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某縣農民黨員先進性狀況的調查與思考

關於某縣農民黨員先進性狀況的調查與思考

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工作的重點和難點都在農村。在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形勢下，如何保持和發揮農村黨員的先進性，是當前農村黨建的一個重要課題。從我縣來說，2003年底共有黨員4592人，農村黨員3216人，其中農民黨員2271人。要發展農村經濟，破解“三農”問題，推進農村小康建設，離不開佔全縣黨員70.5%的農村黨員，特別是其中佔70.6%的農民黨員。黨要貫徹“三個代表”思想，與時俱進，執政為民，保持先鋒隊性質，也必須發揮廣大農民黨員的先進性。為此，我們對當前我縣部分鄉（鎮）村農民黨員先進性狀況進行了調查，並結合農村工作實踐提出一些粗淺的看法。

一、部分農民黨員發揮了先鋒模範作用

近年來，部分農民黨員在帶領群眾發展農村經濟，增加收入，推進農村全面小康建設過程中，發揮了先鋒模範作用，體現了黨員的先進性，成為農村令人稱羨的新“三人”。

一是致富帶頭人。在當前農村農民收入來源日益多元化的情況下，農民黨員在引領農村經濟發展方向，示範帶動群眾致富方面，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穩定發展。在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中，部分農民黨員在農村顯示出了先鋒帶頭作用，他們主動學習，在膽開拓，大力引進新品種，推陳出新增活力；轉變觀念，開啟山門，調整結構活流通，緊跟時代闖市場，成為農村經濟發展的生力軍。許多農民黨員在自己致富的同時帶動了周邊群眾，發揮了黨員在發展先進生產力方面的先鋒模範作用。據全縣1830戶農民抽樣調查統計，認為“村黨員在勞動致富、公益事業方面有發揮作用”的有1068戶，佔58.3%；在全縣種養大戶中農民黨員佔41.2%，農產品營銷大戶中，農民黨員佔27.3%。某某鄉a村、某鄉b村等村農民黨員立足本地實際，創辦太子參、黃枝子和茶葉等示範基地，在自己發家致富的同時，也帶動了附近山村農民發展。

二是村務領導人。他們代表群眾積極參加村務管理，體現了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據統計某縣當前村級班子成員共719人，其中農民黨員499人，佔69.4％，112名村主任中黨員63名，佔56.25％。他們積極參與村兩委工作促進了基層政權的穩固。如據不完全統計，某鄉鎮11個行政村以農民黨員為主的各村兩委班子，近年來帶領群眾共新建修建公路132公里，硬化鄉村公路7.8公里，維修及新建村委辦公樓5棟，鋪設自來水管道5365米，安裝閉路電視8個村，受益群眾達6000多人，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三是新風倡導人。在農村精神文明建設中，不少農民黨員積極倡導社會新風，支援黨在農村的各項方針政策。他們主動了解、宣傳和支援稅費改革、殯葬改革、計劃生育、低保和森林防火等農村工作，特別是近兩年來某縣農民黨員按照縣委“黨員服務區”活動“十個一”的要求，在帶頭掌握致富本領、遵守村規民約、執行計生政策、破除封建迷信、美化村容村貌、淨化思想空氣等方面發揮了共產黨員的先進性作用，為發展經濟、增進文明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二、存在問題

從調查情況看，當前大部分農民黨員在發揮先進性方面體現了農村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體現了共產黨員的應有品質，但在部分農民黨員中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視的問題，影響了黨組織先進性的進一步發揮。

