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麼好的書記，突然就走了，哭都來不及。”說起黃詩燕，湖南省炎陵縣霞陽鎮大源村村民廖建文，悲傷地抹眼淚。20__年起，炎陵縣委書記黃詩燕對口幫扶貧困戶廖建文一家。“他那麼忙，每個月都來看望我們，幫我家建起了新房，幫我安排了工作，還給我張羅媳婦。現在我家一年的收入有兩萬多元，生活越來越好了，感謝的話都不知道找誰說。”
20__年11月29日，湖南省炎陵縣脫貧攻堅的“一線總指揮”，原株洲市政協副主席、炎陵縣委書記黃詩燕，因多日勞累，驟然倒下，年僅56歲。
8年5個月零4天，老百姓心中的“最美扶貧書記”黃詩燕，用生命兌現了“脫貧功成，必定有我”的莊嚴承諾。
20__年6月25日，47歲的黃詩燕走進炎陵縣委大院，成為這個20多萬人口的貧困縣的縣委書記。此前，他是株洲市委副祕書長、市委辦主任。
7月的大暑天，他戴上一頂草帽下鄉去了。
他去了離縣城最遠的策源鄉梨樹洲村。這裡地處湖南第一高峰酃峰下，旅遊資源豐富，卻是當時株洲唯一的“無電村”。
60多公里崎嶇山路，黃詩燕花了3個多小時。村黨支部書記伍英華向他訴苦：村民自己裝的小型發電機電壓不穩，由於用電強度大幾次把發電機給燒了。全村共25戶80餘人，年人均純收入僅1000餘元。
他去了中團村的一戶果園，和正在忙碌的市農業科技特派員譚忠誠聊起了炎陵的黃桃。20世紀80年代，當時的縣農業局從上海引進了100株芽苗。雖然炎陵有適合栽種黃桃的獨特地理條件，但歷經近30年的發展，還是規模不大，質量不高。
黃詩燕短時間內先後走訪了全縣11個鄉鎮(場)、54個貧困村。他越走心情越沉重，沿途一幅幅圖景在心中揮之不去：船形鄉水壠村大半村民住在“杉皮屋”裡，逢雨必漏;下村鄉坳頭村村民好不容易種出來的水果，因山路閉塞，一公斤兩塊錢賤賣給商販……
一個多月的調研下來，黃詩燕摸清了家底：20__年，全縣農民人均純收入2970元，分別相當於全省、全市平均水平的52.8%、38.8%，貧困發生率很高。
通過深入調研與論證，黃詩燕與縣委、縣政府班子成員形成共識：打造炎陵生態休閒農業風光帶和特色水果、有機茶葉、無公害蔬菜、筍竹、油茶、酃縣白鵝、花卉苗木、藥材八大“農字號”特色產業，鼓勵村民“量體裁衣、宜養則養、宜種則種”。
“一帶八基地”的突破口在哪裡?黃詩燕將目光盯準了炎陵的黃桃。20__年，炎陵縣將黃桃產業納入重點扶持，重點推廣良種“錦繡黃桃”，財政每年投入500萬元獎勵扶持種植戶。
對此決定，贊成的有，反對的也不少：財政本來就困難，黃桃產業看不到稅收預期，每年拿錢去“貼”，值嗎?一家一戶分散種植，品質如何保證?都種黃桃，果賤傷農怎麼辦……
黃詩燕不為所動。在他的主導下，全縣砍掉劣質黃桃苗，培育5個優質高效示範點，扶持171個科技示範戶;建立“合作社+基地+農戶+電商”模式，及時提供良種苗木、技術培訓、農資供應、銷售渠道等服務……
黃詩燕成了炎陵黃桃的頭號推銷員。每年的桃花節、黃桃大會，黃詩燕都出面“站臺”吆喝;北京、廣州等地的供銷對接會，黃詩燕現場促銷;央視推廣炎陵黃桃，黃詩燕琢磨出推廣語：“炎陵黃桃，‘桃’醉天下”。每到黃桃成熟季節，黃詩燕還會到路邊水果店轉一轉，要求有關部門兩天報告一次全縣黃桃銷售資訊。
黃詩燕為炎陵黃桃的品牌推介不遺餘力，有人好心提醒：“領導幹部為產品站臺代言，不妥。你是縣委書記，更容易招來非議。”
“為老百姓脫貧站臺，我怕什麼?”黃詩燕很坦然。
如今，炎陵黃桃迎來了自己的黃金時代。“炎陵黃桃”獲頒國家地理標誌證明商標，出口多個國家和地區。目前，炎陵全縣8000多戶種植黃桃8萬多畝，近6萬人進入黃桃產業鏈，近60%貧困人口通過種植黃桃穩定脫貧。
要實現高質量脫貧，關鍵是提升產業發展能力，增強“造血功能”。除了綠色農業，發展文化旅遊和生態工業，也是黃詩燕緊緊抓住的大事。
為了引進一批優質專案，讓老百姓可以在家門口安心就業，黃詩燕下足了功夫。聽說企業老總來炎陵，他連夜從鳳凰趕回來;一家企業訴苦說招工難，他要求相關部門開著車，帶著招工資訊直接進村入戶……
幾年間，全縣首個年納稅過3000萬元、首個年銷售收入過10億元、首個落戶炎陵的企業等不斷湧現，被外界譽為貧困山區招商引資的“炎陵現象”。
20__年，炎陵縣成為湖南省第一批摘帽的國家級貧困縣;貧困發生率從20__年底的16.57%下降到20__年的0.65%，實現高質量脫貧。
今年是脫貧攻堅決戰決勝之年，時任湖南省炎陵縣委書記的黃詩燕，卻倒在了衝刺的道路上。
20__年11月29日上午，開完全縣扶貧工作會，回到縣委住所，黃詩燕突發心臟病，不幸殉職，年僅56歲。
在株洲市，在炎陵縣，相識的、陌生的，在朋友圈發詩文，在網上建紀念館，人們紛紛悼念這位炎陵縣的領頭雁。不少人感嘆：產業強了，炎陵美了，百姓富了，詩燕書記卻走了。
蹚出一條產業路
他力主發展黃桃，20__年全縣近六成貧困人口因此穩定脫貧
去年11月23日晚，黃詩燕乘車3小時，從株洲家中趕到縣裡，感覺異常胸悶。24日上午，他在縣醫院檢查身體，發現心電圖異常。同事和妻子都勸黃詩燕回株洲做檢查。
“縣裡事多，來來回回耽誤時間，先挺一挺再說吧。”黃詩燕說。
從上任起，黃詩燕就一直這麼拼。為了趕上長沙、深圳兩地招商引資活動，他一天工作16個小時;為了推廣炎陵黃桃，他跑遍每一個城市推廣點、每一個鄉村展臺……
20__年6月，組織選派47歲的黃詩燕到炎陵縣任縣委書記。擺在他面前的是一個難啃的骨頭：炎陵地處井岡山西麓，既是革命老區，又是欠發達地區;貧困人口比例高，到20__年全縣有建檔立卡貧困人口26761人，貧困發生率達16.57%。
分析縣情後，黃詩燕鮮明提出守望“兩座山”：守“綠水青山”，望“金山銀山”;農業發展重點抓好生態特色產業，比如特色水果、茶葉、藥材、花卉苗木等;用好生態山水自然資源，發展全域旅遊;以特色種養產業和旅遊產業推動精準扶貧。
“後來看，黃書記主抓黃桃產業，抓對了。”分管農業的炎陵縣副縣長盤曉文說。20__年炎陵黃桃只有5000畝，學農出身的黃詩燕認為，炎陵縣黃桃優勢種植區與貧困村高度重合，縣裡高寒山區，海拔高、氣溫低、空氣溼，多沙質土壤，種植農作物“十種九不收”，卻適合黃桃生長。
從20__年開始，黃詩燕始終如一為炎陵黃桃站臺，大大小小的活動不知道參加了多少場。
終於，黃桃從炎陵的深山溝，走向各地。當地目前種植8萬多畝，20__年產值11億元，黃桃有關收入佔到全縣農民農林牧漁業收入的40%;4784戶14152名、近六成貧困人口靠種植黃桃人均年增收8800元以上，實現穩定脫貧。
鞠躬盡瘁抓脫貧
8年多時間，他走遍了炎陵的每一個村
20__年8月，炎陵縣在湖南省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中第一批脫貧，不少幹部直呼“沒想到”。
“炎陵脫貧摘帽，是我們向20萬老區人民兌現的一個莊嚴承諾。”黃詩燕說。
20__年起，黃詩燕幫扶大源村，幾乎一個月進村一次。“隔三差五就能見黃書記到村裡來!”曾昭華老人說。
道路硬化、電網改造、路燈安裝、自來水，圖書室……幾乎凡是村民提到的生產生活上的困難，黃詩燕都盡力去協調解決。如今，大源村青山環繞，新居白牆黛瓦掩映在綠樹叢中，水泥路直通農家院，果樹遍佈山間，猶如一幅山水畫。這個霞陽鎮最偏遠、最落後的大村，成了遠近有名的風景村。
“山高不如腳背高，路長沒有腳板長。”這是黃詩燕經常說的一句話。湖南海拔最高的山在炎陵，海拔1500米以上的山，炎陵最多。8年多時間，黃詩燕走遍每一個村，翻越了炎陵的每一座山，有的村子多次去。“120個村他都去過，差不多每個月都有一週，他在村裡走訪貧困戶。”縣民政局局長吳集會說。
脫貧攻堅傾注了黃詩燕全部心血。大到扶貧產業選擇、重大檔案制訂、重要舉措出臺，小到貧困戶建檔立卡手冊，他逐一梳理、逐一審定。
“黃書記很早提出來，要化繁為簡，把各種表格整合成一本簡潔明瞭的扶貧手冊。”縣委辦副主任陳德望說，“扶貧手冊完成後，從20__年到現在，炎陵一直都在用這本手冊，國家、省裡來評估考核，都說這本冊子做得好。”
20__年—20__年，全縣累計脫貧6647戶22907人，54個貧困村全部退出，貧困發生率由16.57%降至0.54%。20__年2月通過脫貧攻堅湖南省檢查驗收，在全省5個同類縣中，貧困發生率最低(0.6%)、群眾認可度最高(98.49%);當年6月通過脫貧攻堅國家檢查驗收，錯退、漏評“零反饋”。
以身作則好作風
他的辦公室是上世紀80年代的平房;每個星期走基層在1000公里以上
走進黃詩燕在炎陵縣委的辦公室和宿舍，記者很驚訝。
辦公室是上世紀80年代的平房，工作人員多次要求進行簡易裝修都被他拒絕。宿舍很小，床上用品都很普通。
“宿舍裡的東西，都是上一任領導留下來的，黃書記上任後沒有添置一件新傢俱。”縣委辦副主任劉明華說，“平時除了接待外，一有時間書記就在走基層，每天都排得很滿。”
“作為黨員幹部，就是要有功名利祿全放下、一心只為千萬家的境界。”黃詩燕多次在講話中這樣說。
“擔任炎陵縣委書記近9年，黃書記為炎陵發展不辭辛勞，每個星期走基層來回車程至少在1000公里以上。”縣委常委、縣委辦主任黃建中說。
“黃書記在炎陵沒有私交圈。”縣委常委、政法委書記楊紅兵說，“他常說‘人和人之間最好的感情就是工作上相互支援，在為黨工作、為人民服務工作中交往最好的感情’。”
由於常年在縣裡工作，離家遠，黃詩燕對妻子女兒都照顧不上。平時工作忙，也很少有時間打電話。黃詩燕心裡總感覺愧疚，每次洗衣服都和妻子視訊聊聊天，“等忙完這陣子，就回家好好歇歇!”可這一等，竟等到天人相隔。
在炎陵縣2030平方公里土地上，黃詩燕的事蹟還在傳頌著。他用8年多始終如一的奮鬥，踐行了一名共產黨員的莊嚴承諾，詮釋了人民公僕的深刻內涵。
土坯牆上，紅軍留下的標語蒼勁有力，黃詩燕神色凝重，久久沉思。
炎陵，這個地處湘贛交界的老、少、邊、窮縣，20__年6月25日，迎來了第30任中共縣委書記黃詩燕。
小雨氤氳，山路泥濘，木橋搖晃……黃詩燕來到大山深處、小溪邊邊的廖成運家。
土坯房，家徒四壁，每當山洪暴發，房子就會遭淹。
