小於1%的標準。
1994年，李桓英選用的世界衛生組織短程聯合化療方案在全球推廣。1996年，她率先在國內開展“消除麻風特別行動”，首次提出了麻風病垂直防治與基層防治網相結合的模式，被稱為“全球最佳的治療行動”。20__年，李桓英獲得首屆“中國麻風防治終身成就獎”。
“治癒患者給醫者帶來的心靈慰藉，是任何酬勞都不能取代的”
20世紀70年代，李桓英來到蘇北農村，第一次見到麻風病人。當時的醫務人員頭戴防護巾，身穿隔離衣，手戴膠皮手套，場景令人恐懼……然而，看到病人被疾病折磨的樣子，李桓英產生了深深的同情。她暗下決心：一定要讓麻風病人過上有尊嚴的生活!
“我們不能怕病人，而要愛病人。”
並耐心地開導：“現在得了麻風，就像得了一塊面板癬，只要聯合化療一週，就失去傳染性了，你可以邊學習邊治療，最多兩年就能治好!”後來，這名女學生考上了大學，併成為一名教師。
李桓英說：“治癒患者給醫者帶來的心靈慰藉，是任何酬勞都不能取代的。能治好患者的病，是我這一生最大的幸福。”
“能夠作為黨員為醫學事業奮鬥餘生，這就是我最重要的心願”
20__年12月27日，是李桓英一生中最難忘的日子。
這一天，已經95歲高齡的李桓英特意圍了一條大紅的羊絨圍巾。她仔細捋順兩鬢的頭髮，莊嚴肅立。站在一群新黨員中間，她舉起右拳，蒼老的聲音飽含真誠和篤定：“我志願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她終於夢想成真，光榮地成為一名黨員。
信仰的力量是無窮的。李桓英說：“入黨和做研究一樣，都是追求真理。能夠作為黨員為醫學事業奮鬥餘生，這就是我最重要的心願。”
幾十年來，李桓英解決了許多麻風病防治領域的重大策略和關鍵技術問題，為全球實現消滅麻風病的目標提供了重要依據。近年來，她帶領課題組進入分子生物學研究領域，開展麻風病早期診斷、耐藥基因檢測和分子流行病學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創造性突破。
“麻風病的歷史，在我們這一代該終結了!”如今，李桓英依然關注著全球麻風病防治進展。她說：“雖然中國已基本消滅了麻風病，但還沒有徹底消滅，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她殷殷囑咐前來探望的後輩，科研工作者不能停下創新的腳步，這是黨和人民的重託。
疾病無國界，大愛無疆界。為了實現一個沒有麻風病的世界，一位百歲老人依然在奮力前行……
20__年，王秀麗看到了張桂梅在全國xx大代表大會上的新聞，她喊著，我有一個夢想。辦一所全免費的女子高中，那個聲音從小縣城傳到了全國。在公交車上，王秀麗給她發了一條簡訊，祝賀她的夢想終於要成真了。
最初，張桂梅提出這個想法時，一片謾罵聲淹了過來。“別人說我得精神病了，或者是榮譽得太多了，得出癮來了，老想怎麼著怎麼著。”那時候王秀麗也勸她，已經得了這麼多項全國榮譽了，可以好好地到老了，躺在榮譽上，過完這一生。還有一次縣委組織的論證會上，所有專家都投了反對票，“什麼年代了還把男女分開?”
20__年，時任華坪縣教育局副局長的楊文華，陪張桂梅到央視錄製一個節目。去北京的路上，張桂梅說起了自己的這個夢想。楊文華教高中出身，要給學校修個實驗樓，修個學生宿舍，和校長一起跑斷了腿要錢。他看著這個只教過國中的普通老師，沒有任何管理經驗，一個人居然想辦一個學校?還一身病，隨時有可能倒下。而且，師資、錢、校舍在哪?
他故意問她，我們辦一所高中最起碼要有實驗室吧，你覺得這個實驗室大概要花多少錢?
她說，兩萬夠了嗎?
你做夢去吧!楊文華乾脆地說。他覺得自己非常自信，畢竟經驗上遠遠超過她。他發現張桂梅不僅理想主義，還非常幼稚，對建一所學校一無所知。
張桂梅態度也非常強硬，她著急地說，我們等得起，孩子們的成長等不起。早一天把學校辦起來，就減少一批走進惡性迴圈的女孩了是不是?
誰也沒有說服誰。後來他聽說，張桂梅去昆明“化緣”了。他還聽到了她當時的“化緣文案”：我們全縣十多萬人，一個給我10塊錢，我也是好幾百萬了，全省那麼多人，一個人給我5塊錢……“你說天真不天真?”
在昆明，張桂梅請雲南省總工會的人把她的身份證、勞模證明、報紙報道和種.種獲獎資料影印了一大堆，她上街去募捐，一是為了辦女高，二也是為了兒童之家。最初答應當兒童之家的院長，一個基金會一年提供7萬塊錢資金，她也天真地以為，足夠了。
第一次去要錢，她下不了車，也張不了口，滿大街轉悠。她住在省總工會花錢開的賓館裡，翻來覆去睡不著，要不著錢，幹賠住宿錢和吃飯錢，自己在幹些什麼事啊，“我的生命的意義在哪裡?”天亮了，她繼續坐車，看到一個樓梯上鋪著紅色地毯的房子，想著這樣的地方一定有錢。她進門，對方一看，你是張桂梅老師不是?三個月前聽你的報告。那時她剛被評為十大女傑，學習的標語還沒有撤下，轉頭就變成乞丐了，“有個地洞鑽進去算了”。她說明來歷後，對方批了一個五千的條，說給孤兒院，辦學校不管。
後來她有經驗了，不去單位找難堪了，就在街上要，她拉著人問，你能不能給我點錢，我有個孤兒院，我想辦個學校。人家說，好手好腳不幹活，戴個眼鏡出來騙人。姐姐聽說了，也說她：你的臉皮真厚啊，這是人做的事嗎?是什麼讓你變成了這樣。
那5年裡，除了克服自己的清高和難堪，她還要面對身體的衰弱，她被查出癌細胞轉移到肺，怕身體完全垮掉，她沒有選擇化療，因此引發了一系列併發症，常常感到呼吸困難。在昆明，她老怕自己忽然窒息，把自己憋死。即便如此，“化緣”來的錢遠遠不夠。
轉機在20__年出現。“最最直接的，我不迴避，就是張老師幹到xx大代表了”，這個曾經堅定的反對者楊文華，看著張桂梅在北京“一炮放出去了”。“華坪通天了”，各級的壓力就來了，女高的建設進入了實質性階段。
xx大新聞播出那天，王秀麗收到了張桂梅的回覆，只有一句簡短的“謝謝”。後來見面，王秀麗就說她，你還挺傲嬌的呢。但她知道，張桂梅有很多很多的困難和委屈。女高建校那年，張桂梅有一次打電話給王秀麗，在電話裡一直哭，說，你要是再不來，我就要死掉了。王秀麗趕緊去找她，半個小時後到了，張桂梅還在哭，也不說為什麼。那天，王秀麗沒去上班，就陪在她身邊，靜靜地聽她哭完。
瘦削的身影，渾身是病的63歲女校長，把《感恩的心》當校歌，12年堅持，把1804個山裡女孩送進大學殿堂，改變了上千家庭，影響了無數人。
“培養一個女孩，最少可以影響三代人!”這是張桂梅常掛在嘴邊的話。
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全國十佳師德標兵、全國優秀教師……榮譽等身的雲南省麗江市華坪女子高階中學黨支部書記、校長，華坪縣兒童福利院院長張桂梅，20__年又一次次被“刷屏”，她的名字和事蹟傳遍大江南北。全國婦聯授予她“三八紅旗手標兵”稱號，雲南省授予她“雲嶺楷模”稱號;12月3日，中共中央授予她“全國優秀共產黨員”稱號。
“我所做的一切、所得的一切，都不屬於我個人，更不屬於我的親屬，是這片土地的父老鄉親的，是黨和各級組織的。”張桂梅說。
17歲那年，張桂梅跟隨姐姐從黑龍江來到雲南，後與丈夫同在大理市喜州鎮任教。1996年丈夫不幸去世，黯然神傷的她，申請從大理調出，地處金沙江腹地的麗江市華坪縣接納了她，到縣民族中學任教。
不料剛過了幾個月，她被查出子宮內有一個很大的肌瘤，生死懸於一線。由於給丈夫治病，張桂梅幾乎沒有積蓄，華坪縣各級幹部、素不相識的人，甚至來縣城開會的婦女代表捐出僅有的5元回家路費，救了她。
張桂梅回憶說：“當時我在想，我沒為華坪做過一點點貢獻，卻給大家添了大麻煩。他們把我救活了，我活著要幹什麼?”手術後僅24天，她又站上了講臺。信仰、感恩與堅持，從此成為十來年伴隨她的關鍵詞。
不久後，張桂梅發現陸續有女生輟學，通過一次次家訪，幾乎無一例外是由於家境困難，而且重男輕女的觀念依然濃厚。“我把那些姑娘一個個往回撈，哪怕我自己出錢，也一定讓她們讀書!否則十幾歲外出打工，早早出嫁換取彩禮補貼家用，是大山裡大多數女孩的共同命運。”
張桂梅想到了一個現實問題，一個有知識的母親、一個有責任感的母親，是不會讓孩子輟學的，也不會讓代代貧困下去，所以要讓山裡的女孩受教育，全免費上高中，她要辦一所免費的女子中學!
