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脫貧攻堅決戰決勝之年，時任湖南省炎陵縣委書記的黃詩燕，卻倒在了衝刺的道路上。
20__年11月29日上午，開完全縣扶貧工作會，回到縣委住所，黃詩燕突發心臟病，不幸殉職，年僅56歲。
在株洲市，在炎陵縣，相識的、陌生的，在朋友圈發詩文，在網上建紀念館，人們紛紛悼念這位炎陵縣的領頭雁。不少人感嘆：產業強了，炎陵美了，百姓富了，詩燕書記卻走了。
蹚出一條產業路
他力主發展黃桃，20__年全縣近六成貧困人口因此穩定脫貧
去年11月23日晚，黃詩燕乘車3小時，從株洲家中趕到縣裡，感覺異常胸悶。24日上午，他在縣醫院檢查身體，發現心電圖異常。同事和妻子都勸黃詩燕回株洲做檢查。
“縣裡事多，來來回回耽誤時間，先挺一挺再說吧。”黃詩燕說。
從上任起，黃詩燕就一直這麼拼。為了趕上長沙、深圳兩地招商引資活動，他一天工作16個小時;為了推廣炎陵黃桃，他跑遍每一個城市推廣點、每一個鄉村展臺……
20__年6月，組織選派47歲的黃詩燕到炎陵縣任縣委書記。擺在他面前的是一個難啃的骨頭：炎陵地處井岡山西麓，既是革命老區，又是欠發達地區;貧困人口比例高，到20__年全縣有建檔立卡貧困人口26761人，貧困發生率達16.57%。
分析縣情後，黃詩燕鮮明提出守望“兩座山”：守“綠水青山”，望“金山銀山”;農業發展重點抓好生態特色產業，比如特色水果、茶葉、藥材、花卉苗木等;用好生態山水自然資源，發展全域旅遊;以特色種養產業和旅遊產業推動精準扶貧。
“後來看，黃書記主抓黃桃產業，抓對了。”分管農業的炎陵縣副縣長盤曉文說。20__年炎陵黃桃只有5000畝，學農出身的黃詩燕認為，炎陵縣黃桃優勢種植區與貧困村高度重合，縣裡高寒山區，海拔高、氣溫低、空氣溼，多沙質土壤，種植農作物“十種九不收”，卻適合黃桃生長。
從20__年開始，黃詩燕始終如一為炎陵黃桃站臺，大大小小的活動不知道參加了多少場。
終於，黃桃從炎陵的深山溝，走向各地。當地目前種植8萬多畝，20__年產值11億元，黃桃有關收入佔到全縣農民農林牧漁業收入的40%;4784戶14152名、近六成貧困人口靠種植黃桃人均年增收8800元以上，實現穩定脫貧。
鞠躬盡瘁抓脫貧
8年多時間，他走遍了炎陵的每一個村
20__年8月，炎陵縣在湖南省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中第一批脫貧，不少幹部直呼“沒想到”。
“炎陵脫貧摘帽，是我們向20萬老區人民兌現的一個莊嚴承諾。”黃詩燕說。
20__年起，黃詩燕幫扶大源村，幾乎一個月進村一次。“隔三差五就能見黃書記到村裡來!”曾昭華老人說。
道路硬化、電網改造、路燈安裝、自來水，圖書室……幾乎凡是村民提到的生產生活上的困難，黃詩燕都盡力去協調解決。如今，大源村青山環繞，新居白牆黛瓦掩映在綠樹叢中，水泥路直通農家院，果樹遍佈山間，猶如一幅山水畫。這個霞陽鎮最偏遠、最落後的大村，成了遠近有名的風景村。
“山高不如腳背高，路長沒有腳板長。”這是黃詩燕經常說的一句話。湖南海拔最高的山在炎陵，海拔1500米以上的山，炎陵最多。8年多時間，黃詩燕走遍每一個村，翻越了炎陵的每一座山，有的村子多次去。“120個村他都去過，差不多每個月都有一週，他在村裡走訪貧困戶。”縣民政局局長吳集會說。
脫貧攻堅傾注了黃詩燕全部心血。大到扶貧產業選擇、重大檔案制訂、重要舉措出臺，小到貧困戶建檔立卡手冊，他逐一梳理、逐一審定。
“黃書記很早提出來，要化繁為簡，把各種表格整合成一本簡潔明瞭的扶貧手冊。”縣委辦副主任陳德望說，“扶貧手冊完成後，從20__年到現在，炎陵一直都在用這本手冊，國家、省裡來評估考核，都說這本冊子做得好。”
20__年—20__年，全縣累計脫貧6647戶22907人，54個貧困村全部退出，貧困發生率由16.57%降至0.54%。20__年2月通過脫貧攻堅湖南省檢查驗收，在全省5個同類縣中，貧困發生率最低(0.6%)、群眾認可度最高(98.49%);當年6月通過脫貧攻堅國家檢查驗收，錯退、漏評“零反饋”。
以身作則好作風
他的辦公室是上世紀80年代的平房;每個星期走基層在1000公里以上
走進黃詩燕在炎陵縣委的辦公室和宿舍，記者很驚訝。
辦公室是上世紀80年代的平房，工作人員多次要求進行簡易裝修都被他拒絕。宿舍很小，床上用品都很普通。
“宿舍裡的東西，都是上一任領導留下來的，黃書記上任後沒有添置一件新傢俱。”縣委辦副主任劉明華說，“平時除了接待外，一有時間書記就在走基層，每天都排得很滿。”
“作為黨員幹部，就是要有功名利祿全放下、一心只為千萬家的境界。”黃詩燕多次在講話中這樣說。
“擔任炎陵縣委書記近9年，黃書記為炎陵發展不辭辛勞，每個星期走基層來回車程至少在1000公里以上。”縣委常委、縣委辦主任黃建中說。
“黃書記在炎陵沒有私交圈。”縣委常委、政法委書記楊紅兵說，“他常說‘人和人之間最好的感情就是工作上相互支援，在為黨工作、為人民服務工作中交往最好的感情’。”
由於常年在縣裡工作，離家遠，黃詩燕對妻子女兒都照顧不上。平時工作忙，也很少有時間打電話。黃詩燕心裡總感覺愧疚，每次洗衣服都和妻子視訊聊聊天，“等忙完這陣子，就回家好好歇歇!”可這一等，竟等到天人相隔。
在炎陵縣2030平方公里土地上，黃詩燕的事蹟還在傳頌著。他用8年多始終如一的奮鬥，踐行了一名共產黨員的莊嚴承諾，詮釋了人民公僕的深刻內涵。
“這麼好的書記，突然就走了，哭都來不及。”說起黃詩燕，湖南省炎陵縣霞陽鎮大源村村民廖建文，悲傷地抹眼淚。20__年起，炎陵縣委書記黃詩燕對口幫扶貧困戶廖建文一家。“他那麼忙，每個月都來看望我們，幫我家建起了新房，幫我安排了工作，還給我張羅媳婦。現在我家一年的收入有兩萬多元，生活越來越好了，感謝的話都不知道找誰說。”
20__年11月29日，湖南省炎陵縣脫貧攻堅的“一線總指揮”，原株洲市政協副主席、炎陵縣委書記黃詩燕，因多日勞累，驟然倒下，年僅56歲。
8年5個月零4天，老百姓心中的“最美扶貧書記”黃詩燕，用生命兌現了“脫貧功成，必定有我”的莊嚴承諾。
20__年6月25日，47歲的黃詩燕走進炎陵縣委大院，成為這個20多萬人口的貧困縣的縣委書記。此前，他是株洲市委副祕書長、市委辦主任。
7月的大暑天，他戴上一頂草帽下鄉去了。
他去了離縣城最遠的策源鄉梨樹洲村。這裡地處湖南第一高峰酃峰下，旅遊資源豐富，卻是當時株洲唯一的“無電村”。
60多公里崎嶇山路，黃詩燕花了3個多小時。村黨支部書記伍英華向他訴苦：村民自己裝的小型發電機電壓不穩，由於用電強度大幾次把發電機給燒了。全村共25戶80餘人，年人均純收入僅1000餘元。
他去了中團村的一戶果園，和正在忙碌的市農業科技特派員譚忠誠聊起了炎陵的黃桃。20世紀80年代，當時的縣農業局從上海引進了100株芽苗。雖然炎陵有適合栽種黃桃的獨特地理條件，但歷經近30年的發展，還是規模不大，質量不高。
黃詩燕短時間內先後走訪了全縣11個鄉鎮(場)、54個貧困村。他越走心情越沉重，沿途一幅幅圖景在心中揮之不去：船形鄉水壠村大半村民住在“杉皮屋”裡，逢雨必漏;下村鄉坳頭村村民好不容易種出來的水果，因山路閉塞，一公斤兩塊錢賤賣給商販……
一個多月的調研下來，黃詩燕摸清了家底：20__年，全縣農民人均純收入2970元，分別相當於全省、全市平均水平的52.8%、38.8%，貧困發生率很高。
通過深入調研與論證，黃詩燕與縣委、縣政府班子成員形成共識：打造炎陵生態休閒農業風光帶和特色水果、有機茶葉、無公害蔬菜、筍竹、油茶、酃縣白鵝、花卉苗木、藥材八大“農字號”特色產業，鼓勵村民“量體裁衣、宜養則養、宜種則種”。
“一帶八基地”的突破口在哪裡?黃詩燕將目光盯準了炎陵的黃桃。20__年，炎陵縣將黃桃產業納入重點扶持，重點推廣良種“錦繡黃桃”，財政每年投入500萬元獎勵扶持種植戶。
對此決定，贊成的有，反對的也不少：財政本來就困難，黃桃產業看不到稅收預期，每年拿錢去“貼”，值嗎?一家一戶分散種植，品質如何保證?都種黃桃，果賤傷農怎麼辦……
黃詩燕不為所動。在他的主導下，全縣砍掉劣質黃桃苗，培育5個優質高效示範點，扶持171個科技示範戶;建立“合作社+基地+農戶+電商”模式，及時提供良種苗木、技術培訓、農資供應、銷售渠道等服務……
黃詩燕成了炎陵黃桃的頭號推銷員。每年的桃花節、黃桃大會，黃詩燕都出面“站臺”吆喝;北京、廣州等地的供銷對接會，黃詩燕現場促銷;央視推廣炎陵黃桃，黃詩燕琢磨出推廣語：“炎陵黃桃，‘桃’醉天下”。每到黃桃成熟季節，黃詩燕還會到路邊水果店轉一轉，要求有關部門兩天報告一次全縣黃桃銷售資訊。
