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對刑事偵查明的監督

淺議檢察對刑事偵查的監督 xxx xxx 偵查權是指司法機關對刑事案件進行專門調查和採取強制措施的權力。它雖然只直接關涉到少數人（嫌疑人）的利益但它有著極強的力度，極易造成嚴重後果，給當事人造成巨大損害。偵查是重要的審判前程式，在整個訴訟活動中處於靠前位置，偵查質量的高低直接影響著以後各個環節階段的質量，合理合法的偵查才能帶來公正的審判結果。不受約束的權力必然會帶來～，偵查權也不例外。建立有效的監督制約機制是防止權力異化的重要途徑。在我國，檢察院是法律監督機關，擔負著監督立案，偵查、審判、執行整個訴訟過程的重任。如何建立高效的監督將是消除現存弊端的關鍵，本文將對檢察院在偵查監督中存在的問題作一探討，以期拋磚引玉。 一、當前偵查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可以肯定我國各級偵查機關對刑訴法中有關偵查的制度和規範的執行情況，總的是好的，但也確實存在一些問題，主要是偵查權缺少制約，對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保護不夠，進而影響案情的切實查證。 1．超期羈押犯罪嫌疑人。這種情況公安機關，～機關，檢察機關都有，主要發生在某些案情較為複雜的案件的偵查過程中。一是有的案件罪與非罪的界限難以劃清，擔心把人放掉會放縱罪犯；二是偵查工作出現“反覆”，比如犯罪嫌疑人串供、翻供等，偵查陷入僵局，羈押期滿而未能結案；三是少數案情確實複雜，雖經批准延長羈押期，仍然未能查清全案；四是共同犯罪的同案犯在逃，對被羈押的犯罪嫌疑人不按有關規定處理。五是由於鑑定的原因等等。 2、對犯罪嫌疑人採用肉刑或變相肉刑以逼取口供，以及誘供、套供、騙供等問題時有發生。 3、偵查活動同刑事政策不能很好地結合起來。如在嚴打鬥爭中，偵查手段的選擇缺乏合理性，傾向於選擇最嚴厲的方法，從而使嚴打的概括性精神轉向具體化，往往使嫌疑人受到不應有的傷害。 4、其他不按刑訴法辦事的情況。例如，不允許犯罪嫌疑人對詢問筆錄中遺漏或差錯提出實事求是的補充或改正意見；實施勘驗，檢查，扣押物證，書證，偵查實驗等偵查行為不邀請見證人到場見證，等等。 二、檢察對刑事偵查監督的途徑、方法及其不足。 我國檢察院目前對偵查活動進行監督的途徑主要有： （1）通過審查逮捕、起訴工作進行監督。 （2）通過派員參加偵查機關對重大案件的討論和其他偵查活動進行監督。根據刑事訴訟法第六十六條和第一百零七條的有關偵查機關的勘驗、檢查，認為需要複驗、複查的，可以要求偵查機關複驗複查，並且可以派檢察人員參加。 （3）通過受理有關控告進行監督。根據刑事訴訟法第十四條第三款的規定，訴訟參與人對於偵查人員侵犯公民訴訟權利和人身侮辱的行為，有權提出控告。因此，訴訟參與人對於偵查機關或者偵查人員侵犯其訴訟權利和人身侮辱的行為提出控告的，人民檢察院應當受理，並及時審查，發現偵查活動中確實存在違法行為的，要依法處理。 （4）通過審查偵查機關執行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不批准逮捕決定的情況以及釋放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或者變更逮捕措施的情況，進行監督。1996年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在第六十八條、第六十九條、第七十三條、第一百三十條中有相應規定。 人民檢察院實施刑事偵查活動監督的具體方法主要有以下幾種： （1）口頭通知糾正違法行為。這種監督方法適用於情節較輕的違法行為。 （2）書面通知糾正違法行為。這種監督方法適用於情節較重的違法行為。即對於偵查活動中情節較重的違法行為，應當報請檢察長批准後，向偵查機關發出《糾正違法通知書》。 （3）追究有關偵查人員的刑事責任。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人民檢察院發現偵查人員在採取偵查措施或者決定、執行、變更、撤銷強制措施等活動中的違法行為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應當立案偵查。 