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西部大開發中的人文環境建設

摘要：“人文環境”可以定義為一定社會系統內外文化變數的函式，文化變數包括共同體的態度、觀念、信仰系統、認知環境等。人文環境是社會本體中隱藏的無形環境。人文精神缺席的西部大開發可能會落入烏托邦計劃。西部大開發最高難題在於“人·自然·經濟”三元關係的問題，據此，西部大開發的人文環境建設應包括生態人文主義、公共理性精神、內在人文素質三個基本內容。西部大開發的人文精神需要普及化、大眾化，這就需要創新教育體制，開闢社會化教育渠道。

關鍵詞：西部 大開發 人文環境

一、西部大開發與人文環境建設的重要地位

20世紀未的1999年6月，***同志在西安公開宣佈了實施西部大開發的偉大決策。西部大開發是中華民族繁榮復興的關鍵戰略之一。定名“大開發”，意義非比尋常！時間倒數1千年、2千年、3千年，除了新中國當前，歷史上沒有哪個王朝、哪個人提出過這樣的主張。“大”的意思自然是“全”，它蘊含“整體的”、“全面的”、“無所不備的”等眾多意義。歷史上區域性性的西部開發曾發生多次，但是與今天的“大開發”在層次上不可比。我想叫“大開發”，大概原因就在這裡。“開發”，當然是指在特定的世界歷史條件下，推動中國西部朝著歷史的善的方向發展，根本上是指西部綜合發展能力、可持續發展潛能等的開發。這樣看來，西部大開發是一項複雜的社會歷史選擇活動，是一項開放式的系統工程。西部人特別榮幸，榮幸大有作為，能夠親手參與到轉動歷史、創造未來的跨時代行動中來。可是，這項工程是如此複雜，可以說是貨真價實的“第一次吃螃蟹”。社會－文化系統是個開放的巨系統，轉動歷史的合力來源千頭萬緒，各種因素、變數及其關係錯綜複雜，究竟從哪裡下手？回答肯定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諸如科技先行、市場化先行、教育先行等等。既然有眾多答案就值得辯論，以減少歧見，留下真知。本文不打算逐一討論每種可以設想到的意見。根據一般系統論原理，系統是有層次性、有序性和機制性的。具體到任何一種社會系統動力學模式而言，文化的變數，如態度、觀念、信仰系統、認知環境（recognized environment）等都是不可忽視的因素[1]（P76），因為正是文化變數使得社會合理化、制度合法化、行為規範化。如果我們忽視了文化變數就等於漠視社會運動中最基礎性的東西。本文的“人文環境”可以定義為一定社會系統內外文化變數的函式。從整體意義上說，人文環境是西部大開發的基礎，人文環境狀況是控制西部大開發深入持久發展的瓶頸，人文建設是西部開發工程大廈的社會地基也是其拱心石。把人文環境建設擺到基礎性地位上來，有廣泛的依據。

其一，根據歷史批判理性，我們應當從歷史實踐出發，尊重歷史的必然性，始終恪守邏輯與歷史統一的原則。從中西曆史比較來看，沒有文藝復興、人文主義運動創造的人文環境，就很難培植出西方近化自然科學和近代社會文化轉型；15世紀中葉之前，中國的科學技術在世界上長期處於領先地位，為什麼1600年－1900年之間中國卻變得大大落後於西歐呢？根本原因在於我們停留在過去人文觀念上無所事事、缺乏創新。處於中西盛衰消長之際的明代是關鍵時期。當時人文新陳狀況如何呢？明代思想家中王陽明（1472－1529年）的影響最著，但他與同時代的西方人文主義大師比起來顯得未免寡淺。明朝歷史上出現過一些個性化、異端化傾向頗重的思想家，如王廷相（1474－1544年）、呂坤（1536－1618年）、王艮（1483－1540年）、何心隱（1517－1579年）、特別是李贄（1527－1602年）等，但他們的思想種子最終的結局象當時資本主義的萌芽一樣不能形成氣候。因此傳教士傳到中國的科學、西學終究未能很快地長成參天大樹、長成森林。兩相對照，我們可以說沒有人文精神創新的先導及其肥沃士壤，就沒有社會歷史的進步；如果我們漠視進步的人文精神與歷史發展之間的規律，我們會再次步入實踐的誤區。

