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我的眼前總是浮現出大管的身影，這一位我一直崇敬的歌唱家。
說起來，在小城混到四十那個歲數上，也算是見過世面的人了。去省歌報到的那天，剛一邁進歌劇團那間不大一點的辦公室，見到正襟危坐在桌子跟前的大管，心裡還是有點犯毛。
來之前，不止一位在耳朵邊跟我嘀咕過;大管那位爺可難相處了，那叫一個各色，難纏啊!你去跟他搭檔，有你的苦頭吃啊!
我不信，不信我從年輕時就在心目中一直崇敬，仰慕著的這位歌唱家，會是別人嘴裡的那個樣子，會是那個“魔頭”，“刺兒頭”大管。
至今我還明晃晃的記得，是“護送”我來省歌報到的鄔白領我進門，把我親手交接給了大管。他是帶著小城廣電局領導班子的使命來的，還是作為朋友身份來的，我前後也從沒再考證過。
大管慢悠悠的從他的座椅上起身，圓乎乎，胖墩墩，顴骨以下明顯鼓起，超過了額頭的寬度。站直身子的大管，感覺高出我一大截，我一米八，他足有一米八五，這是舞臺上，男高音歌唱家最帥，最霸氣的身高。如此近距離，能清晰看見大管嘴角禮節性的掛著一串機械的微笑，伸過來一雙大手同我又禮節性觸動握了握。
我趕緊先向大管引薦了送我來的烏白，鄔局長。鄔白不容我分說，自顧搶先做了自我介紹並說明了來意。鄔白做電臺領導之前首先做的是文藝編輯，他跟大管套近乎時說，他當初是聽著管老師的歌做起文藝編輯的。大管聽了明顯笑容增多，面部神經也漸漸鬆弛下來。
大管招呼我們在辦公室裡一張長條靠背椅上坐下，確實，三個大塊頭杵在那兒，也顯得那間屋子的空間格外侷促。
鄔白跟大管相聊甚歡，按說，鄔白在自家門裡，也是一位不善言辭的內秀男人，我甚至萌生些許猜疑;莫非他“護送”我來省歌報到是假，當面膜拜大管才是。。。。。。
我當時好像突然覺得，自己像是一位被父親領著去幼兒園報到的學齡前兒童，大管卻像是幼兒園的一位阿姨，公事公辦從父親手上接受了我。
其實，那次報到，是我見過大管的第二次。在這之前，大管作為省歌的幾位領導專家之一，由人事部主任陪同，專程來小城看過我離開小城之前演的最後一部歌劇《海齡》。
那年的那一天，鄔白就這樣把我交給大管之後，轉身返回小城了。我也就在洪武北路上省歌辦公和排練大樓三樓的那間辦公室裡一座就坐了好些年。
頭一次與歌劇團全體團員見面，是在一間大排練廳裡。那是一個寒冬的個早晨，我見到的所有人都被厚厚的棉衣棉褲包裹著，好幾位還帶著口罩，透過口罩還噴出陣陣霧氣。
另一位黃副團長也到了，據說，他也是傳說中很難合得來的一位。但看上去，眼鏡以外的那張臉上，他的笑容比大管要多出許多。個頭不高，是一位合唱指揮，站在那裡都像準備要征服一切，一派傲視群雄的架勢。
大管當著所有人(那天全團約莫到齊了)的面兒，把我隆重介紹了一番。他越說，我越覺著忐忑不定和侷促不安。接下來一定會讓我發言，我該說些什麼?
大管介紹我的時候，所有人的眼睛都在我身上來回掃射，探尋。變換著各種各樣的眼神，嘴角形態和麵部肌肉蠕動頻率。
輪到我發言時，說起來還算是久經沙場的演員和主持人出身，我還是感到自己在暗自哆嗦。這完完全全是渾身上下的不自信在作祟。何德何能，既不出自名門，又不出自名校，我就站上了堂堂一個省城歌舞團下屬歌劇團副團長的位置上，還躋身於獨唱演員之列?