黃詩燕為炎陵黃桃的品牌推介不遺餘力，有人好心提醒：“領導幹部為產品站臺代言，不妥。你是縣委書記，更容易招來非議。”
“為老百姓脫貧站臺，我怕什麼?”黃詩燕很坦然。
如今，炎陵黃桃迎來了自己的黃金時代。“炎陵黃桃”獲頒國家地理標誌證明商標，出口多個國家和地區。目前，炎陵全縣8000多戶種植黃桃8萬多畝，近6萬人進入黃桃產業鏈，近60%貧困人口通過種植黃桃穩定脫貧。
要實現高質量脫貧，關鍵是提升產業發展能力，增強“造血功能”。除了綠色農業，發展文化旅遊和生態工業，也是黃詩燕緊緊抓住的大事。
為了引進一批優質專案，讓老百姓可以在家門口安心就業，黃詩燕下足了功夫。聽說企業老總來炎陵，他連夜從鳳凰趕回來;一家企業訴苦說招工難，他要求相關部門開著車，帶著招工資訊直接進村入戶……
幾年間，全縣首個年納稅過3000萬元、首個年銷售收入過10億元、首個落戶炎陵的企業等不斷湧現，被外界譽為貧困山區招商引資的“炎陵現象”。
20__年，炎陵縣成為湖南省第一批摘帽的國家級貧困縣;貧困發生率從20__年底的16.57%下降到20__年的0.65%，實現高質量脫貧。
土坯牆上，紅軍留下的標語蒼勁有力，黃詩燕神色凝重，久久沉思。
炎陵，這個地處湘贛交界的老、少、邊、窮縣，20__年6月25日，迎來了第30任中共縣委書記黃詩燕。
小雨氤氳，山路泥濘，木橋搖晃……黃詩燕來到大山深處、小溪邊邊的廖成運家。
土坯房，家徒四壁，每當山洪暴發，房子就會遭淹。
走啊走，黃詩燕眉頭緊鎖往前走，走到全縣最後一個無電村，走進農民的生活裡……調研一個多月，黃詩燕的步履越來越沉重。這片埋葬忠骨英魂的紅土地上，貧困還是最大的敵人。20__年，全縣農民人均純收入2970元，全縣貧困發生率很高。
出路在哪?——黃詩燕提出：建設農字號“一帶八基地”(生態休閒農業風光帶和特色水果、無公害蔬菜、炎陵白鵝、茶葉、油茶、筍竹林、藥材、花卉苗木基地)。
“農業見效慢，從種子到票子，少則三年，多則六年啊!怎能快速致富?”有人質疑。
“農業做好了，農民才能真正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堅持。
炎陵縣有30多年種植黃桃的歷史，而20__年前，全縣黃桃種植面積不足萬畝。黃詩燕發現黃桃優勢種植區與貧困村高度重合，他請來縣農業局專家，請教大力發展黃桃的技術經驗，對黃桃種植採摘、品質品牌、銷售物流及成立黃桃協會等各個環節親自監管督辦。
上萬噸的黃桃金燦燦掛滿山頭，可短期內賣不出就會爛在樹上。黃詩燕主張舉辦黃桃大會，主動站臺賣黃桃。
“你是縣委書記，公開為產品站臺代言，恐怕招來非議。”有人提醒。
“為老百姓脫貧站臺，我怕什麼。”他坦然。
見到同樂村農民在地裡忙著為黃桃套袋，黃詩燕下車，與大家攀談起來，幫忙套了30多個袋子。那是20__年春天，事後大家才知道這位投緣的“老鄉”原來是縣委書記。
為讓炎陵黃桃走出去，黃詩燕發動徵集廣告語，他自己也冥思苦想。一天中午，黃詩燕在縣委宿舍搓洗衣服。“炎陵黃桃，桃醉天下”8個字搓了出來。評委投票，這8個字從6000條裡脫穎而出，成為炎陵黃桃的對外推廣詞。
黃桃樹在貧困戶朱聖洪家門口生了金。女兒幫忙網上賣桃，年收入超過10萬元。20__年，朱聖洪主動申請脫貧。
像朱聖洪一樣，全縣近60%貧困人口通過種植黃桃實現穩定脫貧。
黃桃享譽華夏，走出國門。
9年來，黃詩燕翻山越嶺，腳步遍佈全縣120個村莊、3900餘戶貧困群眾家裡。
果農張福明說：“書記在我家住，臨走要給餐費，他說這是紅軍的傳統。”
按規定，一人餐費40元，倆人，黃詩燕付了200元。
張福明手機裡存著不少與黃詩燕通聯的簡訊。得知他家的橘子口感不好，黃詩燕立即請專家引進新品種，指導高位換冠。得知老張要來縣委坐一坐，黃詩燕在樓梯口迎接。
張福明：“你不像個當官的。”
黃詩燕：“我本來就是農民。”
黃詩燕對女兒黃心雨說：“這副銅鈴是爺爺留給我的，你小的時候我把它戴在了你手上腳上。它是傳家寶，提醒我們是農民的後代。”
溫和的黃詩燕，這次也發火了：“炎陵的百姓是我們炎帝陵的守陵人，怎麼能這樣對他們呢?”20__年，炎帝陵景區裡，一位叫賣土特產的大娘被保安攔下，兩人互相推搡。黃詩燕撞見，叫人上前制止。
“發展旅遊要平衡好景區管理與周邊貧困群眾的關係，要優先吸收他們在景區工作。”
於是，30多位貧困農民經過培訓後在景區上崗。
20__年至20__年，全縣10435個農村貧困勞動力轉移就業7436個，佔比71.3%。20__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__年的2970元增加到20__年的7362元，全面小康實現程度達92.2%。
黃詩燕把最偏遠的廖成運一家定為結對幫扶物件。
20__年1月，廖家從深山林裡搬到了異地安置新房。這天，一家人被送來的大大小小十幾件桌椅板凳嚇了一跳。家裡沒訂這些東西啊?
原來是黃詩燕委託同事送來的禮物。
“以後生活好了，房子還會加層，要按兩層樓打地基，留樓梯。”設計易地扶貧搬遷住房時，黃詩燕向上級爭取。
“去年政策才放開，可以為群眾留一些基本生活配套物資。炎陵的易地搬遷房如果不是黃書記堅持，老百姓就沒這麼方便了。”副縣長盤曉文說。
幾年來，黃詩燕帶頭，在全縣120個村莊選派了120支幫扶工作隊，實現“微心願”1.52萬個。3年來，全縣1250戶易地扶貧搬遷戶住進了新房，2543戶農村貧困物件實現安居，6122戶農村危舊土坯房得到改善。
廖成運的兒子廖建文到離家不遠的九龍工業園上班，每個月收入近4000元。
園區企業發展遇到困難，一度愁壞了工委主任周橋樑。一天晚上，周橋樑將遇到的困難編成簡訊發給黃詩燕。
“要克服一切困難，及時幫助解決。”收到簡訊回覆，周橋樑一看時間，零點十五分。
第二天上午，黃詩燕立即召開有關部門協調會。針對企業在擴產中遭遇用工難題，他派員帶著招工啟事，送往9個鄉鎮，招來500多名工人，解了燃眉之急。
幾年間，全縣首個年納稅過3000萬元、首個年銷售收入過10億元、首個落戶炎陵的民營500強企業等不斷湧現，被外界譽為貧困山區招商引資的“炎陵現象”。
每當老百姓說謝謝書記、謝謝政府時，黃詩燕回答：“不要謝我，是大家一起幹出來的。”
“如果我能活到100歲，還有5%的人生可以成為一名光榮在黨的人”
“這一年來，我絲毫沒有鬆懈，而是以一個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我誠懇地向組織提出轉正申請，請黨組織審查。”
20__年12月26日下午，96歲高齡的李桓英教授戴上大紅色的圍巾。在黨支部黨員大會上如期轉正，正式成為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
“我回國不後悔，幹麻風病防治工作不後悔……我想把有限的日子，投入到無限的工作中去。”老人一字一句地認真向黨組織彙報著預備期的心聲。聲音中飽含歲月打磨過的篤定，頸間的紅圍巾和黨旗相互映襯，鮮豔無比。
預備期這一年裡，李桓英仍奮鬥在一線。2020__年初，她悄悄打包，準備再次出發前往雲南。她心裡牽掛著那些治癒的麻風病人，更惦記著尚未解的麻風病發病機制。“我身體沒問題，就是去看看病人的病情有沒有復發，他們的親屬有沒有潛在感染。”
一如她20__年對著黨旗承諾：“如果我能活到100歲，還有5%的人生可以成為一名光榮在黨的人，更加堅定跟黨走，為醫學事業繼續奮鬥!”
1921年出生於北京的李桓英，曾於1946年留學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畢業後成為世界衛生組織成立後的第一批官員，她在世界衛生組織任職7年，被派往亞洲、美洲的許多國家，為防治性病等疾病在貧窮落後地區的蔓延做出了努力。
1957年，在李桓英為世界衛生組織工作7年期滿時，世界衛生組織主動提出與她續簽合同，期約5年，她婉言謝絕，瞞著家人，隻身一人繞道倫敦，幾經周折，於1958年從莫斯科回到了祖國。
時年37歲的她，回到闊別多年的北京，被分配到中國醫學科學院面板性病研究所工作，開展“梅毒螺旋體制動試驗”“麻風抗原檢測”等。
當時實驗室裝置簡陋，李桓英用土法自力更生製作的麻風菌脂質抗原(PGL)提取成功。她和同事先在自己身上做試驗，至今，李桓英左右手臂上還留有清晰可見的疤痕。
1970年，李桓英來到江蘇省的一個麻風村考察，在這裡，她第一次見到麻風病人。麻風病是由麻風桿菌引起的一種慢性傳染病，主要侵犯面板和周圍神經，歷來是備受歧視的、致殘的“不治之症”。
當時由於沒有治療麻風病的有效藥物，最人道的處理，是把他們趕到一個偏僻的地方，讓其自生自滅。這一幕刺痛了李桓英：“我當初回國就是為了幫助祖國的同胞!”