其二，根據科學批判理性，自然科學萬能論、科學主義都是獨斷論，都是違反科學史實際和科學家實踐活動本性的。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是兩種相對獨立的不同學術傳統，儘管二者時或平行、時或交叉、時或環動、時或滲透，但是畢竟二者有不同的物件、出發點、價值觀、信念、方法、規範和模式。在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兩種傳統的關係方面，目前我們極易犯範疇誤置的毛病而流於取消（人文學科）論、對立論、主次論等。放眼審視人性和文化史，不難發現人類有其固有的人文獨特性難題，事實上原子彈爆炸了，基因工程發明了，宇宙飛船上天了，科學技術進步了，可是人類社會和精神問題解決了多少？有趣的是，科技落後會帶來各種問題，但是科學每一次進步，也會提出哲學難題；科學越進步，提出和帶來的社會和哲學難題也就越多越複雜[2]。當有人把自然科學視界之外的東西看作無有的時候，實際上只是在掩耳盜鈴式地漠視人文環境，而這種看法實際上是給科學技術與整個社會發展進步幫倒忙。設想人文不在場的局面是什麼呢？只能是技術烏托邦或者什麼都沒有，這種烏托邦史無前例，後也無來者。也許出於某種超越智慧的安排，讓人類兼有科學與人文，讓科學與人文並存而互相規範、互相促進，這正是人類的福社。只知道需要一條通?盞愕拇蟮潰恢烙寫蟮囟舐凡拍艽嬖冢饈竅漣模煌牡覽恚韃靠⒅繁囟ㄓ興覽抵蟮兀飧齟蟮鼐褪僑宋奈滯粒徊還庵秩宋奈滯潦俏扌位肪常妝揮行蔚畝髡詒巍?/P>

其三，根據社會批判理性，社會是有其自身獨特性的存在系統，我們必須確認和發展社會主體，因為社會主體才是歷史的決定性的力量源。社會主體何以有如此力量呢？又何以能發揮此種力量呢？乃是因為有人文價值系統的整合作用、紐帶作用、定向作用。新思想、新思潮、新價值等對社會意識有巨大的規範力、凝聚力和向心力作用，其作用力之大有時出乎意外，正是在這種作用中，社會主體得以建構、發用。歷史上的偉大亂擔摶徊皇瞧窘韜蝦蹩蒲緣睦礪凵緇嶂魈遄上質檔氖貝導魈宀諾靡猿晒Φ摹Ｈ宋墓勰疃隕緇嶂魈寰哂洩乖旌屯騁蛔饔茫蟆暗饋保駝庋桓黽虻サ淖鄭謝褡寰褳騁壞酵謊惱苧Я煊頡⒕窳煊蠔退嘉煊潁幌蟆按缺敝詵鸞蹋安┌敝諢澆蹋際塹熗⒏髯宰誚躺緇嶂魈宓幕炯壑的碳痢０蛩固姑羧竦乜吹攪巳宋乃枷爰葉雜諫緇岬鬧匾δ埽倒揮心囊晃豢蒲Ъ夷鼙鵲蒙夏潞蹦隆⒎鶩印⒒蕉勻死嗟撓跋歟』褂腥緄貝腍·D·梭羅（1817－1862年）、A·李奧帕德（1887－1943年）、J·繆爾（1838－1914年）三位環境思想家在今日世界思想史上的巨大影響也是人文思想之重大社會功能的明證，相比之下，再偉大的科學發現也難以直接使公眾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體，比如牛頓定律、愛因斯坦質能轉化方程都是重大科學發現，可是它們能否將社會凝聚起來呢？本此，西部大開發如果缺少了與之相適應的人文思想和精神充實武裝起來的社會主體，圓滿成功將是難以想象的。

