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作為一個文學巨匠，他的個人評價是不是又有什麼與眾不同的呢?以下是小編給大家帶來的魯迅對他人或是別人對他的個人評價，歡迎大家參考借鑑!
關於魯迅的個人評價1
魯迅和鄭振鐸合編《北平箋譜》《十竹齋箋譜》，在《北平箋譜》中選入陳師曾和齊白石的箋紙畫若干。魯迅獨撰《北平箋譜》一書的序言，羅列包括齊白石在內的諸位畫箋高手的大名。另外，在與鄭振鐸編書通訊裡幾次提到過齊白石，1933年2月5日的通訊裡說：“去年冬季回北平，在留黎廠得了一點箋紙，覺得畫家與刻印之法，已比《文美齋箋譜》時代更佳，譬如陳師曾齊白石所作箋譜，其刻印法已在日本木刻專家之上，但此事恐不久也將銷沉了。”特別是在他與鄭振鐸共同擬寫的發行《北平箋譜》的廣告詞裡，又說：“三十年來，詩箋之製作大盛，繪畫類出名手，刻印復頗精工。民國初年，北平所出者尤多雋品，抒寫性情，隨筆點染，每涉前人未嘗涉及之園地。雖小卡短箋，意態無窮。刻工印工，也足以副之。”這些，都算作他正視和審看齊白石的明證。而除此之外，沒有別的了。他評論與欣賞的視覺，始終不離從木刻藝術的主流和木刻發展的主題著眼，因為畫箋在版刻藝術一脈裡獨具一格。周作人則不一樣，他除了民間藝術、古代藝術之外，似乎沒有魯迅特別地要搜求外國畫外國藝術品的興致。他卻正視國畫中的文人畫，由衷欽敬同時代的陳師曾和齊白石。他在《陳師曾的風俗畫》一文裡這樣說：“陳師曾的畫世上已有定評，我們外行沒有什麼意見可說，在時間上他的畫是上承吳昌碩，下接齊白石，卻比二人似乎要高一等，因為是有書卷氣，這話雖舊，我倒是同意的，或者就算是外行人的代表意見吧。手邊適值有陳師曾的《北京風俗圖》影印本二冊，翻閱一過，深覺得這裡有社會的意義，學問與藝術的價值，不是一般的畫師所能到的。”他還特地求齊白石治印，又精心儲存齊白石的印章。周作人在和俞平伯的通訊裡表示，因為只有名家齊白石的兩三方印，名印過少而深覺遺憾。
關於魯迅的個人評價2
即使梁啟超說陳師曾的意外死亡，對於中國美術界的損失無異於一場東京大地震。但魯迅沒有專門寫陳師曾的文字。魯迅對陳師曾的刻銅藝術和畫箋藝術，對齊白石畫箋藝術的評點，對國畫傳統及現狀那些零星的議論和評論，並不是疏忽，而正與他的美術思想完全一致。五四時期，魯迅的美術觀，實際上承接了康有為，與陳獨秀高舉“美術革命”的旗幟一樣，齊力主改造中國畫。後來南下定居上海，參加左翼運動，美術觀進一步變化。正因為反對提倡國粹，所以對文人畫總體上傾向於否定。即使是陳師曾這樣的友人，受贈其畫其印章多多，陳師曾故後，也留心收藏《師曾遺墨》多集，但卻不肯正面述及作為國畫家與文人畫大家的陳師曾。1920xx年，上海美專的《美術》雜誌創刊，年底魯迅署名“庚言”，在《每週評論》第二號上面發表小文章為之鼓與呼，對其關於“中國畫久臻神化”的說法則不予認同。後期即晚期，1930年2月21日，他在上海中華藝術大學的講演《繪畫雜論》，更是公開指出國畫的弊病：“古人作畫，除山水花卉而外，絕少社會事件，他們更不需要畫寓有什麼社會意義。你如問畫中的意義，他便笑你是俗物。這類思想很有害於藝術的發展。我們應當對這類舊思想加以解放。”“工人農民看畫是要問意義的，文人卻不然，因此每況愈下，形成今天頹唐的現象。”
關於魯迅的個人評價3
