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政黨的地位解讀

一個政黨能否獲得執政地位，不以政黨的主觀意志為轉移，而是需要經過一個歷史選擇和人民選擇的過程，需要經過政黨在本階級、階層人民的支援下不懈奮鬥的過程，如何正確理解執政黨的地位呢?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收集整理的執政黨的地位解讀，歡迎大家閱讀。

執政黨的地位解讀篇一

“我認為，一個領導者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民情、民心、民意，而民心向背決定政權的存亡。衡量政策好壞的標準只有一條，就是群眾高興不高興、滿意不滿意、答應不答應。我之所以經常講窮人的經濟學、窮人的政治學和窮人的教育學，就是想讓人們懂得在中國乃至世界上，窮人佔多數。一個政府、一個社會應該更多地關愛窮人，窮人應該擁有平等的權利。在中國，不懂得窮人，不懂得農民和城市貧困階層，也就不會懂得窮人的經濟學，更不可能樹立窮人的教育觀。公平的核心是在生存、競爭和發展的機會上人人平等，而不是基於財富或其他特權的平等。一個政府如果忽視民眾和民生，就是忽視了根本。而公平和正義是社會的頂樑柱，失去了它，社會這個大廈就會倒塌。‘國之命，在人心’，說的就是人心向背決定社會的發展和政權的存亡。政府是窮人最後的希望，民眾的貧窮是政府最痛心的事。只有把這些道理真正弄懂，才算真正理解‘以人為本’的含義。”

“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這是有目共睹的，必須充分肯定。但也要看到，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還存在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城鄉差距、地區差距依然存在;一些地方還存在幹部脫離群眾，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嚴重，甚至以權謀私和貪汙腐敗的現象;收入分配不合理，有的地方社會矛盾比較突出，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做好經濟發展、社會公正、民主法治和幹部廉潔這幾件大事。這都是人心所向，無論哪個方面出了問題，都會影響到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寧。而要做到這一切，必須在黨的領導下，推進改革開放，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以上是溫家寶在紀念南開中學100週年大會上講話的摘要。

如果說，國民黨的失敗，除掉自身的腐敗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共產黨給打敗的;那麼，將來共產黨失去執政地位的根本原因，將是共產黨自己打敗自己。毛澤東曾經說過“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現在的種種跡象都表明這樣一個事實：除掉人民的不滿情緒外，共產黨內部也在不斷地分化。一些有良心，有正義感的黨員，對黨記憶體在的種種弊端深感不滿和憤怒。我們都希望共產黨能夠長期執政下去，確保中國和平發展，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自己之所以要寫這篇《撼動執政黨地位的十大誘因》，還是希望共產黨能夠正確認識自身存在的問題，及時拔除病根，以期健康執政、長期執政，給人民帶來幸福。同時，我們應該吸取國民黨的許多教訓，因為共產黨本身就有許多優良傳統，只要及時地、切實有效地把這些優良傳統弘揚、光大，人民會繼續積極擁護的。這樣做不僅僅是為了執政地位的安全，也是為了安慰無數在九泉之下的先烈們。為了推翻國民黨的黑暗統治，他們前赴後繼，勇敢地獻出了自己的生命。然而，僅僅六十年的時間，他們曾經用生命才除去的賣淫、吸毒、貪汙、受賄等一系列社會醜惡現象，又在中國大地上橫行。試想，如果他們現在突然復活，睜眼一看，他們用生命換來的新生活原來並沒有改變什麼，將是怎樣的一種感受?我們又有何臉面對他們說，這就是他們用生命換來的生活呢?因此，無論是為了逝去的人們，還是為了生活在今天的人們，或是為了子孫後代，我們都要檢討自己的所作所為：你所做的一切，能否對得起前人、今人、後人!這一切已經不是什麼道德、良心的問題了，而是歷史責任!為此，自己根據有關資料，從以下10個方面，論證撼動執政黨地位的十大誘因，以饗讀者。

一、基層組織作用喪失，黨的核心領導作用不能發揮。共產黨的“共”字下面的兩點，代表了憲法內容“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國家性質。現在，工農聯盟的自動解體，支撐“共”的兩點正在失去作用。毛澤東曾指出：“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而現在的情況是，黨的組織呈倒金字塔式：即共產黨員的人數真正在基層越來越少少，而從鄉鎮機關到縣直機關、到市直機關、到省直機關則越來越多，毛澤東的建黨學說已經被完全顛覆。“共”下面的一橫代表的是統一戰線，而現在的統一戰線工作究竟是個什麼樣子，大家都心知肚明。中新社北京11月4日電 中央國家機關工委統戰(群工)部部長談宜彥4日在召開的“機關統戰工作規律研討會”上指出，機關黨外人士隊伍後繼乏人、普遍面臨青黃不接的問題，特別是一些民主黨派，由於門檻過高等原因，成員發展比較困難，應引起關注。”

“ 調研發現，機關黨外人士在政治上的成長存在相對滯後等問題，特別是在職務晉升、輪崗交流、掛職鍛鍊等方面機會較少。同時，與本機關中共決策層的溝通少，參加機關事務和民主管理的機會少等問題。”

“與會者認為，中央國家機關是國家政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承擔著重要任務和職能。中共黨外知識分子在中央國家機關數量多、分佈廣、層次高、影響大，是中央國家機關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他們思想相對活躍，普遍認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支援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政治抱負正在增強，對單位的認同度較高。”

“與會者指出，要探索新的工作舉措，拓展黨外知識分子建言獻策的渠道，充分調動和發揮黨外知識分子優勢，使參政議政工作再上新的臺階。要有計劃有組織地通過各種途徑對黨外知識分子進行培訓輪訓，不斷鍛鍊和提高黨外知識分子的理論水平。同時要為他們創造接觸實際的機會，有計劃地組織他們深入基層瞭解民情，增長見識，拓寬視野，不斷提高建言獻策能力。”

“此外，做好機關統戰工作，要從提高中共黨的執政能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構建社會主義和諧文化、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戰略高度，加強和改善對機關黨外知識分子工作的服務，吸引黨外知識分子為經濟社會發展和機關事務建功立業。”

