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自己則將其定位為“孤獨的精神的戰士”。45――他依然堅守住了20 世紀初即已做出的選擇。
魯迅當然明白，他的這種自我放逐所要付出的代價，所以他說自己必定是“運交華蓋”，被各式各樣的，有形和無形的力量“罩住”，從權勢者的壓迫到無物之陣的包圍，不斷地碰壁，永遠碰釘子，被“打得遍身粗糙，頭破血流”。也許更為致命的，是要陷入無休止的論戰之中，如魯迅自己所說，“水戰火戰，日戰夜戰，敵手都消滅了，實在無聊”，46“一近漩渦，自然愈卷愈緊，……所得的是疲勞與可笑的勝利與無進步。”47與現代評論派的論爭就是這樣一場令人沮喪的論戰：實在說，陳源和魯迅不在一個水平線上，和不成為對手的對手論戰是很無聊的――魯迅終其一生(甚至包括他身後，甚至直至今日)也沒有遇到真正的對手，這是他的一個悲劇。自己不會有多大進步卻必須糾纏在裡面，所以他說：“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經耗費在寫這些無聊的東西中，而我所獲得的，乃是我自己的靈魂的荒涼和粗糙”，心情是相當沉重的，同時襲來的是綿綿無盡的悲涼感。但是魯迅說，他絕不後悔。這是一段很有名的話――
“正人君子這回是可以審問我了：‘你知道苦了罷?你改悔不改悔?’大約也不但正人君子，凡對我有些好意的人，也要問的。……我可以即刻答覆：‘一點不苦，一點不悔。而且倒是很有趣的。’”48
這種回答是真正魯迅式的。這也是魯迅說的：我“時時撫摩自己的凝血，覺得若有花紋，也未必不及跟著中國的文士們去陪莎士比亞吃黃油麵包之有趣”，我“實在有些愛”這“荒涼和粗糙”的靈魂，“因為這是我轉輾而生活於風沙中的瘢痕。”49這確實是兩種不同的生命價值：“陪莎士比亞吃黃油麵包”的生命誠然舒適然而蒼白，“輾轉生活於風沙中”自然辛苦卻充實而自由：北京大學的教授們終於分道揚鑣。
“我是大概以自己為主的。所談的道理是‘我以為’的道理，所記的情狀是我所見的情狀。
“我的話倘會合於講‘公理’者的胃口，我不也成了‘公理維持會’會員了麼?我不也成了他，和其餘的一切會員了麼?我的話不就等於他們的話了麼?許多人和許多話不就等於一個人和一番話了麼?
“公理是隻有一個的。然而聽說這早就被他們拿去了，所以我已經一無所有。”40
魯迅在這裡表達的是一種恐懼感：恐懼於在實現學院體制化、學術和學者規範化的過程中，會落入“許多人”變成“一個人”、“許多話”變成“一番話”，思想學術文化被高度地一體化的陷阱之中。這就會導致知識分子的獨立個性，自由意志和創造活力的喪失。他同時憂慮於人的生命本來應該有的野性的徹底喪失，“尤其是青年，就都循規蹈矩，既不囂張，也不浮動，一心向著‘正路’前進”，不過是走向死路而已。41這都關乎魯迅的根本信念、理想，在追求生命的獨立、自由與創造活力這些基本點上，魯迅是絕對不能做任何讓步的。他必然要做出這樣的選擇――
也許更值得注意的是，魯迅對“藝術之宮”裡的，也即學院體制內的“學者”身份的警覺與拒絕。魯迅當然知道學院體制內的“學者”和前面所說的“特殊知識階級”並不是完全等同的概念，但他對之同樣有著深刻的疑懼。據魯迅說，在1920xx年，他曾多次被封為“學者”。年初，當他主張中國青年“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時，33就有人出來說話了，以為“素稱學者的魯迅”不應該如此。後來魯迅和章士釗論戰，特別是章士釗非法取消他的僉事職務，魯迅向法院上告時，又有論客出來指責魯迅“確是氣量狹窄，沒有學者的態度”。陳源們為了顯示自己的“公允”，也多次稱魯迅為“學者”、“文學家”。不是說魯迅“多疑”嗎?魯迅真的就警覺起來：為什麼人們總希望、要求我做學者呢?還有“學者的態度、氣量”，又是什麼呢?魯迅終於醒悟：所謂“學者的態度、氣量”就是要“做一個完人，即使敵手用了卑劣的流言和陰謀，也應該正襟危坐，毫無憤怨，默默地吃苦;或則戢指嚼舌，噴血而亡”，據說只有這樣端起學者的架子，才能“顧全”自己的“人格”。34《現代評論》3卷66期還真的發表了一篇文章來討論“紳士”的“架子”，據說“一個人生氣到了應該發洩的時候，他不發洩”，“一個人失意或得意到了應該忘形的時候，而他不忘形”，這就是紳士風度。35這或許也算是一種涵養吧，但這一套對魯迅是根本無用也無效的。他倒因此而明白：所謂學者的頭銜、尊嚴，不過是“公設的巧計，是精神的枷鎖，故意將你定為‘與眾不同’，又藉此來束縛你的言動，使你於他們的老生活上失去危險性的”。36也就是說，在魯迅看來，“學者”不僅是一個稱號，更意味著一種規範，在學院的“藝術之宮”裡是有許多“麻煩的禁令”的。