楊永德、楊寧二人編撰的《魯迅最後十二年與美術》，單列有“魯迅與木刻團體”一篇，記錄從1931年6月，魯迅為“一八藝社”舉辦展覽會並寫《一八藝社習作展覽小引》開始，到病逝前的1936年10月8日，最後參觀廣州“現代版畫研究會”組織舉辦的《第二屆全國木刻聯展》，他與各地進步木刻團體有直接聯絡並出面指導的就多達十一個。這時團結在他周圍的，是上海與各地的另一批反體制的青年。魯迅不僅反對提倡國粹，也主張引進西方和俄國的東西進來，用以改造封建、專制、腐朽的中國。按說，以魯迅和陳師曾的同事關係，南下之前與後來，完全可以直接接觸和聯絡齊白石的，但沒有。沒有收藏齊白石的畫，也沒有請齊白石刻印。他當然知道美術界和國畫界的事情，可是對民國畫界的主流，即使是徐悲鴻和林風眠，也刻意保持了疏遠的距離。“政治正確”的意識之外，或許也和他的名士氣有關。
總之我認為，魯迅對齊白石評價是有限定有限度的，侷限於“畫箋高手”而已。談不上是對國畫名家齊白石特意的讚美。魯迅為著力引導木刻，而興致勃勃地蒐集民初的畫箋作品包括齊白石，像他蒐集南陽的漢畫像磚、朱仙鎮年畫一樣，全是為了新美術的營養。
關於魯迅的個人評價4
自八十年代以來，“要胡適，還是要魯迅”一直是中國思想界爭議不休的話題。如1998年，《讀書》雜誌組織召開《人間魯迅》再版研討會，謝泳在會上提出了一個極尖銳的問題：“為什麼魯迅後來被……利用呢，為什麼他們不利用胡適呢?”20xx年，李慎之撰文《迴歸五四學些民主》，又稱：“魯迅還不能代表‘五四’的全部，能夠比較全面地表達和代表‘五四’精神的，毋寧還是胡適。”①……這些意見，都曾引發激烈的爭論。近年來，這樣的爭論，在民間輿論場，也已成常見之事。
確實，無論是思想還是立場，魯、胡二人的對立，在魯迅生前已頗明顯。1920xx年的女師大風潮中，魯迅力挺許廣平等女學生，痛罵女師大校長楊蔭榆、學者陳源。胡適則呼籲“學校為教學的機關，不應該自己滾到政治漩渦裡去，尤不應該自己滾到黨派政爭的漩渦裡去”。魯迅遂嘲諷胡適“將自己的魂靈梟首通衢，掛出了原想竭力隱瞞的醜態。醜態，我說，倒還沒有什麼丟人，醜態而蒙著公正的皮，這才催人嘔吐”。1920xx年，胡適欲北上，顧頡剛給他寫信，極力勸阻，理由是“這幾年，周氏兄弟假公濟私，加以(孫)伏園、川島(章廷謙)們的挑撥，先生負謗亦已甚矣，在這國民革命的時候，萬不可再使他們有造謠的機會，害了先生的一生。這是我和淚相勸的一件事，請先生聽我罷!”顧氏之言雖不免誇張，卻也可見魯迅對胡適的惡感已非一日。
關於魯迅的個人評價5
1920xx年，胡適曾公開稱讚魯迅的《水滸傳》研究“很細密周到，我很佩服”。但二人的關係已難挽回。1933年因反對帶有共產國際背景的“民權保障同盟”把法律問題統統弄成政治問題，以至於牛蘭夫婦這樣的共產國際間諜亦在同盟要求當局“無條件釋放”的名單之中，胡適再次被魯迅痛罵成顛倒黑白、標榜仁義道德的“幫忙文人”。 ③同年，魯迅還曾嘲笑“胡適博士不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緣由是胡適在答記者問時說了一句“日本只有一個方法可以征服中國，即懸崖勒馬，徹底停止侵略中國，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在接受記者採訪之前，胡適剛剛在《獨立評論》上刊文《日本人應該醒醒了!》，告誡日本：“即令日本的暴力更推進一步乃至千萬步，即令日本在半年一年之內侵略到整個的華北，即令推進到全海岸線，甚至於深入到長江流域的內地，——我們還可以斷言：中國民族還是不會屈服的。……日本的愛國者，日本的政治家，到了這個時候，真應該醒醒了。”④《獨立評論》魯迅是能看到的，如此嘲諷，似已脫離就事論事的原則，而摻雜著對胡適的個人成見在其中了。
三優範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