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興安
內蒙古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芬蘭拉普蘭大學法學與資訊學專題研究人員
讀古詩，大凡有三種，一種是對上的，寫給長官，長輩看的；一種是對平行的，自己寫自己看的，或者是寫給知交看的；一種是對下的，寫給下人，晚輩看的。內外有別，上下有別，等級觀念暫且擱在一邊。其中有特別的一種，是因娼妓而作，給娼妓看的。雖然是給娼妓看的，也是字字珠璣，沒有 敷衍了事。
而現在的書，多數還不如寫給娼妓們看的那些。古人至少以“詩言志”。而現在的書，東抄一通，西抄一通，拿出來看，連誰是他母親都不知道了，只能去讓反學術腐敗的專家們去做dna鑑定。一鑑定，原來是剽竊。
法學文章一大抄，後人抄前人的，學生抄老師的，老師抄學生的，學生抄同學的，老師抄同事的，甚至學生替老師抄。老師因為抄而戴著榮譽的光環，學生因為抄而前程錦繡。有關揭發學術腐敗現象的聲勢很大，據說有人為當院士而抄，有人為當博導而抄。怪不得有的人就當不上本專業的博導，而只能當外專業的博導。因為看到他發表的文章，盡是自己吭哧費力寫的。
編書是抄，發表文章也抄；有的作者抄，有的編輯也抄；編輯幫助抄的作者，幫助作者抄的，也不是沒有。什麼這個刊物，那個刊物，發個文章抄不抄不給發，要看和編輯有沒有交情。有時候有交情也不行，到關鍵的時候，拿你一把，還得特別地去巴結他。編輯的權力大著呢。他每年給你發上一，兩篇，三，四篇(中國的刊物一般沒有什麼限制)，有幾年下來，你也當法學 家了。
曾幾何時，刊物也有了級別之分。a級，b級，c級，d級。出版社也有級別。甚至法學家們去考證貝卡利亞的小冊子，當初究竟是哪一級的出版社給出版的。
過去常說“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現在是“有伯樂就有千里馬”。編輯是你“伯伯”，也使你“不樂”，比起你父母親還有權威。
馬克思，恩格斯抄過沒有？好像沒有。毛澤東抄過沒有？好像也沒有。如果毛澤東願意抄，那還不 發大財了。所以，抄不是馬克思主義這兒學的。
“天下文章一大抄”，原來根在這兒。中國自古以來社會科學的寫作學就沒有發展過。抄來抄去，最後還得讀論語>>。所以，中國歷史上只有不願意抄的文學家流傳於世。比起西方世界來，文學 作品倒是更加源遠流長。
法學家們，還沒過四十五歲，就發表了一百篇以上的文章的，大有人在。愛因斯坦一生才有二百五十篇的文章(有的還不算論文)。相當於愛因斯坦一生文章數量的二倍，而且還健在，活得很滋潤，還 在不斷炮製論文的人，也不是沒有。
不是以新為榮，而是以多為榮。
這樣一比較，你說中國能發表法學文章，能出版法學書籍的出版資源能有多少？
試想，如果波斯納的法學和經濟學>>改頭換面，出100本書，不是不可能的，不僅合情合理，而且合法；不僅有人會為之出，而且有人會為之賣。然後拆開來，拼起來，在發表100篇文章，大賺一把美元。不僅有廣告效應，而且有額外收益，而成本則基本上是零。那樣不是更經濟嗎？說不定，那個諾貝爾經濟學獎不會落在貝克頭上，而給了波斯納了。如果是按照中國法學家們的標準，還不是這樣？
不是波斯納不懂法，也不是波斯納不懂經濟，而是波斯納不懂浮躁，浮誇。
現在，中國的法學博士，碩士停招，高學歷的法學人才數量上也夠了。把博導，碩導們都重新審查一遍，看看他們是不是有剽竊史。當然，有些還真的沒抄過。但是，有一大批，將因此身敗名裂。
共產黨還搞整風，三講，法學界就不能搞個整風，讓歷史從今以後寫下一片清白？
有一次，突發奇想，整理了一下自己書架上的法學書。一本書，一本書翻來翻去，掂來掂去，一本又一本的教材，專著，甚至譯作，裝了好幾麻袋，賣給了收破爛的。從此以後，買書特別慎重。從中發現個現象，所謂教材，大同小異，一百中留下兩三種，足矣。所謂譯著，也語句不通，比原文還難懂，根本就不是中文。如此，架上顯得空了，也清麗了許多。有空，翻翻刑事一體化與關係刑法論>>，刑法哲學>>，法人犯罪與刑事責任>>，每一本都是刑法學歷史上的劃時代的著作。還有王名揚的英國行政法>>，龔祥瑞們的法治的理想與現實>>，等等。我曾經給學生推薦，你即使不學行政法，你也應該讀一讀龔祥瑞的書，讀他的前言和後記，甚至你看看他的書名，也會有收穫。這就是一種質，一種質地，一種品質。
可惜這種質遠遠被忽略了。
中國法學的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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