這也就是說，共產黨要搞好，就必須鞏固工農聯盟的基礎，就必須加強統一戰線，否則，這個“共”也就無法成為“共”字。

現在的問題是，黨的核心作用正在被逐漸消弱。這首先表現在黨的核心成員的表率作用的喪失。從披露的大量材料中我們可以看到，出問題的都是黨內的一把手。由此，我們又怎能相信其他人能夠真心真意地為人民服務呢?又怎能夠相信他們能夠把工作搞得讓人民放心呢?其次是人民群眾的不信任感逐年增加。現在，信仰佛教、基督教的人越來越多，人們寧願相信虛無縹緲的宗教，自我安慰、自我麻醉，而不願相信所謂的組織說的。因為，普通的老百姓要想辦一件事情實在是太難了。長此以往，老百姓完全麻木了，自然就造成了黨的號召力下降。例如，在已經發生的抗洪、抗震救災，山火撲救等大的自然災害面前，當地政府已經很難有效地組織老百姓進行抗災。也就是說，人民群眾同執政黨的關係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那種魚與水的關係早已是神話了。在這種演變的過程中，其根本責任不在老百姓，而在執政黨。

2、利益集中到小部分團體和少數人手中，所謂“共產黨”已經完全脫離共產黨成立之初的宗旨。國，是全體人民所共有的，黨是少數人的，黨與國必須分離。即國家的財富不能等於是黨的財富，國家的錢是大家都有份的，而不是專供黨內少數人用的。每一個納稅人都要能夠明白自己所繳納的稅到底用到了什麼地方?中石油大賺1200億 最賺錢央企明喊虧實盈利。　中石油喊虧，不期然遭遇國資委的“棒喝”———就在10月20日中石油總裁周吉平的“今年公司煉油業務將出現淨虧損人民幣500億元”話音剛落，21日，國資委釋出了《央企20xx年度分戶國有資產運營情況表》，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以淨利潤1241.8億元成為“最賺錢央企”。顯然，這不過是中石油的“老生常談”。根據國資委的資料顯示，中石油集團、中國移動、中海油集團、中石化集團分別以1241.8億元、972.7億元、742.3億元和721.2億元的淨利潤分列央企賺錢榜前四位。

作為壟斷行業，石油的淨利潤蔚為可觀———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三家石油石化巨頭20xx年共實現淨利2705.4億元，比上年增長47%，實現營業總收入40446.9億元，比上年增長43.4%。國資委報告稱，這樣的業績歸功於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家企業加強生產經營管理，積極開拓國際市場，20xx年國際油價持續走高更使其收益大幅提高。

我們都知道，中國擠進世界五百強的企業幾乎都是國有企業，用國家的實力同世界上的資本家較勁，這也算是中國特色。然而，這一切跟中國老百姓一毛錢的關係都沒有。從上面的報道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中石油在大賺1200億的同時，反而大喊虧了500億。如果不是國資委公佈的數字，一般的老百姓又怎能夠知道中石油是最賺錢的單位。問題還不僅僅是這些，中石油之所以要喊虧本的原因，是要國家的補貼。當這一切都大白於天下的時候，一般的老百姓想哭都沒有眼淚。試想，一般的老百姓，你能夠用什麼辦法得到國家的補償，而國有企業平時賺的時候都是自己的，一旦虧了則是國家買單，這是怎樣的一種制度呢?

3、徇私枉法，草菅人命。“司法腐敗是最大的腐敗。”這時xx在黨的位置上說的。當人民不僅失去了法律的保護，而且還受到了不公正的判決，可想而知，這已經不是簡單的失去民心的問題，而是為執政黨樹立了更多的敵對力量。根據官方公佈的數字顯示，在上訪總量中，有四成是關係到司法不公的案件。由此，我們不難看出，目前司法腐敗的嚴重程度，以及它對執政地位的危害程度。還有資料顯示，在在押犯人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冤案，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可判可不判的，(這中間有沒人、沒錢的，有法院為了完成任務頂數的。)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才是燒、殺、盜、搶，屬罪大惡極應當判刑的。我們從已經報道出來的趙作海案、聶樹斌案中，都可以看到這些問題的嚴重性。

我個人認為，上訪是一件應該讓執政黨感到高興的事，因為，上訪人最起碼還是相信執政黨的，他們還是希望有青天在。一個有正常思維的人，如果不是被冤枉，他是不會去上訪的，尤其是在當前的形勢下，不是萬不得已，他一定是不會去的。可是，現在像抓犯人一樣的抓上訪人，確實讓國人寒心。這正如面對滾滾洪流，我們究竟是該堵呢，還是該疏呢?當人們真的不去上訪了，也就說當人們真的對執政黨失去信心的話，他們一定不會去上訪了，而是會採取更加敵對的方法，到那時，形勢將會變得比現在更加糟糕。

為了有效預防冤假錯案的發生，各級司法機關都出臺了錯案責任追究制度，這本來是一件好事。然而，在長期的司法實踐中，我們看到了大量的冤假錯案得不到平凡昭雪，以致造成上訪案件中的四成都與司法有關聯，其根本原因就出在這錯案追究制度上。這真是一件南轅北撤的事情，出臺錯案追究制度的目的，是為了防止冤假錯案的發生，卻最終成為了冤假錯案得不到糾正的主要原因。我們看到每年都有大量的冤假錯案出現，卻很少見到冤假錯案得到平反昭雪的報道。河北省聶樹斌案驚動了全國那麼多的法律界人士，卻依然得不到平反，可想而知，一般的冤假錯案，到哪裡去通過上訪能夠得到平反昭雪呢?