走啊走，黃詩燕眉頭緊鎖往前走，走到全縣最後一個無電村，走進農民的生活裡……調研一個多月，黃詩燕的步履越來越沉重。這片埋葬忠骨英魂的紅土地上，貧困還是最大的敵人。20__年，全縣農民人均純收入2970元，全縣貧困發生率很高。
出路在哪?——黃詩燕提出：建設農字號“一帶八基地”(生態休閒農業風光帶和特色水果、無公害蔬菜、炎陵白鵝、茶葉、油茶、筍竹林、藥材、花卉苗木基地)。
“農業見效慢，從種子到票子，少則三年，多則六年啊!怎能快速致富?”有人質疑。
“農業做好了，農民才能真正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堅持。
炎陵縣有30多年種植黃桃的歷史，而20__年前，全縣黃桃種植面積不足萬畝。黃詩燕發現黃桃優勢種植區與貧困村高度重合，他請來縣農業局專家，請教大力發展黃桃的技術經驗，對黃桃種植採摘、品質品牌、銷售物流及成立黃桃協會等各個環節親自監管督辦。
上萬噸的黃桃金燦燦掛滿山頭，可短期內賣不出就會爛在樹上。黃詩燕主張舉辦黃桃大會，主動站臺賣黃桃。
“你是縣委書記，公開為產品站臺代言，恐怕招來非議。”有人提醒。
“為老百姓脫貧站臺，我怕什麼。”他坦然。
見到同樂村農民在地裡忙著為黃桃套袋，黃詩燕下車，與大家攀談起來，幫忙套了30多個袋子。那是20__年春天，事後大家才知道這位投緣的“老鄉”原來是縣委書記。
為讓炎陵黃桃走出去，黃詩燕發動徵集廣告語，他自己也冥思苦想。一天中午，黃詩燕在縣委宿舍搓洗衣服。“炎陵黃桃，桃醉天下”8個字搓了出來。評委投票，這8個字從6000條裡脫穎而出，成為炎陵黃桃的對外推廣詞。
黃桃樹在貧困戶朱聖洪家門口生了金。女兒幫忙網上賣桃，年收入超過10萬元。20__年，朱聖洪主動申請脫貧。
像朱聖洪一樣，全縣近60%貧困人口通過種植黃桃實現穩定脫貧。
黃桃享譽華夏，走出國門。
9年來，黃詩燕翻山越嶺，腳步遍佈全縣120個村莊、3900餘戶貧困群眾家裡。
果農張福明說：“書記在我家住，臨走要給餐費，他說這是紅軍的傳統。”
按規定，一人餐費40元，倆人，黃詩燕付了200元。
張福明手機裡存著不少與黃詩燕通聯的簡訊。得知他家的橘子口感不好，黃詩燕立即請專家引進新品種，指導高位換冠。得知老張要來縣委坐一坐，黃詩燕在樓梯口迎接。
張福明：“你不像個當官的。”
黃詩燕：“我本來就是農民。”
黃詩燕對女兒黃心雨說：“這副銅鈴是爺爺留給我的，你小的時候我把它戴在了你手上腳上。它是傳家寶，提醒我們是農民的後代。”
溫和的黃詩燕，這次也發火了：“炎陵的百姓是我們炎帝陵的守陵人，怎麼能這樣對他們呢?”20__年，炎帝陵景區裡，一位叫賣土特產的大娘被保安攔下，兩人互相推搡。黃詩燕撞見，叫人上前制止。
“發展旅遊要平衡好景區管理與周邊貧困群眾的關係，要優先吸收他們在景區工作。”
於是，30多位貧困農民經過培訓後在景區上崗。
20__年至20__年，全縣10435個農村貧困勞動力轉移就業7436個，佔比71.3%。20__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__年的2970元增加到20__年的7362元，全面小康實現程度達92.2%。
黃詩燕把最偏遠的廖成運一家定為結對幫扶物件。
20__年1月，廖家從深山林裡搬到了異地安置新房。這天，一家人被送來的大大小小十幾件桌椅板凳嚇了一跳。家裡沒訂這些東西啊?
原來是黃詩燕委託同事送來的禮物。
“以後生活好了，房子還會加層，要按兩層樓打地基，留樓梯。”設計易地扶貧搬遷住房時，黃詩燕向上級爭取。
“去年政策才放開，可以為群眾留一些基本生活配套物資。炎陵的易地搬遷房如果不是黃書記堅持，老百姓就沒這麼方便了。”副縣長盤曉文說。
幾年來，黃詩燕帶頭，在全縣120個村莊選派了120支幫扶工作隊，實現“微心願”1.52萬個。3年來，全縣1250戶易地扶貧搬遷戶住進了新房，2543戶農村貧困物件實現安居，6122戶農村危舊土坯房得到改善。
廖成運的兒子廖建文到離家不遠的九龍工業園上班，每個月收入近4000元。
園區企業發展遇到困難，一度愁壞了工委主任周橋樑。一天晚上，周橋樑將遇到的困難編成簡訊發給黃詩燕。
“要克服一切困難，及時幫助解決。”收到簡訊回覆，周橋樑一看時間，零點十五分。
第二天上午，黃詩燕立即召開有關部門協調會。針對企業在擴產中遭遇用工難題，他派員帶著招工啟事，送往9個鄉鎮，招來500多名工人，解了燃眉之急。
幾年間，全縣首個年納稅過3000萬元、首個年銷售收入過10億元、首個落戶炎陵的民營500強企業等不斷湧現，被外界譽為貧困山區招商引資的“炎陵現象”。
每當老百姓說謝謝書記、謝謝政府時，黃詩燕回答：“不要謝我，是大家一起幹出來的。”
步履艱難的家訪路
頭幾年，張桂梅自己走山路家訪，曾因過度勞累昏睡在路旁。她嘗試過自己租車，也騎過馬和摩托，肋骨斷了兩次。後來縣裡派車幫助她家訪，可幾乎每一個學生家裡都還有一段要步行的小路。“過去張老師能風風火火地走路，後來病越來越重，有些難走的路段需要攙扶。今年需要攙扶的時候就更多了。”一直跟隨張桂梅家訪的華坪縣融媒體中心記者王秀麗說。
今年10月2日至7日，張桂梅在6天裡走遍華坪縣榮將鎮、石龍壩鎮、興泉鎮、船房鄉的37個村小組，走訪了39個農村學生家庭，平均每天走訪六七個學生家庭。最遠的家訪路是去高三學生羅青青(化名)的家。乘車40多公里到達船房鄉華榮村後，張桂梅還要走半個多小時的上山小路到羅青青家。在同事和羅青青的攙扶下，張桂梅一步一步地爬山坡，走幾分鐘就停下來大口大口地喘氣。路過一條淺淺的小溪時，她已無法抬腿跨過，只能拖曳著雙腳劃過水面。
自20__年創辦華坪女子高階中學開始，12年來，每屆高三、每個農村學生，張桂梅都要利用假期儘量家訪一遍。她不是麗江人，卻已走遍麗江各地山山水水。她的足跡覆蓋約1552名學生的家庭，行程11萬餘公里。
張桂梅把1804個貧困山區女孩送出大山，送進大學。她創辦的女子高中歷屆高中畢業生升學率100%，今年大學聯考又創最好成績，159個考生中70人上一本。然而，張桂梅仍不甘心，還沒有學生考上清華北大。她仍舊拖著病體去家訪，她要去了解每個學生家庭的情況，去解除每個學生的後顧之憂，讓學生再加把勁，明年大學聯考打個漂亮仗。
張桂梅，女，滿族，中共黨員，1957年6月出生於黑龍江牡丹江市，1975年12月參加工作，1998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現任麗江華坪女子高階中學黨支部書記、校長，華坪縣兒童福利院(華坪兒童之家)院長。
參加工作以來，她就像一個不知疲倦的永動機，用初心和信仰書寫著一名共產黨員一輩子對黨忠誠、一輩子為民奉獻、一輩子堅韌執著、一輩子於己克儉的大愛情懷，無怨無悔、無私無我地在平凡崗位上奉獻著自己、燃燒著自己，譜寫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壯麗篇章，先後獲得“全國先進工作者”“全國十佳師德標兵”“全國十大女傑”“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全國最美鄉村教師”“全國百名優秀母親”“雲南省優秀共產黨員”“興滇人才獎”等40餘項榮譽稱號。
張桂梅同志把全部身心投入到邊疆民族地區教育事業和兒童福利事業，創辦了全國第一所全免費女子高中，是華坪兒童之家130多個孤兒的“媽媽”。她堅持用紅色文化引領教育，培養學生不畏艱辛、吃苦耐勞的品格，引導學生銘記黨恩、回報社會。她堅持每週開展1次理論學習、重溫1次入黨誓詞的組織生活，發揮黨員在學校各項工作中的先鋒模範作用。她常年堅持家訪，行程11萬多公里，覆蓋學生1300多名，為學校留住了學生，為學生留住了用知識改變命運的機會。她吃穿用非常簡樸，對自己近乎“摳門”，卻把工資、獎金捐出來，用在教學和學生身上。她以堅韌執著的拼搏和無私奉獻的大愛，詮釋了共產黨員的初心使命。
無我之愛：“希望她們忘了我和女高”
千難萬難，最難得的是辦女子高中10多年來，張桂梅老師走過11萬公里的路去家訪，走進1300多名學生家。都是何等艱辛的山路啊!都是怎樣困難的家庭啊!包車司機不願去，懸崖峭壁正常人尚且心驚膽戰，爬山常常是幾個小時，張老師家訪中人生第一次騎馬出山，還曾摔斷兩根肋骨……
但小腦萎縮行動失衡的張桂梅來了。她握住家長黝黑皸裂的手，擦去她們臉上的淚水，“命令”隨行者捐錢，脫下外套塞給人家，自己凍成傷寒……她說，女高不是普通的學校，是黨委政府和山區貧困群眾的橋樑。
各級黨委、政府對女高也是關愛有加，當地還解決了50個教師編制，教師工資和辦學經費均由縣財政全額撥款。張桂梅說：“女高能走到今天，離不開黨和政府作堅強後盾”。
在女高教學樓走廊牆上，掛著大大小小的綠牌子，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捐款記錄，堪稱“愛心長廊”。張桂梅說：“學生們每天經過‘愛心長廊’，會記住得到的幫助。”
經常會有一些人聯絡張老師，要給女高捐款，但條件是提供學生家庭地址和貧困照片，女高對此堅決不要!張桂梅要求對學生的資訊保密，既維護學生的自尊，又保護她們的隱私。張桂梅說，給女高的孩子貼上“山區貧困女孩”的標籤也不合適。她對畢業生說，走出這裡，就忘了女高和我吧——她不想讓孩子們揹負精神負擔。
現在的張桂梅一無家庭，二無房產財產，三還沒有健康的身體。她甚至給縣領導反映：能否把自己的喪葬費預支出來，用到孩子們身上，自己火化後“骨灰撒到金沙江就行了”。有人問她：那樣我們想你了，去哪裡看你?張桂梅回答：你想我了，我就會來到你身邊。
如今女子高中的畢業生遍佈全國，她們把“艱苦樸素、發奮圖強、堅忍不拔、感恩回報”的女高品質帶出了大山，有的則又回到了山裡。
女高第一屆畢業生周雲麗，出生於貧困的山村家庭，苦日子讓她曾經夢想“賺大錢”。20__年以優異成績大學畢業的她，考上了寧蒗縣一中數學教師崗位。正當她準備上崗時，聽說母校緊缺數學老師，於是放棄“正式編制”，回到女高任代課教師……
