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理學院的 “國培”學習已經進行了五個周，給我們授課的有來自西南大學、重慶大學、文理學院的老師（大多是教授、博士），有來自重慶市教科院的專家，有來自部分割槽縣的教研員。授課的內容非常廣泛，有哲學、政治思想、法律、歷史文化、教學科研、教育綱要解讀、課標解讀、授課技能技巧、課堂教學模式、教學藝術、教育理念、現代教育技術等等，教學方式上除了聽報告，聽講座，也有動手實踐和集體活動，總而言之，算是內容豐富，形式多樣。
就我自己而言，我的專科文憑是參加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獲得的，是實實在在付出了時間和精力的，這個文憑是有含金量的。雖然專科文憑對現在的很多人來說未免覺得輕飄飄的，但是我自己知道，這個文憑對我個人素質的提高是起到了作用的。可要說起我的本科文憑就慚愧了，除了付出幾千個大洋，別的什麼也沒付出，所謂的函授、電大，我不能說所有的都是假的，反正我是絕沒有下什麼真功夫就輕而易舉地獲得了這個所謂的本科本本的。
沒有正正規規地進入過大學校園學習，一直是心中的隱痛和終身的遺憾。這次國培雖然短暫，文理學院也不是什麼好不得了的高等學府，但是我還是感到很幸運，姑且不論能有多大的收穫，也不寄望於就此打通我的“任督二脈”，但是有那麼一點兒機會親自聆聽教授呀博士呀這些知識精英的開導和啟迪，起碼應該會有助於我認清自己的淺薄和弱視，為以後的學習明確方向和形勢。
前面五個周的講座絕不能說堂堂精彩，次次有用，從我的視角出發，我認為有的所謂專家雖然不是北師大那位著名的教授錢志亮先生所說的“很多所謂專家就是專門騙人的傢伙”，但是有的“專家”確實是虛有其名，浪得虛名，他（她）們沒有自己的學術思想，表面看起來“著作等身”，其實幾乎都是人云亦云，胡編亂造，滿口空話套話，與其說是“平淡”，還不如用“枯燥”來形容，他（她）們的講稿都是東挪西騰弄出來的，完全沒有形成自己的東西，離開了講稿，他們就會“無話可說”、“江郎才盡”。這類人外表雖然是很光鮮的，動不動就是什麼國家級名師、研究員、課標專家、教材編委等等，要麼到過美國、日本，要麼到過歐洲，其實不是他們有多麼不得了，而是他們的“椅子”不得了。
就我個人而言，最不喜歡聽的講座是有關“教學科研”、“政治思想教育”等方面的內容。我認為，作為普通的從事基礎教育工作的教師，最應該做好的是教育教學工作，而所謂教學科研，一是沒時間去做，二是（也是最主要的方面）沒水平和能力去做。這些年中國的學術腐敗空前嚴重，這其中中國小的所謂教學科研就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我們身邊，有的人連基本的文化素養，知識功底都很缺乏，卻堂而皇之地搞起了教學科研，經驗一套一套的，論文著作層出不窮。外人不曉得，可我們自己是清楚的，這些都是假的，全是抄襲和剽竊的結果。在現在這個資訊社會，電腦時代，要搞點抄襲和剽竊簡直是太方便了，真是不費吹灰之力，這為有的人撰寫所謂的“學術論文”，獲取“學術成果”提供了捷徑。現在基層的中國小校，無論是城市，還是偏遠鄉村，哪一所學校沒有轟轟烈烈地搞幾個課題？並且還動不動就是市級課題、國家級課題。其實並不是下面學校的校長、老師們想這麼搞，而是“上有所好下必效之”，對學校來說，這其實是勞命傷財的費力不討好的事情，不但每個課題要交數目不菲的申報費、開題費、結題費，還要時不時的態度無比虔誠的請“專家”們來審查、論證，除了要搞好“桌面工作”，私下裡每個專家的紅包自然也是斷斷不能少的。學校和老師不搞課題吧，上面會說這個學校不重視教學科研工作，老師們不思進取，花錢搞了課題研究吧，也不見得能掙得多大的面子，因為你有的，別的兄弟學校也有，說不定還更多。其實大家都心照不宣，都明白不過是花錢買來的而已。真正從中得到好處的，就是上面那些“專家”和參與“課題研究”的教師。目前中國基礎教育問題多多，可是我們的課題研究研究了這麼多年，花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起到了作用嗎？真正解決了大家關注的什麼問題了嗎？沒有，純粹沒有！反過來說，比較成功的魏書生一類大師的教育教學改革經驗，全國真正有影響的一些地方和學校的教學改革（比如洋思經驗、杜郎口改革模式），哪一個是靠“課題研究”弄出來的？所以，這次的國培學習中安排的有關教育科研報告我是非常不感興趣的，心裡是非常厭而遠之的。