4、官商勾結，壟斷資本市場。

[提要]廣東省中山市市委原副書記、原市長李啟紅因犯內幕交易、洩露內幕資訊罪和受賄罪，27日被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有期徒刑20xx年，並處罰金20xx萬元、沒收財產10萬元。

洩密 收益兩千萬。中國證監會調查認定，20xx年6月11日至20xx年7月4日股票停牌為內幕資訊價格敏感期。 20xx年6月，譚慶中向李啟紅彙報公用科技公司籌備資產重組事宜時，提到公用科技股價會上漲，建議李啟紅讓丈夫林永安購買。6月中旬，譚慶中在辦公室約見林永安，向他洩露了公用科技公司資產重組的內幕資訊，並建議其出資購買公用科技股票。6月下旬，李啟紅又在家中向弟媳林小雁洩露上述內幕資訊，並委託她購買200萬元的公用科技股票。隨後，林小雁從林永安存款賬戶轉出236.5萬元，從李啟明存款賬戶轉出350萬元，再集合其本人自有資金，籌集款項合計677.02萬元，借用他人名義在中國銀河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山營業部辦理了證券交易開戶手續，讓朋友負責買賣公用科技股票。

20xx年6月29日至7月3日，兩個證券賬戶在公用科技股票停牌前累計買入公用科技股票89.68萬股，買入資金6693262.37元，20xx年9月18日至10月15日陸續賣出，賬面收益19832350.52元。

中石油喊虧，不期然遭遇國資委的“棒喝”———就在10月20日中石油總裁周吉平的“今年公司煉油業務將出現淨虧損人民幣500億元”話音剛落，21日，國資委釋出了《央企20xx年度分戶國有資產運營情況表》，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以淨利潤1241.8億元成為“最賺錢央企”。

周吉平喊虧，無非是今年政府為緩解通脹壓力，對成品油價格實行了控制，因此中國的成品油價格並未完全反映出今年早些時候國際油價的攀升，這是造成中石油今年煉油板塊鉅虧的重要原因。

“石油企業‘喊虧’似乎已經見怪不怪了，”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行內人士分析指出：“‘哭窮’的好處，無非是要補貼、要政策，或者要民心。”他指出，由於頭上頂著“壟斷企業”的光環，大家都認為“盈利”是必然的，所以“喊虧”相當於給市民打打“預防針”。“可這次太不湊巧了，正好又遇上了國資委發榜單，”該人士指出：“當中石油、中海油和中石化都擠進前四名時，勢必再度引發大家的不滿，也對新的成品油定價機制產生一定的輿論影響。”

5、警匪一家，治安狀況堪憂。中新社太原10月25日電 (任麗娜)身家過億的原山西省陽泉市公安局巡警大隊長關建軍涉黑案，25日在該省長治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

以公安局巡警大隊長關建軍為首的黑社會組織，十幾年來在山西陽泉市一帶尋釁滋事、暴力討債、聚眾賭博、故意傷害、非法拘禁、敲詐勒索，利用違法犯罪手段迅速積聚起鉅額財富。

20xx年5月，山西省公安廳成立“5·6”專案組，徹查關建軍為首的涉黑組織。

據悉，專案組共收集、整理其涉嫌違法犯罪的書證、物證一千餘件;抓捕了56名涉案成員，查明該組織10餘年來違法犯罪案件46起，凍結該組織資金2.5940億元;查封該組織在北京等地的房產27套，價值1億多元;扣押車輛30餘部，其中關建民的一輛勞斯萊斯轎車價值840餘萬元。

後經過兩次補充偵查，截至法律規定移送審查起訴的最後時限，專案組共移送審查起訴43人，涉及49起案件事實，涉嫌罪名24項。除騙取貸款罪以外，關建軍“壟斷”了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等23項罪名。

此外，有關部門還扣押了大量金條、銀錠、玉器、首飾、文物收藏品、名錶等奢侈品，查封了陽泉犬業協會、南苑天露、花賀天地等多個經濟實體。

6、盲目城市化，造成大量失地農民和大量無業遊民，迫使他們走向犯罪道路。農村鄉村鄉村兩級政權的消弱，是動搖執政黨地位的根本原因。

改革開放以後，隨著農村大量剩餘勞動力向城市流動，鄉村兩級政權便開始喪失其主導作用。從最先的計劃生育難、收提留款難，到最後的徵地難、拆遷難。至此，鄉村兩級組織基本喪失了其應有的職能作用。在21世紀初，我曾形象地形容農村黨支部“戰鬥堡壘”的雙層作用：執政黨要求的是要充分發揮基層黨支部的戰鬥堡壘作用，而實際上，這種堡壘作用還有另外一層意思，就是上面的路線、方針、政策如果首先過不了支部成員的這一關，就別想貫徹到群眾中去。正是在這種狀況下，基層工作的重點就自然而然地放在了發揮堡壘與攻破堡壘的問題上。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群眾只認支部、上級也只認支部的局面。這種局面的形成，使執政黨的許多路線、方針、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大打折扣。例如，在執行國家計劃生育政策中，曾流行這樣一個幽默：計劃生育工作是村級明白裝糊塗，鄉(鎮)級糊塗裝明白，縣級想弄明白也弄不明白。這只是農村工作諸多中的一個側面，還有許多問題都是上級想弄清楚都弄不清楚的，導致最終乾脆不弄清楚。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鄉(鎮)一級政府的職能業也在逐漸消弱。加之農村人口的大量外流，目前，鄉村兩級政權的功能基本喪失殆盡，廣大的鄉村基本處於無政府狀態，農民各自為陣，鄉村工作寸步難行。

問題的另一面是，眾多的外流人口流出後的管理工作嚴重滯後，基本上是出於一種無序狀態。

首先，流出地基層組織不知道自己的管理物件流向何處、從事何種工作、具體的落腳地。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鬆動，提留款的免收，原來為了追討計劃生育罰款以及提留款，不得不採取嚴厲的手段搞清外流人員的詳細情況的做法，現在根本不採用了。因此，流出地對外流人員的情況基本不清。

其次，流入地基層組織的管理工作制度也非常不完善，社群很難掌握社群內的流入人員的詳細情況。尤其是在城鄉結合部地區，上述情況尤為嚴重。從監獄在押服刑人員的犯罪經歷及實施犯罪的區域進行分析看，在押服刑人員的60%都是外來人員異地作案。許多人走了一條共同的路：外出打工——實施犯罪——走進監獄。出現這種局面，既是政府的悲哀，又是千千萬萬外出打工農民的悲哀。改革開放他們沒有得到政府的任何恩惠，最終卻失去了自由!

7、教育體制僵化，教育質量下降。大中國小的道德教育必須聯絡實際，不能再應試化了。

中國青年報：在關於“小悅悅事件”的討論中，有人主張將見死不救行為立法論罪。您支援嗎?

孫春晨：我反對。法律可以保護道德，但不能取代道德。當一個人因幫助他人而遭受誣陷時，法律應明辨是非，為道德撐腰，但法律不能將道德行為變成強制性的法律義務。道德行為源於個人對道德價值的認知和行動上的自覺。如果用立法來強制公民有道德，就剝奪了道德行為主體的自由，道德行為和法律行為也就沒區別了。

另外，就可操作性而言，即使立法懲罰見死不救行為，在法律實踐中也難以實施——你如何證明一個人“見”或“未見”?