〔一〕宗旨觀念淡薄，無意發揮先鋒模範作用。

據調查，當前農村部份農民黨員組織紀律渙散，黨的意識弱化，思想觀念陳舊，黨性修養偏低。他們認為，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只有搞好生產經營，多賺錢才是實實在在的。面對新形勢、新情況，他們對“農村黨員是否也講奉獻？”、“農村黨員與普通群眾的區別在哪裡？”等問題困惑不解。有的一味地強調自己生產、生活的需要，謀取個人利益，“只管自己富，其他都不顧”，存在比較嚴重的個人主義和拜金主義思想。據調查統計，當前農民群眾中認為農民黨員存在“少部分”不合格的人佔48.7%，可見在群眾看來，黨員不合格已不是個別問題。一些村農民黨員包括外出黨員對村黨組織活動不感興趣，經常以影響賺錢為名不參加組織生活，以組織對自己幫助不夠為由不做組織分派的工作，不願或不繳納黨費，甚至認為黨員身份是一種負擔，相當部分村支部黨員會議，因參加會議黨員少而無法召開。有些支部為開會不得不擠出資金給參加會議的黨員發放紀念品或吃上一餐。一些集體經濟差的村因此一年無法開上一次黨員會議，有的農民黨員不僅不履行黨員的義務，而且連正常的公民義務也不履行，成為落後於群眾的“特殊黨員”；還有部分黨員思想上完全喪失信仰，偏離了馬克思主義唯物論的基本立場。據調查，有13.5% 的黨員認為“黨員可以信仰宗教”，13.0%的黨員無法斷定“黨員是否可以信仰宗教”。相當部分農民黨員，對身邊的一些封建迷信現象聽之任之，制止不力，甚至於主動參與，蓋房搭屋請“風水先生”、治病療傷請巫婆神漢。這些問題原因有三：一是黨員身份的光榮感在農村弱化。隨著社會主義市場體制的建立，農村經濟有了很大發展，農村黨員就業方式從單一的種植業為主到趨於多元化，生活空間也突破了原有的村落地理範圍，農民的生產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正如有的黨員說的“黨員不黨員，就差二角錢”，農民黨員在群眾中的光榮感和自豪感得不到明顯體現；二是宣傳思想工作功能弱化。一些村級組織片面強調經濟工作，“關注點” “興奮點”沒放在黨建上，在選拔基層支部帶頭人時，往往偏重於發展經濟能力的考核，而忽視了他們抓思想宣傳工作能力的培養；三是為黨員解決實際問題工作弱化。近年來農民群眾利益得到重視，而作為農民黨員，其生產、生活情況卻很少得到過問，黨員的實際問題解決很少，除年前慰問困難黨員外，村黨支部很少過問黨員生產生活情況，加上村集體經濟薄弱，黨支部難以解決黨員群眾生產生活困難，使他們難以感受到黨組織的溫暖和所代表的先進性；從而導致思想觀念和思維方式出現誤區或偏差。以致產生“有困難不找組織找親朋，有糾紛不靠支部靠族長”現象。