而對於有關的“政治思想教育”的講座，也是我不喜歡的。 其實，思想道德修養對於個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並且道德修養是一個永恆的永不落後的話題，也是一個永無止境的人生境界。中國從古至今歷朝歷代都很重視個人道德修養，“仁義禮智信”這“五常”裡面絕大多數內容都是指的道德修養，沒有良好的道德修養，越是本事大，水平高，能力強，對人類社會的破壞力也就越大，所以，任何時候我們都應該把道德修養放在個人素質發展的第一位，這是沒有任何問題的，所以《弟子規》中講到“首孝悌，次謹信，泛愛眾，而親仁，有餘力，則學文。” “不力行 但學文，長浮華，成何人”，不能身體力行孝、悌、謹、信、親仁這些本分，一味只講讀書學文，縱然增長了知識和本事，也只是增長自己浮華不實的習氣，變成一個無益於社會甚至有害於社會和他人的人，如此讀書又有何用？學文的前提是在做好個人道德修養的前提下“有餘力而學文”，這樣學成的本事才會受到人們的稱讚，才有助於社會，所以我們沒有絲毫理由輕視或者放棄道德修養。可是，在當代中國，很多人是不喜歡這些說教的，也包括我，我們都早已經習慣於聽到在“思想道德”這個詞語前面莫名其妙地加上“政治”這個詞兒，其實，對於普通大眾來說，政治離我們的日常生活是很遠的，那是政客們的遊戲，我們只要做好個人道德修養就夠了，但是，政客們不同意，他們要把所有的國人都訓練成“街頭政治家”“單位政治家”甚至“家庭政治家”，什麼事情都得先談政治，先站對方向，先劃清陣營，然後才能幹工作，才能吃喝拉撒。於是，在中國，許許多多的大耳朵老百姓，尤其是中國男人，幾乎都有著崇高的政治理想，經久不衰的話題就是談論政治，其中還有好多人人生的最高目標就是魚肉人民，玩弄政治，不過實現這個理想的只能是少數“過五關斬六將”的政治精英，更多的人是被政治所玩弄。在中國，六七歲的孩子就開始賭咒發誓一輩子“講政治”“做先鋒”。什麼是先鋒，先鋒的標準是什麼，就是看誰會“忽悠”，誰會把假話說得比真話還真，誰就有資格說自己是先鋒。因此，本來應該得到重視的道德品質教育和訓練受到了忽悠，取而代之的是假話、空話、套話，是政治口號，是堅持不懈地痛罵“敵人”（敵人也是與時俱進的，英美日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是敵人，國民黨反動派是敵人，地富反壞右是敵人，蘇修是敵人，彭德華、劉少奇曾經也是敵人，林彪是敵人，四人幫是敵人，甚至孔子也是敵人……），然後開展一些所謂的活動（曾經是運動），讓大多數人像木偶似的觀看少數人裝腔作勢的表演。我們對未成年人的道德品質培養就成了這樣一個模式：一鬨二罵三表演。這次學習中幾堂諸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國際影響”、“教育發展綱要解讀”、“思想品德工作的思考”等講座，仍然是這個模式的延續，沒有多少實質的有益的發人深思的東西，他們的講座都是自說自話，沒有互動交流。對於這幾堂講座，我基本上沒怎麼聽，也沒怎麼記，我一直在想，如果有互動交流，那問他們幾個問題，大概他們很難自圓其說吧。[蓮 山課件]
“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在前階段的學習中，也有很多課堂讓我深受啟迪，甚至有醍醐灌頂之感。比如：年輕的哲學博士鬱樂老師，淡定從容，其貌不揚，卻有著與其年齡不相稱的博學、穩重與睿智。他的講座《教育哲學視域下的教學話語模式問題》，極大地開闊了我們的視野和思維，給了我很大的震撼。他談到話語模式決定思維模式，西方文化尤其重視話語，強調錶達，思想與語言的同一，話語即思想，而傳統中國文化對話語持較為否定的態度，認為話語不過是工具，可以超越話語來獲得思想，既不重視話語內容（說什麼），亦不重視如何表達話語（怎麼說），重視的是表達的主體（誰說的）。中國古代的話語結構多為語錄體，而西方多為對話體，原因在於中國古代話語多用於農業與農村的生產生活方式，大多為沉默的形象，形成對言辭的輕視，而西方話語更多用於市場，商業，交換，討價還價的工商業生產生活方式。由此在中國形成了一種崇權話語模式（也叫威權話語模式），西方則是一種強調真實性、正確性、真誠性的理想話語情境——對話話語模式。在崇權話語模式下，形成了一種國民普遍沉默、拘謹、內向、保守的文化傳統，形成了馴服、憤世嫉俗、多重性格甚至反叛的典型性格，而西方的對話話語模式則形成了平等和自由的共性。威權話語模式將話語物件當作不平等的客體，有對受眾的壓制與馴服，因為創造力源於自由的思考與表達，所以就抑制與消磨了創造力的形成，這也是中國人創造力缺損的一個主要原因，這就是時至今日還在為兩千多年才搞出四個發明而沾沾自喜的罪魁禍首；而西方的對話話語模式則可以幫助學生自由學習、思考與表達，有利於創造力的培養。鬱樂老師舉例說美國國小教育中關於“衝突的解決”的方案：1.用中間人、調解人；2.聽對方觀點；3.將你的想法明確地、平靜地告訴對方；4.替別人想想；5.誠實地表達你的感受；6.確保你真的瞭解問題所在；7.輪流訴說，不打斷對方；8.適當妥協；9.尋找雙贏解決方案；10.如果這些都不行的話，尋求專家建議。這套適用於美國兒童解決衝突的反感被用來做中國的mba之溝通與交流培訓。鬱樂老師很反對當前大張旗鼓的經典誦讀活動，尤其反對中國小生人人讀經典誦經典，他說，這是繼續在扼殺孩子們的思維能力和創造力。鬱樂老師的話未必全是箴言，但是卻發人深思，對於我們當教師的來說，尤其應該反思自己的教學活動是否關注了學生的話語權。
