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優秀的語文教材是保證語文教學取得成功的前提，也是中華民族語言文化素質培養與傳承的基本載體。從對歷史和對中華民族未來高度負責的角度考察，語文教材編寫的改革顯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那麼，我們應該怎樣進行當下語文教材編寫的改革與創新呢? 本文就目前語文教材編寫進行一些理性思考。
一、語文教材的編寫需當作國家和民族最偉大的“公共利益”。
自從教育部引入競爭機制，鼓勵各個有條件和能力的地方可以自行編寫語文教材以來，中國語文教材頓時百花齊放，湧現出了數十種版本的語文新教材。經過大規模的實驗教學，對語文教學的批評之聲不但沒有減弱，反而是越來越激烈，甚至部分教材遭受到了社會的嚴厲批評和詬病。關於語文教材的編寫爭議，成了學界及社會關注的熱點。在眾多對語文教材的質詢聲中，對某些編者在經濟利益驅動下不顧語文教學的規律，各自為政，不顧及各學段教材基本的整體性與協調性的做法，也進行了尖銳批評。眾所周知，母語教育是關係到民族未來及民族個性培育的重大事業，是我們最崇高的“公共利益”。這要求參與教材編寫的每個人，都必須要有崇高的道德感、責任感與對民族語文教育的神聖感。
與此相反，隨著語文版本增多，經濟利益、學術紛爭日趨激烈，少數編者忘卻了民族及國家的利益，忘卻了自己肩負的歷史使命，而難以真正從一個學者的角度考慮問題。比如，高、國中語文教材的編寫，雖同處一個城市卻是各自編寫一套。王教授領銜編“高中”，而陶教授領銜編“國中”，兩套人馬基本沒有語文教材編寫的學術性往來與會議研討，卻把本地區國中、高中語文教學的連貫性生硬截斷。這樣的教材編寫，出現問題是不可避免的，也在一定程度製造了語文教材編寫的混亂。
葉聖陶、夏丏尊作為語文教材編寫的“大師”，其品格風範值得語文專家們反思。雖然歷史發展了，時代語境不同了，編寫的教材內容有所改革，但是他們嚴謹認真、一絲不苟、對民族及後代高度的責任感永遠值得學習和敬仰。在語文教材的編寫歷程中，堅持這種崇高的語文道德精神，將是我們前行的不懈動力。這也正是當前我們重新翻讀《文心》、《國文百八課》等經典時，仍然一往情深的原因所在。
二、語文教材的編寫需要堅持語文字質特徵及語文理性精神。
語文是什麼? 語文的本質就是對母語的語言文字及文化的學習與繼承。語文教材不同於其他任何文科教材，雖然有人文性，但語文的工具性是其一切特點中最首要的特徵。對字、詞、語法、語言現象、語言寫作的學習，是語文基本功的表現。堅持語文的工具性，就是堅持語文的理性精神。這種工具性是科學、邏輯、獨立和思考的，而不是道德、玄學和精神的。長期以來，一些語文教材的編寫者，總是以道德家、文學家、啟蒙家與精神導師自居，所編教材中佔據語文教材內容核心地位的是“人文主義”的精神說教與感化，而缺少一種質樸、本真、語文自身的工具主義精神。他們把語文自身的工具性誣衊為“庸俗的技術主義”，而打著“人文精神”與“生命意義”、“個性主義”的口號，倡導語文教學的“娛樂主義”、“表演主義”的教學方式，讓語文教材的編寫越來越遠離語文，而越來越靠近誰也無法說清楚的“生命”哲學和“人文”精神。
現在，一些編者還普遍強調語文教材的審美性教育，事實上如果把基礎教育的漢語課程轉換成以欣賞和審美為最主要特徵的文學教材，則偏離了語文自身的軌跡。語文教材變成了歷史學、地理學、心理學、教育學、政治學課程的補充教材，則是離開了語文教材的本質。語文課不是一般道德的語言理論課、知識課，而是發展學生言語能力的實踐課，是教師以語言理論去指導學生言語實踐的應用課。語文作為社會交際最重要的工具，必須進行實用文的閱讀和寫作教學。