37譬如說，“輿論是以為學者只應該拱手講講義的”，38如果你在“講講義”之外，還要做什麼社會批評、文化批評，特別是在課堂上不死念講義，還要即興發揮，那你就會被指責不像學者。還有，學者是必須有涵養的，不能隨便生氣，即使別人打上門來，你也得像陳源們那樣，“吞吞吐吐”，“笑吟吟”的。陳源宣佈魯迅的一條大罪狀就是“要是有人侵犯了他一言半語，他就跳到半天空，罵得你體無完膚――還不肯罷休”，什麼罪名呢?就是沒有“學者風度”。39“不準生氣，不準罵人，不準跳”，這大概都是學院裡的禁令。這些規範、禁令，對身份的劃定，其實都是學院體制化的產物。在魯迅看來，這都構成了對人的個體生命自由的某種束縛，這是以“立人”、個體精神自由為終極追求的魯迅所絕對不能接受的。
“擲去了這種(“學者”的)尊號，搖身一變，化為潑皮，相罵相打……”
“我以為如果藝術之宮裡有這麼麻煩的禁令，倒不如不進去;還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飛沙走石，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43。
這是一個自覺的自我放逐：把自己放逐於學院的體制之外，還原為一個獨立的，自由的生命個體。這也就是魯迅在《彷徨》題詩中所說――
“寂莫舊文苑，平安新戰場。
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44
魯迅對他自己的，以及知識分子的選擇問題，還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這裡我要向大家介紹兩篇非常重要的文章，一篇是1920xx年10月25日在上海勞動大學的演講《關於知識階級》(收《集外集拾遺補編》);一篇是1920xx年12月21日在上海暨旦大學的演講《文藝與政治的歧途》(收《集外集》)。在某種程度上，這兩篇文章是魯迅經歷了和現代評論派的論爭，經歷了“三.一八慘案”、“四・一二”大屠殺等一系列事件之後，他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理論思考的總結。
先看《關於知識階級》。他首先提出要警惕“打倒知識階級”的思潮：“知識就彷彿是罪惡”，“再利害一點，甚至於要殺知識階級了”。――我們在前面已經講過，魯迅在《知識即罪惡》裡就批判過這樣的反智主義的思潮。魯迅在這裡正是提醒人們：對知識分子的自我反省與批判，絕對不能導致對知識和知識分子本身的否定：這是反思知識分子問題的一個必要前提。中國這樣的落後國家是存在著反文化、反知識、反知識分子的土壤的。魯迅的警戒自有很大意義：近半個世紀以後“文化大革命”中反智主義的大氾濫，對知識和知識分子的大摧殘，正是證明了魯迅思考的超前性。即使在今天，我們也總能從某些“高論”中，看到反智主義的幽靈。
在報紙上，對於魯迅先生逝世的記載，是有著許多不同的意義的。有的敘述過去的交往，如山本實彥和新居格等。而增田涉氏，對於先生特別有親厚之感。最奇特的是《讀賣新聞》對於先生加以親日文學家的頭銜。使我欽佩的是《文學案內》所登載的秋田雨雀氏、佐佐木孝丸氏幾個人的短短的文字。他們說：“稱魯迅為親日文學家，也可以說中國的文學家中，多是親日的，他們對於日本良善的民眾，非常親密，而對於日本帝國主義者，則非常厭惡。”這話正是針鋒相對的、正確的言論。
魯迅先生正是中日向上的文化的連鎖，他以全力促進中國文化，同樣也想促進日本文化。日本文化卻在暴橫的軍閥壓迫下，窒息而死了。在先生死之後，而日本帝國主義者，攪亂著兩個民族和平的生活，便對中國愛和平的民眾殘殺起來，這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罪惡，是我們民族的不幸，也是日本良善的民眾的不幸。我想，在海之東，在海之西，在許多哀悼魯迅先生的人的心中，一定共同蘊蓄著反帝的正義，來繼承先生的遺志，努力奮鬥以求和平去發展各民族真正的永恆的友誼的。
魯迅先生之死，應該說，這是世界的損失，不是單獨中國的損失，所以對於這位文化戰士，藝術巨人，懷著永久哀悼的，也不僅是中國人。
當魯迅先生死時，我正在東京，記得那是1936年10月19日的早晨，我翻開《讀賣新聞》，一個魯迅先生的像，一個《親日文學家魯迅之死》的標題，映入我的眼中，使我突然起一個震悸。
哦!魯迅先生死了!這戰士，他舍我們而去了，他永恆的休息了。
同我鄰室的一位朝鮮文學家金時昌君，是我們帝大的同學，他在編輯一個進步的叫做《堤防》的文學雜誌。在洗臉時，遇見我，他以哀慼的聲音，向我說：“魯迅様死了!”