來自市教科院的老專家唐果南老師，原本是一個物理教師和物理教研員，退休後搞起了教師文化素養的培訓，他的講座《文化素養——教師專業成長的厚重根基》，讓我產生了強烈的讀書慾望。
裴躍進教授是文理學院從河南引進的人才，年歲已經不小，可激情不減，他的講座《修煉美好品質，成就圓滿人生》也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併發人深省，可惜的是裴老師準備給我們講的八句話，由於時間關係，只講了兩句，也算是缺憾美吧。
來自西南大學的李森教授，他的講座是《創新教育與課堂教學改革》，以前我曾聽市教科院的一位著名專家講過創新教育，當時感覺很乏味，很空洞，似乎是水中月鏡中花，但是李森教授的講座，卻讓我實實在在地知道了創新教育並非海市蜃樓，知道了創新和繼承的關係，逐步知道了如何在眼下在實際工作中去實施創新教育。
頗具學者風度的何華敏教授，深入淺出地給我們演示了課堂教學藝術，使課堂教學藝術這個話題不再神祕莫測，不再遙不可及，而在於把握大局，做好細節。何教授尤其教會了我們如何藝術處理課堂教學中的一些細枝末節，讓課堂更自然，更協調，更銜接緊密，力求完滿無瑕。聽了何教授的課，感覺很實在，很實用。
學院教務處長漆新貴教授給我們講了教育的應然與現實選擇這個話題，從“教”和“育”這兩個字在甲骨文時期的原始意義開始講起，“教”的原初含義是在棍棒的威逼下強迫學生行為符合經典的規範。“教”和“育”最早在《孟子-盡心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才第一次合用。西方人對教育的理解是“真正的教育是促進人的靈魂轉向”（柏拉圖語），把人的心靈、精神由黑暗引向光明，由低引向高，由簡單引向豐富才是教育。由此看出中西方對教育有不同的理解和要求，根本區別在於教育有沒有“人”的概念。中國的傳統教育方式幾乎都是教師的一言堂，而西方更多推行的是蘇格拉底的“產婆術”教學方式。漆教授著重談了教育的現實選擇，他對現代教育的理解是：教育是個人和社會發展的“軸心”，教育的使命是每個人都充分發揮天賦、才能，發揮潛能，最終達到人生目標和生命的意義；教育是幫助和促進人成長和發展的一種努力而已；教育就在生活中，就在學生的成長中。他詳述了人本教育論（“三發”：發現人的價值，發掘人的潛能，發展人的個性）；教育服務論（教育為人的學習和發展服務，成為人的全面發展、個性發展、可持續發展的助手）；多元智慧理論（由以前的資料邏輯智慧和語言智慧發展到現在的八種智慧——加德納理論）。他也談到了中國當代教育存在不是“創造適合人的教育”，而是“選拔適合教育的人” 的問題……漆教授的講座對於我們樹立現代教育理念有很大的幫助。
文理學院李東平副教授的講座談到了學生的三大權利（平等權、自由權、收益權）是我們教師應該予以承認、重視和保護的，還談到教師應該樹立正確的學生觀，其中講到美國心理學家詹姆斯說的“人性中最深切的稟質乃是被人賞識的渴望”讓我印象深刻，捫心自問，何嘗不是。
其他還有幾位教授或老師給我們講到了《巴蜀歷史文化對中華民族的獨特貢獻》《中國小少兒國學熱之反思》《英國兒童十大宣言》等等，都或多或少讓我們有所收益。
在教育教學技能培訓中，讓我感到有所收穫的，一是圖書館申傳斌館長的“資訊檢索與利用”，他主要教會我們如何剛好地到網上查閱資料，還有李宗斌老師的電腦技術培訓，雖然以前也接受過此類培訓，但是李老師進一步讓我們擴大了視野，學會了更多的電腦操作技術。
……
我們班的學員來自全市三十幾個區縣，平均年齡大概在三十七八歲，最大的四十五六歲，最小的二十二三歲，雖然年齡懸殊比較大，但是並不影響彼此的交流，班級氣氛很活躍，每當討論和發言的時候，大家都當仁不讓，暢所欲言，出乎了很多授課教師的預料。班上成立了班委和臨時支部，把我們的業餘生活組織得比較豐富多彩，有爬山、籃球比賽、騎自行車郊遊、參加文娛演出、舞會等課餘活動，增進了我們的團結與友誼，讓我們的培訓學習更加充實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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