二、西部大開發中人文環境建設需要什麼樣的精神內容

西部大開發過程中最大的問題或者說最高的難題就是“人·自然·經濟”三元關係的問題。西部社會環境一般，自然環境脆弱並且持續惡化，經濟發展相對滯後而且結構陳舊不合理，三者之間的關係又是極不平衡的。衡量西部大開發成就高低的根本尺度就是促進三元要素髮展的同時而保證三元要素處於可持續的、良性化的動態平衡式關係狀態。這就需要更新人文觀念以做為支撐，但是西部人文思想環境的普遍現狀如何呢恐怕不容樂觀。如果我們認同制度乃是特定思想意識流動的凝固化，那就更不容樂觀。要真正從人文環境建設上完成西部大開發的社會動員，目前首先要做的是加強西部大開發人文精神內涵的研究，只有進步的、有科學根據的人文價值體系才能作為社會動員的引導。西部開發中的人文精神應能營造適應西部大開發的大環境，應能擔綱西部大開發的社會終極信念和原則。環境存在可以分為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又包括社群環境、領域環境等和其它亞文化環境以及個人內環境。社會環境總是有形和無形的統一。從環境本體結構出發，相應地西部大開發的人文環境建設起碼似應包括下列幾項規定性內容：

之一，泛生態學意義上的生態人文主義精神。我們碰巧處於近代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向生態棗資訊文明形態的轉型階段，中國的社會棗文化體系最終將是生態一資訊文明的一種形態，歷史不允許我們光是跟進近現代西方發展之路，跟進意味後進，所以必須超前一步，因此中國每一步發展都必須參照未來。西部大開發的長遠影響非常重大，必須超前地在這個偉大的行動中打進未來文明生長因素的楔子。特別是鑑於西部生態環境惡劣脆弱、又對全國生態環境至關重要的實際情況，西部大開發每走一步都應留有餘地，為未來發展開拓和構建空間條件。這就要加快科學的未來學和作為人類科學轉型新正規化而出現的環境學科群的研究，充分吸收當代國外環境哲學、生態人文主義、生命哲學、科技倫理等的最新成果，特別值得重視的是中國古代儒、釋、道思想中含有豐富的生態智慧也要吸收，建立對西部大開發具有指導性的、能使人與自然統一和洽的泛生態化人文精神和發展價值評估體系。從環境經濟學的角度看，科技產業結構向綠色化方向調整和開拓是西部開發的必然選擇，這樣的選擇也決定了西部人文建設朝泛生態型的觀念、思想轉變是必然的。

如果沒有超前的生態人文主義價值觀和環境哲學思想做指導，結果會怎樣呢？美國西部開發是個因生態思想滯後於行動而遭到自然報復之典型的教訓。美國西部開發是完全憑藉自由資本主義方式進行的，開發之初西部是大於美國本土6.5倍的所謂自由的“處女地”，這場長達200多年持續至今的以自發性為主導的拓荒和開發過程，根基就建立在公共土地政策之上，土地通過契約或政策進入市場化，開始沒有誰想得更遠――替西部自然資源和生態平衡永久負責。所以開發早期，他們粗暴對待土地、野生動物特別是食肉動物和環境，社會上普遍浸透的是盲目樂觀甚囂塵上的征服環境、獲取利潤的道德觀。既然認為土地不是大自然的而僅僅是人類財產佔有形式，那未珍惜土地和資源也就談不上實質性的進展，於是濫用土地和資源在在俱有。美國西部開發的農業開發階段（1750——1850年）、工業開發階段（1850——1950年）的前半期的〈從1950年以後才進入科技開發階段〉人文環境如何？想想20世紀初的情況就可知一斑。直到20世紀初，“美國白人態度”仍是相信：美國資源用不盡，完全市場化前景無限好，個人利益和競爭至上是人類的福音，工廠化、城市化是高階文明標誌，印第安等“野蠻”部落沒有文化，征服自然是上帝的特許，自然聽人擺佈而無須遵從等等[3]（P277）。結果如何呢？尾隨著西部農業、工業現代化而來的是30年代西部大平原上的持續乾旱以及頻率越來越快、侵害規模越來越大的沙塵暴[3]（P266）。這些災害既有自然因素也有文化因素，但主要原因在於人類中心主義、資本主義唯生產力利潤主義文化對“自然”的瘋狂入侵造成的。迫於30年代的西部環境惡化，美國人明白了自然模式值得遵從，大自然自身存在著內在形成的不可人工替代的生態經濟體系；美國政府才從實質上加快了20世紀初以來開始的環境和資源保護行動，但是這已經使美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根據美國西部開發的教訓，我們在西部大開發人文建設中確定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的生態人文主義價值原則為基本內容的重要意義可以說不言而喻。