陳法羽將第一個月的工資全部寄給了學校，之後每月拿出500元錢資助在校貧困學妹。她說：“女高改變了山裡女孩的人生，我們該把張老師的精神傳下去。”
“孫景坤同志在朝鮮守備戰鬥中，創立功績，業經批准記一等功一次，這不僅是個人的光榮，全軍的光榮，也是人民的光榮，祖國的光榮……”在已通體泛黃的“報功書”上，幾句鏗鏘有力的褒揚之詞，開啟了那一段塵封的歷史——
1948年，孫景坤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先後參加四平戰役、遼瀋戰役、平津戰役和解放長沙、海南島等戰役，多次立功受獎;1950年，他赴朝作戰，參加過上甘嶺戰役，先後榮立一、三等功，回國後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1955年他復員回鄉，深藏功名服務百姓，甘於清貧、堅守初心。
遼寧省丹東市元寶區金山鎮山城村的老複員軍人孫景坤，用實際行動詮釋了一名優秀共產黨人的初心和本色。
“這是一等功獎章，這是三等功獎章……”遼寧省丹東市元寶區山城村，一間不起眼的平房裡，整潔的書桌上擺放著96歲的老英雄孫景坤的軍功章。
孫景坤的故事，得從72年前的1948年說起。
那年1月，24歲的孫景坤告別新婚妻子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隨40軍119師357團參加四平戰役、遼瀋戰役、平津戰役和解放長沙、海南島等戰役，屢立戰功。
在解放四平的戰鬥中，孫景坤是機槍手，是敵人火力重點打擊物件，密集的子彈襲來，如今他的身上仍留有不少傷疤。由於表現出色，1948年，孫景坤於戰地光榮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50年，美國發動侵朝戰爭，把戰火燒到了鴨綠江邊。剛從海南戰場撤回的孫景坤，立即隨部隊集結安東(現遼寧丹東)待命。
“保衛和平，保衛勝利果實!”10月的一天，命令終於下來了，孫景坤隨部隊一起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
1952年10月27日中午時分，孫景坤所在部隊堅守上甘嶺161高地，在擊退敵人一次又一次進攻後，部隊傷亡慘重，161高地三面處於敵人的火力控制之下，增援部隊很難上去。當時擔任副排長的孫景坤帶領9名戰士，帶著8箱手榴彈、兩箱子彈，從敵人火力死角突上陣地。在擊退敵人瘋狂反撲中，孫景坤擊斃數十名敵人，和最後剩下的3名戰友頑強地堅守在陣地上。趕來支援的戰友找到了昏迷的孫景坤。
1953年，孫景坤榮獲一級戰士榮譽勳章。同年，作為中國人民志願軍回國英雄報告團成員，孫景坤受到了親切接見。
“為民幹事，一刻也不能等”
硝煙散去，孫景坤將奮鬥的“戰場”轉至亟待脫貧的家鄉。1955年，孫景坤復員，他主動放棄城市工作的機會，將各種功績證明悄悄收藏起來，決定回鄉務農。再次成為農民的孫景坤感慨地說：“當過兵的我與之前不同了，從火線入黨那天起，我更堅定了將自己的一生投入到保衛祖國、建設祖國事業中去。”
懷揣著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願景，孫景坤在這片生他養他的土地上辛勤勞作，一干就是幾十年。
回鄉後的第3天，孫景坤就拿起農具到生產隊參加勞動。很快，踏實肯幹的孫景坤當上了山城村生產隊隊長。“別小看這個職務，這需要極好的口碑和信任。”山城村黨支部書記邱大鵬告訴記者，那會兒，村民們並不知道他曾立下赫赫戰功，可大家覺得，他是黨員，上過戰場，政治上過得硬、靠得住。孫景坤沒有辜負村民們的期待，他帶領鄉親走合作化道路，大力發展糧菜生產和鄉村建設，用幾年的時間栽下大量的松樹和板栗樹，改變了家鄉的面貌。
山城村有一條河，常年洪水氾濫、侵蝕土地。從戰場上走來的孫景坤沒有一絲退縮，他帶領鄉親一起擋河造田，改造了100多畝耕地，建起了簡易大壩。山城村婦女主任劉玉慧回憶，雖說是簡易壩，但在當時確實起到了防洪的作用，守住了農田，保住了集體財產。
後來，村裡有人問他：“老孫，你本可以躺在功勞簿上享福，為啥還這麼拼命幹?”孫景坤卻說：“為民幹事，一刻也不能等。從我參加革命那天起，就把自己交給祖國和人民了。”1971年，他還把19歲的大兒子送去參軍。
嚴以律己，寬以待人
多年來，孫景坤始終將功勳榮譽壓在箱底，從未向別人提及，更沒有因此向組織提出任何要求，一直靠參加生產勞動獲得收入，就連兒女也只知道父親是一位老兵、上過戰場，僅此而已。孫景坤的大女兒孫美麗說：“有一次，同村的人拿著一本小冊子，說這書上說的英雄不是老孫頭嗎?我們才逐漸知道父親那些年在戰場上經歷了什麼。”
孫美麗不理解父親為什麼對家裡人很“摳”，“小時候家裡連4塊錢的學費都拿不出，按說我爸是生產隊隊長，只要開個介紹信，學費就可以免了，可他堅決不給開”。後來，當地電信局招一批話務員，選中了孫美麗。孫景坤得知後，硬是把她的名額讓給了別人。“他在生產隊當了20多年隊長，每次都毫不猶豫地把機會讓給別人。”隨著年歲漸長，孫美麗慢慢讀懂了老人的想法：當年和父親一起參軍的10個夥伴，活著回來的只有3個人。經歷過生死的父親，總想回饋社會更多，“他更多是在替戰友活著”。
孫景坤的日子過得清貧，可他依舊堅持吃苦在前、不改本色。在家鄉擔任村幹部期間，他處處以一個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實幹擔當、積極作為。為了讓村民儘快脫貧致富，1984年，他組織村民成立共同致富小組、扶貧致富小組。
幾十年來，孫景坤嚴格按規定數額報銷藥費，從沒向組織提過特殊要求。“我最懷念犧牲在戰場的戰友”“我的戰友就犧牲在我跟前，和戰友相比，我還活著，已經很幸福了……”孫景坤說。
“孩子，別哭，有什麼困難跟我說。”
11月30日中午，記者剛剛踏進雲南麗江華坪女子高中的校門，便看到一名女學生依偎在校長張桂梅懷裡哭泣。
這位女孩是華坪女高畢業生呂娜的妹妹，目前在當地一所國中讀書。張桂梅在家訪時認識了她，並一直支援幫助她上學讀書。但女孩因為思念去世的父親，好幾天沒有上學。
“想爸爸了就到墳上跟他說說話，要好好讀書，不能讓爸爸失望。”
張桂梅話音還未落，便從兜裡掏出一個信封，塞到女孩母親手裡。信封裡裝著的，是教育部給她看病的1萬元慰問金。
原來，張桂梅知道女孩母親一個人供兩個孩子讀書，經濟十分困難，家裡的杧果林因為缺水收成也不好，便拿錢給她去修個水窖。通過張桂梅做思想工作，這名學生當天就回到了課堂。
像關心呵護這位女孩一樣，張桂梅帶領華坪女高守護著每一位學生的未來，建校12年來已累計把1804名女孩送入大學，點亮她們的人生夢想。63歲的張桂梅，被學生親切地稱作“張媽媽”。
如今，王秀麗的女兒在女高讀書，生了大病，為了方便照顧女兒，她搬進了女高的教職工宿舍。12年了，建校時種下的芒果樹已經鬱鬱蔥蔥，走在女高的路上，王秀麗指了指掩在樹後的教職工宿舍，說，“她開心的時候，會拿喇叭在那喊我”。
秀麗啊，你出來一下，秀麗啊。聽到張桂梅的聲音，王秀麗通常是穿著睡衣就往外跑。那個瞬間，小喇叭變成了張桂梅手裡的一個玩具，用來呼喚自己的好友。
今年春節，張桂梅給了王秀麗一張自己病例的影印件，類風溼性關節炎、支氣管炎、嚴重骨質疏鬆、神經鞘瘤、骨瘤、肺氣腫、小腦萎縮……她被查出來23種病，有時候太痛，也會和王秀麗訴苦，我死了算了，我把這窗戶開啟，就從這裡跳下去。
但更多時候，被小喇叭叫出來後，兩人只是鬥一會兒嘴，閒聊。很快，張桂梅又舉起小喇叭——下課鈴聲響了，10分鐘的吃飯時間開始倒數計時。“跑快點”、“說你呢”，張桂梅又變成那個嚴厲的女高校長，學生嘴裡的“大魔頭”、“周扒皮”。
張桂梅初來華坪那幾年，和喜洲一中的一位楊老師經常通訊。那時候，張桂梅的名聲漸起，楊老師寫信告訴她，喜洲一中有了一些議論，覺得張桂梅那樣活著沒有意思。沒有家庭，不能完整地過日子，放棄了世俗的快樂，那麼拼命，把老師和學生都折磨成那樣。楊老師記得，她沒有生氣，只是回信說，人活著，反正要做點事情。
每次到昆明開會，張桂梅一定要當日來回，女高的清晨被她的喇叭聲劃破，夜晚，再用喇叭聲結束。要是哪天聽不到喇叭聲，女孩們總會探頭探腦地問，老大呢?在女高三年，殷鑑常常聽到張桂梅說的一句話是，每個人都需要一個舞臺。但女孩們進了大學，有了舞臺，張桂梅幾乎再不和她們聯絡，“老惦記人家幹嘛，她出去放飛，放飛就行了”。
跟著張桂梅看多了山裡酗酒的父親、愚昧的母親、女孩們被安排好地早早嫁人的生活，殷鑑覺得，如今她們能過上平常的生活已經足夠珍貴。很多當年的女高學生們都成家了，他經常能在朋友圈看到她們晒孩子、聚餐，以及回老家的時候拍山裡的風景。那些風景對於她們已經有了不同的意味，不再是貧窮、被困住的生活，“因為她自己走得高了”。
而張桂梅急劇地衰老了。20__年，幾種病湊在一起發作，她被送進了醫院，那之後，她瘦了二十多斤，衣服變得空空蕩蕩。如今起床，她會留下一床凌亂的被子，以便夜晚能順勢再躺進去——她已經沒有力氣扯開疊得整齊的被子。離開女高回北京後，殷鑑給她打電話，她說，前幾天差點人就沒了。他聽著揪心，後來打電話給她，都需要下半天決心。
這兩年，王秀麗感覺張桂梅的性格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前，女孩如果在學校不聽話，她家訪時會當著父母的面罵：我們都供你讀書了，你還如何如何。但現在，她只是會說，姑娘，你要好好讀書，要不然對不起那些幫助我們的人。“當一個人開始溫柔地對待她周圍的人和事的時候，她就是老了。”
張桂梅身邊的人說，她似乎只剩一口氣撐著了。人人都知道，她想讓女高的孩子考上清華北大。每次課間操期間，她讓高一高二的學生齊聲大喊：學姐加油!加油上清華!加油上北大!“我的學校要是能出一個清華、北大的就好了。”她最常說這話，沒事她就拉著王秀麗觀察她的女孩們，“你看我這些孩子，胖嘟嘟的，是不是看著很好嘛……我的學生裡到底哪一個是清華、北大的啊……”
“我看啊，哪一個都不是。”楊文華又來潑冷水了。他的班裡出過雲南省第一名，培養過清華、北大的學生，知道大學聯考每個科目應該不得低於多少分，“但張老師一點概念都沒有”。
