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曆代各種治國思路中，德治思想提出最早，論述最多，流傳最廣，影響也最大。德治思想是儒家學派的最基本的主張，也可看成儒家學派的代名詞。
儒家思想的主題：強調道德教化，修身為本，以德治國
從現有的文獻來看，德字在先秦的《尚書·堯典》中即已出現。原文講：“曰若稽古，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俊德”即美德。能把高尚美好的品德發揚光大，就能使九族以內的人親密團結，百姓安樂，萬國友好，社會就會變得和善。在這裡，明德的功能是使社會和諧。自此以後，“德”就成為重要的政治與倫理概念。儒家之所以將夏商周三代之治作為後世效法的王道典範，頌揚備至，就因為三代是“至德之世”。
自西周初期周公（旦）提出“敬德保民”的治國思路，中華民族便逐漸形成了重德治教化的傳統。殷朝滅亡後，周初統治者在深刻總結其教訓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了“明德慎罰”、“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思想，開德治之先河。
提出德治思想體系、影響最大的是儒家鼻祖孔子。他有幾句名言，可視為德治思想的圭臬。他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總之，在孔子看來，強力和刑罰是對人力的征服，德則是對人心的征服。從長遠來看道德比行政和法律的手段更為管用。用法制禁令來治理民眾，用刑罰迫使他們就範，民眾雖然因害怕懲處而可以避免犯罪，但不知犯罪是恥辱；一旦法制禁令存在漏洞，或者刑罰有所鬆弛，民眾還是會作奸犯科的。如果用道德指導教化他們，用禮儀來約束規範他們，民眾就會明白犯罪是行惡，而自覺地糾正行為，這樣就不會輕易犯罪了。靠行政和刑罰來治理，是消極的辦法；推行道德教化，強調修身為本，提高民眾素質，則是積極的辦法。前者是對人們不良行為的治理，後者則是對人們不良心理的治理，是思想上的引導。從孔子始，強調道德教化，修身為本，以德治國，成為儒家思想的主題，一代代地延續、發展下來。
儒家的德治思路，體系完備，內容豐富，具有民本主義色彩，在維護中華民族的穩定統一，求治求善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歷史作用，功不可沒，其優秀成分在現在和將來仍將繼續發揮作用。但在筆者看來，儒家及其德治學說有幾個重大缺陷，或者說重大弊端，致使中華民族在近幾百年落後於西方資本主義，拖了中華民族發展的後腿。
儒家德治思想的嚴重缺陷
儒家學說自孔子開始，就鼓吹“學而優則仕”，宣揚“讀書做官論”。把做官的好處說得很美妙，把務農做工的劣勢說得很糟糕。即：“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孔子還批評、嘲笑樊遲學稼是“小人”之志，不屑一顧。孟子進一步宣揚“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中國官本位的思想很突出、很普遍，查其源頭，就在孔孟的經典裡。中國舊官場很講究級別，官大一級壓死人，講品第，看官銜，論級別，搞了幾千年，形成了官本位。這種官本位的思想殘餘到現在還在廣泛地影響著國人的思維方式、工作方式、分配方式和價值取向。上個世紀50年代新中國開始實行授銜評級時，毛澤東鑑於授銜評級帶來的矛盾，曾經詼諧地說：“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評級時。”由此可見，級別對人生影響之大，人們對級別看得是多麼重。
宣揚“治國、平天下”，只引導人們做政治家，不引導人們做實幹家。目標既高又大，流於空疏。不提倡當公僕，不提倡崗位成才，不強調敬業，誤導學子幾千年。《大學》先講“修身、齊家”，然後講“治國、平天下”，並把“治國、平天下”作為學子的理想目標。這就不僅是提倡做官，而且是提倡做大官。因為“治國、平天下”是皇帝宰相的事，是文臣武將的事。“治國、平天下”的目標固然很動聽，很誘惑人，但是，幾人能走到這樣的職位上？絕大多數文人學子，只能幹普通工作，能當個七品芝麻官就不錯了，少數人能達到中級官吏，極少數人才能當上高階官吏。雖然“布衣卿相”不乏其人，畢竟崗位有限，即使在和平年代，通過九品中正制、科舉之路上去的，也並不多見。如果正常的薦舉、科舉之路達不到“治國、平天下”的職位，那就只有走起義造反之路，做“開國元勳”，由社會底層升至權力金字塔的尖端。每次農民起義中，有那麼多的文人蔘加，與此思想灌輸當不無關係。人生能有幾回搏，成則王侯敗則寇。有幸進入官場以後，為了謀求更高的級別，贏得更大的權力，在政治舞臺上發揮更大的影響，為了“治國、平天下”的巨集偉目標，除了公開正當的競爭以外，還有背後非正當的競爭。在背後非正當的競爭中，各種陰謀詭計都可能使得出來，各種排擠傾軋都可能幹得出來，告密陷害有之，借刀殺人有之，僱凶殺人亦有之，甚至骨肉相殘，也在所不惜。把人民群眾作為自己的墊腳石，信奉“一將功成萬骨枯”。隋煬帝可以逼隋文帝退位，雍正皇帝可以將諸兄弟殺得七零八落。李世民雖然是一代英主，但上臺掌權仍是通過殺掉親兄弟、逼父皇退位的方式實現的。至於宮中才女武媚娘武則天，為了爬上去，實現自己的政治野心，竟不惜親手掐死自己的女兒，藉以嫁禍陷害皇后，以便取而代之。從最高權力到基層權力，層層都充滿了爭鬥。整個封建官場瀰漫著腥風血雨，充滿著刀光劍影。以至南唐李後主，從小就畏懼權力爭鬥，想躲避政壇，但他處於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想不當皇帝也不行，“做個才子真絕代，可憐薄命做君王”。因無心治國，治國無方，最後落得個國破身虜、以淚洗面的下場。“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就是他的晚景寫照。甲申年李自成起義軍攻佔北京後，革命尚未成功，大敵仍在眉睫，而牛金星、劉宗敏等人卻忘乎所以，準備做開國將相，這是導致大順政權功敗垂成的重要原因之一。至於太平天國，東王楊秀清為逼封九千歲，釀成“天京事變”，一場推翻清朝很有前途的農民大起義從此走向衰敗。
