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法律方面的文獻綜述

一、國外學者對與未成年人犯罪的社群控制相關理論研究

國外學者關於社群對未成年人犯罪影響的研究已有多年曆史,並取得了不少成果。現階段關於社群對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影響的相關研究大多是以各種普查性資料為依據，加以分析或輔以其他型別的研究試驗，得出社群的影響效應。他們提出的社群影響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理論模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1、社群機構資源模式。jencks和mayer在1990年發表的《在貧困社群中成長的社會後果》一文中提出未成年人行為受社群影響的社群機構資源模式。機構資源模式是指社群中是否有足夠的警察，是否能夠提供可以促進學習的設施，如圖書館等，是否有公園和活動中心等能促進兒童社會化的社會環境，是否有促進居民健康發展的社群服務等等。這些資源的多少和質量會影響兒童和未成年人的發展。社群中的學習活動和設施，如兒童識字活動、圖書館等等，通過父母的適當利用，可以誘導或促進未成年人的發展，特別是在入學準備和學習成績上。

2、社群組織度模式。組織度是指社群居民之間的相互聯絡程度和相互監督程度等。研究者認為，社群的結構特點，最顯著的如社會經濟地位、居民搬遷率、種族混雜程度、流動人口混雜率等，能決定社群中正式和非正式機構對居民、特別是對未成年人的監管力度，能促進和阻礙未成年群體的問題行為和居民的行為偏差，因此，這個機構強調社群的社會組織特性，特別是正式和非正式的控制機制。

3、流行模式。流行模式是jencks和mayer在1990年發表的《在貧困社群中成長的社會後果》一文中提出的社群對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影響的理論模式。其理論基礎是假設鄰居和同伴的不良行為會影響其他人的行為。社會組織性缺乏理論認為：同伴可能是社群內的不良因素消極影響未成年人發展的主要機制；因為缺乏社會機構（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管理未成年人的行為，同伴的影響就開始起作用了。有研究者認為，同伴對未成年人的影響可能更大，與其他環境相比（如幼兒園、家庭等），學前兒童在社群中與同伴的接觸最多，也更多的受到攻擊型同伴的影響。而且貧困地區的未成年人和單親家庭的未成年人最容易在社群中受同伴的攻擊（sinclair等，1994）。如果未成年人的活動無人監管，對這種攻擊行為的容忍度更會增大。

4、美國著名犯罪社會學家赫西認為：大多數人之所以從未犯罪，是由於有外在的社會控制機制將其抑制。外在社會控制包括社群、家庭、學校等，如果一個社會中這種控制機制受到削弱或消失，犯罪就會不受約束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對於未成年人犯罪的外在控制，赫西則認為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對社會傳統活動的參與，參加程度的不同直接影響未成年人的行為方式。赫西認為，較深入地參與傳統活動，就會缺少從事越軌行為的時間和精力，就會將個人從犯罪行為的潛在誘惑中隔離開來，使個人沒有時間和精力感知誘惑，考慮和從事犯罪活動。赫西通過對舊金山地區45-55名未成年人犯進行的調查表明，大約有四分之三的犯罪未成年人時常覺得無事可做，空閒時間很多。另外，如果從事的不是傳統活動，而是諸如抽菸、酗酒等活動，犯罪的可能性也會大為增加，可見，閒散未成年人的整日無所事事以及不合理的活動會導致犯罪行為。如果未成年人不願意把時間和精力都用在家庭和學校事務上，他們從事越軌行為的可能性將隨之增加。

（2）赫西在社會控制中提出了“信仰”概念，它是指對傳統價值觀念和道德法制觀念的態度或者接受意願。赫西認為“信仰”是依靠個人不斷的努力和學習，隨著個人社會化而形成，當一個人在社會化過程中內化了健康的價值觀和自我概念，就會有健全的“社會紐帶”，就會強化個人自我控制能力，這時人們犯罪的原始本能就會獲得控制和有效緩解，就不會犯罪。否則，如果一個人內化不了健康的價值觀，就會更容易從事犯罪活動。