有一回，張桂梅犯心臟病，趴在柱子上動不了，一個女孩走過來拍拍她，不說送她去醫院，只是說，彆著急，我給你考清華，就走了。女孩把課本背了五六遍，最終上了浙大，那是張桂梅離清華、北大最近的一次了，她也知道，孩子們都是在硬考，“累個半死”。
還有一回，張桂梅花了幾萬塊錢請了一位名師來講課，對方不帶課本，公式一個套一個，從高一套到高三，高三再套回來，“嘩啦啦講完了，我們全部傻了”。張紅瓊教地理，女孩們高中入學了，問她們美國在哪兒，都指不出來。女孩們努力了，考了個20分，也急，也哭，老師們不敢罵，只能安慰。那個上浙大的女孩，書背到第四遍的時候，她告訴了張桂梅，張桂梅說，那再背一遍好了，咱再多考一分，也許就上清華了。
每一年大學聯考成績出來，都讓張桂梅失望。但殷鑑說，“我們又覺得也挺好，那要是真有了，她可能當時就……因為她現在的這個身體，真的靠這個作為精神的支撐。”
早上5點15分醒來，張桂梅每天都在想，不幹了不幹了，明天就不幹了。每天成把成把地吃著藥，也止不住地疼。下床感到非常艱難，腿落地就像針刺一樣。但她又想起來她的清華北大，“六十多歲了，不想徹底治病了，這點餘光我放著就行了，繼續追逐我的夢想”。
《人物》最後一次見到張桂梅，是11月的一個傍晚，她從兒童之家出來，穿著羽絨服，頭髮溼漉漉地貼在頭皮上。剛洗完澡，她的右肩疼得很，孩子們幫她擦了藥。“擦完藥也不好使啊，難過得要死要死的。”她說，“此刻我就想找個地方好好躺著。”每天傍晚，她都會去兒童之家待一個小時再回女高。10分鐘的路程，她已經走不動了，一個兒童之家的孩子騎著電動車送她。
她拒絕了和我們再聊一次，“給我留點力吧，我還要去找學生聊。再不回去，她們估計又以為我去醫院了”。她用手撐著騎車人的肩，側著身子一點點挪上了後座，“到我明年大學聯考完，我能活到明年大學聯考完……到時候你再來，看我的成功與失敗。”
就是這樣一位“暴君”，今年夏天出現在央視的《面對面》節目裡。她建起的女高，一所全免費的公辦女子高中，去年有159個女孩參加大學聯考，考上本科的是150人。再往前數，從20__年女高成立到現在，一共有1804名女孩考上大學，離開這裡——在西南邊陲的小縣城，這可以稱作一個奇蹟。七八月份，張桂梅為此接受了兩次群訪，13家媒體的記者圍繞著她，網上都是“女英雄”的稱呼。
在華坪，張桂梅的名字其實20年前就傳開了。成為女高校長之前，她是帶病上課的民族中學老師，也是當地孤兒院“兒童之家”的院長。時代變遷裡，她的故事變得越來越魔幻，隨意問起路人，人人都知道她，一位上了年歲的婆婆說，在電視上看到張桂梅騎著駱駝去深山裡家訪，勸女孩們回來讀書——實際上，華坪壓根兒沒有駱駝，張桂梅騎的，是一匹馬。
在那些過往的語境裡，張桂梅已經成為一個全身心奉獻的、偉大的黨員——少年喪母、青年喪父、中年喪夫，一生無子。她日日往返於女高和兒童之家，連遠在東北的哥哥、姐姐相繼去世，她都沒有時間回去。她沒什麼朋友，也沒什麼興趣愛好，像一個完全沒有縫隙的人——直到她登上微博熱搜的那天。
那是今年10月，張桂梅的一個採訪引發了熱搜。視訊中，張桂梅講述因為學生當了全職太太，而不願意接受她捐款的故事——“我最反對當全職太太，你滾出去”，將張桂梅置於輿論中心，“全職太太也需要尊重和理解”的聲音，一時之間淹沒過了“女英雄”。
在這之後的一個月裡，張桂梅拒絕了不斷前來約訪的媒體，直到11月份的一天，她才出現，穿一件黑色羽絨服，黨徽戴在胸前，開啟羽絨服，裡頭是黑色毛衣，在同一個位置，還戴著一個黨徽。“紅到心裡去了。”她伸手去遮，有些不好意思。
有媒體問張桂梅，你覺得自己現在是一種比較理想的女性狀態嗎?你希望學生們成為怎樣的女性呢?
張桂梅輕輕搖了搖頭，不願意回答這個問題，“又提到女性了，算了。”
“全職太太”事件之後，她面對媒體有了些謹慎。那天，包括《人物》在內的一行人來到她面前，她看著縣委宣傳部的人，說你怎麼又來了，是揶揄的語氣，也是她一貫的說話方式，直接、乾脆。
她說她的想法最初是從自己的女學生出發，後來到深山裡的女性，“能救一個是一個”，希望女孩們在成為一個母親之前，還可以讀書，大學聯考，離開這裡，給下一代一個好的環境。
“真的是重要，家庭的背景，家庭的環境，母親母體的肥沃”，張桂梅正講著，我們大笑了起來，母體的肥沃?多麼新穎的表達。
“我說的是知識的肥沃，土地的肥沃……”張桂梅趕緊解釋，但也跟著笑，“我又不好好說話了。”
那些圍繞著張桂梅的“女權主義者”的稱謂，華坪縣婦聯主席劉安萍並不認同。她和張桂梅認識好幾年，覺得對方一直以來的想法就是救山裡的女孩，救一個就是救三代，“可能我和她接觸多，我也認同她的這個想法，我覺得她的這個樸素的觀念就是這樣，如果一定要把她和什麼概念聯絡起來，是不是有點過度解讀了?”
女高辦學路上曾經最堅定的反對者、曾任華坪縣教育局局長的楊文華在採訪時主動提起了那個視訊。很多人談獨立，談自由選擇，不見其語境。他覺得張桂梅反對的不是全職太太，而是反對她的學生們去當全職太太。“這些學生就像她親生的一樣，如果沒有這個學校，她們10年前就是結婚生崽，生一窩的那種。”他激動地側著手掌砸了砸桌子，“她作為一個母親，作為一個老師，把你撈出來，救了，你又回到原點了。”
王秀麗在華坪縣電視臺工作，是最早關注和報道張桂梅的記者之一。作為記者，她最開始書寫張桂梅，並非是那種歌頌式的報道視角。“因為我覺得不管對她的評價有多高，其實她是個非常普通的女人。”她是張桂梅在華坪唯一的好朋友，她們會各自搭著摩的到餐廳會和，相約吃火鍋和披薩，喝幾杯雲南乾紅，偶爾也在辦公室偷偷喝飲料、吃零食。張桂梅和她說起自己年少時的男友、去世的丈夫，以及後來可能成家又被她拒絕的機會。
她們也會爭吵，常常其中一個摔門而出，十幾天不聯絡，直到另一個打來電話。女高建校那年，王秀麗接到一個電話，張桂梅在那頭說，我都要死了，你還不來看我。“她也有她的煩惱，她也有她的委屈。”
跟著張桂梅去家訪，王秀麗會幫忙拍一些鏡頭，家訪的視訊會放給學生們看。但有時候，王秀麗不願意拍，她覺得女孩們會自卑，並不想展示出來。張桂梅固執地要拍，她說，我不這樣做，她們就以為她們像公主一樣。王秀麗還是舉起攝像機拍了，“一個人撐了那麼大一所學校，還要努力地讓這些孩子出去，不要讓人家看她們的笑話，至少要讓她們有一個光明的未來，她的壓力是非常大的，所以那時候她可能稍微有點暴躁，有點尖銳。”
中宣部近日決定，追授著名核動力專家、中國核潛艇首任總設計師彭士祿院士“時代楷模”稱號。從中國第一代核潛艇，到大亞灣核電站，再到秦山二期核電站，彭士祿為之傾注了大量心血，被譽為中國核動力事業的“拓荒牛”。今年3月22日，彭士祿院士因病逝世，他曾說“活著能熱愛祖國，忠於祖國，為祖國的富強而獻身，足矣!”
彭士祿作為中國核潛艇第一任總設計師、中國第一個核動力裝置的主要設計者，一生踐行共產黨員的承諾，幹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從零開始摸索起步，克服重重困難，作出了突出貢獻，堪稱中國核動力事業的“拓荒牛”。
“只要祖國需要，我當然願意”
彭士祿的父親是共產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彭湃。
彭士祿3歲母親犧牲，4歲父親就義，童年兩次被國民黨抓進監獄，先後輾轉被送到20多戶百姓家裡寄養。
“坎坷的童年經歷，磨鍊了我不怕困難艱險的性格，我對人民永遠感激，無論我怎樣努力，都不足以回報他們給予我的恩情。”回顧過往，彭士祿飽含深情地說。
1940年，15歲的彭士祿來到延安，194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學習時，彭士祿常對同學們說：“我們的父母經過殘酷的鬥爭，有的還流血犧牲了，不好好學習怎麼對得起自己的父母親，怎麼對得起黨?”
1951年，品學兼優的彭士祿赴蘇聯留學，專業是化工機械。他所有的功課成績全是優秀，畢業時獲得了蘇聯頒發的優秀化工機械工程師證書。
1956年，就在彭士祿即將本科畢業時，中央決定選派一批優秀留學生改行學原子能核動力專業。
“只要祖國需要，我當然願意。”彭士祿毫不猶豫地回答。從那一刻起，彭士祿就與共和國的核事業緊緊連在了一起。
1983年，彭士祿再次聽從排程，被任命為中國首座大型商業核電站建設總指揮，為我國核電事業發展作出了開創性貢獻。
直到晚年，彭士祿仍然心繫國家發展，他在自述中這樣寫道：“現如今，老朽已木訥，但有三個心願：一是盼望祖國早日擁有更加強大的核潛艇力量;二是盼望祖國早日成為核電強國;三是盼望祖國早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圓了老百姓過上幸福生活的中國夢!”
“我來簽字，我負責”
1962年2月，彭士祿開始主持潛艇核動力裝置的論證和主要裝置的前期開發。
當時，無圖紙資料，無權威專家，許多人對核動力的瞭解幾乎為零，對某個技術上的問題常常意見不一致，甚至經常發生激烈爭論。每當出現這種情況時，彭士祿就對研究人員說:“不要吵，做實驗，用實驗結果說話。根據實驗結果，我來簽字，我負責!”
1965年，中央決定選擇青衣江畔的一片山區作為建造核潛艇陸上模式堆的廠址。1966年2月，來自北京715所和194所的人員組成九〇九基地“工藝隊”進駐現場。1967年4月，模式堆主廠房破土動工，建設正式啟動，彭士祿任現場副總工程師。
1970年7月，反應堆開始緩緩提升功率。功率每提高一檔，出現的險情也越多。問題不斷增加，反對繼續提升功率的意見也越來越多。在這種情況下，彭士祿力排眾議，繼續提升功率。8月30日，他決定實現主機“滿功率”。
“大膽”並非有勇無謀，“拍板”並非胸中無數。有人問他：為什麼敢於拍板?他說：“有個祕訣，一定要用資料說話。”
有人問他，那麼多次拍板，有沒有拍錯的時候?彭士祿毫不掩飾地說：“有啊，怎麼可能沒有?錯了，我就改過來，再繼續前進。幹事業就要有點冒險精神。只要有百分之七十的把握就可以幹，不然，都準備好了，要我們幹什麼?”