李桓英決定，攻克麻風病。
1978年，李桓英調到北京友誼醫院、北京熱帶醫學研究所任研究員。從此，57歲的她將全部精力奉獻給麻風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她將國外先進的治療方法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率先開展了服藥24個月就停藥的短程聯合化療和消滅麻風病的特別行動計劃，解決了麻風病的治療難題，為數以萬計的麻風病人解除了疾苦。
1996年，李桓英又率先在國內開展消除麻風運動，首次提出了麻風病垂直防治與基層防治網相結合的模式，被稱為“全球最佳的治療行動”。
“很多人問過我，當初已經離開祖國那麼多年，為何選擇回國?我都毫不猶豫地告訴他們，因為我是中國人，不能忘本。”
李桓英說：“回國，我就一個目的，把我學到的東西用到生我養我的地方，不愧是個中國人。”
“全世界麻風病防治現場工作，你是做得最好的!”
1979年春天，李桓英第一次前往雲南西雙版納考察麻風病情，那時的西雙版納3個縣，分佈著大大小小十幾個麻風寨。過去，由於缺乏特效藥物，以及社會對麻風病的恐懼、歧視和偏見，麻風病人忍受著肉體上和精神上的雙重摺磨。
“麻風病面臨的最大障礙就是歧視!”為了拉近與麻風患者的感情，李桓英沒有穿戴任何防護衣服和麵具，走家串戶給病人做檢查，甚至與病人見面時總是握手擁抱拍肩膀。
由於長期的疾病折磨和遠離人群，寨子裡的人們對治療既缺乏信心，又難以適應按時按量服藥的治療要求，有的病人甚至自暴自棄，把送來的藥丟進水塘裡。
李桓英聽聞，十分著急，親自上門送藥，口渴了舀起病人家的水揚頭就喝，飯捧起就吃。時間一長，寨子裡的村民都傳：“村寨來了個女醫生，不怕麻風!”
“我們做醫生的是沒有恐懼的，我走遍世界，恐懼對我不是個事兒。我甚至巴不得自己被傳染上——讓你們親眼看看我能治好它!”
李桓英還會教麻風病人穿鞋。“早晨和晚上，你們要這樣。”手一下子伸進病人剛脫下來的髒鞋，“摸摸有沒有砂子和釘子，再穿上”。麻風病人手腳是麻木的，甚至，端滾燙的火盆都感覺不出燙手。李桓英不怕髒，就是為了教給他們防止面板破損潰爛的自我防護方法。
她用自己的行動來消除大家對麻風病的歧視，不斷向人們證明：麻風病是可治之症，麻風病人並不可怕。
為了我國麻風病防治事業，高齡的李桓英長期奔波在雲、貴、川貧困邊遠地區，7個地州、59個縣，幾乎每一個村寨都留下了她的足跡。
在她的努力下，雲南省勐臘縣的麻風病患者被全部治癒，1990年的潑水節，他們摘掉了麻風寨的帽子，作為一個行政村，被正式劃入勐侖鎮，李桓英為它取名為“曼南醒”，意思為“新生的山寨”。這一天，李桓英和人們一塊兒跳起了傣族舞蹈。
1998年，李桓英在第xx屆國際麻風會議上作了《在雲南實施麻風病防治特別行動計劃的報告》，報告結
建起第一所免費女子高中
1974年10月，17歲的張桂梅跟隨姐姐從家鄉黑龍江來到雲南，支援邊疆建設。45年來，她不是一步步走向大城市，而是一步步走向貧困山區。
1996年8月，她的丈夫去世，父母雙亡、無兒無女的張桂梅黯然神傷，她決定離開傷心之地，調入麗江市華坪縣。她放棄進入全縣條件最好的華坪一中，選擇了師資最弱、條件最差的民族中學任教，承擔起4個畢業班的教學任務。
一年後，不幸再次降臨。1997年4月，她查出患有子宮肌瘤，且肌瘤已經有5個月胎兒那麼大，需要立即住院治療。
張桂梅忍著疼痛繼續站在講臺上，她不願意因為自己而影響學生們會考。直到7月會考結束，她才住進醫院。開啟她的腹腔，醫生們倒吸了口冷氣：腹腔內的器官全都移了位，腸子已經粘連在後壁上了，取出的腫瘤有兩公斤多。
20__年，張桂梅兼任新建的華坪縣兒童福利院(華坪兒童之家)的院長。第一天，兒童之家收了36個孩子，最小的兩歲，最大的12歲。此後，張桂梅除了上課，還要一把屎一把尿地照顧這些幼小的孤兒。
兒童之家的工作，讓她萌生了創辦一所學校、讓貧困山區女孩免費接受高中教育的想法。經她到處遊說，這一善舉得到了各級黨委政府的支援。華坪縣委、政府協調出土地，省、市黨委政府劃撥了100萬元的辦學經費。
20__年8月，全國第一所全免費的女子高階中學在華坪建成。11年來，華坪女子高階中學連續10年大學聯考綜合上線率100%，1645名貧困女孩從這裡走進大學。
近日，張桂梅被授予“全國脫貧攻堅楷模”榮譽稱號,迎來了無數人的點贊和敬仰。_年來，張桂梅同志為1804名學生圓了“夢”，她是大山裡當之無愧的“圓夢者”。我們要以張桂梅同志為榜樣，爭做“圓夢者”。
要有“圓夢”的赤誠心。她是學生們心裡的“張媽媽”。“世上只有媽媽好”，正是張桂梅同志把孩子們視為己出，才有了這樣深沉的愛。這背後是一顆黨員的赤誠之心，把對黨的忠誠化作對人民最真實的愛。用心用情為人民服務的具體表現是把群眾當親人和家人。在為民實踐中，我們要有這樣的自覺和態度，讓群眾少跑腿，自己腳下多沾泥，堅實步子;讓群眾多開口，自己少插話，耐住性子;讓群眾少為難，自己多辛苦，厚實裡子。要跨前一步，主動為群眾的就業、醫療、養老、住房等關切提早謀劃，及早落實，多一些“暖心包”“溫馨袋”，少一些消極應付，把忠誠和熱愛融入到為民的點滴之中，融入到為民的“圓夢”之中。
要有“圓夢”的硬本領。張桂梅同志帶領華坪女中每年都能取得優異的成績。打鐵還需自身硬，為民還要有能力。“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要化解這一矛盾，沒有本領是不行的。斗轉星移，“能”要與“時”進，要更強，這樣遇事才不會一籌莫展，而能迎刃而解。一方面，我們要加強學習，向群眾學，向先進學，向優秀學，尤其要深入學習理論知識，充分發揮好黨的理論指導實踐的`優勢。另一方面，我們要加緊到為民的事上去練。積極到艱苦邊遠地區和基層一線去，在具體事務的“練”中不斷錘鍊意志，總結經驗，提升能力。孰能生巧，幹得越多，經驗就越豐富，短板就能補得越齊，本事就越高強。
要有“圓夢”的無我境。張桂梅同志以學校為家，把培養學生作為一生追求。即使學生們離開了校園，成家立業，她也時刻關注著她們的人生和成長。無我無私，白璧無瑕。在為民“圓夢”的路上，我們要涵養這樣的境界，要以百分之百的堅定、百分之百的力量、百分之百的奮進，全心全意、不留餘地為民做好每樁事，幹好每茬活，答好每張發展卷。為民無止境，一些民生工程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多做“夯根基、打基礎、管長遠”的潛績。面對這樣的事業，我們更要踏踏實實、無怨無悔、久久為功地埋頭苦幹，把追求潛績作為內心為民擔當的“基石”。有這樣的“基石”，我們就能去除浮躁之氣，真正行穩致遠。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讓人民群眾生活更美好，就是圓了人民群眾的夢，也是圓了每個黨員幹部的夢。
_年以後，張桂梅離開大理喜洲，隻身來到麗江華坪。初來乍到，她便放棄了進入條件最好的華坪一中的機會，而是選擇了中心中學，承擔了4個畢業班的政治教學工作，畢業班的女生工作，此外還協助學校搞文藝工作。在工作中，她盡職盡責，奉獻了所有精力。
_年8月，民中分設成立正在住院做手術的張老師得知民中學生最窮，生源素質最差，經費最緊張，又看到民中校舍最破陋、裝置最差時，她又主動要求調到民中工作，抓學生學習、管學生日常都親歷親為，一步步推動著教育工作的發展。在她的努力下民中的教育成果不斷湧現。
_年2月，華坪縣教育局黨委和中共華坪縣委分別發出通知;號召全縣教職工和全縣人民向她學習，縣委還授予她"愛崗敬業、無私奉獻的優秀人民教師"的光榮稱號，並獎給她1000元，但張桂梅把1000元獎金當場就捐給了縣慈善機構。
說到慈善，張桂梅這一生幾乎都與慈善事業掛鉤。在民中的教育工作中，女生很少，張桂梅意識到，提高山區女孩的素質，至少可以改變三代人。由此，她便萌生了籌建一所免費女子高中的想法，從_年起她便開始為這個“不切實際”的夢想四處奔波。
_，張桂梅當選為黨的xx大代表。張桂梅和她籌建免費女高的想法逐漸被更多人知道。麗江市和華坪縣各拿出100萬元，幫助張桂梅辦校。_年8月，華坪女子高階中學建成。
張桂梅表示，學校能辦起來並走到今天，離不開黨和政府作堅強後盾。華坪女高的教師工資和辦學經費均由縣財政保障，學校建設由教育局負責。教學樓牆上，掛滿了密密麻麻的捐款人姓名。大家的關心和幫助，她都記在心裡。
為了留住學生，家訪成了很重要的工作。辦校10多年來，張桂梅走了11萬公里家訪路，走進1300多名學生家中。山區偏遠、山路艱辛，很多學生的家只能靠步行達到，連爬山過去都得好幾個小時。
在她的帶動下，10多年來，華坪女高以自身獨有的特色和堅定的理想信念，不斷髮展成長。張桂梅也非常注重新材視角，不斷摸索出貧困山區學生教育的規律;把育人當作教育的前提和目標，走到學生心裡;她通過家訪瞭解孩子的家庭，竭力改變教育背後的貧困。“山裡的學生太窮太苦了，又那麼善良懂事，我想幫幫她們。”正是秉承著一顆仁愛之心，張桂梅“讓教育走得更深更遠”。
“堅持，再堅持一下唄”
進入女高的陳法羽很快發現：關愛的同時，是嚴格的管理。
每天早晨5點半起床，課間出操1分鐘站好隊。張老師每天拿著小喇叭，不厭其煩地喊學生起床、跑步、吃飯、睡覺，“你們遲到一秒鐘我也不幹!”