提出將見死不救行為立法論罪的人，可能是想通過法律的力量推崇“見義勇為”等道德行為，出發點是好的。但是，如果自願行為被法律規定為不得不做的事，那在一個做好事有可能給自己帶來麻煩的社會道德環境下，老百姓可能會想盡辦法規避幫助他人的責任。這就與立法意圖背離了。還有一個風險是，用法律解決道德問題還容易讓老百姓產生逆反心理。由於不做好事可能獲罪，老百姓對道德會產生畏懼感，進而反感道德。

中國青年報：在本報社會調查中心開展的一項民意調查中，超過半數的受訪者認為，面對當前的一系列問題，應加強道德教育。國家一直強調道德教育，從國小到大學都開設了思想品德課。即便如此，當前的道德環境狀況仍不令人滿意。這是否說明，既有的道德教育存在問題?

孫春晨：的確如此。當下大中國小的道德教育脫離實際生活，教學內容空洞，而且還應試化了，學生能把課本上的道德規範背得滾瓜爛熟，但不一定去踐行。

此外，學校的道德教育注重正面引導，對社會上存在的道德問題涉及較少。中國小生很難通過對教科書知識的學習提高分析社會道德現狀、辨別不道德行為的能力。當他們走向社會時，他們會發現，社會道德生活不但與教科書中講的有差別，而且很多人也沒按照書上說的那樣去做。這反過來會讓他們對所學的道德知識產生質疑，自覺或不自覺地降低對自己的道德要求。

可以說，我們的道德教育方式急需改革!我們必須讓孩子在道德場景中去認識道德對社會和個人的益處，自覺踐行道德規範。我們還應適當地讓學生了解當下社會道德領域存在的真實問題，告訴他們這些問題產生的原因及其危害，提高他們辨別善惡是非的能力。

8、官場黑暗，仕途險惡。這幾天正在準備寫《撼動執政黨地位的十大誘因》的文章的資料，已經從網上摘錄了一些需要的文章。在十大誘因中，我專門寫了“官場黑暗，仕途險惡”一節，而恰恰在這一段時間裡，湖南和江蘇省的兩個縣的司法局幹部互相打架，這真讓人大開眼界。我之所以要寫這一節，就是要接露官場的黑暗，而兩縣司法局領導幹部的互毆，給我及時提供了有利的證據。通過這兩起幹部互毆的事例，我們不難看出，官場的黑暗的形勢進一步惡化，由原來的暗中較勁，到現在的公開叫板和動手，中國官場的未來走向將更加令人擔憂。有關官場黑暗的報道也屢見報端，例如《“領導專用酒”背後是深不可測的官場黑幕》中這樣寫道：“不管是某些領導喜歡喝這類名稱的酒，以讓自己有種身份非凡的快感;還是酒廠試圖藉助這樣的名稱，以給自己的酒漲點身價，“領導專用酒”所倚靠的所謂市場，都不是平民百姓買米做飯、下館子點菜那個市場，而是三公消費屢遭詬病、權力通吃飽受質疑的背後，那個深不可測的官場以及環繞在官場周邊的漣漪。

事實上，“領導專用酒”是多種不良風氣共同作用下的產物。新聞說，山東天地緣酒業市場部的主管崔先生稱，現在不叫“領導專用酒”了，“已經改名叫接待特供酒”。曲徑通幽的“接待”、巧立名目的“特供”，不改侍奉領導的實質。官場這種以特權為傲事、以巴結為常事、以在酒場聯絡“感情”為樂事的風氣不改，“領導專用酒”無論是沿用本名還是改作其他名稱，都是一種“毒”酒。

“領導專用酒”這個名稱，也有酒廠給自己的產品臉上貼金的可能，但我們不難看出，酒廠這樣一種風氣，依然來自於官場或者官場周邊的影響。為何生產“領導專用酒”而不生產“工人專用酒”?因為領導好這一口，更因為領導有權，而社會對權力感到無奈之後轉而變得崇拜權力，因此工作、生活中各個環節，哪怕是屁大的小官場內，哪怕只是招待蝸牛大的小領導，也以喝領導常喝的酒、住領導常住的酒店、玩領導常玩的專案為目標，蔚然成風。至於“領導專用酒”是否真的領導常喝那是次要的，關鍵是看中這個名頭、學足這個派頭。

更重要的是，“領導專用酒”還涉及到送禮的風氣，以及官場公款吃喝的風氣。送什麼酒能比送“領導專用酒”更能體現領導的尊貴呢?點什麼酒能比點“領導專用酒”更能博得領導在飯局中滿意呢?喝“領導專用酒”的人，想必不會自己掏腰包，不信你看普通老百姓的家庭宴會，估計找不出這麼燒包的。

這篇文章僅是從“領導專用酒”的方面論述了官場黑幕，我們再看另外一篇文章是怎麼描寫官場黑幕的。範子軍在《官員互毆“兩敗俱傷”呼喚官場正義》中這樣寫道：“因一次人事安排引發的爭執，衡陽司法局正副局長在黨委辦公會上大打出手，一度受到網民的密集圍觀，更引發了人們對民主決策、權力約束的反思。因不滿副局長提反對意見而掄起拳頭的正局長被停職了，抵制正局長不按程式規定調人的被打副局長廖曜中卻蒙生去意，準備解甲歸田了，這種“兩敗俱傷”的結局未免叫人沮喪。”

“同在湖南，臨湘市原副市長姜宗福，自稱官場另類，發文炮轟高房價，揭祕官場潛規則，同樣受到公眾輿論的強烈關注。不久便被組織安排，退出官場進入了學術教育界;衡陽廖曜中副局長又何嘗不是個官場另類，只不過他不像姜副市長泛泛所指，而是將矛頭直指班子一把手，更宣稱為反腐英雄，官場還會容得下他嗎?”

“就在人們關注著局勢的發展、關切著兩位官員命運的時候，廖副局長高調宣佈將辭官務農，開辦農業公司，抑或做執業律師。從相關的資訊來看，這似乎是一場“蓄謀已久”的“戰爭”，隱忍三年終於“火山爆發”，也有人說與廖曜中剛烈的脾氣有關，無論如何總讓人感到不堪，難道權力磁場裡的監督與被監督，就該付出慘痛代價，官場另類都得黯然退場?”