遺憾的是，語文課在今天的網路時代顯得越來越浮躁，語文的工具性、知識性都沒達到理想的語文教學目的。據報道，南方某省大學聯考語文題卷中，有一段“根據閱讀材料寫一段話”的 12 分試題。幾年考下來，學生成績很不理想①。由此看出，學生語文應用能力的普遍下降已成了不爭的事實。究其原因，各地在教學內容和教學手段的使用雖各不相同，但都毫無例外地將教學目標設定在課文所體現的“人文性”上，教學中作者思想的哲理性強調有餘，關注詞語的表現力明顯不足。這是語文教材編寫及語文教學對語文字身的偏離，是一種以表象的人文關懷思想代替真正的語文理性運用。為此，必須強調在語文教材編寫時，一定注重語文的工具理性本質。
三、語文教材的編寫需要學習借鑑國外語文的編寫經驗與方法。
雖然不同的母語、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語文教育特色與個性，但是語文( 母語的語言文字教學) ，在對中國小生心理活動規律、思維規律及把握語文的技巧方法上，有很多是相通的。中國語文教材的編寫，多年來太注重功利化主義的教化作用。雖然現在打破了“人教版”一統天下的格局，但語文思維卻依然是一個模子鑄造出來的“中國特色”的語文馴化思想的灌輸，語文課程變成了其他課程的延展課程。中國語文教材編寫在編寫思維及編寫原則上，應該學習美國的編寫經驗，摒棄膚淺的虛偽說教，強調詞彙、閱讀、作文、文學的語文教學內容，強調閱讀與語言訓練的緊密結合; 注重培養直覺、注重觀察能力、注重積極的思考態度和嚴謹的邏輯思維習慣，注重學生對語文教學內容的批判性思考。只有將語文教學內涵與個性化結合，那麼，中國語文教育才有可能真正迴歸到“語文”教學本身。譬如，美國的作文教學改革與國內寫作教學普遍重視寫作技巧訓練不同的是，十分強調作文思維訓練，尤其是批判性思維訓練。美國的教師們認為，“批判性思維”不是專指給人挑毛病、提出批評，也不是同意或不同意的簡單線性思維，而是獨立意識、創新意識、責任意識的價值追求。要求學生在掌握充分論據的基礎上去分析、判斷和推理，使得出的結論或作出的判斷儘量客觀公正。②西方語文教材編寫非常注重語文對邏輯思維的訓練，強調語文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培養學生的邏輯思維及清晰的表達能力。邏輯是判斷的起點，是一種高階的認知形式，是概念、判斷、推理、分析、歸納的保證。在語文教材編寫中，通過對語言邏輯及語義的分析概括，把握語詞的構成及變化規律，提升學生對邏輯能力的把握運用。在西方及美國的語文教材中，無論是哪一個年級，都可以看到大量的關於自然、社會、人類、歷史、宇宙、生物等多種知識性的閱讀文章，既提高了學生的學習興趣，對各種知識的滿足渴求，又培養了學生的理性、科學判斷的邏輯能力。我國人教版國中語文教材曾經選編著名橋樑專家茅以升《中國石拱橋》、氣象學家竺可楨的《向沙漠進軍》、數學家華羅庚的《統籌方法》等，都是非常優秀的範文名篇，對於學生理性邏輯思維的培養具有一定的作用。
四、語文教材的編寫需要改革與創新理論以指導實踐。
目前的各種語文教材“經驗型”居多，難有大的質量上的飛躍，主要原因是語文觀念守舊，缺乏創新，缺乏借鑑和指導，決定教材編寫質量的是“教學理論”而非“課程標準”。
教學理論影響和決定課程標準，課程標準影響和決定教材編寫。教學理論的發展創新在前，課程標準研製和教材編寫在後。在語文教材及教學的探索過程中，在百年語文教學的理論建構中，無論是啟發式教學、自主性學習還是研究性學習，關鍵是中國語文教學在多大的程度上培養了學生的語文能力，即學生的閱讀能力、寫作能力、口語能力及文學能力，這些能力對學生一生的語言應用有多大的積極作用。我們時常提出“教材創新”和“教學創新”，到底應該以什麼理論作為指導來進行創新? 本文認為，中國語文教材的編寫及語文教學的改革，必須在理論上進行多個方面的努力。
新中國成立前的現代語文教學，基本上比較注重語文工具性與人文性思維的相互融合，注重對語言文字的學習與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薰陶。今天香港、臺灣及新加坡華人區域，他們的華文語文教學思維，依然沿襲著新中國成立前的語文教材編寫經驗。雖然課外的部分內容有所改變，但有些課文進入語文教材幾十年一直沒變，無論古文詩詞還是現代文等，都是民族語文千錘百煉的經典範文。他們對語文的經典性、語言性、人文性及實用性的思考與利用，都值得大陸語文教學界借鑑、思考。大陸語文教材被指責不適合現代語文教育的課文較多，並不是指傳統人文經典與古代語文的內容較多，恰恰是一些庸俗的社會學與政治學的文章較多，不僅對學生語言文字表達能力的提升無益，還教會學生虛偽與說謊。