張桂梅和病魔鬥：“不能把寶貴的時間浪費在無休止地看病上”;
她和貧困較勁：“挽救一個女孩拯救三代人”;
她對學校老師、學生要求嚴格：“堅持，再堅持一下唄!”這是張桂梅勸慰大家最多的話。
陳法羽說：“我們來女高讀書是來改變命運的，不拼拿什麼和別人比?張老師也在拼啊!”
校辦主任張曉峰告訴記者，張桂梅老師是在拿命辦學，師生們服氣。
張桂梅的言傳身教也感染著女高老師們。韋堂芸老師受傷左腳骨折，想到還有100多天就要大學聯考，她拄著雙柺給學生上課;楊曉春老師悄悄給學生墊付醫藥費、生活費，卻從不往外說——這樣已知和未知的故事，在女高還有很多。
張桂梅宿舍裡有4張床鋪，1張自己睡，3張留給“不聽話”的和生病的學生。有名女生性格孤僻，和張桂梅住在一起。不管張老師怎麼關心她、開導她，她都不怎麼說話。張老師疾病纏身，每天早晨5點起床，忙裡忙外一天，晚上還和她聊天。3個月後，這名學生抱著張老師痛哭，說一定好好讀書。
“女高的許多學生家庭貧困、變故多，她們的心要好好去焐。”張桂梅說。
“孫景坤同志在朝鮮守備戰鬥中，創立功績，業經批准記一等功一次，這不僅是個人的光榮，全軍的光榮，也是人民的光榮，祖國的光榮……”在已通體泛黃的“報功書”上，幾句鏗鏘有力的褒揚之詞，開啟了那一段塵封的歷史——
1948年，孫景坤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先後參加四平戰役、遼瀋戰役、平津戰役和解放長沙、海南島等戰役，多次立功受獎;1950年，他赴朝作戰，參加過上甘嶺戰役，先後榮立一、三等功，回國後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1955年他復員回鄉，深藏功名服務百姓，甘於清貧、堅守初心。
遼寧省丹東市元寶區金山鎮山城村的老複員軍人孫景坤，用實際行動詮釋了一名優秀共產黨人的初心和本色。
“這是一等功獎章，這是三等功獎章……”遼寧省丹東市元寶區山城村，一間不起眼的平房裡，整潔的書桌上擺放著96歲的老英雄孫景坤的軍功章。
孫景坤的故事，得從72年前的1948年說起。
那年1月，24歲的孫景坤告別新婚妻子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隨40軍119師357團參加四平戰役、遼瀋戰役、平津戰役和解放長沙、海南島等戰役，屢立戰功。
在解放四平的戰鬥中，孫景坤是機槍手，是敵人火力重點打擊物件，密集的子彈襲來，如今他的身上仍留有不少傷疤。由於表現出色，1948年，孫景坤於戰地光榮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50年，美國發動侵朝戰爭，把戰火燒到了鴨綠江邊。剛從海南戰場撤回的孫景坤，立即隨部隊集結安東(現遼寧丹東)待命。
“保衛和平，保衛勝利果實!”10月的一天，命令終於下來了，孫景坤隨部隊一起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
1952年10月27日中午時分，孫景坤所在部隊堅守上甘嶺161高地，在擊退敵人一次又一次進攻後，部隊傷亡慘重，161高地三面處於敵人的火力控制之下，增援部隊很難上去。當時擔任副排長的孫景坤帶領9名戰士，帶著8箱手榴彈、兩箱子彈，從敵人火力死角突上陣地。在擊退敵人瘋狂反撲中，孫景坤擊斃數十名敵人，和最後剩下的3名戰友頑強地堅守在陣地上。趕來支援的戰友找到了昏迷的孫景坤。
1953年，孫景坤榮獲一級戰士榮譽勳章。同年，作為中國人民志願軍回國英雄報告團成員，孫景坤受到了親切接見。
“為民幹事，一刻也不能等”
硝煙散去，孫景坤將奮鬥的“戰場”轉至亟待脫貧的家鄉。1955年，孫景坤復員，他主動放棄城市工作的機會，將各種功績證明悄悄收藏起來，決定回鄉務農。再次成為農民的孫景坤感慨地說：“當過兵的我與之前不同了，從火線入黨那天起，我更堅定了將自己的一生投入到保衛祖國、建設祖國事業中去。”
懷揣著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願景，孫景坤在這片生他養他的土地上辛勤勞作，一干就是幾十年。
回鄉後的第3天，孫景坤就拿起農具到生產隊參加勞動。很快，踏實肯幹的孫景坤當上了山城村生產隊隊長。“別小看這個職務，這需要極好的口碑和信任。”山城村黨支部書記邱大鵬告訴記者，那會兒，村民們並不知道他曾立下赫赫戰功，可大家覺得，他是黨員，上過戰場，政治上過得硬、靠得住。孫景坤沒有辜負村民們的期待，他帶領鄉親走合作化道路，大力發展糧菜生產和鄉村建設，用幾年的時間栽下大量的松樹和板栗樹，改變了家鄉的面貌。
山城村有一條河，常年洪水氾濫、侵蝕土地。從戰場上走來的孫景坤沒有一絲退縮，他帶領鄉親一起擋河造田，改造了100多畝耕地，建起了簡易大壩。山城村婦女主任劉玉慧回憶，雖說是簡易壩，但在當時確實起到了防洪的作用，守住了農田，保住了集體財產。
後來，村裡有人問他：“老孫，你本可以躺在功勞簿上享福，為啥還這麼拼命幹?”孫景坤卻說：“為民幹事，一刻也不能等。從我參加革命那天起，就把自己交給祖國和人民了。”1971年，他還把19歲的大兒子送去參軍。
嚴以律己，寬以待人
多年來，孫景坤始終將功勳榮譽壓在箱底，從未向別人提及，更沒有因此向組織提出任何要求，一直靠參加生產勞動獲得收入，就連兒女也只知道父親是一位老兵、上過戰場，僅此而已。孫景坤的大女兒孫美麗說：“有一次，同村的人拿著一本小冊子，說這書上說的英雄不是老孫頭嗎?我們才逐漸知道父親那些年在戰場上經歷了什麼。”
孫美麗不理解父親為什麼對家裡人很“摳”，“小時候家裡連4塊錢的學費都拿不出，按說我爸是生產隊隊長，只要開個介紹信，學費就可以免了，可他堅決不給開”。後來，當地電信局招一批話務員，選中了孫美麗。孫景坤得知後，硬是把她的名額讓給了別人。“他在生產隊當了20多年隊長，每次都毫不猶豫地把機會讓給別人。”隨著年歲漸長，孫美麗慢慢讀懂了老人的想法：當年和父親一起參軍的10個夥伴，活著回來的只有3個人。經歷過生死的父親，總想回饋社會更多，“他更多是在替戰友活著”。
孫景坤的日子過得清貧，可他依舊堅持吃苦在前、不改本色。在家鄉擔任村幹部期間，他處處以一個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實幹擔當、積極作為。為了讓村民儘快脫貧致富，1984年，他組織村民成立共同致富小組、扶貧致富小組。
幾十年來，孫景坤嚴格按規定數額報銷藥費，從沒向組織提過特殊要求。“我最懷念犧牲在戰場的戰友”“我的戰友就犧牲在我跟前，和戰友相比，我還活著，已經很幸福了……”孫景坤說。
就是這樣一位"暴君"，今年夏天出現在央視的《面對面》節目裡。她建起的女高，一所全免費的公辦女子高中，去年有159個女孩參加大學聯考，考上本科的是150人。再往前數，從20__年女高成立到現在，一共有1804名女孩考上大學，離開這裡——在西南邊陲的小縣城，這可以稱作一個奇蹟。七八月份，張桂梅為此接受了兩次群訪，13家媒體的記者圍繞著她，網上都是"女英雄"的稱呼。
在華坪，張桂梅的名字其實20年前就傳開了。成為女高校長之前，她是帶病上課的民族中學老師，也是當地孤兒院"兒童之家"的院長。時代變遷裡，她的故事變得越來越魔幻，隨意問起路人，人人都知道她，一位上了年歲的婆婆說，在電視上看到張桂梅騎著駱駝去深山裡家訪，勸女孩們回來讀書——實際上，華坪壓根兒沒有駱駝，張桂梅騎的，是一匹馬。
在那些過往的語境裡，張桂梅已經成為一個全身心奉獻的、偉大的黨員——少年喪母、青年喪父、中年喪夫，一生無子。她日日往返於女高和兒童之家，連遠在東北的哥哥、姐姐相繼去世，她都沒有時間回去。她沒什麼朋友，也沒什麼興趣愛好，像一個完全沒有縫隙的人——直到她登上微博熱搜的那天。
那是今年10月，張桂梅的一個採訪引發了熱搜。視訊中，張桂梅講述因為學生當了全職太太，而不願意接受她捐款的故事——"我最反對當全職太太，你滾出去"，將張桂梅置於輿論中心，"全職太太也需要尊重和理解"的聲音，一時之間淹沒過了"女英雄"。
在這之後的一個月裡，張桂梅拒絕了不斷前來約訪的媒體，直到11月份的一天，她才出現，穿一件黑色羽絨服，黨徽戴在胸前，開啟羽絨服，裡頭是黑色毛衣，在同一個位置，還戴著一個黨徽。"紅到心裡去了。"她伸手去遮，有些不好意思。
有媒體問張桂梅，你覺得自己現在是一種比較理想的女性狀態嗎?你希望學生們成為怎樣的女性呢?
張桂梅輕輕搖了搖頭，不願意回答這個問題，"又提到女性了，算了。"
"全職太太"事件之後，她面對媒體有了些謹慎。那天，包括《人物》在內的一行人來到她面前，她看著縣委宣傳部的人，說你怎麼又來了，是揶揄的語氣，也是她一貫的說話方式，直接、乾脆。
她說她的想法最初是從自己的女學生出發，後來到深山裡的女性，"能救一個是一個"，希望女孩們在成為一個母親之前，還可以讀書，大學聯考，離開這裡，給下一代一個好的環境。
"真的是重要，家庭的背景，家庭的環境，母親母體的肥沃"，張桂梅正講著，我們大笑了起來，母體的肥沃?多麼新穎的表達。
"我說的是知識的肥沃，土地的肥沃……"張桂梅趕緊解釋，但也跟著笑，"我又不好好說話了。"
那些圍繞著張桂梅的"女權主義者"的稱謂，華坪縣婦聯主席劉安萍並不認同。她和張桂梅認識好幾年，覺得對方一直以來的想法就是救山裡的女孩，救一個就是救三代，"可能我和她接觸多，我也認同她的這個想法，我覺得她的這個樸素的觀念就是這樣，如果一定要把她和什麼概念聯絡起來，是不是有點過度解讀了?"