儘管暗自哆嗦，畢竟幹過嘴把式的活兒，講了一番漂亮話，也贏得了一陣不同聲部發出的“起鬨架秧子”所謂“歡呼”。後來才知道，“副團長”這把交椅，多少人眼睜睜的一直在瞄著，誰也沒想到會被我這麼一個小城來的人，把這好端端，鮮亮亮的“塘子”給“操了”。
大管和黃團長接過我的話茬，又講了一番好話，算是給足了我的面兒，為我風風光光的接風洗塵了。
接下來跟大管共事的這些年，絲毫沒覺著大管像人們口中描述的那樣古怪，刁鑽，尖刻。大管在我眼裡和心裡，卻是一位為人行事都很低調，很謹慎，很紳士的藝術家的風度。
能做的住這個百八十人的歌劇團掌門人，那些年，也只有大管了。大管大紅大紫的時候，那可是舉國上下，江南大地的男高音“一哥”，歌壇上民歌領域的“一霸”。他獨樹一幟的聲音和高音，無人比擬，型腔自如，酣暢，圓潤，每首歌中的裝飾音，都能唱出男高音的花腔來。一致公認大管會唱歌，這個“會唱”已經到了極其高階的地步。能讓人覺著，他口中唱出的江蘇地方民歌只有韻味，沒有土味兒，只有美味兒，沒有腥味兒。
可以說，大管引領了那些年，江蘇民歌的一個時代，用他的歌聲撰寫了一本極有藝術價值的聲樂指導教科書。大管首唱和唱紅過的《梅嶺三章》，《五月栽秧》，《讚美我的祖國》至今還在我們這一代歌唱演員耳畔久久迴盪。
我來省歌那些年，大管好像已經很少再登舞臺演唱了，是他激流勇退還是另有原因，至今仍是個謎團。
90年代末，大管是歌劇團的一把手，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團長，掌管著百八十人的“吃喝拉撒”，“大情小事”，“雞毛蒜皮”。屬於歌劇團的那間辦公室，共三張辦公桌，大管坐在最靠裡的那張。大管人高馬大，更顯得辦公桌的小巧簡陋。一進門，感覺大管是坐在一張茶几跟前。
大管的那張桌子的抽屜像是他的一個“月光寶盒”，隔三差五，一到團裡集合排練或是分配演出費的時候，會有不少歌唱演員圍攏在大管辦公桌前，伸長脖子，向他那兩隻抽屜張望。他們知道，他們每個階段的考勤和演出績效，決定著團裡每一位那一刻的喜怒哀樂和藝術價值，或多或少，都在大管抽屜裡的那個小本本里記著。每到那些日子，人們都像是去拜見寺廟裡的老住持，眼巴巴的看著他翻牌，抽籤，然後一一為你破解疑問。
當然，大管每回都會遇見滿足的，知足的，也有不滿足，不知足的，甚至還會有得了便宜賣乖，明知故問，沒事找事兒的主兒。
我覺著，大管對我已經超乎尋常的加倍關照了。我當然屬於知足和感恩的一類。每回來上班，大管都會咬著我耳朵，神神祕祕悄聲跟我說：用不著每天來上班，外邊有事兒儘管去忙你的，有重要的事，我會電話你，我們一塊商量著辦。
我真的很感動，也很內疚。覺著使不上勁，也幫不上他什麼忙。除了團裡的演出，外面請我演出的活兒也很多，特別是當時還有了電視臺《非常週末》的“外遇”，常常顧不上團裡的演出。每回跟大管請假，大管都沒有二話，眼睛一眨，下巴一揚，意思說;沒事，忙你的去吧!
是凡輪到院裡有事找我，大管都會挺身而出，幫我幾句話搪塞過去，是在搪不過去了，只能一個電話小聲悄悄跟我先透個底，讓我提前有個應對。
當然，我也主動向大管請戰過一些看上去辛苦的演出，比如，三下鄉，比如下徐州煤礦慰問，高雅藝術進校園，比如請纓加入合唱隊，去哈爾濱參加合唱節等等。回來之後，大管總是噓寒問暖的關切我。
每到季度和年終獎金分配時，大管總會召集黃團長和我一道，統籌商議分配方案。大管像一位可親可敬的家長，他把歌劇團的孩子們當成自己孩子了，任由他們往自己身上撒歡，撒野，撒潑。從沒見過人們所說的他怎麼怎麼地那個什麼什麼的。
怪了，這麼些年下來，我並沒覺著大管，黃團他倆有什麼各色，難處的，相反，我們彼此之間相處的很好，很融洽，很投緣。
這麼大牌過的一位歌唱家，藝術家，每天卻為團裡一些婆婆媽媽的小事傷身，操勞，大管不是一點委屈也沒有，但他很少跟我嘀咕過。
大管從一開始就從沒把我當成誰誰誰的人，誰誰誰一個派系的人。當他發現，我果真也不是誰誰誰的人，而且屬於有著獨立個性的人，大管跟我好像更為親近一些了。
只是我直到今天仍然在心裡深深內疚，沒有當好大管的助手，沒有能力為大管分憂解愁。反而獲得過他一直以來對我的寬容和大度，關懷和照顧。我卻從大管身上，偷學了他身上很多優良品質和藝術內涵。當然，“偷學”到我身上，也僅僅學到一些皮毛。
如今回想起來，其實，大管是把他最黃金的一段歌唱生涯，生生浪費在操持歌劇團的家務瑣事之中了。儘管他後來，又投身到聲樂教學中，我還是為他過早離開舞臺歌唱而深深惋惜，他的提前淡出也許有他難以言傳的隱情，有他的苦衷，這也許是留在江蘇民族聲樂史上一段隱隱的顫音吧。
離開省歌很少再見到大管了，也很少聽見他的音訊，心裡卻一直在掛念著他，絲毫沒改變我對大管的敬重和仰慕。
前不久，巧合在新街口遇見迎面而來的大管夫婦，十多年沒見，大管夫婦好像一點沒變，沒老。從他們躊躇而遲疑的短暫目光中，我反倒意識到，他們覺察出我的老態。寒暄過分手時我約過大管夫婦，約他們有空聚聚。
這兩天，尤其今天，眼前總是浮現出大管的身影，像是在提醒;不是說好聚聚的嗎?什麼時候啊?
一覺醒來，戴上耳機，一邊聽著大管唱的那首《五月栽秧》，一邊寫下了這篇隨筆。
“五月裡來哎，是秧場
村村栽秧忙又忙，十八個姑娘來拔秧，
十八雙秧籃呀滿滿裝啊!
。。。。。。
巧手栽下千株苗哇，
精心育出呀萬擔糧。
哎嗚哎，哎嗚哎，哎嗚哎”。。。。。。
作者：張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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