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那個與母親共同度過的夏天相信永遠不會被遺忘，那是童年裡最深的記憶，下面我們一起看看這篇《那個有媽陪伴的夏天》。
別人家孩子的童年，大都是跟著父母長大的，而我則不是，我的童年大部分時間，是跟著奶奶在鄉下度過的，因為，我的父母都是戲曲演員，他們的工作流動性非常大，一年裡，大部分時間都要出外演出，根本顧不上自己的孩子。
我是建國後鄧縣越調劇團第一批學員的第一個孩子，父母又都是大主演，為了不影響父母的工作，團裡出資給我請了個保姆跟團帶著我。當我長到一歲多時，父母的這批學員陸續結婚生子，孩子多了，團裡就有了規定，孩子一律不讓跟團，於是，我就被父母送到老家汲灘街由奶奶照看，可奶奶孩子也多，我五個叔一個姑，最小的叔叔只比我大七個月，根本管不下來，於是，我就成了一個散養的“野丫頭”，一天到晚跟著兩個最小的叔叔到處瘋跑，五、六歲時，上樹掏鳥窩兒，下河逮魚，還經常跟男孩子打架，因此被鄰居們笑稱“土匪妮子”。
其實，看似表面堅強、滿不在乎的我，每當看到別的女孩子能在媽媽面前撒嬌時，我也是羨慕不已的，可一年裡能和媽媽在一起的時間真是太少了，唉!誰讓我是個戲曲演員的女兒呢!
在我六歲那年的夏初，突然，爹媽帶著全部家當(兩口箱子，一套鋪蓋捲兒)回老家了，並告訴全家，這次回來就不走了，後來，在父母跟爺奶的談話中得知，爹媽這次是被下放回老家的，劇團還會再給父母發三個月的工資，以後就徹底不是公家人了。
父親是犯了錯誤被下放回老家的，錯誤有三：一是不能與右派老師史道玉劃清界限，二是袒護地主崽子徒弟趙興志，三是階級立場不堅定，思想有問題，不該在舞臺上演個欒平與英雄人物楊子榮搶戲。原來，作為鄧縣越調劇團的臺柱子、被觀眾譽為“小紅臉”的父親，在文革初期古裝劇被批為“封資修”後，父親作為“帝王將相的孝子賢孫”就靠邊兒站了，劇團排《紅燈記》時，父親出演的是喝粥人甲，整臺戲只有一句臺詞：“這是什麼世道啊”!排《智取威虎山》時，父親的角色是八大金剛裡的一個，連句臺詞都沒有。那天，一位領導要來看戲，問有沒有李廷安的戲，劇團領導作難了，這革命樣板戲豈能讓一個立場不堅定，思想有問題的人去演正面人物。於是，領導們思前想後，就給父親安排了欒平這個角色，誰知演到第三場，父親扮演的欒平一上場，楊子榮就問道：
“欒平”，
欒平答：“有”，
楊子榮：“抬起頭來”，
欒平：“不敢”。
此時的楊子榮一拍桌子，啪!只見戴著瓜皮帽的“欒平”一個屁股墩兒亮相，譁!觀眾席上，一片叫好，這個說，是李廷安，那個說，好演員就是好演員，演個反派也一身都是戲。當演到百雞宴最後一場戲時，沒有一句戲的“欒平”，僅靠唸白竟句句叫好喝彩，弄得英雄“楊子榮”倍受冷落。這場戲演罷，領導找父親談話，讓父親作深刻的思想檢查，父親不服，覺得觀眾鼓掌不是他的錯。最後，父親付出了代價，戴著三條罪狀被下放農村，母親也因此受到連累，和父親一起接受貧下中農的勞動監督改造了。
不管大人們是如何的不高興，但我是高興壞了，從此後，我不再是“瘋丫頭”了，白天爹媽去哪兒我去哪兒，晚上睡覺有媽媽陪伴，頭上有媽媽每天為我扎的蝴蝶結，身上有媽媽為我做的花裙子，心裡那個美呀，做夢都笑醒。
唉!小孩不知大人愁，飽漢不知餓漢飢呀!自打父母下放後，儘管爺奶不停地安慰父母，別讓他們有思想包袱，可父母作為長子長媳，也在不停的為今後的生計作打算。回家後，媽媽先把一塊衣服料子和兩塊香皂，送給了剛過門的二嬸，又把兩件漂亮的短袖送給了姑姑，後來，每個月媽媽領了工資，就慌著給一家老小添置東西。二嬸則每天早上都早早起床做飯，爺奶吩咐，家裡的粗活累活儘量不讓媽媽沾手，一家老小，倒也其樂融融。
那幾個月，我真的是好幸福，每天早晨醒來，媽媽就在床上教我唱戲唱歌背詩詞，白天出去也把我帶在自行車上，他們幹活就讓我在樹蔭下玩，特別是到了晚上，簡直就是我的幸福時光。好多個夏夜，天空湛藍，月亮高掛，星光閃閃，微風習習，媽媽總是在門前的空地上，早早的霧上水，掃好地，鋪上稿薦席子。吃罷晚飯，我就和鄰居的小朋友們一起玩耍，做著各種遊戲：藏老捫，逮羊逮，丟手絹，指星星，還有那挑兵挑將：野雞翎，耍大刀，你的人馬叫我挑”的至今不能忘懷的口令。瘋玩到十點多，媽媽會把我帶到河邊，娘倆美美的洗個河水澡，回家躺在地鋪上，聽媽媽給我講很多故事。牛郎織女的故事，就是那個時候媽媽講給我的。媽媽指著天空，教我認哪個是牛郎星，哪個是織女星，哪個是王母娘娘的簪子劃下的天河，每晚，我都是在媽媽的故事裡，漸漸進入了夢鄉。三個月的時間過的很快，第四個月，父母沒有工資了，漸漸地母親發現，二嬸不再是天天起早，而是隔一天早晨起床做一次早飯了，這時，媽媽才意識到，今後自己沒工資了，不能給家裡人買東西了，二嬸這是要爭取妯娌間的地位平等，是要媽媽與她輪流做早飯了。奶奶看在眼裡，氣在心裡，輪到媽媽早起，奶奶總會過來替媽媽，但媽媽看到每天還要早起出攤做生意的奶奶，毅然扔掉大演員架子，和二嬸一輪一天攬起了一大家子的家務活來。
那天，一位經常到家裡蹭吃蹭喝的鄰居來家小坐，可能是喝了點酒，看到我父親就笑著說：“廷安哥呀!從這個月開始，你也和我一樣了，咱倆都是農民了，地位平等了”。父親當時沒說話，還是爺爺開腔把這個鄰居攆出了家門。
是金子埋在土裡也會發光的。在父母親下放的第四個月底，在廣大觀眾的呼聲中，在有關領導的關懷下，縣裡來電話說，劇團要排新戲《收租院》，因劇中有大量越調唱腔，有關領導指示，讓父母重新回劇團，擔任主唱工作，此時，鄧縣的三個文藝團體，合併在了一起，已改名為鄧縣文工團了。
父母又重新回到了舞臺。大街上的喇叭、家家戶戶安的小廣播裡，每隔幾天就會播放父親母親的唱腔錄音，而我呢，又成了兩個叔叔的小跟班----“土匪妮子野丫頭”了。
就這樣，我跟著奶奶一直生活到了九歲，那年，劇團解散，父母都分配到了相對穩定的商業部門工作，我這才被父母接回縣城上學，正式與父母生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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