“我充其量就是一枚螺絲釘”
1970年8月30日，我國第一代核潛艇陸上模式堆順利達到滿功率，發出了中國第一度核電。
這一天，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五個擁有自主核動力技術的國家。大家欣喜若狂時，總設計師彭士祿卻在矇頭大睡，在這之前，他已連續五天五夜沒閤眼。
為了祖國的核動力事業，彭士祿付出了太多，也從來沒顧慮過自己的身體。一次現場除錯時，彭士祿突然病倒了，劇烈的胃疼讓汗水溼透了他的全身。經醫生診斷是急性胃穿孔，若不及時處理就有生命危險。手術立即在工地現場進行，彭士祿四分之三的胃被切除了。
手術時，醫生髮現，彭士祿的胃上有一個已經穿孔但自愈的疤痕。手術後，彭士祿被接回北京，但他住院僅一個月就又開始了工作。
然而，對於自己的努力和貢獻，彭士祿總是輕描淡寫。在他看來，恬淡自守就是最大的幸福。他從來不認為自己有多麼了不起，也從來不愛拋頭露面。他總說：“中國核潛艇研製成功絕不是一兩個人的功勞，它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我充其量就是核潛艇上的一枚螺絲釘。”
20__年，王秀麗看到了張桂梅在全國xx大代表大會上的新聞，她喊著，我有一個夢想。辦一所全免費的女子高中，那個聲音從小縣城傳到了全國。在公交車上，王秀麗給她發了一條簡訊，祝賀她的夢想終於要成真了。
最初，張桂梅提出這個想法時，一片謾罵聲淹了過來。“別人說我得精神病了，或者是榮譽得太多了，得出癮來了，老想怎麼著怎麼著。”那時候王秀麗也勸她，已經得了這麼多項全國榮譽了，可以好好地到老了，躺在榮譽上，過完這一生。還有一次縣委組織的論證會上，所有專家都投了反對票，“什麼年代了還把男女分開?”
20__年，時任華坪縣教育局副局長的楊文華，陪張桂梅到央視錄製一個節目。去北京的路上，張桂梅說起了自己的這個夢想。楊文華教高中出身，要給學校修個實驗樓，修個學生宿舍，和校長一起跑斷了腿要錢。他看著這個只教過國中的普通老師，沒有任何管理經驗，一個人居然想辦一個學校?還一身病，隨時有可能倒下。而且，師資、錢、校舍在哪?
他故意問她，我們辦一所高中最起碼要有實驗室吧，你覺得這個實驗室大概要花多少錢?
她說，兩萬夠了嗎?
你做夢去吧!楊文華乾脆地說。他覺得自己非常自信，畢竟經驗上遠遠超過她。他發現張桂梅不僅理想主義，還非常幼稚，對建一所學校一無所知。
張桂梅態度也非常強硬，她著急地說，我們等得起，孩子們的成長等不起。早一天把學校辦起來，就減少一批走進惡性迴圈的女孩了是不是?
誰也沒有說服誰。後來他聽說，張桂梅去昆明“化緣”了。他還聽到了她當時的“化緣文案”：我們全縣十多萬人，一個給我10塊錢，我也是好幾百萬了，全省那麼多人，一個人給我5塊錢……“你說天真不天真?”
在昆明，張桂梅請雲南省總工會的人把她的身份證、勞模證明、報紙報道和種.種獲獎資料影印了一大堆，她上街去募捐，一是為了辦女高，二也是為了兒童之家。最初答應當兒童之家的院長，一個基金會一年提供7萬塊錢資金，她也天真地以為，足夠了。
第一次去要錢，她下不了車，也張不了口，滿大街轉悠。她住在省總工會花錢開的賓館裡，翻來覆去睡不著，要不著錢，幹賠住宿錢和吃飯錢，自己在幹些什麼事啊，“我的生命的意義在哪裡?”天亮了，她繼續坐車，看到一個樓梯上鋪著紅色地毯的房子，想著這樣的地方一定有錢。她進門，對方一看，你是張桂梅老師不是?三個月前聽你的報告。那時她剛被評為十大女傑，學習的標語還沒有撤下，轉頭就變成乞丐了，“有個地洞鑽進去算了”。她說明來歷後，對方批了一個五千的條，說給孤兒院，辦學校不管。
後來她有經驗了，不去單位找難堪了，就在街上要，她拉著人問，你能不能給我點錢，我有個孤兒院，我想辦個學校。人家說，好手好腳不幹活，戴個眼鏡出來騙人。姐姐聽說了，也說她：你的臉皮真厚啊，這是人做的事嗎?是什麼讓你變成了這樣。
那5年裡，除了克服自己的清高和難堪，她還要面對身體的衰弱，她被查出癌細胞轉移到肺，怕身體完全垮掉，她沒有選擇化療，因此引發了一系列併發症，常常感到呼吸困難。在昆明，她老怕自己忽然窒息，把自己憋死。即便如此，“化緣”來的錢遠遠不夠。
轉機在20__年出現。“最最直接的，我不迴避，就是張老師幹到xx大代表了”，這個曾經堅定的反對者楊文華，看著張桂梅在北京“一炮放出去了”。“華坪通天了”，各級的壓力就來了，女高的建設進入了實質性階段。
xx大新聞播出那天，王秀麗收到了張桂梅的回覆，只有一句簡短的“謝謝”。後來見面，王秀麗就說她，你還挺傲嬌的呢。但她知道，張桂梅有很多很多的困難和委屈。女高建校那年，張桂梅有一次打電話給王秀麗，在電話裡一直哭，說，你要是再不來，我就要死掉了。王秀麗趕緊去找她，半個小時後到了，張桂梅還在哭，也不說為什麼。那天，王秀麗沒去上班，就陪在她身邊，靜靜地聽她哭完。
還有什麼傳奇人物比62歲的張桂梅更落魄嗎?
為了省錢，她多年不吃肉，直到後來“吃點肉就會嘔吐，就會難受”。
她去籌款時，被人放狗咬過，腳上鮮血直流;街頭募捐，別人懷疑她是騙子、朝她臉上吐口水。
她家中沒多少家當，最醒目的是40多項榮譽的獲獎證書：全國十佳師德標兵、全國十大女傑、全國先進工作者、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全國最美鄉村教師、全國三八紅旗手……
張桂梅沒有孩子，但有1000多個孩子都叫她“媽媽”。
建起第一所免費女子高中
1974年10月，17歲的張桂梅跟隨姐姐從家鄉黑龍江來到雲南，支援邊疆建設。45年來，她不是一步步走向大城市，而是一步步走向貧困山區。
1996年8月，她的丈夫去世，父母雙亡、無兒無女的張桂梅黯然神傷，她決定離開傷心之地，調入麗江市華坪縣。她放棄進入全縣條件最好的華坪一中，選擇了師資最弱、條件最差的民族中學任教，承擔起4個畢業班的教學任務。
一年後，不幸再次降臨。1997年4月，她查出患有子宮肌瘤，且肌瘤已經有5個月胎兒那麼大，需要立即住院治療。
張桂梅忍著疼痛繼續站在講臺上，她不願意因為自己而影響學生們會考。直到7月會考結束，她才住進醫院。開啟她的腹腔，醫生們倒吸了口冷氣：腹腔內的器官全都移了位，腸子已經粘連在後壁上了，取出的腫瘤有兩公斤多。
20__年，張桂梅兼任新建的華坪縣兒童福利院(華坪兒童之家)的院長。第一天，兒童之家收了36個孩子，最小的兩歲，最大的12歲。此後，張桂梅除了上課，還要一把屎一把尿地照顧這些幼小的孤兒。
兒童之家的工作，讓她萌生了創辦一所學校、讓貧困山區女孩免費接受高中教育的想法。經她到處遊說，這一善舉得到了各級黨委政府的支援。華坪縣委、政府協調出土地，省、市黨委政府劃撥了100萬元的辦學經費。
20__年8月，全國第一所全免費的女子高階中學在華坪建成。11年來，華坪女子高階中學連續10年大學聯考綜合上線率100%，1645名貧困女孩從這裡走進大學。
王紅旭同志，男，漢族，1986年年12月出生，大學本科學歷，20__年8月參加工作，生前系大渡口區育才國小體育教師，入黨積極分子，一級教師。2020__年6月1日下午，在長江大渡口萬發碼頭段，兩名兒童溺水被衝入江水中。正在江邊遊玩的王紅旭同志，放下自己三歲的孩子，與其他市民義無反顧跳進江中奮力施救。第一個跳入水中的王紅旭同志先救起一名女孩，傳遞給江邊的接應市民，再次轉身遊向已被江水衝遠的另一名男孩，救起男孩迴游中，耗盡全力將小孩推向接應人員。最終，兩名小孩在其他市民幫助下成功上岸，王紅旭同志因體力嚴重透支，被捲入江中漩渦，他將生的希望留給了孩子，自己卻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年僅35歲。連日來，王紅旭同志的英雄義舉深深地感動著每一個人，他捨己救人的事蹟被廣大幹部群眾廣為傳頌，在社會各界引起強烈反響，告別悼念活動中，數千名群眾自發前往送別、悼念.6月3日，重慶市文明委追授王紅旭同志為“重慶好人”，6月4日，市教委、市人力社保局追授王紅旭同志為“重慶市優秀教師”，號召全社會向他學習.
王紅旭同志在生死關頭，捨生忘死，挺身而出，用年輕的生命譜寫了一曲感天動地的英雄讚歌，不愧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模範代表，是新時代教師工作者的先進典型，是全區廣大黨員幹部群眾的學習榜樣。他用自己的英雄行動傳承了中華民族“見義勇為”的優良傳統，詮釋了人民教師‘大愛無疆”的高尚品格，踐行了大渡口人“大義渡口”的博愛情懷，用生命書寫了“上善之地、大德之城”的城市精神。為貫徹落實關於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指示精神，努力營造銘記英雄、崇尚英雄、學習英雄的濃厚氛圍，進一步發揚王紅旭同志不畏艱險、敢於擔當的英雄精神，我區在全區廣泛開展向王紅旭同志學習動。作為一名人民教師，我要認真學習王紅旭同志先進事蹟，學習他臨危不懼、見義勇為的傳統美德，學習他正直無私、助人為樂的優良品質，學習他舍已救人、不怕犧牲的英雄氣概，學習他樂於奉獻、敢於獻身的高尚情操。今後，在工作中，我要把學習英雄事蹟活動與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結合起來，與當前全黨深入開展學習教育結合起來，進一步學習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化公民思想道德建設，培養良好的社會風尚。
1921年，李桓英出生於北京，童年時跟隨父母在德國柏林生活。她是上海同濟大學醫學院的本科生，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研究生。在世界衛生組織任職時，她多次橫跨各洲，為貧窮落後地區防治性病和雅司等疾病而努力。
7年任期結束後，世界衛生組織希望李桓英續簽5年合同。而李桓英全家已經移居美國，父母兄弟希望她留在身邊。不過，這兩個選項都被李桓英排除了。
李桓英曾在美國雜誌上看過關於錢學森的報道，得知錢學森毅然回國時，她深受觸動，“時不我待，作為中國人，我很渴望回到祖國的懷抱，想把我最好的年華奉獻給祖國”。
於是，她瞞著家人，繞道倫敦，幾經周折後終於回到中國。這一年是1958年，她37歲。此後的漫長歲月，她始終無悔最初的選擇。
1970年，李桓英在江蘇第一次見到麻風病患者。他們有的臉部毀容，有的手腳畸形，有的面板潰爛。由於沒有有效治療手段，麻風病患者往往被趕到偏僻之地，報團取暖或自生自滅。
飽受病痛和歧視雙重摺磨的患者，給李桓英留下深刻印象，她立志要攻克麻風病。1978年，李桓英被調到北京友誼醫院熱帶醫學研究所後，便將全部精力獻給了這一事業。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世界衛生組織著手研究一種聯合化療治療麻風病的新方法，藥物配方已完成，但缺乏臨床實驗。得知這一訊息後，李桓英開始在全國走訪調查，向世界衛生組織提交了一份關於中國麻風病情況的詳細報告，最終獲得免費藥品和實驗專案支援。
帶著這批藥品，李桓英來到雲南省勐臘縣的“麻風寨”，勸說這裡的每一個麻風病患者服藥。
她的到來引來村民一片驚奇：北京來了個女醫生，不怕麻風!渴了，她舀起病人家的水仰頭就喝;餓了，她大大方方和麻風病患者一起吃飯;病人試探著同她握手，她便拉著手長時間不放。她說：“戰士都知道子彈厲害，上了戰場不照樣往前衝?麻風菌可沒有子彈厲害!”