“顯而易見，這是權力正義不彰的結果。做老好人，搞一團和氣，個別不怕得罪人的“直性子”、“老實人”則容易受到排擠、打擊，出了問題，發生矛盾，是非不分、不講原則，要麼和稀泥，要麼各打五十大板，甚而出現故意偏袒、排斥異己等現象司空見慣，這樣的潛規則當下其實有著不小的市場，導致少數地方、部門，民主決策成空談、內部監督成虛設、權力約束很乏力，正氣得不到張揚。”

“無論是被出局還是主動出局，兩位“官場另類”的人生歸宿，無疑都值得有關各方認真反思和檢討。權力正義不彰，執政為民就容易打折;官場正氣不樹，政治文明就難言進步。外部監督這隻啄木鳥不可少，“另類”的存在無疑有助於增強內部“自淨”功能。這顯然既離不開制度、法紀的保障，又不都是靠制度、法紀都能解決問題的，而需要依靠官員、權力的良心、自覺和謙抑。”

上面的文章都是別人寫的，而不是我無中生有編造出來的。實際上，所有身在官場中的人都知道官場中的潛規則，只是沒有誰敢說出來而已。當然，也沒有誰敢說出來。

9、信仰缺失，道德淪喪。　法律可以保護道德，但不能取代道德。提出將見死不救行為立法論罪的人，可能是想通過法律的力量推崇“見義勇為”等道德行為，出發點是好的。但是，如果自願行為被法律規定為不得不做的事，那在一個做好事有可能給自己帶來麻煩的社會道德環境下，老百姓可能會想盡辦法規避幫助他人的責任。這就與立法意圖背離了。還有一個風險是，用法律解決道德問題還容易讓老百姓產生逆反心理。由於不做好事可能獲罪，老百姓對道德會產生畏懼感，進而反感道德。

近來，廣東佛山女童小悅悅被碾軋身亡的事件引起全社會關注。該事件就像一把尖刀，刺中了我們這個道德虛弱的社會的心臟。針對“小悅悅事件”及其引發的全社會關於道德問題的大討論，中國青年報記者日前採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中國倫理學會祕書長孫春晨。

中國青年報：您怎麼看“小悅悅事件”?

孫春晨：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社會對道德問題的討論從未停息過。早在20世紀80年代，隨著市場經濟機制的引入，社會上就有關於市場經濟導致道德“滑坡”還是“爬坡”的論爭。20xx年“彭宇案”的判決，把能否見義勇為這一問題擺在了人們面前。這次“小悅悅事件”則將這一討論推向了新的高潮。

從社會道德建設的角度看，公眾關注和討論道德問題是件好事。道德困惑越討論越清楚，特別是在社會道德狀況令人憂心的情況下，討論有助於我們提高對道德問題癥結的認識，這同時也說明，公眾對於道德風氣的好轉依然抱有期待。試想，如果“小悅悅事件”出來後，大家都抱著無所謂的態度，誰也沒興趣討論，那就不僅可悲，而且可怕了。

瀏覽網路上的討論，我看到，網民們在對未伸出援手的“18名路人”進行道德譴責的同時，也在進行自我道德反省。這是公眾道德良知的體現。面對極端的反道德事件，我們有權對此表達道德義憤，但我們也需要冷靜、理性地分析、討論其中存在的問題，特別是檢討我們當下的社會環境。

中國青年報：您怎麼評價當下的社會環境?

孫春晨：首先，普通老百姓怨氣比較大。分配不公、貧富差距大都是造成怨氣的原因。媒體不斷曝光的炫富、為富不仁等現象，更加劇了普通百姓的不滿情緒。而且，弱勢群體的生存和發展權利尚未得到全面、有效的維護，各種社會保障制度還沒覆蓋到所有人。面對生活的不易和不可預知的未來，一些老百姓選擇了為自己爭取更大利益，不太顧及他人。

其次，整個社會瀰漫著互不信任的社會心理。在經濟領域，消費者對商品和服務不信任;在政治領域，公眾對官員和政策效力不信任;在法律領域，公眾對司法不信任。最後這些不信任擴充套件為社會成員之間的相互不信任。這樣一來，一些基於信任的道德行為，在有些人那裡就成了不太可能的事——小悅悅很可能就是這樣被漠視的。

另外，一些老百姓對政府和官員的行為不滿意。不可否認，清正廉潔、一心為民的好官不少，但以權謀私、侵害百姓權益的官員大家也屢見不鮮。於是，人們對政府官員產生了懷疑，總覺得他們做什麼事都對自己不公平，擔心自己利益受損。有這種想法的人自然不會積極參與政府倡導的社會道德建設。

中國青年報：您是否在說官德對今天我們社會的道德水平影響極大?

孫春晨：是的。我們社會的道德環境惡化，官德敗壞是重要原因。如今，一些官員在臺上宣講道德頭頭是道，但當其以權謀私、生活腐化墮落的行徑被查處後，百姓們發現，這些官員如此言行不一，甚至連基本的法律法規都不遵守，實在太不可信了。這樣的事情多了，大家就對官員的道德水準整體上失望了。官員的行為對老百姓有示範效應，官德敗壞對老百姓的社會信任感衝擊很大。他們會覺得，社會管理者和精英都不講道德，憑什麼要求我們講道德?

官員應當成為老百姓的道德榜樣，這並不是要求他們做道德聖人。雖然老百姓希望有越來越多的焦裕祿、孔繁森，但其實只要官員能嚴格遵守政策法規和職業道德，老百姓也就滿意了。

可問題在於，有些官員連這一點都做不到。他們不僅不為老百姓辦事，還把為人民服務的權力私人化。不少老百姓還感到與官員打交道很難，覺得與他們在人格上不平等。另外一個讓老百姓痛恨的是官場上潛規則橫行，只要有潛規則存在的地方，沒權沒勢的老百姓都會感到很無力。

在民眾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的情況下，在一些官員還在恣意妄為的同時，我們讓老百姓講道德、講奉獻，那便成了“官員感冒，老百姓吃藥”。所以，我認為，要止住社會道德狀況的惡化，需要全體民眾的共同努力，其中特別要著力抑制官德敗壞

中國青年報：現在，面對各個領域不斷出現的道德問題，有不少人非常悲觀，有一種無力感。對此您怎麼看?