二、國內學者對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社群控制相關理論研究

1、社群對未成年人的影響。學者們大多從社群文化這一視角來分析社群對未成年人的影響，如王一秀在《社群文化市場對未成年人的負面影響》中寫到，社群文化通過文化傳播的機制，以顯性和隱性兩種方式影響未成年人道德社會化的程序和價值取向，提出社群文化環境存在影響未成年人成長的問題，即社群文化設施建設缺乏統籌規劃、社群文化設施結構不合理、社群文化服務商業化傾向、社會文化服務場所缺乏有效的管理。

吳燕在《預防未成年人犯罪》一文中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將人們帶入了一個知識經濟和資訊爆炸的時代。隨著人、財、物流動的加快，特別是現代傳媒的迅速發展，人們通過各種 媒體、網路、手機通訊工具等，每天都可以接觸到大量資訊，加上現代資訊生產主體的多元化，傳播的多樣、便捷、快速以及不易監控，大量垃圾資訊也跟著充斥人們的視野和耳邊。這一切對於尚沒有完成社會化的未成年人來說，尤其已經具有某些社會化缺陷的未成年人來說，由於缺乏辨別美醜，判斷是非的能力，加上好奇心和模仿性強，因此，面對各種充滿矛盾的資訊很難做出正確的選擇，從而引發未成年人的違法犯罪。

陳曉巨集在《社群因素與青少年偏差行為的防治》中分析社群要素對未成年人偏差行為產生的影響時，認為社群內的文化娛樂活動設施和文化環境、社群內的社會風氣、社群中的人際交往和社群與家庭、學校之間的支援與聯絡都是社群中影響未成年人偏差行為的因素，並且他還提出現代社會社群中所產生的社群解組問題，即社群經濟狀況惡化、社群政治資源匱乏、社群居民心理呈現危機、城市傳統文化解構、社群生態條件變遷引起未成年人犯罪。

我國多數學者都認為社群治安環境的混亂是導致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之一。何顯兵在《論建立預防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社群防控系統》中寫道，社群混亂往往導致社群內犯罪率高，社群風氣差，居民生活缺乏安全感。長期生活在這種環境下的未成年人容易對社會產生消極認識，加入犯罪團伙，良好的社群治安環境能夠為未成年人營造安定良好向上的氛圍，從而健康成長，減少違法犯罪的發生。

2、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社群預防。國內的學者大多側重從社群的某一角度進行分析，比如，從社群功能角度看，李莉莎在《社群在預防未成年人工作中的功能》中認為正是由於社群本身所具有的凝聚功能、規範功能、同化功能和溝通功能，才使得他能參與到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系統工程中來，起到重要作用。從社群教育角度看，劉少軍在《整合社群教育，預防未成年人犯罪》中提出，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是社群教育的重要內容，應當建立健全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社群教育機制，實現社群、學校、家庭教育的一體化。針對城市新型社群的特點，陳小波在其所著的《社群在預防犯罪中的作用和發展趨勢》中寫到，城市新型社群中存在著家庭監護空位現象，社群的管理職責不定、學校教育的有限作用，以及鄰里照應的闕如等諸多不利因素，並提出需要家庭、政府和社會採取必要的措施，提出有效對策來預防新型社群的未成年人犯罪。朱文麗在《對未成年人犯罪預防措施》中認為對於未成年人犯罪的預防應該建立社群預防體系，加強綜合治理工作，調動社會各方面力量，彼此配合，協調工作，採取各種有效措施和手段預防未成年人犯罪。

在國內既有的文獻研究中，筆者發現存在以下兩方面的不足：一是學者們的研究多側重從社群文化因素來分析對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影響，並多注重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社群預防對策的探討，而對有關社群對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影響因素分析不夠深入和體面；二是學者們多從犯罪學的角度來分析社群影響未成年人犯罪，而運用社會學視角來探討影響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社群因素實屬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