李桓英將國外先進的治療方法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率先開展了服藥24個月就停藥的短程聯合化療和消滅麻風病的特別行動計劃，這一方法使全國麻風病患者從11萬人下降到不足1萬人，且年複發率僅為0.03%，大大低於年複發率小於1%的國際標準。後來，短程聯合化療法在全球得到推廣。
曼南醒村不會忘記李桓英。經過兩年治療，“麻風寨”的患者全部治癒。1990年潑水節，“麻風寨”摘掉了帽子，作為行政村被正式劃入勐侖鎮。李桓英為村子取名為“曼南醒”，意為“新生的山寨”。
與麻風病的鬥爭沒有就此停止。1996年，李桓英率先在國內開展消除麻風運動，首次提出麻風病垂直防治與基層防治網相結合的模式，被稱為“全球最佳的治療行動”。
李桓英長期輾轉於雲貴川等貧困邊遠地區。前往麻風病區總是山高路險，李桓英曾2次翻車、2次翻船，鎖骨和肋骨都摔斷過。她在勐臘坐獨木舟過河翻了船，被撈上岸後卻仰天大笑：我胖得像個皮球，哪裡沉得下去?
20__年12月27日，李桓英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訊息“刷屏”，因為這位新黨員已經95歲了。為什麼年逾九旬才申請入黨?她說，自己以前還不夠格，現在應該合格了。在她看來，入黨和做研究一樣，都是追求真理。醫療工作者就是要尊重事實、尊重科學，服務人民也是黨員的基本職責。摸著閃亮的黨徽，李桓英說：“如果我能活到100歲，還有5%的人生可以跟黨走，為醫學事業繼續奮鬥。等到舉行葬禮的那一天，希望我的身上能蓋上中國共產黨的黨旗!”
“我要幹到100歲!”98歲時，李桓英依然奮鬥在麻風病防治研究第一線，為徹底消滅麻風病而努力。她曾說：“人的一生很短暫，只有拼搏，才是生命的最好延長，而再長的生命只為自己也將毫無意義。”
建起第一所免費女子高中
1974年10月，17歲的張桂梅跟隨姐姐從家鄉黑龍江來到雲南，支援邊疆建設。45年來，她不是一步步走向大城市，而是一步步走向貧困山區。
1996年8月，她的丈夫去世，父母雙亡、無兒無女的張桂梅黯然神傷，她決定離開傷心之地，調入麗江市華坪縣。她放棄進入全縣條件最好的華坪一中，選擇了師資最弱、條件最差的民族中學任教，承擔起4個畢業班的教學任務。
一年後，不幸再次降臨。1997年4月，她查出患有子宮肌瘤，且肌瘤已經有5個月胎兒那麼大，需要立即住院治療。
張桂梅忍著疼痛繼續站在講臺上，她不願意因為自己而影響學生們會考。直到7月會考結束，她才住進醫院。開啟她的腹腔，醫生們倒吸了口冷氣：腹腔內的器官全都移了位，腸子已經粘連在後壁上了，取出的腫瘤有兩公斤多。
20__年，張桂梅兼任新建的華坪縣兒童福利院(華坪兒童之家)的院長。第一天，兒童之家收了36個孩子，最小的兩歲，最大的12歲。此後，張桂梅除了上課，還要一把屎一把尿地照顧這些幼小的孤兒。
兒童之家的工作，讓她萌生了創辦一所學校、讓貧困山區女孩免費接受高中教育的想法。經她到處遊說，這一善舉得到了各級黨委政府的支援。華坪縣委、政府協調出土地，省、市黨委政府劃撥了100萬元的辦學經費。
20__年8月，全國第一所全免費的女子高階中學在華坪建成。11年來，華坪女子高階中學連續10年大學聯考綜合上線率100%，1645名貧困女孩從這裡走進大學。
一所沒有“門檻”的學校
對於大山裡的女孩們來說，華坪女高沒有“門檻”。
從建校第一天起，張桂梅便定下規矩：學費、住宿費等全免，只收少量伙食費。特別是對貧困家庭的學生，即便基礎很差，會考分數沒過線，也全部招進來。首屆學生幾乎全都是“線下”生。
學校生源差，教學條件更是十分簡陋。校園沒有圍牆，沒有食堂，甚至沒有廁所，只有一棟教學樓和一根旗杆，院子裡滿是雜草。學生在一間教室上課，在另一間教室睡覺，吃飯、上廁所都只能去隔壁學校。
“她心裡著急，如果等學校全部建好，晚一年招生，就又有一批女孩被耽誤了。”楊文華說。
學生入學了，張桂梅卻犯了愁。“有的學生考試只能考幾分，這樣下去可怎麼辦?”張桂梅心想，就是把命搭上，也要把學校辦出名堂。
在華坪女高，學生雷打不動每天5點30分起床晨讀，晚上12點20分自習結束才上床睡覺，連吃飯時間都被限定在15分鐘。
張桂梅有一個小喇叭幾乎從不離手。“傻丫頭，快點!”在校園裡，有學生稍一磨蹭，就會聽到她的吼聲從小喇叭裡傳出來。
十幾年來，她不僅每天陪學生自習到深夜，還一直住在學生宿舍。“我一刻也不能離開學校，老師、學生我都得盯著。”她說。
20__年夏天，華坪女高首屆畢業生一炮打響，大學聯考百分之百上線，還有幾名學生考上了一本。“和學生入學成績相比，華坪女高創造了一個奇蹟。”楊文華說。
20__年，華坪女高完成建設工作，各項設施逐步完善，學校有了食堂、宿舍，還有了標準的塑膠運動場。截至目前，學校3個年級共有9個班，在校生達464人。張桂梅常年堅持家訪，累計行程11萬多公里，覆蓋華坪和周邊縣的1500多名學生。至今，華坪女高已送走10屆畢業生，1804名學生從這裡考入大學，學校不僅一本上線率高達40%多，大學聯考成績綜合排名還連續多年位居麗江全市第一。
學校語文老師韋堂雲說，學生成績突飛猛進，但張桂梅的身體狀況卻一落千丈。她的身上貼滿了止痛的膏藥，平時連爬樓梯都十分艱難。
今年2月，受疫情影響，學生只能在家上網課。心急火燎的張桂梅直接在教室外搭了一張行軍床，每天躺在床上，盯著老師學生上網課。
“我上網課的時候，經常聽到她在床上疼得忍不住發出聲音，但她從來不說。”韋堂雲說。
華坪縣融媒體中心記者王秀麗是張桂梅相識多年的閨蜜，也是她為數不多的傾訴物件。
“她全身都是病，骨瘤、血管瘤、肺氣腫……以前她經常讓別人猜我倆誰更重，可現在她已經從130多斤掉到了只有七八十斤。”王秀麗說。
磨難使人堅強，困苦使人堅韌，意志使人執著。苦難是一個人寶貴的精神財富，是砥礪人前行的力量。面對苦難，我們應該怎麼做，從張桂梅校長身上我們應該能夠找到答案。她來到華坪之前的苦難，大家應該都是瞭解的，重要的是，她是如何以頑強的意志力對待苦難、戰勝困苦的。苦難到底是財富還是屈辱?當你戰勝了苦難，它就是你的財富;當苦難戰勝了你，它就是你的屈辱。學習張桂梅，就是通過對她苦難經歷的瞭解，從中感悟她身上那種不向一切困難低頭，而是戰勝苦難，頑強地從苦難中解脫出來的抗擊苦難的精神。
人要有胸襟、格局、擔當、責任、境界和情懷。人有胸襟才有格局，人有信念才有擔當，人有擔當才有責任，人有境界才有情懷。大的追求，大的願望，就會有大的忍耐、大的包容、大的視野、大的格局。站在高處，才能看得遠;俯下身來，才能愛蒼生。以大視角切入人生，力求站得更高、看得更遠、做得更大。我們從張桂梅老師身上，看到的是大胸襟、大氣度、大境界、大格局和大慈悲。沒有大慈悲，哪有她悲天憫人的捐助、爬山涉水的家訪?沒有大格局，哪來的力量用五年的時間集資辦學而且要實現“必須讓學生全部考上大學，而且要爭取考上雙一流大學”的高遠目標?“我生來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於群峰之巔俯瞰平庸的溝壑。我生來就是人傑而非草芥，我站在偉人之肩藐視卑微的懦夫。”這是何等的氣度和豪邁!
人貴有一種拼搏精神、職業操守和高尚品德。張桂梅老師身患多病，行走困難，但疾病沒有給她擊倒，沒有阻止她每天早上5點就準時起床，第一個出現在校園裡，每天至少3次巡校、查課的腳步;沒有摧毀她寒暑假歷盡艱辛走訪千家萬戶的信念。她累計到1550多名學生家裡進行家訪，正是她的家訪和資助，讓大山裡想要輟學的女孩兒重新回到學校讀書，從而改寫了她們的人生。華坪女高，以它擁有張桂梅這樣的校長而驕傲，以它令人歎為觀止的大學聯考成績而名揚神州。在張桂梅校長眼裡，看到的不是多年辛苦操勞的成就，而是實現自己人生價值的欣慰，她用一名共產黨員的初心和信仰譜寫了貧困山區女子教育的華章，實踐著自己“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莊嚴承諾。這是令人肅然起敬的拼搏精神，是令人擊節讚歎的奉獻精神，更是令人淚目的職業操守和高尚品德。是什麼力量支撐一位身體多病的老人對教育事業如此地執著?你感動了、感悟了，答案也就找到了!