之二，公共理性精神。中國封建社會歷史特別漫長，專制主義、權威主義、本位主義等嚴重妨礙了中國歷史社會內在創新機制的發用。中國封建社會的原型是宗法血親制度及其從屬物。宗法硬核使得中國社會結構長期得不到充分發育，社會關係僵化、機械、單調、鬆散，社會力量薄弱。部分封建主義社會意識已成了物化的思維意識形態結構而積澱殘留下來，並滲透到各個方面。此種條件下的學術、文化也處於分裂的、阻隔的、扭曲的狀態。這種局面殘害了學術生命的健康和獨立尊嚴，使得中國思想傳統常常不得不置身生活世界之外，進而使得中國高度社會化的公共理性發育不良，社會公共資訊資源的流通、配置不暢通，類此的簡單化的社會思想狀況絕不能適應西部大開發這一現代化社會系統工程的需求。

因此，首先我們要正視和超越自已的傳統。比如中國傳統文化體系中領域予盾十分突出，人文學科喪失整體性，道德的、制度的、政治的等原則多不相干、難以統一，只知一家一派而不知有公共理性，這是學術和生活圈孤立、單一、閉鎖造成的。儒家核心在於倫理學，但儒家始終解決不好政治與倫理關係，有些陋儒停留於“忠孝”拉扯；也始終解決不好倫理與經濟之關係，儒家知道“義利”關係乃社會上首要問題，可是就是解決不了，總免不了落入兩極對立；在倫理與法律的關係上就更顯無奈，兩千年封建帝國的歷史的確陷在“隆禮重法”的二難泥潭之中難以自撥。其結果社會不社會、國家不國家、個人不個人；經濟不經濟、道德不道德；法治不法治，倫理不倫理！象墨家、道家、法家、經學家、理學家、玄學家、宗教家、實學家等等，學術的邏輯整體性都缺乏通透，更欠缺專門針對社會公共理性的嚴密理論。

相反，西方傳統有所不同，所以其次，我們在批判西方近代工業資本主義文明的負面影響的同時，一定要廣泛吸收他們的優點。西方社會自古是多元化結構形態，社會的、國家的、個人的、法制的、宗教的、政治的、科學的、制度的、商業的等等，儘管不平衡，但都得到較大限度的自由充分發展而形成比較自足自備的社會體系。他們的長處在於富有公共理性。他們的經典學術就總體上而言具有通透性、一致性、交叉性。比如柏拉圖（427——347年）有本代表作，叫《理想國》，這本書既是一本關於人的綜合性哲學認識之書，也是關於社會普遍公共理性之書；在亞里氏多德（384——322年）那裡，政治和倫理研究密合周到，所以他能確定公共、正義作為社會主題和原理，並將其與德性理論統一起來。近代西方的思想家如亞當·斯密（1723——1790年）、休漠（1711——1776年）、康德（1724——1804年）等的學術思想無一不具有高度的整體性和公共理性精神。當代美國哲學家羅爾斯（1921—）寫了一本有名的《正義論》，也是將道德與經濟、制度等的融洽互動作為理論理想。西方傳統文化號稱有法制、科學、宗教三大支柱，巧妙的是這三者卻既緊張又親和，乃相反相成、相互制衡、相互推動的關係，因此西方文化一再呈現出創新、突破、跨躍的特性，反映西方文化在結構上比較合理。當然吸收西方文明優秀成果本身也是需要公共理性作為接納框架的，比如“自由”這個東西，在西方文化中是依託理性和法制，有較強的歷史性、整體性、規範性、公共性，但是對於缺乏公共理性覺悟者，“自由”必然是孤立的、放任的和抽象地存在於社會情境之外的。