從20__年起，張桂梅就為這個近乎“瘋狂”的美好願望四處奔走，募捐籌款，她的故事“可以讓石頭流淚”。省、市、縣黨委政府領導再次站到她身旁，麗江市和華坪縣各拿出100萬元辦校，學校建設由教育局負責。
20__年8月，華坪女子高階中學建成，9月正式開學，教師工資和辦學經費均由縣財政保障，張桂梅擔任校長，吸引來16名教職員工。當年招收了100名女生，絕大多數是少數民族。
辦學之初，女高沒有食堂、沒有廁所，條件極差，堅持了一個月就相繼有9名教師離開，6個孩子轉學。“用命在拼”的張桂梅，帶著其他5名黨員在手繪的黨旗下，重溫入黨誓詞，守住屬於自己的扶貧陣地。3年後，把原本入學分數沒有門檻、基礎普遍較差的69個女娃子，撐上本科線，綜合上線率達100%。
黃付燕是華坪女高首屆畢業生，如今在貴州當國小教師。“12年前在女高，學習是唯一的事。從早上五點半到晚上十二點，軍事化管理，快節奏生活。午飯是跑著吃，從吃飯、打飯、刷碗只有10分鐘。不努力，你會覺得對不起世界。”她告訴記者，走出大山，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
從20__年起，華坪女高連續10年大學聯考綜合上線率100%，排名麗江市第一。但就在年年的喝彩和點贊聲中，張桂梅的健康每況愈下，肺氣腫、肺纖維化、骨瘤、小腦萎縮……近20種疾病纏身，數次病危搶救。
華坪女高20__屆學生陳法羽，現在是一名人民警察。“那時，每天近20個小時，張老師都和我們同步。她每天堅持出現在操場上。我們想，老師都這麼拼，我們還有什麼理由不用功?”她眼含淚花。
張桂梅沒有積蓄、沒有孩子，孩子叫她老媽、張媽媽;哥哥以及同她一起長大的侄兒去世，她都沒能回去看一眼，卻步行11萬公里，不報銷一分錢在金沙江兩岸的大山裡家訪;在華坪，女高和福利院是她的家，而屬於她的，僅有三樓一間高二女生宿舍靠門的一個床鋪;對自己和親友“摳門”，卻把100多萬元的獎金、工資用在了學校和孩子們身上。
“這十幾年，是我一生中最精彩的十幾年，也是痛苦、勞累、快樂的十幾年。是這片土地接納了我，給了我一個綻放人生異彩的舞臺。是組織支援、培養了我，讓我能夠做事、把事做成，造福山裡的孩子們。”張桂梅說。
“堅持，再堅持一下唄”
進入女高的陳法羽很快發現：關愛的同時，是嚴格的管理。
每天早晨5點半起床，課間出操1分鐘站好隊。張老師每天拿著小喇叭，不厭其煩地喊學生起床、跑步、吃飯、睡覺，“你們遲到一秒鐘我也不幹!”
張桂梅和病魔鬥：“不能把寶貴的時間浪費在無休止地看病上”;
她和貧困較勁：“挽救一個女孩拯救三代人”;
她對學校老師、學生要求嚴格：“堅持，再堅持一下唄!”這是張桂梅勸慰大家最多的話。
陳法羽說：“我們來女高讀書是來改變命運的，不拼拿什麼和別人比?張老師也在拼啊!”
校辦主任張曉峰告訴記者，張桂梅老師是在拿命辦學，師生們服氣。
張桂梅的言傳身教也感染著女高老師們。韋堂芸老師受傷左腳骨折，想到還有100多天就要大學聯考，她拄著雙柺給學生上課;楊曉春老師悄悄給學生墊付醫藥費、生活費，卻從不往外說——這樣已知和未知的故事，在女高還有很多。
張桂梅宿舍裡有4張床鋪，1張自己睡，3張留給“不聽話”的和生病的學生。有名女生性格孤僻，和張桂梅住在一起。不管張老師怎麼關心她、開導她，她都不怎麼說話。張老師疾病纏身，每天早晨5點起床，忙裡忙外一天，晚上還和她聊天。3個月後，這名學生抱著張老師痛哭，說一定好好讀書。
“女高的許多學生家庭貧困、變故多，她們的心要好好去焐。”張桂梅說。
中宣部近日決定，追授著名核動力專家、中國核潛艇首任總設計師彭士祿院士“時代楷模”稱號。從中國第一代核潛艇，到大亞灣核電站，再到秦山二期核電站，彭士祿為之傾注了大量心血，被譽為中國核動力事業的“拓荒牛”。今年3月22日，彭士祿院士因病逝世，他曾說“活著能熱愛祖國，忠於祖國，為祖國的富強而獻身，足矣!”
彭士祿作為中國核潛艇第一任總設計師、中國第一個核動力裝置的主要設計者，一生踐行共產黨員的承諾，幹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從零開始摸索起步，克服重重困難，作出了突出貢獻，堪稱中國核動力事業的“拓荒牛”。
“只要祖國需要，我當然願意”
彭士祿的父親是共產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彭湃。
彭士祿3歲母親犧牲，4歲父親就義，童年兩次被國民黨抓進監獄，先後輾轉被送到20多戶百姓家裡寄養。
“坎坷的童年經歷，磨鍊了我不怕困難艱險的性格，我對人民永遠感激，無論我怎樣努力，都不足以回報他們給予我的恩情。”回顧過往，彭士祿飽含深情地說。
1940年，15歲的彭士祿來到延安，194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學習時，彭士祿常對同學們說：“我們的父母經過殘酷的鬥爭，有的還流血犧牲了，不好好學習怎麼對得起自己的父母親，怎麼對得起黨?”
1951年，品學兼優的彭士祿赴蘇聯留學，專業是化工機械。他所有的功課成績全是優秀，畢業時獲得了蘇聯頒發的優秀化工機械工程師證書。
1956年，就在彭士祿即將本科畢業時，中央決定選派一批優秀留學生改行學原子能核動力專業。
“只要祖國需要，我當然願意。”彭士祿毫不猶豫地回答。從那一刻起，彭士祿就與共和國的核事業緊緊連在了一起。
1983年，彭士祿再次聽從排程，被任命為中國首座大型商業核電站建設總指揮，為我國核電事業發展作出了開創性貢獻。
直到晚年，彭士祿仍然心繫國家發展，他在自述中這樣寫道：“現如今，老朽已木訥，但有三個心願：一是盼望祖國早日擁有更加強大的核潛艇力量;二是盼望祖國早日成為核電強國;三是盼望祖國早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圓了老百姓過上幸福生活的中國夢!”
“我來簽字，我負責”
1962年2月，彭士祿開始主持潛艇核動力裝置的論證和主要裝置的前期開發。
當時，無圖紙資料，無權威專家，許多人對核動力的瞭解幾乎為零，對某個技術上的問題常常意見不一致，甚至經常發生激烈爭論。每當出現這種情況時，彭士祿就對研究人員說:“不要吵，做實驗，用實驗結果說話。根據實驗結果，我來簽字，我負責!”
1965年，中央決定選擇青衣江畔的一片山區作為建造核潛艇陸上模式堆的廠址。1966年2月，來自北京715所和194所的人員組成九〇九基地“工藝隊”進駐現場。1967年4月，模式堆主廠房破土動工，建設正式啟動，彭士祿任現場副總工程師。
1970年7月，反應堆開始緩緩提升功率。功率每提高一檔，出現的險情也越多。問題不斷增加，反對繼續提升功率的意見也越來越多。在這種情況下，彭士祿力排眾議，繼續提升功率。8月30日，他決定實現主機“滿功率”。
“大膽”並非有勇無謀，“拍板”並非胸中無數。有人問他：為什麼敢於拍板?他說：“有個祕訣，一定要用資料說話。”
有人問他，那麼多次拍板，有沒有拍錯的時候?彭士祿毫不掩飾地說：“有啊，怎麼可能沒有?錯了，我就改過來，再繼續前進。幹事業就要有點冒險精神。只要有百分之七十的把握就可以幹，不然，都準備好了，要我們幹什麼?”