張桂梅老師的事蹟感動國人，感動中國。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以張桂梅老師為榜樣，讓“張桂梅精神”內化為自己的思想動力和工作動力，成為自己心中的一盞明燈，照亮自己前行的腳步和人生的旅程。
在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週年之際，中央宣傳部以雲釋出的方式，向全社會宣傳發布中國人民志願軍老戰士孫景坤、徐振明的先進事蹟，授予他們“時代楷模”稱號。
孫景坤、徐振明同志的先進事蹟被廣泛宣傳報道後，在全社會引起熱烈反響。廣大幹部群眾和部隊官兵認為，孫景坤、徐振明同志是中國人民，是永葆革命本色的抗美援朝老英雄。要尊崇英雄，關愛楷模，學習抗美援朝老英雄的崇高精神風範，立足本職奮鬥，積極投身偉大實踐，披荊斬棘、奮勇前進，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中，創造新的歷史偉業。
長春中醫藥大學黨委宣傳部副部長於瑤說：“徐振明同志轉業後選擇為楊靖宇將軍守陵，用實際行動詮釋了信仰和忠誠。”吉林省教育廳思政處幹部張天一說，作為徐振明同志的家鄉人，要深入開展向徐振明同志學習的活動。
吉林省白山軍分割槽政治部原副主任畢緒增說：“作為一名退休幹部，要以孫景坤老人為榜樣，不忘初心，發揮餘熱。”“孫景坤同志甘於奉獻、甘於清貧、艱苦奮鬥，始終保持了共產黨人的本色。”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三師圖木舒克市黨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王建波表示。
在孫景坤的家鄉，遼寧省丹東市金山鎮山城村召開學習孫景坤英雄事蹟座談會。村民於淑梅說：“孫景坤老人是我們村的榜樣，我一定要把老英雄的事蹟講給兒孫聽。”
“孫景坤、徐振明同志身上體現了偉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我們要以實際行動向兩位老英雄學習。”河南省平輿縣人武部政委曹英華說。
日前，地處太行山上黨革命老區的海軍航空大學某場站開展了“學習英雄孫景坤、徐振明先進事蹟專題黨團日”活動，四級軍士長趙冬亮說：“學習兩位前輩的事蹟，更加深刻地體會到他們不變的初心和崇高的風範。”學習了兩位同志的事蹟，武警警官學院學員十四大隊新學員表示，要傳承紅色基因，始終保持優良作風。
重慶市退役軍人事務局思想政治和權益維護處處長李春國說，將以學習宣傳孫景坤、徐振明同志事蹟為契機，推動形成關心國防、尊崇軍人的社會風尚。
8月17日，一位滿頭銀髮的老人迎來了100週歲生日。北京友誼醫院舉行了簡樸的儀式，為老人慶賀生日。面對鮮花和蛋糕，老人默默許下心願：“願人類早日消滅麻風病，願天下再無麻風病!”
李桓英，北京友誼醫院、北京熱帶醫學研究所研究員，世界著名麻風病防治專家。她選用的短程聯合化療方案得到世界衛生組織的認可並在全球推廣，讓數萬名麻風病人重獲新生。她把畢生精力都獻給了全球麻風病防治事業，為推動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作出重大貢獻。
“作為中國人，我渴望回到祖國的懷抱，把我最好的年華奉獻給祖國”
李桓英，1921年8月17日出生於北京。1945年，畢業於上海同濟大學醫學院。1946年，前往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攻讀細菌學和公共衛生學碩士學位，畢業後留校任微生物學系助理研究員。
1950年，世界衛生組織成立。李桓英因成績優異，被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推薦擔任世衛組織首批官員。任職7年間，她被派往亞洲、美洲等許多地區，為遏制傳染病蔓延作出艱苦努力，受到世衛組織的好評。
1957年，在李桓英工作期滿時，世界衛生組織主動提出與她續簽合同。然而，李桓英親眼看到不少國家由於貧窮而導致疾病流行，深感新中國更需要自己。
“當時，新中國成立不久，百廢待興，正是急缺人才之際。我曾在美國雜誌上看到過錢學森的名字，當聽到他毅然回國的訊息時，內心有了很深的觸動。作為中國人，我渴望回到祖國的懷抱，把我最好的年華奉獻給祖國。”李桓英回憶說。
當時，李桓英全家已移居美國，父母兄妹都希望她留在美國。但是，她婉言謝絕了世衛組織的邀請，瞞著家人，隻身一人繞道倫敦，幾經周折，於1958年從莫斯科回到了祖國。這一年，她37歲。
從此，在漫長的歲月中，無論是晴空萬里，還是風雨交加，她都無怨無悔;無數次的親情召喚，都不能改變她報效祖國的決心……
李桓英說：“很多人問過我，當初已經離開祖國那麼多年，為何選擇回國?我都毫不猶豫地告訴他們：因為我是中國人，我在北京出生，不能忘本。”
1978年底，李桓英調入北京熱帶醫學研究所。時任所長鍾惠瀾院士讓李桓英以訪問學者的身份，由世衛組織資助出國考察，其中包括訪問美國等6個國家的麻風病中心。
1980年，李桓英來到美國，為父母掃墓，並與弟弟妹妹團聚。這一次，她又堅定地拒絕了親人們的挽留。在詳細考察了美國的醫療成果後，李桓英如約返回祖國。
“只要是我認準的事，就決不回頭。”李桓英說：“我是中國人，我的根在中國，我的事業在中國。離開了祖國，我的人生還有何價值?”
李桓英認為，自己一生最正確的選擇就是能夠回到祖國、報效祖國。她說：“我在國外跑了那麼多國家，漂來漂去，就像浮萍似的，沒有根。你要做事業，還是要回到自己的國家。”這，就是她的赤誠愛國之心。
“當醫生不能怕!這就好像戰士都知道子彈厲害，上了戰場不照樣往前衝”
麻風病是人類最古老的傳染病之一。20世紀初，全世界沒有特效藥，唯一的辦法就是隔離病人。
1980年，李桓英被派往世衛組織做訪問學者。她瞭解到，世衛組織正在研究一種聯合化療的新方法，藥物配方已經完成，但是缺乏臨床試驗資料。為此，李桓英從世衛組織申請到了免費藥物和專案支援。
在雲貴川的專案試點村，為了拉近與麻風病人的感情，李桓英從不穿戴任何防護服與麻風病人接觸，以消除病人的恐懼心理。此後，李桓英每到一個村寨，都會受到村民的歡迎：“北京來的女醫生，不怕麻風!”
為了推廣短程聯合化療方案，她走家串戶，不辭勞苦。渴了，舀起病人家的水，仰頭就喝。病人試探著同她握手，她便拉著病人的手長時間不放。見到老病人，她總是親切地拍拍肩膀，甚至還主動擁抱。
“當醫生不能怕!這就好像戰士都知道子彈厲害，上了戰場不照樣往前衝?”李桓英說。
多少年來，李桓英一直奔波在貧困邊遠地區。雲貴川3省7個地州59縣，每一個有麻風病人的地方都有她的足跡。
雲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勐臘縣南醒村曾是一個“麻風寨”。1990年4月17日，南醒村“麻風寨”的帽子被徹底甩掉了。南醒村更名為曼喃醒，傣語意為“新生”。
經過不懈努力，李桓英將麻風病人的服藥時間縮短至兩年，使麻風病人從原來的11萬人下降到不足萬人，且年複發率僅為0.03%，大大低於世衛組織規定的年複發率小於1%的標準。
1994年，李桓英選用的世界衛生組織短程聯合化療方案在全球推廣。1996年，她率先在國內開展“消除麻風特別行動”，首次提出了麻風病垂直防治與基層防治網相結合的模式，被稱為“全球最佳的治療行動”。20__年，李桓英獲得首屆“中國麻風防治終身成就獎”。
“治癒患者給醫者帶來的心靈慰藉，是任何酬勞都不能取代的”
20世紀70年代，李桓英來到蘇北農村，第一次見到麻風病人。當時的醫務人員頭戴防護巾，身穿隔離衣，手戴膠皮手套，場景令人恐懼……然而，看到病人被疾病折磨的樣子，李桓英產生了深深的同情。她暗下決心：一定要讓麻風病人過上有尊嚴的生活!
“我們不能怕病人，而要愛病人。”
並耐心地開導：“現在得了麻風，就像得了一塊面板癬，只要聯合化療一週，就失去傳染性了，你可以邊學習邊治療，最多兩年就能治好!”後來，這名女學生考上了大學，併成為一名教師。
李桓英說：“治癒患者給醫者帶來的心靈慰藉，是任何酬勞都不能取代的。能治好患者的病，是我這一生最大的幸福。”
“能夠作為黨員為醫學事業奮鬥餘生，這就是我最重要的心願”
20__年12月27日，是李桓英一生中最難忘的日子。
這一天，已經95歲高齡的李桓英特意圍了一條大紅的羊絨圍巾。她仔細捋順兩鬢的頭髮，莊嚴肅立。站在一群新黨員中間，她舉起右拳，蒼老的聲音飽含真誠和篤定：“我志願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她終於夢想成真，光榮地成為一名黨員。
信仰的力量是無窮的。李桓英說：“入黨和做研究一樣，都是追求真理。能夠作為黨員為醫學事業奮鬥餘生，這就是我最重要的心願。”
幾十年來，李桓英解決了許多麻風病防治領域的重大策略和關鍵技術問題，為全球實現消滅麻風病的目標提供了重要依據。近年來，她帶領課題組進入分子生物學研究領域，開展麻風病早期診斷、耐藥基因檢測和分子流行病學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創造性突破。
“麻風病的歷史，在我們這一代該終結了!”如今，李桓英依然關注著全球麻風病防治進展。她說：“雖然中國已基本消滅了麻風病，但還沒有徹底消滅，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她殷殷囑咐前來探望的後輩，科研工作者不能停下創新的腳步，這是黨和人民的重託。
疾病無國界，大愛無疆界。為了實現一個沒有麻風病的世界，一位百歲老人依然在奮力前行……
李桓英，一位98歲的老人，在麻風病防治的道路上，還在繼續前行。
1958年，李桓英拒絕世衛組織續簽5年的合同，瞞著定居美國的父母，毅然回到國內。“我是中國人，我在北京出生，我不能忘本，我要把最好的年華奉獻給祖國。”
1978年，李桓英調到北京友誼醫院、北京熱帶醫學研究所任研究員。從此，57歲的她將全部精力奉獻給麻風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用一個“拼”字來形容她，恰如其分。
麻風病是人類古老的疾病，曾經是深受歧視的“不治之症”，不但給患者帶來極大痛苦，還給社會帶來莫大的恐懼。但是，李桓英不怕。她不信邪，要和這種錯誤觀念鬥爭——病人家的水她仰頭就喝，飯捧起就吃;為病人診治，從不把自己嚴實地包裹起來。
1980年，能說一口流利英語的李桓英，被派到世衛組織做訪問學者。她瞭解到，世衛組織正在研究一種聯合化療的新方法：由一種藥物的治療改為多種藥物聯合化療。藥物的配方已經完成，但是缺乏臨床實驗。為了爭取到世衛組織免費的藥物支援和試驗專案，李桓英開始在全國進行走訪調查。
當時，世界治療麻風病基本都採用終身服藥的辦法，醫學界普遍認為，一旦停藥就會復發。為了縮短療程，使有限的藥物能夠治療更多的患者，1983年，李桓英帶著聯合化療藥物在雲南省的一個村子開展試點，將麻風病的服藥時間縮短至兩年，這種短程聯合療法為麻風病治療開闢了新天地。後來，原衛生部將其在全國進行了推廣，全國麻風病人數量迅速下降，由1987年的7萬和每年發現4000餘名病人，分別降至1999年的7000和近20__例。經過10年監測，複發率僅為0.03%，遠低於世衛組織規定的1%的標準。這一經驗得到了世衛組織的高度評價，1994年開始向全世界推廣這一做法。
正是由於對我國麻風病防治工作的肯定，第15屆國際麻風會議1998年在北京召開。在這次具有紀念現代麻風防治100週年特別意義的大會期間，李桓英被推選擔任大會的輪值執行主席。
多年來，李桓英不斷優化治療方案，消除社會對麻風病的歧視。她解決了該領域的重大策略和技術上的關鍵問題，為我國政府制定控制和消滅麻風病的整體規劃，為全球實現消滅麻風病目標的可行性提供了重要依據。她在麻風防治研究上的成就贏得了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評價，6次獲得省級科技進步獎，20__年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一等獎1項;20__年9月，第19屆國際麻風大會授予她“中國麻風病防治終身成就獎”。
20__年，95歲高齡的李桓英懷著對黨的無限忠誠向黨組織遞交了入黨申請書，她這樣寫道：“我雖已進入耄耋之年，但願意以黨員的身份為麻風防治事業奮鬥終身!”當年12月，李桓英莊嚴宣誓，正式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員。
作為李桓英的入黨介紹人之一，北京友誼醫院黨委書記辛有清說，從李桓英身上，看到了她對黨的忠誠，對祖國的熱愛，對科學的執著，對事業的追求!