再者，建設公共理性精神需要現代意識。關於公共理性領域問題的研究，當代國外取得了很多優秀成果。我們可以拿來、吃透，創造出適應自已的新產品。國外經濟哲學、人學、道德哲學、文化哲學、行為科學、法哲學、社會哲學等領域的學者們取得的成果都是我們借鑑消化的物件，在這方面下學術功夫，是克服我們社會公共理性覺悟匱乏的最重要渠道。

之三，內在人文素質的提高。西部大開發不僅要求人們外部行為的理性化、規範化，同時也要求人們內在行為――心理的、精神的諸方面水準的提高，也就是說要內外主客一齊俱到。眾所周知，中國哲學思想很早就踏上了內在化和“合內外”之路，在戰國時期就出現了心性論心理思想的高潮，精神哲學是中國哲學最具代表性的傳統，中國古人在心靈生活、心靈境界方面有著世界公認的不可忽視的成就。儒、釋、道都是重要的關於精神生活的資源。儒家關於修心養性和慎獨誠明的教導、道家關於萬物一體的超越體驗、理學家關於安身立命的理論、佛學的解脫覺悟方法等都可以大加發明，裨益現代人可能遭遇的精神飄零虛脫。西部開發圈中12個省、市、自治區，生活著50個少數民族，各民族都有自已提高精神素質的文化資源，在大開發的過程中應多加交流、互動、發展。過去邊疆文化以其開放交流而給中華文化輸入了很多活力，今天相信還會大有收穫。就陝西周邊來說，這裡是西周立國興邦的築基之地，曾為禮樂文明淵藪。西周在政治、外交、風俗、教化、人格各方面都崇尚禮樂精神，這給西周興盛提供了活力。後來有秦一代首先解放思想，以公利主義為槓桿，向君主法制化轉軌，使得國力強盛最終完成了統一天下的大業，秦的強盛可以說是克服地域侷限，通過文化制度突破獲勝的典型例證。中國封建社會西漢、唐朝兩個波峰都在這裡建都垂治天下。漢唐兩代，武威四方而文功獨勝，封建時期的文化發展達到顛峰，政治外交和文化開放，封建社會的人文塑造取得了高度成就。這份傳統資源保護利用開發得好，就會為現代西部大開發的人文素質建設提供動力。延安曾經為革命根據地，積累了在偏僻落後條件下克服困難實現文化、人文素質先進發展的豐富經驗。考慮到今日世界發達文明都可以說是海洋性資本主義文明母體的繁植，經濟與社會進步一般都從沿海向內陸擴散這條現代化規律，而陝西和西部處於內陸，人文素質就更具有戰略地位。缺少了人文素質水準，西部社會就會從缺少魅力變得更缺少魅力；提高了西部人文素質，等於佔有文化優勢，西部社會等於坐而增加價值。

