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經濟學理論的視角來看，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結束後釋出的公報就像是一份告別凱恩斯主義，擁抱供應學派的宣告。這一根本性轉向的深遠意義，也許將會在今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逐漸顯現出來。
除了多次強調所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外，公報給許多讀者留下最深刻的直觀印象在於兩點：
第一，它明確提出，要通過“階段性提高財政赤字率”的辦法來加大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實行減稅政策;
第二，在連續多年不提房地產調控之後，它明確提出，要鼓勵房地產開發企業適當降低商品住房價格，同時要取消過時的限制性措施。
這些都是經典的供應學派思維。實際上，公報中提出的明年經濟工作的五大任務：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大多也傳遞出一種濃厚的供應學派氣息。不僅如此，公報還第一次將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定性為“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
自上世紀90年代末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政府對經濟進行巨集觀調控——特別表現在應對危機時——的指導思想基本上一直沒有超出過凱恩斯主義的範疇。簡單地說，就是通過加大政府財政支出來刺激社會需求，進而拉昇經濟增長。
這種路徑和策略在“鐵公機”等基礎設施還非常落後的當時是有很大操作空間的，當然也深得主導這些領域的國有行政壟斷企業的歡迎。
尤為幸運的是，當時發達國家對“中國製造”的近乎無限的吸納胃口也很好地配合了這種國內政策。
但是，以集中的政府決策代替分散的市場決策而人為製造出來的所謂“需求”中，必然包含有嚴重的虛假成分，其進一步後果是社會資源錯配、產能過剩乃至泡沫增大。
隨著刺激政策的長期化，這種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對增長拉動的正效應日益衰減，而它所帶來的副作用卻日益增大。
在我看來，過去10多年來備受社會輿論抨擊的“國進民退”現象，說到底正是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在中國特點的所有制結構下結出的果實。
這一點在XX年以後體現得尤為明顯：為了應對當時排山倒海而來的全球金融危機，中國政府出臺了後來被簡稱為“4萬億”的全球規模最大的財政刺激計劃，在國有金融機構配套的融資服務之下，大舉投資於基礎設施和房地產。
它在短期內看似止住了經濟下滑的趨勢，但也在短短几年裡就使中國全社會的總債務與gdp之比從不到100%飆升至250%以上。
如今，地方政府堆積如山債務和企業部門危險的高槓杆率成為隨時都有可能觸發嚴重金融危機的兩顆定時炸彈。與此同時，經濟刺激所造成的產能過剩、結構失衡等後遺症，直到現在都沒有被消化掉。
因此，今天中國經濟的現狀雖然與上世紀70年代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出現“滯漲”時的狀況有很大的不同，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凱恩斯主義已經走到了頭，巨集觀政策必須改弦更張。在西方，所謂“供應學派革命”正是在當時應運而生的。
現在看起來，中國也將走上類似的路徑。實際上，這種轉變絕非突然發生，在一大批有識之士的大聲疾呼之下，它至少在民間早已經取得相當的共識，並在決策層醞釀和探索了一段時間。
自3年前有人提出“xx經濟學”這個概念以後，就有人很具洞見地指出，它的主要內容多是正統的供應學派那一套。
明年以及今後幾年，在實踐層面將會出現的最大變化是：
“面對經濟下滑的壓力，政府仍將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其“積極”的力度甚至會進一步加強，但未來的重點將不再是增加投資，而是對企業減稅。
用經濟學的理論術語來說，就是從需求側的刺激轉向供應側的推動。這一點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公報中寫得已經非常明確，將要增加的財政赤字，“主要用於彌補降稅帶來的財政減收”。
至於中央為什麼時隔3年之後再度將房地產問題置於如此重要的位置，我認為，這是因為化解龐大的房地產庫存與今年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五大主要任務——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都有著密切的關係。
運作得得當，它可以成為當前中國經濟必須直面的消化過剩產能、擠壓投資泡沫和化解金融風險等任務的一個重要抓手。
在備受社會輿論關注的房地產問題上，政策的指導思想可以說已經發生了方向性的改變，即從限制需求轉向加大有效供給。
預計北京、上海等最後幾個為數不多的大城市的商品房限購政策很快就會被取消，代之以鼓勵對中低端剛需和改善型需求的住房扶持政策。
縱觀歐美髮達國家的經歷，自標誌性的里根和撒切爾“新政”以來，政府經濟政策從凱恩斯主義向供應學派的轉變幫助它們成功擺脫衰退，並贏得了20年經濟繁榮。
以經濟發展所達到的現有階段和我們所具有的廣闊市場規模來看，中國也有足夠的潛力複製發達國家的成功，甚至比它們做得更好。而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的經濟結構和政府行為註定將會發生深刻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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