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的時代背景原因是什麼

80多年前，四路紅軍相繼撤離苦心建立經營的蘇區，跨越萬水千山，歷盡千辛萬苦，勝利完成了這次決定中國命運的革命力量的戰略大轉移，創造了人間奇蹟。那麼，紅軍長征是在什麼樣的時代背景下發生的？下面一起來看看具體的原因。

紅軍長征是在中國面臨民族危亡的危機、抗日救亡成為全民族最緊迫的任務情況下發生的。

“九一八”事變是日本企圖滅亡中國的開始。1932年，日軍向上海發動進攻，製造了“一二八”事變，進一步加快侵華步伐。1933年春，日軍相繼攻佔山海關、熱河，並侵佔長城以北沿線部分地區，鋒芒直指平津。日軍加緊侵華，中華民族的危機日益嚴重。團結禦侮、抗日救亡逐漸成為中國社會的政治主題和全國人民的共同要求。

但蔣介石卻逆歷史潮流而動，頑固以“攘外必先安內”作為處理內外關係的基本國策，一再對日妥協，不斷調集重兵“圍剿”蘇區和紅軍。1933年4月6日，蔣介石在《告各將領先清內匪再言抗日電》中宣稱：“剿共”前線的將領“若復以北上抗日請命，而無意剿匪者”，“決不稍加姑息”;“侈言抗日”，“立斬無赦”。在蔣介石集團的不抵抗政策下，“一二八”抗戰、長城抗戰相繼以失敗告終。

在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形勢下，蔣介石集團“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遭到國人不滿和輿論譴責，甚至遭到了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一部分人和地方實力派的反對。發表於《獨立評論》上的一篇題為《假如我是蔣介石》的文章，批評不抵抗政策是“最下流的自殺政策”，它使中國變成“一大塊肥肉”，然後日本“一刀一刀的割去”。

在廣東的國民黨中央委員致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認為“今日事勢，舍抵抗而外，實無其他救亡之道”，要求國民政府切實進行抗戰。

1933年5月，馮玉祥在張家口成立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隨後收復了察哈爾省全部失地。

正當中央蘇區紅軍第五次反“圍剿”作戰陷入被動之時，駐福建的國民黨第19路軍將領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聯合國民黨內李濟深等反蔣勢力，於1933年11月20日發動“福建事變”，公開宣佈反蔣抗日。

面對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中國共產黨始終高舉抗日大旗，不斷髮表宣言，強烈譴責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表示對日宣戰，號召全國人民團結抗日;提出在立即停止進攻蘇區、保證民眾的民主權利和武裝民眾等三項條件下，紅軍準備與任何部隊簽訂停戰協定，共同抗日;幫助和加強察哈爾抗日同盟軍。1934年7月，中國工農紅軍第7軍團組成“北上抗日先遣隊”，北上閩浙贛皖邊地區，其中一項任務就是“最高度的開展福建浙江的反日運動”。儘管有各方力量的不懈努力，長征前的中國，民族危機依然日益嚴重，合作抗日似乎遙不可及。

在日本加緊侵華，全國抗日救亡運動興起的時候，高舉著抗日旗幟的中國共產黨，本應根據國內階級關係劇烈變動的新情況，進一步制定出正確的戰略策略，以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推動以抗日戰爭為中心的中國革命事業的發展。然而，在黨內取得統治地位的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者，卻在革命的生死關頭犯了嚴重的“左”傾錯誤，使黨和紅軍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機之中。

他們雖然主張抗日，但忽視了“九一八”事變後中日民族矛盾上升所引起的國內階級關係的新變化，否認以民族資產階級為主體的中間勢力的抗日要求，否認國民黨內部在抗日問題上正發生分化，斷定中間派別是中國革命最危險的敵人，排斥一切上層分子、中間勢力，只要“兵”、不要官。他們武斷地認為“目前中國政治形勢的中心，是xx與革命的決死鬥爭”。