當然，傳統文化的優勢條件不是西部開發獲勝的充要條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部大開發顯然是處於世界全球化和後現代轉型期背景下中國現代化的一個課題，所以傳統文化精神資源有個如何現代化的問題。有些需要話語形式的現代轉換，有些需要從內容上轉換，還有些中國傳統文化中匱乏的則必須從世界文明史中吸取移植。在現代化轉換過程中，廣泛吸收西方心理哲學、宗教哲學、教育哲學等和其它精神學科的精華和方法論，是重要環節。另外我們在接受世界學界對中國精神文明史頌揚的同時，也要看到西方決不止是物質文明有優長，他們也有淵源流長的精神文明成果，象希臘科學精神之光、文藝復興人文主義價值觀、啟蒙運動的理性精神、現代性浪潮、後現代主義新觀念等，西方都捷足先登，其中值得鑑取的地方十分豐富。吸納西方人文素質成果，從國人認識到西方列強發達不止是船堅炮利、法治制度先進的時候算起，我國已做了至少一百年，到目前仍不能說成功，但這不能是我們抱悲觀失望的理由，只能說明我們在深入研究並加以民族化、本土化方面還有大量工作做得不足。

上述之一、之二、之三三點，不能涵蓋西部人文建設全部精神內容，但這三點個人以為是西部人文精神內容中最重要的“三綱”，沿這三個方面開展工作應引起全社會重視。

三、如何使新人文精神社會化、大眾化

適應西部大開發的新人文精神之現實化依賴於社會化過程。一定社會的人文精神從總體上有所提高才是人文精神環境成熟的標誌。而總體上提高，有待於“社會化教育”。這裡的社會化教育是指公眾教育，指全社會都參與到人文精神的學習、傳播、創新和實踐中來。長期以來，我們強調的教育概念偏向於孤立化的學校教育，特別是把大學的學位教育作為終點。教育、學校、社會的關係如何處理？沒有受到認真對待。結果呢？學校與社會脫離，教育被打成兩橛子。實際上，公眾是社會運動潛在的主體，是社會最偉大的實踐能量的載體。中華民族公眾自古也都是熱愛新思想、熱愛高尚的新價值的，我們卻多有疏忽了，逐漸斷送了這些優勢。全體公民、社群公眾、各種職業勞動者等等，他們本應該充分享受優良的公共教育機會，接受到高階進步的思想和精神上的關顧。但是施教者未做到，到頭來學校教育面臨社會庸俗腐敗時缺乏抗體，大學教育對社會應有的前導作用的功能殘廢；而社會呢？公眾大多處於盲目矇昧狀態，面對社會問題缺乏正確的判斷力和自我選擇能力，全社會理性化的內在機制始終難產。這種局面不改變，新人文精神傳播不開、紮根不了，西部大開發可能是陸地行舟。今天我們應當怎麼做呢？

回頭看看西方，在西方社會化教育曾經一直是宗教組織、教會的轄管領地。宗教本來就是特殊精神高度社會化的產物，先天的具有這方面效能。宗教通過入教、集體儀式，培植大眾的“親和力”、“聚議性”。宗教交流生活有利於提高世俗生活中大眾的開放度、超越意識、社會境界、公共秩序感。人們常常說西方文化有三大支柱，即法制、科學技術、宗教，而正是宗教的社會作用使得西方公共意識合理化、道德自律成為自覺行動、社會凝聚力得以茁狀成長。相對於東方，我們固然可以說西方文化是個人本位主義的文化，但是千萬要記住，這個說法只是相對的。實際上西方社會意識、公共識意也遠比東方發達，只是對於他們自已的文化，個人與社會意識在進展上不平衡，大多情況下個人意識更突出一些，遮蓋了其社會公共意識成就，倒不是說西方缺乏社會公共意識！東方社會由於歷史原因，社會關係抽象、單調、簡單、人情化，功能不發達，就象缺乏社會分工體系也就缺乏社會合作整體性一樣，同理個人意識缺乏也就制約著社會意識的發達。拿美國作個例子就可看清這一點，1994年美國人向教育和慈善機構捐款達到1628億美元，而且絕大多數是私人捐的[4]（P138）；在美國把業餘時間獻給各種社會福利事業的志願者是中國社會的數百倍也許還?恢梗∥藝飫鍤撬得鞣⒋鐗納緇嶁枰ü緇嶠逃嘌⒋鐗墓慘饈叮餼鴕遊幕峁股喜樵頡⒄葉圓摺Ｎ沂遣皇竊詮拇底誚袒坎皇塹模∧嗆苣研械猛ǎ∫蛭洩酚刑厥廡裕攔敲攔歉鮁櫻鞘怯傷睦肪齠ǖ模砦頤且慘謊Ｖ洩笊淌逼謔欽毯弦唬宰誚濤幕荊墒俏髦艿輪胃鍃蘇庵腫誚濤幕喲艘院螅洩筒輝侔醋誚袒宦紛呦氯ィ慰黿裉烊瀾繾誚桃踩找媸チ宋羧帳⒖觶暈胰銜誚袒諡洩狽ψ勻煥犯蕁?/P>