孫春晨：我可以理解，但如果大家只是悲觀，一味沉浸在無力感中卻不行動起來，這個社會豈不會更糟?我主張大家從改善身邊的小環境做起，堅守自己的良知與底線。比如，孝敬父母、遵守交通規則、給老人讓座、愛護環境等，這些事看似很小，卻不僅能給他人帶來便利，增加他人對社會的溫暖感受，還會給行動者自身帶來快樂和自我肯定。另一方面，政府也應不斷改善民生，努力保障老百姓生存和發展的權利，提升政府及官員在公眾心目中的道德形象。

我在《參拜玉佛寺有感》裡對於佛教為什麼在現階段能夠發揚光大時寫道：佛教自傳入中國以來，在與道教、儒教的相互滲透中，各領風騷。到了漢代以後，歷代統治者把儒學抬到國學的地位，儒學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在維護封建統治中起到了特殊的重要作用。這樣，道教、佛教被淪為次要地位，主要為民間所傳承。改革開放後，佛教再次在中國大發揚光大，正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氣勢蓬勃發展。之所以出現這種局面，一是執政黨不能夠向廣大民眾提供精神信仰的具體物件，導致民眾精神信仰的全面崩潰;二是在社會的急劇轉型中，人們的傳統觀念被徹底打破，而新的觀念一時又無法健立;三是面對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在制度建設、道德建設、法制建設等領域都不完善的情況下，人們普遍感到焦慮、迷茫、空虛、無助。在此情況下，人們就把“佛”作為自己的精神寄託，加之一些先富起來的人投資興建廟宇，從而使佛教事業在當今的中國大地上方興未艾。

10 、血遷、群體事件，執政水平低下。

中新網9月9日電最高人民法院今日在其官方網站釋出《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堅決防止土地徵收、房屋拆遷強制執行引發惡性事件的緊急通知》，通知指出，必須慎用強制手段，凡在執行過程中遇到當事人以自殺相威脅等極端行為、可能造成人身傷害等惡性事件的，一般應當停止執行或首先要確保當事人及相關人員的人身安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堅決防止土地徵收、房屋拆遷強制執行引發惡性事件的緊急通知》中指出：

近年來，一些地方在土地徵收、房屋拆遷強制執行中引發的惡性事件屢屢發生。有的被執行人以自焚、跳樓等自殺、自殘方式相對抗，有的以點燃煤氣罐、潑灑汽油、投擲石塊等方式阻撓執行，有的聚眾圍攻、衝擊執行人員醞成群體性事件，有的法院幹警不當使用武器致人死傷等等。前不久，湖南省株洲市又發生一起被執行人在房屋拆遷強制執行中自焚(經搶救無效死亡)的嚴重事件。上述事件雖屬少數或個別，但引起的社會關注度極高，造成的社會影響極為惡劣，其中的教訓也極為深刻。

執政黨的地位解讀篇二

“黨的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決定》中的這句話，涉及到一個政黨執政地位的獲取、維護和鞏固問題，體現著政黨與公共權力相互結合的內在規律，反映了我們黨對執政規律認識的深化。《決定》突出強調這一觀點，旨在警醒全黨：不斷增強憂患意識，居安思危，勵精圖治，不斷增強 黨的執政能力，以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週期率。每一個共產黨員，尤其是黨的各級領導幹部，都必須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全面理解這句話的深刻內涵。

為什麼說“黨的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的”

其一，政黨是一種政治組織，政黨與政權不是天生結合在一起的。馬克思主義認為，任何政黨都是代表一定階級、階層或社會集團，併為其根本利益而鬥爭的政治組織。任何政黨都有自己特定的政治目標，其中奪取政權是政黨的重要目標。一個政黨能否獲得執政地位，不以政黨的主觀意志為轉移，而是需要經過一個歷史選擇和人民選擇的過程，需要經過政黨在本階級、階層人民的支援下不懈奮鬥的過程。政黨與政權相結合的這種“過程性”表明，黨的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的。

其二，當今世界上政黨林立，但不是任何一個政黨都能獲得執政資格的。世界上大約有5000多個政黨，但其中執掌過或者正在執掌政權的政黨僅佔極少數。大多數政黨從誕生那天起就一直與政權無緣。有些政黨雖然執了政，但由於種種原因而垮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順歷史潮流者得天下，逆歷史潮流者失天下，這是政黨政治運作的鐵律。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取得執政地位並長期執政，從根本上說，是因為她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始終代表著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其三，奪取政權的道路往往充滿著艱難險阻，不是輕而易舉、一蹴而就的。中國共產黨之所以領導中國人民建立了新中國，由一個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鬥的黨，成為一個領導人民掌握著全國政權並長期執政的黨，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我們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找到了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理論和革命道路。中國革命的勝利是黨經歷千難萬險，在一次次挫折和失敗的痛苦考驗中實現的，是無數革命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是億萬中華兒女在黨的領導下浴血奮戰的結果。黨的執政地位來之不易，每一位共產黨員和黨的幹部都必須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樣珍惜黨的執政地位，珍惜掌握的公共權力。

為什麼說“黨的執政地位不是一勞永逸的”

其一，黨執政的合法性資源是具體的、歷史的、發展的，而不是一勞永逸的。黨的執政地位的鞏固源於黨執政的合法性。這裡所說的執政的合法性不是法律意義上的而是政治學意義上的合法性，是指政治權力得到人民的廣泛認同、信仰、忠誠和服從，它是一個政權存在、持續、穩定和發展的前提與基礎。執政的合法性主要來源於執政黨主張的意識形態及其說服力、經濟增長和執政績效、政治民主化程度、社會公正的實現程度等。執政的合法性不是靜止的、一成不變的,而是處在動態變化的過程中，執政的合法性資源必須得到及時有效的擴充，才能維繫一個政黨執政地位的存續。黨既不能只靠“打江山”的歷史功績來維繫執政後的政治合法性，也不能只靠過去已有的執政資源來支撐現實與將來的執政合法性;既不能用歷史的選擇來為現實的執政合法性辯護,也不能用人民過去的選擇來代替人民永久的政治認同和信任。人民可以繼續作出選擇，歷史也可以繼續作出選擇。所以，執政的合法性資源建設絕不是一勞永逸的事情。我們黨從執政那天起，就沒有躺在“打江山坐江山”的歷史合法性的暖床上睡大覺，也沒有固守傳統的執政資源而裹足不前，而是以與時俱進的精神不斷整合和重塑黨執政的合法性資源，有效解決著如何依靠人民、支援和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問題，這是我們黨之所以保持長期執政地位的重要原因。

