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國家產業結構的調整，特別是“入世”以後對第一產業的衝擊最大，長期以來我國的農產品價格高於國際市場20%~30%，我國向世貿成員國承諾要逐年增加農產品的購買量，大批的農民也會因此而失去自己的土地，國務院在全國範圍內推出的“實行城鄉統籌就業工程”，作為我們國家在相當一段時期內的重大經濟和政治任務。但現在很多企業使用農民工長期沒有合同，特別是沒有繳納社會保險，在他們喪失勞動能力的時候，土地也沒有了，社會返還給他們的生活保障將是空白的，所以有的勞動學專家發出了這樣的呼籲：“要讓勞動者一生都有依靠”。讓每個階層都能公平分享社會財富，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是指社會保障。農村勞動力轉向城市，產生了一個新的利益群體，也帶來勞動關係的一個新課題：解決“城鄉歧視和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問題，如果解決不好，則談不上整個社會勞動關係的進步。在國有經濟向民營、私營經濟轉變過程中，從某種程度上講，是強化了勞動者的弱勢地位。社會學家警告說：“隨著國企改制、國有股退出，政府的行政權力從企業悄然淡出的時候，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之間的權利天平也會出現傾斜”。
這個傾斜超過一定的度，會對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秩序構成威脅。近年來，國家加快了以《勞動合同法》為龍頭的配套法律法規的立法建設，目的是要通過傾斜立法來保護弱者，以形式上的不公平來體現社會公平的原則。在勞動者的各項權益中，勞動報酬和社會保險這兩項權利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為勞動報酬和社會保險涉及到勞動者的生存權。勞動報酬是勞動者在職時、在正常狀態下的生存權，而社會保險是勞動者處於困難狀態下，特別是喪失勞動能力時的生存權。社會保險由五大險種組成，體現了勞動者在年老、患病、失業、工傷、生育等喪失勞動能力或不能勞動、暫時中斷勞動時，從國家和社會獲取基本生活幫助的一種社會保障制度。目前，對勞動者社會保險權益上的侵權，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農民工用工不參保和職工繳費不足額。其中，用工不繳保險的行為屬於惡劣侵權行為：農民工年輕力壯為企業打工的時候，企業不為他繳保險，當他們年老體弱喪失勞動能力的時候，他們靠什麼生活?社會保險除養老保險外，還有醫療保險，這是職工患病住院時的一份醫療保障;工傷保險是職工在因工緻殘時的一份基本保障;失業保險則是在職工失去工作後過渡時期的一份生活保障。當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工失去這些保障時，我們社會的和諧又從何談起?對於不少企業繳費不足額的侵權現象，筆者從多年實際工作中接觸到很多企業的觀點看，不少企業不願把保險基數定高，一方面是想降低用工成本，另一方面是認為單位繳費都統籌給社會了，職工並不受益。其實這種考慮是不全面的。在單位繳納的社會保險的中，養老保險的比重最大，佔66%，其次是醫療保險，佔25%，兩項合計佔91%。
退休時養老保險金的高低與企業每年給職工繳納的社保基數密切相關，基數越高，退休也會拿得越多。職工在職時繳納的費用放在養老保險個人帳戶中計息儲存，個人帳戶的金額在計算退休金時是分xx年返還的，xx年以後個人帳戶用空了，將由國家繼續支付下去返還至職工;《社會保險法》規定了建立退休養老金的調整機制，國家已連續多年每年上調企業退休金標準，這部分養老金也應視為是國家對職工的返還。社會保險本質上是一種國家政府行為，是非營利性質的。退休金屬於社會的二次分配，只能滿足職工基本生活的需要，壓低繳費基數就意味著壓低了職工在年老體弱時的口糧錢和看病的錢。因此企業在計算用工成本時，首先要考慮勞動法律法規的強制性條款，考慮職工的基本生存權益，於法、於情、於理都應該給予保證。勞動法律法規立法的一個基本思想，就是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特別是保護勞動者最基本的權益：職工在企業打工，企業要簽訂一份勞動合同，在法律上明確勞動關係，讓職工有歸屬感;職工提供了勞動，單位不能剋扣拖欠工資，支付的標準不能低於國家規定的底線，這是職工維持生活的最低費用;不論是正式或聘用，還是城鎮或農村，單位都應當為每位職工足額繳納社會保險，使他們在年老退休喪失勞動能力的時候、在生病住院時候、在發生工傷事故時候、在失業沒工作的時候，能有一份基本的生活保障。一個人性化企業、一個講誠信、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應該做到這些。職工基本權益的保障是企業穩定勞動關係的基石，是企業的凝聚力所在，也是國家勞動法律社會和諧發展的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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