女高辦學路上曾經最堅定的反對者、曾任華坪縣教育局局長的楊文華在採訪時主動提起了那個視訊。很多人談獨立，談自由選擇，不見其語境。他覺得張桂梅反對的不是全職太太，而是反對她的學生們去當全職太太。"這些學生就像她親生的一樣，如果沒有這個學校，她們10年前就是結婚生崽，生一窩的那種。"他激動地側著手掌砸了砸桌子，"她作為一個母親，作為一個老師，把你撈出來，救了，你又回到原點了。"
王秀麗在華坪縣電視臺工作，是最早關注和報道張桂梅的記者之一。作為記者，她最開始書寫張桂梅，並非是那種歌頌式的報道視角。"因為我覺得不管對她的評價有多高，其實她是個非常普通的女人。"她是張桂梅在華坪唯一的好朋友，她們會各自搭著摩的到餐廳會和，相約吃火鍋和披薩，喝幾杯雲南乾紅，偶爾也在辦公室偷偷喝飲料、吃零食。張桂梅和她說起自己年少時的男友、去世的丈夫，以及後來可能成家又被她拒絕的機會。
她們也會爭吵，常常其中一個摔門而出，十幾天不聯絡，直到另一個打來電話。女高建校那年，王秀麗接到一個電話，張桂梅在那頭說，我都要死了，你還不來看我。"她也有她的煩惱，她也有她的委屈。"
跟著張桂梅去家訪，王秀麗會幫忙拍一些鏡頭，家訪的視訊會放給學生們看。但有時候，王秀麗不願意拍，她覺得女孩們會自卑，並不想展示出來。張桂梅固執地要拍，她說，我不這樣做，她們就以為她們像公主一樣。王秀麗還是舉起攝像機拍了，"一個人撐了那麼大一所學校，還要努力地讓這些孩子出去，不要讓人家看她們的笑話，至少要讓她們有一個光明的未來，她的壓力是非常大的，所以那時候她可能稍微有點暴躁，有點尖銳。"
就是這樣一位“暴君”，今年夏天出現在央視的《面對面》節目裡。她建起的女高，一所全免費的公辦女子高中，去年有159個女孩參加大學聯考，考上本科的是150人。再往前數，從20__年女高成立到現在，一共有1804名女孩考上大學，離開這裡——在西南邊陲的小縣城，這可以稱作一個奇蹟。七八月份，張桂梅為此接受了兩次群訪，13家媒體的記者圍繞著她，網上都是“女英雄”的稱呼。
在華坪，張桂梅的名字其實20年前就傳開了。成為女高校長之前，她是帶病上課的民族中學老師，也是當地孤兒院“兒童之家”的院長。時代變遷裡，她的故事變得越來越魔幻，隨意問起路人，人人都知道她，一位上了年歲的婆婆說，在電視上看到張桂梅騎著駱駝去深山裡家訪，勸女孩們回來讀書——實際上，華坪壓根兒沒有駱駝，張桂梅騎的，是一匹馬。
在那些過往的語境裡，張桂梅已經成為一個全身心奉獻的、偉大的黨員——少年喪母、青年喪父、中年喪夫，一生無子。她日日往返於女高和兒童之家，連遠在東北的哥哥、姐姐相繼去世，她都沒有時間回去。她沒什麼朋友，也沒什麼興趣愛好，像一個完全沒有縫隙的人——直到她登上微博熱搜的那天。
那是今年10月，張桂梅的一個採訪引發了熱搜。視訊中，張桂梅講述因為學生當了全職太太，而不願意接受她捐款的故事——“我最反對當全職太太，你滾出去”，將張桂梅置於輿論中心，“全職太太也需要尊重和理解”的聲音，一時之間淹沒過了“女英雄”。
在這之後的一個月裡，張桂梅拒絕了不斷前來約訪的媒體，直到11月份的一天，她才出現，穿一件黑色羽絨服，黨徽戴在胸前，開啟羽絨服，裡頭是黑色毛衣，在同一個位置，還戴著一個黨徽。“紅到心裡去了。”她伸手去遮，有些不好意思。
有媒體問張桂梅，你覺得自己現在是一種比較理想的女性狀態嗎?你希望學生們成為怎樣的女性呢?
張桂梅輕輕搖了搖頭，不願意回答這個問題，“又提到女性了，算了。”
“全職太太”事件之後，她面對媒體有了些謹慎。那天，包括《人物》在內的一行人來到她面前，她看著縣委宣傳部的人，說你怎麼又來了，是揶揄的語氣，也是她一貫的說話方式，直接、乾脆。
她說她的想法最初是從自己的女學生出發，後來到深山裡的女性，“能救一個是一個”，希望女孩們在成為一個母親之前，還可以讀書，大學聯考，離開這裡，給下一代一個好的環境。
“真的是重要，家庭的背景，家庭的環境，母親母體的肥沃”，張桂梅正講著，我們大笑了起來，母體的肥沃?多麼新穎的表達。
“我說的是知識的肥沃，土地的肥沃……”張桂梅趕緊解釋，但也跟著笑，“我又不好好說話了。”
那些圍繞著張桂梅的“女權主義者”的稱謂，華坪縣婦聯主席劉安萍並不認同。她和張桂梅認識好幾年，覺得對方一直以來的想法就是救山裡的女孩，救一個就是救三代，“可能我和她接觸多，我也認同她的這個想法，我覺得她的這個樸素的觀念就是這樣，如果一定要把她和什麼概念聯絡起來，是不是有點過度解讀了?”
女高辦學路上曾經最堅定的反對者、曾任華坪縣教育局局長的楊文華在採訪時主動提起了那個視訊。很多人談獨立，談自由選擇，不見其語境。他覺得張桂梅反對的不是全職太太，而是反對她的學生們去當全職太太。“這些學生就像她親生的一樣，如果沒有這個學校，她們10年前就是結婚生崽，生一窩的那種。”他激動地側著手掌砸了砸桌子，“她作為一個母親，作為一個老師，把你撈出來，救了，你又回到原點了。”
王秀麗在華坪縣電視臺工作，是最早關注和報道張桂梅的記者之一。作為記者，她最開始書寫張桂梅，並非是那種歌頌式的報道視角。“因為我覺得不管對她的評價有多高，其實她是個非常普通的女人。”她是張桂梅在華坪唯一的好朋友，她們會各自搭著摩的到餐廳會和，相約吃火鍋和披薩，喝幾杯雲南乾紅，偶爾也在辦公室偷偷喝飲料、吃零食。張桂梅和她說起自己年少時的男友、去世的丈夫，以及後來可能成家又被她拒絕的機會。
她們也會爭吵，常常其中一個摔門而出，十幾天不聯絡，直到另一個打來電話。女高建校那年，王秀麗接到一個電話，張桂梅在那頭說，我都要死了，你還不來看我。“她也有她的煩惱，她也有她的委屈。”
跟著張桂梅去家訪，王秀麗會幫忙拍一些鏡頭，家訪的視訊會放給學生們看。但有時候，王秀麗不願意拍，她覺得女孩們會自卑，並不想展示出來。張桂梅固執地要拍，她說，我不這樣做，她們就以為她們像公主一樣。王秀麗還是舉起攝像機拍了，“一個人撐了那麼大一所學校，還要努力地讓這些孩子出去，不要讓人家看她們的笑話，至少要讓她們有一個光明的未來，她的壓力是非常大的，所以那時候她可能稍微有點暴躁，有點尖銳。”
笑容，是治癒的力量，可以將溫暖傳遞給他人;笑容，是生命的陽光，可以消解他人的煩惱;笑容是無聲的語言，可以傳遞給別人快樂的心情。回首_，這一年，你曾被誰的笑容治癒?