“我充其量就是一枚螺絲釘”
1970年8月30日，我國第一代核潛艇陸上模式堆順利達到滿功率，發出了中國第一度核電。
這一天，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五個擁有自主核動力技術的國家。大家欣喜若狂時，總設計師彭士祿卻在矇頭大睡，在這之前，他已連續五天五夜沒閤眼。
為了祖國的核動力事業，彭士祿付出了太多，也從來沒顧慮過自己的身體。一次現場除錯時，彭士祿突然病倒了，劇烈的胃疼讓汗水溼透了他的全身。經醫生診斷是急性胃穿孔，若不及時處理就有生命危險。手術立即在工地現場進行，彭士祿四分之三的胃被切除了。
手術時，醫生髮現，彭士祿的胃上有一個已經穿孔但自愈的疤痕。手術後，彭士祿被接回北京，但他住院僅一個月就又開始了工作。
然而，對於自己的努力和貢獻，彭士祿總是輕描淡寫。在他看來，恬淡自守就是最大的幸福。他從來不認為自己有多麼了不起，也從來不愛拋頭露面。他總說：“中國核潛艇研製成功絕不是一兩個人的功勞，它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我充其量就是核潛艇上的一枚螺絲釘。”
12月5日，對年輕的南航乘務員朱靜怡來說是難忘的一天。在飛機上偶遇一名乘客後，她難掩激動給她寫了封信：您為這些女孩在荊棘重重的道路上開出了一片天，督促她們走向更高更遠的地方;您將愛給了山區的女孩子們，讓她們看到了更廣闊美麗的風景。我從心底敬佩您這樣的人，這樣的人生……
朱靜怡碰到的，正是張桂梅老師。她告訴記者：我在網上看過張老師的事蹟，感動到淚流滿面，所有褒獎詞語都不足以形容張老師萬一。收到信的張老師下飛機時給她一個擁抱，對聲音哽咽的靜怡說，“沒事的，沒事的”。
這就是張桂梅——麗江華坪女子高中校長，點亮了一千八百多名大山裡女孩子的夢想，把她們送到“更高更遠的地方”，剛剛被中央授予“全國優秀共產黨員”。張桂梅贏得了全社會的尊重，影響也已超越國界。多少素昧平生的人瞭解她的事蹟後，把她作為“人生燈塔”。是什麼，賦予一位山區人民教師如此力量?
陳法羽一輩子也忘不了在華坪女子高中入學時那張貼在床邊、寫著自己名字的小紙條。她是女高第二屆畢業生，如今是麗江市永勝縣一名民警。
20__年，陳法羽國中畢業，沒達到高中錄取線。父親對他說：“自費讀高中咱家供不起，要不你回家種地，過幾年找個好人家嫁了。”那一年，陳法羽十六歲，反覆咂麼父親的話，一個幾乎註定的命運將她籠罩，真是欲哭無淚。此時有人告訴她，華坪建了所免費女子高中，專門招貧困山區國中畢業的女孩，想讀高中可以去試試。這讓陳法羽抓住了救命稻草!
開學報到來到宿舍，床已經鋪好了，嶄新的被褥整整齊齊，床位邊貼著同學們的名字。陳法羽找到自己的名字，撫摸著那張字條，忍不住哭了。“這張小床讓我感到安全和溫暖;這張紙條為我打開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門”，陳法羽說。
幾乎每個華坪女高畢業生，都有和陳法羽差不多的感慨，她們對張桂梅的敬重難以言表——有什麼比改變命運和點亮夢想更重要的?
“熱愛孩子是教師生活中最主要的東西”，張老師對學生的愛真摯熱烈，又一以貫之。她為了畢業班的孩子拖著病體上課不去住院;她把丈夫的遺物一件毛背心送給了生病學生;為了幫助山裡窮學生她節衣縮食捨不得吃肉;為了學生課堂興趣她常常唱首歌念幾句詩……至今，張老師還每天五點半就起床，為女高學生開燈趕走路上小動物，怕孩子們膽小害怕。
泛愛眾，而親仁。對山區學生的愛也讓張老師深思：如何通過教育阻斷貧困代際傳遞?女子高中的初心從此發生。
有人曾說，張老師快枯竭了，人的愛是有限的。張桂梅聽後說：不會的，因為有源源不斷的愛奔向我鼓勵著我!
1996年丈夫去世，對未來無望的張桂梅從大理調來華坪教書，後來自己又身染重病。華坪民族中學的老師們把她當家人：她不想吃藥，同事親屬煮好中藥勸她喝;老師們誰家做了好吃的，都不忘給她送去些;她病重，女老師晚上就到宿舍陪她休息;為讓她多些樂趣，大家找藉口約她去唱歌。
得知張老師生病，學生們上山給她採野核桃，剝了滿滿一大盆核桃仁，雙手黑乎乎的;有學生家長去山上採野靈芝，磨成粉讓她拌在飯裡吃。他們認為，吃這些能治病……
他1948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先後參加四平戰役、遼瀋戰役、平津戰役和解放長沙、海南島等戰役，多次立功受獎;1950年，他赴朝作戰，參加過上甘嶺戰役，先後榮立一、三等功，回國後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1955年他復員回鄉，深藏功名服務百姓，甘於清貧。他用實際行動詮釋了一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他就是元寶區金山鎮山城村老複員軍人孫景坤——
8月15日，在丹東光榮院裡，96歲的孫景坤正在與護理員聊天，“好，這裡真好，感謝黨和政府安排這麼好的居住環境和細緻周到的護理，我知足了。”老人的精神狀態不錯。此前，他與大女兒女婿一同居住。8月12日，孫景坤作為特護養員被送到這裡，享受24小時護理服務。
老人居住的特護區房間有20多平方米，空調、電視、衛生間等設施齊全，在他睡覺的電動護理床的床尾立著一個輸液架，上面掛著老人的軍裝，一枚枚獎章、紀念章熠熠生輝。這是陪伴老人幾十年的心愛之物。
“老人對這些軍功章很珍視，不管走到哪兒都要帶在身邊。所以我們在老人床邊的右側釘上了吊鉤，軍裝和獎章就放在他觸手可及的地方。”院醫療康復科科長孫紅霞說，老人晚上的覺少，睡不多久就醒了，護理員幾次看見老人用顫抖的手輕輕撫摸著獎章。第二天早上，他們發現吊鉤壞了，便將軍裝掛到了輸液架上，讓老人一抬眼就能看見。
捨生忘死 勇立戰功
走進金山鎮山城村，拐過一條狹窄偏僻的小巷，踩著坑窪不平的土路，會看到一個不起眼的平房，這便是孫景坤大女兒孫美麗的家，孫景坤此前就居住在這裡。走進屋內，牆上貼滿了老人的照片和有關資料，無聲地訴說著他清貧樸素的生活和輝煌的過去。
走近細看，有攝影家為他拍攝的胸前戴滿軍功章的照片，有記錄他在上甘嶺戰役的文字資料，也有孫景坤作為中國人民志願軍英模代表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合影。一樁樁、一件件，讓人彷彿走進了那個硝煙瀰漫、激情如火的歲月。
孫景坤的故事，要從72年前的1948年說起。那年1月，24歲的孫景坤懷著對共產黨的無比熱愛，告別新婚才5天的妻子，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隨40軍119師357團先後參加四平戰役、遼瀋戰役、平津戰役和解放長沙、海南島等戰役，在遼瀋戰役中榮立三等功、平津戰役和解放海南島戰役分別榮立二等功。戰鬥中，他多次負傷，在解放四平的戰鬥中，孫景坤是機槍手，是敵人火力重點打擊物件，密集的子彈像颳風一樣撲向他，他身上的傷疤就是最好的見證。
