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賈與賈誼都是漢初聞人，掌承顧問，議論應對，均曾為太中大夫。陸子位顯於朝，竟以壽終。班固曾對他做出極高的評價，說他比之劉敬、叔孫通、酈食其、朱建諸人，“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諸呂，不受憂責，從容平、勃之間，附會將相以強社稷，其最優乎”![1]賈生卻左遷冷落，自傷悼而早亡。陸子與賈生不同的人生命運，不僅與漢初時勢相關，而且與兩人各自的思想傾向及性格也有莫大的關係。
陳涉首難，群雄競起，陸賈、酈食其、叔孫通等有識之文士也不甘寂寞，史載：“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併成大業。”[2]“漢興，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寬仁之厚，總擥英雄，以誅秦項：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謀，騁陸酈之辯，明叔孫通之儀，文武相配，大略舉焉。”[3]可見漢帝國的建立，文士武夫相競功，文士也功莫大焉。漢初實行軍功爵制，文士無軍功，自然不得受爵賞，但他們仍屬軍功受益階層無疑[4]。軍功受益集團是西漢初年政治權力的主導集團，參與漢帝國建立的文士與他們在利益要求上基本上是共同的。
文士不附驥於武將之後，自漢立後亦是如此。“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歷”[5]，叔孫通定朝儀，而陸子“乃祖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6]，文士與武夫競功，以求與之侔，併為利益共同體，這與亡秦立漢之時是一脈相承的。呂后死，呂氏欲盡誅諸功臣武將，軍功受益階層先發制人，發動宮廷政變，誅呂興劉，保住了自己的政治利益。這次政變之所以成功，與陸子聯絡周勃與陳平這兩個政變關鍵人物有極大關係。這正說明陸子與軍功受益階層的利益同構關係，陸子與絳、灌諸人關係深厚自不在言。參與劉邦集團的文士們與漢初軍功受益階層同屬一個政治集團，共同分享獲得的政治權力。
而賈生則不然。文帝之時，漢廷內政治結構稍有變化。即法吏官僚階層開始萌現，賈生正是此階層的突出人物。賈生為專制皇權計，主張力黜軍功受益階層，遷徙諸侯國，使“列侯悉就國”，因此，激發了自己與之的矛盾。但此時，軍功受益集團仍壟斷著朝廷大權，直至漢文帝晚期，這一狀況還沒有根本的變化[7]。所以，“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8]。賈生與主政的軍功受益集團交惡，其政治前途可想而知。
賈生不僅在政治利益上與軍功受益集團有所牴牾，其思想對於當世來說也過於激進。漢初以至文帝，朝野仍以清靜無為為主流思潮。而且文帝初即位，因以代王入繼，又是受功臣擁立，對功臣存狐疑之心，因此，政治上必求抑制勢力過於強大的軍功受階層，而致政治平衡和政權安定。以是，文帝雖“好刑名之學”[9]，但仍不得不稍作收斂。而賈生主張大舉改弦更張，遍觀其策論，屢屢攻擊主張“毋動”、“毋為”之人，而這些人，皆是漢文帝周遭之近臣，他們立論制策慎重且保守，追求政治穩定[10]。他們難於苟同賈生的政論。如此，賈生孤立於朝，無所援籍，文帝雖好賈生，卻無奈何於朝臣壓力。賈生終於左遷長沙王太傅。從此，就再未返回中央權力中心。
與陸子構結軍功受益階層主勢者不同，賈生與之持疏離、黜難的態度。這不僅是利益、思想、意念的問題，實與其人性格有很大的關聯。
陸子老於世故，善於談辯縱橫，深得應酬變通之道，與叔孫通諸文士一樣，“知當世之要務”，且“進退與時變化”。太史公亦不得不承認他們行事“大直若詘，道固委蛇”[11]。楚漢交戰之時，陸子“居左右，常使諸侯”[12];漢興，又和南越，上《新語》;呂氏執政，又溝通功臣受益階層領袖周勃、陳平，“遊漢廷公卿間，名聲藉甚”[13]，陸子以自己的辯才及縱橫之術，取得了各方的支援，終助周勃、陳平平滅諸呂。
賈生則為人伉直，不假虛飾，這可能與賈生深受法家思想之染有關，具有法家刻薄真樸的性格。賈生初受吳公推薦入朝，“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恃才放曠，鋒芒畢露;又議正朔服色，“悉更秦之法”，遷徙諸侯，使列侯就國，全然不顧軍功受益集團的強大勢力[14]。賈生為人至剛，以己意更張社會，操之過急，過秦而又入秦之窠臼，及放流長沙，吊屈原以自喻，尚勵志自勉，不妥協合汙;而久之，不得復受文帝徵見，又做《服鳥賦》，傷悼以自廣，有寄情於莊子之意，進取之意盡失，並最終因樑懷王墮馬而自傷不已，哭泣多日而死。這又展現了其性格脆弱的一面。處逆境而自失，處順境而張揚，也充分體現了其為人的不成熟。
賈生的悲劇是中國古代具有獨立性格文人的共同悲劇。他們志潔行廉，與俗人俗政不可並立，但若流入莊子之脈，不僅可惜，而且可嘆!他們遁離人世，放棄了對社會的責任感，不能以身正世，讓不賢之人掌控社會，使社會日益腐敗。而陸子之屬交構權勢甚急，其心正其意誠則政事大治，反之則政事大壞。古代政治思想皆高德義而黜詐偽，在當時的政治體制下，亦不失為現實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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