這一年，你可曾被鍾南山院士的“久違之笑”治癒?_年3月份，鍾南山院士與專家團隊會診結束後，“偶遇”在樓下等候的“粉絲團”。他們自發組織為鍾院士送上鮮花，並齊聲唱起《感恩的心》，平時一向嚴肅認真的鐘院士臉上露出了久違的笑容。84歲的他一邊告訴公眾“儘量不要去武漢”，一邊自己義無反顧地登上去武漢的高鐵，掛帥出征。廣大幹部要起而行之、勇挑重擔，把黨的初心、黨的使命銘刻於心，不斷增強責任感和使命感，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把群眾的冷暖安危銘刻於心，用實實在在的付出切實提高群眾的幸福感與滿意度。
這一年，你可曾被袁隆平院士的“燦爛之笑”治癒?_年11月2日，在湖南省衡南縣，第三代雜交水稻新組合試驗示範基地測得晚稻平均畝產為911.7公斤，至此袁隆平團隊雙季稻畝產突破1500公斤，聽到這個訊息，袁隆平院士臉上露出了燦爛的笑容。“知識是成就事業和夢想的基礎”，袁隆平院士幾十年如一日，他始終秉承“學無止境”的品格，堅持以雄厚的遺傳學專業知識做基礎。廣大幹部要克服“知識恐慌”和“能力危機”，堅持幹什麼學什麼、缺什麼補什麼，不斷提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提升幹事創業的質量和水平，在“摸爬滾打”中增長才幹，在層層歷練中增長經驗，在攻堅克難中不斷把事業發展推向新境界。
這一年，你可曾被張桂梅校長的“欣慰之笑”治癒?_年2月25日，張桂梅被授予“全國脫貧攻堅楷模”榮譽稱號。她幫助1800多名女孩兒走出大山用知識改變命運，她用教育事業為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付出了一生。在接受央視面對面採訪時她說到，“我這輩子的價值，我不管怎麼著，我救了一代人，不管是多是少，畢竟她們後邊比我走得好、比我幸福，就足夠了”時臉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廣大幹部要堅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後，時刻保持“縱飲冰十年，亦難涼我心中之熱血”的心態，多修潛功，多做潛績，心懷“釘釘子”精神，抓鐵有痕，踏石留印，耐得住浮躁與喧囂，把實事辦好，把好事辦實，打通為人民群眾服務的“最後一公里”。
國家領導人曾講：“一個人做點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張桂梅數十年如一日，堅韌執著、勵精圖治，勤儉節約、無私忘我，不忘初心、獻身扶貧，為群眾辦好事、辦實事。她用實際行動詮釋了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
堅韌執著、勵精圖治。丈夫去世後，張桂梅隻身去了祖國西南邊陲的貧困山區從事教育工作，並選擇了師資最弱、條件最差的民族中學任教。在任教期間，她全身心投入教學，為貧困的學生和簡陋的學校出錢出力，又當老師又當母親，不留餘力的細心照顧著學生們的學習狀態和生活起居，為了學生們能夠走出大山，她勵精圖治創辦了全國第一家免費女子高中，她主動帶頭免費為學生們補課，因操勞過度導致身體狀況越來越差，長期拖著病體就算腹部長了肌瘤，也忍痛站在講臺上，只為孩子們能夠取得更好的成績。除此之外，她還義務擔任華坪縣“兒童之家”的院長，成為了54名孤兒的母親。她十年如一日，從未退縮，從不言棄。天道酬勤，在她的不斷努力和堅持下，孩子們取得了優異的成績，學校的教學質量和師資力量也得到了大大地提升。她的到來改變了許多孩子的一生。
勤儉節約、無私忘我。張桂梅在貧困山區任教期間，全身心的投入到教育事業和慈善事業中。在學校裡，學生沒有錢吃飯，她拿自己的錢給學生;學生沒有衣服穿，她拿自己的衣服給學生;學生生病需要看病，她帶學生看病並自己掏醫藥費。總之，只要學生們缺什麼只要她有，她都能解決。在兒童之家，她義務成了眾多孩子的“媽媽”，一把屎一把尿、不分晝夜的照顧著幾個月大的孩子，為了維持兒童之家，她把自己有的能用的都拿出來給孩子們用，並利用空餘時間到處籌措資金。然而她不是萬能的，她自己並不富裕，她只捨得吃饅頭、青菜、麵條，衣服也是好心人給的，她省下來的錢都用到了教育和慈善事業中，自己未留下一分一毫。
不忘初心、獻身扶貧。張桂梅作為一名基層黨員，她深知教育在扶貧工作中的重要性，她曾說：“只要還有一口氣，就要站在講臺上”，她不忘自己的初心，並積極響應國家扶貧號召，扶貧先扶智，為了貧困山區的教育，她心繫群眾，勤儉節約，幫助困難學生，帶學生看病，給學生添置衣物，對貧困家庭進行家訪，為孩子們爭取學習機會。她前前後後為山區的孩子們、為慈善和教育事業投入了100多萬元，其中包括自己的工資、獎金和社會各界捐給她治病的錢，她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教育，並無怨無悔。
國家領導人指出：“一個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沒有英雄，一個有前途的國家不能沒有先鋒。實現我們的目標，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張桂梅巾幗不讓鬚眉，在平凡的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績，盡顯巾幗英雄本色。她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踐行了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她這種堅韌執著、勵精圖治，勤儉節約、無私忘我，不忘初心、獻身扶貧的英雄精神值得我們深思和學習。在此也號召廣大黨員、幹部真正把堅定的理想信念化作不忘初心、奉獻一生的實際行動。
雲南華坪女高的一天，從清晨的喇叭聲開始。
女高就建在半山腰上，天還沒亮，五點多響起的高亢喇叭聲，是來催促起床的，女孩們揉著眼睛往外走，一個女人的聲音穿透過喇叭："傻丫頭，快點!"到了教學樓，喇叭聲也不間斷："時間快到了，遲到了的掃球場去!"
課間操的音樂響起，喇叭聲繼續從人群中穿過："腳抬高點唄!"到了吃飯時間，喇叭裡傳出的是震耳欲聾的紅歌，吃完飯的女孩們趕緊往外跑。到了深夜，喇叭聲喊著女孩們的名字，讓她們趕緊上床睡覺。拿著喇叭的女人就站在樓下盯著，按照規定，宿舍的門不能關，誰要是玩手機或者聊天，她馬上能聽到。
這個木蘭王牌的小喇叭始終握在女高校長張桂梅的手裡，在它之前，她已經用壞了十幾個一模一樣的。喇叭的主人強硬，脾氣挺大，不好對付，掌控著關於女高的一切。
在這所寄宿制學校，性別特質是要被抹平的，女孩們必須剪齊耳短髮，短髮洗起來節約時間，也節約水，吃飯時間被壓縮到10分鐘，每週放假只有3小時。開學時要抄黨章，看革命戰爭片，週六有一堂思政課，張桂梅會拿著喇叭在臺上講，作為一個女性，一定要堅強，要獨立，要讀書，用知識來改變命運。
有高三的學生，把書碼得高高的，在那兒低頭打瞌睡、照鏡子，張桂梅發現了，一股腦兒把桌上的書掃到地上，把鏡子直接砸爛。還有學生11點多下了晚課，被張桂梅揪出來說藏零食的事。按照規定，私藏零食是要退學的。女孩倔著不認錯，張桂梅就要求老師和她一起盯著，有時候僵持到凌晨一兩點，6點多上課，老師快堅持不住了，還是得陪著張桂梅"演戲"，分飾黑白兩角，一定要讓女孩認錯。
女高的畢業生陳法羽回憶說，上學時看到張桂梅站在那兒，她和同學們都不敢往那邊走，乾脆繞點遠路。女高的學生幾乎不敢抬頭和她對視，上課沒注意聽講要被罵，成績下降了要被罵，負責打掃的區域有灰也要被罵……
在女高當過三年志願者的殷鑑告訴《人物》，自己能待這麼久，是個意外，跟張桂梅在一塊，必須處處自覺。他看著之前許多去女高支教的志願者，有人想指導張桂梅搞素質教育，還有人夜裡貼黑不溜秋的面膜，讓女孩們看見，也模仿著買三塊錢的面膜，把臉弄過敏了。這些志願者，基本都被張桂梅轟走了。
女高老師的情況也是如此。20__年，張紅瓊讀大四，在雲南師範大學見到了張桂梅，她和同學們被張桂梅的講演感染，找到了張桂梅住的旅館，說想來女高當老師。張桂梅強調，要能吃苦。她想，自己後來被選上，可能也是因為看著強壯。
來華坪面試那天，張紅瓊看到，校址上只有一片草地和一個廁所。5個月後的9月1日，憑著一棟4層樓，女高開學了。在兩個大教室各放幾張床，男老師住一間，女老師住另一間，學生們住在二樓，宿舍也是教室改造的。晚上學生上廁所，就由一名女老師和一名男老師陪同，到旁邊的民族中學去上。
剛辦學的時候，張桂梅要求老師們五點鐘起床，分成四個小組打掃整棟教學樓，到七點鐘，還要打掃乾淨院子。張紅瓊說，他們一點也不情願，覺得她太壓榨了，違反了《勞動法》，十幾個老師還寫好了聯名信，簽了名，要抗議張桂梅的行為。一年之後，17個老師走了9個。
衛生交由學生打掃後，張紅瓊是學校團委書記，負責每天站院子裡看著學生打掃衛生。有一次，她沒看學生掃地，出門吃飯了。吃著飯，接到張桂梅的電話，她趕緊坐個摩的回學校，但還是晚了，張桂梅在院子裡劈頭蓋臉批評了她一頓：你現在回來幹什麼……張紅瓊一邊哭，一邊走回去繼續看學生打掃衛生。
早上要跟衛生，中午要跟，晚上還要跟，後來張紅瓊懷孕了，她想，以後孩子出來我怎麼辦啊。一天早上，她決定"軟抵抗"，就在宿舍睡著不出來了，想以此退出這個工作。張桂梅找到她，她說，衛生不想管了，我要更多去關注一下孩子。張桂梅同意了。但之後兩年，她明顯感覺到和張桂梅的關係疏遠了，"為了家庭疏於工作的這種人，張老師就不怎麼欣賞"。
“孩子，別哭，有什麼困難跟我說。”
11月30日中午，記者剛剛踏進雲南麗江華坪女子高中的校門，便看到一名女學生依偎在校長張桂梅懷裡哭泣。
這位女孩是華坪女高畢業生呂娜的妹妹，目前在當地一所國中讀書。張桂梅在家訪時認識了她，並一直支援幫助她上學讀書。但女孩因為思念去世的父親，好幾天沒有上學。
“想爸爸了就到墳上跟他說說話，要好好讀書，不能讓爸爸失望。”
