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男性比女性更認同“讀書無用”年初上海大學一名博士所撰寫的《返鄉日記》引起了公眾很有意義的討論。這討論是這個時代不能迴避的一個問題，就是知識無力，那知識無力到底是什麼呢?“知識無力”背後的隱性論據是：知識實現階層上升流動的功能在變弱。通俗地講：正是知識轉換成為財富和地位的功能在削弱，以至於農村中“舉家式”的教育投資難有直接現實回報，讀書在實用理性主導的鄉土中國變成了無用之舉。
“知識無力”背後的“讀書無用”觀念究竟是真實流行於中國當下村落中的社會事實?還是僅僅被媒介不懈炒作而盪漾在公共輿論世界裡的頭腦風暴?針對此問題我們以一箇中國西部偏僻的行政村為個案做了這樣一個研究。
截至XX年底，該村總人口1001人，樣本總數為853，有效樣本數為789。問卷調查回收結果顯示，雲鄉雍村農民總體認為“讀書有用”的佔多數(53.5%)，認為“讀書無用”的佔少數(34.5%)，認為“無所謂”的佔5.8%，“不知道”的為6.2%。其中，雍村男性農民相對於女性農民而言，更認可讀書無用，達到40%的認同度，而女性僅為25.8%。相反，認為讀書有用的女性農民(67%)較之男性農民(44.9%)高了20多個百分點。
在村落中，女性相對於男性更認同讀書的有用性，這可能與雲鄉鼓勵男性勞動力外出打工，而女性留守農村種植柑橘和茶葉的刺激性政策相關，同時也與“男主外、女主內”的中國西部村落家庭傳統習俗有關。外出務工者因為其所處的次生勞動力市場更容易直觀地看到大學生就業難、收入低下、文憑貶值等一系列有關讀書無用的底層社會現實，更容易將其在城市底層空間和次生性勞動力市場中所看到的讀書無用事實作為不容質疑的結論而傳輸給村落中其他男性農民，從而使大多數男性農民更容易形成讀書無用的價值判斷。另外，在以雍村為代表的中國村落中大部分留守子女都是由留守婦女所撫養和教育，因此，女性農民更願意內塑讀書有用的觀念，從而帶給留守子女在接受教育過程中形成積極的正能量。
上面我說的是一個總體的結論，具體到家庭，在全村262戶有效農戶家庭樣本中，共有128戶農戶家庭認為讀書有用，佔總體的48.85%;有106戶農戶家庭認為讀書無用，佔總體的40.46%;認為無所謂的農戶家庭有17戶，佔總體的6.49%;認為不知道的農戶家庭有11戶，佔總體的4.2%。總體來看，子女正在接受義務教育階段學習的農戶家庭認為讀書有用的組內佔比最高，子女僅完成高中教育階段學習的農戶家庭認為讀書無用的組內佔比最高。
農戶越富裕越認同讀書有用 越底層越認同讀書無用
從農戶財富情況分層來看不同群體所認為的讀書功用性，可以發現：村莊富裕階層對讀書有用性的認同度最高(74.4%)，其次是村莊富豪階層(55.6%)，再次是村莊中產階層(52.4%)，最低的是村莊貧困階層(26.1%);
家庭年收入處於5~10萬元之間的村莊富裕階層對讀書的有用性抱有最大的認同，而家庭年收入處於1萬元以下的村莊貧困階層認為讀書無用的比例最高。事實上，按農戶財富分層情況來看村落不同群體對於讀書的功用性觀念，則進一步確證了隱藏在村落空間中的中國式階層再生產中的底層迴圈隱性邏輯。越是貧困的農戶家庭越認為讀書無用，在村落階層上升流動渠道逐漸因為文憑社會的興起而定格為教育的今日，讀書無用論觀念反而是在村落的最底層最為盛行。
我們對雍村的研究發現：雍村中存有這樣一批農戶家庭，他們儘管在問卷調研中對教育有用性表達了認同，但在訪談中卻發現對其子女教育多采取順其自然的不作為態度和行為，他們對子女的教育態度是“讀的出來就讀，讀不出來就早點打工或者嫁人”。
越底層的農戶家庭，其對於讀書無用性的認同比例越高，因此其代際之間因教育而發生的社會流動率可能性也就越低，階層固化的癥結更多來自於這個群體，這是值得格外重視和針對性干預的現象。
農戶子女接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認同“讀書無用”
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是，農戶子女接受教育層次越高，家庭對“讀書有用”的認同度反而越低。我們按照子女已完成高等教育、正在接受高等教育、僅完成高中教育、正在接受高中教育、僅完成義務教育、正在接受義務教育以及無子女或義務教育段子女即輟學的農戶家庭七個層次來劃分雍村家庭，其中如果有兩個及以上子女的家庭都按照其第一個子女所受教育狀況來確定。
我們發現子女正在接受各階段教育的農戶家庭對讀書有用性認同度，總體高於子女已經接受完各階段教育的農戶家庭;子女正在接受各階段教育的農戶家庭中，子女接受教育階段越高，農戶家庭對教育有用性的認同度佔比越低;在子女已完成各階段教育的農戶家庭中，對讀書有用性認同度最高的反而是無子女或義務教育段子女即輟學的農戶家庭;在子女已完成各階段教育的農戶家庭中，完成教育階段較高的農戶家庭對讀書無用性的認同度佔比反而較高。
撤點並校讓農村淪為文化荒漠，讀書無用論的流行順理成章
農村學校邊遠偏僻農村的教學點從XX年的17.81萬個銳減到XX年的6.69萬個，減幅達到62.41%。如此大面積的農村學校佈局調整對村落社會產生的直接影響，就是曾經作為村落文化中心的學校逐漸遠離村落，村落從此逐漸淪為文化荒漠。
在這種變遷中，村落中處於中上層的社會階層反而更容易在城鎮化導致消費結構變化的前提下，被激發起擇校熱。因為他們將子女送入到位於鄉村學校的成本與他們將子女送入到縣城中的成本相比，反而後者更低。他們可以在縣城中租房獲得更多的務工機會，而在鄉里卻完全無法獲得此經濟收益，同時又能照顧到子女。底層家庭在付出更多的經濟成本和時間成本的基礎上，一旦得到子女表現不佳的結果時，自然也就更輕易地傾向於讀書無用的話語表達和行為選擇，進而在不刻意的文化認同中完成底層的階層再生產，這無疑導致新一波“讀書無用論”逐漸以各種方式在邊遠村落空間日益蔓延。
讓農村孩子和城市孩子享受平等的教育待遇
我不贊同撤點並校，然而恢復撤點並校之前的狀況也遠不夠。現在最根本的是要解決一個問題，就是村民的孩子跟城市的孩子要有平等的教育待遇。現在農村教育面臨的問題是投錢太少，總體上農村人均教育經費保障比城市要低得多。政府應該給鄉村孩子提供更多基本的保障。其次由於保障不到位導致農村教育做得不精細，太粗糙。
要解決這樣一些問題只有盯著每一個個體作為單位來去解決這個問題，而不是再考慮你學校該不該恢復，原來的寄宿制要不要繼續辦下去，還是要遵循教育的基本規律和規則，然後再回過頭來考慮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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