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今日召開，此次“四中全會”以推進“依法治國”作為主題，將審議《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詳細描繪法治中國新圖景。近日五位法學專家，對本次會議備受關注的“依法治國”主題進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獨家解讀。
走“依法治國”路徑迫在眉睫
中央黨校政法教研部副教授、法理學教研室副主任張立偉表示，儘管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取得巨大成就，但各級黨政機關依法處理政務的能力與民眾日益增長的依法治國的需求之間還存在相當大的距離。現實生活中，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徇私枉法、司法不公的現象仍然存在，以權壓法、以言代法、信訪不信法的情況時常發生。
張立偉說，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國家機關、社會組織和全體人民共同參與、共同建設、全面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
張立偉指出，要真正實現“依法治國”未來就要做到以下幾點：“樹立和維護憲法法律權威;完善立法，發揮法治在改革中的引領作用;簡政放權、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維護公平正義;堅持黨依法執政;權力制約和監督的法治化;培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提高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能力。
全社會需推進人權教育 培育人權文化
我國目前大多數方面對人權保障都已經有法可依，但是，一些法律制度仍需進一步完善。比如在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方面，沒有社會保障、社會救濟、農民權益保護、農民工權益保障等方面的專門制度。
對此，中國政法大學人權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法學博士張偉表示，應該深入研究在中國設立國家人權委員會可能性。這樣一種制度安排可以編織一個人權保制度的安全網，及時、有效發現人權法律制度和實踐當中可能存在的“跑、冒、滴、漏”問題，為完善社會主義人權法律體系、化解社會矛盾做出積極貢獻。
同時，張偉還指出，人權教育應該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兒童抓起，培養社會文明的種子;從大學生抓起，培養客觀、冷靜地觀察和分析社會的處世哲學;從領導幹部抓起，培養平等地尊重、對待任何一個社會個體的人權觀念和政治智慧。
保護公民私有財產權改善空間較大
中共中央黨校政法部副教授、中央黨校人權研究中心暨人權室副主任王靜認為，法治中國應是依法治權(公權力)基礎上的對公民財產權、人格權等基本權利的有效保護。在我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還存在著一些與法治中國建設目標要求不符的現象和做法，在保護公民私有財產權方面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王靜指出，我們應當懷著強烈的公民責任感，清醒認知法治中國建設的艱鉅性和複雜性，清醒認識公民財產權保護領域的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現實障礙。
王靜表示，公民財產權及其保護作為法治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需要執政黨依法執政、政府依法行政、司法公正和每一個公民的積極參與。
簡政放權過程存在著諸多利益阻隔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王貴鬆表示，簡政放權雖然是本屆政府的開場曲和重頭戲，但其實也是自改革開放以來各屆政府一直努力探索、致力解決的問題。
王貴鬆指出，“簡政放權”是一個揮之不去卻又有點進退維谷的難題。它涉及的不僅僅是經濟改革，還有社會管理改革、文化管理改革，甚至還有政府機構改革乃至政治改革。在簡政放權的過程中，政府的手段措施有限也是一大難題。政府在主動放權的同時，卻又要承擔方方面面的責任。一旦下放了原有的重要許可權之後，便可能無所適從。
王貴鬆說， “簡政放權”還有一個維度時常被忽略，那就是中央與地方的許可權劃分，將中央不必要的許可權下放給地方政府，進一步理順中央與地方的關係。簡政放權的過程中，還存在著諸多利益的阻隔。放權其實也是在放錢。在權力下放之後，政府尋租的機會減少。而相應的財政支付、工資福利等方面的改革尚未到位，僅靠財政預算在有的地方甚至連正常工作都難以開展。
環境法律法規需加強制約力度
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副教授、中國環境科學學會環境法學分會委員馮嘉表示，我國環境執法難以取得成效，除了環境立法未對一些關鍵問題的解決提供法律依據之外，還與地方政府的消極應對存在著密切的聯絡。
馮嘉說，近些年來地方政府及其職能部門整體上並沒有嚴格按照環境法律法規的授權依法履行其環境保護職責，反而在環境法律法規的實施中扮演著不光彩的角色。造成這一環境執法問題的原因仍然出自立法。我國各項環境法律法規非常重視對汙染源的規制，但普遍忽視對地方政府權力的制約，地方政府長久以來實際上游離於環境法律法規管控之外。
從環境立法的角度改變現狀，馮嘉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
第一，改革現行領導幹部考核機制。改變現在這種單純看重gdp的考核機制。現行地方政府與領導幹部考核機制不合理是造成地方政府長久忽視生態環境保護的根本原因，要解決我國環境法律法規的實施問題，就必須著手改革現行考核機制。環境立法應當對上述新型考核機制做出明確規定。
第二，環境立法應當對地方政府環境質量負責制進行細化規定。對諸如地方政府如何對環境質量負責、負什麼責、由誰來承擔責任、由誰來追究責任等一系列操作中的具體問題進行明確規定，把地方政府環境質量負責制真正落到實處。
第三，完善行政訴訟制度。監督地方政府及其職能部門是否依法履行環境保護職責的主要力量不應是上級人民政府，而應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這其中，行政訴訟制度的完善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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