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不善於講話的人，極少發表演說，今天破例在這裡講話，只是為了報答日本朋
友的友情。我講友情絕不是使用外交辭令，我在這個詞裡傾注了深切的感情。友情不是空洞
的字眼，它像一根帶子把我們的心同日本朋友的心牢牢地拴在一起。想到日本朋友，我無法
制止我的激動，我欠了你們一筆友誼的債。我不會忘記“四人幫”對我橫加迫害要使我“自
行消亡”的時候，日本朋友經常詢問我的情況，關心我的安全。而我在被迫與世隔絕的十年
中也常常想起同你們在一起度過的愉快日子，從這些回憶中得到安慰。今天我們又在一起歡
聚了，我的興奮和歡欣你們是想得到的。
我是一個不善於講話的人，唯其不善於講話，有思想表達不出，有感情無法傾吐，我才
不得不求助於紙筆，讓在我心上燃燒的火噴出來，於是我寫了小說。
我不是文學家，但是我寫作了五十多年。每個人從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學。我從小就喜歡
讀小說，有時甚至廢寢忘食，但不是為了學習，而是拿它們消遣。我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會成
為小說家。我開始寫小說，只是為了找尋出路。
我出身於四川成都一個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在二三十個所謂“上等人”和二三十個所謂
“下等人”中間度過了我的童年，在富裕的環境裡我接觸了聽差、轎伕們的悲慘生活，在偽
善、自私的長輩們的壓力下，我聽到年輕生命的痛苦呻吟。
我感覺到我們的社會出了毛病，我卻說不清楚病在什麼地方，又怎樣醫治，我把這個大
家庭當作****的王國，我坐在舊禮教的監牢裡，眼看著許多親近的人在那裡掙扎，受苦，沒
有青春，沒有幸福，終於慘痛地死亡。他們都是被腐朽的封建道德、傳統觀念和兩三個人一
時的任性殺死的。我離開舊家庭就像摔掉一個可怕的黑影。我二十三歲從上海跑到人地生疏
的巴黎，想找尋一條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說救人救世，未免有些誇大，說救自己，
倒是真話。當時的情況是這樣：我有感情無法傾吐，有愛憎無處宣洩，好像落在無邊的苦海
中找不到岸，一顆心無處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靜，我就活不下去。一九二七年春天我
住在巴黎拉丁區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層樓上，一間充滿煤氣和洋蔥味的小屋子裡，我寂寞，我
痛苦，在陽光難照到的房間裡，我想念祖國，想念親人。在我的祖國正進行著一場革命與反
革命的鬥爭，人民正在遭受屠殺。在巴黎掀起了援救兩個義大利工人的運動，他們是沙柯
（n．sacco）和樊宰底（b．vanzetti），他們被誣告為盜竊殺人犯，在美國麻省波士頓的
死囚牢中關了六年，在我經常走過的街上到處張貼著為援救他們舉行的“演講會”、“抗議
會”的海報。我讀到所謂“犯人”之一的樊宰底的“自傳”，裡面有這樣的話：“我希望每
個家庭都有住宅，每個口都有面包，每個心靈都受到教育，每個人的智慧都有機會發展。”
我非常激動，樊宰底講了我心裡的話。
我的住處就在先賢祠（pantheon）旁邊，我每天都要經過先賢祠，在陰雨的黃昏，我站
在盧梭的銅像前，對這位“夢想消滅壓迫和不平等”的“日內瓦公民”訴說我的絕望和痛
苦。回到寂寞冷靜的屋子裡，我坐下來求救似地給美國監獄中的死刑囚寫信（回信後來終於
來了，樊宰底在信中寫道：“青年是人類的希望。”幾個月以後，他給處死在電椅上，五十
年後他們兩人的冤案才得到昭雪。我在第一本小說）上連載，第二天我便接到他在成都自殺
的電報，我的小說他一個字也沒有讀到。但是通過這小說，許多人瞭解他的事情，知道封建
家庭怎樣摧毀了一個年輕有為的生命。
我在法國學會了寫小說。我忘記不了的老師是盧梭、雨果、左拉和羅曼·羅蘭。我學到
的是把寫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我認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
致，是作家把心交給讀者。我的小說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結果，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
次又一次的收穫。我把作品交給讀者評判。我本人總想堅持一個原則，不說假話。除了法國
老師，我還有俄國的老師亞·赫爾岑、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和高爾基。我後來翻譯過屠格涅
夫的長篇小說上
發表的。我在報刊上發表文章越多，來找我組稿的也越多。我在文學界的朋友也漸漸地多起
來了。我在一九三三年就說過：“我是靠友情生活至現在的。”最初幾年中間我總是埋頭寫
八九個月，然後出去旅行看朋友。我完全靠稿費生活，為了寫作，避免為生活奔波，我到四
十歲才結婚。我沒有家，朋友的家就是我的家，我到各處去看朋友，還寫一些“旅途隨
筆”。有時我也整整一年關在書房裡，不停地寫作。我自己曾經這樣地描寫過：“每天每夜
熱情在我的身體內燃燒起來，好像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眼前是無數慘痛的圖畫，大多數人
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它們使我的手顫動。我不停地寫著。環境永遠是這樣單調：在一個
空敞的屋子裡，面前是堆滿書報和稿紙的方桌，旁邊是那幾扇送陽光進來的玻璃窗，還有一
張破舊的沙發和兩個小圓凳。我的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紙上移動，似乎許多、許多人都藉著
我的手來傾訴他們的痛苦。我忘了自己，忘了周圍的一切。我變成了一架寫作的機器。我時
而蹲在椅子上，時而把頭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來走到沙發前面坐下激動地寫字。我就這
樣地寫完我的長篇小說《家》和其他的中篇小說。這些作品又使我認識了不少的新朋友，他
們鼓勵我，逼著我寫出的小說。”這就是我作為“作家”的一幅自畫像。
一九三二年在上海發生的戰爭，使我換了住處，但是我沒有改變我的生活方式，也沒有
停止寫作。
一九三四年底我到日本旅行，我喜歡日本小說，想學好日文，在橫濱和東京各住了幾個
月。第二年四月溥儀訪問東京，一天半夜裡“刑事”們把我帶到神田區警察署關了十幾個小
時，我根據幾個月的經歷寫了三個短篇《神·鬼·人》。
我感到遺憾的是我學習日語的勁頭也沒有了。因此我今天還在收聽上海人民廣播電臺的
日語講座，還不曾學好日語。
這年八月，上海的朋友創辦了文化生活出版社，要我回去擔任這個出版社的工作。
我編了幾種叢書，連續二十年中間我分出一部分時間和精力，花在文學書籍的和翻譯方
面。寫作的時間少了些，但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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