其二，黨的先進性是具體的、歷史的，發展的，而不是一勞永逸的。永葆黨的先進性是黨鞏固執政地位的核心問題。如果黨喪失了其先進性，也就丟掉了賴以繼續執政的資格。黨的先進性是一個歷史的範疇，不同時代、不同階段的具體內容和要求是不同的。現在是先進的政黨，將來也有可能成為落後的政黨。判斷黨的先進性的惟一標準是實踐，歸根到底要看黨在推動歷史前進中的作用。因此，保持黨的先進性不是一勞永逸的，必然隨著時代的發展、實踐的進步和黨的任務的變化而不斷擴充黨的先進性的時代內涵。

其三，黨的執政理論和實踐能力的創新提高是無止境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黨的執政地位的鞏固，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黨的執政理論和實踐的創新能力。執政環境和實踐發展的無限性，決定了不可能有凝固不變的執政思想、執政方略、執政體制、執政方式和執政資源。執政黨必須有強大的的理論和實踐創新能力，才能做到與時俱進，為人民執好政、掌好權。因此解放思想、完善方略、健全體制、改革方式、拓寬資源都不是一勞永逸的事情，將貫穿於黨的執政實踐的全過程。離開了黨在執政理論和執政能力上的與時俱進，黨的執政地位就有可能發生動搖。

其四，黨所面臨的各種風險和挑戰，使黨面臨著鞏固執政地位、維護執政安全的考驗。從國際來看，我們仍然面臨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等方面佔優勢的壓力、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盪對我國意識形態的壓力以及敵對勢力對我實施西化、分化的壓力。從國內來看，我們黨的執政水平正面臨著來自經濟績效、政治民主、意識形態、社會和諧、黨群關係等多方面的嚴峻考驗。從黨自身的狀況看，黨內依然存在著一些影響執政能力和執政成效的問題。從世界上其他一些政黨的執政實踐來看，前蘇聯東歐國家的共產黨以及世界其他一些執政多年的大黨老黨喪失執政地位的教訓警示我們黨：黨的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的，更不是一勞永逸的。只有始終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並以改革的精神加強黨的建設，不斷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創造新的執政成績，保持和增強人民群眾對黨的執政地位的認同度和公信力，才能做到長期執政。

執政黨的地位解讀篇三

對“社會”的理解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從廣義上說，社會是指人們生活的共同體。狹義上所指的社會，是政治領域、經濟領域之外的社會事務、社會生活，包含有教育、公共衛生、社會福利、社會保障、社會救濟、社會服務、社會安全等內容。本文是從狹義的社會管理來談黨的作用。

中國執政黨的社會功能

在現實生活中，一提到政黨，人們的第一反應就是黨的政治屬性。無疑，黨是政治組織，黨活動的主要領域是政治領域。但是，政黨的屬性不僅包含有政治層面的內容，還包含有黨的社會屬性。當政黨宣稱代表某一特定階級、階層利益或全體利益時，就已經展示出本質的社會屬性。當我們說政黨在國家權力和民眾之間起到連線作用、橋樑作用的時候，也已經是在談社會與政治的關係問題。換句話說，政黨是社會的工具，僅僅當社會需要政黨，政黨能夠為社會所用服務時，政黨才能夠生存。政黨的社會政策、社會建設的走向，則直接影響到社會對政黨的支援、選擇。只不過，在很多情況下，政黨會把這種社會的需要轉化為政治訴求，通過政治領域的操作，實現對社會的服務與引導。鄧小平曾在1956年黨的八大作修改黨章報告時，把中國共產黨稱為人民群眾的工具，是符合政黨特質、符合歷史本來面目的科學判斷。用學術的語言描述，就是政黨具有社會工具性，唯有這種社會工具性得到最大彰顯時，作為政治組織的政黨才會有最大的社會群眾基礎，構成相應的黨的社會支援系統。 政黨的社會工具性決定了政黨、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具有多方面社會功能。

表達與整合社會利益功能。生活於社會之中的民眾是分為不同階層、不同利益群體的，代表某一階層或多個階層利益的政黨可以表達民眾的訴求，或對多個利益群體的訴求進行整合。這種利益表達可以通過多個不同的組織進行，但在中國條件下，最有力的表達者、整合者是中國共產黨的組織。

影響、引導功能。一般地說，政黨對社會的引導作用體現在兩大層面：或引導動亂、動盪，或引導穩定。中國共產黨老一輩理論家胡繩在上個世紀80年代談到革命與執政的區別時，曾精闢地點明：革命需要動亂，執政需要穩定。筆者高度認同這一觀點。對於正在進行革命、力圖取得政權的黨來說，各種社會矛盾越是激化，形勢越是動盪，越有利於進行革命進而推翻舊的社會秩序。但對於任何國家的執政黨來說，一般都希望獲得穩定的社會環境，社會越是穩定發展，越有利於獲得穩固的社會基礎，越有利於繼續執掌政權。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引導社會和諧、穩定，是改革發展的需要，是執政的需要，更是維繫人民根本利益的需要。這種引導功能能否轉化為現實，則與黨的自身建設、執政能力相關。

政策制定功能。社會政策可以通過國家權力機構制定，也可以通過政黨提出，再通過相應的法律程式轉變為國家意志。在中國，執政黨是政治體系框架中的領導核心，社會建設、社會政策的方向和階段性目標，往往是由黨組織來把握的，黨在社會建設社會政策中起到了確定發展方向作用。

社會協調功能。某些社會問題，如公共衛生、國民教育體系、社會安全等問題本身並不屬於政治，但這些問題的解決卻與社會制度、國家政治發展水平、經濟發展程度緊密相關。因此，協調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的關係，在社會政策中公正地協調社會不同利益關係，協調構成社會的諸要素平衡發展，就已經涉及政治問題了，也涉及執政能力。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把社會問題泛化為政治問題是有很大害處的，但也不可否認這些問題又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運作的部分內容，相應的社會問題的解決恰恰是政治協調的結果。在中國，這種協調功能、政策制定功能不是一般社會組織能夠承擔的。