〔二〕總體素質較差，無法發揮先鋒模範作用。

從調查情況看，我縣農民黨員素質總體偏低，存在“一高三低”現象，即年齡偏高，文化程度偏低，科技水平偏低，“雙帶”能力偏低。某縣2271名農民黨員中51.6%為國小以下文化，高中以上的只佔2%。大多數農民黨員對黨的知識知之甚少，對黨在農村的方針、政策一知半解。另一方面“老齡化”現象嚴重。35歲以下的青年黨員不足農民黨員總數的30.8%，50歲以上的則佔黨員總數的一半以上。以某鄉鎮為例，該鄉共有農民黨員234人，高小以下文化程度164人，佔農村黨員總數的70.1%；60歲以上黨員83人，佔35.4%。某鄉鎮前宅村全村黨員40人，其中70歲以上就達15人，佔37.5%；國小以下文化28人，佔70%。由此可以看出農村黨員客觀上存在的“老齡”現象。有的自然村甚至出現“四個黨員三顆牙”的情況。農民黨員素質偏低的原因有：一是近年黨“源”偏少，“入口”過寬。由於近些年農村農民發展經濟的熱情高漲，對入黨入團的追求相對減低，具有入黨動機的農民相對減少，使符合條件的黨“源”減少，培養入黨積極分子和確定發展物件的選擇餘地較小，給農村發展黨員工作，特別是發展能發揮先鋒模範作用的黨員工作，帶來很大的困難。因而一些鄉村黨組織為完成發展黨員工作任務，放寬質量要求，造成黨員“入口”過寬，使一些並不優秀的人被勉強吸收進黨內，還有個別村兩委成員宗族思想嚴重，怕年輕人入黨後將來擠掉自己的位置，不願意發展黨員，造成個別支部幾年不發展一名黨員；二是“出口”太窄。對不合格黨員的表現沒有明確的衡量尺度，對不合格黨員沒有通過有效的方式淘汰出黨，造成黨員良莠不齊；三是內部“消化不良”。村級組織缺乏應有的宣傳教育功能。自聯產承包責任制以來，農民黨員很少集中學習，沒有得到系統的培訓。當前一些鄉村的村級黨組織班子較鬆散，除村支書外大部分支委成員形同虛設，組織缺乏活力，黨員得不到必要的宣傳教育，黨的方針政策沒有及時貫徹到黨員群眾當中，使相當部分黨員不知如何發揮先鋒模範作用；四是農民黨員外出較多。當前受城鄉二元體制和市場經濟影響，農村培養的人才沒有為農村服務，農村勞動力轉移現象較普遍，特別是有文化知識、素質相對較高的青年農民多數外出務工、經商，長期不在村，給農村青年黨員發展工作帶來了很大難度。即使年節時回村，也因入黨積極性低而無法嚴格按程式吸收入黨。外出黨員通常是農村社會中較為“活頭”的部分，特別是外出人員中還有素質相對較高的青壯年的黨員。全縣35歲以下的農民黨員700名，其中外出半年以上的佔80%左右，這些黨員長期外出，組織關係沒有隨轉，長期遊離於組織之外。在村黨員素質總體不高，生產和勞動技能總體較差，他們在村文化科技上不能領先於群眾、生產力上難以帶動群眾，身體羸弱或行動困難，因而造成農村黨員整體素質下降，無法發揮先鋒模範作用。五是年老黨員在農村地位降低。他們年齡偏大，勞動能力弱，生活上往往靠子孫贍養，喪失了或部分喪失了在家庭中的主導地位，在決定是否帶頭完成稅費和組織分配的工作時，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兒孫對組織的感情，有些老黨員甚至只能看子孫的眼色行事，黨員先進性自然難以發揮。

〔三〕經濟條件約束，無力發揮先鋒模範作用。

我縣山地面積佔90%，山巒起伏，峰高澗深，道路崎嶇，交通不便。如某鄉東溪、某鄉水邊、堵坪茶山等偏遠山區，村落分散，自然村偏小，人口稀少，且遠離鄉鎮駐地，廣播電視未通。黨組織和黨員分散，黨的方針政策傳達貫徹、黨組織活動開展和黨員間的聯絡溝通都存在較大困難，大多數純農戶黨員家庭經濟相當困難。多數村黨員經濟狀況總體上僅處於本村的中下水平，有些高齡無依黨員甚至成為本村貧困戶，自己需要別人幫帶。據調查，目前全縣2271名農民黨員中有困難戶、貧困戶225戶，佔9.9％。他們經常終日忙碌埋頭生產，大多數對黨組織活動較為消極，缺乏應有熱情。他們在發揮黨員先進性方面缺乏足夠的思想動力和勇氣，也難以在發展生產中發揮共產黨員的模範帶頭作用。由於經濟上的貧困和“後進”，嚴重製約了貧困黨員在農村政治上的表率和先導作用，使他們難以在周圍群眾中樹起一面有影響的政治“大旗”；制約了農民黨員在執行黨和國家方針政策、參加農村各項社會公益事業中“領頭羊”的帶頭作用；嚴重製約了農民黨員在帶頭致富和帶領群眾致富的“雙帶”作用，同時一些黨員為了維持家庭經濟子女就學等“硬任務”被迫“利字當頭”對於黨組織活動這“軟任務”只得置之高閣，造成長期沒有參加組織活動，淡化了黨員在黨和人民群眾之間的橋樑紐帶作用，導致組織觀念日趨淡薄，紀律鬆懈，黨性修養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