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時已晚，總有一絲可惜之意，無奈之情，也有人說為時已晚，其實不晚，現在剛剛好。
所以，當我們聽到“為時已晚”的時候，我想這是一個沒有勇氣打撈起自己的人。很喜歡一句英文諺語：種樹的最佳時間是20xx年前，僅次於它的最佳時間是現在。————題記
十年前的春天，我離開老家縣城的地稅機關闖進北京。
做這個決定的時候，我已經32歲，更可怕的是我並不知道我筆下的文字是否還有遠方，之所以離開那個安逸舒適的縣城，我只是想逃離一個狹窄、沉悶的地方，然後在一座託著天安門的城市裡大口口地喘一下氣。
我不喜歡被捆綁著甚至被奴役著去寫一頁頁歌頌與生活無關的文字，找回自己的路徑只有一路狂奔。
當一個人拎著行李包在長安街上挪著陌生的雙腳時，我感受到了堅定的內心多了些迷茫，偌大的北京城，哪裡才是我歇腳的地方?我像是一捆蒼黃的稻草闖進了肥碩的瘋長的裸露的城市，也許在奢華和爆裂的眼裡，我的突然存在就根本不存在，因為我原本就是這座城市水泥地面上吹過一枚斑駁的葉子。
那個時候還沒有汪峰今天哭泣般的嘶喊，但我在夜色的迷失中寫下了這樣一首詩：
今夜街燈很亮/卻聽到一粒麥種的嘆息/媽媽，我走在長安街上/今夜街燈很亮/我用自由和夢編制手臂/媽媽，我走在長安街上/媽媽，今夜的稻草在一隻羊的耳邊鮮綠……
說實話，相比二十年前那次趕往磚廠和建築工地的情形，雖也有彷徨，但夢那麼近，我堅信長安街上的燈都會為我的行走照亮。
十年前，一個32歲的男人闖進北京，如今40多歲的我回望這條路，耳邊卻響起了崔健的《一塊紅布》。
為時已晚的年齡，逃進長安街做著質樸而高貴的創作夢，與勇氣無關，與相信有關。
不知道為什麼，也不知道是因為寫詩寫太久的緣故，我在不經意間會陷入一陣自卑和惆悵中，我總是想多寫一本書來證明我已離開了二十年前的磚廠;而且這種跌宕起伏的心緒往往會讓我不想再回望，不想再去望那座光禿禿的猶如衣衫襤褸的山，那塊比祖父還老的青石，那幾抔沉寂而遙遠的墳塋……
一切都那麼安靜，除了日出日落，除了幾束蒼白的炊煙，這裡似乎除了絕望還是絕望，然而內心回不去了並非是拒絕和放棄，遊子的深一腳，淺一腳，卻始終走不出母親一面渾黃的鏡片。
寫了20xx年的文字，以文字謀生的靈魂總是與安寧的搖滾廝守，出版了五本書不算成功也不算失敗，但實在不喜歡折騰和喧囂;不喜歡折騰，可我的筆最擅長寫愛折騰的靈魂，比如北京的創始人朋友——“紅毛衣”老葉。
我沒創過業，也不知道創業的掙扎和喜悅是怎樣的感受，更不知道在創業的世界裡，孤獨該有多冷，多苦，多長。“紅毛衣”老葉在《創業十週年之罪已過》中說：我進城晚了兩三年，晚進城的後果是格局視野相對受限。說這個話的時候，老葉創業十週年，在行業內已形成了一定規模，在京城可以用“浩浩蕩蕩”一詞來形容文新學堂的成長。
今天的老葉已經不再有這樣的“感嘆”，在郊區貓著的那六年，在今天看來是最佳的選擇。
在《青年文摘》讀到了一段寫褚時健先生的文字。他的人生才是大起大落。曾經的“中國菸草大王”一夜之間跌入“牢獄”，從牢獄出來時褚老已經70多歲了。而他決定創業。古稀之年入獄，75歲東山再起，20xx年，85歲的褚老種植的“褚橙”常被銷售一空，褚老成為了“中國橙王”。不是每個人在“為時已晚”的時刻就寸步難移，但的確有很多人在“為時已晚”的時刻選擇了逃避和放棄。
除了褚老，還有一位我的忘年交陳九霖先生，他曾是“世界航油大王”，書寫過蛇吞象的商業傳奇，但卻深陷囹圄，在經歷了1035天的牢獄之災後，他同樣選擇了創業，今天他掌管著一家擁有600億美元潛在價值的投資公司。陳九霖先生說：“所謂的天堂不過是指人間的順境，而地獄則是指人生的逆境罷了;我從來沒有放棄理想，只是調整我的做事方式和尋找新的成功方法。不為失敗找藉口，只為成功找方法。”
我曾經受《知音》雜誌闞娟主編的委託採訪過陳九霖先生，當他談到那1035天新加坡牢獄之災時卻是開懷地放聲大笑，即便是一種一直風平浪靜的心境，也不可能發出如此豁達、坦然、飽滿的笑聲。我問陳先生為什麼內心如此明亮和清澈?他回答：地獄就在天堂的隔壁，我的世界裡永遠只有未來。
所以，當我們聽到“為時已晚”的時候，我想這是一個沒有勇氣打撈起自己的人。
很喜歡一句英文諺語：種樹的最佳時間是20xx年前，僅次於它的最佳時間是現在。
本文作者： 翟良
公眾號：稅收文藝
作者簡介：翟良，山東新泰人，正式出版詩文集三本、教育產業集兩本，自傳體長篇小說《一路狂奔》計劃出版。翟良的成長故事先後被央視、東方衛視播出，同時其成長故事被編入新課標中國學生閱讀工程系列圖書----《中學生成長讀本》。作者現供職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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