1949年，孫景坤因為在部隊表現出色，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剛從海南島戰場撤回來的孫景坤隨部隊集結安東(今丹東)待命。部隊駐地離他家不到五里地，步行也就20分鐘，已經兩年沒見親人的孫景坤卻只是默默地望著家的方向。抗美援朝初期，孫景坤與敵人激戰受傷後被送回國內治療。養傷期間，排長催他回家看看父母，他默不作聲，排長又說，怎麼也得讓媳婦看見你還是個大活人呢，他才告假匆匆回了一趟家。隨後，孫景坤不顧腿傷沒好利索，再次過江奔赴前線。
當年打了多少仗，孫景坤已經記不清了。不過，有一場戰役，卻永遠烙刻在他的心底，那就是慘烈的上甘嶺戰役。
1952年10月27日中午時分，孫景坤所在部隊堅守在上甘嶺161高地，在擊退敵人一次又一次進攻後，部隊傷亡慘重，161高地三面處於敵人的火力控制之下，增援部隊很難上去。當時擔任副排長的孫景坤帶領9名戰士，帶著8箱手榴彈、2箱子彈，從敵人火力死角突上陣地。在擊退敵人瘋狂反撲中，孫景坤擊斃21名敵人，和最後剩下的3名戰友頑強地堅守在陣地上。
孫景坤的外孫子畢元發對姥爺關於這場戰役的講述至今印象深刻，“戰鬥異常激烈，‘守著是死，不如拼命搏一把。’依靠多年的作戰經驗，姥爺知道敵人炮火最猛烈的地方，往往是敵人進攻的突破口。很快，他就發現了一處盲區，敵人的火力打不到那裡，他主動請戰，跟戰友藉著坑道掩護奮力狙擊，最終打退了敵人的進攻。”畢元發說，事後戰友們在炮彈掀起的泥土石塊和犧牲的戰士身邊，找到了昏迷的姥爺，他的腿部等多處受傷，耳朵也被震得幾天都聽不見聲音。
在抗美援朝中，孫景坤榮立一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1953年，孫景坤榮獲一級戰士榮譽勳章，並受到金日成將軍的接見。同年，作為中國人民志願軍回國英雄報告團成員，孫景坤受到了親切接見。
國家領導人曾講：“一個人做點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張桂梅數十年如一日，堅韌執著、勵精圖治，勤儉節約、無私忘我，不忘初心、獻身扶貧，為群眾辦好事、辦實事。她用實際行動詮釋了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
堅韌執著、勵精圖治。丈夫去世後，張桂梅隻身去了祖國西南邊陲的貧困山區從事教育工作，並選擇了師資最弱、條件最差的民族中學任教。在任教期間，她全身心投入教學，為貧困的學生和簡陋的學校出錢出力，又當老師又當母親，不留餘力的細心照顧著學生們的學習狀態和生活起居，為了學生們能夠走出大山，她勵精圖治創辦了全國第一家免費女子高中，她主動帶頭免費為學生們補課，因操勞過度導致身體狀況越來越差，長期拖著病體就算腹部長了肌瘤，也忍痛站在講臺上，只為孩子們能夠取得更好的成績。除此之外，她還義務擔任華坪縣“兒童之家”的院長，成為了54名孤兒的母親。她十年如一日，從未退縮，從不言棄。天道酬勤，在她的不斷努力和堅持下，孩子們取得了優異的成績，學校的教學質量和師資力量也得到了大大地提升。她的到來改變了許多孩子的一生。
勤儉節約、無私忘我。張桂梅在貧困山區任教期間，全身心的投入到教育事業和慈善事業中。在學校裡，學生沒有錢吃飯，她拿自己的錢給學生;學生沒有衣服穿，她拿自己的衣服給學生;學生生病需要看病，她帶學生看病並自己掏醫藥費。總之，只要學生們缺什麼只要她有，她都能解決。在兒童之家，她義務成了眾多孩子的“媽媽”，一把屎一把尿、不分晝夜的照顧著幾個月大的孩子，為了維持兒童之家，她把自己有的能用的都拿出來給孩子們用，並利用空餘時間到處籌措資金。然而她不是萬能的，她自己並不富裕，她只捨得吃饅頭、青菜、麵條，衣服也是好心人給的，她省下來的錢都用到了教育和慈善事業中，自己未留下一分一毫。
不忘初心、獻身扶貧。張桂梅作為一名基層黨員，她深知教育在扶貧工作中的重要性，她曾說：“只要還有一口氣，就要站在講臺上”，她不忘自己的初心，並積極響應國家扶貧號召，扶貧先扶智，為了貧困山區的教育，她心繫群眾，勤儉節約，幫助困難學生，帶學生看病，給學生添置衣物，對貧困家庭進行家訪，為孩子們爭取學習機會。她前前後後為山區的孩子們、為慈善和教育事業投入了100多萬元，其中包括自己的工資、獎金和社會各界捐給她治病的錢，她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教育，並無怨無悔。
國家領導人指出：“一個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沒有英雄，一個有前途的國家不能沒有先鋒。實現我們的目標，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張桂梅巾幗不讓鬚眉，在平凡的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績，盡顯巾幗英雄本色。她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踐行了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她這種堅韌執著、勵精圖治，勤儉節約、無私忘我，不忘初心、獻身扶貧的英雄精神值得我們深思和學習。在此也號召廣大黨員、幹部真正把堅定的理想信念化作不忘初心、奉獻一生的實際行動。
這些女孩是學校老師通過滿大街和菜市場貼廣告、口耳相傳從大山裡招來的。
學生什麼也不用準備，只需帶著乾糧和衣服，坐上大山通往縣城的汽車，去女高尋找屬於自己的一方課桌。周雲麗是那個夏天的96個幸運兒之一。
報考女子高中時，周雲麗正苦於沒錢讀高中。媽媽早逝，父親養豬、種地、幫人鋤草，養活一家四口。在周雲麗的記憶裡，有些跛腳的父親總是一清早出門，用碗裝著冷飯上山勞作，傍晚才回家。
打從記事起，周雲麗就和姐姐去山上，替父親分擔農活。姐妹倆讀書的動力很直接——擺脫土地與貧窮。
但讀到高中，父親發了愁。兩個女兒都讀高中，一年花費上萬元，難以負擔。九年級還沒畢業，父親就開始為讀書湊錢。那時，父親總是坐在院壩邊、豬圈門口不停地抽菸。
在女高最初建立的兩年，來讀書的女孩幾乎都是因為貧困。周雲麗後來才意識到，自己很幸運。在她所在的村子，許多女孩十五六歲就已定親。山裡人覺得女孩讀書花錢，不如早早嫁人。
女高成為貧困女孩人生的第一個轉折點。當時，第一屆學生成績很多未達到會考分數線，且年齡偏大，有學生補習3年還未拿到國中畢業證。
女高接納了這些女孩，只要是農業戶口，想讀書，就收。僅有的一棟5層教學樓成為全校師生吃、喝、睡的場所。學生們住在3樓3間教室裡，每間教室有女老師陪同，其餘女老師和男教師被分入4樓兩間大教室。男老師們輪流在一樓木板床上守夜，夜晚，學生們要去隔壁中學上廁所，女老師陪同，男老師打手電筒護送。
開學不久，張桂梅就遇到一件糟心事。一個女孩去醫院做闌尾手術，被發現已懷孕4個月。一陣批評的浪潮襲來，女孩的父母也質問學校。女孩說了真話，孩子的父親是對面一所高中的男孩，兩人在入學前的假期發生關係。
張桂梅長了教訓。學校沒有圍牆，常有男孩來戲耍，張桂梅守在教學樓前，見到逗留等候的男孩就趕跑，大罵“小混蛋”。
學校沒有性教育課。有性知識輔導老師問需不需要支援，張桂梅讓他們“滾一邊去”，“手機上已經很過火了，還用教嗎?”