中國共產黨在社會管理中的獨特作用

所謂社會管理，指管理主體對社會領域包含的諸要素按照某種特定規則進行安排，使其運轉科學、有效、合理，以達到社會和諧、穩定發展的目的。在多元管理主體中，中國共產黨具有獨特的作用。

整合社會管理資源。執政黨作為中國各項事業的領導核心，黨的組織客觀上滲透於各級、各類社會組織中，“橫向到邊、縱向到底”是對黨的組織設定的形象而真實的寫照。相對於其他社會組織，黨的組織系統對各種社會資源有較強的整合能力和便利條件，可以促進社會建設、社會管理的進步。無論從巨集觀層面來看，還是從微觀層面來看，都是如此。

黨的群眾工作與社會工作互補。群眾工作是中國共產黨的傳統優勢，群眾工作與社會工作密切相關。一是二者本質上具有關聯性。群眾工作是做人的工作，社會管理本質上是對人的管理，無論從價值理念還是從工作方式上都有相通之處。二是內容上有重合性。群眾工作與社會工作有區別。但是，在黨長期執政條件下，二者又有很大程度的重合，社會工作的內容，恰恰是構建良好的黨群關係的基礎。在長期執政條件下，社會工作的成效，直接關係到群眾工作的成效。在特定意義上可以說，社會工作是黨的群眾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基礎性、根本性工作。三是方法和手段的互補。中國共產黨在90年的歷史中形成了做群眾工作優良傳統，形成了一系列方式方法，比如，以說服教育為主引導群眾的方法，尊重群眾，等等，對社會工作也是有益的。但在新的形勢下，黨的群眾工作的某些傳統方式需要發生變革才能獲得新的活力，而社會工作中以心理學、社會學等多學科專業知識為基礎提煉而成的科學的手段和方法，亦可為黨的群眾工作提供有使用價值的借鑑。

以基層黨組織的服務功能推動社會服務。社會服務、社會救助是社會建設社會管理的重要內容。黨組織充分發揮服務社會、服務群眾的作用，是中國共產黨歷來強調的黨的宗旨和先進性的要求，也與社會管理的要求相吻合。

以黨的組織力促進社會穩定。中國共產黨在傳統上具有極強的組織力，這是從戰爭年代就已歷練出來的力量。執政後，黨的基層組織遍佈社會各個層面乃至每一角落。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黨員社會身份複雜化，黨員來自社會各個不同利益群體，有的直接處於各種不同的社會矛盾之中。黨組織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組織力，使工作於不同崗位的黨員在維繫穩定方面起到帶頭作用。

改進黨對社會管理的領導

中國共產黨在社會管理體制的領導地位是中國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但社會管理還需要創新，黨的對此事業的領導還需進一步加強和改進。

解放思想，轉變黨的領導方式。黨在社會管理中的領導地位與中國的歷史和現狀分不開。在中國，沒有各級黨委的推動，任何事情都難以大面積貫徹，這是現實，也由此產生“路徑依賴”，影響到今後選擇。因此，在堅持黨的領導的同時，有必要探討轉變領導方式問題。黨的對社會的領導體現在把握方向、制定政策、基層帶頭服務等方面，但不等於事事幹預、事事親自管理。當我們把所有的事情都攬到自己身上時，各種社會矛盾就轉化為黨群矛盾、幹群矛盾。統攬全域性、協調各方，以民主、法制的方式實現黨的領導，更符合時代的潮流。 把握好社會問題與政治問題的關係。解決社會問題是執政黨義不容辭的責任，但解決社會問題會牽涉到政治手段、機制甚至基本制度，有的社會群體性事件本身就與基層政治層面的決策、黨風廉政等問題複雜地關聯在一起。特別是在長期執政條件下，處理社會矛盾稍有不慎就激發黨群、幹群矛盾;而黨和政府工作人員的工作問題又往往易於成為引爆社會矛盾的導火索。因此，處理好二者的關係很有必要。一方面，正確分析各種社會問題的性質，分析其背後蘊含的深層次根源，不迴避不掩飾主要矛盾，提高相關工作人員的分析問題能力;另一方面，改進政治運作過程的某些環節，比如，給所有的群體平等的機會與渠道表達利益訴求，這是公正協調各方利益的重要環節，是民主與法制的問題。還需要防止兩種傾向：一是把社會問題過度政治化，二是不顧及社會問題的政治影響而過於簡單化處理。

善待社會組織，把握好黨與各類社會組織的關係。這裡所說的社會組織指各種新興的社會團體、社會中介組織。各種社會組織有其獨特的功能，在社會管理中起到重要作用，甚至可以作為評價社會自組織力的指數之一來看待。一方面，中國現有的新社會組織自身建設存在一定問題，這往往使得黨和政府不得已而去“管”很多原本可以通過社會組織來實施的事項，這導致新社會組織更難發育;另一方面，有時候黨和政府也對新社會組織抱有疑慮，部分群眾也對新社會組織缺少了解，不信任。在這種背景下，一方面，尊重新社會組織的相對獨立性，為其成長、發育提供良好的環境。另一方面，加強對新社會組織的引導，加強新社會組織自身建設，以法律規範其行為，以社會監督它們，充分發揮在其中工作的共產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而不是黨和政府直接替代新社會組織的作用。

秉持社會公正的宗旨制定社會政策。社會政策是關係人民群眾生存的大事。社會政策的制定需要全社會參與討論，這裡，民主決策，給各利益相關方以平等的機會介入到決策過程中來，是第一個重要的問題。沒有這一環節，就沒有機會與過程的公正，這是保障社會公正的政治制度設計。從黨的領導視角來看，改進黨的決策方式更是黨的職責所在。

處理好黨的領導與基層群眾自治的關係。今天談社會管理，離不開基層農村村民自治、城市社群群眾自治這樣的大背景。需要指出，所謂自治，其突出特點就是具有相對獨立性。因此，黨的領導主要通過政策制定、健全法律法規、協調各方面關係體現出來，而不是把自治組織行政化、當作下級單位來對待。時常聽到某些同志抱怨中國社會自組織力太差，但如果不給群眾自治以一定的發展空間，中國社會的自組織力就永遠無法增長，出現社會問題、群體性事件依然無法依賴社會本身力量去制衡，還是會演變為黨、政府與群眾的矛盾。這也屬於社會與政治的複雜關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