張桂梅話音還未落，便從兜裡掏出一個信封，塞到女孩母親手裡。信封裡裝著的，是教育部給她看病的1萬元慰問金。
原來，張桂梅知道女孩母親一個人供兩個孩子讀書，經濟十分困難，家裡的杧果林因為缺水收成也不好，便拿錢給她去修個水窖。通過張桂梅做思想工作，這名學生當天就回到了課堂。
像關心呵護這位女孩一樣，張桂梅帶領華坪女高守護著每一位學生的未來，建校12年來已累計把1804名女孩送入大學，點亮她們的人生夢想。63歲的張桂梅，被學生親切地稱作“張媽媽”。
學校師生的付出得到了回饋。20__年，華坪女高向社會輸送第一屆畢業生，96名學生69人考取本科，綜合上線率100%。這個成績讓華坪女高在縣城站住了腳跟。
周雲麗考上大學後，父親總是笑嘻嘻，做什麼都有勁，“覺得再讀4年就出頭了。”父親讓她和姐姐揹著裝滿菜和雞肉的筐子，當面感謝張桂梅。
踏上前往昆明的火車，周雲麗第一次認識大山以外的世界，也體會到不同成長環境帶來的差距。
同學來自全國各地，周雲麗發現他們能歌善舞，自己沒有才藝可展示。舍友問她用什麼乳液護膚時，她還不知道乳液是什麼東西。父親不願女兒落於人後，聽女兒說班裡同學都有電腦，他跑到縣城，花費4000元為女兒買了一臺電腦。
差距顯而易見。一位華坪女高的畢業生說，大學的口語課上，自己蹩腳英語口音一出，很多同學忍不住笑。還有人說，自己溝通力欠佳，不主動，不擅長處理人際關係。第一屆學生畢業後，張桂梅不斷收到這樣的反饋，一位浙大畢業生打電話對她傾訴，自己不如別人，英語也說不清楚。
這樣的反饋是張桂梅不曾預想的。張桂梅意識到，學校也需要與時俱進，她開始讓學生跳鬼步舞、穿黃色校服裙，讓兒童之家的孩子吃漢堡、披薩，將生活習慣改成“洋式的”，“免得出去讓人瞧不起。”
一位女孩考上大學後，向張桂梅傾訴，說自己跟同學相比又小又黑，穿得不好，說話也土氣，常受排擠，7個舍友同去宿舍樓底抬水，不許她喝，還經常留她一人掃地，不過自己沒哭過。張桂梅誇獎她好樣的，還對她說，“欺負我，就給我揍回去，別看你長得小，不怕。”
還有考入北京的學生跟她說同學來自人大附中、衡水中學，張桂梅鼓勵學生不要懼怕競爭，迎頭上。她相信華坪女高畢業的學生“後勁非常足”，不會被輕易打倒。
女孩們不可避免審視過去。一位20__級的畢業生說，自己曾有一段時間充滿沮喪，上大學後，她發現同學在高中階段就出國旅遊，考上大學順理成章，而自己的高中生活被枯燥的學習生活填滿，拼盡全力只是為了擺脫農民身份。不公平感會在某些時刻冒出來，但她也因此看到奮鬥的價值——大山走出來的她能通過大學聯考同優秀同學站在一起，這件事本身就值得欣喜。
張桂梅在教學樓外牆上貼了幾個字：剛強、慈惠、質樸。她常鼓勵學生，哪怕落榜了，也不要怕失敗，“天塌不下來”。但有畢業生結婚後回來看她，帶著孩子，又沒有工作，張桂梅會面露憂慮。
張桂梅希望，女孩們走出大山，不要再回來，也不用回母校。有當醫生的畢業生想捐工資，張桂梅沒有收，她不願拿學生的錢。如果未來實力允許，她希望學生能把錢捐給沒錢治病的窮人，而母校和她本人都不需要報答。
張桂梅常說，女子高中是為社會培養人才，一個人奮鬥不是為自己和父母，而是為國家和民族。如果看到有人落水，張桂梅覺得，不管自己是否自信有能力救人，都應該伸手拉一把。
她知道被人拉一把的感覺。來華坪縣任教前，她在中甸子弟學校當老師，在那裡與丈夫相識、成婚，度過了一段平靜的時光。
1995年，為了給身患癌症的丈夫治病，張桂梅花光了全部積蓄，最後給丈夫立碑的錢也沒有，又借不到錢，她在大馬路上撞車尋死，被司機破口大罵。那一刻，張桂梅體會到，“人需要幫忙時，只要有人提一把，真的感激不盡。”
王秀麗覺得，網上關於全職媽媽的那些謾罵和爭議，“是因為他們沒有親眼見到超乎想象的貧窮”。她70年代出生在華坪縣城，從小家裡吃的是大白米飯，有一溜兒的玩具，沒吃過什麼苦，直到跟著張桂梅去家訪，才真正理解了她所說的貧窮。
深山裡頭，一些人的家只是四面黃牆。政府給的低保不知道怎麼花，家裡的男人們就拿去買酒喝，房子邊上的酒瓶壘得比屋簷還高，白日裡口齒不清醉醺醺，女人們也沒有任何辦法，燒點苞谷，燒點洋芋，混著發黴的米飯，一頓頓吃下去。
也不僅僅是貧窮。一個小姑娘的父母去了成都打工，很多年不回來，她和爺爺住，七十多歲的爺爺還做著石匠的工作，家裡破敗。小姑娘要大學聯考了，叔叔打電話讓父母回來一趟，王秀麗看到，小姑娘害羞地揪著母親的衣角，笑得十分開心。但是母親神情僵硬，不知道該怎麼和多年未見的女兒相處。王秀麗也有一個女兒，她覺得難過：母女間的關係不應該是這樣子的。
從這個家離開之後，王秀麗心裡憋悶，下車步行了一段時間，天色將暗，天氣寒冷，她想，如果讀了書，這個女孩是不是就不用重複母親的命運：早早嫁人，生養一個女兒，卻不懂得如何去愛、去教育她。
那時，張桂梅已經是華坪縣孤兒院“兒童之家”的院長，第一天收來36個孩子，女孩多於男孩。華坪縣產煤，一些男孩因為礦難成為孤兒，但女孩們大多是被丟棄的。張桂梅生於1957年的黑龍江，家裡有6個孩子，她是最受疼愛的小女兒。但在華坪，她看到健康的女嬰們，“就是你丟了我揀”，輾轉來到孤兒院。
孩子背後的母親，遭遇也是慘烈的。一個小男孩的母親，因為不堪忍受丈夫虐待，找來哥哥把丈夫打死，自己也進了監獄服刑;離開丈夫和一雙女兒的女人，到另一個城市生活，卻被追來的丈夫殺害;一個小男孩的母親，生育第二個女兒的時候，在家用土辦法接生，產後大出血，她想見丈夫，但是婆婆不讓，覺得晦氣，最終女人遺憾離世，丈夫終日買醉，犁田時死在了田裡，留下一老一少。後來張桂梅才知道，這位婆婆，一輩子沒下過山。
同時，張桂梅還是民族中學的老師和班主任。雲南一共26個少數民族，華坪縣就有26個，民族中學的女孩們多來自大山深處，常常讀著讀著就不見了，張桂梅就進山裡，去找那些消失的女孩們。有時候敲門，介紹自己是老師，屋裡有動靜，卻沒人來開門。家長們怕她把女孩們領走，家裡沒了勞動力，反正國家給補助，生活可以就這樣過下去，“烤洋芋就烤洋芋，跟著太陽走就跟著太陽走，反正也餓不死”。
從年幼到後來成家，張桂梅的生活還算富足，直到進了大山，她第一次切實地接觸到貧窮，接觸到女性身上的悲劇，她也是迷茫和困惑的，“我想不出來一條出路，我想了很久很久，不知道到底怎麼辦。”最初，她只有一個樸素的想法，讓班裡的五十多個孩子都不輟學。
但在去家訪的路上，她看到了更多輟學的女孩。遇到過一個放牛的小姑娘，她跟人家說，走，跟我去讀書，同行的人說，你是不是瘋了，看見人就要人去讀書。張桂梅執意，走，跟我去讀書。女孩只是看了她一眼，吆著老牛就走了。張桂梅看著她的背影，背個小包包，手裡還拿著一個黑不溜秋的粑粑當糧食。
“把這些地方從窮坑裡拔出來我是做不到了，但是我想救她們啊。我想讓這些山裡的女孩子讀書、見世面。看看為什麼別人那樣，你自己卻這樣?”家訪的時候，她會問家有多少人，有多少畝地，有多少花椒，是否掛果了，掀掀鍋蓋看看裡面煮的是什麼，去摸摸床上的被子，就知道家境如何了。
“那是現實情況讓我辦的(女高)，並不是我非常先知先覺的，並不是。”11月，在她的辦公室裡，張桂梅提起往事，依舊有些激動，會用手輕輕推身邊人的胳膊，拍拍旁人的大腿。她的辦公室位於兩間高三教室的中間，方便她巡邏，女孩們的讀書聲隱隱傳來。她也承認，這種投入和回饋，讓她找到了一種新的精神寄託。
步履艱難的家訪路
頭幾年，張桂梅自己走山路家訪，曾因過度勞累昏睡在路旁。她嘗試過自己租車，也騎過馬和摩托，肋骨斷了兩次。後來縣裡派車幫助她家訪，可幾乎每一個學生家裡都還有一段要步行的小路。“過去張老師能風風火火地走路，後來病越來越重，有些難走的路段需要攙扶。今年需要攙扶的時候就更多了。”一直跟隨張桂梅家訪的華坪縣融媒體中心記者王秀麗說。
今年10月2日至7日，張桂梅在6天裡走遍華坪縣榮將鎮、石龍壩鎮、興泉鎮、船房鄉的37個村小組，走訪了39個農村學生家庭，平均每天走訪六七個學生家庭。最遠的家訪路是去高三學生羅青青(化名)的家。乘車40多公里到達船房鄉華榮村後，張桂梅還要走半個多小時的上山小路到羅青青家。在同事和羅青青的攙扶下，張桂梅一步一步地爬山坡，走幾分鐘就停下來大口大口地喘氣。路過一條淺淺的小溪時，她已無法抬腿跨過，只能拖曳著雙腳劃過水面。
自20__年創辦華坪女子高階中學開始，12年來，每屆高三、每個農村學生，張桂梅都要利用假期儘量家訪一遍。她不是麗江人，卻已走遍麗江各地山山水水。她的足跡覆蓋約1552名學生的家庭，行程11萬餘公里。
張桂梅把1804個貧困山區女孩送出大山，送進大學。她創辦的女子高中歷屆高中畢業生升學率100%，今年大學聯考又創最好成績，159個考生中70人上一本。然而，張桂梅仍不甘心，還沒有學生考上清華北大。她仍舊拖著病體去家訪，她要去了解每個學生家庭的情況，去解除每個學生的後顧之憂，讓學生再加把勁，明年大學聯考打個漂亮仗。
12月5日，對年輕的南航乘務員朱靜怡來說是難忘的一天。在飛機上偶遇一名乘客後，她難掩激動給她寫了封信：您為這些女孩在荊棘重重的道路上開出了一片天，督促她們走向更高更遠的地方;您將愛給了山區的女孩子們，讓她們看到了更廣闊美麗的風景。我從心底敬佩您這樣的人，這樣的人生……
朱靜怡碰到的，正是張桂梅老師。她告訴記者：我在網上看過張老師的事蹟，感動到淚流滿面，所有褒獎詞語都不足以形容張老師萬一。收到信的張老師下飛機時給她一個擁抱，對聲音哽咽的靜怡說，“沒事的，沒事的”。
這就是張桂梅——麗江華坪女子高中校長，點亮了一千八百多名大山裡女孩子的夢想，把她們送到“更高更遠的地方”，剛剛被中央授予“全國優秀共產黨員”。張桂梅贏得了全社會的尊重，影響也已超越國界。多少素昧平生的人瞭解她的事蹟後，把她作為“人生燈塔”。是什麼，賦予一位山區人民教師如此力量?
陳法羽一輩子也忘不了在華坪女子高中入學時那張貼在床邊、寫著自己名字的小紙條。她是女高第二屆畢業生，如今是麗江市永勝縣一名民警。
20__年，陳法羽國中畢業，沒達到高中錄取線。父親對他說：“自費讀高中咱家供不起，要不你回家種地，過幾年找個好人家嫁了。”那一年，陳法羽十六歲，反覆咂麼父親的話，一個幾乎註定的命運將她籠罩，真是欲哭無淚。此時有人告訴她，華坪建了所免費女子高中，專門招貧困山區國中畢業的女孩，想讀高中可以去試試。這讓陳法羽抓住了救命稻草!
