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座談會講話

今天正好是5月23號，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做總結的那天。那個座談會開了3個禮拜，不到1個月。5月2號做的開場白，5月23號做了這個總結。我剛才打車來的路上，拿著這個“講話”在那讀，司機一看很奇怪。多少年沒看有人拿毛選了。我上次來講也拿了這本。我拿著這個講話，一邊溫習找找這個感覺。

“講話”的內容，我們中文系的都比較熟，我們很小的時候就知道這個“講話”的基本內容，但是那時候說實在的沒怎麼往心裡去，因為覺得他講的特別簡單明瞭，大道至簡，我們沒有去想這個大道，總往簡的方面去想，覺得這個很樸實的道理沒什麼可琢磨的。到80年代的時候，我們很輕易的把它給拋棄了。

80年代我們一上大學，就去學高深的文藝理論，主要是西方的，一進大學就讀克羅齊，從《拉奧孔》開始一路讀下來。我現在覺得很多人是歧路亡羊，在小道上奔跑，奔跑奔跑就忘了這個大道。到了90年代，萬流歸海。發現老毛是站在一個制高點上，說一千道一萬，他又總結回來，由於他是面對那些人，對延安的文藝工作者來講啊，他們不可能採取那種學術研討會的方式。他這個“講話”本身就是簡潔明瞭的。我們不能說這個“講話”就能解決所有問題。我們可以探討很多細節，他講的比較簡單，但是這個大問題，我覺得是有一個當下針對性的。我也不斷地反思這個大問題。一個就是立場問題，就是重提我們今天是為什麼人的問題，他講的是文藝，我想可以擴大到文化工作。我們做的整個文化工作，包括文藝為什麼人的問題。

毛強調四種人。工農兵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沒有忘記知識分子，沒有忘記市民。我們今天這個環境是一個什麼樣的環境，今天這個環境有什麼變化？今天我們的文化工作，總體上不是為工農兵的，已經明顯發生了偏差。所以我，在我的工作實踐中，我努力地除錯，調整。更大程度上傾向於底層的勞動者。我也的確有一部分的工農兵讀者，的確有。最近有一個北大保安，叫做張進京，他天天看我的部落格。他現在開始讀書，讀正經書。解放軍的基層官兵，我也接觸一些，他們讀我的一些書。但是我反思，總體上仍然未能改變我的小資產階級立場。我還是過著一個小資產階級的生活。基本傾向和情趣還是這樣的。但是我願意向講話所指出的方向，不斷地靠攏。在這個講話裡邊，毛澤東也說過了，他自己也有個轉變過程，別人的衣服，如果是知識分子的，他可以穿，如果是勞動人民的，他覺得彆扭，他不能穿，人總是有一個過程的。我也有一個過程，努力地和三教九流的人接觸。我倒是一直是這樣的，沒有改變過。我從小就覺得那些學習成績好的同學沒什麼勁，從小就是和壞孩子打交道。我現在也喜歡在小飯館裡吃飯，跟一些民工說話等等。但是我現在這樣做的時候，我的立場仍然是一個士大夫的立場，仍然是帶著我的趣味，好像有一個東西是不可改變的。這是一個困惑。我就想，我們以前大量知識分子被改造後，為什麼產生了怨恨、抗拒，然後到今天反攻倒算。我昨天看了範曾的回憶錄，他說他到五七幹校去勞動，他看成是一個迫害。但是範曾對毛澤東還是很有感情的。他還喜歡毛澤東的詩詞，但是對那段生活，大部分那些人都有一種抗拒。

所以我想這個立場改造，是不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有時候我就想這個問題，到底改造到什麼程度。這就像儒家所說的無限的自我修養，這個無限的自我修養，對人要求到一個什麼程度，我覺得這是一個問題。講話用了很大的篇幅，掰開揉碎地講要為什麼人，為工農兵，為什麼？這個講話有一個環境，當時是抗日戰爭這個情況，我覺得中國今天的這個狀況，現在到底什麼是最重要的？我覺得現在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都空前尖銳，實質上的尖銳。但是在文化層面，沒有得到顯揚，人們群眾意識不到。從文化工作角度來說呢，我們工作沒有做到位。

在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中，這兩者相比，應該更傾向於哪個？我覺得我們目前策略上應該更傾向於民族鬥爭。其實正是我們這些人，在努力地團結最大多數的同胞，寬容一切可以寬容的人。我覺得不寬容的，恰恰是那些利益集團的代言人。他們是非常不寬容的。毛澤東講的兩個標準，一個是政治標準，一個是藝術標準。政治標準第一。政治標準這一條，壓迫者統治者利益集團，他們是做得最好的。從國家來說，美國是做得最好的。我在多年的觀察思考中發現，美國是最講政治的，都講到每個人的骨子裡。美國人基本上都有這個政治嗅覺。你一旦流露出對毛澤東的好感，他立刻整個身體都變化了。他就把你掛到一個檔案夾裡去了，他對這個資料夾敬而遠之。他們這個政治工作是做得這麼好，實際上他這是政治掛帥。但是他給你扣的帽子是你講政治。政治那個東西，它是一個制高點，天王山一樣的，他是要打掉你的政治意識，他卻老要保持政治意識。這是一個必須要爭奪的問題。我覺得這些年來我們對這個問題是比較糊塗的。包括我自己，因為我在文學方面有士大夫的情趣，我有時候也會忽略掉一些問題。比如說前兩年的那個《色戒》，一開始我沒注意，後來是黃紀蘇提醒我，我趕快去看，原來這個問題這麼嚴重。很多時候，我們忽視了政治標準。我覺得現在尤其要強調這點。因為政治標準講的，不是一個口號的問題，而是一個對誰有利的問題。對哪些人有利，對哪些人利益大，對哪些人利益小，我覺得目前在國內，我們要把這個問題向人民講清楚，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但是對誰有利對誰有弊，這個利益的大小，要講清楚。

現在民族矛盾是一個重點，但是我們心裡要非常明白，根源還是階級問題。不解決這個階級問題或者不緩和矛盾，是不可能解決民族矛盾的。

這個“講話”還談了普及和提高問題。這是一個難點。因為我們整個的文化機制就是打壓向著工農群眾的普及。我們的網路媒體大量地充斥著粗俗的色情的，直接刺激你慾望的東西。那個不是“普及”，那恰恰是迷魂藥。普及不是說形式上的普及，它的內容應該是高尚的、高階的，應該包括著深刻的思想，而不是那些注了水的東西，所以我們現在看到貌似為底層人民服務的，其實那些不是他們所需要的，不是對他們有利的。我前天在海峽衛視談深閱讀和淺閱讀的問題。有一位嘉賓是南方週末的，他說人就應該淺閱讀，人就應該讀網路上的東西。因為這是人性的，大家都需要的等等。但是他說的需要呢，其實是被製造的消費慾望，包括消費文字的慾望，是把人們群眾變成沒有頭腦的沒有自制能力的人，推銷什麼，他就買什麼。而我們所說的這個普及，它的骨子裡應該是一種不謀商業利益的，為人民長遠利益考慮的，形式上要容易懂的。在我們學術界這麼做，是有非常大阻礙的，需要非常強大的意志力來這樣做。因為我們實際上的第一讀者是文化界的人，是文化界的同行。文化界的同行呢，有很深的陽春白雪情結，他會覺得你這種東西像通俗文藝，像郭德綱、趙本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