有意義的問題倒是雖無宗教，有沒有代行宗教那種社會化教育功能的替換方案？有的，在美國目前蓬勃發展的社群文化事業、社群教育正逐漸補充或替代宗教教育職能。1920年代前後中國就有人討論宗教功能代用品這一問題。蔡元培曾經說以美育代宗教，梁漱溟倡導倫理代宗教，賀麟說發展禮教充抵宗教，等等。事實是，在漫長的中國歷史階段，社會化教育開展得並不差。儒家是個例子，儒家禮學有些宗教淵源，但到了孔子開創儒家學派時，他很清楚鬼神超出了人類智識範圍，所以他只是自覺地利用之搞“神道設教”，裨益風化。儒家在中國社會文化層面影響最巨最深，這是與他們發明的教育方案密切相關的。他們的教育目的是“以道教民”，實行開放式的“有教無類”方針，收納生徒不拘年齡、職業、等級。孔子是中國歷史上最早辦私學的人之一，由於其私學承諾社會公共倫理責任，又面向公眾，所以恰是這種“私學”反而奠定了中華民族普及性的公共教育基礎。後來儒者更廣泛地立私塾、廷訓、經堂、鄉校、書院等，愚夫愚婦、漁牧陶樵等來者不拒。陝西關中書院和關中鄉學、南方的白鹿洞書院和嶽麓書院就是很好的例子。正因為如此，儒家知識分子得以融入大眾、嵌進社會；大眾得以下學上達，儒家精神成為公共意識形態。儒家的社會影響基於社會化教育之路的開拓；北宋以降，儒家對抗釋、老，靠的仍然是這個方案。不過，由於經濟的原因，儒家教育社會化仍不充分，多是侷限於士人階層以上家系，因為廣大勞動者、平民階層無經濟、無精力投入到學習中去，他們常常是間接地在社會生活中通過濡化而吸收到儒家人文觀念。

今天我們講的人文精神創新與普及，是給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中國西部大開發行動服務的，這種人文精神雖然承繼了豐厚的遺產，但新內容、現代性內容是主要的。不過，說到社會教育實施機制和模式，我們可以鑑古鑑西。西部大開發中社會化人文教育必須成為當前社會中主導教育之一。只有通過社會化教育，使新人文精神大眾化、普及化，家喻戶曉、深入人心，才能真正地培植出優良的社會人文環境；只有社會人文環境成熟，西部大開發才真正具有深層社會文化基礎。在這場社會化教育運動中，大學應充分發揮作用。美國的J·杜威（1859——1952年）曾說：學校不應被動地去適應社會，而應成為典範的社會，應成為社會改造者[5](P6)(P13)，這話對我們今天很有價值。

做好適應西部大開發新人文精神之社會化這件有深遠意義的工作，城市裡可以從社群教育著手試驗；農村裡可以搞好村治，通過鄉學、學會、夜校、書院等多種渠道入手。各級行政、教育、廣播電視、新聞輿論、司法、立法、文化、社團部門都應充分調動起來，協調公共教育資源，讓和西部大開發相適應的進步的人文精神成為公眾普遍意識，成為百姓人倫日用的常道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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