目前偵查監督機制的不足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我國警檢關係的基本模式：公安機關主要負責偵查，檢察機關主要負責起訴。檢察機關無權指揮公安機關。偵查和起訴在程式上被明顯分開，偵查是獨立的訴訟階段。偵查機關獨立進行偵查，除逮捕外可自行採取任何強制措施。檢察機關主要通過批捕和審查起訴進行監督。這種模式存在以下幾個問題： 檢察機關實施監督的滯後性和被動性，往往導致難以有效預防和及時糾正違法，不利於保護犯罪嫌疑人及其他有關公民的合法權益不受非法侵犯。檢察機關審查批捕和審查起訴的大量工作都是書面審查偵查機關報送的材料，而偵查活動違法的情況很難想像能夠反映在案卷中，即使犯罪嫌疑人等向檢察機關反映警察在偵查中有刑訊、誘供等違法行為。如果無明顯證據證明，實際上多數也難以查實，有些雖然能夠查實並對違法犯罪行為人給予了適當制裁，但侵犯公民合法權益已成事實，由此造成的損失和惡劣影響已難以收回。依照法律，檢察機關可以參與公安機關的複驗複查但其前提條件是檢察機關要求公安機關複驗，而且複查的案件，一般僅限於大案、要案。實踐中，絕大多數案件的偵查活動，檢察機關都不參與。在偵查程式中檢察機關法律監督的滯後性，參與程度的有限性與活動的被動性都使其預防和糾正偵查違法的作用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公安機關享有廣泛的職權，在程式上缺少有效的制約機制，除逮捕犯罪嫌疑人必須經過檢察機關批准外，其他涉及公民人身、財產權利的強制措施如勘驗、檢查、搜查、扣押、鑑定、取保候審監視居住乃至拘留等，均可以自行決定，自行執行。權力如果缺乏真正有效的制約，往往導致濫用。特別是刑事偵查權的行使頻繁涉及公民最基本的權利，就使得這一問題的解決尤為重要和緊迫。 （2）檢察院缺乏中立、超然地位，監督帶有傾向性。檢察機關儘管屬於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卻事實上擔負著審查起訴和提起公訴的職責，它們本質上也屬於國家追訴犯罪機構，在訴訟目標和訴訟角色方面與偵查機構是一致的。這就使得檢察機關在監督警察心理上就不是那麼堅決和明朗。儘管法律要求檢察機關要尊重事實～，並同時注意收集有利於犯罪嫌疑人的證據，但刑事偵查的一個基本情況表明，檢察機關無論作為偵查機構還是作為公訴機關，往往更加重視對嫌疑人不利的證據和事實，即使進行法律監督，也經常是從如何有效進行追訴的角度進行法律監督。法律在不提高嫌疑人地位、不設立中立裁判者的情況下，片面強調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地位

，必然造成追訴力量的過於龐大和辯護方力量的繼續萎縮，同時也無助於對偵查活動的司法控制。這顯然表明，只靠偵查機構負責人實施的內部制約或者檢察機關進行的法律監督，偵查活動將很難受到有效的司法控制。事實上，沒有中立司法機構的介入，沒有嫌疑人訴訟主體地位的確立和辯護律師參與範圍的擴大，中國的偵查將很難受到有效的司法控制，也很難被完全納入訴訟的軌道。現代意義上的“訴訟”的一個基本涵義就是控辯雙方在中立裁判者的主持下進行對抗，裁判者居中裁判。這是一個被廣泛接受的理念。我國的審判方式改革就是基於這個理念進行的。任何一個訴訟制度的形成都要經過長期的歷史積累，並形成一系列與它相配套的制度。改革一項制度必須考慮與它相配套的制度，例如我國的庭審方式改革就引發了起訴方式的改革，同樣對抗式審判也要求偵查制度的改革。因為對抗的前提是控辯雙方力量的均衡，這就要求建立一箇中立裁判者對偵查機關進行制約。而我們目前恰恰缺少一箇中立的裁判者，因而由中立司法機構主持的司法審查和授權機制並不存在。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拘留、逮捕、搜查、扣押的實施，還是對犯罪嫌疑人長時間的羈押，都是由偵查機構自己或者檢察機關通過祕密審查來發布許可令狀的，而沒有類似法院這樣一箇中立的司法授權機構，也不經過專門的授權程式。