開學報到來到宿舍，床已經鋪好了，嶄新的被褥整整齊齊，床位邊貼著同學們的名字。陳法羽找到自己的名字，撫摸著那張字條，忍不住哭了。“這張小床讓我感到安全和溫暖;這張紙條為我打開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門”，陳法羽說。
幾乎每個華坪女高畢業生，都有和陳法羽差不多的感慨，她們對張桂梅的敬重難以言表——有什麼比改變命運和點亮夢想更重要的?
“熱愛孩子是教師生活中最主要的東西”，張老師對學生的愛真摯熱烈，又一以貫之。她為了畢業班的孩子拖著病體上課不去住院;她把丈夫的遺物一件毛背心送給了生病學生;為了幫助山裡窮學生她節衣縮食捨不得吃肉;為了學生課堂興趣她常常唱首歌念幾句詩……至今，張老師還每天五點半就起床，為女高學生開燈趕走路上小動物，怕孩子們膽小害怕。
泛愛眾，而親仁。對山區學生的愛也讓張老師深思：如何通過教育阻斷貧困代際傳遞?女子高中的初心從此發生。
有人曾說，張老師快枯竭了，人的愛是有限的。張桂梅聽後說：不會的，因為有源源不斷的愛奔向我鼓勵著我!
1996年丈夫去世，對未來無望的張桂梅從大理調來華坪教書，後來自己又身染重病。華坪民族中學的老師們把她當家人：她不想吃藥，同事親屬煮好中藥勸她喝;老師們誰家做了好吃的，都不忘給她送去些;她病重，女老師晚上就到宿舍陪她休息;為讓她多些樂趣，大家找藉口約她去唱歌。
得知張老師生病，學生們上山給她採野核桃，剝了滿滿一大盆核桃仁，雙手黑乎乎的;有學生家長去山上採野靈芝，磨成粉讓她拌在飯裡吃。他們認為，吃這些能治病……
許多年前，張桂梅過的是一種和現在完全不同的生活。那時，她在大理有丈夫，有一個家。
她是黑龍江人。母親在近50歲時才生下她，在她年少時去世，她跟著哥哥姐姐們長大、生活，一直有寄人籬下的滋味，她渴望有一個自己的家。1974年，17歲的她跟著三姐來到雲南支邊，在中甸林業局當過播音員、宣傳隊隊員，80年代，經人介紹，她認識了一個男人，是中甸林業局子弟學校的校長，"為了他，我也申請去當了老師"。很快，他們結婚了。
她跟著丈夫回了他的老家大理喜洲，在喜洲一中任教。在她的回憶裡，丈夫多才多藝，兼職給別人修傢俱、講微積分課，賺來的錢給她花，給她買她愛吃的楊梅罐頭。她不愁衣食，不用自己做飯，兩人常常去洱海邊上散步，想去哪兒玩就買車票。丈夫對她好，去大理市裡開會，只要當天能夠趕回去，一定會和她一塊吃飯。
她是極其外放的性格。在東北，她有過一段不安生的少女時期，在家排行第五，跟著哥姐長大，沒有嚴厲的管束，人送她外號五猴子，總是上躥下跳，後來在文工團裡當舞蹈演員，調皮搗蛋，會哄騙鄰居家的小女孩，把人家的長髮剪掉，還會抓毛毛蟲嚇別的孩子，老師一巴掌拍死毛毛蟲，手就腫起來，她捱了一頓罵，往外跑，在野外遇到了狼，最後被老鄉送回家。
等結了婚，她喜歡去歌舞廳，不想去開學校例會，作為校長的丈夫就包庇她去唱歌跳舞……有時候喝醉了，丈夫就把她揹回家。那時候她是一個美麗的老師，說一口動聽的普通話，化妝，穿紫色皮鞋、藍色褲子、紅色上衣，她和丈夫的宿舍裡，掛著一個手編的門簾，小個小個的珠子掛起一串，美極了。
一位喜洲一中的女老師回憶，到了午休的大課間，在桃子樹下的草坪上，張桂梅會帶著孩子們圍著圈圈唱歌、跳舞，"裙子穿起多漂亮多飄逸"，學校裡關係好的老師給她取了個外號：老妖精，簡稱老妖，她也回嘴，小妖，"生活有滋有味的"。
1993年12月，張桂梅的丈夫被查出胃癌晚期。後來，她形容那段歲月，"我看那山和水都是灰濛濛的一片，這意味著我有家的生活即將終止，愛與被愛的生活即將結束。"
她盡了最大努力留住丈夫，把房子賣掉，家裡所有能賣的東西也全部賣了，總共籌了二十多萬。她到處跟親戚朋友們借錢，後來丈夫的家人勸她別治了，她不願意。丈夫自己也想放棄，她勸他，我們能活一天算一天唄，就等於你陪我一天就行唄。不管多貴的治療方案，她都試，7千多一天的進口藥也用上，二十多萬，半年就見底了。
1995年2月，丈夫還是走了。她不想埋葬他，也不想火化他。她走到昆明的大街上，萬念俱灰，往行駛的車上撞，駕駛員踩了剎車躲開，讓她尋死別連累別人。回去以後，她和停屍房的人說：請您把他從冰箱裡頭搬出來。她最後一次抱著丈夫痛哭。愛與被愛的生活，結束了。
抱著丈夫的骨灰盒回到大理，處理完後事，她失去了生命力，頭也不洗，只是躺著，什麼都不想幹。只要一出門，她就看到丈夫活在小草裡，活在洱海中。
這樣的日子過了一年，她想，她必須離開。她申請調動，填了許多地方，只有華坪接收了她。對於這個小縣城來說，大理是個大城市，她是個來自大城市的老師。1996年，她把裙子和門簾都留給了同事們，帶著一件丈夫留下的毛背心，來到華坪。
起初，這更接近於一種放逐和逃避。她先是在中心中學當老師，一年之後，申請調動到新建的民族中學。但到了華坪，她看到的事物有些不一樣了：有學生冬天穿著一兩塊錢的塑料涼鞋，有學生買不起飯，晚上抓一把米放進熱水瓶，作為第二天的早餐。她常帶學生下館子，幫他們交學費、添置衣服和被子，把丈夫的毛背心給一位小男孩。這裡的孩子需要她，"為了能讓他們走出大山，我做了一點小事，我感到快樂"。她的心裡有了一些輕鬆的感覺。
她清楚地記得，一個帶著女兒前來交書本費的父親，走了五六個小時，把賣桃子的收入、一大包的錢塞給了她，"他很樸實地告訴我，就這些了啊，我有錢還給你送來。"她動員了幾個學生一塊數錢，一分錢、五分錢、兩毛錢的紙幣，零星的幾個硬幣，髒兮兮的，總共不到50塊錢。但她把紙幣捆成了一捆，留作紀念，"你看看人家這日子過的，還滿高興滿高興的，然後把孩子還送給你。人家沒有一句怨恨的，一句都沒有的。我們還怨天怨地在這兒怨的。"
她反觀了自己。"人家還沒像我，我不缺吃，不少穿啊，這個人的生死應該是自己明白的。這個天災人禍自己應該明白。自己(就別)糾結在那出不來的情感，是不是?"她慢慢打起了精神，內心的苦悶和空虛漸漸被驅散了。
"但不幸再次降臨在了她的頭上"，用華坪縣前教育局局長，如今是張桂梅宣講小組一員的楊文華的話說。1997年4月，張桂梅被診斷出患有子宮肌瘤。從醫院到學校10分鐘的路程，她走了40分鐘。回到了宿舍，她哭一會兒，站一會兒，一夜未眠。
當時她是四個國中畢業班的政治老師，第二天，鈴聲一響，她本能地走進教室。她想陪孩子們走完這關鍵的幾個月，他們來不及適應新的老師了，那是他們考學的機會。她還能怎麼辦呢?當年患癌的丈夫撐了一年多，是因為自己百般籌錢，在他身邊照顧，如今輪到了自己，沒有醫藥費，也沒有人安慰。
吃止痛藥，再疼就捂著肚子上課，就這樣，她送走了四個班的畢業生。後來，她借了幾千塊錢，坐上了夜班車，到昆明做手術。她的腫瘤拿下來，腸子粘連到了後背，每次摸的時候就感覺到非常硬，肚子像一塊石頭一樣，疼的時候是一陣陣的，人也變成黑瘦黑瘦的了。
萬幸的是，這個從外地來的、埋頭苦幹、帶病上課的女人被看見了。當時華坪縣正大力發展開採煤礦，學校裡的老師工資低，就幹著第二份職業，或者辭職出來做煤礦生意，縣裡正需要一個正能量的老師作為宣傳典型。一個政協委員告訴她，我們絕不能捧著骨灰盒來宣傳您。她的事蹟開始在小縣城裡傳遍，兩次手術期間，一天晚上她喘氣困難，學校裡的幾位老師冒著大雨去醫院，給她取氧氣袋，一晚上跑了五六次，整夜在身邊照顧她。還有一位山裡的女人，把五塊錢的路費也捐給她治病，自己走了六個小時的山路回家。
她形容，那是一種"愛的支撐"。
後來，她有過幾次成家的機會。她的名聲傳出了縣城以外的地方，有人慕名而來。有一次，王秀麗接到了她的電話，說北京來了一個作家，你過來看一下嘛。王秀麗想，跑上門跟人家說自己是作家的人，通常都是不厲害的，便沒去。第二天才知道，那是張桂梅的追求者，見面的時候，張桂梅還塗了口紅，穿了高跟鞋。王秀麗立刻叫個摩的就去了兒童之家，但那人已經走了。
要是成家了，必然是要分一半的心給對方，張桂梅說，找一個伴有什麼用呢。王秀麗說，每天很累地回到家，至少有個人跟你說一下話嘛，抱一抱你也是好的嘛。
王秀麗聽說，是兒童之家的孩子不喜歡那人。那人坐椅子，孩子就說，你起來一下，假裝要掃地。那人坐床邊，孩子就說，你起來一下，假裝要疊被子。一天都不讓那人坐下。他們還問張桂梅，你要忙著結婚嗎?你就怕以後我們養不起你嗎?
後來，就再也沒有什麼北京來的作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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