中國語文教育理論必須走出庸俗的道德及社會工具論的怪圈。新中國成立後，語文教學基本上滑向一種政治工具論，學習語言就是學習政治說教，語言文字本身反而成了政治教育的附屬品。以制度性及政治意識形態來對語文教材進行編寫，完全忽視語文的個性教育。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多年，但語文教材庸俗的道德、政治視角依然束縛著語文的價值作用，束縛著語文的人文意義。從國小到高中，與政治、道德及虛假的“偽崇高”、“偽經典”相關的文章，至今仍有數十篇。大陸中文系的教授、學者們曾寫文章猛烈抨擊這些充滿現代虛偽道德說教的文章。③中國語文教育理論必須接受現代語言學的洗禮。改革開放後，教育理論成果層出不窮，打破了蘇聯語文模式論，特別是西方現代教育價值理論得到借鑑與運用。結構主義語言學、行為主義心理學在我國語文學界影響很大。雖然語言生成理論和功能主義語言學等理論指導下的語文教材尚沒有成型，但是，現代語言新理論的確在改變著一些教材專家的思想。譬如，行為主義心理學非常注重行為對認知、感覺、記憶、聯想及知識個性的影響，如果以行為主義心理學指導語文教學，則是以學生的自我行為為主，對課堂的動嘴( 朗讀) 性重複要求很高，反覆背誦、加深記憶和理解，教師則不需要滿堂輸入。有研究者認為，語文教學就是要堅持“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一箇中心”即以語言訓練為中心，特別要加強語言的運用。“兩個基本點”即培養語文能力( 聽、說、讀、寫、書) ，提高人文素養。顯然，語文教學一定要由“教教材”變成“用教材教”; 由“教課文”變成用課文學語言、用語言。教師由以往分析課文內容的教學，轉向以策略為導向的教學，注重讀法、寫法、學法的指導，最終目標是提升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運用語言能力以及學習能力。④百年語文，百年探索，百年爭鳴。在不斷爭執中，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語文教育研究有三次轉變。第一次是以語言為視野，代表人物是葉聖陶、張志公、呂叔湘。第二次是以文學為視野，代表人物是王麗、錢理群、王富仁等。第三次是以課程論為視野，代表人物是王榮生等。第三次轉向，使語文課程形態的多元選擇逐漸成為現實，語文教材將呈現出“多樣化”的格局。但是，在“多樣化”繁榮的虛假層面後，人們更多的是對語文教材的迷惑和對語文教學的犯難，中國語文教材的編寫到底該怎麼改? 有專家認為： “要解決當前語文教學存在的問題，改善語文課堂教學，歸根結底要依賴於語文課程的改革、語文教材編制的完善。這就要求語文教師需要從‘資格型’向‘智慧型’和‘智慧型’轉變，用語文教育來帶動學生的全面發展。”⑤還有專家認為： “教育主管部門對於國小語文教材的編寫在觀念、體制上完全可以做一些大膽嘗試，比如只要在教育部制定的語文課程標準內，完全可以放開語文教材編寫市場，同時將對教材的選擇權交到學校、一線教師手中，讓國小語文教材通過市場競爭優勝劣汰。”⑥無論有多少種意見，多少種方案，在這個浮躁與喧譁的時代，語文教材編寫需要沉澱，語文教材編寫不應成為一些人發家致富的工具，而是一種民族公共利益的歷史使命，需要更多的理性精神，責任精神和民族精神。語文教材的編寫需要真正迴歸到語文的本質，以歐美髮達國家民族語文教材編寫為借鑑，轉向一種現代、開放、民主、理性及科學的語文精神上來。
三優範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