後來，教學樓一樓安裝了鐵柵欄。一向吝嗇的張桂梅在安全管理支出上毫不心疼，有宿舍門壞，她立即請師傅來修。每當大學聯考季來臨，張桂梅會請幾個人日夜看守教學樓，讓學生看到“樓前樓後都是人”，安心。
為了杜絕攀比，張桂梅規定，學生必須剪短髮，穿校服，女老師在校不能穿裙子和高跟鞋。
教學樓的一樓貼滿捐款人的名字和捐款數額，牆上的企業和個人幫助支撐起這所免費高中。每當有人來校捐款，她要求學生向捐款人集體敬禮，唱《不忘初心》。但她反對學生手舉捐贈牌被拍照的行為，有企業提出此類要求，張桂梅寧可錢打水漂也不同意。
有畢業生回母校捐款，但也不知道最終資助給了哪個學妹，張桂梅希望這種“背對背”的方式，讓學生沒有壓力地接受捐贈。
在張桂梅看來，貧困對女孩是一種隱私，對外，她稱呼自己的學生“山裡的女孩”。
貧困學生的及時雨
華坪女子高中絕大多數學生來自農村貧困家庭，家庭貧困的陰影對孩子影響很大。張桂梅在家訪過程中，不僅要幫助學生，還經常救濟學生家庭，甚至幫助全家人擺脫貧困。
船房鄉華榮村的文麗麗、文萍萍(化名)兩姐妹分別是華坪女子高中的高三和高一學生。兩姐妹的家不僅貧困，而且她們的父親眼睛患有嚴重疾病，在縣醫院無法醫治，需要到鄰近的攀枝花市醫院醫治，可因經濟困難，一直未能出行。今年國慶到她們家家訪時，張桂梅當場掏出500元給兩姐妹的父親，讓他儘快去看病。
張桂梅看到兩姐妹家有一間裝雜物的危房，人員進出十分危險，當即提出應該儘快拆除。陪同家訪的船房鄉鄉長李桂梅表示由鄉里幫助拆房，並幫助其向民政部門申請低保保障。兩姐妹和父母感動不已，全家攙扶著張桂梅送出村外。
12年來，張桂梅資助學生困難家庭的費用，都來自各級政府給她的獎勵補貼，還有社會各界的捐助。她希望把這些關愛帶到女子高中的孩子們身上。
“我獲得的許多榮譽，是貧困山區老師集體的榮譽。黨和人民沒有忘記貧困山區的老師們，溫暖了老師學生們的心，激勵著我們更加努力做好貧困山區的教育工作。”張桂梅誠懇地說。
“孩子，別哭，有什麼困難跟我說。”
11月30日中午，記者剛剛踏進雲南麗江華坪女子高中的校門，便看到一名女學生依偎在校長張桂梅懷裡哭泣。
這位女孩是華坪女高畢業生呂娜的妹妹，目前在當地一所國中讀書。張桂梅在家訪時認識了她，並一直支援幫助她上學讀書。但女孩因為思念去世的父親，好幾天沒有上學。
“想爸爸了就到墳上跟他說說話，要好好讀書，不能讓爸爸失望。”
張桂梅話音還未落，便從兜裡掏出一個信封，塞到女孩母親手裡。信封裡裝著的，是教育部給她看病的1萬元慰問金。
原來，張桂梅知道女孩母親一個人供兩個孩子讀書，經濟十分困難，家裡的杧果林因為缺水收成也不好，便拿錢給她去修個水窖。通過張桂梅做思想工作，這名學生當天就回到了課堂。
像關心呵護這位女孩一樣，張桂梅帶領華坪女高守護著每一位學生的未來，建校12年來已累計把1804名女孩送入大學，點亮她們的人生夢想。63歲的張桂梅，被學生親切地稱作“張媽媽”。
“孫景坤同志在朝鮮守備戰鬥中，創立功績，業經批准記一等功一次，這不僅是個人的光榮，全軍的光榮，也是人民的光榮，祖國的光榮……”在已通體泛黃的“報功書”上，幾句鏗鏘有力的褒揚之詞，開啟了那一段塵封的歷史——
1948年，孫景坤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先後參加四平戰役、遼瀋戰役、平津戰役和解放長沙、海南島等戰役，多次立功受獎;1950年，他赴朝作戰，參加過上甘嶺戰役，先後榮立一、三等功，回國後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1955年他復員回鄉，深藏功名服務百姓，甘於清貧、堅守初心。
遼寧省丹東市元寶區金山鎮山城村的老複員軍人孫景坤，用實際行動詮釋了一名優秀共產黨人的初心和本色。
“這是一等功獎章，這是三等功獎章……”遼寧省丹東市元寶區山城村，一間不起眼的平房裡，整潔的書桌上擺放著96歲的老英雄孫景坤的軍功章。
孫景坤的故事，得從72年前的1948年說起。
那年1月，24歲的孫景坤告別新婚妻子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隨40軍119師357團參加四平戰役、遼瀋戰役、平津戰役和解放長沙、海南島等戰役，屢立戰功。
在解放四平的戰鬥中，孫景坤是機槍手，是敵人火力重點打擊物件，密集的子彈襲來，如今他的身上仍留有不少傷疤。由於表現出色，1948年，孫景坤於戰地光榮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50年，美國發動侵朝戰爭，把戰火燒到了鴨綠江邊。剛從海南戰場撤回的孫景坤，立即隨部隊集結安東(現遼寧丹東)待命。
“保衛和平，保衛勝利果實!”10月的一天，命令終於下來了，孫景坤隨部隊一起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
1952年10月27日中午時分，孫景坤所在部隊堅守上甘嶺161高地，在擊退敵人一次又一次進攻後，部隊傷亡慘重，161高地三面處於敵人的火力控制之下，增援部隊很難上去。當時擔任副排長的孫景坤帶領9名戰士，帶著8箱手榴彈、兩箱子彈，從敵人火力死角突上陣地。在擊退敵人瘋狂反撲中，孫景坤擊斃數十名敵人，和最後剩下的3名戰友頑強地堅守在陣地上。趕來支援的戰友找到了昏迷的孫景坤。
1953年，孫景坤榮獲一級戰士榮譽勳章。同年，作為中國人民志願軍回國英雄報告團成員，孫景坤受到了親切接見。
“為民幹事，一刻也不能等”
硝煙散去，孫景坤將奮鬥的“戰場”轉至亟待脫貧的家鄉。1955年，孫景坤復員，他主動放棄城市工作的機會，將各種功績證明悄悄收藏起來，決定回鄉務農。再次成為農民的孫景坤感慨地說：“當過兵的我與之前不同了，從火線入黨那天起，我更堅定了將自己的一生投入到保衛祖國、建設祖國事業中去。”
懷揣著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願景，孫景坤在這片生他養他的土地上辛勤勞作，一干就是幾十年。
回鄉後的第3天，孫景坤就拿起農具到生產隊參加勞動。很快，踏實肯幹的孫景坤當上了山城村生產隊隊長。“別小看這個職務，這需要極好的口碑和信任。”山城村黨支部書記邱大鵬告訴記者，那會兒，村民們並不知道他曾立下赫赫戰功，可大家覺得，他是黨員，上過戰場，政治上過得硬、靠得住。孫景坤沒有辜負村民們的期待，他帶領鄉親走合作化道路，大力發展糧菜生產和鄉村建設，用幾年的時間栽下大量的松樹和板栗樹，改變了家鄉的面貌。
山城村有一條河，常年洪水氾濫、侵蝕土地。從戰場上走來的孫景坤沒有一絲退縮，他帶領鄉親一起擋河造田，改造了100多畝耕地，建起了簡易大壩。山城村婦女主任劉玉慧回憶，雖說是簡易壩，但在當時確實起到了防洪的作用，守住了農田，保住了集體財產。
後來，村裡有人問他：“老孫，你本可以躺在功勞簿上享福，為啥還這麼拼命幹?”孫景坤卻說：“為民幹事，一刻也不能等。從我參加革命那天起，就把自己交給祖國和人民了。”1971年，他還把19歲的大兒子送去參軍。
嚴以律己，寬以待人
多年來，孫景坤始終將功勳榮譽壓在箱底，從未向別人提及，更沒有因此向組織提出任何要求，一直靠參加生產勞動獲得收入，就連兒女也只知道父親是一位老兵、上過戰場，僅此而已。孫景坤的大女兒孫美麗說：“有一次，同村的人拿著一本小冊子，說這書上說的英雄不是老孫頭嗎?我們才逐漸知道父親那些年在戰場上經歷了什麼。”
孫美麗不理解父親為什麼對家裡人很“摳”，“小時候家裡連4塊錢的學費都拿不出，按說我爸是生產隊隊長，只要開個介紹信，學費就可以免了，可他堅決不給開”。後來，當地電信局招一批話務員，選中了孫美麗。孫景坤得知後，硬是把她的名額讓給了別人。“他在生產隊當了20多年隊長，每次都毫不猶豫地把機會讓給別人。”隨著年歲漸長，孫美麗慢慢讀懂了老人的想法：當年和父親一起參軍的10個夥伴，活著回來的只有3個人。經歷過生死的父親，總想回饋社會更多，“他更多是在替戰友活著”。
孫景坤的日子過得清貧，可他依舊堅持吃苦在前、不改本色。在家鄉擔任村幹部期間，他處處以一個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實幹擔當、積極作為。為了讓村民儘快脫貧致富，1984年，他組織村民成立共同致富小組、扶貧致富小組。
幾十年來，孫景坤嚴格按規定數額報銷藥費，從沒向組織提過特殊要求。“我最懷念犧牲在戰場的戰友”“我的戰友就犧牲在我跟前，和戰友相比，我還活著，已經很幸福了……”孫景坤說。
陳法羽一輩子也忘不了在華坪女子高中入學時那張貼在床邊、寫著自己名字的小紙條。她是女高的第二屆畢業生，如今是麗江市永勝縣一名民警。
20__年，陳法羽國中畢業，會考沒達到高中錄取線。父親對她說：“自費讀高中咱家供不起，要不你回家，過幾年找個好人家嫁了。”
那一年，陳法羽16歲，心有不甘。此時有人告訴她，華坪建了所免費女子高中，專門招收貧困山區國中畢業的女孩，想讀高中可以去試試。這對陳法羽來說，無疑是一次改變命運的機會。
開學報到，宿舍的床已經鋪好了。被褥嶄新整齊，床位上貼著名字。陳法羽輕撫寫著自己名字的字條，忍不住哭了：“這張小床讓我感到安全和溫暖，這張紙條為我打開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門。”
幾乎每個從華坪女高畢業的學生，都有和陳法羽相似的感動，她們對張桂梅的敬重無以言表——有什麼比改變命運更重要?