把“治國、平天下”的理想，作為普遍目標來提倡，甚至說什麼“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不為良相，便為良醫”，好像做“治國、平天下”的將相很容易。這種宣傳的確鼓勵了少數人真的成為國家棟梁，但是卻毒害了大多數人。它造就了許多眼高手低、志大才疏者，“捨我其誰”的自負者，造就了許多一屋尚不掃、侈談掃天下的空談家，造就了許多一不會種田，二不會做工，三不會經商，“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老書蟲，造就了許多以“竊書不為偷”、以知道“回”字有四種寫法為有學問的孔乙己式的書呆子。這也是中國古代社會為什麼政治家多、實業家少；經學家多、科學家少的重要原因。不提倡做實事、大事，只提倡做官、做大官，使許多學子沉溺科名，不能自拔，儘管“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仍然皓首窮經，“不到黃河心不死”，以致終生一事無成。也有不少士子，“才也縱橫，淚也縱橫”，但生不逢時，終日抑鬱，齎志而沒。如果儒家學說提倡公僕意識，而不是提倡當官做老爺；提倡“做大事”，而不是提倡“做大官”，那麼，中國人的人生觀、價值觀就可能是另外一種境界了！中國人的思維就可能是另外一種模式了！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也就可能是另外一部歷史了！
儒家的德治思路偏執於人的道德修養，重自律、輕他律；重教育、輕監督；重人治、輕法治；忽略、輕視制度建設。儒家從“人性本善”出發，執著地追求“內聖外王”，總以為通過修身教化，通過經典學習，可以“致良知”，可以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可以做到“慎獨”。認為君主和官吏的言行具有莫大的示範作用：“其身正，不令而行”。相信通過德治學說薰陶教化出來的大丈夫，能夠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能夠殺身以成仁，“捨生而取義”，“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岳飛），更能做到先義後利，臨財不苟得，臨利不苟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認為通過“吾日三省吾身”，就能做到廉潔奉公。他們沒有看到人性求利的本能，人性的多種先天弱點。這些本能和弱點，無數實踐證明單靠道德是約束不了的，也是改變不了的。道德的力量是有限的。必須有對權力予以監督和制約，而且這種監督和制約又必須是雙向的、平等的，才能防止好人變壞人，阻止壞人幹壞事，避免官吏和政權走向腐敗。由於幾千年來一直未能走出這個誤區，導致中國德治理論發達，而法治理論不足，政治文明進步緩慢，治亂興衰周而復始，跳不出週期率，改變不了人治，直至近代，專制體制依然故我。
儒家的德治理論重政治、輕經濟，過分強調義利之分，片面要求人們舍利取義，剋制私慾，清心寡慾，省吃儉用，安貧樂道，逆來順受，以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殊不知沒有經濟發展、經濟實力的穩定，是暫時的穩定，表面的穩定，甚至是虛假的穩定。義利之分是必要的，也是儒家理論的一大特色，但後來卻走向極端，把民眾正當的基本的生活需求也作為“私慾”來反對、來限制。宋明理學甚至把“私慾”與“天理”對立起來，要人們“存天理，滅人慾”；寡婦不可改嫁，說什麼“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等等，簡直到了“以理殺人”的地步。孔子把顏回作為安貧樂道的榜樣予以誇獎：“一簞食，一飄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可惜顏回英年早逝，未見其有何作為，有何貢獻。
儒家的德治思路有許多優點，但也有重大的缺陷，它停留在民本主義的階段，不能做到以人為本，因而也就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社會的動亂，不能避免王朝的衰亡。要想跳出“週期律”，必須以人為本，走民主與法制之路，依法治國，以德治國與依法治國相結合。（劉峰）
來源：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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