為此，他們無視敵強我弱的客觀現實，反對紅軍行之有效的“誘敵深入”方針，主張實行先發制人的進攻戰略。在這種進攻戰略下，他們反對必要的游擊戰和運動戰，“要求陣地戰和單純依靠主力軍隊的所謂‘正規’戰”等等。在軍隊建設上，他們採取了一系列“改造紅軍”的措施：一、實行宗派主義幹部政策，改組各蘇區黨和紅軍領導機關;二、取消黨委集體領導制度，強化政治委員個人決定作用;三、取消紅軍籌款、做群眾工作的任務，強調紅軍的任務僅限於打仗;四、反對紅軍必要的遊擊性，片面強調正規化，削弱了紅軍的戰鬥力。

王明“左”傾錯誤推行的惡果，是鄂豫皖、湘鄂西蘇區的第四次反“圍剿”和中央蘇區、湘贛、湘鄂贛、閩浙贛蘇區的第五次反“圍剿”相繼失敗，紅軍遭受慘重損失，部隊的建設受到嚴重破壞，黨和紅軍陷入嚴重的生存危機，被迫實行戰略轉移。中央蘇區反“圍剿”的失敗，改變了中國革命戰爭的大格局，影響了其他蘇區，使長征由區域性演變為全域性性的戰略轉移。

兩大危機，考驗著瀕臨絕境的中國共產黨和紅軍，以謀生存、圖發展為主旨的長征隨之在中華大地上展開。

1933年9月至1934年夏，中央革命根據地紅軍的第五次反“圍剿”作戰，在中革軍委博古等領導人實行軍事冒險主義、軍事保守主義的戰略指導下，屢戰失利，蘇區日益縮小，形勢日趨嚴重。

1934年10月10日夜間，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悄然從瑞金出發，率領紅一、三、五、八、九軍團連同後方機關共8.6萬餘人進行戰略轉移，向湘西進發，開始了悲壯而又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

1934年至1936年，中國工農紅軍以血肉之軀譜寫了人類歷史上無與倫比的英雄史詩：二萬五千里長徵。它那傳奇式的犧牲和堅韌不拔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始終是中國革命和建設賴以成功的基礎，它激勵著一個有13億人口的中國朝著一個無人能夠預言的未來前進。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是舉世無雙的壯舉，它像一條永遠銘刻在地球上的紅飄帶，成為人類堅定無畏的象徵。

從1934年10月16日紅軍在江西渡過於都河，直至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中國工農紅軍從江西到陝北，歷時兩年整，行程上萬裡，其間經過無數次激烈的戰鬥。幾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戰，路上行軍一共368天，餘下來的100天大多都在戰鬥中渡過。據美國著名記者斯諾統計：紅軍一共爬過了18條山脈，其中5條終年冰雪覆蓋;渡過24條河流;經過12個省份;佔領過62座城市;突破10個地方軍閥組織的包圍，此外還打敗或躲過追擊的中央軍。平均每天行軍71華里，一支大軍及它的輜重要在一個地球上最險峻的地帶保持這樣的平均速度，可說近乎奇蹟。

第一支是中央紅軍(後改稱紅一方面軍)，於1934年10月10日由江西的瑞金等地出發，1935年10月19日到達陝西的吳起鎮(今吳旗縣)，行程達二萬五千裡;

第二支是紅二十五軍(後編入紅一方面軍)，於1934年11月16日由河南羅山何家衝出發，1935年9月15日到達陝西延川永坪鎮，同陝甘紅軍會師，合編為紅十五軍團，行程近萬里;

第三支是紅四方面軍，於1935年5月初放棄川陝蘇區，由彰明、中壩、青川、平武等地出發，向岷江地區西進，1936年10月9日到達甘肅會寧，與紅一方面軍會師，行程一萬餘里;

第四支是紅二、紅六軍團(後同紅一方面軍第三十二軍合編為紅二方面軍)，於1935年11月19日由湖南桑植劉家坪等地出發，1936年10月22日到達會寧以東的將臺堡，同紅一方面軍會師，行程兩萬餘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