張老師對學生的愛真摯熱烈，又一以貫之。拖著病體，她堅持為畢業班的孩子上課;節衣縮食，她把省下來的錢捐給學生……有人曾說，張老師快枯竭了，人的愛是有限的。張桂梅聽後說：“不會的，因為有源源不斷的愛奔向我、鼓勵我!”
傳承紅色基因，爭當合格接班人
“儘管彭士祿院士逝世了，但他的一生對核動力事業和祖國的熱愛依舊存在，他所秉持的精神需要新一代的青年人來傳承，需要青年人去發揚，彭士祿院士的偉大精神，青年人永遠不會忘記。”聿懷中學高一(10)班佘諾珣同學告訴記者，閱讀了《汕頭日報》刊發的相關報道後她深受感動，“彭士祿院士是‘磨難的孤兒’，是‘革命的勇士’，是‘核能的先鋒’，是豁出命幹的‘老黃牛’。”佘諾珣說，當看到彭院士在一次現場除錯時突然病倒，醫生在現場為他做手術，胃部切除了四分之三，住院僅一個月後，他又重新投入超負荷的工作，直到他逝世之前，他都堅守在工作崗位上，她的眼淚忍不住掉了下來。
“百年夢想正青春，讓我們重溫歷史，致敬這位中國核動力事業的‘拓荒牛’，感受拓荒者精神在新時代的傳承。”聿懷中學高一(13)班學生餘俊彥觀看先進事蹟報道後表示，彭士祿院士曾說道“我這一生只做兩件事，一是造核潛艇，二是建核電站”，這是他對自己的評價，他是我們所有人的英雄，更是青年人學習的榜樣。
今年4月，市蓬鷗中學的學生們有幸聆聽了彭士祿女兒彭潔老師的講座。昨晚9時，蓬鷗中學學生謝哲齊在家中，和家人一起觀看了央視的專題節目。謝哲齊告訴記者，看了節目後，他更深刻地感受到，正是有了先輩們的艱苦奮鬥才有了今日美好的生活。“彭士祿院士在如此艱苦的環境下不僅磨鍊了不怕艱難困苦的性格，還站在我國科技的前線，像彭士祿院士這樣的先輩，正應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偶像。”謝哲齊表示，作為當代青少年，要將“愛國”二字銘記於心，外化於行，將個人理想與國家發展、民族復興和人類命運結合起來，不負祖國的大好河山，奮發圖強，珍惜青春時光，培養創新能力，爭做祖國的創新人才。
“作為新時代接班人，應該向彭士祿院士學習，在科學研究中堅持實事求是、心繫祖國。”蓬鷗中學學生許錦霞認為，追溯到為革命事業拋頭顱灑熱血的彭湃烈士，青年一代要傳承發揚這種紅色基因，從現在開始堅定理想與信念，志存高遠，腳踏實地，將個人的未來與民族的未來緊密相連。
學習“拓荒牛”精神，汲取奮進力量
昨天晚上9時，在金霞街道書吧，街道黨工委領導帶領街道幹部職工20多人正在收看央視彭院士的專題節目，大家紛紛表示，要學習“時代楷模”彭士祿的光輝事蹟，學習他熱愛祖國、忠於祖國、為祖國的富強而獻身的精神。據瞭解，為落實金霞街道工作人員、轄區居委、金霞物業、黨群服務中心的幹部職工準時收看該節目，金霞街道提前在微信工作群發出通知，落實大家準時收看節目，激勵大家從黨的百年奮鬥史中汲取信仰的力量。
現代潮劇《百姓之子》是汕頭市潮劇團根據彭士祿院士的革命事蹟打造而成的紅色題材潮劇精品，昨天晚上，劇中執行導演以及男女主演也早早守在電視機前收看央視的報道。談及觀看感受，他們感慨萬千。
“當時在整個排練過程中經常被感動流淚。”《百姓之子》執行導演謝繼順表示，在劇中，幼年彭士祿成了孤兒，是金砂古寨二十多位母親輪流隱藏、盡力撫養。彭院士曾說過“我雖姓彭，但心中永遠姓百家姓”，所以該劇就叫《百姓之子》。“擇一事，終一生，用一生去堅守，去奮鬥。敢為人先，勇於承擔，實幹擔當，永做‘拓荒牛’，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有堅定的理想信念。”看了節目，回憶起當時排練過程中，謝繼順說，大家都為彭士祿院士堅韌的革命精神所感動。
“很榮幸在劇中扮演彭士祿的養父陳阿木這個人物角色，看到彭士祿院士為國家做出偉大貢獻的先進事蹟報道，感到很欣慰很自豪。”在現代潮劇《百姓之子》中擔任男主角的演員李勇強表示，看了先進事蹟報道感到萬分感動和敬仰，彭士祿院士崇高的思想境界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在劇中扮演彭士祿的養母潘舜貞的演員黃玲玲告訴記者，該劇描述在彭士祿童年時期，潘舜貞一家冒死救孤，在丈夫和女兒相繼犧牲的情況下，她以弱臂擔道義，與共產黨特派員成功地從監獄送走彭士祿的故事情節。“很榮幸扮演這個角色，觀看彭士祿院士的先進事蹟報道深受鼓舞，很感動，彭士祿院士敢於擔當的精神，是我們年輕人學習的榜樣。”
進入女子高中的陳法羽很快發現：溫柔的面紗之下，是嚴苛的管理。
學生早晨5點半起床;跑步上下樓梯;課間出操1分鐘站好隊，晨起5分鐘洗漱完畢，從下課鈴響，到跑到食堂排隊、打飯，到吃完飯10分鐘內完成。為了不讓學生打理頭髮、洗衣服費時間，張桂梅要求所有學生留齊耳短髮，把洗衣時間嚴格限定在每週六的晚飯後。女孩子的愛美之心被抑制，連女老師都不能穿裙子來學校。
張老師每天拿著小喇叭，不厭其煩地喊學生起床、跑步、吃飯、睡覺。她告訴學生們：“你們遲到一分鐘一秒鐘我也不幹!”