即使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師要求將羈押措施變更為取保候審，也無法向承擔偵查和公訴職責的司法機構提出申請。這樣，那種由司法機構主持進行的所謂“程式性審查”活動在中國偵查程式中就不可能存在；那種由控辯雙方同時參與的聽審活動在偵查程式中也無從進行。一句話，中國的偵查程式不具有“訴訟”的形態，而完全屬於一種超職權主義的、行政化的單方面追訴活動。在這裡，無論是專門性調查活動，還是有關限制公民基本自由和權益的強制性措施，都是由偵查機構或是由公訴機構自行決定，而不是由中立司法機構進行授權。這種制度設計不符合“控訴與裁判職能分離”、“司法最終裁決”等一系列現代法治基本原則，也會經常帶來諸如羈押、超期羈押、非法搜查、任意扣押等現象，主要導源於這種由追訴機構兼負司法審查職能的偵查構造。 （3）偵檢脫離影響起訴質量。偵查畢竟屬於刑事追訴機制的一個環節，刑事追訴的成功與否，最終還要取決於檢察機關能否成功地說服法庭作出有罪判決。在刑事訴訟中，案件不論是由檢察機關還是由公安機關立案偵查，最後的出庭支援公訴都要由檢察機關統一負責實施。可以說，在確保已經偵破的案件取得最終“勝訴”方面，檢察機關要比公安機關承擔著更大、也更為關鍵的責任。但是，中國目前實行的檢警分離的體制，卻造成負責對大多數案件進行偵查的機關，與負責對所有案件支援公訴的機關各行其是的局面。在司法實踐中，公安機關普遍存在著這樣一種觀念：只要將案件偵破完畢，其餘的追訴工作也就由檢察機關去做了。於是，在法庭審判過程中，負責偵破案件和實施鑑定的公安人員極少有出庭作證的，負責支援公訴的檢察人員很難獲得公安機關的繼續支援和配合。另外檢察機關不能直接命令和指揮公安人員進行偵查，而只能在必要時請求公安機關派員協助，這樣一來檢察機關就無法從起訴的角度對偵查進行指導，進而大大影響了刑事追訴的效果。 （4）檢察機關與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實際上脫離，也不利於促使偵查人員提高素質。公安機關偵查活動較少受到制約的現狀使偵查人員缺少一種外在的壓力，在辦案過程中往往忽視提高自身素質及改進偵查方法和提高技術手段，而是習慣於過多地依賴和使用強制處分權，尤其是偏重羈押和對犯罪嫌疑人的訊問，而這些手段使用不當又極易侵犯公民的合法權益。實踐中存在的違法搜查、扣押刑訊逼供等現象，不能說與此無關，由於對違法偵查缺乏制約機制而不能有效預防及時制止並予以相應制裁，反過來又會強化偵查人員對這種現象的無所謂態度，形成惡性迴圈。 三、對完善檢察對偵查監督的思考。 偵查程式在刑事訴訟中的地位是極為重要的。從目前的司法實踐來看，大多數侵犯個人基本權益的現象都發生在這一階段。那些受到刑事追訴的公民還難以具有基本的抗衡能力，而只能被動地接受刑事追訴機構帶有行政治罪色彩的追究。因此，在重新構建這一程式時必須提高嫌疑人的防禦能力，為刑事追訴活動設立一系列程式性障礙，以達到在國家追訴和公民基本權利保障之間形成抗衡的目標。另一方面，偵查程式又是刑事追訴機構發現事實～、收集有罪證據的關鍵階段。可以說，偵查機構能否成功地將刑事案件予以偵破，檢察機關能否在法庭上成功地說服法庭，將被告人予以判罪，在相當程度上取決於偵查追訴活動質量的高低和效果的好壞。從這一角度來講，刑事偵查程式的設計也必須考慮到提高訴訟效益這一價值目標。 根據以上認識，筆者認為，中國刑事偵查程式應當借鑑有關西方國家的經驗，結束這種分離化和鬆散化的局面，走向一體化的訴訟格局。將刑事追訴的各個具體環節視為一個具有內在邏輯結構的統一整體，視為追訴機構為發現事實～、懲治犯罪而必經的訴訟階段，使得檢察機關對刑事追訴活動的成功承擔最終責任。與此同時，為防止刑事追訴的集中化所可能帶來的權力濫用情況，應當同時確保刑事追訴活動的各個環節受到有效的司法控制，使得所有不利於某一個人的追訴行為和決定，都能受到中立司法裁判機構的授權、審查和救濟。從我國實際出發，這種構造同刑訴法規定有著很大的距離，因此，在短期內不會實現。當前最為緊迫的是找到檢察機關同偵查機關最有效的切入點，筆者認為，可以在偵查機關設定檢察室，檢察機關直接監督偵查活動，以增加透明度，從而使偵查與公訴真正成為一體，檢察機關與偵查機關都能夠充分發揮各自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