笑容，是治癒的力量，可以將溫暖傳遞給他人;笑容，是生命的陽光，可以消解他人的煩惱;笑容是無聲的語言，可以傳遞給別人快樂的心情。回首_，這一年，你曾被誰的笑容治癒?
這一年，你可曾被鍾南山院士的“久違之笑”治癒?_年3月份，鍾南山院士與專家團隊會診結束後，“偶遇”在樓下等候的“粉絲團”。他們自發組織為鍾院士送上鮮花，並齊聲唱起《感恩的心》，平時一向嚴肅認真的鐘院士臉上露出了久違的笑容。84歲的他一邊告訴公眾“儘量不要去武漢”，一邊自己義無反顧地登上去武漢的高鐵，掛帥出征。廣大幹部要起而行之、勇挑重擔，把黨的初心、黨的使命銘刻於心，不斷增強責任感和使命感，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把群眾的冷暖安危銘刻於心，用實實在在的付出切實提高群眾的幸福感與滿意度。
這一年，你可曾被袁隆平院士的“燦爛之笑”治癒?_年11月2日，在湖南省衡南縣，第三代雜交水稻新組合試驗示範基地測得晚稻平均畝產為911.7公斤，至此袁隆平團隊雙季稻畝產突破1500公斤，聽到這個訊息，袁隆平院士臉上露出了燦爛的笑容。“知識是成就事業和夢想的基礎”，袁隆平院士幾十年如一日，他始終秉承“學無止境”的品格，堅持以雄厚的遺傳學專業知識做基礎。廣大幹部要克服“知識恐慌”和“能力危機”，堅持幹什麼學什麼、缺什麼補什麼，不斷提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提升幹事創業的質量和水平，在“摸爬滾打”中增長才幹，在層層歷練中增長經驗，在攻堅克難中不斷把事業發展推向新境界。
這一年，你可曾被張桂梅校長的“欣慰之笑”治癒?_年2月25日，張桂梅被授予“全國脫貧攻堅楷模”榮譽稱號。她幫助1800多名女孩兒走出大山用知識改變命運，她用教育事業為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付出了一生。在接受央視面對面採訪時她說到，“我這輩子的價值，我不管怎麼著，我救了一代人，不管是多是少，畢竟她們後邊比我走得好、比我幸福，就足夠了”時臉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廣大幹部要堅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後，時刻保持“縱飲冰十年，亦難涼我心中之熱血”的心態，多修潛功，多做潛績，心懷“釘釘子”精神，抓鐵有痕，踏石留印，耐得住浮躁與喧囂，把實事辦好，把好事辦實，打通為人民群眾服務的“最後一公里”。
許多年前，張桂梅過的是一種和現在完全不同的生活。那時，她在大理有丈夫，有一個家。
她是黑龍江人。母親在近50歲時才生下她，在她年少時去世，她跟著哥哥姐姐們長大、生活，一直有寄人籬下的滋味，她渴望有一個自己的家。1974年，17歲的她跟著三姐來到雲南支邊，在中甸林業局當過播音員、宣傳隊隊員，80年代，經人介紹，她認識了一個男人，是中甸林業局子弟學校的校長，"為了他，我也申請去當了老師"。很快，他們結婚了。
她跟著丈夫回了他的老家大理喜洲，在喜洲一中任教。在她的回憶裡，丈夫多才多藝，兼職給別人修傢俱、講微積分課，賺來的錢給她花，給她買她愛吃的楊梅罐頭。她不愁衣食，不用自己做飯，兩人常常去洱海邊上散步，想去哪兒玩就買車票。丈夫對她好，去大理市裡開會，只要當天能夠趕回去，一定會和她一塊吃飯。
她是極其外放的性格。在東北，她有過一段不安生的少女時期，在家排行第五，跟著哥姐長大，沒有嚴厲的管束，人送她外號五猴子，總是上躥下跳，後來在文工團裡當舞蹈演員，調皮搗蛋，會哄騙鄰居家的小女孩，把人家的長髮剪掉，還會抓毛毛蟲嚇別的孩子，老師一巴掌拍死毛毛蟲，手就腫起來，她捱了一頓罵，往外跑，在野外遇到了狼，最後被老鄉送回家。
等結了婚，她喜歡去歌舞廳，不想去開學校例會，作為校長的丈夫就包庇她去唱歌跳舞……有時候喝醉了，丈夫就把她揹回家。那時候她是一個美麗的老師，說一口動聽的普通話，化妝，穿紫色皮鞋、藍色褲子、紅色上衣，她和丈夫的宿舍裡，掛著一個手編的門簾，小個小個的珠子掛起一串，美極了。
一位喜洲一中的女老師回憶，到了午休的大課間，在桃子樹下的草坪上，張桂梅會帶著孩子們圍著圈圈唱歌、跳舞，"裙子穿起多漂亮多飄逸"，學校裡關係好的老師給她取了個外號：老妖精，簡稱老妖，她也回嘴，小妖，"生活有滋有味的"。
1993年12月，張桂梅的丈夫被查出胃癌晚期。後來，她形容那段歲月，"我看那山和水都是灰濛濛的一片，這意味著我有家的生活即將終止，愛與被愛的生活即將結束。"
她盡了最大努力留住丈夫，把房子賣掉，家裡所有能賣的東西也全部賣了，總共籌了二十多萬。她到處跟親戚朋友們借錢，後來丈夫的家人勸她別治了，她不願意。丈夫自己也想放棄，她勸他，我們能活一天算一天唄，就等於你陪我一天就行唄。不管多貴的治療方案，她都試，7千多一天的進口藥也用上，二十多萬，半年就見底了。
1995年2月，丈夫還是走了。她不想埋葬他，也不想火化他。她走到昆明的大街上，萬念俱灰，往行駛的車上撞，駕駛員踩了剎車躲開，讓她尋死別連累別人。回去以後，她和停屍房的人說：請您把他從冰箱裡頭搬出來。她最後一次抱著丈夫痛哭。愛與被愛的生活，結束了。
抱著丈夫的骨灰盒回到大理，處理完後事，她失去了生命力，頭也不洗，只是躺著，什麼都不想幹。只要一出門，她就看到丈夫活在小草裡，活在洱海中。
這樣的日子過了一年，她想，她必須離開。她申請調動，填了許多地方，只有華坪接收了她。對於這個小縣城來說，大理是個大城市，她是個來自大城市的老師。1996年，她把裙子和門簾都留給了同事們，帶著一件丈夫留下的毛背心，來到華坪。
起初，這更接近於一種放逐和逃避。她先是在中心中學當老師，一年之後，申請調動到新建的民族中學。但到了華坪，她看到的事物有些不一樣了：有學生冬天穿著一兩塊錢的塑料涼鞋，有學生買不起飯，晚上抓一把米放進熱水瓶，作為第二天的早餐。她常帶學生下館子，幫他們交學費、添置衣服和被子，把丈夫的毛背心給一位小男孩。這裡的孩子需要她，"為了能讓他們走出大山，我做了一點小事，我感到快樂"。她的心裡有了一些輕鬆的感覺。
她清楚地記得，一個帶著女兒前來交書本費的父親，走了五六個小時，把賣桃子的收入、一大包的錢塞給了她，"他很樸實地告訴我，就這些了啊，我有錢還給你送來。"她動員了幾個學生一塊數錢，一分錢、五分錢、兩毛錢的紙幣，零星的幾個硬幣，髒兮兮的，總共不到50塊錢。但她把紙幣捆成了一捆，留作紀念，"你看看人家這日子過的，還滿高興滿高興的，然後把孩子還送給你。人家沒有一句怨恨的，一句都沒有的。我們還怨天怨地在這兒怨的。"
她反觀了自己。"人家還沒像我，我不缺吃，不少穿啊，這個人的生死應該是自己明白的。這個天災人禍自己應該明白。自己(就別)糾結在那出不來的情感，是不是?"她慢慢打起了精神，內心的苦悶和空虛漸漸被驅散了。
"但不幸再次降臨在了她的頭上"，用華坪縣前教育局局長，如今是張桂梅宣講小組一員的楊文華的話說。1997年4月，張桂梅被診斷出患有子宮肌瘤。從醫院到學校10分鐘的路程，她走了40分鐘。回到了宿舍，她哭一會兒，站一會兒，一夜未眠。
當時她是四個國中畢業班的政治老師，第二天，鈴聲一響，她本能地走進教室。她想陪孩子們走完這關鍵的幾個月，他們來不及適應新的老師了，那是他們考學的機會。她還能怎麼辦呢?當年患癌的丈夫撐了一年多，是因為自己百般籌錢，在他身邊照顧，如今輪到了自己，沒有醫藥費，也沒有人安慰。
吃止痛藥，再疼就捂著肚子上課，就這樣，她送走了四個班的畢業生。後來，她借了幾千塊錢，坐上了夜班車，到昆明做手術。她的腫瘤拿下來，腸子粘連到了後背，每次摸的時候就感覺到非常硬，肚子像一塊石頭一樣，疼的時候是一陣陣的，人也變成黑瘦黑瘦的了。
萬幸的是，這個從外地來的、埋頭苦幹、帶病上課的女人被看見了。當時華坪縣正大力發展開採煤礦，學校裡的老師工資低，就幹著第二份職業，或者辭職出來做煤礦生意，縣裡正需要一個正能量的老師作為宣傳典型。一個政協委員告訴她，我們絕不能捧著骨灰盒來宣傳您。她的事蹟開始在小縣城裡傳遍，兩次手術期間，一天晚上她喘氣困難，學校裡的幾位老師冒著大雨去醫院，給她取氧氣袋，一晚上跑了五六次，整夜在身邊照顧她。還有一位山裡的女人，把五塊錢的路費也捐給她治病，自己走了六個小時的山路回家。
她形容，那是一種"愛的支撐"。
後來，她有過幾次成家的機會。她的名聲傳出了縣城以外的地方，有人慕名而來。有一次，王秀麗接到了她的電話，說北京來了一個作家，你過來看一下嘛。王秀麗想，跑上門跟人家說自己是作家的人，通常都是不厲害的，便沒去。第二天才知道，那是張桂梅的追求者，見面的時候，張桂梅還塗了口紅，穿了高跟鞋。王秀麗立刻叫個摩的就去了兒童之家，但那人已經走了。
要是成家了，必然是要分一半的心給對方，張桂梅說，找一個伴有什麼用呢。王秀麗說，每天很累地回到家，至少有個人跟你說一下話嘛，抱一抱你也是好的嘛。
王秀麗聽說，是兒童之家的孩子不喜歡那人。那人坐椅子，孩子就說，你起來一下，假裝要掃地。那人坐床邊，孩子就說，你起來一下，假裝要疊被子。一天都不讓那人坐下。他們還問張桂梅，你要忙著結婚嗎?你就怕以後我們養不起你嗎?
後來，就再也沒有什麼北京來的作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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