“她們私下裡有時候叫我周扒皮、魔鬼，說我‘半夜雞叫’”，說起學生們給她的綽號，張桂梅哭笑不得。
不要以為張桂梅老師是個柔弱女子，她的強悍令人肅然起敬。她一直和疾病鬥和老天鬥，說“就看老天能把我領走不”，說“不能把寶貴的時間浪費在無休止的看病上”;她和貧困鬥，“挽救一個女孩拯救三代人”，探索教育扶貧二十多年;她和老師、學生“鬥”，不帶黨徽的黨員老師要批評，去山裡家訪當場燒了學生床底下的言情小說;她也和自己鬥，從不讓自己苟且浮生……
華坪兒童福利院的女孩吳思思說：“媽媽在福利院和藹可親，可在女高罵起人來嚇人。”陳法羽說：“我們來女高讀書是來改變命運的，不拼拿什麼和別人比?再說張老師也在拼。”
張桂梅勸慰學生最多的話是：堅持，再堅持一下唄。華坪女高校辦主任張曉峰告訴記者：張老師堅持拿命辦學，師生們服氣，其實“她是嚴師，更像慈母”。
張桂梅言傳身教，感染著女高老師們。韋堂芸老師一次左腳骨折，想到還有一百多天就要大學聯考，她拄著雙柺給學生上課;教師勾學華婚禮當天早上還在上課，中午趕到婚禮現場，晚上又回學校;語文老師楊曉春常悄悄給學生墊付醫藥費、生活費，卻從不往外說——這樣已知和未知的故事，在女高還有很多。
張老師宿舍裡有四張床鋪，一張自己睡，三張留給不好好學的、生病的等“特殊生”。有個女生不愛學習性格孤僻，和張老師住在一起的時候，不管張老師怎麼關心她、開導她，她都不怎麼說話。張老師疾病纏身，每天早晨5點起床，忙裡忙外一天，晚上還和她聊天。如此三個月後，這個學生抱著張老師大哭起來，說一定好好讀書，不會讓她白白受苦……
張桂梅知道，女高許多學生家庭貧困、變故多，她們的心要好好去捂。
一所沒有“門檻”的學校
對於大山裡的女孩們來說，華坪女高沒有“門檻”。
從建校第一天起，張桂梅便定下規矩：學費、住宿費等全免，只收少量伙食費。特別是對貧困家庭的學生，即便基礎很差，會考分數沒過線，也全部招進來。首屆學生幾乎全都是“線下”生。
學校生源差，教學條件更是十分簡陋。校園沒有圍牆，沒有食堂，甚至沒有廁所，只有一棟教學樓和一根旗杆，院子裡滿是雜草。學生在一間教室上課，在另一間教室睡覺，吃飯、上廁所都只能去隔壁學校。
“她心裡著急，如果等學校全部建好，晚一年招生，就又有一批女孩被耽誤了。”楊文華說。
學生入學了，張桂梅卻犯了愁。“有的學生考試只能考幾分，這樣下去可怎麼辦?”張桂梅心想，就是把命搭上，也要把學校辦出名堂。
在華坪女高，學生雷打不動每天5點30分起床晨讀，晚上12點20分自習結束才上床睡覺，連吃飯時間都被限定在15分鐘。
張桂梅有一個小喇叭幾乎從不離手。“傻丫頭，快點!”在校園裡，有學生稍一磨蹭，就會聽到她的吼聲從小喇叭裡傳出來。
十幾年來，她不僅每天陪學生自習到深夜，還一直住在學生宿舍。“我一刻也不能離開學校，老師、學生我都得盯著。”她說。
20__年夏天，華坪女高首屆畢業生一炮打響，大學聯考百分之百上線，還有幾名學生考上了一本。“和學生入學成績相比，華坪女高創造了一個奇蹟。”楊文華說。
20__年，華坪女高完成建設工作，各項設施逐步完善，學校有了食堂、宿舍，還有了標準的塑膠運動場。截至目前，學校3個年級共有9個班，在校生達464人。張桂梅常年堅持家訪，累計行程11萬多公里，覆蓋華坪和周邊縣的1500多名學生。至今，華坪女高已送走10屆畢業生，1804名學生從這裡考入大學，學校不僅一本上線率高達40%多，大學聯考成績綜合排名還連續多年位居麗江全市第一。
學校語文老師韋堂雲說，學生成績突飛猛進，但張桂梅的身體狀況卻一落千丈。她的身上貼滿了止痛的膏藥，平時連爬樓梯都十分艱難。
今年2月，受疫情影響，學生只能在家上網課。心急火燎的張桂梅直接在教室外搭了一張行軍床，每天躺在床上，盯著老師學生上網課。
“我上網課的時候，經常聽到她在床上疼得忍不住發出聲音，但她從來不說。”韋堂雲說。
華坪縣融媒體中心記者王秀麗是張桂梅相識多年的閨蜜，也是她為數不多的傾訴物件。
“她全身都是病，骨瘤、血管瘤、肺氣腫……以前她經常讓別人猜我倆誰更重，可現在她已經從130多斤掉到了只有七八十斤。”王秀麗說。
張桂梅校長又上熱搜了，但這一次不是讓全網熱淚盈眶，而是捲入觀點爭議，讓支援她的人感到心情複雜。她在一檔專訪節目中表達了對“女性當全職太太”的鮮明反對。她講道：一個學生領著丈夫和孩子回到華坪女中，準備給母校捐一筆錢，當她得知這名學生已做起全職太太，便直接轟人，“你給我滾出去。家庭那麼困難，把你供到現在，反而當起了全職太太?”
當全職太太怎麼了?為什麼不能尊重別人的意願呢?說尊重女性獨立，為什麼不尊重女性成為全職太太這種獨立選擇呢?有誰比一個女性自身更知道什麼對自己有利、什麼能讓自己幸福、什麼更適合自己?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觀和幸福觀，為什麼非要把自己的這種偏執以如此強烈排斥的方式強加到學生身上?當全職太太怎麼就對不起“教育改變命運”了，貧困生出身怎麼就不能當全職太太了?一個個問題像雨點一樣飛向昨天被視為“教育天使”的張桂梅，天使的“人設”似乎因為那個“滾”字而黯然失色。幸虧是張桂梅說了這段話，網民能口下留幾分情，如果是一般人，早被群毆得鼻青臉腫了。
我覺得當全職太太是一個人的自由，也並不意味著就沒有自我和缺乏獨立，但我實在不忍去批評張桂梅的觀點。當然，會有一定的道義因素，面對這樣一個“教育聖雄”般的人物，批判本身似乎有失道義和力度。泰戈爾的那首詩，“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見腳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來，當作火把點燃，照著自己向前走吧”——張桂梅就是這樣的人，把自己的肋骨拆下來當火把，點燃了很多大山裡的女孩前行的路。她為了教育，為了改變那些女孩的命運，連自己的命都不要了，用命換了一代人的命運。說到關心、愛護、心疼、尊重那些大山裡的女孩，我們這些蜷縮在都市咖啡廳裡、在鍵盤上敲敲字、熱衷於談論抽象概念的人，怎麼比得上她?我們談論的只是抽象概念，她接引了幾千個女孩走出大山，我們沒有理由覺得我們比她更“懂”貧困山區女孩教育這個命題。
這麼說並不是失去了一個評論員的判斷力，好像一個人成為道德典範，身上有了道義光環，就不能被批評了。不是這個意思。道德聖人也會有認知侷限，張桂梅用生命在做教育，並不意味著她每句話都是對的。我說的“不忍”更包含著“同情的理解”這個意思，不要把“支援還是反對全職太太”當成一個抽象的命題，當成吐槽大會、脫口秀、大專辯論賽供選手抖機靈的辯題，而要進入張桂梅所生活和麵對的那種環境中，進入貧困山區女孩教育這個具體語境中理解“反對女性當全職太太”這個命題，看到它的條件性、矛盾性、語境性和問題針對性。
很多人首先是被那個“滾”字刺激了，如果進入語境，就不會把這個字當成激烈對抗中那種粗野、排斥、敵對的意思，而會看到一個教育者又愛又恨、就像父母不滿孩子某種行為時那種帶著失望意味的“滾”。
好像不近人情，人家過來捐款，你何以這種態度?人家當全職太太，怎麼礙著你了?這可能正是張桂梅作為校長的態度，善良是有牙齒的，學校雖然很缺錢，但對錢的接受是有原則的。接受捐款，接受的不僅是錢，而且也有一種認同的價值觀。以後跟學生介紹這筆捐款時，怎麼介紹呢?我們的畢業生、你們的師姐捐的?她靠什麼給學校捐錢?張桂梅可能覺得無法向學生傳遞一種她一直傳遞的那種獨立價值觀。一個人可以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捐款涉及學校倡導一種何種價值觀，所以我理解她的那種堅韌的立場。她就像一隻老母雞一樣，張開翅膀，護著下面的那些小雞，生怕她們被辛苦培育的價值觀受到任何一點誤導和傷害。
在抽象層面爭論“有無權利當全職太太”並沒有什麼價值，只有打成生活的碎片，在水裡泡一泡，在風中晾一晾，日晒雨淋一下，才有生活的質感。張桂梅也許正是在這種生活質感中持那種觀點的。如果看到山區的貧困，看到很多大山裡女孩的命運，她們沒讀書，一輩子就被綁在山裡、綁在丈夫和家庭、綁在幾個孩子身上，重複著貧困的命運並承受著生活的重壓，也許就能理解張桂梅所說“家庭那麼困難，把你供到現在”包含的失望了。讀書改變命運，對一般人來說，就是可以有多元的選擇：當詩人、出國讀書、追求自己的興趣，甚至就是當一個幸福的全職太太。可在經歷了極度貧困，窮怕了，因為缺乏事業缺乏獨立而在惡性迴圈中苦怕了、卑微怕了之後，很容易對那種“本以為讀了書可以改變命運卻又被家庭綁住沒了自己”的選擇充滿警惕。
作為大山女孩的擺渡人，作為拼著命去讓女孩通過讀書獲得獨立能力從而改變命運的人，把“一個女孩讀書可以改變一家三代命運”當成信仰，看到自己教出來的孩子讀了書卻沒有自己的“獨立事業”，還能給學校捐錢，可想而知她的憤怒，甚至覺得是一種價值觀的挑釁。
這就是我不忍批評的原因，如果身處她的位置，我可能也會這樣做。
最新訊息是，被“滾”當事人感激張桂梅。黃付燕在華坪女高同學群裡看到了這則新聞連結，“感覺像是在說我”。當天，她把新聞連結轉發到了微信朋友圈，並配上了一句轉發語——“我們有個性的老大”。
20__年，黃付燕回到母校華坪女子高中捐款，被張桂梅拒絕。那時，孩子不到一歲，黃付燕沒有工作，全職帶娃。捐款被拒的第二年，黃付燕考上了貴州安順某國小的特崗教師。10月27日晚，黃付燕接受採訪時迴應，“張老師話醜理正，她是從我們的立場去說的”。
王紅旭同志，男，漢族，1986年年12月出生，大學本科學歷，20__年8月參加工作，生前系大渡口區育才國小體育教師，入黨積極分子，一級教師。2020__年6月1日下午，在長江大渡口萬發碼頭段，兩名兒童溺水被衝入江水中。正在江邊遊玩的王紅旭同志，放下自己三歲的孩子，與其他市民義無反顧跳進江中奮力施救。第一個跳入水中的王紅旭同志先救起一名女孩，傳遞給江邊的接應市民，再次轉身遊向已被江水衝遠的另一名男孩，救起男孩迴游中，耗盡全力將小孩推向接應人員。最終，兩名小孩在其他市民幫助下成功上岸，王紅旭同志因體力嚴重透支，被捲入江中漩渦，他將生的希望留給了孩子，自己卻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年僅35歲。連日來，王紅旭同志的英雄義舉深深地感動著每一個人，他捨己救人的事蹟被廣大幹部群眾廣為傳頌，在社會各界引起強烈反響，告別悼念活動中，數千名群眾自發前往送別、悼念.6月3日，重慶市文明委追授王紅旭同志為“重慶好人”，6月4日，市教委、市人力社保局追授王紅旭同志為“重慶市優秀教師”，號召全社會向他學習.
