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火種》此片根據鐵流、徐錦庚榮獲度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長篇報告文學《國家記憶》改編，是為迎接中國共產黨建黨95週年重點打造的獻禮影片，由著名導演苗月執導，著名演員陳瑾等主演。《大火種》為什麼值得我們觀看，下面小編為大家揭曉！
《大火種》觀後感
6月27日，大型歷史故事片《大火種》上映。該片為觀眾講述了一個發生在90年前的真實而悲壯的革命故事：1926年冬，山東廣饒地區的中共黨員和人民群眾經過艱苦卓絕的鬥爭，用生命保護中國首版《共產黨宣言》，並使其如火種般傳播開來。
當《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記者撥通影片導演苗月的電話時，她正在四川成都拍攝新農村建設題材喜劇電影《我的村民我的村》。她說她正坐在一片橘子樹下接受採訪，自己的這兩部作品，一北一南、一悲一喜、一舊一新，“它們相當於讓我見證了中國農村近百年的‘前世今生’，這或許是命運的安排。”
兩場化學反應
“電影裡有一個情節——農民找地主要工錢。這裡我用了一個長焦特寫鏡頭——一隻只特別蒼老的手伸過去，接過一點點的錢。畫面的張力讓人心痛，當卑微者生命的尊嚴被剝奪時，革命必然會發生，他們不革命誰革命?”
對於一年前拍攝的《大火種》，苗月有一句直抒胸臆的評價：《大火種》主題是關於土地，關於卑微者的生命尊嚴，關於革命是如何發生的。久遠的歷史，該回頭看看。
作為建黨95週年的獻禮影片，《大火種》根據鐵流、徐錦庚榮獲“五個一工程獎”的長篇報告文學《國家記憶》改編。《國家記憶》從巨集觀層面記錄了上世紀 20年代山東革命的過程，有著非常龐大的架構。而《大火種》只選取了其中的一小部分，用小人物與《共產黨宣言》之間的故事來折射山東革命的面貌。
只不過，一邊是外國人寫的、理論性極強甚至晦澀難懂的政治綱領性檔案，一邊是偏遠山村目不識丁的貧苦農民。這兩個貌似不沾邊的物、人是怎麼發生化學反應並形成一個完整的故事的?
2019年春節，當大家都沉浸在過年的喜慶氣氛中時，正重寫《大火種》劇本的苗月卻在家裡“苦哈哈”地咬著牙鑽研《共產黨宣言》。“這本書讀起來比較費勁，政治理論性很強，不好看懂。”讀了一遍又一遍後，苗月終於覺得“找到了支點”——《共產黨宣言》和村民之間之所以會產生化學反應，就在於這本書能夠滿足他們對生命最本能的訴求。
影片一開始，苗月用一群飢餓的孩子抓住了觀眾的心，也為故事的發展埋下了最深層的“種子”。“孩子捱餓是最讓大人心疼的，底層人民最偉大的愛就是對下一代的呵護。所以，當《共產黨宣言》這本書流落到鄉村後，雖然村民們沒上過學，不識字，但是通過給他們講這裡面的道理，告訴他們要怎麼樣做才能有饃吃，有地種，有尊嚴，更重要的是能讓下一代過上好日子，他們就會不怕犧牲，自覺自發地跟著《共產黨宣言》走，跟著共產黨鬧革命。”苗月說，《大火種》的總投資只有1500萬元，不可能拍成《建國大業》《建黨偉業》那樣巨集偉磅礴的全景式電影，所以必須緊緊扣住小人物的命運講故事，將政治理念融在小故事裡。
其實，在苗月親自打磨《大火種》劇本之前，有人曾經提交過劇本，不過，她看完之後並不滿意。“裡面有很多情節，是為了商業上的討巧而專門設定的，比如國民黨是怎麼追查這本書的下落之類的。可是我覺得這些情節並不合適，會矮化影片的政治訴求。”
在苗月看來，為了商業討巧卻不能依靠瞎編亂造去博眼球。“現在的觀眾什麼沒看過?驚險的、刺激的、離奇的，觀眾都看過。所以，我希望通過我真誠的表達去獲得觀眾的認可，把一段看似尋常、大家都知道的歷史講好，這也是我作為一個導演，希望與觀眾之間發生的化學反應。”
還原歷史面孔
“我讓劇組工作人員去周邊所有村莊找尋‘歷史的臉孔’，他們找了1000多個人，拍了1000多張照片，我一張張看，最終選定了100多個人參與演出。這部片子裡除了主演之外，全是群眾演員，他們是山東農民最真實的面孔。”
細細看下來，苗月的電影有著她一貫的風格。從她最為人所熟知、榮獲“五個一工程獎”的《天上的菊美》，到《無蟬的夏天》《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熱乾麵的味道》等文藝電影，都有著濃濃的“詩意的現實主義”個人風格。此次《大火種》也不例外。
苗月坦言，她喜歡唯美的空鏡頭，以及用來表達情懷的大景。在山東東營，黃河溼地的景色讓她流連，也成為《大火種》影片中最美麗的風景。而在生活小景方面，她對真實質感的追求也是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影片中，為了還原北方農村家門上貼著對聯的真實感，她讓劇組用刷子一遍又一遍地刷，將對聯的歷史感、古舊感刷出來;她嚴格要求服裝、化妝、道具都要儘量復原歷史，劇組工作人員將從網上下載的歷史圖片貼了滿牆，存了滿手機，每天揣摩細節;發現村裡還有小腳老太太，她激動萬分，讓這些“活歷史”在影片中多次出現……
做到極致的，是對於《共產黨宣言》這本書的複製。苗月介紹，原版《共產黨宣言》現存於廣饒縣博物館，需要3名工作人員用3把鑰匙分別開啟才能取出來。為了在影片中重視這本書，劇組一位“90後”的美術師對著原件一頁一頁拍照，之後再一頁一頁製作，把書的原貌包括破損折痕等全部還原了。“最後審片的時候，領導跟我說‘你真厲害，這本書都能借出來拍攝’，我回答他‘這是我們複製的’。”苗月對此非常驕傲，她還特意在影片最後一個鏡頭中，藉由一個小孩的視角，一頁頁地翻讀這本書。
苗月說，這部戲“拍得太艱難”。故事的原發生地在大王鎮劉集村，但他們到了如今的劉集村後，“那裡已經很現代化了，與故事差別較大。”經過採訪、採景、複查、設組、籌備，劇組找遍了廣饒的村落，最終選定在陳官鎮張家村還原那段歷史。“那個村子快要拆遷了，我們找到兩堵快要崩塌的土牆，繞著這兩堵牆搭建了兩個老院子，一個戲臺，還做了一棵假的大樹。院子前還有一口水塘，當時裡面全是垃圾，我們花了整整一週才清理乾淨，然後還在水塘裡放了兩艘小船，儘量讓影片有歷史感，有詩意。”
劇組工作人員的共同努力深深地感動了苗月。在採訪中，她一再表示感謝的，除了山東各級宣傳部門和電影主管部門，就是與她一起並肩走過的“小夥伴們”。她說不論遇到什麼困難，這些“小夥伴們”都沒有離開，一直跟著她守著她。
6月21日，苗月在微信朋友圈發了這樣一條資訊：“回想當時的拍攝過程，種種艱辛，小夥伴們都堅持下來了，謝謝你們，想念你們，為自己點贊吧，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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