“是的，魯迅様死了!”
我回答著。我們的眼都紅紅的。我繼續說：“魯迅様不僅是我們的，也是你們的，也是世界上一切被壓迫民族的。”
“是的，我們朝鮮人，有正義感的朝鮮人，對於這位巨人是不能忘記的。”
說著，我們相對流下淚來。
我到帝大去，在參考室內，遇到幾個研究中國文學的同學，有的人在翻閱魯迅先生的遺著《中國小說史略》的增田涉的譯本。他們看見一箇中國人的我，彷彿想慰唁似地說：
“魯迅様死了，留著這些寶貴的遺作的魯迅様死了;這是可悲的事情呀!”
我到考古學教室去，史學教室去，遇到的熟人都是這樣表示著嘆惋的意思。而文哲學系中的護手江泰君、大中臣君、齊藤君，幾個平時特別歡喜研究魯迅先生的著作者，更加流露著悲慼，這些悲慼是發自內心的。
這之後，我很留心去搜集關於哀悼魯迅先生的文章。在《改造》、《中央公論》、《日本時論》等較大的雜誌中，都登載著哀悼的文章;《中國文學月報》並且出過一個特輯。有些畫報中，印有先生的遺照和手跡的，我也買得來。如新居格、增田涉等，都出其平時藏先生的遺墨刊佈出來。在國人中，有郭沫若先生的一篇哀悼文字，登在《帝大新聞》上。這一些統計來不下二十幾篇文字吧!蒐集來的雜誌畫報和剪貼的報紙，現都已經散失了。
記得有一天，我買了好幾本登有哀悼魯迅先生文字的雜誌。在看過阪東氏的端硯展之後，我坐在上野前鬆屋食堂裡，吃著飯，我翻檢著，忽然不禁流下熱淚來。侍女向我驚異地望著，以為我有什麼傷心的事情。這一天，我是應原田淑人先生的約，去看上野博物館新陳列的漢封泥和漢碑的珍貴拓片的。天上下著雨，我撐著傘子走著到博物館。我不知所以然地這樣悲哀。在博物館裡，我看了陳介祺氏所藏的幾百顆封泥，這是用金錢奪取我們的珍物。另外一顆漢倭奴國王的印，這是日本國內發掘得來的，於此還可見中國同日本古代的關係。我想：死去的魯迅先生，他是收藏許多墓誌漢畫的，對於這一定也是歡喜的吧?我們不僅失去一位新文化的導師，而且我們也失去一位整理中國文化遺產的學者，這是永遠無方法補償的。
這之後，我們在東京，曾為魯迅先生開過一次追悼會，是在神田日華學會舉行的。到的人非常多。這一天，自己因為帝大的幾個教授的約定，去看巖崎家靜嘉堂文庫藏書的，裡面都是我們宋元以來舊刊的寶藏。文庫在市外的山裡面。等我急急地趕回來到會場，佐藤春夫氏的演講已經完畢了，流著眼淚走出來。即是這眼淚，也可看出深厚的情誼。那天演講的，還有郭沫若先生和其他的朋友們。臨走，我取了一束魯迅先生遺像前的菊花，一直供到不久離開東京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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