王紅旭同志在生死關頭，捨生忘死，挺身而出，用年輕的生命譜寫了一曲感天動地的英雄讚歌，不愧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模範代表，是新時代教師工作者的先進典型，是全區廣大黨員幹部群眾的學習榜樣。他用自己的英雄行動傳承了中華民族“見義勇為”的優良傳統，詮釋了人民教師‘大愛無疆”的高尚品格，踐行了大渡口人“大義渡口”的博愛情懷，用生命書寫了“上善之地、大德之城”的城市精神。為貫徹落實關於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指示精神，努力營造銘記英雄、崇尚英雄、學習英雄的濃厚氛圍，進一步發揚王紅旭同志不畏艱險、敢於擔當的英雄精神，我區在全區廣泛開展向王紅旭同志學習動。作為一名人民教師，我要認真學習王紅旭同志先進事蹟，學習他臨危不懼、見義勇為的傳統美德，學習他正直無私、助人為樂的優良品質，學習他舍已救人、不怕犧牲的英雄氣概，學習他樂於奉獻、敢於獻身的高尚情操。今後，在工作中，我要把學習英雄事蹟活動與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結合起來，與當前全黨深入開展學習教育結合起來，進一步學習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化公民思想道德建設，培養良好的社會風尚。
“這麼好的書記，突然就走了，哭都來不及。”說起黃詩燕，湖南省炎陵縣霞陽鎮大源村村民廖建文，悲傷地抹眼淚。20__年起，炎陵縣委書記黃詩燕對口幫扶貧困戶廖建文一家。“他那麼忙，每個月都來看望我們，幫我家建起了新房，幫我安排了工作，還給我張羅媳婦。現在我家一年的收入有兩萬多元，生活越來越好了，感謝的話都不知道找誰說。”
20__年11月29日，湖南省炎陵縣脫貧攻堅的“一線總指揮”，原株洲市政協副主席、炎陵縣委書記黃詩燕，因多日勞累，驟然倒下，年僅56歲。
8年5個月零4天，老百姓心中的“最美扶貧書記”黃詩燕，用生命兌現了“脫貧功成，必定有我”的莊嚴承諾。
20__年6月25日，47歲的黃詩燕走進炎陵縣委大院，成為這個20多萬人口的貧困縣的縣委書記。此前，他是株洲市委副祕書長、市委辦主任。
7月的大暑天，他戴上一頂草帽下鄉去了。
他去了離縣城最遠的策源鄉梨樹洲村。這裡地處湖南第一高峰酃峰下，旅遊資源豐富，卻是當時株洲唯一的“無電村”。
60多公里崎嶇山路，黃詩燕花了3個多小時。村黨支部書記伍英華向他訴苦：村民自己裝的小型發電機電壓不穩，由於用電強度大幾次把發電機給燒了。全村共25戶80餘人，年人均純收入僅1000餘元。
他去了中團村的一戶果園，和正在忙碌的市農業科技特派員譚忠誠聊起了炎陵的黃桃。20世紀80年代，當時的縣農業局從上海引進了100株芽苗。雖然炎陵有適合栽種黃桃的獨特地理條件，但歷經近30年的發展，還是規模不大，質量不高。
黃詩燕短時間內先後走訪了全縣11個鄉鎮(場)、54個貧困村。他越走心情越沉重，沿途一幅幅圖景在心中揮之不去：船形鄉水壠村大半村民住在“杉皮屋”裡，逢雨必漏;下村鄉坳頭村村民好不容易種出來的水果，因山路閉塞，一公斤兩塊錢賤賣給商販……
一個多月的調研下來，黃詩燕摸清了家底：20__年，全縣農民人均純收入2970元，分別相當於全省、全市平均水平的52.8%、38.8%，貧困發生率很高。
通過深入調研與論證，黃詩燕與縣委、縣政府班子成員形成共識：打造炎陵生態休閒農業風光帶和特色水果、有機茶葉、無公害蔬菜、筍竹、油茶、酃縣白鵝、花卉苗木、藥材八大“農字號”特色產業，鼓勵村民“量體裁衣、宜養則養、宜種則種”。
“一帶八基地”的突破口在哪裡?黃詩燕將目光盯準了炎陵的黃桃。20__年，炎陵縣將黃桃產業納入重點扶持，重點推廣良種“錦繡黃桃”，財政每年投入500萬元獎勵扶持種植戶。
對此決定，贊成的有，反對的也不少：財政本來就困難，黃桃產業看不到稅收預期，每年拿錢去“貼”，值嗎?一家一戶分散種植，品質如何保證?都種黃桃，果賤傷農怎麼辦……
黃詩燕不為所動。在他的主導下，全縣砍掉劣質黃桃苗，培育5個優質高效示範點，扶持171個科技示範戶;建立“合作社+基地+農戶+電商”模式，及時提供良種苗木、技術培訓、農資供應、銷售渠道等服務……
黃詩燕成了炎陵黃桃的頭號推銷員。每年的桃花節、黃桃大會，黃詩燕都出面“站臺”吆喝;北京、廣州等地的供銷對接會，黃詩燕現場促銷;央視推廣炎陵黃桃，黃詩燕琢磨出推廣語：“炎陵黃桃，‘桃’醉天下”。每到黃桃成熟季節，黃詩燕還會到路邊水果店轉一轉，要求有關部門兩天報告一次全縣黃桃銷售資訊。
黃詩燕為炎陵黃桃的品牌推介不遺餘力，有人好心提醒：“領導幹部為產品站臺代言，不妥。你是縣委書記，更容易招來非議。”
“為老百姓脫貧站臺，我怕什麼?”黃詩燕很坦然。
如今，炎陵黃桃迎來了自己的黃金時代。“炎陵黃桃”獲頒國家地理標誌證明商標，出口多個國家和地區。目前，炎陵全縣8000多戶種植黃桃8萬多畝，近6萬人進入黃桃產業鏈，近60%貧困人口通過種植黃桃穩定脫貧。
要實現高質量脫貧，關鍵是提升產業發展能力，增強“造血功能”。除了綠色農業，發展文化旅遊和生態工業，也是黃詩燕緊緊抓住的大事。
為了引進一批優質專案，讓老百姓可以在家門口安心就業，黃詩燕下足了功夫。聽說企業老總來炎陵，他連夜從鳳凰趕回來;一家企業訴苦說招工難，他要求相關部門開著車，帶著招工資訊直接進村入戶……
幾年間，全縣首個年納稅過3000萬元、首個年銷售收入過10億元、首個落戶炎陵的企業等不斷湧現，被外界譽為貧困山區招商引資的“炎陵現象”。
20__年，炎陵縣成為湖南省第一批摘帽的國家級貧困縣;貧困發生率從20__年底的16.57%下降到20__年的0.65%，實現高質量脫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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